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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最难忘备考之夜 喝辣椒水取暖
长江日报北京电（驻京记者柯立）6月17日，钱颖一、徐小平、汤敏等1977—1979年参加高考的知名学者、企业家、艺术家在京聚首，回忆了40年前改变他们人生命运的高考。他们的口述史，被结集成《那三届——77、78、79 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一书出版发行。 在由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那三届研讨会--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暨77、78级毕业三十五周年”上，这些知名人士回忆了他们经历的高考往事：他们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 艰苦的劳动培养了他们坚忍的意志；当国家赋予他们重新设计人生机会的时候，他们深知“人生能有几回搏”，在历经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在大学里，他们争分夺秒，如饥似渴的读书；当他们走出大学校门之日,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扬帆起航，他们投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关注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 故事>>>王辉耀 记者柯立 摄 王辉耀的备考岁月： 酷暑之夜穿着长衣长裤防蚊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和弟弟王辉进都是那三届代表人物。 1976年初夏，王辉耀来到四川山区一个公社。“17岁的我起初是雄心万丈，但激情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替代了：遇到雨天，只能光脚在泥泞的山路上行走，那种大脚趾使劲压着路面的冰冷的感觉，40年后仍然印象深刻。我父亲出身于浙江桐庐的进士世家，母亲的曾祖父曾是湖南岳麓书院任期最长的山长，父母不断鼓励我：知识能改变一切。我点起煤油灯经常看书学习到深夜，酷暑穿长衣长裤防蚊子，寒冬，干脆喝辣椒水取暖。” 1977年12月，王辉耀参加了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3个月后的一天，他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骑上自行车，在成都的大街小巷狂奔。1978年3月，他踏上了成都开往广州的列车，人生从此翻开新的一页。徐小平 记者柯立 摄 徐小平的赶考路上： 左边一笼鸡右边一笼鸭，前面还有一群猪娃娃 真格基金创始人、中国天使投资人徐小平（他也是新东方的创始人之一，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孟晓骏的原型）现场回忆了1977年他经历的高考。 徐小平说：“当时我在泰兴文工团里拉小提琴。如果没有高考，我的前途可能就是到工厂里当一个宣传干部，25岁结婚、生孩子，一辈子就这样。1977年，我正在乡下演出的时候，借了五毛钱弄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面向全国招十人的招生简章，报了名，初试去上海考了3天，6门课。初试结束后我回到泰兴，3天后的黄昏，我收到上海亲戚和另一位考生的电报，让我赶紧回上海复试。当时泰兴到上海的末班车早已开走，我爸爸帮我找了养猪场一辆装生猪的卡车，把我捎到江阴黄田港，再换乘当时往上海送鲜活农产品的船。那一夜，我左边一笼鸡、右边一笼鸭，前面还有一群猪娃娃。彻夜不眠赶到上海，总算没有迟到。”资料图 朱永新的大学时光： 班上大同学几乎可以做小同学的父亲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也是1977级大学生。他说：“那三届”有时代的特殊性，恢复高考制度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当时的大学混龄学习，师生竞相学习，注重自学、教学的氛围。这些在今天仍然有学习借鉴的意义。 朱永新说：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1000多万人参加，27万人录取。那时对年龄、对学历都没有要求。当时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初中毕业，在我们班读了半年多，直接考取了研究生。相当于他从初中毕业，直接考取研究生了。 他认为：77-79级那三届大学生，还有混龄学习的优势。当时我们班上年长的几乎可以做年轻者的父亲，我的有些大学同学在一定程度上社会阅历和经验比老师都丰富，老师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可以帮助解决。我们应该鼓励社会人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让更多混龄成为大学教育的常态。文章选自《长江日报》，2017年6月18日
2017年6月20日 -
【China Daily】Memories of gaokao revival recalled in new book
A book looking back at some celebrities’ and scholars’ experiences of taking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about 40 years ago was published in Beijing today.In the book, The Reform Generation, compiled by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more than 60 social elites from China shared their memories of taking gaokao in 1977, ’78 or ’79.Before being revived in 1977, gaokao, China’s foremost method of selecting academic talent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by