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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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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中日关系有两个基本稳定器
张蕴岭，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承办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7日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出席研讨会并致辞。 张蕴岭表示，中日恢复邦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已经走过45个年头，一步步走来成效很大，但是路也不是十分顺畅。 张蕴岭认为，应从历史发展进程及大局的视角来看待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有经济合作及共同的和平发展诉求两个基本稳定器。01 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视角看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经历大的历史性转折。近代，中日综合实力发生了日本超越中国的大转折，无论对中日关系还是对地区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中国综合实力超越日本，且差距进一步拉大，也必然对中日关系和地区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中日关系正处在这种力量转换下的磨合期。21世纪，上次转折的悲剧不能也不应该重演。中国宣誓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日本一些当政者、战略家对此还存有疑虑，特别是近些年来防范中国似乎成为既定政策。如何构建新形势、新格局下的新型中日关系非常重要，需要双方作出很大努力，也需要双方的智慧。02 从大局的视角看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受多种因素影响。冷战结束以后，东北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美国扩大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军事同盟加强。美朝对抗加剧，朝鲜半岛危机加深。而美国把崛起的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此情况下，中日之间能够找到战略与安全合作的点比较少，日本更加依附与美国的同盟，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站在美国的一边，在中国有纠葛的地方火上浇油，给人感觉中日总是相背而行。当前，东北亚又一次处在是战还是和的十字路口，中日应合力推进东北亚地区新和平秩序的构建，这对两国好，也对地区好。03 中日关系有两个基本稳定器 一是中日的经济关系。尽管市场份额在下降，特别是日本在中国的贸易与投资份额大幅度下降，但是重要性和利益基础存在，是结构性的调整，不是战略性的转变。 二是共同的和平诉求。不仅中日不能再战，而且也要阻止在家门口生战，因为战争给人民的伤害太深，现代战争的危害性更难以想象。不过中日关系很脆弱，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两个稳定器都需要加固，需要寻求新形势下的经济关系的加固点，需要在构建长久和平上增进共识，从战略和功能上避免发生战争或者卷入战争。 张蕴岭表示，希望此次研讨会能够提出更多有影响的对策建议，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新的45年。最重要的是多层面、多方式，加强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教育、文化、社会，从务实做起。比如，过去着重于谈经济的开放、便利化，今后还可以做提升人文开放，签署便利化的协议等。中日关系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务实地去做，从基础做起，走向正常的中日关系是必须有这种思想准备，去掉幻想，准备更好的结果。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8月28日
2017年8月30日 -
钱颖一：“经济学家抓大象”笑话的背后
钱颖一，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我在《经济学原理》第一堂课上总喜欢讲一个笑话。有一次我遇到一位毕业多年的校友,她对我讲的《经济学原理》课的许多内容都不记得了,但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讲的这个笑话。笑话是这样的:目标是要去南非抓一头大象。找了三个人,一个是学数学的,一个是学计算机的,一个是学经济学的。学数学的人做的第一件事是要证明南非至少存在一头大象。当然,如果南非没有大象,为什么要去抓呢?但这种做法确实体现了搞数学的人的严谨性。学计算机工程的人非常实在,立马就去了南非。他编制了一个非常好的程序,从好望角开始,往北走50米停下来,画一个半径为50米的半圆,抓住这里面所有四条腿的动物,与他电脑里的大象图做比较,误差在一定范围之内就把它叫作大象。没有找到的话就继续前行。这就是搞工程的人的实干性。轮到经济学家了,他用什么办法去抓大象呢?经济学家说,我既不去证明是否存在大象,也不用那么远跑去南非,因为我相信,只要我把价格定得足够高,不用去抓,大象自己就跑来了。我觉得这位学生能够记住这个笑话也不错,因为她至少明白了“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这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然,这里作出反应的不是人,而是大象,所以才是一个笑话。 经济学原理很多,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是其中一个基本的原理,这个原理有一定的针对性,也与理解中国经济直接相关。比如,当你想到环保问题的时候,除了技术问题之外,你也要想一想价格在里面起什么作用,这是很重要的思路。 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的内容极其丰富。激励,俗话说就是积极性。当然这种积极性其实只是激励的一种,是正激励,此外还有负激励,就是惩罚,这是人们试图避免的。 人对激励作出反应至少有三种渠道。第一,人们对价格作出反应:价格上升,愿意多卖东西;价格下降,愿意多买东西。