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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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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苗绿：来华留学何去何从
《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点》提出“构建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并提出“增加来华留学”。在国际视角下，来华留学的现状、特点和趋势如何，又应该如何保质、保量，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编者。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越来越多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读大学，在学习知识之余，他们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颇感兴趣。近日，东莞理工学院为留学生们开了一门特别的课——中国书法。图为外国留学生练习毛笔握笔姿势。CFP 供图 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各行业发展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留学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2015年，美国的国际学生数量达到97万人，澳大利亚达到65万人，英国达到44万人。这些国家吸引国际学生不仅带来了人才储备，还带动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给当地带来大量工作岗位。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调整政策来招徕国际学生。例如，美国延长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学生实习许可（OPT）期限，给予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学生最长36个月的实习许可。加拿大则进一步放宽在读国际学生打工范围，调整工作政策甚至调整积分评估等移民政策来促进国际学生在当地就业。 反观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世界瞩目，中国的教育水平也不断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特别是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全球学习“汉语”的热潮高涨，来华留学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教育质量也越来越高。目前，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来华留学的作用并提高重视程度。如2010年，教育部出台了《留学中国计划》，目标是到2020年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来华留学生（含在高校及中小学就读）达到50万人次。2014年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统筹谋划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首次提出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并重。李克强总理也提出“留学事业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留学工作培养汇聚人才是国家重要的软实力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来华留学持续平稳发展，相关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突破。 来华留学发展空间巨大，政策突破力度有待加强 近些年来，来华留学呈现平稳增长态势，从2004年的11.1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6.5万人，再增长到2015年的39.8万人。2010年《留学中国计划》提出来的3年内，来华留学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2012年增长速度达到了近6年最高值，最近3年增速有所下滑。 虽然近几年“来华留学工作和出国留学工作并重”的工作理念开始大力推行，但来华留学多年来存在的历史障碍还没有完全清除，所以在海外学习的中国留学人员与来华留学人员之间的逆差（即留学赤字）问题依然严峻。我们在2013年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提出中国的留学赤字问题，也总结了发展来华留学面临的障碍，如我国高等教育英文授课的水平有待提高，可教授来华留学生的师资缺乏，支持来华留学的政府奖学金金额少，接受奖学金的来华留学生无法在校外住宿，无法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和实习活动，留学生毕业后没有直接就业和获得工作签证的通道；2014年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又深入探讨了高校对留学生学费定价权和来华留学政策改革等问题；2015年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又从发展现状和政策突破方面讨论了以上问题。目前，我国在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就业和创业方面有试点和突破，但总体上上述障碍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扫除，这是我国的留学赤字在2015年达到新高峰（86.67万人）的重要原因，也是未来来华留学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政策突破口。 从国际对比来看，未来我国吸引国际学生的空间巨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2016教育概览》显示，2014年进入经合组织国家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学生中有6％为国际学生。《2015教育概览》显示，在八大留学目的地国家中，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占其高校在校生人数的比例为17.97%，美国的该比例为3.87%，而中国在该比例中只占0.46%。其中，在不同层次学历教育中，中国国际学生占该类别学生总数的比例也都处于最低值。这不仅表明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而且反映了来华留学生的来源上有待拓展，来华留学生在华期间的成长空间有待提升，来华留学生毕业后的预期有待明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来华留学生源增长的发力点 2016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沿线国家教育合作”“扩大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规模，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未来5年，每年资助1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 目前，来华留学生主要来源于中国周边国家及美国、法国、德国等经济往来密切的国家，但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增长明显。2015年，来华留学生主要来自203个国家和地区，前3位生源国是韩国、美国、泰国，与往年保持一致。前10位生源国国别保持不变，但排名有些变化。其中，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排名上升，分别上升了3位、2位、1位。俄罗斯、日本、印度尼西亚的排名有所下降，分别下降1位、2位、3位。从生源数量来看，生源增长的力量主要来自亚洲和非洲国家，增幅达6.5%和19.47%；来华留学生人数增长的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都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来华留学生增长快速，增长幅度超过10%。生源排名前15名的来源国中，韩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也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自这些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对于将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欧亚地区的吸引力也正在逐渐增加，尤以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为甚。以2013年为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33947名来华留学生中，将近一半（47%）来自俄罗斯，其次是哈萨克斯坦（33%），其余成员国——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来华留学生比重总计为20%。 当前，中俄两国教育领域有连锁大学的合作形式。上合组织连锁大学和金砖国家连锁大学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另一个合作方向则是按专业建立中俄大学协会。并且，在深圳开办的首所俄中大学为促进俄中合作项目培训人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研究所副所长安德列·卡尔涅耶夫在“俄罗斯和中国：向新型双边关系迈进”会议上表示，目前在俄罗斯留学的中国学生为2.5万人，在中国留学的俄罗斯学生有1.7万人，到2020年，俄中两国到对方国家留学人员的数量将达到10万人。 破除来华留学的障碍，促进来华留学繁荣发展 改革现有的来华留学政策，吸引更多外国学子来华留学，将成为下一阶段我国教育和人才工作的重要任务，而促进来华留学发展需要在六个方面着重开展工作。 一是充分认识来华留学重要性，重视来华留学对经济发展、国际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是拓宽来华留学生生源渠道。充分发挥孔子学院在全球有500多所学院和1000多个孔子课堂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在吸引来华留学生源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是有序地将来华留学生学费定价权下放至学校，将对来华留学生资助由“暗补”改为“明补”，激发高校接收来华留学生的积极性。 四是加强国际合作办学，推动国际学分转换和学位认同，大力吸纳留学回国人员，强化英文教育能力，增加英文授课课程和范围，提升高校国际化水平。 五是调整国际学生与国内学生住宿分离政策，推进留学生跨文化融合工作。 六是扩大来华留学生在华创新创业的政策试点范围，进一步畅通来华留学生就业和实习渠道。目前上海、北京等地区已放松政策允许来华留学生毕业后创业、就业，这将极大促进这些地区吸引聚集更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为我国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建议推广上海、北京关于来华留学生毕业后创新创业的相关政策至全国，拓宽来华留学生在华创新创业的渠道。（作者苗绿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文章选自《中国教育报》，2017年4月21日
