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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观察】40年前，“那三届”高考生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也是77、78级毕业35周年。高考的恢复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重阶级出身到知识改变命运。40年前的高考生，如今已是各行业中流砥柱。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那三届研讨会——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暨77、78级毕业三十五周年”上，40余名“那三届”人回望来时路，观当下，思未来。王辉耀：改革开放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那三届可以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智慧，传承历史记忆，承上启下。那三届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人才和社会解放、思想解放的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现象，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明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高考恢复是改革开放的开始。现在改革开放怎么继续深入，我们的大学教育、高考制度、教育改革、人才培养，都是今天的课题。▲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陈平原：我们这代人没有那么大成绩，但有一种韧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官员参加77、78、79级的纪念集会，说的不好听是表扬与自我表扬。在座的都是精英人士、成功人士。而我们当时参加高考的那么多人，那些没有进入大学校门的，他们最后的命运，我们必须反省。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中间九曲十八弯，甩下的有多少，心里面很感叹。举行这一类的活动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有个反省，我们走了多远的路，留下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最近这些年不断有人说77、78级了不起，出了多少领导。我说每个时代领导总是需要的，不能说明问题，下一代人到了这个年龄也都是当领导的。我们从那么低的地方走过来，是否比起此前、此后毕业的学生们更能体会民间的疾苦？是否比别的学生朋友有更多的民间关怀，决策是否有更大的意义？ 我在大学教书，我们这一代人到底取得了多少成绩，可能没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伟大。我当年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想象这一代人成长之后，天下会变得多么美好，后来发现我们努力过了，但好像不是那个样子。所以，我有点惶恐。我自己的研究特别关注近现代，所以对比“五四”那一年，那一届大学生，比如北京大学1916-1918年三届的学生。我曾经列了一个表，那时出了多少人才，他们对中国的现代思想建设的意义。而今天，不管是我所就读的中山大学还是后来就读的北京大学，我列了同学表，没有那么大的成绩。我自己读书做学问，知道我们当年起步是如此之低，走过来很不容易。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在那么低的地方起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走到的今天，还略有成绩，这就不错了。值得骄傲的是，77、78、79级的学生大都在农村摸爬滚打过，所以大体上都有一种韧性。我希望记得那时候的韧劲，也把曾经有过的那种韧劲传递给后代，让后代人知道，人生一辈子其实可能会碰到很多很多困难的，闯过去，也许就是值得我们欣赏的柳暗花明。▲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邵鸿：教改功夫在身外，跳出高考看高考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高考实际是真正恢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更不用说大家都在谈的保障了中国社会的流动。这些天来，我看了很多文章，高考不仅是个很好的教育制度，也是很重要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但现在大家都在说高考特别好，骂高考的声音好像暂时失语了。我更愿意在这里反思一下，可能这对我们纪念高考40周年更有意义。高考制度的弊端我们都很清楚，作为一种规范化的、机械的，但又有很高效率的人才考核选拔方式，它一方面有很重要的社会功能，但另一方面它以升学过关为目的，以死记硬背为基础，以揣摩迎合作为主要的方法和技巧。我想到当年王安石说改革，说把学究变秀才，最后还是把秀才变成学究，几千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没有很好的办法。增加数次考核的内容，比如特长生竞赛加分，社会服务加分，最近的高中成绩参照。这些办法从实践中看往往也存在很多不公正、弄虚作假的现象，整个社会缺乏比较诚信的条件和氛围时，这个问题就难免。提高学校招生自主权，一方面不可能大规模地实行，成本太高，而且往往导致不公正。还有人提出增加优质教育的供给，我想这个方向是对的。但目前看，基本中国高考的学生都能上大学了，只是上什么大学的问题。大家玩命地考都是想上北大、清华、211、985，学校再多，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总是稀缺的，一般意义上的增加优质教育供给不解决问题。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有几条值得重视，大家经常讲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亚洲文化圈普遍有这个问题。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身份传统。中国古代秀才考上了举人，是晋升上等人的基本台阶，在当代考上大学也是改变草根身份的一个最基本平台。为什么家长比孩子更看重，为什么大家即使读职业教育也要读个高职、本科，很大程度上是有“身份”在这里束缚思维。中国正处于宗法社会向法治社会的大转型期，中国还是人情社会，缺乏公共的诚信体系，很多在西方选择很好的方式在中国就往往会导致不公平，不公正。除此之外，我们的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僵化，极大地制约了中国教育的供给，尤其是有特色的优质教育供给。我们现在的学校体系基本是有行政层级的，学校资源也是按照行政层级来分配。这样的情况下，行政地位高的学校办学资源更充分，引起大家激烈的竞争。与此相关，中国的民办教育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过去录取率很低的时候，允许民办教育加大发展，但系低水平办学。随着公办大学扩展，民办大学在萎缩。优质的民办大学得不到很好的发展，也制约了特色学校的供给。上海的老百姓择校越来越倾向民办中小学，公办学校择校明显降低，这是引起我们思考的现象。学校缺少教育家办学的环境，不仅僵化，缺乏发展动力，而且行政主导，教育弱化，并且千校一面，缺少特色。这又反过来固化了行政等级和集中竞争的态势。现在社会急剧变迁，我们的教育很难灵活与时俱进。我们在美国看到的Minerva、起点、homeschool，在中国就很难发展起来，因为管得太死。最近典型的事例是安徽教育厅出现窝案，因为他们要批的东西太多了，学科、专业、调人、设备、职称，几十个学校，上百次的行贿，就是这个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学校怎么可能生动活泼地创造性地向前发展？问大学校长，他们现在最难的就是没有办学自主权。我想这是制约我们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同时导致激烈的高校升学竞争的重要制度原因。看过顾明远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他强调要加强法制和诚信体系建设，来破解这个难题。我认为很对，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大力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特别是“放、管、服”的改革。比如我们要大幅度提升学校的生源经费拨款，减少国家的专项拨款和各种各样的审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放权，把办学的自主权真正地放给学校，弱化学校的行政地位，提升学者治校的水平，努力营造教育家办学的环境和条件，要真正落实民办院校和公办院校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同样重要、同样支持的政策定位，为民办教育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为适应新形势要求的新型学校和教学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创造条件，铺平道路。民办院校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国家目前9所中外合作办学，办得普遍很好，但现在有暂停的趋势。只有加快“放、管、服”的改革，创造良好教育家的条件，优质教育资源才可以更大量、快速涌现，各种各样的特色学校、特色教育也会广泛出现，为社会提供丰富多样、高素质的教育供给，这样中国教育才能更好地发展，高考竞争的烈度才会有所缓和。说来说去，回到老话，功夫在身外，跳出高考看高考。当前我国正在在制订《中国教育2030年规划》，我特别希望这个规划里能突出这一点，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 1978年5月，无锡，南京化工学院无锡分院为当年入校的78级学生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图为开学典礼上的大学生。