which ordinary people can change their lives, had been suspended for 11 year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During those 11 years,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in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hould have attended college, were sent to villages and became known as zhiqing, or "sent-down youth". Many worked on farms but still yearned for knowledge and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higher education.So, when the examination was revived in December four decades ago, more than 5 million young people flocked to exam halls nationwide, while only 5 percent of them were finally admitted to college. Applications for taking the exam in the following years also remained high.About 1 million young people were accepted by colleges in the three years covered in the book. Many of them then participated in and contributed to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grew to be pillars in all walks of life – scholars, officials, entrepreneurs, writers, lawyers and so on.The book was compiled to commemo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epochal event in these people’s lives, said Wang Huiyao,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who compiled the book."The revival of gaokao 40 years ago raised the curtain for a new era, in which knowledge and talent are valued," said Wang, who took gaokao in 1977. "It also laid a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well as for the prosperity in China today."Wang said he hoped that the experiences and stories shared in the book would not only be a commemoration of the past, but also a reflection that can be passed on to future generations. (By Zhao Xinying)From China Daily，2017-6-17
2017年6月20日 -
【财新网】“那三届”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年
陈平原、徐小平等四十多名“那三届”考生动情回忆当年参加高考的故事，讨论高考给人生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个体命运与时代的风雨历程 考试两个月后发的通知书，我一看封面上写的是北京大学，我当时猜这是不是不录取的通知书，打开一看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乐坏了。”时隔四十年，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孟晓苏回忆1977年冬天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时，还是难掩激动心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诗人王家新记得，他是在公社革委会喇叭中听到自己被录取的通知，而和他一同去的朋友，没有被录取，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痛哭，高考从此把两个年轻人的命运分开。 昨日，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知名投资人徐小平、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等40多名学者、企业家、官员齐聚北京，参与“那三届研讨会”，共话恢复高考四十年改革历程。此次研讨会由全球化智库举办，与会嘉宾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三届”——1977、1978、1979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他们回首参加高考的故事，讨论高考给人生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个体命运与时代的风雨历程。 1977年9月，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3万人，于1978年3月入学；半年后举行的1978年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高考故事：徐小平坐在养猪场的卡车去参加复试 秦晖坐飞机赶考 对于40年前恢复高考，“那三届”共同心声是感恩。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常务副主席邵鸿1977年时在农村下乡，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当时的感觉是我解放了”。 