2017年4月24日 -
【CGTN】Tougher U.S. Temporary Work Visa | World Insight
[Video Watching]Recently, President Trump signed a campaign with a slogan "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 that will favor American companies for federal contracts and the new VISA program for foreign technical workers. With this new policy, foreign workers are now in limbo after the suspension of fast track H-1B visa. Among those, Indian and Chinese workers the hardest hit under the new visa program since averagely 82% of the H-1B visa have been offered to them. H-1B VISA now is targeted mostly for the most skilled and highly paid. We must see it as a double-edge sword--On the one hand, President Trump is trying to stop certain companies, particularly some in Silicon Valley, that are replacing American workers with cheaper labor force from countries like India and China. These tech firms are actually capitalizing on the loopholes in current H-1B visa program. However,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to see this new program with cons overweighing its pros. In the long run, this VISA program is concerning and would have negative impacts on America, because Trump Administration sent a killing signal to universities, high-tech firms about what the future may hold. Under the new framework, it would be very expensive for companies to hire IT experts and highly-skilled people, on which they depend to compete in the market. Big companies may be able to afford to pay high salary to their employees, but a lot of start-ups may suffer from it. And it would scare away talented people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may wish to study and get a job there as well. In a broader sense, this VISA program demonstrates a general reluctance of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engage in global economic issue, which would have a damaging on American economy and innovation. It implies that US is now closing for business and innovation, which is not in its economic or national interests at all. Culturally and socially, this VISA program sends out signals that America is building walls keeping people and resources out. Although this practice is in line with Trump’s promise, it would not do good to the country as a whole, along with its pulling out of TPP. Moreover, Limiting H1B visas only to high-skilled people would not necessarily make it easier for Americans to get jobs, but from empirical evidence, many foreign-born H-1B visa holders became incredible job-creators. So this practice might kill more jobs than it tries to keep for Americans. Asian countries now are doing quite the opposite: For example, China is trying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talents to work in China by issuing new policies and green card. India is also taking Trump’s policy as an opportunity to keep the talents stay in the country. These practices would undoubtedly help these two countries grow their economy and innovation. Last but not least, the definition of high-skilled workers might be abused, thus this VISA program might create more problems than it tries to solve.The World Insight Studio inviting Rick Dunham, Co-director of Global BusinessJournalism Program of Tsinghua University, Dr. Wang Huiyao, a Counselor of Chinese State Council and a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Joel Rubin, Former Deputy AssistantSecretary of State and Adjunct Faculty Member of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and Madhv Nalapt, UNESCO Peace Chair Member and Director of Geopolitics&International Relayions Department of Manipal University, to sharing their opinions.From CGTN, Arpril 2017
2017年4月24日 -
【中国网】CCG新著《全球化 VS 逆全球化： 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出版发行
2017年4月20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于北京总部发布东方出版社出版的CCG研究著作《全球化VS 逆全球化：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本书由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副主任苗绿博士共同主编，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作序，收录了近二十位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特邀高级研究员和国内外知名全球化学者的文章，作者包括CCG联席主席何亚非、CCG主任王辉耀、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查道炯、贾文山、王志乐、高柏，特邀高级研究员何伟文、霍建国、卢进勇、孙永福、屠新泉、王志乐、周晓晶，及胡鞍钢、王湘穗和郑宇等学者。发布会上，主编王辉耀就该书的出版过程和主要内容作了介绍。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黎松出席并致辞。CCG新著《全球化VS 逆全球化： 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出版发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黎松致辞主编王辉耀博士介绍图书 作为中国最早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CCG长期跟踪和研究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在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逆全球化思潮出现的关键时刻，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和CCG副主任苗绿博士在CCG举办的30余次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专题圆桌会和研讨会及发布的《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等“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系列报告的研究积累基础上，主编了《全球化VS 逆全球化：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一书，收录了高柏、何伟文、何亚非、胡鞍钢、霍建国、贾文山、卢进勇、苗绿、孙永福、屠新泉、王辉耀、王湘穗、王志乐、查道炯、郑永年、郑宇、周晓晶等近20位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特邀高级研究员及国内外一流学者、评论家对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趋势的思考与洞见，为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进一步推动全球化、支持全球化、捍卫全球化，以及如何完善二战以来构建的全球化体系提出宝贵建议。