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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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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信刚：检视区域研究 寄望丝路探索
专家简介张信刚，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及讲座教授。 一、检视区域研究 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始于冷战时期的美国，可以被视为东方学的近代改良版。美国在19世纪除了奉行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把拉丁美洲视作后院，并没有积极参与海外殖民地的争夺。所以美国学界虽然很熟悉欧洲和美洲，却没有东方学的传统。从西柏林被苏联封锁和朝鲜战争开始，美苏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双方都想了解对方，也都想争取新近独立和即将独立的亚非洲国家进入自己的阵营。 这时美国精英阶层体认到，美国政府和商界亟需大批通晓世界各国语言与文化的人才。1951年，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二十几间有实力的大学齐集会议，建议这些大学成立以不同区域为对象的跨学科的新专业，如东欧研究、中东研究、东亚研究等。这个建议与美国大学传统上以学科分类的架构不符合；美国大学一般以学科分院系，每个系的重心放在一种或两种专业知识上，比如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和考古学、经济学等。过去美国学者对于东方的研究是在专业下进行，因此研究中国政治的人一般是在政治系里，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则属于经济系。 一些学者起初抗拒把不同专业混杂起来培养学生的方式，认为这会让学生专业素养不足。但是福特基金会认为美国需要许多对各地区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有一般性认识的人，所以拿出巨额款项在这些大学设置了区域研究奖学金，吸引学生进入区域研究；不久美国政府也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拨专款资助学生学习某一种语言或是某一国的历史文化。当时有学者无奈地也调侃地归纳出一条法则：The Golden Rule of Science is he who has the gold makes the rule！（科学的黄金法则是谁有黄金谁就定法则！） 1965年以后，欧洲人开始的东方学在北美洲兑变为区域研究；要培养的是对某一个地区（或国家）有一般性认知的人。钱能说话（Money talks!），到了1975年，北美洲的一流大学几乎都建立了若干区域研究的专业。 在1965-75这段时间里我与北美洲三间大学的区域研究有过交集；之后二十多年里我在法、加、美四个大学接触到不少区域研究的学者。胡佛总统 我修读硕士和博士的斯坦福大学和西北大学是早期建立区域研究中心的大学。斯坦福大学位于太平洋东岸，因为第一届毕业生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曾在中国开滦煤矿任工程师，所以很早就重视对东亚的研究。我时常去资料丰富的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e）看中文书，包括当时美国邮局不递送的《人民画报》；我的美国室友因为与我结识而对中国发生兴趣，选修了中文课程，后来在台湾和珠江三角洲做过不少田野调查，成为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权威学者。西北大学有一个很强的非洲研究中心，和苏丹有交换学生的协议，所以不少苏丹的精英在西北大学受教育。早我一年得到工程博士的一位苏丹同学回国没有多久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1969-76年，我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认识一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他学过两三年中文，能说简单汉语。有一次他提到一位陈先生，我问这人中文名字怎么写，他书写时把“陈”字写错了——“东”字在左边，“耳朵”在右边。看到这位“中国通”写错的“陈”字，我意识到汉字的确很难：“郑”和“郭”这两个姓氏的耳朵都在右边，为什么“陈”字的要在左边？何况，“够”也可写作“夠”，两边可以互换！ 1976年我转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医学院任教，大学里有一个伊斯兰研究院（Institute of Islamic Studies）。1981-82年我在巴黎大学任客座教授，这段时间我对伊斯兰文化开始产生兴趣。回到麦吉尔才知道这个享有盛誉的研究院始于1952年，受到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应该是从东方学向区域研究转型时期的产物。 1984年到1990年我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任教授及系主任；有三年时间被选入全校的长期聘任与升等委员会（University Tenure and Promotions Committee），参加过区域研究教员升级的评审，因此也涉及区域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标准。 当时在美国学术界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主流认为区域研究名为跨学科，但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什么都知道一点，但没有一样真通，这样的人日后如果担任教员不太可能做出有意义的学术创新。我很能理解这种批评，因为我的专业生物医学工程素来就是注重跨专业的学科。1988年我就任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长时，强调我们必须或者是兼通生物医学的工程专家（如仪器设备），或者是兼通工程的生物医学专家（如心血管病专家）；作为大学教员，我们的论文必须要能刊登在工程专业或是生物医学专业的学刊上，否则我们只能站在两个学科的外面朝里看，不能成为跨学科的桥梁。因此，我在委员会甄审升级个案时的立场是，要获得长期聘任（tenure）的从事区域研究的教员必须在某一个传统学科里又有优良表现，而不能是“Jack of all trades, master of none”（样样通，样样松）。 第二种意见认为，各个区域研究作为新兴学科时间不长，还不能清楚订出“某区域研究”的学术标准。但是，学术界总归会对这个当初由外界力量带进校园的新事物赋予足够的知识内涵；过于实用而缺少学术内涵的课题应该由政府机构、专业智库或是大型企业做。在达到这步之前，甄审不应该过于严苛，以免把可能成为优秀学者的人过早淘汰出局。《历史的终结》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9月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力推广经济全球化和近代西欧发展出来的议会民主制度，弥漫着天下一统的乐观期盼，如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之终结》所预测的那样。