历史学者雷颐回忆1978年的魔幻经历：“我是1978年参加高考的，1978年前三个月我还是军人，后四个月复员做了工人，最后三个月我上了大学。”他说，“1978年是中国的转折点，也是我个人的转折点，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著名投资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是1978级大学生，他回忆坐在养猪场的卡车去参加复试的趣事，“左边一笼鸭右边一笼鸡，前面还有一群猪娃娃。” 1978年，徐小平22岁，在江苏泰兴文工团拉小提琴，那个工作就是走街串巷，在一个乡镇演出一天，第二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彼时徐小平的愿望是到工厂做个宣传干部，25岁结婚生孩子，一辈子就这样了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徐小平借了五毛钱买了招生简章，得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招生，全国招十人，他觉得机会来了，就去上海考试，考完后回泰兴等消息。三天后下午五点接到复试的电报，又急匆匆赶到上海复试。当时已经没有班车了，徐小平的父亲截了一个装生猪的卡车，徐小平就这样赶到江阴黄田港口，又买了五等舱船票，赶到上海参加复试。 徐小平感慨，高考给了他一道通往开放世界的窗。“这一生就是向往着知识，向往着开放的世界。”他说，今天自己做投资，也是希望给更多的人带来生命开放、实现梦想的机会。”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是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通过初试后，要赶到兰州大学参加复试。当时秦晖在广西田林县潞城公社当农民，他的赶考行程从坐着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上路的，先到公社，然后坐汽车到县里，再到省会南宁坐火车到郑州，准备换车沿陇海线去兰州，不料由于大雨塌方，陇海线宝鸡至天水段中断，无奈秦晖只得在西安停下，想办法去兰州。 到西安时离复试只有一天时间，坐汽车已经赶不上。恰好遇到民航局在卖飞机票，当晚就能到兰州。当时从西安飞兰州的机票是28元，比他在生产队劳动一年的现金分配还多。秦晖咬咬牙买了机票去赶考。反思：高校应该更包容 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他回忆，当时的高考门槛不高，给所有人平等机会。很多考生没有上过初中、高中的也可以直接来考大学。当时他所在的班级，班上年长的学生可以做年轻同学的父亲，有的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经历比老师还丰富，很多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可以帮着解决。朱永新呼吁，高校应该更加包容，应该鼓励社会人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让更多混龄成为大学教育的常态。 “那时对学历的要求、年龄的要求都不重要。”朱永新感慨，他大学所在班级有一名同学只是初中毕业，在班上读了半年多就直接考研究生走了。而现在无论是高考制度还是人才制度，对学生的出身要求很高，公务员一定要大学毕业，很多岗位还要研究生毕业，还要求是211院校。朱永新为此写了一个提案，建议取消公务员学历限制。“当年国家有气魄和胸怀不重视学历和年龄，唯人才是举，现在应该也要有这种包容的气度。”朱永新说。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邵鸿指出，要大力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特别是“放管扶”的改革，创造产生教育家的条件，使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更加大量、快速地涌现，各种各样的特色学校、特色教育广泛出现，为社会提供丰富多样、高素质的教育供给，这样中国教育才能更好发展，高考竞争的烈度才会有所缓和。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回顾到，值得“那三届”骄傲的是，77、78、79级的学生大部分都在农村摸爬滚打过，所以整体上都有一种韧劲。他希望大家记得那时候的韧劲，也把曾经有过的那种韧劲传递给后代。 徐小平在会上感言：“我们的命运被‘那三届’改变，而中国的未来也因为在座的以及更多的‘那三届’人改变，希望我们未来继续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推动中国的进步、繁荣，最终不负这个时代。”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6月18日
2017年6月20日 -
【人民网】”那三届”考生座谈研讨 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
人民网北京6月19日电 （记者 郝孟佳）2017年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也是77、78级毕业三十五周年。17日，全球化智库（CCG）在京举办了“那三届研讨会——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暨77、78级毕业三十五周年”。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77、78、79级可以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代人”，因为他们正好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节点紧密相连，感知着中国走向世界的脉搏，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推动者和捍卫者。 据悉，本次研讨会聚集了四十余位嘉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三届”，即1977、1978、1979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他们回忆参加高考的故事，探讨高考给人生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个体命运与时代的风雨历程。 