本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现场的原因、本质、规律及趋势的书籍。 本书分上下两篇共十七章。上篇“大博弈：全球化时代终结了吗?”对全球化趋势进行了大势判研，探寻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与出路：论证了特朗普成不了全球化的终结者，但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接近，“包容性全球化”将成为必经之路;下篇“中国如何引领新一波‘全球化’”细数了中国应采取的姿态和中国可以向世界提供的方案--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化挑战为机遇并加强中美大国合作。 自2008 创办以来，CCG便专注于中国与全球化发展问题，创立了“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和“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每年在北京、三亚和宁波举办，分别探讨中国与全球治理、中国企业全球化之道，以及投资中国和全球化企业发展问题。论坛邀请数百位政界领导、商界领袖、全球化公司精英、跨国企业高管、商务战略专家，在十余场分论坛热烈探讨，集合官产学三界的国内人士和国际智慧大脑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建言献策。此外，自2014 年起，CCG连续三年发布“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每年在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布，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持。《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FTAAP ：后TPP 时代的最佳选择?》等多篇全球化主题的智库研究报告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援引为决策参考。《全球化VS 逆全球化：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摘要： 新著观点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为本书作序。他指出，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与良性存续有赖于世界性规则的不断发展和持续完善，中国曾经是国际规则的旁观者和反对者，最近几十年中成为了学习者与遵循者，在未来则要成为国际规则的促进者和构建者。人类社会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们逐渐看到一些新技术的出现导致国际规则出现了“真空”，许多曾经的支柱性规则变得无关紧要，逐渐过时。然而，现有多边贸易规则并没有深入涉及该领域，这就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领先国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 新著观点 在第一章《特朗普成不了全球化的终结者》中，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和其博士生楼承蓉阐述了全球化为人类发展创造了巨大利益：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为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全球性市场;通过提供新的分工和贸易机会，促进了企业内与产业规模经济的形成;使得国际贸易投资更加自由化，使得全球价值链形式的国际分工体系得以确立。尽管有美国主导的因素在，但全球化本身是各个国家共同努力、一致选择的结果，全球化已经安然渡过许多两次石油危机、苏联解体等经济震荡的冲击，当前全球化趋势并不可逆转。 新著观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宇执笔的第二章《全球化进程并未逆转》描绘的全球化的“双向运动”--全球化中的核心矛盾是，有国家边界的政府力量和无国家边界的市场力量间的不平衡状态，一个和谐的全球化需要这两股力量的平衡。作者进一步提出“拯救全球化”的三个药方：第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改革迫在眉睫。第二，各国的监管和福利制度需要改革，应考虑加强基础设施和教育投入、劳工权利保护、严格监管金融部门等措施。第三，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正在发生变化，部分新兴国家推动全球化意愿强烈，开始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应该成为推动全球化持续公平发展的核心力量。 新著观点 在第三章《经济全球化的反思与定见》中，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提出世界各国应加强对全球化进行规范和治理。首先，要加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规范和指导，引领全球贸易投资继续健康发展。其次，高度参与全球化的国家，要积极平衡好国内社会底层的群体利益，避免产生社会分配严重不均的现象，控制社会财富严重两极分化的趋势。再次，要发挥好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协调作用，为了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主要国家一定要在市场开放方面做出表率，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 对于中国来说，其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和主导力，在未来的发展时间节点上是不会有明确的权利交割期的，中国在每一件国际事务中的成功表现将不断地积累并构筑成中国的影响力，而众多影响力的集聚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的主导力。 新著观点 在第四章《推动实现“新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中，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和其博士生王蔚提出“新全球化”的四个特征：以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中国在“新全球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参与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发展机会担当;另一方面应参与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全球治理担当。 新著观点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高柏在第五章《全球化逆转的因果机制是什么》中提出，中国在新国际环境下仍然可以在拯救自由贸易体制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应为那些真正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提供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而不是向那些产能已经过剩的国家进一步输出中国的过剩产能。中国恰当地推进“一带一路”，可以把欧亚大陆建设成一个大的区域经济的合作平台。 新著观点 在第九章《中国将深刻影响全球化未来》中，CCG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认为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再全球化”和“优化全球化”将取代“美国化”的全球化。这一历史形势下，中美两国应当深入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和核心利益，共同确定新时期的两国合作框架。中国应加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作用，继续提出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在坚定捍卫中国主权、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利益基础上，中国应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对内要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对外应更积极主动地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新著观点 在第十二章《全球化“领头羊”的挑战和选择》中，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应从西方推动的全球化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尤其是全球化过程的财富创造和分配问题。同时，应考虑更高水平内部开放，中国“走出去”和外国“走进来”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中国的全球化对策应充分利用西方已经确立的自由贸易体制和规则。在合理的领域改革自己的体制，继续“接轨”;在不合理的地方，和其他国家合作来修改和改进规则;在新领域，中国也可引领制定新的规则。 “中国方案”不是推翻现存的体制和规则，而是对现存体制和规则的补充和创新，或者说，是探讨中国作为“领头羊”的全球化道路。 新著观点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在第十三章《全球化的道路上，中国下一步如何走》 中提出，“一带一路”是中国对新一轮全球化的贡献。