这就是通常的供给曲线随价格上升而上升,通常的需求曲线随价格上升而下降。基于对价格的激励反应,就有了供给曲线的分析框架。第二,人们对竞争的反应。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John Hicks)说过,垄断的最大好处是安逸的生活。而竞争给人压力。在有竞争和没有竞争的环境中,一个人或企业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竞争带来的激励。市场经济的一大好处就是竞争。竞争改变人的激励,没有竞争,人就缺少动力做事情。第三,除了价格因素、竞争因素之外,人们对产权、契约、制度规则作出反应,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经常强调的非价格因素,这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非常突显。 经济学研究人的激励问题,与其他学科,比如工程,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在清华经管学院,我们也对工科、理科以及其他文科学生开设经济学第二学位。比如来自环境学院的学生,在学经济学之前,他首先想的是节能减排等工程技术问题。学了经济学之后,他知道环境保护还有人的激励问题,包括价格、产权等。这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思路。 可以再举几个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的稍微复杂点的例子。汽车安全带能减少交通事故吗?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汽车安全带当然减少伤亡。但是未必。因为驾驶员系了安全带,会觉得很安全,所以就有激励开车时更随意一点,事故反而可能增加。所以,这种行为对伤亡的影响比较复杂,对系安全带的人来说确实伤亡会减少,但是如果因此出事故的概率增加了,路上行人的伤亡可能就会增加。当然,这只是从经济学分析的可能性,现实中驾驶员还是要重视安全带作用,系上安全带后也不能掉以轻心。类似的,人们还发现,越是制造坚固的汽车,越是容易被发现在十字路口闯红灯。这其实也是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这个道理也体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恰恰是金融创新中增加了很多保险工具。这本来看上去很好,增加了保险工具,就应该降低金融风险。但是恰恰相反,人们更加愿意冒险了,因为他们觉得反正买了保险,出了问题保险会赔。这几个例子稍微绕了一个弯,实际生活中绕的弯可能更多。但道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有了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对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找到解决和完善的办法。文章选自北京日报，2017年8月28日
2017年8月30日 -
张燕生：金砖机制将推动建立一个更完善的世界经济规则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国新办28日就金砖机制的机遇挑战前景举行吹风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金砖机制遵循开放透明、团结互助、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原则，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构建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关系，强调战略性的务实合作，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开放透明为前提，以机制建设为保障，扩宽合作领域，最大限度的分享合作成果。 张燕生称，金砖机制已经十年了，十年来，金砖五国的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经从十年前的12%，上升到23%；国际贸易比重，就是金砖国家国际贸易占世界国际贸易的比重从11%上升到16%；对外投资的比重从7%上升到12%；吸引外资的比重2016年达到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50%。也就是说，十年来金砖机制对五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对促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应当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燕生表示，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将引领金砖机制步入第二个黄金十年。因此，今年即将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它的主题由两句话构成的。第一句话，深化金砖伙伴关系。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就是“金砖+”，所谓“金砖+”也就是金砖五国如何能够在全球形成一个越来越广泛的朋友圈，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一块参与金砖机制。就是要形成一个最广泛的朋友圈，金砖的事业、金砖的精神和金砖的机制才能有发扬光大。第二句话，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当前世界经济的环境其实是有两个前途： 一个前途是光明的前途，就是推动这个世界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安全、越来越充满了合作精神，金砖这个机制和参与机制的朋友圈的国家都能从中间受益。当前，世界经济还有一个前途，这个前途也就是最近经济学家谈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当前事实上是存在着逆全球化，存在着贸易投资金融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的问题，2017年全球经济有着非常明显的企稳向好的迹象，同时可以看到这些不确定性，也就是它可能会改变国际环境、经济形势。因此，今年的主题一句话就是深化金砖的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 张燕生称，今年的金砖国家厦门峰会重点有四个方面： 第一，深化金砖国家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通过金砖国家加强经济伙伴关系，推动国际的发展合作。 