但在911之后也有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论调，如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里所指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的较量 。正在此时，我应聘担任有三百年历史的匹兹堡大学的工学院院长兼医学院教授，受命以生物医学工程协助振兴这个美国的“钢铁之都”和老工业基地。当时匹兹堡大学的两大强项是医学和区域研究。恰巧，我和这两个领域都有渊源。中国上古史专家许倬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在匹兹堡时常往来的是两位历史学家：中国上古史专家许倬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和通晓汉文和满文的清史专家罗友枝（Evelyn Rawski） 教授（夏威夷出生的第四代日裔美国人）。罗友枝教授的夫婿是经济学教授Thomas Rawski 。我与他们二位在1995-96年间有过几次聚谈。有一次在他们家里吃过烤肉后，罗友枝教授向我透露了她不久将震撼东亚史学界的“新清史”观点：满清王室者并没有同化于汉文化，而是以不同的身份和方法统治多民族多文化的满清帝国；汉族为主的中国仅只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学术观点，我直觉上不赞成，但自己没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无法反驳她的说法，而她却告诉我她曾经大量阅读清廷军机处的满文档案和宫内活动的记录。这说明，一个学者要对中国历史做出新的论述，必须要有相当的功力与准备。我回答了她关于蒙古、新疆和西藏不属于中国的说法。我的理据是：八国联军之后，清政府被迫承诺四万万两白银，其根据是当时包括新疆、蒙古、西藏在内的中国共有四万万人口，这笔巨大赔款由包括新疆、蒙古和西藏在内的各地分担；这是历史事实。辛亥革命后，列强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大清帝国签订的全部国际条约（包括赔款与租界）。既然中华民国要承担大清帝国的全部条约义务，为什么不能继承清帝国的全部领土呢？这个事例说明，区域研究者需要专精（比如要能阅读满文资料），也不能不从多个角度看问题（比如要知晓外交史和国际法）。罗友枝教授 第四代日裔美国人 我和罗友枝教授辩论“新清史”观点时，一场更大的辩论正在北美洲进行。那就是区域研究是否应该继续发展？ 经过五十年的发展，美国的区域研究已经人才辈出。但是一部分学者在冷战结束后逐渐把精力转移到世界性的问题上，认为具有全球性质的现代化和民主化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和难民问题都超越了区域研究的范围。今天，在美国的大学里，区域研究已经不如30年前那么受到重视了。但我认为，只要区域特征能够影响未来发展，区域研究就不会失去意义。问题只在于，区域研究的方法是否够严谨，成果是否具有持久价值？ 二、寄望丝路探索 “一带一路” 倡议反映了当前世界的新格局，表达了中国对国际关系的设想。它着眼于英国学者麦金德所称的“地球岛”——亚、欧、非三洲，建议为促进亚洲各地区间，亚欧之间以及亚非之间的联系而强化陆上及海上的交通；为进一步发展各地经济而兴建各种基础设施，更主张各国依平等原则，共商共建共享。为此，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将对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同样提供资助。从发展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一带一路“ 倡议或可被视为“三个世界”理论的修订版和实质化。 四十年前，中国国民中到过外国者少之又少。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2016年出境的中国国民已达1.2亿人次，常住外国者也有数百万。但是如果盘点一下中国目前熟悉丝绸之路地区的人才和他们的知识总量，情况并不能令人满意。 丝路（Seidenstrassen；亦称“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德国地理学家菲迪南. 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于1877年首先提出来的。他受德国政府的委托，建议一条连接德国和中国的铁道路线；为此他实地考察了中亚、东亚和东南亚，选择了一条贯穿欧亚大陆的路线，就是他心目中的古代丝路。 一百四十年后，连接中国和德国的现代铁路已经成为现实。这只是促进丝路各国互助合作，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初步成绩。要真正实现“一带一路”倡议，还需要更多资金和技术，国际支持，特别是通晓丝路情况的人才。 对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大批对丝绸之路各地区各国家的地理、历史、语言、社会、政治、经济等有一般认识，又具有某方面专长的人才。这样的水平一般可以在本科毕业时达到；其关键是课程的设计和教学质量的保证。其次，需要数量颇大的，能在特定领域研究某个区域或国家的人才。这应该需要完成硕士学位；通过访问、实习或在地任职，他们应该具有与某一地区或国家的人民和政府顺畅交往，共同工作的能力。最难培养的是将来能在政府、智库、工商企业和高等院校工作的有专精知识，能提出新问题，做出新学问的人才。这些人应该需要攻读博士学位，最好再经过一段博士后训练。 作为丝绸的故乡，丝路的起点和“一带一路”的倡议者，中国需要用知识和善意赢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民的信任和尊重。中国的高等院校在这方面确实责无旁贷。 目前中国高等院校关于西亚和非洲的人文课程主要是传授18-20世纪欧美学者所积累的知识。但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考古和历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外语教研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学界应该与本地学者合作，在丝路各国展开考古与历史的深度研究。 亚洲和非洲比欧洲的文明史要久远，亚、非洲各地一定拥有大量未曾发现的考古资源和历史资料。今后在丝路国家修建基础设施和进行地下勘查时，一定会有考古遗址出现；中国学者应该积极参与考察和保护这类文化遗产。此外，丝路沿线各地区和国家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间组织等也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在社会科学领域，本来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适合各国情况的普遍发展模式。任何地区的发展与现代化都会受到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学者若要认真地探索丝绸之路，就应该由“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启发，开辟新课题和做出新论述。这不单是做学问，也是赢得丝路各国知识精英的尊重和信任的不二法门。 “一带一路”线路图 我认为，摆在中国知识界面前最大的挑战是通过对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地区深入的观察与分析，参照发达国家与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建构一套“发展中国家应以合作互补来促进彼此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阐述在当今科技水平和国际新形势下的发展新途径。 