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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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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青年大使代表团”访问国务院参事室并听取中国国情讲座
2017年3月10日,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来华访问的以色列“青年大使代表团”到访国务院参事室,并听取了国务院参事王辉耀的中国国情讲座。 以色列“青年大使代表团”一行38人,由以色列前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前驻欧洲理事会代表、前驻丹麦大使伊扎克·艾尔丹率领,代表团成员为以色列优秀青年代表。 国务院参事室交流合作司司长孙维佳亲切会见了代表团一行。他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国务院参事室的职能和国务院参事咨政建言的情况。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向代表团做了关于中国“十三五”规划和经济发展形势的讲座。以方代表团成员认真聆听并踊跃发言提问,他们表示通过讲座对中国国情有了更加全面、客观的了解,感觉收获很大,对国务院参事室表示感谢。
2017年3月22日 -
王琳达:一带一路为民企走出去带来新机遇 | 环球网
【视频观看】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撸起袖子加油干”,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和部分CCG理事,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本期“撸起袖子加油干”特别邀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琳达,在与环球网财经记者马若思的访谈中,王琳达女士特别关注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指出这将会给民办教育办学者更多的法律上才保障。 在谈到企业走出去时,她提出企业在海外发展的过程中要“先交朋友,再做生意”。同时,在投资中需要充分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央企、民企相互合作,才能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的发展。 在谈到与塞尔维亚的合作时,回忆起当初在1989年6月12号到广州投资,她讲到在塞尔维亚投资就像当年在广州,你们越是经济不发达,越是需要,才越是机会。企业家就是要抓住机会,能够帮助别人,又能帮助自己。 国家“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带领我们走到这些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给予了我们企业家一个真正走出去的一条大道。文章选自环球网,2017年3月21日
2017年3月22日 -
【人民政协报】王辉耀:以实际行动继续深入推动全球化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球化”成为众多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三次提及“全球化”,包括指出面临“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符合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强调要“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互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次给予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重要篇幅,再次明确表示了中国政府支持、捍卫和继续深入推动全球化的决心,也是进一步对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主张的具体落实。”在谈到“全球化”话题时,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对本报记者表示。 王辉耀认为,从去年的G20杭州峰会和APEC秘鲁峰会,到今年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各国充分展示了中国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信心和决心。“特别是今年,习主席全面剖析和回应了一系列经济全球化问题,充分肯定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积极作用,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重申‘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继续推动全球化,这不仅是展示了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大国责任,更是我国切身利益的需要。”王辉耀肯定地说。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切实收获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从一组数据可以得到验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3.93万亿元,扩张到2015年的24.57万亿元,增长6倍多,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9.98万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7.67万亿元,涨幅超5倍,位于世界第二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6280元增长到2015年的21966元,增长3倍多。