朱永新：那时候没有门槛，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那三代有它的特殊性，也带来了我们对那个时代高等教育、大学招生制度和教育教学制度的一些思考。我有四个方面体会很深。那时候是没有门槛的，它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当时要求高中学历或者相当高中学历，所谓的“相当”，就相当到任何人都可以考，只要符合25岁以下(实际年龄限制有放宽，有很多更大年纪的考生)，我的很多同学初中就没上直接来参考高考了。所有人都有这样平等的机会，这是很重要的。全国1000多万人参加，最后27万人录取。那时候对年龄、对学历的要求都不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无论是高考制度还是人才制度，对出身要求太高了，公务员一定要大学毕业，甚至还要研究生，我认为应该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高中毕业为什么不能做公务员，美国高中生都可以当市长。我们应该采取更灵活，更开放的制度，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无论是大学招生还是公务员制度，还是各种人才制度。在国外，人才学历歧视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我们现在，500强在国外不敢搞学历歧视，在中国就有，你一定是985、211。一定要把这种歧视消除，给更多人以平等的机会，不要押在一次性的高考上。我们当时都有那样的气度、气魄和胸怀。第二，混龄学习的优势。现在的大学基本都是应届生，我们的同学，大的差不多可以做小的父亲了。这有很大的作用，大同学社会阅历和经验比老师都丰富，很多问题他可以帮助解决。现在我们的大学辅导员怎么教育孩子，他自己还是孩子呢。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向同班同学学习的，有人英语非常棒，有人俄语很棒。在一个班级里，学习群体里，如果有这样的人，教育的活力和能量会更强。国外的大学也不像我们这样，清一色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应该鼓励社会人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让更多混龄成为大学教育的常态。混龄学习的格局对我们高等教育是独特的优势。第三，当时教师和学生一起成长。我们看到老师的劲头、积极性不亚于学生，因为他们也是十多年压抑下来的。老师里有很厉害的学术权威，留苏的、留美的博士，也有工农兵大学生，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他们在课堂里，在研究领域，在教学上都有和学生一起成长的好的趋势。现在一些优秀的老师很难真正和本科生见面，年轻的老师也没有精力真正去做学问，外面的诱惑太多了。第四，大学是读书的天堂。大学只是提供了一个成长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的空间、学术氛围。从课堂里学到东西远远不如从图书馆学到的东西。现在阅读的氛围不如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到图书馆里找不到座位，拼命借书，每星期都借满一书包去读。中国的大学，阅读和写作这两门课程远远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回过头看，倒不是我们那一代人出了多少人才，更重要的是那一代教育里还有哪些遗产，直到今天还可以很好地继承，发扬，发展。▲ 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童世骏：“读书无用论”变成了“不读书便无用论”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我们这代人的共同特点可以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知足感恩又不满现状，不满现状又乐观向上，乐观向上又有怀旧思想。这个特点大概与我们对劳动、科学的理解有关。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既要爱劳动，又要爱科学，后来又被教育爱劳动比爱科学更重要。进入工厂以后，作为教育的劳动和作为惩罚的劳动区分开来，劳教所和干校等当时熟悉的机构，以及它们背后的观念，却让我们常常感到非常困惑。高考恢复让我们走出了这种困惑，让我们用爱科学取代了爱劳动，而不用再费心思考，到底劳动是教育了人还是惩罚了人。曾经流行多年的读书无用论，几乎一劳永逸地被高考、奥数、早教和天价学区房所构成的不读书便无用论所取代。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理最重要的结果，是对于人生到底什么是成功有独特的理解。衡量成功的不应该是现在所处的高度，而是与过去相比现在所达到的高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对一个人来说成长是硬道理，与此类似的，不同类型的高校有不同好大学的标准，不同类型的教育也有不同的让人民满意的标准。这些标准不管多么不同，有一条却是共通的。真正意义上的好大学首先是那种不断变得更好的大学，让人民满意的教育，首先要体现在人民不愿意把当前教育弃之不顾而重走老路。卢迈：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意义是给了人更多选择的自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我想说三点。第一，高考不管你说它好与不好，如果没高考我上不了大学。我今年70岁，过去40年由高考开启了新的时代，所以我很感谢高考。第二，高考是和改革开放紧密连在一起的，它是改革开放的先声。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意义是给了人更多选择的自由，更多的机会。现在你考不上，有钱可以出国；可以复读再考；大学没考好，可以研究生考北大清华。不上大学，做生意也能够做得挺好，我也见到很多这样的人。我们感谢高考，更感谢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这样多的机会，这样多的选择。第三，不同年龄的人经历的东西不一样，观点、选择都会有经历本身带来的影响。我们这些人把自己和国家，和社会，和自己的农村或工厂，和未来，连在一起，也做出一些贡献。我们也接触过70后、80后，可能有更多怀疑，否定。90后的青年，他们有很多知识，很多比较，比简单的否定又超出一些。一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特点。我越看越有希望，现在还能够在这儿做工作，就尽力做，有机会退休，就好好过日子了。宁滨：我们这一代的任务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北京交通大学校长高考既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我们这一代要更多看看是不是尽到了这一代人的责任。高考制度大框架是应该充分肯定，形式和内容我认为还要继续改。高考的恢复是不正常恢复到正常，现在是从正常往更加高级阶段发展，难度更大一些。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我们这代人面临这样的任务。对大学来讲，一方便要求我们要回归教育，要静下心来；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它和社会的联系，强调成果的转化。我们应把浮躁的东西，功利化的东西弄少一点，真正回归人才培养的规律。钱颖一：我们在特殊环境下培养了自学能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我的经历是，1974年4月到了北京的密云县插队。密云现在看是很近，在我们当时看来很远，要坐三个多小时的火车。这四年经历对我有很大影响，不仅干农活，也参加很多社会活动，让我们对中国社会最底层有非常真实的体验。另一方面，那时候你想学习只能靠自己，自学能力在无形中培养起来。现在的学生掌握知识的范围、深度远远超过我们，无论是数学、英语、经济学、管理学。我们对知识的掌握甚至很肤浅，但是没有看过复习材料，在特殊环境下培养了自学能力，批判性思维，甚至创造性思维，这正是现在的学生需要加强的。陈全生：我们的科技断了一个档次国务院参事我对高考是感激，但也有个反思。1985年，我在教育部当部长秘书，到北京展览馆参加日本的一个工业展览。我那年35岁，日本代表团副团长是36岁的工学博士。我当时就想，18岁、28岁都广阔天地炼红心了。这对中国的影响会有多大，上千万人失去了学习科学的机会。所以，要反思文化革命耽误了一代人。那时几千万人不学习，现在的科技上不去，和国外比较起来差得很远，我们断了一个档次。我们一直说素质教育，可到现在还是记忆，还是背，还是应试教育。创新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首先要有自由的思想空间。没有自由的思想空间搞什么创新？追求学历不错，但有学历不一定有知识，有知识不一定有能力。我们还是要把不切实际的东西去掉才行，这是教育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张力：中国即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而全社会都没有准备好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我们是在改革开放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进入高校，某种程度上，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它留下了一种革命文化。但它还没有完全和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好，因为文革这十年把这个斩断了。同时，我们与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处于隔绝状态。如果说有三种文化、文明需要连接，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后工业或工业化文明的全球科技文化。我们那三届是第一次把它们黏合。这个黏合对社会释放的信号，就是我们开始对自己国家的命运负责任。