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回顾到，值得我们骄傲的是，77、78、79级的学生大部分都在农村摸爬滚打过，所以整体上都有一种韧劲。我希望大家记得那时候的韧劲，也把曾经有过的那种韧劲传递给后代。人生一辈子可能会碰到很多困难，闯过去，也许就是值得我们欣赏的柳暗花明。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邵鸿也是77级的高考生。“高考制度的恢复毫无疑问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我当时的感觉是我解放了，高考给了我希望，给了我改变生活的机会。”邵鸿指出，高考实际是真正恢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但现在应该大力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特别是“放管扶”的改革，创造产生教育家的条件，使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更加大量、快速地涌现，各种各样的特色学校、特色教育广泛出现，为社会提供丰富多样、高素质的教育供给，这样中国教育才能更好发展，高考竞争的烈度才会有所缓和。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是77级里年龄比较小的，和现在的高考生一样，他18岁就上了大学。说起高考，宁滨依然记得40年前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走进考场的情景。“高考的恢复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序幕，也是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序幕。它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命运。”宁滨表示，对大学来讲，一方面要求我们回归教育，要静下心来；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它和社会的联系，强调成果的转化。我们应减少浮躁、去功利化，真正回归人才培养的规律。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6月19日
2017年6月20日 -
王辉耀：企业参与“一带一路”要找准突破口
文 | 全球化（CCG）主任王辉耀 “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倡议，由中国提出来以后得到了世界很多国家的热烈响应。“一带一路”建设最核心的是要将倡议落地，其中企业的参与不可或缺。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看到几个重要突破口： 一是注重旅游产业带动作用。现在中国每年出国人数达到一亿两千万，在海外消费有一千亿到两千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甚至超过中国的对外投资。“一带一路”旅游先行，能够带动火车、飞机的生意，带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带来旅游、酒店的业绩，给当地送去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实惠，使当地人民感觉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去的现实“获得感”。 二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人才。首先可以招收大量留学生来中国留学，中国的学校也可以到“一带一路”沿线去办学，办技工学校等各类人才培养学校，甚至开办大学海外分校。这样，一方面为当地培养人才，另外一方面也会为我们培养更多的“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这些人才，无论是商界人才，还是跨文化沟通人才，都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深度合作，促进各个国家企业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最终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三是打造“一带一路”长期合作伙伴。企业“走出去”不能单枪匹马，就如当年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有合资企业、合营企业，我们可以和“一带一路”国家结成合资、合营企业，可以和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结成长期合作伙伴。这也是我们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重视的。 四是想好怎样利用国际资本。比如伦敦、新加坡、法兰克福等城市都有巨大的国际资本，我们不能只靠亚投行或者中国的自有资金，而是要不断拓展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把全世界的资金都调动起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五是企业“走出去”要和专业人士合作。比如国际会计师、律师、工程师、测量师、金融师等，这非常必要。因为我们去这些国家，如果没有这些专业人士的支撑，没有专业公司做我们的合作伙伴，就很难把项目做好，或者会有很大的风险。 六是应该发起成立国际企业联盟，打造最大的“一带一路”企业家平台。比如，相关企业可以采取“开放式”的加盟方式，吸引更多企业响应并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搭建发展、产业、边贸、科技、物流、金融、旅游以及文化交流等八大平台，以搭建平台的方式为“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和核心区提供全方位服务。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还可以在当地建设“一带一路”产业园。要特别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用好当地的人才，真正做到“融进去”。文章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6月17日