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和维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展了多方面的良好合作,取得了丰富成果。 但近年来全球贸易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下滑,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世界经济发展,也使得大家开始担忧经济全球化是否已经达到顶峰。同时,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王辉耀分析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即坚持主张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认为美国加入的世贸组织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贸易协定中的很多条件有碍于美国经济发展,正式就任后更是立即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极大地助长了反全球化贸易的思潮。而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也大大出乎英国政治精英阶层和众多分析人士的意料,其影响也在欧盟内部持续发酵,法国、荷兰等国的极端党派也纷纷表示将仿效英国启动脱欧公投,对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形成了巨大挑战。这些都说明了经济全球化处于关键转折阶段,全球经济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王辉耀认为,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实际参与者,理应继续捍卫、推动全球化进程,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也就此做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外贸升级、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措施,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推动全球化。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抓手之一,报告中也就推动具体的多边经济机制做出安排。当前,美国退出TPP,亚太各国仍在积极寻求区域经济安排升级,并对中国的参与抱有积极、开放的态度,RCEP(英文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简称,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FTAAP(英文Free Trade Agreement of the Asia Pacific的简称,即亚太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有望加快,这也为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创造了机会,多边经济机制的升级完善已经提上日程。”王辉耀最后说。(记者;刘志国;孙琳)文章选自《人民政协报》第6版,2017年3月21日
2017年3月22日 -
王辉耀:以实际行动继续深入推动全球化 | 人民政协报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球化”成为众多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三次提及“全球化”,包括指出面临“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符合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强调要“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互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次给予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重要篇幅,再次明确表示了中国政府支持、捍卫和继续深入推动全球化的决心,也是进一步对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主张的具体落实。”在谈到“全球化”话题时,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对本报记者表示。 王辉耀认为,从去年的G20杭州峰会和APEC秘鲁峰会,到今年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各国充分展示了中国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信心和决心。“特别是今年,习主席全面剖析和回应了一系列经济全球化问题,充分肯定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积极作用,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重申‘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继续推动全球化,这不仅是展示了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大国责任,更是我国切身利益的需要。”王辉耀肯定地说。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切实收获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从一组数据可以得到验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3.93万亿元,扩张到2015年的24.57万亿元,增长6倍多,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9.98万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7.67万亿元,涨幅超5倍,位于世界第二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6280元增长到2015年的21966元,增长3倍多。