无论是在人文还是社会科学方面，中国的高等院校都需要加强合作。但可能更急切的是校内不同院系之间的合作。目前各大学校内的组织架构和资源分配方式往往使不同的院系或是恶性竞争，或是不相往来。希望今后“一带一路”研究不会这样。丝路探索所需要的方法论和组织形式与各大学的传统科系架构一定会有差异。根据我在不同国家不同大学的观察，建立有学生名额指标并有相应预算的跨学科的丝路探索单位（中心，所，院）是一个合乎实际的选择。 有关部门可以参考美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验：投入可以有效使用的新资源是激励大学重整架构、促使大学老师调整心态的有效诱因。因此教育部及其他官方机构，以及准备在国外拓展业务的大型企业，都应该协助中国各高等院校完成培养人才和创造知识的双重使命。 虽然大学需要财力资助，有一点至关重要：高等院校的基本职能是培养人才和创造知识，不是担任政府或者企业的智库。不容否认，一如当初美国的区域研究，今天进行丝路探索确实具有现实性和功利性。但是丝路探索必须以治学的严谨方式为之；在进行与政策或时事有关的课题研究时，必须通过对数据的悉心搜集和科学分析得出客观结论。希望从事“一带一路”探索的学者们能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把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结合；切忌只对官方政策表态支持，甚至把研究报告视为写“策对”、上“奏折”。否则，这些学者就枉费了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错失了为中国，为丝路各国人民做贡献的机会。文章选自腾讯新闻，2017年4月18日
2017年4月20日 -
汪潮涌：全球化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理事简介汪潮涌，CCG副主席、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大家好，我讲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全球化的观察，二是对全球化带来机遇的分析。 全球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 最近关于逆全球化的话题有点言过其实，可能是特朗普竞选的烟雾弹，虚放一枪。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全球化并没有真正发生逆转，所以我觉得对逆全球化这个定义是言过其实。 目前全球化有三个特点。 一是全球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市场、产品、产能、资源、科技、资本、人才这七个纬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目前的趋势愈演愈烈、不可逆转。 二是全球化的角色在发生变化。过去的全球化是欧美主导的单边的，今天的全球化是欧美、中国多方主导的。从单边到多边，从单向到双向，这是全球化新的特点。 三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我们绝对不要把它定位成是中国的战略，它是一个新的全球化的全球分工协作的大战略，所以欧美也必须要参与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里面来。“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亚、东南亚、非洲这些欠发达国家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机遇，美国、欧洲同样可以从中受益。例如随着大量的机场建设，空客、波音飞机会卖得越来越多，GE的发动机也会卖得越来越多。所以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对中国的经济有战略性的意义，对全球其他国家同样有价值。 全球化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全球化为中国企业带来五个方面的机遇：科技与模式创新方面的机遇、市场与产业转型方面的机遇、消费与服务升级方面的机遇、资源与资产重组方面的机遇、资本与人才价值提升的机遇。 从我们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些年来中国科技企业在全球化的领域里面已经开始成为全球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的引导者、价值的创造者。以华为、中兴、腾讯、阿里巴巴等为例，这些新兴的科技创新企业已经在全球化里面代表中国的企业输出产品、输出科技、创新甚至商业模式。例如腾讯的微信，中国本土以外的用户已经超过3个亿，微信里面的很多内容、应用，不仅仅是基于中国用户的红利和本地化应用的场景，在技术上、在使用的方便性和效率等方面也超过硅谷同类的企业。我们的智能手机也有优势，像之前小米在印度与印度总理共同发布和展示，这也是代表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新角色。 全球化没有逆转。全球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以中国作为主导者之一的姿态出现，也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是我的观点。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4月20日 -
【Global Times】Mor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lured by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85% of returning students hired within 6 monthsChina’s economic might is attracting mor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home, with over 2.6 million having already returned and their numbers still growing, government data shows. The total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who have returned to China is increasing years after year, with more than 432,000 students returning in 2016, the highes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when only 248 returned, Yang Tao, the deputy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MOHRSS) said Tuesday.More than 660,000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return to China in 2017,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overseas recruitment company Lockin China in