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懈努力的过程，中国的领导人强调中方期望与认同这个构想的国家一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然而，中国没有降低依赖太平洋经济圈的选择，也只有继续经营好它与太平洋地区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才有基础去牵头推动“一带”或“一路”的建设。在中国新一轮全球化中，存在四个值得跟踪研究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问题，人才和人口流动的问题，全球经济合作中的道德问题，跨国贸易条件中的环保问题。 新著观点 在第十四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多边贸易制度建设》，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博士指出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若干变化：以RCEP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合作正在高速推进;以往全球秩序的核心区域--欧美国家，正面临政治、经济与社会多重的转型压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进一步影响国际经贸格局。 现有多边贸易机制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区域主义流行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一定的威胁;贸易与发展问题日益凸显;以及，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反全球化与新贸易保护主义危机。他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积极参与新一轮的全球治理。中国应加大对WTO 支持力度，推进多边贸易体制运行机制改革;针对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建立中美英欧(G4)核心机制;加强国际智库与商界企业的联系;推进FTAAP 建设，促进TPP 规则与RCEP 的融合。 附：图书目录上篇 大博弈：全球化时代终结了吗? 大势研判 特朗普成不了全球化的终结者 全球化进程并未逆转 经济全球化的反思与定见 推动实现“新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博弈&出路 全球化逆转的因果机制是什么 “美式全球化”的衰变与前景 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包容性全球化 新型全球化vs逆全球化下篇 中国如何引领新一波“全球化”? 中国姿态 中国将深刻影响全球化未来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支持者 中国应继续高举全球化旗帜 中国方案 全球化“领头羊”的挑战和选择 全球化的道路上，中国下一步如何走?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多边贸易制度建设 积极推动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推进经贸全球化的三条路径 化挑战为机遇，加强中美大国合作关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CCG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北京，在国内外有近10个分支机构或海外代表处，“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CCG是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并被国家授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 CCG位列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第110位，并入选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百强;在中国顶级智库排行榜中名列第七，居中国社会智库第一。 在关注的研究领域,针对趋势研究、里程碑人物或事件，CCG每隔一段时间的沉淀就会推出相应的系列专著，或通过特定领域的博采众长和特定话题的深耕细作,以及重大研究课题的挖掘与延展，不定期出版专著。迄今为止，CCG与国内和国际知名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和英国Emerald等出版社密切合作，已有几十种图书问世。 CCG每年出版的著作包括与社科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发布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报告》、《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等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蓝皮书;《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出海潮: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新加坡人才战略与实践》、《国际猎头与人才战争》、《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7)》和《全球化vs.逆全球化》等研究著作。文章选自中国网，2017年4月21日
2017年4月24日 -
【环球网】《全球化 VS 逆全球化: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在京发布
2017年4月20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于北京总部发布东方出版社出版的CCG研究著作《全球化 VS 逆全球化: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本书由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副主任苗绿博士共同主编,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作序,收录了近二十位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特邀高级研究员和国内外知名全球化学者的文章,作者包括CCG联席主席何亚非、CCG主任王辉耀、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查道炯、贾文山、王志乐、高柏,特邀高级研究员何伟文、霍建国、卢进勇、孙永福、屠新泉、王志乐、周晓晶,及胡鞍钢、王湘穗和郑宇等学者。发布会上,主编王辉耀就该书的出版过程和主要内容作了介绍。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黎松出席并致辞。 近两年全球范围内的“黑天鹅”事件频发,“英国退欧”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给全球化未来带来“冲击波”。2017年1月17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阐述了中国坚持和推动全球化的坚定立场,为处于低潮期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中国信心”。针对目前全球化发展的三大突出困境——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习主席提出要创新驱动,打造符诱惑力的增长模式;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与时俱进,打造公平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这是化负为正,把“逆全球化”的挑战变为发展机遇之道。 作为中国最早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CCG长期跟踪和研究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在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逆全球化思潮出现的关键时刻,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和CCG副主任苗绿博士在CCG举办的30余次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专题圆桌会和研讨会及发布的《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等“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系列报告的研究积累基础上,主编了《全球化 VS 逆全球化: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一书,收录了高柏、何伟文、何亚非、胡鞍钢、霍建国、贾文山、卢进勇、苗绿、孙永福、屠新泉、王辉耀、王湘穗、王志乐、查道炯、郑永年、郑宇、周晓晶等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特邀高级研究员及国内外一流学者、评论家对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趋势的思考与洞见,为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进一步推动全球化、支持全球化、捍卫全球化,以及如何完善二战以来构建的全球化体系提出宝贵建议。本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现场的原因、本质、规律及趋势的书籍。 本书分上下两篇共十七章。上篇“大博弈:全球化时代终结了吗?”对全球化趋势进行了大势判研,探寻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与出路:论证了特朗普成不了全球化的终结者,但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接近,“包容性全球化”将成为必经之路;下篇“中国如何引领新一波‘全球化’”细数了中国应采取的姿态和中国可以向世界提供的方案——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化挑战为机遇并加强中美大国合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为本书作序。他指出,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与良性存续有赖于世界性规则的不断发展和持续完善,中国曾经是国际规则的旁观者和反对者,最近几十年中成为了学习者与遵循者,在未来则要成为国际规则的促进者和构建者。人类社会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们逐渐看到一些新技术的出现导致国际规则出现了“真空”,许多曾经的支柱性规则变得无关紧要,逐渐过时。