中国人为我们自己负责任，而且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使命，其实并不容易。我们这三届做了最开始的黏合群体。1977年、1978年一共是1200万考试生，录取了60万。今年是940万考生，准备录取730多万。按照世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基本上已经步入了中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我们也很羡慕。今后的高等教育怎么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50%之间通常被认为是大众化阶段，50%进入普及化阶段。目前看来，2020年之前，我们基本上可以超过50%。这就产生了几个问题：第一，我们还会用精英化甚至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来去衡量今后我们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吗？第二，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是不是仅仅把眼光盯住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有没有可能面向更多有能力的学习者开放？第三，我们会面临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用个人体验不能解释的，面目全非的高等教育。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战国时代即将来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有机会接受不同形式、种类、质量的高等教育。留给中国人思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间太短，满打满算就是2003-2020年17年工夫。我们还没有完全熟悉和习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和责难也显然带着精英化的色彩，这是无可厚非的，全社会都没有准备好。而再过三年多，我们就要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了，应该怎么做？高等教育任重道远，还会改革，永远在路上。石勇：应实行普世教育，谁都可以去修本科课程中科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我们的社会要发展，教育要改革，要全方位地发展人才。第一，我建议实行普世教育，谁都可以上大学去修课，接受本科教育，学分过了就毕业，过不了就知道自己读本科不行，那就读专科，这样才能够加强和改变我们的职业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要加强职业教育。第三，探讨新的教育模式，像美国的起点大学、飞利浦大学，Homeschool还出了几个诺贝尔奖。第四，加强民办大学。真正把教育做好做透，真正让教育本身的改革走向世界前列，我们才可能走向世界前列。汤敏：下一个40年，可以做点更精彩的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现在我们就教育论教育，或者就学校的学生论教育，和现在的时代可能有点脱节，因为现在正在进入科技快速发展，而且一切行业在颠覆性快速变化的时代。在学校里学的那点东西是远远不够的。人工智能、互联网都出来以后，我们一出大学，知识本身就已经过时了。所以，我在研究终生教育问题。如果中国或世界不能快速地建立一套低成本、有效、紧跟新技术或知识的终身教育体系，那么我们很快就被机器人所淘汰。机器人无所不在，人工智能无所不在。所以，教育改革不是仅限于学校那点教育改革，高考不高考的改革，而是整个教育需要重新设计。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普遍的问题。我们现在这套教育体系基本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是为大生产服务的，为培养螺丝钉服务的。而未来全部是创新，迅速改变，这样的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可能还不存在，美国比我们好一些，但也是非常缺的，最近有了一些苗头。而中国还比较落后。高考40年过去了，我们稀里糊涂过了40年，下一个40年我们干什么？后面还有40年吗？现在寿命不断增加，我们现在一代活成100岁应该不成问题，后头还有40年。我们是等死，碌碌无为呢，还是能干一点过去想干，从来没干的事儿？我们衣食无忧，没有工作绩效压力了，年轻时的梦是有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下一个40年干点什么。不一定还要和过去一样干个企业，我现在做的公益就可以做得很好，做得很大。把公益的影响力集合起来，一起去做，有可能未来40年做出比过去40年更精彩的事情来。我们有学习能力，有这种精神，还没有过去为五斗米折腰的约束，还是很有希望的。李大西：我们曾被寄予厚望，为何没能出大师？ 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校长我是“老三届”，1967年高中毕业，离高考就差这么一点点。我比同学还幸运一点，上了工农兵学员，后来考研究生，又去了美国。我们这一代人，积压了12年，当时被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们自己也寄予很大的希望，为什么现在回头看，出不了多少大师？值得我们好好想。我认为非常大的理由是，我们给文化大革命耽误了10年，人生最好的时间。这是中国很大的损失，损失了整整一代人。到美国的中国人，考试都很行，为什么做不出事情来呢？可能和美国的教育有一点关系。我们这一代人，也许真的得好好想一下，如何教育下一代。我们很多人都去过外国，也知道外国教育有它的长处，有它的短处。我们怎么来发扬长处？中国高等教育好的地方是普及，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但是在培养精英方面还是有挺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和高考制度有关系。中国应该推行教育的多样性，有精英的教育，有普及的教育，怎么样分工合作。我们要想想在教育上，还能做点什么事儿。秦晖：教育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出了问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我们这些人是非常幸运的，我本人更幸运。我不仅没上过大学，严格地说中学都没上过，一进校就停课，毕业前刚停火。但我不知道怎么，就当了1978级的研究生了。我们77、78级两届教育，我认为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高峰，不仅仅是恢复那么简单。我们在政审制度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突破了1949年以后的很多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方面也是原来从没有过的，否则连我几乎连中学都没有上过的，怎么可能当了研究生呢？我们的确非常幸运地赶上了改革的这班车。教育改革的问题，二十多年以前我就写了《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现在很多教育问题本质上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基本机制出了问题，这种情况下，一些具体的改革是没法改的。我们现在讲的应试教育如何，老实说，美国的确没有那么看重应试，在美国当博士很重视推荐，重视社会经历，如果在中国也搞这一套行吗？如果在中国也搞推荐那不又是回到文革走后门了吗？雷颐：我们是这一代的幸运者，对未来更有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我小学没毕业，事实上等于没上过中学，因为中学是天天学大字报，读毛选，学工学农。1978年是中国社会转折的时期，体现出了时代的发展，时代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班当时最小的16岁，最大的32岁，我20多岁，居于中间还略微偏低一点。老师说教了二十多年学，我们这一代是最好的。但我一直强调，我们这一代人有非常丰富的经历，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有优势，但这叫千顷地一棵苗。我们大学生是以这一代人被毁掉为代价的。我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下乡很晚才回来，找的是最差的工作，早早下岗，回来之后家庭矛盾、房子等等问题。现在有些成功者把我们当成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我说我们代表不了，是很特殊的。我们由于是这一代的幸运者，对国家的未来更加有责任。现在我们纪念高考40多年，还是要强调当年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魄力。陈爱民：中国需要优秀的民办本科大学西安外事学院校长我当时基本算应届生，没下乡，没有耽搁太久，非常幸运，毕业以后很快就公派去美国留学。我在美国念了书，得了学位，拿到终身教职，觉得不好玩了。2005年四川大学全球公开招聘副校长，我就回来，去去任职了。干了几年，我又放弃了公办的职务，做了民办高校的院长、校长。刚才大家提到中国教育改革必须放开民办教育，第一我赞同，第二我已经在实践了。我提出，第一中国不要都去追求办博士、硕士学位，中国需要优秀的本科大学；第二，老师需要更好的机制让他们发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用；第三，我们的学生要学会礼貌地质疑老师。我一直在推这些理念，做这个事情。既然各位“那三届”的同仁们这么认同民办高等教育，我邀请大家到西安外事学院去看看，可以把我们作为研究的对象，也可以当作一个平台。王家新：希望理想之光不至于完全熄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诗人那三届大学生的精神今天看来非常难得，普遍有理想化的精神冲动。但后来这种冲动往往被时间消解掉。后来我们同学经常聚会，我想到鲁迅那些话：有些落伍，有人拖堂，有些妥协，有人投机，有人在变化，时间的力量太强大了。