2017年6月20日 -
薛澜：充分发挥社会智库的独特优势
专家简介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我国社会智库由境内社会力量举办，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民间非营利组织。社会智库与党政机关智库、高校智库在组织定位上明显不同，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社会智库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优势：一是研究更客观。智库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出台提供独立、客观、有价值的咨询建议。社会智库相对独立的身份使其更为超脱，可以提供更为客观中立的咨询服务。二是视角更多元。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纳入政策制定过程，是制定公共政策需要解决好的重要课题。社会智库视角多元，可以深入社会各个层面，有利于将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纳入政策视野。三是机制更灵活。社会智库可以采取更加灵活高效的机制，吸引优秀人才，开展政策研究，承担社会责任。四是渠道更国际。国外智库大都以社会智库的组织形态存在，社会智库更容易与国外智库建立联系。社会智库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召开和参加国际会议，发起和参与国际组织，应邀参与境外交流培训，邀请外方参与境内活动，开展国际合作等。 应当看到，充分发挥社会智库的独特优势是需要一定条件的，目前社会智库发展还面临诸多制约。从我国社会组织发育的情况看，尽管近年来发展较快，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例如，发达国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高达50多个，而我国到2015年还不足5个。当然，我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同发达国家简单类比。但这也说明，社会智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尚不完善，发展基础仍然薄弱，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仍然较多。同时，社会智库的运行经费也是一个难题。目前，政府向社会智库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尚未实现制度化、常态化，多数企业还没有认识到社会智库对其决策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社会智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往往难以持续发展，难以吸引高层次人才，也很难保持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一些境外资本甚至有可能趁机进行渗透。另外，社会智库与决策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还未制度化、规范化，一些社会智库对政策需求的了解有较大局限性，从而导致其政策研究缺乏必要的针对性，供需错配的现象时有发生。 充分发挥社会智库的独特优势，克服其发展的制约因素，需要政府、社会和智库共同努力。要消除对社会智库的偏见，进一步优化社会智库的发展环境。比如，为符合条件的社会智库提供登记注册的方便，对向社会智库捐助的企业和个人给予税收减免，依法依规开放政府部门的数据和信息，支持高校毕业生到社会智库就业，对社会智库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给予方便，等等。要构建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智库资金保障体系，支持社会智库通过平等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鼓励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资助社会智库建设。与此同时，社会智库亟须加强自身建设，明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同党政机关智库和高校智库错位发展，不断完善治理结构，积极吸引优秀人才，通过高水平的研究和政策咨询赢得政府的信任、社会的认可和市场的投入。要拓展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建立社会智库向党政机关提供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意见建议的制度化渠道；探索建立决策部门对社会智库咨询意见的回应和反馈机制，促进政府决策与社会智库建议形成良性互动，努力让社会智库在公共政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作出更大贡献。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6月18日
2017年6月20日 -
【文汇报】对话托马斯·弗里德曼： 我希望人们勇敢地站在全球化风暴的中心
美国共和党宛如一座空荡荡的花园，特朗普总统入侵并占领了花园。这种情形也有可能发生在美国民主党身上。这些党派被这个重塑中的世界搞得猝不及防：有些人能够适应，有些人将被淘汰。法国的现状正好对此做出印证：两个主要党派没能对自身进行改革，第三政党的候选人成为了新总统。 自2016年以来，美欧社会的内部阶层分化加剧，内向转换的趋势明显，全球化面临近40年来最大挑战。作为中国国内最早进行全球化研究的智库，全球化智库（CCG）近日邀请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1953— ）来到北京，与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从全球化的新趋势、世界秩序的重建、全球化给个体生活带来的改变等方面展开了对话。 弗里德曼是美国国内较早关注和研究全球化的专业人士。他2005年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已成为全球化这一主题的基本读物。