第二，加强全球治理，共同应对挑战。金砖国家应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完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加强在多边机制中的协调合作。 第三，开展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金砖国家应开展文化交流互鉴，加强教育合作，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 第四，促进机制建设，构建更广泛的伙伴关系，期待金砖机制在未来能够促进国际格局发展合作，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对大家比较关注的当前国际上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问题，张燕生同时也作出回应。 张燕生指出，当前出现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现象，带头逆全球化的经济体不是新兴市场，欧洲“脱欧”是英国，现在搞301调查的包括对贸易保护主义持不同意见的是美国，而美国和英国都是历史上曾经推动过全球化的领头羊。 为什么世界上最发达、市场经济最健全、法治和监管能力最强的国家，他们的选民用选票选出了对全球化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人？张燕生认为是选民对1990年以来的全球化的不满意，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 第一，老百姓对收入分配不满意，就是经常人们讲少数人，比如1%的人得到了更多好处，而绝大多数人得到的好处有限，尤其是中产阶级。全球化促进发展，但发展的果实分配的不好。 第二，从1990年以来，能够观察到一些现象，在世界主要国家高技术制造业率是下降的，创新发明专利申请率是下降的，实体经济的比重是下降的，金融是上升的，房地产是上升的，建筑是上升的。这样一来，可以看到在全球化主要国家的经济出现了空心化。因此，在这些国家就是政治领导人也不满意，商界也不满意，因为实体经济比重下降。1990年我们经历了两次泡沫，一次是IT科技泡沫，还有一次泡沫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 第三，就是过去讲发展的问题是有增长无发展，就是说有GDP的增加，有人均GDP的增加，但是社会和结构发展不平衡。因此，出现了过去是穷国存在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矛盾，现在是富国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矛盾，因此大家对全球治理不满意，人们感觉到全球治理没有解决富国有增长无发展的矛盾，这都是世界上新的问题。 张燕表示，从这个角度来说，金砖机制能够解决1990年以来全球化存在的问题，能够通过合作解决分配的问题，就是包容性发展的问题，能够解决创新的问题，解决强劲增长动力的问题。 “通过金砖机制推动参与和完善全球治理，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世界经济的规则，一个更加完善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机制，推动世界和平、世界发展、世界开放、世界合作。”张燕生说，如果金砖机制在这个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努力，就是对世界发展的一份贡献，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一份贡献。文章选自中国网、中宏网，2017年8月28日
2017年8月30日 -
何亚非：中美贸易事关两国关系的基础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中美关系最近又出现风风雨雨，就像夏天的气候，晴空万里与雷暴狂风交替而来，令人目不暇接。最近，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备忘录，决定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称中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 中美关系每次经历美国政府的更替，都会有一段磨合和调整的时间。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对此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自两国元首今年上半年海湖庄园会晤以来，经过双方特别是中方的积极努力，合作、协商解决两国关系存在问题的势头初露端倪，双方均表示将继续推进双边关系向有利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然而，特朗普政府如今却突然对华发起“301调查”，给两国经济乃至政治关系带来了较大变数。山雨欲来风满楼，本已开始晴朗的天空又增添了不少乌云。有几点值得我们跟踪和关注： 一、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巨大不确定性更加凸现。这使得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信誉和可靠度大为下滑，也使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时，经常不得不做最坏打算，以防不测。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如此不负责任，给整个国际社会的运作带来了混乱，也给中美关系带来了许多不该有的变数。《金融时报》首席外交评论员拉赫曼说：“他的领导风格与美国盟友希望的那种稳定、可预测而且平和的风格完全相反。” 今年特朗普总统计划访华，中美双方都在为此做积极准备。然而，美国政府对外和对华政策如此大幅摇摆，有如此波动起伏的不确定性，其冲击波给国家与国家的正常交往和双多边事务的稳妥、有序处理造成了极大困难。就中美而言，在两国元首商定的四项高层对话之一——“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已经深入进行且有“早期收获”之时，特朗普总统经常前后矛盾的表态以及突然对中国发起“301条款”贸易调查的异动，令人诧异。如果真因为“301调查”将来引发中美两个大国的贸易战(这一点现在还难以确定)，无疑将对整个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将使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二是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我行我素、利己主义的做法反映出，美国现在站到了全球化的对立面，带头反对全球化，要改变迄今行之有效的国际政治经济的“游戏规则”。