March.Many are compelled to return because of limited foreign job opportunities, and because their families want to keep their children close to them.Gao Xiaojing, 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ccounting major graduate, told the Global Times, "My family urged me to return to China after my studies. I tried to find a job in Australia, but I’m not a permanent resident (PR).""The jobs I am interested in require a PR, which takes up to a year to get. I could not afford to wait that long, so I decided to return to China first," Gao said.Optimism in the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and anti-immigration sentiment in some foreign nations are two other reasons why many choose to return, according to Lockin China.Promising job marketReturning Chinese usually expect a higher salary and better work conditions, and many get hired in China, Miao Lü,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told the Global Times. About 85 percent of Chinese students educated abroad found a job within half a year in 2016, Miao said. However, their overseas education might not conform to domestic labor demands, Li Changan,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told the Global Times.They also face strict residence (hukou) requirements in some cities, Li noted. A total of 15000 people with an oversea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ere accepted as Beijing residents in 2015,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MOE) in March.More competition is expected from international talent in the future, many of whom are also eager to work in China, Miao said.A separate report released by the MOE in 2014 said Chinese students with at least a graduate degree receive an average monthly salary of between 5,000 yuan ($726) and 10,000 yuan when they return.Encouraging start-upsThe finance and education sectors are two of the most popular options areas for returning Chinese students, according to a 2016 MOE annual report on returning Chinese, released in March.It said one-third of them look forward to entering foreign-funded companies and 20 percent at State-owned companies, with only 3.2 percent preferring to be entrepreneurs.China has been implementing more favorable policies to encourage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and more are expected to do so in the near future, Li said.Programs for "elite talent," the "Made in China 2025" strategy and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will be used to attract more returning Chinese students in 2017, Yang said. （By Liu Caiyu）From Global Times, April 2017
2017年4月20日 -
【人民网】《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7）》在北京发布
人民网北京4月19日电 2017年4月19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发布《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7）》。该报告由CCG主任王辉耀和CCG世界华商研究所所长康荣平主编。该书作者王辉耀、康荣平，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黄日涵，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吴小安等知名专家、学者和华裔企业家出席并就“一带一路”建设与华商相关议题参与研讨。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表示，华商是世界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华商经济圈被称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同时，华商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被称为中国经济的第二种力量。未来，由中国企业和海外华商共同形成的华人经济圈，将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和格局，攸关全球经济稳定增长。 CCG《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7）》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通过总报告、评选篇、地区篇和企业篇四大部分，及时总结了世界华商的发展状态，研究了不同地区的华商和典型华商企业，梳理了华商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并以敏锐的视角观察华商在新时期迎来的全新机遇以及面临的挑战，重点论述了“一带一路”建设这一华商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在该报告中，CCG还基于对世界范围内广大华商的研究，凭借自身在企业全球化、人才国际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根据一定的指标和数据，设计了一套科学的评选体系，推介在某些方面有影响力的华商企业和华商人物，以期为华商发展提供理论研究平台和具体经验借鉴。（唐萌）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4月19日