领导力的质量对一个社会群体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王辉耀：近期一个受到国内外政界和舆论界关注的事件，即特朗普总统宣布将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这无疑是一个令国际社会失望的决策。 目前，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已就加强环保、扩大合作，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达成共识。这项协定不仅是178个缔约方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承诺，还会对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和国际关系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是奉行“实用主义”而作出的选择，表明特朗普放弃了奥巴马及希拉里奉行的“软实力”外交战略。您如何看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境况及其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 托马斯·弗里德曼：现在特朗普政府要面对的反对党不是民主党，这个党派现在没有任何实权。美国真正的反对党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这里可是权力的集聚地。加州拥有独立的环境规定，此外，美国30个州和加拿大的2个省会也已经加入到这些规定中来。也可以说，每一个城镇、学校、甚至是宿舍，都会有其独立的《巴黎协定》。 可以与“大自然母亲”抗衡的便是“人性之贪婪”。然而，就算是美国的大公司有意重新开发煤炭产业，进而导致环境污染，消费者以及消费者的子女们也不会接受。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用整整一页的广告去说明，苹果和摩根士丹利等公司的总裁们对于特朗普总统的决定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如今，风能和太阳能逐渐取代了煤炭和石油：在加州，绿色能源公司旗下的雇员数量高于全美整个煤炭产业的雇员数量。因此，我对特朗普总统这一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并未感到束手无策。我相信，加利福尼亚等各州将继续发展新能源；美国的跨国公司也会继续与世界合作，投资开发新能源。 但是，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对特朗普总统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和无奈。我打赌，他在做出这一决定前咨询了身边的所有人，除了科学家。事实上，时至今日，他在身边依旧没有配备科学顾问。有信誉的科学家们都不愿意为特朗普总统做事情——没有人愿意为这位正在将美国拖回煤炭燃料道路、令全球置身于环境危机的总统工作。 但是，我相信，在当今社会，市场势力和社会权利不容小觑。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源、能源的高效性，将成为下一代全球产业的核心。我担心我的国家虽然不再从沙特阿拉伯购买石油，但开始从中国购买太阳能电池板——这将使美国完全与下一代的全球产业变革失之交臂。 王辉耀：面临当前快速的科技发展，各国纷纷调整政策，以维持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各国均以自身利益为重，甚至以邻为壑，由此催生了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阻碍了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发展，损害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基。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个局面？ 托马斯·弗里德曼：美国曾经是工业巨头，拥有完善的保护法与工会。我的叔叔以前是银行的信贷员，但他仅是高中毕业，这在现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970年代时，局面开始转变。1979年，中国开始崛起，电脑系统也愈加完善，社会上对于工人的技术需求与日俱增。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打破了在美国拥有中等技能就能获得高薪收入这个泡沫幻影，200余万美国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汹涌的失业潮随之而来：工厂被迁移至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进口商品造成贸易逆差。软件开发、自动化与机器人技术则严重影响了白领及蓝领阶层的工作。 不久前，我从印第安纳州一路驾车开到了田纳西州。在印第安纳州，工厂已不复存在，许多白领工人面临工作危机。在田纳西州，5%的居民被检测出HIV阳性，这百分比与非洲的程度持平。然后，我沿着75号高速公路，从田纳西州继续往前开了45分钟，到达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这个城市有3000多个工作机会，整个城市正因众多新型技术的发展而繁荣壮大。由此可见，美国的有些城市愈显苍凉，有些城市却高速发展，这完全取决于当地政府的领导力。前总统克林顿说过：“在美国，所有的假恶丑都可被真善美所弥补。”领导力的质量对一个社会群体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王辉耀：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从去年的G20杭州峰会和APEC秘鲁峰会，到今年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会，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各国充分展示了中国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信心和决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切实从中收获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下滑，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世界经济发展，也使得大家开始担忧经济全球化是否已经达到顶峰，而各国的逆全球化浪潮也此起彼伏。