然而,现有多边贸易规则并没有深入涉及该领域,这就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领先国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本书主编王辉耀在序言中指出,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参与全球化发展的新转折点。既然当前世界上会兴起“逆全球化”的思潮与声音,必然有其深刻的背景,我们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既然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我们就不要被一时的“逆全球化”潮流所迷惑,而是保持定力,洞察它带来的崭新机遇。 自2008 创办以来,CCG便专注于中国与全球化发展问题,创立了“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和“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每年在北京、三亚和宁波举办,分别探讨中国与全球治理、中国企业全球化之道,以及投资中国和全球化企业发展问题。论坛邀请数百位政界领导、商界领袖、全球化公司精英、跨国企业高管、商务战略专家,在十余场分论坛热烈探讨,集合官产学三界的国内人士和国际智慧大脑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建言献策。此外,自2014 年起,CCG连续三年发布“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每年在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布,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持。《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FTAAP :后TPP 时代的最佳选择?》等多篇全球化主题的智库研究报告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援引为决策参考。 《全球化 VS 逆全球化: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摘要: 在第一章《特朗普成不了全球化的终结者》中,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和其博士生楼承蓉阐述了全球化为人类发展创造了巨大利益: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为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全球性市场;通过提供新的分工和贸易机会,促进了企业内与产业规模经济的形成;使得国际贸易投资更加自由化,使得全球价值链形式的国际分工体系得以确立。尽管有美国主导的因素在,但全球化本身是各个国家共同努力、一致选择的结果,全球化已经安然渡过许多两次石油危机、苏联解体等经济震荡的冲击,当前全球化趋势并不可逆转。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宇执笔的第二章《全球化进程并未逆转》描绘的全球化的“双向运动”——全球化中的核心矛盾是,有国家边界的政府力量和无国家边界的市场力量间的不平衡状态,一个和谐的全球化需要这两股力量的平衡。作者进一步提出 “拯救全球化”的三个药方:第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改革迫在眉睫。第二,各国的监管和福利制度需要改革,应考虑加强基础设施和教育投入、劳工权利保护、严格监管金融部门等措施。第三,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正在发生变化,部分新兴国家推动全球化意愿强烈,开始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应该成为推动全球化持续公平发展的核心力量。 在第三章《经济全球化的反思与定见》中,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提出世界各国应加强对全球化进行规范和治理。首先,要加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规范和指导,引领全球贸易投资继续健康发展。其次,高度参与全球化的国家,要积极平衡好国内社会底层的群体利益,避免产生社会分配严重不均的现象,控制社会财富严重两极分化的趋势。再次,要发挥好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协调作用,为了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主要国家一定要在市场开放方面做出表率,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 对于中国来说,其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和主导力,在未来的发展时间节点上是不会有明确的权利交割期的,中国在每一件国际事务中的成功表现将不断地积累并构筑成中国的影响力,而众多影响力的集聚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的主导力。 在第四章《推动实现“新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中,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和其博士生王蔚提出“新全球化”的四个特征:以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中国在“新全球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参与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发展机会担当;另一方面应参与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全球治理担当。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高柏在第五章《全球化逆转的因果机制是什么》中提出,中国在新国际环境下仍然可以在拯救自由贸易体制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应为那些真正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提供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而不是向那些产能已经过剩的国家进一步输出中国的过剩产能。中国恰当地推进“一带一路”,可以把欧亚大陆建设成一个大的区域经济的合作平台。 在第九章《中国将深刻影响全球化未来》中,CCG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认为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再全球化”和“优化全球化”将取代“美国化”的全球化。这一历史形势下,中美两国应当深入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和核心利益,共同确定新时期的两国合作框架。中国应加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作用,继续提出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在坚定捍卫中国主权、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利益基础上,中国应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对内要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对外应更积极主动地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在第十二章《全球化“领头羊”的挑战和选择》中,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应从西方推动的全球化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尤其是全球化过程的财富创造和分配问题。同时,应考虑更高水平内部开放,中国“走出去”和外国“走进来”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中国的全球化对策应充分利用西方已经确立的自由贸易体制和规则。在合理的领域改革自己的体制,继续“接轨”;在不合理的地方,和其他国家合作来修改和改进规则;在新领域,中国也可引领制定新的规则。 “中国方案”不是推翻现存的体制和规则,而是对现存体制和规则的补充和创新,或者说,是探讨中国作为“领头羊”的全球化道路。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在第十三章《全球化的道路上,中国下一步如何走》 中提出,“一带一路”是中国对新一轮全球化的贡献。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懈努力的过程,中国的领导人强调中方期望与认同这个构想的国家一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然而,中国没有降低依赖太平洋经济圈的选择,也只有继续经营好它与太平洋地区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才有基础去牵头推动“一带”或“一路”的建设。在中国新一轮全球化中,存在四个值得跟踪研究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问题,人才和人口流动的问题,全球经济合作中的道德问题,跨国贸易条件中的环保问题。 在第十四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多边贸易制度建设》,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博士指出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若干变化:以RCEP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合作正在高速推进;以往全球秩序的核心区域——欧美国家,正面临政治、经济与社会多重的转型压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进一步影响国际经贸格局。 现有多边贸易机制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区域主义流行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一定的威胁;贸易与发展问题日益凸显;以及,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反全球化与新贸易保护主义危机。他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积极参与新一轮的全球治理。中国应加大对 WTO 支持力度,推进多边贸易体制运行机制改革;针对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建立中美英欧(G4)核心机制;加强国际智库与商界企业的联系;推进 FTAAP 建设,促进 TPP 规则与 RCEP 的融合。文章选自环球网，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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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CCG最新研究成果为“拯救全球化”开出三个药方