2017年4月20日 -
[CGTN ] China Update Green Card to attract global talents
[Video Watching]The past 30 years witnessed a fast expansion of foreigners coming to live in this country. Yet those who hold the Chinese green cards make up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group. Obtaining a Chinese green card for a non-Chinese is more difficult compare to a Chinese national get a green card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Now, China planning to change it！According to UN, few than 10,000 foreigners have a green card, in contrast, US issued more than 1,000,000 green cards each year. In 2016, China join the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mong that shows China’s determination to attrct global talents.Lately, China had upgrade its green held by foreign residents, then embedded it with chip that allowed the holders to buy train and flight tickets online, and jion a social assurance.The World Insight Studio inviting Dr. Wang Huiyao, a Counselor of Chinese State Council and a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nd Mark Levine, a professor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to discuss the topics related with green cards, such as: equal opportunity, equal pay for foreign and local workers; National strategy to attract more foreign talent; inclusive system for convenience of foreigner’s daily life and etc.From CNTN， April, 2017
2017年4月20日 -
王阳：让全球人才“为我所用”
理事简介王阳，CCG副主席，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王阳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刚才张首晟教授说，中国的人才在美国的大企业当中留不下来，我就是留下来的一个。我在IBM做了18年，做到全球副总裁。中国的发展是促成我离开IBM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认为陆奇也和我一样，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潜力，觉得作为一个华人，与其在一个美国的跨国企业里面做高管，还不如到中国来，为中国的建设发挥作用。这是我去年离开IBM，加入赛伯乐投资集团做总裁的一个原因。 放眼全球，吸引人才 美国看的是全球的人才，不是只看美国的人才。 IBM在全球有50多个研发中心，每个国家、每个区域的人才都有它的特点。德国的研发中心、日本的研发中心和中国的研发中心所代表的一些特征都是不一样的，甚至美国本土西海岸和东海岸的人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放眼全球的人才。中国的企业需要全球的人才，我认为最快的捷径是通过收并购。华为5G定标准的权利，不是华为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做出来的，是华为在国外的研发中心做出来的。 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非常好。今天有一点本事，或者有一点思路的家长总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这批孩子将来无论是留在当地继续工作还是回到中国，都会是中国非常强有力的全球化人才库。但中国大学在吸引海外留学生方面做得有欠缺。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算一下我们人才的顺差和逆差，就像计算贸易的顺差和逆差一样。所以中国应该大大开放自己的学校，跟国际的学校相接轨，吸引更多的海外学子到中国来留学。这是我对全球化人才的一个看法。 建立平台，让全球人才“为我所用” 另外我想讲讲对平台的看法，公司与公司竞争虽然是人才的竞争，但是公司的格局已经不一样了。今天的公司企业是无边界的，并不是说这个人才在你的公司就是为你工作，而是说，要建立一个生态系统，建立一个平台，让全球的人都为你工作。我们国家也可以建立这样的平台。举个例子，在美国，在IBM，人工智能的开发平台Watson是一个开源的开放平台，Google的TensorFlow也是一个开放平台，全球的人才都可以在上面开发。人才不需要离开他的岗位，就能为我所用。海尔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它就做到了企业无边界。我们怎么样让中国的人才变得无边界？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4月19日 -
龙永图：全球化如何赢得中国人的好感