我们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求自己，忠实于当年的理想。希望理想之光或理想的火把不至于在这个时代完全熄灭，或者在我们手中熄灭。▲ 1979年6月，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女子中学补习英文。她们是1978年中国高考录取的学生，在这里补习英文一年以后将选择专业进入大学学习。徐小平：一生向往知识和开放的世界，希望更多人实现梦想真格基金创始人，中国著名天使投资人我22岁的时候，在泰兴文工团拉小提琴，到处走街串巷，卖唱献艺，和瞎子阿炳的命运差不太多。我当时想到工厂去，做个宣传干部，25岁结婚，生孩子，一辈子就这样了。后来高考回来了。那时我一生驱动的力量就是，求知的欲望，对外部世界的神往。我知道22岁时，年轻人没有前途，没有机会那种无奈的心态。我希望能够给自己以及更多的人带来生命开放，机会增加，实现梦想的机会。我们的命运被“那三届”，中国的未来也因为在座的以及更多的那届人改变。希望我们未来继续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推动中国的进步、繁荣，最终不负这个时代。孟晓苏：我们还真是改变了中国汇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1966-1977年这十年之，我在北汽当了十年工人，抡大锤。大锤抡下来，右胳膊比左胳膊长了5公分，最后把大锤抡得行云流水。我们大学期间，虽然中国经济衰微破败，但同学们对未来充满期望。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排打败南朝鲜，亚洲出线。晚上10点钟，校园里就开始敲砖打碗，还有同学摔玻璃，点着了笤帚当火把，到五四广场去游行。我们中文系的同学刘志达，最早带着大家喊出一句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口号当下传遍了校园，第二天传遍了全国，报纸发表了，成为时代强音，代表我们77级、78级、79级“那三届”，也是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我们40年干下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口号吗？不就是在当年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吗？我们还真是改变了中国，靠我们和靠全国人民的力量改变了中国。大学给我们系统的知识，也给了我们信心。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当年设想的东西全部都变成现实了，一个个变成政策了，这些都源于大学对我们的教育。我们这些人要不忘初心，让年轻人了解我们那段难忘的历史，共同按照我们当年的理想继续把国家建设好。文章选自南都观察，2017年6月22日
2017年6月26日 -
李稻葵：孩子最应该学好的是体育课！
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作为8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经管学士、又是90年代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李稻葵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展会上他将为大家带来全球投资、海外资产配置的主题演讲，这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而今天，小编要和大家分享的则是他作为教授、作为老师对于教育的“犀利”观点。 国外领导人大都是体育健将李稻葵曾发表文章说，某一次冬天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论坛上他应邀去谈经济走势。这场演讲是“最高规格”的付费专场，到场的都是国际大公司的企业家，会间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随意的站着在交谈。李稻葵一进场就被“震”住了：在场个个都是大高个，身高1.79米的李稻葵几乎是全场最矮的！他镇定了一下，马上意识到一个早已熟悉的事实：国际上很多领导人，都是职业或业余体育运动员出身！练体育的，难怪都是大个头。的确，西方国家极力提倡人本主义教育，许多学校力求将体育融入到每个学生的生活之中，有效的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因此，大多数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有体育上的一技之长。不仅是运动员容易出成就，西方的精英大学也注重培养有运动员背景的学生。 相比文化课成绩，外国名校更重视运动成绩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项调研：毕业20年后，哪些校友群体为母校捐款最多。结果出人意料，捐款最多的并不是学习最好的学生，反而是那些有校队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无论当年还是现在都是最有集体荣誉感的。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联盟——常青藤联盟最早就是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若干所大学的美式足球运动体育联盟，而非学术评比，比如奥数竞赛的联盟。 牛津大学有个久负盛名的罗德奖学金，这项创立110多年的奖学金有四项招生标准，其中一项就是喜爱体育，最好有运动成就。他们认为，这样的人往往具备优秀的心智，是值得栽培的未来领袖。为什么有运动背景的人，更容易成功？第一， 既有竞争意识又有体育精神体育游戏天生就带有竞争性，运动员身处其中，有助于培养竞争意识。与此同时，体育精神让这种竞争不仅仅是以赢为终极目标，还蕴含有对自身的提升，以超越对手、超越自我；更有对对手的尊重，以及公平竞争的精神。 第二， 懂得团队合作、具有领导力体育运动中有很多的团队项目，比如“三大球”的多人作战，“三小球”的双打，以及皮划艇、棒球、橄榄球、田径接力等等，都需要团队配合。而且担当Team的leader，更需要凝聚力和领导力。此外，除了队友间的配合，团队的教练、领队、陪练、营养师甚至是医护人员，每个环节都需要通力配合，才可能达到高水平的竞技状态。 第三， 心理素质好，更专注在竞赛落后的情况下，摒除杂念，调整心态，集中精力想好下一个球、下一个赛点，是高水平运动员的必备素质。对待比赛的输赢要有好的心态、有正确的理解，能够促使在运动中更加的投入、保持高的注意力，把握机会展现最好的状态、应得“最好”成绩。这恰恰是一个成功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因此，西方的精英大学非常注重培养有运动员背景的学生。有的曾经入选大学的体育代表队，有的是职业运动员出身：美国前任财长亨利·鲍尔森就曾是大学校橄榄球队的明星球员；IMF主席拉加德曾是一位花样游泳运动员；世界著名的金融机构黑石集团的创始人苏世民，曾经是校长跑队的队员…… 反观中国教育和体育课从家长到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对孩子教育最重视的无非是数学、语文、英语等文化课，就算做兴趣培养，课外课也基本是音乐、美术等特长培养，怎么轮也轮不到体育课，因为体育课在大家的眼里就是“玩”，几乎与“耽误时间”、“影响学习”划等号。因此体育课在中国大多数学校里，属于一个可有可无的课程，甚至对于中考高考的孩子，体育课更是直接取消，被文化课完全占用。虽然我国的许多学校都建立了自己的体育场馆，尤其是随着大学生不断扩招，以及相关高校彼此合并，许多学校都在自己的新校区建立体育场馆，有的学校通过银行贷款来建设。这些体育馆外表美观、气派、设施先进，但是，往往只用于举行一些重大比赛，使用率非常低。这种体育资源的浪费，恰恰说明了中国体育教育存在严重的缺陷。 做好海外教育规划，让孩子全面发展侨外移民教育专家认为，欧美国家选拔优秀学生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其人才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强调人尽其才的欧美教育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让不少国内“差生”在接受海外教育后一跃成为尖子生。对于如何送孩子出国读书，如何发挥孩子潜能，在成功道路上少走弯路……侨外海外生活规划服务展上将有海外教育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侨外作为业内首个全方位海外生活规划服务平台，侨外在海外教育上拥有突出的资源优势。比如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熟悉当地的教育资源分布、教育体系，对学区房及房产市场了解深入，可以实地帮助教育移民家庭、留学家庭解决生活、学习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留学中介无法解决的低龄留学、公立教育择校难、陪读难、专业申请受限、毕业实习就业难等问题。侨外海外教育规划院，一对一定制海外教育规划，做到比留学中介更专业、更全面、更系统。文章选自环球网，2017年6月13日
2017年6月23日 -
徐小平：把命运交给陌生人
