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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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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大量留学生即将归巢 人才引进应注重“量质齐升”
央广网北京3月28日消息（记者卢海宁）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海外人才专属发展平台Lockin China联合全球名校中国职业发展联盟，以及招聘兄弟会，近日联合发布了《2017海外人才就业分析报告》。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大量的海外人才即将归巢。留学生回国已成趋势 中国或将迎来回国人数超过留学人数历史拐点 报告显示，中国今年留学生归国人数预计突破60万，这个数字将明显超过今年出国留学的总人数。报告指出，54.8%的海归主要看重国内经济形势发展好，还有超过40%的人认为家庭、朋友圈都在国内，因此选择归国发展。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表示，学成归国留学生人数增加，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工作机会和国际化的薪酬待遇。 王辉耀说：“中国海归回流的现象十分迅猛，目前从回国情况来看，海归回国就业比较受青睐的包括销售、市场、研发。特别是他们在国外受到专业的训练，同国内全球化接轨的需要，成为海归就业的亮点。” 留学生“归国潮”正在形成。教育部数据显示，自2012年起，出国留学与留学回国人数比例从2012年的1.46比1下降到2016年的1.26比1，留学回国与出国留学人数的“逆差”在逐渐缩小。此外，启德发布的《中国留学市场2016年盘点与2017年展望报告》中预测，留学生回国人数大于出国人数的拐点或将在5年内出现。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赞同，他说，未来几年，留学回国与出国留学人数有望由负转正，实现“顺差”。 熊丙奇表示：“在未来几年完全有可能。前几年我国出国人数以20%的速度在递增，在2012年左右，回国的海归大幅增加，2017年这些人毕业之后，开始回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显著的事实是，由于出国留学人数增多，海归人数也会相应增加，从明后年开始，叠加的留学归国人数可能就会超过当年的出国留学人数。”门槛低、容易学、好就业 商科成为留学主流专业选择 在留学专业方面，报告指出，商科、管理类和金融经济专业仍旧受到海归们的热捧。教育部数据显示，2015年有出国读商科意向的留学生占41.2%，选择工科、理科和社会科学的留学生比重分别为16%、13%和7%。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车伟民表示，海归扎堆商科，岗位需求与专业门槛是主因。 车伟民说：“社科和工商管理它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它的就业门槛或者学习这个专业的门槛较低，学成的成功率较高。国内的很多学校同样有商科和人文社科类专业，对于留学生回国来讲，恐怕要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理性看待留学归国热 从留学生变成留学人才仍需“力学笃行” 随着留学回国人员数量的激增，留学回国人员与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将更加激烈。然而，根据2016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中显示，海归就业难的问题并没有明显加剧，85.9%的海归能在6个月内找到工作，其中3个月内找到工作的也占到68%。 也要看到，报告指出，随着美国、英国以及澳洲移民政策收紧，留学生毕业后难以留在留学国家继续发展；而美国、英国和澳洲留学的学生就占比超过56%，因此也是海外留学生归国的原因之一。熊丙奇表示，理性看待留学生归国热，不能仅从“量”上扩充人才，还要从“质”上引进人才。 熊丙奇说：“不仅仅要看它的人头数，还要看结构。不妨把它看做三个三分之一，可能三分之一是以前的精英留学，另外比三分之一多一点是中层次留学，再一个三分之一是低端留学、或者说是垃圾留学。按照这个结构来看，最后的三分之一在国外很难找到工作，只能回国。中间这个三分之一大部分是回国的。而前面真正的精英留学这块，回国的人还是很少。权威调查显示，在这个阶段（精英留学） 出国留学归来的人数大概只占了10%到20%，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近年来过度追求速成，扎堆商科，也让留学逐渐变了味儿。留学商科未必能成为大企业家，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成为董事长的却多如过江之鲫。留学的动机，不应只是流于敲门之砖，更应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与求索。文章选自央广网，2017年3月28日
2017年3月30日 -
【China.org.cn】China loosens green card policy for foreigners
Eunice Moe Brock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ows off her green card –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certificate offer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a ceremony in Liaocheng, east China’s Shandong Province, on July 24, 2009. She was born on Aug. 11, 1917 in Beidaihe, Hebei Province, where her parents worked as missionaries. The family returned h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0 when she was 13 years old. She came back to live in Liaocheng in September 1999 to continue her parents’ charity work. She died in the city on April 28, 2013. [File photo]Foreigners who come to China to work will get a unified work permit as the country tries to streamline application procedures and improve service efficiency to attract more foreign talent,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port from Legal Weekly.The new permit is to take effect on April 1. It will replace the Alien Employment Permit and the Foreign Experts Certificate, issued by two different government agencies, for which expats sometimes had to spend months obtaining.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perts Affair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organiz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issuance of the new work permit.The new policy is more market-oriented and more quantitative compared with previous ones. Actually, a trial operation has already been in progress in Shanghai since September last year when the city issued its first single unified work permits to ease the burden of highly skilled expats seeking jobs in the city.While commenting on the new work permit policy, Legal Weekly said it signifies that the "threshold" – namely the standard for foreigners coming to China – has been lowered to a certain extent amid the country’s efforts to attract more foreign talent to speed up its development.Wang Huiyao, head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highly appraised the new move, saying that it shows China’s immigration