理事简介龙永图，CCG联席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近一二十年，中国对全球化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过去人们对此可能有点半信半疑，现在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确实要参与“全球化”，还有些人提出要引领“全球化”。无论如何，“全球化”在中国形象相当正面。这是好事，说明中国人的对外开放意识大大提升。 我们今天讲的全球化首先应被定义为“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基本上有三个要素。 首先，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动力，从IT技术一直到最近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技术。科技力量是客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技无国界，科技力量是第一生产力。有些人更看重市场的力量、人性的力量，以及人对于幸福的追求，常常拿成千上万的移民不顾危险从不同国家涌到欧洲去作为例证。那些因素的确存在，也都可以研究，但个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归根结底要靠科学技术推动。 全球化的动力出现了哪些新特点？科学技术现在是什么样的？将来又会以何种科技继续推动全球化？现在的潮流是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将来人工智能会不会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科学技术的新特点新趋势很值得大家研究。 其次，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特别是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来实现并推进经济全球化。 再次，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是全球产业的转移和调整。过去几十年，制造业大量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人力资源、技术的转移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 经济全球化的载体过去以跨国公司为主，但由于互联网的产生，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在信息获取、技术获得、贸易和投资等方面，也能和大型跨国公司共同参与。 从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实质来看，过去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全球整体产业的转移——钢铁等行业从美欧转移到新兴国家。当下新的内涵特点主要是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链网络体系的建立——发达国家把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国家，但科研技术留在自己国家。随着产业链的进一步细分，调整产业特点、研究产业链工业链成为研究经济全球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有些人认为全球化正在逆转，有些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已不复存在。我们应如何客观、全面、准确地判断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的这些新趋势和新现状？为什么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一些挫折？为何欧洲和美国出现了反全球化的苗头？ 挫折与波折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经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政府应对全球化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阶层变化的方式。不同社会阶层在经济全球化当中得到的利益并不公平。如何处理社会不公平问题，是关乎全球化能否继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十八大以后，中央非常注意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把精准扶贫当成重中之重，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解决发展不公平、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最近出台的雄安新区建设方案也旨在通过区域化战略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中国，现阶段不仅没有出现“反全球化”，反而对全球化的看法越来越正面。 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因为我们正确、及时地处理了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冲击——特别是分配不公的问题。虽然在中国，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大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抱持非常正面的态度，真心拥护，这是共识。但试想，如果我们没有正确处理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处理好由发展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成果公平分享的问题，中国也很可能会像西方一样，出现众多反全球化、反改革开放的声音。 “处理好公平分配的问题”是中国的重要经验。西方国家在处理反全球化时可借鉴中国的经验，这同时也是中国对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很正面的贡献。我们应该关注、研究中国这些年处理有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的做法，尤其是：如何让更多老百姓、基层人民能够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全球化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中国要取代美国引领全球化，但我个人觉得还没到那个时间点。不可否认，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中国目前可以起一些引领作用，但从整体上来讲，中国若要真正开始引领经济的全球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方面即科学技术，虽然中国现在少数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在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方面，尽管我们的世界五百强企业越来越多，但很多企业仍是“大而不强”，核心竞争能力还不够，短时间内很难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载体。 况且从经济全球化的内涵来看，从经济产业链的分工来分析，中国基本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全面进入一些重要产业链的高端领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作者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终稿未经本人审阅)文章刊于《环球时报》，2017年4月18日
2017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