“一带一路”是中国对新一轮全球化的贡献，中国应从西方推动的全球化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再全球化”和“优化全球化”将取代“美国化”的全球化。 人民网北京4月21日电 （记者常红 王欲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于本月20日在北京发布东方出版社出版的CCG研究著作《全球化 VS 逆全球化：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本书由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副主任苗绿博士共同主编，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作序，收录了近二十位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特邀高级研究员和国内外知名全球化学者的文章。 《全球化 VS 逆全球化：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对全球化趋势进行了大势判研，探寻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与出路；细数了中国应采取的姿态和中国可以向世界提供的方案——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化挑战为机遇并加强中美大国合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在书序中指出，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与良性存续有赖于世界性规则的不断发展和持续完善，中国曾经是国际规则的旁观者和反对者，最近几十年中成为了学习者与遵循者，在未来则要成为国际规则的促进者和构建者。人类社会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们逐渐看到一些新技术的出现导致国际规则出现了“真空”，许多曾经的支柱性规则变得无关紧要，逐渐过时。然而，现有多边贸易规则并没有深入涉及该领域，这就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领先国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宇指出，全球化中的核心矛盾是，有国家边界的政府力量和无国家边界的市场力量间的不平衡状态，一个和谐的全球化需要这两股力量的平衡。作者进一步提出 “拯救全球化”的三个药方：第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改革迫在眉睫。第二，各国的监管和福利制度需要改革，应考虑加强基础设施和教育投入、劳工权利保护、严格监管金融部门等措施。第三，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正在发生变化，部分新兴国家推动全球化意愿强烈，开始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应该成为推动全球化持续公平发展的核心力量。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和其博士生王蔚提出“新全球化”的四个特征：以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中国在“新全球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参与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发展机会担当；另一方面应参与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全球治理担当。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提出认为，世界各国应加强对全球化进行规范和治理。首先，要加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规范和指导，引领全球贸易投资继续健康发展。其次，高度参与全球化的国家，要积极平衡好国内社会底层的群体利益，避免产生社会分配严重不均的现象，控制社会财富严重两极分化的趋势。再次，要发挥好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协调作用，为了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主要国家一定要在市场开放方面做出表率，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 对于中国来说，其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和主导力，在未来的发展时间节点上是不会有明确的权利交割期的，中国在每一件国际事务中的成功表现将不断地积累并构筑成中国的影响力，而众多影响力的集聚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的主导力。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高柏认为，中国在新国际环境下仍然可以在拯救自由贸易体制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应为那些真正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提供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而不是向那些产能已经过剩的国家进一步输出中国的过剩产能。中国恰当地推进“一带一路”，可以把欧亚大陆建设成一个大的区域经济的合作平台。 CCG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认为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再全球化”和“优化全球化”将取代“美国化”的全球化。这一历史形势下，中美两国应当深入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和核心利益，共同确定新时期的两国合作框架。中国应加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作用，继续提出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在坚定捍卫中国主权、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利益基础上，中国应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对内要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对外应更积极主动地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应从西方推动的全球化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尤其是全球化过程的财富创造和分配问题。同时，应考虑更高水平内部开放，中国“走出去”和外国“走进来”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中国的全球化对策应充分利用西方已经确立的自由贸易体制和规则。在合理的领域改革自己的体制，继续“接轨”；在不合理的地方，和其他国家合作来修改和改进规则；在新领域，中国也可引领制定新的规则。 “中国方案”不是推翻现存的体制和规则，而是对现存体制和规则的补充和创新，或者说，是探讨中国作为“领头羊”的全球化道路。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提出，“一带一路”是中国对新一轮全球化的贡献。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懈努力的过程，中国的领导人强调中方期望与认同这个构想的国家一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然而，中国没有降低依赖太平洋经济圈的选择，也只有继续经营好它与太平洋地区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才有基础去牵头推动“一带”或“一路”的建设。在中国新一轮全球化中，存在四个值得跟踪研究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问题，人才和人口流动的问题，全球经济合作中的道德问题，跨国贸易条件中的环保问题。 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博士指出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若干变化：以RCEP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合作正在高速推进；以往全球秩序的核心区域--欧美国家，正面临政治、经济与社会多重的转型压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进一步影响国际经贸格局。 现有多边贸易机制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区域主义流行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一定的威胁；贸易与发展问题日益凸显；以及，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反全球化与新贸易保护主义危机。他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积极参与新一轮的全球治理。中国应加大对 WTO 支持力度，推进多边贸易体制运行机制改革；针对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建立中美英欧(G4)核心机制；加强国际智库与商界企业的联系；推进 FTAAP 建设，促进 TPP 规则与 RCEP 的融合。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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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道炯：全球化的道路上，中国下一步怎么走?