您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把自己称为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人”和“热情推土机”，对全球化演变有着自己的观察和反思。也请您谈一谈当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如何？ 托马斯·弗里德曼：人类社会飞速发展，有三股主要力量正重塑着这个世界：市场、自然界，以及摩尔定律。市场是指数字全球化，微信、推特、脸书、PayPal、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正在以有别于传统的方式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数字化和全球化，而且近年来数字全球化呈加速发展的态势。自然界主要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加等现状。摩尔定律是1965年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的，他认为微型集成电路片的速度和性能每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虽然长期以来反对声不断，摩尔定律延续了52年仍然有效。 这三大力量相互作用，重塑着这个世界：摩尔定律推动了数字全球化的发展；数字全球化越深入，气候变化的速度越快，进而催生了更多的相关解决方案。如何将人工智能（AI）演变成智能助理（IA），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核心政治挑战 王辉耀：您在最新著作《感谢迟到的你》（Farrar, Straus & Giroux，2016）一书中写到，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2007年的科技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而数字全球化则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 托马斯·弗里德曼：你的电脑基本是由五个部分构成的：中央处理器、内存芯片、网络系统、软件，以及装配有摄像头的传感器。我在《感谢迟到的你》中所述的是，这五个部分在2007年融合到一起演变成为所谓的“云”。但是“云”这个字眼在我的书中不曾出现，因为它听上去太轻柔和温驯了，不禁让人联想到琼妮·米切尔的情歌《真爱至上》。但是“云”可是一颗超新星，是自然界最强劲的力量。我认为，2007年的科学进步直接引发了“能量大爆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了四种力量。 一是人的力量。如今，一个人作为创造者或者破坏者所能达成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美国的总统，穿着睡衣就可以直接给全球几十亿人发送推特，不需要经过编辑、律师或过滤器的审核。这听起来很可怕。因为极端组织的头目可以在叙利亚做同样的事情。人的力量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是思想的力量。思想现在以人类从未见过的方式流动、变化、加速和融合。六年前，奥巴马总统说，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如今，奥巴马承认，婚姻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事。 三是整体的力量。人类作为一个团体已经成为了自然界中最强大的力量。人类给环境带去的影响尤为深远。“整体”的力量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出现了以人类命名的地质时期——人类纪。 四是机器的力量。我们所处的时代前所未有，一部机器竟能拥有五种感官。2011年2月14日，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智力竞赛节目Jeopardy上，非人类机器选手Watson在与两名人类脑力高手的角逐中获胜。超级机器人战胜了人脑，这是前所未闻的。 王辉耀：在您看来，人工智能将会给金融产业带来怎样的改变？对于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这一论说，您持怎样的态度？ 托马斯·弗里德曼：2016年，PayPal公司共发放价值30亿美元的小额贷款。对于小规模的企业公司来说，它们无需通过传统的借贷方式便可获得融资。由此可见，大数据可以使人们将借贷过程私人化、最优化。这是前所未有的。 人工智能取代了多少传统的工作岗位，它就会创造出多少新型的工作岗位。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种顾虑不会成为现实。我们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自我封闭，最佳应对就是全方位地敞开大门，成为高智商的冒险者。我对此信心满满。 王辉耀：过去一两年，全球化在西方社会遭遇了一系列的挑战。一部分民众对政府的表现表达了明显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科技在内等因素的影响下，社会的急速变化。您认为西方政府和政党对此应该如何应对？ 托马斯·弗里德曼：我认为，人类现在面临着三种主要的“气候变化”：一是自然气候本身的变化；二是全球化的状态正从相互依存过渡到在依存中独立；三是科技环境的改变。面对种种的“气候变化”，人类不仅需做好预防措施，还需具备快速恢复的能力来适应改变。 西方国家的党派近些年来遭遇到了一系列的“滑铁卢”，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建立在响应罗斯福新政、工业革命、种族及性别平权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上的。然而，在现今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当市场、自然界和摩尔定律这三种力量正重塑世界时，各党派面临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具备前瞻性及适应力。 