这给全球化的发展、给美国与其他大国包括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增添了障碍和难度。 特朗普总统就任后，无论是国内医改、税收政策，还是对外政策方面废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决定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与中国重新谈判贸易安排甚至单方发起“301调查”，无不暴露出美国新政府以“美国第一”为宗旨、无视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利己主义倾向，也凸现了美国现政府对现有国际规则置若罔闻的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倾向至少开始成为美国“政治经济新常态”的一部分。这对今后全球化发展的方向肯定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进而也会影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究竟结果如何，自然还需观察，并取决于大国的互动和国际社会的总体反应。 三是美国的做法试图扭转国际贸易的两条基本原则：即双边贸易并非“强买强卖”，而是“你情我愿”的自由贸易，由个人和企业按供给和需求的市场规则进行;国际贸易生产链的分工和不断挪动是全球化条件下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不是人为制造的。想靠施压来为自己谋取经济贸易利益，即便短期内成功，也是不可能持久的。这早已被历史所证明。 “301条款”是美国制定了《1974年贸易法》之后针对其贸易伙伴常常使用的贸易“执法棒”，但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覆盖全球的多边贸易安排谈判、争端解决机制1995年成立后，“301条款”较少得到使用。有两个数字颇能说明问题，美国政府至今总共进行了122次“301调查”，而2001以来仅仅在乌克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用过一次。 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一是中国自己的附加值并不多。中国企业从美、日、韩、英、德等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口大量的零部件，甚至是具有核心技术的零件;二是参与中国出口的很多是独资或合资的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所谓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远没有美国自己统计的那么大，而且原因很多。如果就此归咎于中国，而且由此发动中美贸易战，受损的企业就不仅仅是中国的了，许多中国企业的供货商也会受到严重打击。而且，最大的受害者恐怕是美国的消费者，他们可能就买不到“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了。我们要知道，这种全球贸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已经形成多年，要破坏它、扭曲它，各家都会遭到损失，结果一定是双输、多输的糟糕局面。 四是美国常常把贸易问题、地缘政治问题等都捆绑在一起，刻意造出很多谈判的“筹码”，希望借此压中国做出更多让步，以为美国攫取更多的短期商业利益。这样做实际上往往事与愿违，不仅将伤害中美经济关系、美国得不到实际利益，还会使整个双边关系偏离正确的轨道，出现不该有的“险情”。 美国把中国列为侵犯知识产权的重点观察国家本身就是出于政治偏见等考虑的错误做法，完全无视中国这几十年来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所做的努力。最近，中国又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就是一个例子。 不管是美国通过“301调查”对中国威胁可能发生的贸易战，还是在其他方面制造紧张局势，如果美国想以这些东西为筹码，压中国在贸易上更多“让利”、破坏两国数十年的公平自由贸易，那只能说明美方的“幼稚”。 况且，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这些年来不断下降，据美国学者统计，目前已不足5%。所以说，对中国来说，全球化的浪潮已把中国的对外贸易推向世界各个角落，中国已是全球性和全球化大国。这与10年、20年之前中美贸易状况有着根本的区别。 中国坚持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协商和谈判来解决贸易问题，也愿意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希望美方相向而行，唯有合作，才是唯一选项。中美如发生贸易战，没有赢者。这是两国领导人达成过的共识，需要珍惜和坚守。文章选第一财经，2017年8月28日
2017年8月30日 -
田国强：改革与不改革、到位与不到位 经济增长差3%
田国强，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我们用了9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兼具国情和国际经验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 事实上，很多研究机构都在做这件事，但是基本上是照搬发达国家的宏观分析模型，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国外的模型只关心短期，不关心长期，它们不关心改革，不关心体制和治理结构，并且只注意定量分析，不注意定性分析。 我们结合中国特有国情，对几百个核心方程逐一检视，或修改，或推倒重建，并加入中国特有元素，构建出为中国宏观经济量身打造的独特分析框架和模型。它既考虑经济发展稳定及风险控制，又考虑结构和体制转型，既有实证也有理论，既定量也定性，既考虑短期政策又考虑中长期综合改革治理因素。 发展是硬道理，压倒一切是稳定，我们的模型为政府机构、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改革向纵深发展提供有益智慧。 我们通过这一分析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基本走势做了一些判断，我们认为中国实体经济遇到一些发展的困境和挑战，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近年来持续下行，而近一年来中国经济走势又呈现向好的“转头”趋势。