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和维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展了多方面的良好合作,取得了丰富成果。 但近年来全球贸易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下滑,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世界经济发展,也使得大家开始担忧经济全球化是否已经达到顶峰。同时,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王辉耀分析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即坚持主张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认为美国加入的世贸组织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贸易协定中的很多条件有碍于美国经济发展,正式就任后更是立即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极大地助长了反全球化贸易的思潮。而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也大大出乎英国政治精英阶层和众多分析人士的意料,其影响也在欧盟内部持续发酵,法国、荷兰等国的极端党派也纷纷表示将仿效英国启动脱欧公投,对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形成了巨大挑战。这些都说明了经济全球化处于关键转折阶段,全球经济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王辉耀认为,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实际参与者,理应继续捍卫、推动全球化进程,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也就此做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外贸升级、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措施,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推动全球化。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抓手之一,报告中也就推动具体的多边经济机制做出安排。当前,美国退出TPP,亚太各国仍在积极寻求区域经济安排升级,并对中国的参与抱有积极、开放的态度,RCEP(英文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简称,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FTAAP(英文Free Trade Agreement of the Asia Pacific的简称,即亚太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有望加快,这也为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创造了机会,多边经济机制的升级完善已经提上日程。”王辉耀最后说。(记者;刘志国;孙琳)文章选自《人民政协报》第6版,2017年3月21日
2017年3月22日 -
毛大庆:多样性×文化智力才是创新,最重要的是连接
理事简介毛大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优客工场创始人。什么是联合办公?什么是共享生活?什么是共享社区?共享经济 2.0 已进入深水区,人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场景。基于人处于自身的情感和情绪的代理中,我们切切实实感受到新的解决方案和新的意义表达层出不穷。我们不再满足于 Online 的“屏触”,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空间的停留,真正打动我们的是空间、人、物之间的关系。网络效应已从比特中溢出,原子被关系重构,“混”才是出路。2016 年 4 月,毛大庆正式对外发布其新的创业项目“共享际”。这是一个创立一年即完成 4 亿人民币 A轮融资的新物种。首个项目“东四·共享际”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开业,它在文化生活内容中嵌入联合办公,打造“空间+生活+社交”的活力社区。2017 年 3 月 12 日,毛大庆在《新物种学院:一期一会之新零售》上发表演讲,与同学们分享了精神商业时代社群经济的新模式和创新精神的新要求。近两年,各式各样的模式创新中出现了三个重要的词——混沌,李善友的混沌大学;混序,李文的混序部落;混合,吴声的混合内容。这三个词都是“混”,“混”的确是关键,因为没有了边界才会出现新东西。“混”是有理论的。《为谁留的空椅子:多样性如何驱动创新》这本书揭示了一个关于创新的新公式,创新是多样性乘以文化智力,其中多样性就是“混”。“混”之后,需要有方法,用文化智力驱动创新。在新的商业模式中,最核心的认知是——精神消费、社群、社群思维、社群经济,其中最需要找到的物理概念就是 IP。IP 代表着人的价值取向和消费取向。它从社群里衍生出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宗教是最大的 IP,而能够在这个时代制造商业宗教,所基于的是连接和互联网。今天的企业,如果没有能力制造自己的企业宗教,恐怕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一、消费模式从功能消费升级到精神消费基于以上,我们一起来探讨精神商业时代社群经济的新模式和创新能力的新要求:从微观上说,消费方式和结构正在发生着改变——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升级,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其中需特别注意的是,高净值人群开始从金融、理财、保险等单点式消费向网状新增长点消费、复合型消费升级。