专家简介查道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 “全球化”这个名词在中国的媒体和学术界开始流行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国际政治和中外关系的时代背景影响着我们对相关话题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存在“中国（如何，甚至要不要）参与全球化”这个命题。其中隐含了某种全球化和中国的变化是两条平行线的认知。 近几年，在中国在全球的国别经济总量、货物贸易进口和出口总量、跨国投资流量中的国别地位上升的背景下，出现了“中国（如何）引领全球化”的命题。如今的讨论，基本剔除了“要不要”的成分了。例如， 2016年G20杭州峰会前后，在中国的媒体和一些智库报告里出现了不少以“中国药方”、“中国模式”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的表述。在回顾和归纳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试图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所贡献，是一个正常且正面的发展。国外也有这种需求。但是，假如我们沾沾自喜、用“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态度对待既有的国际经济规则，那将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其实，当代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近四十年来）与全球化不是两条平行线。不论如何定义“全球化”这个概念，没有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并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过程，也就没有今天的全球化。至少在跨国经贸往来的量和幅度上，全球化的程度不会有这么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经常性地发布数据显示不同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2016年的相关数据显示，此前五年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5%。 根据预测，在2020年底前中国经济有望继续贡献30%的全球经济增长。类似数据为我们描述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的分量；同时也提醒我们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依赖程度。 我们粗线条地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轨迹，也不难看出: 中国在1978年12月举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向，是全球化道路摸索的一部分。在联合国框架下于1948年成立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其基本运作逻辑是让“比较优势”的跨国效应得以发挥。拉美国家采取“进口替代”的增长战略，集中经营矿产、农业等原材料产业；初级产品出口运往北美和西欧，对那里的加工业和金融业做出贡献。而北美和西欧则作为拉美市场的金融和投资来源以及机械和日常消费品的提供方而与之对接。巴西等数个拉美国家的GDP增长率，一度是长期在两位数区间。但是，以1973年发生的秘鲁军事政变，将矿产等资源收归国有为标志，“全球产业分工”的实验开始结束。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世界经济危机从在巴西、墨西哥等有过高增长记录的国家开始。“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就源自对二战后拉美的经济后劲乏力的总结。 在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走的是“出口拉动”的增长道路：通过进口应对原材料的稀缺、引进机械设备并创新研发、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有价格竞争力的加工品，向全球消费者出口。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起飞。但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提供了一种惊醒：东亚的增长模式也是脆弱的，更何况其经济规模和潜力也有限。 二战后三十年，非洲大陆依然饥荒和战乱不断，是唯一占全球贸易比例比战前萎缩的大洲。当时对非洲发展前景的评估，基本是悲观的。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以冷战两大阵营划线的“东西贸易”格局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明显迹象。 这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使得当时的全球经济增长找到了新的增长机遇。从当时的中国经济所能做的贡献而言，微不足道。但是，开放给“向每个中国人多卖一寸布料”的跨世纪梦想创造了空间。中国所选择的增长模式，与日本和“四小龙”的道路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地理意义上的大陆。这样，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因此而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各方互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在全球化的道路上，也是充满争议的。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还是新的经济融合？中国的经济主权如何保护？引进外资后，如何“与狼共舞”？ 围绕如此等等的问题的讨论，在过去四十年的学术和政策辩论过程中进行了多轮回合，都很严肃。1986年，中国要求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当时用的政策表述是要求恢复中国的缔约国地位，而不是申请或者是需要谈判的问题。1998年出版的一本名叫《收购中国》的书，比较详尽地描述了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参与程度，记录了诸多中国人的忧虑。 在2016年，类似词汇已经变得有些生疏了，因为它听上去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自从2002年中国成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以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贡献者和受益者，这一点是国内外都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在经历一些重大的挑战，中外之间的经济摩擦也越来越多。那么，中国的一些做法，在国外被称作“逆全球化”，也是可能的。 今天在一些国家和社会出现民众反全球化的示威活动，出现一些减少与外资互动的程度的政治主张，并不是个新的现象，也不足为怪。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所处的全球化的过程的一个环节。 “一带一路”是中国对新一轮全球化的贡献 实事求是地说，“一带一路”的构想是国际层面众多类似举措的继续。战后数十年间，中国的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参与了由众多的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牵头组织的中亚地区经济发展以及联通亚洲和欧洲经济的项目。至少就知识背景而言，中国自己的“丝绸之路”构想设计，从中得到了启发。 更为重要的是，由国际机构或其他国家推出的中亚经济发展规划和项目，成功的部分，为中国推动自身的构想提供了先例；失败的部分，为中国的相关机构提供了教训。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懈努力的过程，中方并不具有能快速改变状况的魔力。也许正是出于类似认知，中国的领导人强调中方期望与认同这个构想的国家一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就“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框架性内涵而言，中方的倡议与既有的倡议并没有区别：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其实，中文里用来表述一个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特别是与邻国）之间的“互联互通”一词，便是从英文中的connectivity翻译而来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西进”或者说“告别太平洋”的战略。这种观察的基础是：传统上的依靠太平洋经济圈的发展战略遇到了麻烦；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贸易协定(TPP)谈判不包括中国，更为严重的是，围绕东海和南海的争议使得中国与美国及其在东亚的盟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长期、全面对抗的时代。这是在国内外新闻评论中特别流行的解读。 其实，中国没有降低依赖太平洋经济圈的选择，这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和人文地理所决定的。中国也只有继续经营好它与太平洋地区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才有基础去牵头推动“一带”或“一路”的建设。因此，2012年以来，中国采取了包括在上海、天津、福建等地设立自由贸易区，与韩国、澳大利亚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中国、日本、韩国自贸区谈判，加快美国谈判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等经济外交措施。与此同时，正因为中亚国家有着长期的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交往的历史，中国要想看到它推动的项目在这些国家取得成功，就必须与其他大国之间找到利益交汇点。 所幸，中国与美国围绕阿富汗的稳定和发展已经展开了多年的合作，而且双方都需要对方的持续合作。同样，中国与俄罗斯，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已经在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形成了一套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习惯性做法。 与联通亚洲和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未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景如何，中国更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海洋所提供的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竞争条件。