不过伴随着潜在的增速，风险也在增加，包括金融风险、债务风险，债务风险里面又分为企业债务、地方债务等。现在媒体、政府部门都很关心企业债务、地方债务问题，但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债务，就是消费方面的家庭债务风险。这个风险很可能比企业债务和地方债务的风险还要严重些。此外还有产能过剩的通缩压力和投资杠杆的风险，都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经济放缓都有周期性的原因，也有结构性的原因，结构的原因比如科学技术发展放缓等，我们的分析显示，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一些问题，主要还是来自于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除了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原因以外，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更面临着发展驱动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式问题，这些也是导致经济下滑的制度性因素。 两年前，我曾经在文章中提到经济放缓的五个因素，分别是要素驱动红利衰减，政府主导动力吃紧，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及垄断，加上政府决策管理问题包括施政过程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以及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偏差等。我们的模型，对上述五个因素都有详细的量化分析。 上述五个原因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三个结构性失衡：第一是经济结构的失衡，包括需求、产业、市场结构失衡。中国的转型驱动具有发展滞后性，就是说任何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要变成发达国家，必须从要素驱动走向效益驱动，到最后是创新驱动，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伴随失衡问题，重中之重是控制好这种失衡；第二是体制结构失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重政府轻市场、重发展轻服务等体制性失衡现象依然突出；第三是治理结构失衡。不能否认，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社会伦理、生态环境、中央决议决策和地方利益摩擦等阻碍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以上三个失衡层层递进，经济失衡是表象，体制失衡是深层次原因，治理失衡是根源，这三个失衡问题需要得到有力的解决。我们要防止过去那种随着政策的松紧和上下波动，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尽快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模式。 以上五个原因和三个失衡是我们对宏观经济形势走势和成因的基本判断，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国外也是一样。现在美国、欧洲，甚至新兴经济体经济情况，比十年前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时要好很多，但为什么整体上还是持续下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恐怕成了全世界的通病。 怎么办？尽管中国经济改革面临很多问题，但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稳中有进，让人们的生活、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当前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需要迫切解决：一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二是要激活创新力，不断提升或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滑。这两者都会让生产率提升，为经济发展提供充沛动力。 我们模型分析表明，改革与不改革、改革到位与不到位，可以导致经济增长率相差3个百分点。在近40年前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翻两番的发展目标，当时很多经济学家心里没底，而结果却是经济增长率从4%上升了3个百分点以上，达到7%以上。这就是改革与不改革、改革到位与不到位差距的直接体现。 总的来说，市场化的改革千头万绪，下一步重要的关键领域有三个，分别是民营经济、金融市场和土地要素。我们还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让民营经济活起来，在活力方面，民企有很大的优势和创新动力；让金融市场活起来，金融只有在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过程中才能成为经济的主心骨，才能成为经济的主力军；让土地要素活起来，要素市场的扭曲，特别是竞争性土地市场的缺失以及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地方财政体系发生扭曲，这些情况需要引起重视和有效加以解决。（图片来源网络）文章选自上观新闻，2017年8月25日
2017年8月29日 -
Sun Zhe: Reciprocal thinking should prevail