想当院长吗？看看王次炤是怎么帮助徐小平的！ 想当徐小平吗——看看他是如何信赖陌生人的。徐小平，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 四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去参加中央音乐学院同班同学王次炤夫人魏室丽女士的葬礼。 次炤夫人魏室丽是中央广播乐团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因病华年早逝。遗体告别室内，没有播放哀乐，而是播着魏室丽生前一段哀婉动人的歌声。参加者无不为之动容。我参加的葬礼不多，但这是我见过最美丽的葬礼。 老同学王次炤，带着女儿和亲友和前来送别的人一一握手。我走过去，次炤和我握手拥抱，并对他正在上大学美丽可爱的女儿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这就是徐叔叔”。 次炤的女儿学英语，“徐叔叔”给她做过一些间接的指导，但一直没有见过这孩子。我握着她的手，用父辈最真诚的慈爱对她说：“有任何事情来找我！” 走出告别大厅，来到春天的阳光下，我有些感伤。忽然想起了和次炤相处的一件往事，心里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以此作为我对次炤兄的一种慰问。 这件往事，几乎已经被我忘却了。但在这个时刻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突然让我感到一种令人激动的寓意—— 原来，我当年能够来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竟在一个致命环节上，得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孤零零来自上海外地考生的帮助！这个外地考生，就是此刻正在亡妻的歌声中克制着悲伤、保持着风度、接受着亲友悼唁的次炤兄！ 不同的是，当年那个外地考生次炤兄，今天已经成为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领导着这个世界一流的也许是获得国际大奖最多的著名艺术学府。 …… 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脚蹬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只尼龙网兜，怀揣几个茶叶蛋，肩扛一架手风琴，从泰兴家乡来到上海赶考。 在一个亲戚家里安顿好，然后就随着滚滚的人流、天才的洪流，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考试。 我至今还栩栩如生地记得，在上海音乐学院办理报名手续时，看见一个在那里登记名册的女老师，顿时被她的风采迷住了。从乡下来的我看见那老师白皙的皮肤，修长的手指，卷曲的头发，当时就流口水，心想：这个老师肯定天天用牛奶洗澡，听着小夜曲睡觉……心里充满了对上流社会生活的神往。我暗自狠狠掐自己，一定要考上！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试榜贴出来了，我去看榜，但看来看去，就是看不见我那后来变得很性感的“徐小平”的名字！我不甘心，继续看，看到最后，终于看到了“徐、小、平”这三个汉字了——但不幸它们并不连在一起，而是被残忍地分裂在几个不同的名字里面——我知道我不能把那三个人的名字归纳成一个，当作我的名字参加复试。 我记得，当时那复试名单就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音乐学院的院墙上，一个个考生，怀着生死存亡的紧张心情，仰头追逐自己的名字。遥想当时的情景，在形式和内容上，和一千多年来赶考的那些穿着长袍、戴着方巾的书生有什么区别呢？邓小平恢复高考，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开科取士。当然，他老人家可能想得更远：正是这次的恢复高考、以及后来的派遣留学生，永远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拓宽了青年人追求前途和成功的通道…… 上海音乐学院让我名落孙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却要过好几天才公布。我虽然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姿态，但老呆在上海干等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告诉我的亲戚：到了发榜日，请帮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我好赶来复试。 嘱咐了我的亲戚。我总感觉到还不够放心。但我在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熟人，还能拜托谁？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次炤兄。 次炤是来自杭州的考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考验，经历了青春虚度的折磨，终于赶上了邓小平恢复高考。当时的他，已经29岁，属于恢复高考后“老三届”中最老的一届。他们心中的压力，显然是我这个也已经22岁的大龄考生无法想象的（22岁的我，入学后发现自己居然差一个人就是全班最小的弟弟，可见当时社会之异常！）。 我和次炤在考场一见钟情，谈得很投机。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于是，就在匆匆离开上海的时刻，我把自己最后一线希望委托给他，请他如果看到我的名字，给我发个电报。 我对复试并不抱有希望，但不抱希望并不是我不希望，我是多么强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复试以及录取啊！所以，这个对次炤兄的委托，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盼。 比我年长七岁的次炤兄，毫无疑问肯定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那次公布只在全国范围内招十个名额。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我和次炤既是考友，其实也是竞争者。但我好像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怀着对次炤完全的信赖，离开了上海。 我并不知道二十多年后，次炤兄会当上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成为这个中国最高音乐圣殿的掌门人。但当时的我知道，他肯定会及时把复试的消息安全及时地传给我——假如有的话！ 在1978年5月这个美丽的早晨，在洒满阳光的上海音乐学院大墙外，当我把家庭地址留给次炤时，我的心里真是溢满了那句千古绝唱的精义：同是天涯赶考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留下微薄的希望，带着无限的苦涩，我离开了上海。 ……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复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待命运的宣判。但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我甚至走到了邮电局里面去等，以防邮递员送错地方。但等到下午将近两点时，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人的一生总是要经历挫折的。得不到某种你为之付出很多、期待很高的东西，比如高考，当然是一种特大的挫折。虽然从一生远景来看，一城一池的得失未必决定我们一生的幸福成功——比如俞敏洪老师就参加了三回高考——但人们当然还是希望在每件事情上都“心想事成”，一帆风顺的。 从邮局出来，手上没有电报，心中没有底气，头顶没有光环，我郁闷地走到附近一个朋友家里去，想寻找安慰。到了那里，朋友就问我有没有考上，我说“没 有”……“没有”一字说出口，我就立即感到我的朋友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巨变！哼，他积压了很久的对我狂妄竟想要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反感，终于得到了伸张！须臾之间，他对我的口吻变了，对我的眼神变了，对我的态度变了，甚至，从他背对着我的屁股的扭动中，我都看到了他那抑制不住的蹦迪般快感节拍！ 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我的朋友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还是他，我还是我，完全彻底是我自己心虚过敏。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心态决定一切”的生活中，所感即所得，我当时确实就感到了这种糟糕透顶凉透了心的落榜情节。 回到家中，爸爸妈妈也在那里守株待兔，而且已经知道兔子即使没有被别人拦截，至少也已迟到。当时的我虽然也没有绝望，因为紧接着提前招生艺术院校考试，七月还有全国普通高校招考，我还有机会！考不上中央音乐学院，大不了我就上北大呗！但毕竟“中央音乐学院”这么响亮的名字，还是我梦寐以求的心灵归宿啊！ 我们全家对眼坐着。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等待着太阳落山，等待着黑暗降临，等待着明天，等待着把今天的失落覆盖，重新开始新的追求。Life goes on,考不上梦中的大学，生活还要继续！ 当然，也等待迟到的电报的最终出现！ 大概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命运的幸运敲门声！电报，电报，小平复试电报！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达了！随着街坊邻居纷纷喧嚷起来，爸爸妈妈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 我的兴奋就不用说了。但当时泰兴到上海已经没有班车，唯一能让我第二天早晨赶到上海参加八点就开始考试的，是离家二十多公里的长江边上，还有一班到上海的小客轮。父亲帮我找了一辆货车，把我像一头猪那样拉到了江边，客轮停泊在长江南岸（二十年后我知道，那里就是俞敏洪的故乡），我又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江 对面的渡轮，在那里买了一张五等舱的船票，登上了即将启航的客轮。 那班客轮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自己的鸡鸭鱼蟹猪去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舱内除了听不到人的音乐，什么动物的摇滚都有。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虾一起，脚沾着鸡毛，头枕着波涛，面露着微笑，向着大上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 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眠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面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 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主，我的前途可就毁了！因为复试就在第二天早晨八点举行，除非我有直升飞机，否则只好望洋兴叹、遗恨终身了！