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可以选择的合作伙伴非常广阔。哪怕是在港口、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只有在当地的各种力量都感到舒适的时候，来自境外的资本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今天我国之所以有能力推出“一带一路”的构想，重要的物质基础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而这个成就得益于过去几十年来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未来，我们还是需要依赖一个稳定的境外经贸环境。所以，我们所说的“中国方案”、“中国药方”，不能是理解成也就中国能解决全球的问题了。在我看来，中国没有必要去牵头建立一个“一带一路”组织、“小联合国”。同样，一项多边活动、一个议题的讨论，不由中国作东，我们也应该去努力找到共通点，让它成事，“一带一路”是个对全球化有贡献的构想，但是，对这个构想的推进，不能太急。现在有些观察和评论，有点像隔一天数一下，有多少项目或者多少钱花出去了。另一种情绪是看到一些国家很乱、很穷，因此而怀疑整个努力是否会有效果。回想一下四十年前的中国，那个时候我们也很穷很乱。我想要有耐心。 第三种情绪是走进了“地缘政治”的极端，把“一带一路”就是理解成一堆朋友来应对美国牵头的TPP，然后去建设出一些战略支点国来。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对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来说，中国不是它唯一的伙伴选择，而且，对它而言，伙伴越多越有利，其中包括TPP（或者其他的组合）成员国。 从长远看，“一带一路”用的不是军事手段，也不是操控货币政策手段，更不是大国间争盘割地的手段；它对全球化的贡献在于立足于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从本质上而言，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来中国从事基建、加工业生产的情形是一样的。慢慢地，中国也就从一个资本净流入国转变成了一个资本净输出国。未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的发展进度不会一样，其中所取得的成功，有多少成分是来源于与中国交往的贡献，也不容易甚至不可能量化。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促进发展对方的经济，我们就能在“全球化”这部大历史书中站稳脚跟。 几个值得跟踪研究的课题 在国外，特别是欧美社会，全球化受到广泛质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崛起”。这个表述，在欧美社会的国际局势语境中，隐含了欧美在全球的地位和福利因此而受损的意思。那种思维有没有道理，不是我们要去争辩的。体现在中资企业到一些发达国家去投资时，“国家安全”审查的话题越来越突出。例如，英国的欣克利角核电站扩建项目，虽然反应堆是法国企业提供的，中资仅仅是出了资金，而且持股的比例也不高，为什么项目立项波折过程中，“中国”被突出出来？ 出现这种情形的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欧美企业抱怨中国的市场对它们的投资不再友好，限制太多。当然，不同国家市场的开放程度，没有可用来对比的标准。但是，我们也有必要回答外国政府和企业对中国的抱怨。一个途径是做一些统计，做一些基准的分析，比如外国的资本、企业和人员在中国的存在，包括对这些存在的历史性回顾。这样做，有利于回答一个问题：外国（企业、人员、资金等）在中国经济中，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存在。有了这些基础性的信息，“同舟共济”的逻辑就比较容易引起国际上的共鸣。 围绕中国如何把握下一个环节的全球化过程的话题，我想，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做跟踪性研究。 一是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问题。欧美目前的这一轮“反全球化、去全球化”思潮，落实到它们政府的国际经贸政策，很有可能归结到开放对等(reciprocity)的要求。达成双边或少数多边的自由贸易和投资促进协定，是应对途径之一。那么，在（还）没有自贸区的情形下，也被要求对等开放，怎么办？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我们都要求“包容性发展”，能不能形成足够的应对力量呢，特别我们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 二是人才和人口流动的问题。中国这方面已经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2016年，中国加入了国际移民组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为此做出了努力，发挥了重要的政策智力支持作用。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决议批准该组织成为联合国系统的相关机构。中国举办G20时推出的“共享”发展理念，有必要惠及中国和外国的精英人才。中外关系的稳定，也有赖于进出中国的跨国精英自身的利益和对中国社会友善程度的口碑。 三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全球经济合作中的道德问题。不能是有生意就做。例如，在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和进口，需要终端用户核实。再如，为了应对人工合成毒品的泛滥，对药品和半成化学品的出口和进口都需要更严格的管制，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四是跨国贸易条件中的环保问题。 五是劳工标准问题。 可以列的问题还很多。国际经贸活动中的道德成分越来越高。不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必由之路。如果问我在“中国与全球化”这个话题上有什么需要强调的话，我想，在一个广义的财富追求的道德层面，我们必须扩大中外之间的认同。唯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话不投机半句多”、有了钱生意却做不成的局面。（本文选自东方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的《全球化vs逆全球化：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本书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副主任苗绿博士共同主编。）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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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网】华商经济圈被称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2017 ）》新书发布会暨“一带一路”与华商研讨会现场 。中国青年网记者 宋昕颖摄 中国青年网北京 4月 21日电 （记者 宋昕颖） 20下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国务院的参事王辉耀在《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2017）》新书发布会暨“一带一路”与华商研讨会上表示，“华商是世界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华商经济圈被称为 “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 。同时，华商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被称为中国经济的第二种力量。未来，由中国企业和海外华商共同形成的华人经济圈，将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和格局，攸关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2017）》显示，新时期华商发展呈现七大新特点： 一、 6000 万海外华侨华人中约 1000 万是从中国走出去的新移民，新移民的迅猛增长改变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地域分布，同时也重塑了世界华商新格局； 二、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是大型华商企业集中地，其华商资产占东南亚华商资产总额的 90% 以上； 三、华商行业上高度集中，资本上却很分散，但近年来华商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拓展，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华商新经营领域； 四、亚洲金融危机后，华商资本实力发生新演变，港台华商实力明显超越东南亚华商； 五、华商创新网络正在形成，在硅谷的中国大陆移民和台湾移民成为硅谷、北京中关村和台湾新竹之间互动的推进器； 六、中国制造成本优势减弱，而中国消费市场将于 2020 年增加到 6.5 万亿美元规模，华商投资中国大陆的市场优势正逐步超越成本优势； 七、 “ 走出去 ” 的中国大陆企业成为华商独特群体，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占全球国家（地区）总数的 80.7% ，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明显。 据了解，《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2017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主任王辉耀和 CCG 世界华商研究所所长康荣平主编。该报告通过总报告、评选篇、地区篇和企业篇四大部分，及时总结了世界华商的发展状态，研究了不同地区的华商和典型华商企业，梳理了华商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并以敏锐的视角观察华商在新时期迎来的全新机遇以及面临的挑战，重点论述了 “ 一带一路 ” 建设这一华商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报告中，还基于对世界范围内广大华商的研究，凭借自身在企业全球化、人才国际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根据一定的指标和数据，设计了一套科学的评选体系，推介在某些方面有影响力的华商企业和华商人物，以期为华商发展提供理论研究平台和具体经验借鉴。文章选自中国青年网，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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