美国共和党宛如一座空荡荡的花园，特朗普总统入侵并占领了花园。这种情形也有可能发生在美国民主党身上。这些党派被这个重塑中的世界搞得猝不及防：有些人能够适应，有些人将被淘汰。法国的现状正好对此做出印证：由于两个主要党派没能对自身进行改革，第三政党的候选人成为了新总统。 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发展，许多领域正在被重塑，譬如人类的工作环境。当前社会已经很难适应科学发展的速度。而我们所面临的一大核心政治挑战，即是如何将人工智能（AI）演变成智能助理（IA），改进人类的学习速度，提升治理的有效性，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科学发展速度。在现代社会，不要问孩子长大后想从事什么工作 王辉耀：那么，身处其中的个人又该如何来应对这样的变化？ 托马斯·弗里德曼：我先从一家企业说起。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人力资源部门的运作战略是这样的：CEO兰德尔·史蒂芬森（Randall Stephenson）在年初的演讲中对公司本年的发展方向做出清晰规划，要求公司雇员需具备十项技能，并将旗下10多万雇员的信息录入公司内部的领英（LinkedIn）系统。AT&T公司通过与网上学习平台合作，创建了一套“微学位”的菜单，为旗下未能具备十项技能的雇员提供线上课程。譬如，一位员工只具备了规定中的七项技能，CEO史蒂芬森先生便会对他说：“我们来做一笔交易。公司每年会支付你8000美元用于参加各类在线培训课程，以此提升你有所欠缺的三项必要技能。我还听说你对于中国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你是否愿意上一节在线的中国历史课？公司会支付你的全部学费。我知道你认为计算机操作单调乏味，但现在公司为雇员提供了在佐治亚理工学院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的机会，所有学费依旧由公司支付。你可以任意地选课，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利用周末和傍晚等非工作时间完成线上课程的学习。倘若你可以做到这些，我承诺你，公司内部若有任何新的升职机会，你将会被优先考虑。倘若你没能做到这些，你将会出现在公司的裁员名单上。” AT&T公司传递给员工的理念非常简单：如若你想成为终身雇员，就必须秉承毕生学习的信念。世界正在高速地发展变化，大学的四年教育已远不足以令你受用终身。 在现代社会，不要问孩子长大后想从事什么工作。除非他回答“警察”或者“消防员”，其他的工作岗位在30年之后大概已经历经变革而焕然一新了。你倒是可以问问孩子长大后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一位有着强烈求知欲的终身学习者？“学习”要比“知道”更有意义。因为，无论你多么博学，百度和谷歌等搜索引擎一定比你还要“知道”更多。 王辉耀：在高速变化的社会，人们似乎活得更辛苦了——除了终身学习之外，还有很多新的问题要考虑。 托马斯·弗里德曼：对，譬如说，人文伦理。1999年，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家书店为我的新书做签售。在问答环节，一位男士满脸兴奋地疾步走到我面前，问道：“弗里德曼先生，上帝是否存在于网络空间中？”沉吟良久，我发现自己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答案。 然而，这个新颖的问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以至于回家后我便急忙去拜访了我的教会导师：一位和善的犹太法学博士。我向他提出了这个我从未思索过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于网络空间中？”这位长者回答道：“在传统信仰中，我们对万能的神通常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认知即是，万能的神拥有无限的权力。他惩恶扬善，象征着这世上的至善至美。如果你这样理解神的存在，那上帝必然不存在于充斥着色情、赌博、欺诈、谩骂、暴力和假新闻的网络世界中。幸运的是，我们对神还有另一种理解：上帝彰显于我们的行为活动中。因此，倘若我们希望上帝存在于网络世界中，我们必须用向善的行为和虔诚的信仰将他带进我们的新世界。我们人类自身才是“上帝是否存在于网络世界中”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 在当今社会，我们51%的人生时间都在网络空间中度过。我们通过互联网来寻求伴侣、购置房屋、订阅图书、接收新闻、租赁公寓等等。但在网络空间中，人人互相联结，却无人负责掌管。虚拟网络中没有法庭、没有国际刑警、没有超速罚单、也没有T-800去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所处的新时代似乎无关道德、无需信仰，更别说上帝了。 1945年，我们进入“后广岛”时代，一个国家可以毁灭整个人类物种。如今，我们跨越至一个新时代：单个人即可毁灭整个人类物种，但单个人也可搞定一切。这意味着，人类已愈加接近“全能”了。在这个上帝不复存在的空间中，人类却是如此地接近“神一般”的全能存在。在这每个人都极具破坏力却又不被约束的时代，只有道德与信仰能够成为指引人类走向和平未来的照明灯，而孔子的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会成为新时代的“黄金法则”。对于身处时代交叉口的人类来说，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团体才是21世纪理想化的管理机制形式。 当然，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保护本国文化也至关重要。许多国家现在拥有极佳的职业道德，比如德国、中国，以及美国。我认为，只有这些拥有规范的职业操守及文化核心的国家才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国家发展得越快，“黄金规则”这样的“旧道理”就变得愈加重要。 在美国，我们的特朗普总统迫切地想高筑一座石头墙，来阻挡即将到来的全球化风暴。然而，我却希望人们勇敢地站在这风暴的中心，在这汇集风暴能量的地方，搭建一个稳定却充满活力的全球化平台：人们于此互相尊重、互相倾诉、互相爱护。当人们分列各自的阵营，成为两派所谓的“石头墙党”和“暴风眼党”，我必将与“暴风眼党”并肩前行。文章选自《文汇报》，2017年6月16日.
2017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