这要比收不到复试通知还要冤！ 后怕之后，家人感到庆幸——幸亏那第一份电报！但庆幸之后，大家又感到纳闷：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通知送给我呢？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收到大概需要四个小时，半夜来的电报，发送的时候应该已经晚上七八点了。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送给我，这个人是谁？ 家里人显然不会认为发第二封电报的是我的亲戚。那么，肯定是那位受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他也许就可以消除一个竞争对手了！ 家里人于是嗟叹人心险恶！并夸奖我好聪明，还知道多留一手，让亲戚替我双重保险！ Well，在这件事情上，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炤兄——这位当时我还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我的名字之后，花了宝贵的钱、花了宝贵的时间、怀着纯真的心灵，在第一时间给我送来了复试的喜讯！ 而我的亲戚，后来则告诉我：他那天起来，就没想去看榜，因为他觉得我根本没戏。到了傍晚时分，他信步走到了离家不远的音院发榜处，在那里“居然”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立即给我发电报，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我什么也没说，亲戚是个老人家，他也不欠我什么，倒是我欠他很多。我不能责备他！但我的心里，立即充满了对次炤兄的无限感激！因为，如果不是这位我素昧平生、才认识两天的杭州考生第一时间先给我把电报拍过来，我的大学梦，一定就会梦断扬子江了！ …… 进了音乐学院，我和次炤住在同一个宿舍——还有另外十几个人。 这十几个同屋里面，诞生了两位音乐学院院长——另外一位是担任过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戴嘉枋兄，两位国家级乐团队指挥（高伟村、王诺文）、几位系主任和研究所长（修海林、郑祖襄），以及也许为新东方增了光、但肯定让音乐学院遗憾的我老人家。 当时的我，虽然自己有着伟大理想，想做文化部长——我是最早实现自己理想的人：一毕业，就担任了文化部长：北大团委文化部长，并且这成为我此生最高官衔——却没有想到这些同屋的兄弟会有人当上院长。否则，我就会好好对待他们了！ 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热爱“同桌的你”、善待“睡在你上铺的兄弟”了吧！ 如同我在今天也不是一个成功的音乐家，我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好学生，虽然，虽然所谓的“好”，也有不同的解读，但我必须承认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不是一 个好学生，也许唯一的优点，就是耐不住寂寞，喜欢无事生非。往事不堪回首，我就不说我和次炤同学为宿舍问题吵架的往事了…… 不过，无论有多少后悔与内疚，正是音乐学院的五年磨砺，让我从一个“热血愤青”，变成了一个有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使我后来的人生，在追求个人成功与幸福的同时，也能时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承担的公民责任。 …… 2006年4月。在八宝山春日阳光的照耀下，生命与死亡的分界线显得如此鲜明，过去与未来的鸿沟好像就清晰地断裂在我的脚下，青春与梦想的意义，更在次炤年轻可爱的女儿和他华年早逝的妻子之间，演绎着一部深邃悠远的生命交响乐。 我说不清楚，次炤兄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要职，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好人有好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次炤兄这个拯救了我梦想和前途的电报，显然堪称纯真年代里纯真人情的经典风范。 曾为我画过漫画的大乐儿或Henry，或任何其他擅长丹青的博友，你们能为我当时委托王次炤的场景画一幅漫画吗?画名就叫“小平托炤”——如果画出来，一定会有“桃园结义”、“竹林七贤”、“林冲踏雪”那类深长隽永的意境…… 次炤兄拍来的电报原件，肯定已经不复存在了，否则，我会把它捐送给中央音乐学院，摆在校史馆里，告诉后来的学生： 想当院长吗？看看王次炤是怎么帮助徐小平的！ 想当徐小平吗——看看他是如何信赖陌生人的。文章选自新浪博客“徐小平”
2017年6月23日 -
周晓晶：“一带一路”为香港发展带来全新历史机遇
专家简介
2017年6月23日 -
朱锋：南海局势已重回归正轨
专家简介朱锋，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菲律宾特使德贝内西亚呼吁中菲联合开发南沙群岛资源的讲话，具有很强的建设性，反映了中菲两国在稳定和解决两国南沙群岛主权与海洋权益争议问题上正在回归双边对话的正确轨道。南沙群岛的主权争议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岛礁主权归属的争议、二是岛礁相关的海洋权益的争议。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倡议通过双边对话与东盟的南海主权声索国解决争议，并主张通过共同开发等务实合作行动，为管控和解决南海主权争议和促进中国-东盟国家共同管理和经营好南海寻找到可行的道路。 在中国的推动下，2005年，中越菲三国曾签署了《在南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这是南海共同开发行动的重要进展。只是后来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所采取的对抗政策，不仅搁置了两国共同开发的积极态势，也引发了美日等国干预与所谓国际司法干预的闹剧。 杜特尔特政府上台后，中菲关系有了根本性的改善。菲律宾特使近日公开呼吁南海资源联合开发，是中菲即将重新启动双边对话、务实和建设性地处理两国南沙主权争议的建设性行动，标志着南海局势已经重回中国-东盟相关国家通过双边对话解决问题的重要轨道，也是中国和菲律宾等有关国家共同努力、走出虚假和错误的“南海仲裁裁决”干扰的战略性举措。 中国拥有历史和法律的双重依据享有南海诸岛主权和相关的海洋权益。但南海是中国与东盟南海沿岸国的共同家园。争议的存在是正常的，通过务实和有效的行动来稳定和解决争议，让南海成为亚太地区的合作之海、友谊之海与和平之海，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的目标。文章选自参考消息网，2017年5月17日
2017年6月23日 -
郑永年：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世界需要一个秩序。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需要这样一个秩序，这个秩序必然会出现，因为各个体之间基于利益之上的互动会导向这个秩序的出现。在实际层面，不同形式的秩序一直是存在着的。这个基本判断是讨论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前提。 对中国来说，问题不在于中国要不要一个国际秩序，而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再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对中国来说也并非仅仅是一个规范问题。不管中国如何强大，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并不是以中国本身的意志为转移的。更精确地说，中国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是可能的？简单地说，中国能够确立或者参与确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取决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历史上，中国曾经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但传统上的“国际秩序”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历朝历代所建立的秩序只不过是中国内部政治秩序向外的一个延伸而已。尽管人们也称传统中国为“帝国”，但中华帝国和世界上存在过的其他帝国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其他帝国之内，属于帝国的各个政治实体相对比较独立，比较自治，只是让渡了一部分权力给帝国政府。但中华帝国实际上已经接近近代国家形式，其内部的各个部分通过中国特有的制度机制与政治权力中心整合。这就是为什么当其他帝国解体的时候，帝国内的各个个体都成为了独立实体，而唯独中华帝国没有。 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继承了清朝的版图，而清朝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帝国。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曾经有几度沦落为“殖民地”，就是中华帝国被外来民族所统治。在外来民族统治中国期间，中华帝国本身成为外来民族所确立的帝国的一部分。外来力量所确立的帝国，其规模往往远较中华帝国大得多。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外来民族最终都接受了中华文化，用中华的统治方式来统治整个帝国。结果，外来力量所建立的帝国往往成为中华帝国的版图。历史地看，中华帝国本身的扩张空间非常有限，现在中国版图的很大部分是外来力量扩张的结果。 在西方力量到达中国之前，中华帝国一直是这个区域最强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帝国本身有能力独自确立一个“国际”秩序，那就是朝贡体系。数千年里，朝贡体系一直是中华帝国处理其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制度，主要是一种经济贸易制度。不过，这样一种贸易制度安排所体现的则是中华帝国的文化，即中华文明的优越性。