所有这些升级都在我们身边潜移默化地发生。全世界都在消费升级,中国的消费升级空间尤其巨大,并且中国消费升级过程中,在精神消费领域的消费产品将是难以估量的。解决用户的精神饥渴是新商业的最大机会,而核心是能否找到人的精神诉求和真正为满足精神诉求所创造的新产品。你的每一个设计都是要找到那一群人共同的精神诉求,社群思维是这个时代最高段位的思维,没有这个能力,别的模式都免谈。满足消费者在精神层面的刚性需求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二、社群思维高于互联网思维我们目前做出的共享际,略有一些社群思维。做完之后好多人来取经,来了就拍照,什么都照,我说照片你拿走,房子也拿走,都做不出来,因为你没有社群思维。你只是看着房子好,可这房子有什么用?还是房地产。最终要有社群思维、社群经济。我个人认为社群思维真的是高于互联网思维,而互联网思维是构成社群思维的基础。不懂互联网思维,就更没有资格谈社群思维。社群经济是下一个时代里不断支撑经济发展的原力注入。社群经济有三个特征,它是人本经济,是人性经济,更是人格经济。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格经济,它强调企业需要塑造魅力人格体,不断提升品牌人格的正能量,才有机会得到用户的欢迎和拥戴。社群经济是人格经济,连接和交互是搭建社群的渠道,其中空间、消费、精神三点缺一不可。空间是社群活动投射的载体,消费是空间在物理方式上让社群链接的商业手法,精神是社群在链接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是最稳固的形成商业护城河的核心。当网络只有一个节点时,它是孤立的,是没有价值的,但当所有人通过移动互联网连接时,表现出的推动和颠覆的力量将呈现指数级增长。所以,要把你的产品接入到已连接的网络,尝试让产品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产品产生连接,通过连接再搭建新的社群,这是非常关键的思维路径。三、C2B,用户社群之上的新商业模式什么才能够成为社群?首先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的认同,才能形成精神联合体,再达成利益共同体,我想这是在连接的时代大家必须要去理解的。当然在用户社群之上,未来会产生更多新的商业模式,比如 C2B 模式。当然,这个马云最近谈得很多,他说当企业拥有用户社群后,跨界延伸的能力增强,即使跨界也无需亲力亲为,通过集合用户的需求,倒逼供应链,对产品或服务进行反向采购,同时也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谁有更强大的社群,更能够集合社群,未来就会在新产生的商业模式中占得先机。在我个人的实践中,共享办公只是一个入口,终点其实是在共享生活上。占领了办公,再慢慢去占领居住,最后去占领消费,把这三者融合在空间里,才是我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要做的共享社区。共享社区对原来商业综合体的颠覆是从单一的地产逻辑、空间逻辑,变为空间和人的连接,企业跟企业的连接,资源跟资源的连接,视角转向为用户思维,从原来的租户变成未来的用户,从原来的招商变成了 IP 的组织和发现,这是我们真正要学会的本领。精神商业中的成功企业,将会具备一系列独特的能力:能够打磨出自身品牌的精神内核,打造出极具穿透力和凝聚力的品牌 IP,能够不断为用户贴上精神标签并反复强化,能够将用户群打造成一种真正的精神联合体,能够激发它的用户社群产生出巨大的传播能量。从功能商业升级到精神商业是全球商业变革无可逆转的大趋势。在功能商业陷入困境的今天,精神商业肩负着一种历史使命,已经吹响号角。在未来精神商业时代中成功的企业,将会比今天功能商业时代的成功企业更加优秀、强大,因为它的最大能量是连接的能量。社群成为商业的孵化器,社群的真正价值,是让企业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找到生存之道,构建牢不可破的深度用户关系。社群生态的运营逻辑,做来做去还是这四句话,产品即场景,分享即获取,跨界即连接,流行即流量。我们自己的路径是,先塑造人格化的品牌,孵化小众社群,再到内容爆发产品引爆,制造流行文化,最后定义生活方式。我们任何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和制造周期,其实都是围绕这五步的产品路径图去发展的。当然,重构体验、重构价值、重构连接这是永远没完没了要做下去的事情。四、创新=多样化×文化智力创新能力,等于多样性乘以文化智力。文化智力是一个特别高端的智力,它考验你的合伙人、团队有没有能跨越多元文化、高效工作的人,他能不能够包容,能不能提炼,能不能愿意放大差异。同时也考验领导者能不能驾驭得了这样的文化环境,能不能包容及不断放大差异,并从差异里寻找创新的元素。团队成员是否具备文化智力,可以通过回答这四个问题来验证:第一,有没有文化智力的驱动性?所要验证的是他有没有内驱力、有没有自信、有没有兴趣去拥抱多元文化。如果他的想法就是要趋同,要大同小异,要最大范围地取得共识,这种人很难产生文化智力。第二,有没有文化智力的知识?这在于他认不认为能够从多样化的人群中提取他们身上的潜在价值,认不认为这里真的有潜在价值。第三,有没有文化智力的策略?关键在于他会不会去规划多样性,能不能用好多样性,能不能有计划地对社交之后的多样性进行有价值的规划。第四,有没有文化智力的行动力?行动力所强调的是,他能不能把多样性提取出来,把差异放大,最后快速地把它组建成一个新的产品。没有这四种能力的团队,说白了,再怎么创新也创不出来。最终归结到人,多样性乘以文化智力,才能有创新的产品。我用这些话反思自己做了两年的这些东西,成功的地方都来源于我们团队有几个人,敢于跨越多样性文化,敢于跨越自己,敢于否定自己,敢于放大差异,最后才能够创出新玩意儿。希望你多找到一些有文化智力的人,才能够真的产生出创新产品。文章选自场景实验室,2017年3月15日
2017年3月21日 -
【中国科学报】环境税能否破解污染难题?