Sun Zhe, an acdemic adivis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f China-US Relations at Tsinghua University.Intellectual property has been a constant issue in China-US trade disputes since the 1980s, a time when the US and Japan were locked in an enduring trade war over stee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utomobiles. During those days Robert Lighthizer, incumbent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established his credentials by leading a campaign of voluntary restraint agreements, countervailing duties and anti-dumping duties against Japanese imports. He might try to do the same against China.Accusing Chinese enterpris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d enjoying favorable policies vis-a-vis US companies in China, Washington has always wanted Beijing to open its financial market so that American companies could explore the A-share market. It has also expressed the wish of seeing the renminbi continuously appreciate against the US dollar, which it believes will reduce the trade deficit.The two countries were embroiled in three maj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in the 1990s, but none of them involved more than $2 billion, let alone take a heavy toll on bilateral ties. A trade war is unlikely this time, too, because China has greatly strengthened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mechanism. Both sides have enough time and wisdom to avoid a full-blown crisis, and China has good reason to confront the US should the latter seek to impose punitive sanctions on Chinese businesses.Admittedly, the US has been a front-runner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its knowledge economy will likely continue leading the way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or so. So cooperative, reciprocal thinking should prevail among the decision-makers i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unless tit-for-tat actions become necessary. On its part, China also needs to get rid of dubious enterprises that have vio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other companies, with or without the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From China Daily，2017-8-24
2017年8月28日 -
王辉耀：可与“一带一路”支点城市共同办学
选自 | 南方日报 2017-8-25 “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广东在区位、文化包容性以及城市开放度方面很有优势，可以重点引进华人华侨、55岁以上海外资深人才等五类人才，以助力本区域装备制造业发展。 随着美的成功并购德国库卡，科达洁能到海外设厂，越来越多佛山装备制造企业正走出国门。而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如何克服“文化坎”，向海外“借智”？在王辉耀看来，政府可以在政策上进行优化，并打造国际化人才社区，让海外人才居住更便利。 同时，在装备制造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王辉耀建议，佛山企业可将人才培养作为突破口，尝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支点城市共同建设技工学校等各类人才培养学校，为佛山装备制造业输送“智力支撑”。发挥区位优势 ▶▶ 重点引进华侨等五类人才 华人华侨、港澳地区人才、归国留学生群体及外来留学生群体，应是佛山乃至整个广东重点关注的四类人才群体；聚焦至装备制造业发展上，可用柔性引才方式，吸引55岁以上的海外资深人才来助力装备制造企业发展。 近日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海归人员总数达265.11万，其中仅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生毕业回国；与此同时，2017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795万人，相比2016年增加30万人。可以看出，新增海归人数已经超过高校毕业生预计增量。 大量海外人才回国，这一趋势在珠西装备制造业发展中也有所体现。近两年间，芬兰籍科学家杨云峰将自己研发的PFS精密喷射成形技术带到佛山，开启新的创业；佛山市安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多位团队成员拥有留学背景，其董事长陈贤帅是广东2014年“中国留学人员归国创业人才”…… “华人华侨、归国留学生群体、港澳地区人才，以及外来留学生，应是佛山乃至整个广东重点关注的四类人才群体。”王辉耀表示。 王辉耀认为，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海外侨胞熟悉各国产业及社会发展情况，是广东独具优势的重要发展资源，应该优化政策以吸引更多华侨回来；同时，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机遇，佛山更应先行一步，吸纳港澳地区的国际人才资源为己所用；此外外来留学生也是一个窗口，能帮助“佛山制造”更好地走向世界。 聚焦至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上，王辉耀建议，“可以用柔性引才的方式，吸引55岁以上的海外资深人才来助力装备制造企业发展。”