中华帝国臣民对这种文化优越性的深信不疑，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周边的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等等）都接受了这种文化，而且也是因为所有外来力量（异质文化）也最终被中华文化所同化。因此，即使在进入19世纪之后，中国被西方力量所打败，不得不和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清朝政府官员仍然对这种文化的优越性毫不怀疑。只有等到中国被自己的邻居日本打败之后，中国人才失去了这种文化优越性。近代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列表：日本曾经是中国的学生，大量引入中国文化。但在西方力量来临之后，日本转向学习西方，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日本不仅打败了西方国家（俄国），而且也打败了从前的老师中国。 被西方列强和日本打败之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生存，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应当指出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已经和世界秩序无缘。中国所能做的是竭尽全力去了解这个世界秩序，并在这个世界秩序内生存下来。最典型的是李鸿章在中国国内所进行的“大外交”。中国并没有走向世界体系，而是世界体系走向了中国。这个事实表明，中国难再有能力“走出去”，在国际体系内从事外交，而是在已经走向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外交”。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帝国主义的盘中餐，清朝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大量的土地。不过，客观地说，李鸿章在各侵华帝国主义国家中间所进行的“大外交”则避免了中华帝国的解体，也避免了如印度那样沦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近代以来，中国是少数几个相对完整地保持了原来帝国版图的国家。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统一国家的成立终止了中国被帝国主义继续瓜分的过程，但生存外交仍然继续。在苏联和美国所建立起来的两大次国际秩序中间，中国选择了苏联。在和苏联交恶之后，毛泽东曾经想通过输出中国版本的共产主义来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但没有成功。在中美建交和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中国才真正和国际秩序确立了正式的关系，至少在政治上说成为这个秩序的一份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从经济上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崛起之后中国和国际秩序的关系如何，实际上取决于中国的崛起方式和过程。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当中国决定全方位地加入现存国际秩序的时候，中国已经选择了一条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前苏联尽管有能力和美国一起建设一个国际秩序，但选择了另起炉灶，确立和美国相对立的体系。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各自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次体系，这两个次体系构成了国际秩序。但这个秩序很脆弱，以核恐怖的方式来维持两者的关系，也就是两者互相依存，谁也不吃掉谁。 在前苏联及其主导下的次国际体系解体之后，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了。中国已经加入这个秩序，并且是这个秩序内的重要一员。那么，为什么现在要再次提出中国的国际秩序这个问题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和自己选择加入的这个国际秩序发生了冲突。或者说，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存国际秩序利益之间的冲突。 中国融入现存国际秩序走过了三个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说是第一个阶段，中国实行“请进来”的政策，打开国门，让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在这个阶段，中国和国际秩序不会发生什么冲突。如果是冲突，也发生在中国本土，即外国资本和中国内部因素之间的冲突。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九十年代，中国实行的是“接轨”政策，主要是修正自己的制度体系来符合国际秩序的需要。各方面的“接轨”主要表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上。这个阶段，中国也不会和国际秩序发生冲突。从本世纪出，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政策。中国在很短时间里，从一个资本高度匮乏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型，同时也是一个资源高度依赖外来进口的国家。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出去”。但“走出去”就和那里已经存在的外国资本或者其他力量发生了冲突。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都面临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冲突。因此，中国的一些人开始考虑如何重新确定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关系问题。中国和前苏联所处的情况不同，那就是，现在的世界只有一个秩序，中国已经是这个秩序的内在一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选择革命已经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发动一场革命，推翻这个秩序，来重新来确立一个秩序。同时，中国也不可能像前苏联那样，脱离这个秩序，另起炉灶，确立一个次国际秩序。 这表明，中国已经是现存体系的一个巨大既得利益者(stakeholder)，中国既不能推翻这个秩序，也不能脱离这个秩序另立体系。因此，中国和这个秩序所能发生的关系就是作为一个改革者，在秩序内部作改革。 这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中国在现存秩序内部能够做什么？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视角看，至少有三件事情中国是必须做的： 第一，中国必须在体系内部壮大自己的力量，不断往上爬。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至少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已经举足轻重。实际上，在这个体系内部，中国也已经得到了相应的地位，例如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中国的地位都有上升的趋势。尽管中国在这些体制内的权力和中国的大国仍然不相对称，但要意识到的是这个体系不是中国确立的，而是美国和西方确立的。中国往上爬的努力和中国实际得到的权力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差异。 第二，中国可以成为这个体系的改革者，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因为这个体系是美国和西方建立的，体系和中国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显然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个体系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没有利益冲突了。前文所述，美国等国家也发现这个体系和本国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这就要求这个体系内部的每一国家都必须有所妥协，否则这个秩序就很难生存和发展。每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改革努力使得体系有利于自身，但妥协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个体系内部，不可以天天当反对派，表达对体制的不满，因为中国已经是这个体系内部庞大的一个既得利益，所获取的利益远较其他国家多。较之中国，那些处于体系低端的其他国家有更多的抱怨。 2000年以来中国缴纳联合国会费占比： 第三，正因为中国已经处于体系的顶端，中国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这里必然涉及到中国在体系内部的领导权问题。中国能够得到多少领导权取决于中国的国际责任。例如，中国可以提倡改革，通过改革使得体系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如果中国过于自私，在改革时不能考量到较小国家的利益，那么中国所提倡的改革就会很难推行下去。因此，这就要求中国在自我利益和他国利益之间追求均衡。这方面，对其他的大国也一样。早些时候的英国，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和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在这方面都为人们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再者，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也会在各个方面遇到强大的批评声音，甚至是反对力量和挑战者。