去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已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按照“税负平移”原则将现行排污费改为环境税。环境税将于2018年1月1日开征。这也意味着,目前环境税已进入最后立法阶段。 从排污费改为环境税意味着什么?又会带来些什么?听听两会代表、委员们怎么说。访谈嘉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张连起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境保护局原总工程师包景岭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青 将更加规范有效 《中国科学报》:用环境税替代排污费等各种已有环境税负是否为治理污染的最终解药? 吴青:环境税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并不是唯一的,环境治理需要多种措施,包括环境立法、环境政策和行政执法监管等。 张连起:要应对当前严峻环境态势,根本上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环境治理手段,当然,环境税是保护环境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手段,也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向污染宣战是非常有效的。 建立专项转移支付制度,通过费改税,将税收统一上缴中央财政,由其统筹分配,拿出一定比例以专款专用的方式反哺地方。此外,除了从污染源头查处、防治外,还应建立跨地区的联防联控机制,让环境污染防治更有成效、更符合科学规律。《中国科学报》:环境税与以前的各种排污费有何不同? 张连起:排污费征收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形式上是一种行政收费,而且这种方式偏重筹资和排污末端治理,忽视了诱导机制的运用。 排污费是地方收费,没有环境税的强制性那么强,地方政府选择性收费也存在不公平的可能性,这种方式还存在征收程度不规范、征管法规强制性不足无法有效震慑违法行为、环保部门执法力度不足难以依法足额征收、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造成征收不到位等问题。 包景岭:环境税是一个很好的策略,相当于统一了标准。统一标准有利于统一管理。过去收费收了很多年,是各个省市按国家环保部很多年前统一制定的一个标准收,各个地区按此标准收费以后发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做了一些调整,这带来了一些差异。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统计,比如北京、天津和其他一些典型地区的收费标准,平均下来大概有这样一个比例,即9:7:1,用其他典型地区做1的话,天津收费是7倍,北京是9倍。环境经济红利 《中国科学报》:会带来怎样的环境和经济红利? 张连起:环境税实施之后,减排力度肯定会加大,这是毫无疑问的。设计方案的杠杆作用大、执行力大。 特别是大多数企业都有环保设备,原来因为电费比较高,就不开减排设备,但实施环境税之后,如果不开设备,税比较高,它就会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对排放有抑制和降低作用。 排污费由环保部门征收,专款专用,而环境税由税务部门征收,可以统筹使用,甚至全国的环境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筹使用,比如京津冀的大气污染,可以联防联控。 环境税应该到了最后立法阶段,会促使排污企业通过技术改造、设备与投资或充分利用现有的环保措施改善环境。 包景岭:会促进治理,过去有些地区收排污费比较少,大家治理环境积极性不高,除非有强烈的行政命令,现在通过调整税和费的关系,会出现有些企业达标了也要进一步治理的情况,因为税是按排放当量计算的。只要税非常合理,就会进一步提高企业治理的积极性。 吴青:环境税是费改税,是在原来排污费的基础上改成环境税的,其最大的好处是将政府收费变为了法定的税收。不交费或少交费并不涉及法律责任,但不交税或少交税就涉及法律责任了。 《中国科学报》:如何避免买了排污权,污染不降反升的情况发生? 张连起:税的刚性与排污费不一样,对污染的抑制作用至少比排污费好得多,当然,现在环境的压力承载力是多方面的,在相当范围内是综合施策。 包景岭:环境税需要与其他环保法诸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统一,超标的地方一定要与其他惩处措施有机结合起来。 吴青:排污权只是解决企业排放总量指标问题,并不能解决企业是不是达标排放问题。所以,企业即使买了排污权,也还是要加强对排放的监管,包括达标排放,包括减低排放总量。应进一步测算、分析和完善 《中国科学报》:有了税就不再收费了吗? 张连起:应该是取代费,各种费就没有了,从目前的几个意见看,环境税锁定的范围也不是所有排放,是不是完全取消所有费用,尚未完全确定。但改为税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如果企业排放少,自然要交的环境税少,是环境激励措施。开征环境税,肯定不是国家为了多征税,而是抑制污染排放。 包景岭:环境税是统一到一个底线,理论上达标了,其他的费用就没有了,但对特殊地区,要有新的计算方法,避免重复征税。这只针对正常达标排放的企业,对超标排放的有别的法律来管理。《中国科学报》:如何避免增加企业负担? 包景岭:长期以来我国收的排污费用是低于治理成本的,当然中间也做了一些调整。例如,环境税的实施确实会促使一些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关停,同时让清洁生产企业减负。文章选自《中国科学报》,2017年3月16日
2017年3月21日 -
朱锋:东亚政治开启“新三国演义”
专家简介朱锋,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面对着困扰北京、东京、首尔三边互动架构的诸多消极因素,中日韩关系究竟应该怎么处?这不仅是一个争议性的政策问题,更是摆在东亚政治面前的世纪难题。当前中日韩关系的低潮并非偶然。 19世纪末以来,中日韩从未出现过同时强大和繁荣的局面,东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出现陆、海分离的地缘政治结构开始被打破的现实,而观念与制度层面更是前所未有的分裂。再加上美国因素的牵引与干扰,中日韩关系的“新三国演义”充斥争议和对立实属正常。 这是东亚地缘战略结构从未有过的新变化,稳定和改善中日韩三国关系也必定绝非易事。单纯从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入手,或者单方面的克制和忍让,恐怕都难以打开中日韩三边关系的新局面。从这个角度,笔者对笪志刚先生《环球时报》2月22日见报的《中日韩破局不能坐等域外国》一文存有异议。