他认为，目前广东的人才政策主要关注的是55岁以下人才，但其实有大量55岁以上的海外人才，有丰富的经验且身体健康，愿意继续投身制造业。 “例如日本、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国家都有许多高端制造领域的工程师，广东可以多渠道寻找并引进这些海外工程师。”王辉耀表示，广东在区位、文化包容性以及城市开放度方面要优于不少内陆城市，更应把握住这一优势，瞄准海外人才这一群体，解放思想，优化政策，吸引并留住更多人才，以助力本地产业发展。优化人才政策 ▶▶ 打造佛山版国际人才城 装备制造企业要更好进行“跨国经营”，需要吸纳大量熟悉国际文化的人才来消除“文化坎”。在此方面，政府可通过政策优化、打造国际化人才社区，为吸引海外人才创造更优的环境。 美的集团成功收购德国机器人企业库卡股权，东方精工在三年内先后并购意大利佛斯伯、EDF、弗兰度等三家行业领先企业，科达洁能在非洲肯尼亚内罗毕投资设立特福陶瓷厂……佛山装备制造企业正通过“走出去”“买全球”，从“本土制造”升级为“跨国经营”。 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管理，成为摆在每一个“跨国经营”企业面前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文化适应坎，关键在于人。”王辉耀表示，目前广东企业中熟悉国际文化的人才并不算多，多元化的国际氛围尚未形成。 “要吸引更多海外人才集聚，首先可以在政策上进行优化，并打造国际化人才社区，让海外人才居住更便利。”王辉耀建议。 从去年8月1日起，“广东公安机关实施促进广东自贸区建设和全省创新驱动发展的16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在广东出生或原户籍为广东的外籍华人，凭相应证明或担保，就可以获得签发5年以内多次入出境的有效签证；此外，外籍青年留学生到广东学习的，从高等院校毕业后将可直接申请居留许可，并进行创新创业活动。 “广东推出5年签证很具有创新意义，佛山可以针对地区实际情况，对广东省政策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落实，如缩短审批期限、设立服务窗口。此外，佛山还可在岗位编制等方面借鉴上海、北京的经验，推出海外华人华裔卡、绿卡等，并建立与国际无缝衔接的外籍人才社会保障体系等。”王辉耀表示 除了政策简化外，王辉耀还建议佛山建立外籍人才聚集区，“例如，佛山企业碧桂园在马来西亚打造了一个花园城市，那能否在佛山打造一个全球华人的退休家园或者国际人才城，吸引全球的人才来佛山工作及创新创业？” 王辉耀认为，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在企业“走出去”同时把人才“引进来”；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医院、国际化学校的投入，并在城市中集聚更多国际化元素，吸引更多海外人才留在佛山，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紧抓“一带一路”机遇▶▶ 与沿线地区共同培养产业工人 佛山实体经济企业正积极“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紧抓这一机遇，佛山企业可以重点寻找“一带一路”上的合作伙伴，并利用好国际资本；此外，佛山还可通过招收留学生或到当地办学的方式，培养国际化人才，推动各地区企业共商、共建、共赢。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市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和机构总计312家，协议投资总额85.69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总额82.59亿美元。佛山实体经济企业正“走出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投资已经走上了快车道。”王辉耀表示，从2015年开始，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来源国。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调查，73%的受访企业已开始实施相关战略，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其“走出去”意愿都十分明显。 那么，在这一轮“走出去”的浪潮中，佛山企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企业又该如何寻找突破口，紧抓这一机遇？ “企业‘走出去’不宜单枪匹马，首先可以寻找‘一带一路’上的合作伙伴。”王辉耀建议，正如当年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一样，佛山企业也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建立合资、合营企业。王辉耀表示，如何利用好国际资本，也是佛山企业需要考虑的新命题，“例如伦敦、新加坡、法兰克福等城市，均拥有巨大国际资本。在企业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时，要学会把全世界的资金都用起来。”王辉耀表示。 此外，在王辉耀看来，要加强佛企在“一带一路”上的影响力，人才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合作过程中，佛山可以招收大量留学生到当地留学，让其参与佛山产业建设，加强双方地区沟通；另外，佛山还可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办学，培养人才。”王辉耀建议。 对于装备制造业紧缺的产业工人，王辉耀认为佛山可以尝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支点城市共同建设技工学校等各类人才培养学校。一方面，为当地培养人才，会受到当地国家的欢迎；另一方面，这也将为佛山培养更多“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 “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才，无论是商界人才，跨文化沟通人才，还是产业工人等技术人才，都将有助于推动佛山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深度合作，形成各地区企业共商、共建、共赢，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王辉耀表示。（南方日报记者 蓝志凌）文章选《南方日报》，2017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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