历史地看，没有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大国没有受到过批评和挑战。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已经跃升成为世界体系的重要部分，也可以开始行使一些领导权了。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已经知道和学会了如何做大国。实际上，在这方面，中国毫无准备。并不是一个国家具有了经济和军事实力就可以成为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只是大国的基础。 历史地看，英国和美国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学会如何做世界大国，但其他一些国家则失去了做大国的机会。例如，苏联就没有学会如何做大国，尽管其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的邻居日本也是一个例子，两次失去了做大国的机会：第一次是二战之前。日本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取得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进步，但日本则错误地选择通过军事主义做大国，结果不仅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灾难，也给日本本身造成了灾难。第二次是二战之后。日本在很短时间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日本同样没有成为世界大国。这里除了美国的制约因素之外，日本本身的因素是主要的，日本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历史问题上和亚洲国家搞不好关系。 可以预见，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了，军事现代化也在进行，但要在现存国际秩序内学会做一个大国，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章选自正角评论，2017年6月13日
2017年6月23日 -
金灿荣：两种战略思维须学会相互包容
金灿荣，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无论从国内发展还是国际影响层面衡量，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国。世界格局和国际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国际地位又在显著提升，这让国内有关未来战略选择的探讨出现分歧，比较典型的莫过于是继续偏重“韬光养晦”还是更趋积极“有所作为”。 过渡时期面临两种战略思维博弈 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研究通常存在两种思维：一种就是学者型思维。它的逻辑在于相信决策者有足够的智力和能力做出正确抉择，相信只要时间足够，作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也会足够充足。这种思维在历史上的代表就是《孙子兵法》，强调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其特点是谨慎，希望充分利用已有条件，力求发挥优势、规避风险。 另一种是实践型战略思维。这种思维不相信人有能力事先预见到各种情况，并且认为信息永远不够，因此更强调在实践中把握机会。这种思维在历史上的代表人物有汉武帝、恺撒、拿破仑等，学界代表就是克劳塞维茨。同学者型思维不同的是，实践型思维强调在确定方向后，要通过积极创造条件来实现目标。 两种思维中，实践型战略思维风险较大，但却往往创造历史;学者型思维在书斋中较多，主要作用在于评价历史。 以此视角观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战略思维主要是实践型占主导地位，这是由各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一个现代新生国家的发展通常要经历“三部曲”，第一是寻求安全，第二是追求发展，第三是获得尊严，通俗点说就是要先活下去，然后要活得好，最后还要活得有面子。 按照这个逻辑，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毛泽东时代主要是解决国家生存问题，因为当时西方孤立中国，国内仍有颠覆势力作祟。试想，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还有台湾特务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刺杀周恩来总理，可见当时形势的恶劣。在那种内外压力下，彼时无论谁领导新中国，首要考虑都是如何让国家“活下去”，表现出来就是对外不惧打仗，对内强调阶级斗争。 等到中美建交、中国有了“两弹一星”之后，国家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后就开始转向发展了。邓小平时代主要就是解决如何“活得好”的问题。要想发展，就需减少内外冲突，国内强调市场优先，对外强调韬光养晦。 现在我们可能正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即从发展优先过渡到寻求“活得更有面子”。具体表现就是在国际社会要赢得更多尊重，在国内发展上更加注重质量。以粮食生产为例，其实我国粮食产量近年来已相当充足，每年高达6亿多吨。虽然现在不再“吃不饱”，但粮食可能存在不安全的问题，比如重金属超标等。正因如此，现在国内发展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强调GDP或发展速度优先，而是出现环境友好型、社会包容型等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 国际层面则逐渐从韬光养晦转向积极作为。在这个历史阶段过渡时期，前述两种战略思维的差异逐渐显现出来，甚至引发激烈争论。比如一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应该更加积极主动、有所作为，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还应继续保持谨慎。 现实环境决定中国必须积极作为 我的看法是，中国在战略选择上要更加有所作为，这个大的方向毫无疑问，它是由历史转换的大环境决定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是因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比如我们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多。截至2016年6月30日，我国中央政府拥有的海外资产接近7万亿美元，如再加上地方政府或个人拥有的海外资产，这个数字至少还要翻一倍。另外还有人员，现在大概有300万中国学生在外留学，500万务工人员在海外各种工程项目中工作，还有很多私营企业经营者长期在外经商，如此等等。照此估算，长期在海外工作学习生活的中国公民大概1000万人。出境游的中国公民更多，2016年高达1.26亿人次，比美国的7000万高出很多。这就是中国现在面对的现实，我们的人财物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走出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际社会比较平静，中国还可以不过多去管。但恰恰是在这时，国际上出现了全球治理赤字。比如，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虚拟世界的出现，极端思想蔓延、跨国电信诈骗等新问题层出不穷;再如，由于发展差异过大，文明以及意识形态冲突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还有气候变化问题等等。总之，当今世界的跨国界问题比以前明显增多，有关全球治理的需求也在增强。 原来提供全球治理的主要是欧美国家，但它们现在都不同程度遭遇困难。欧洲国家在各种危机困扰下有心无力，美国则是有力无心，虽然还有力量但变小气了。虽然原因不同，但作为全球治理供给方的欧美，供给能力确实都在下降。 这种形势就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我们的海外利益不断扩大而且需要保护，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又出现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以实践型战略思维来参与全球治理，实属必然。但持学者型思维的人会说这样做风险大，因为全球治理需要付出资金甚至人命等成本。这时，两种战略思维的差异就凸显了出来。 无论如何，既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那么我们只能回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此过程中，实践型战略思维要占主导，同时还要注意两种思维互补。学者型思维需要往实践型思维的方向上稍微靠一点，帮助后者行稳致远，不能因为存在风险就说什么都不干，那等于是逃避历史责任。当然，实践型思维也要对学者型思维保持尊重，不能对后者一味排斥，需要吸取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力求稳扎稳打。 越是意识形态转型期或历史转折期，两种思维的冲突就越激烈，这很正常。但总体来讲，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除了继续向前迈进别无选择，有挑战就去应对，有困难就去解决。两种战略思维必须学会相互妥协，毕竟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发展更好。文章选自《环球日报》，2017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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