安全关切先于经济利益 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并非只是单纯的经济和贸易安排,背后的外交和战略考虑常常是决定经贸政策选择的关键因素。安倍政府在2013年下定决心加入奥巴马政府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首先考虑的不是日本的贸易和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和战略决定。 TPP的本质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杠杆,其目的是通过建立排斥中国的地区性贸易集团加强“孤立中国”的地缘战略集团。安倍力压国内一度强大的反TPP势力,愿意向美国开放汽车、农产品市场,就是为了全面增强美日军事同盟,避免美国在未来可能的日中军事冲突中战略犹豫。 韩国在2016年7月做出“萨德”部署决定,最根本的原因同样是——韩国必须在朝鲜导弹与核武器威胁面前,强化韩美军事同盟作为韩国安全的可靠保障。这是1992年中韩关系正常化以来,韩国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再选择”。面对来自金正恩政权迅速的核力量和导弹发展,韩国把国家安全的“宝”彻底押在美国身上。 近年来,中日韩之间出现的这种扩大的安全对立,有着深层的亚太地区战略性和结构性根源。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和安全是相互关联、但又彼此分离的两个领域。经济上的利益计算和相互依赖带来的红利,并不能必然取代和削弱安全问题的关注。 安全利益的评估和选择,对一个国家而言一定是优先于经贸利益的“高位政治”,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则。经贸关系无法替代安全利益的估算,同样也是国际关系冷冰冰的现实。现阶段重在安全“止损” 然而,中日韩关系必须改善,当代版的东亚“新三国演义”已不会重复历史版的“联吴伐魏”或者“兴兵灭蜀”!“新三国演义”的基调和目标必须是三国共存共荣,致力于一个崛起的亚洲,着眼于一个团结和联合的亚洲,打造中日韩三国人民共享福祉的稳定局面。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 为此,打开三国合作的钥匙不仅是经济的,更需要政治、外交、安全和战略的。但这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其手段不仅在于实力对比的新变化,更是在于三国的成长与成熟,在于三国之间是否能够重建理解和尊重。 当中国的游客一到节假日就挤满韩国的明洞和日本的新宿,当中国赴日留学生远远多于日本赴华留学生,一个开始身强力壮的中国,“心”需要同样的宽大和壮实。上演好东亚“新三国演义”,中国人一定要有自信、宽容和坚定的战略意志,韩国人和日本人面对中国再度崛起的历史性趋势,则需要有同样的包容、理解和敬畏。 改善中日韩三国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地思考“经济出路”或者贸易变量,也不能奢望三国间的民族主义冲突能迅速平息,“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的解决更是路途遥远。稳定和改善中日韩关系需要对三国深化的“安全困境”做出客观、全面和准确的判断和整体性的战略思考,无需一味指责对方,也不必用过度的恐惧或者仇视的心态看待彼此。 我们首先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和战略准备,中日韩关系的改善进程很可能是缓慢、长期的。着眼于现有中日韩业已建立起的广泛与深入的经济社会联系,给中日韩争议和摩擦“止损”非常重要。 具体来说,就是要避免关系持续对立与恶化,避免出现直接的军事冲突,避免安全争议扩展到国家间关系的基础性领域,例如经贸和社会性交往尤为重要。而“止损”的关键,就是要在三边关系的各种冲突点上,建立和开展起双边事务性和功能性磋商,通过设定行为规则、培养信赖措施,以及增强彼此务实合作,有效管控冲突性议题上的潜在危机。在斗争中寻求破局 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改善离不开“斗争”,需要我们有决心表达和反映“中国关注”,在斗争中寻找“破局”的方式和途径。 在这方面,中韩与中日又有所不同。韩国虽一意孤行部署“萨德”系统,严重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和东北亚的战略稳定,但中韩之间的政治沟通仍然好于中日。中韩之间的安全对立,也远未像安倍政府的日本那样一心以“制衡中国”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尽管朝鲜问题确实是卡在中韩间的一道“坎”。 对于日韩无视中国战略关注、损及中国安全利益的行动,我们将坚决斗争到底。但斗争毕竟是手段,合作共赢才是目的。 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改善,更需要我们有坚定的“战略耐心”。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缘战略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复杂和微妙。一方面,中日韩的经济社会联系前所未有地深化。2016年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增长28%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坚持中日韩经贸与投资合作,共同推动包括三边自贸区在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我们塑造亚洲繁荣与和平的基本信念。 但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中日韩之间安全利益的纠葛和对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严峻。在安全关切上相互“靠拢”,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找准方向、坚持不懈。三国的社会和媒体更需要担任起沟通的桥梁作用,为彼此的客观和理性认识注入正能量。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3月20日
2017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