policy is becoming more open, inclusive and flexible. Wang made the remarks in an interview with Legal Weekly.For a long time, permanent residence permits for foreigners in China, known as green card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the card which is most difficult to get in the world " due to its extremely complicated application procedure.Wang believed that there were many obstacles in the country’s policy and mechanism in attracting foreign talent. He cited two examples – decentralized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nd complicated application procedures – that have brought a lot of troubles to immigrants.It usually takes a foreigner several years to get a green card in China, during which the applicant must have a good record of performance and make a certain contribution to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The following are three representative foreign figures offered green card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In 2004, Joan Hinton (Han Chun), an American citizen, was the first foreigner in China to receive a green card –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certificate 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e was 83 years old and had worked and lived in China for 56 years. She died in a Beijing hospital on June 8, 2010.In 2016, Stephon Marbury, a former NBA star become the first foreign basketball player to get China’s green card in the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CBA) league’s 21-year history. He received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certificate from Zhang Jiandong, vice mayor of Beijing, during a ceremony in Beijing. The 39-year-old veteran, who had steered Beijing to three titles in four seasons and been named an honorary citizen of Beijing in 2014, was recognized as the most successful foreign player in CBA history.Also in 2016, Popova Liliya Annatuoliyefuna, a Russian expert who had worked in the Daqing Ophthalmologic Hospital for 18 years, obtained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permit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She became the first foreigner to obtain permanent residency as a special talent in northeast China’s Heilongjiang Province.Statistics from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show that, 1,576 foreigners became permanent Chinese residents last year, an increase of 163 percent over 2015.From China.org.cn，2017-3-11
2017年3月30日 -
【南方日报】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人才体系
编 语“改革举措体现了开放、务实、灵活的改革精神”“站位很高、格局很大、指向很实、亮点很多，彰显了改革排头兵的特色”“通篇贯彻了‘以用为本’的工作思路”……记者就近日广东出台的《关于我省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采访了中国人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沈荣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柳学智，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省人力资源研究会理事长谌新民等知名专家学者。他们认为，《实施意见》的出台，其目的是通过改变广东省人才工作方面目前存在的人才使用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为广东人才的培养开发、人才聚集、人才服务构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真正把广东建设成为人才高地，从而为推动广东创新驱动发展、打造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突出舞好制度创新“指挥棒” 记者注意到，《实施意见》提出将人才发展列为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实行人才工作目标责任考核。推动人才管理部门简政放权，消除对用人主体的过度干预。赋予人才更大经费支配权，下放科研设备采购自主权和职称评审权限，支持科技人员创业兼职。 “《实施意见》突出舞好制度创新‘指挥棒’，提出了很多人才制度创新亮点，让人耳目一新。”沈荣华说，例如，《实施意见》提出“将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重点考核内容，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评优、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实现了人才管理制度的突破。沈荣华认为，此次人才制度改革的“含金量”很高，推动其落地落实，将会实现从“政策推动”到“制度创新”的跨越。 “为人才提供发挥聪明才智的环境，关键之一就是要建立灵活的体制机制。”王辉耀说，《实施意见》提出了“推动人才管理部门简政放权”“赋予人才更大经费支配权”等措施，这都是进一步放权松绑、增强人才体制机制活力的重要体现，调动了他们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谌新民认为，《实施意见》为在公共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指引。《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党政部门的主要职责是服务人才发展，促进市场主体充分高效地使用人才。用人单位作为人才市场主体，最了解人才的特点，最了解人才的应用价值。《实施意见》突出放权松绑，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能够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 “人才活力的激发在根本上需要突破体制机制的制约。”柳学智说，广东实行机构编制备案制管理，突破了现行统一编制管理的约束，能够让用人主体真正拥有设置内设机构和人数的权限。同时，广东提出建立人才退出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组建人才发展研究机构、设立人才发展改革试验区、制定人才发展促进条例等，这些措施有利于推动更加灵活的人才制度体系的建立。展现广东揽才勇气和信心 《实施意见》提出优化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给予杰出人才每人120万元生活补贴。推进人才出入境和停留居便利，落实公安部关于支持广东创新驱动发展和自贸区建设的16条出入境政策。实施人才安居工程，对新引进国内外顶尖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省级领军人才，省财政分别给予350万元、250万元、150万元的购房补贴。 沈荣华认为，《实施意见》为保证广东的人才资源供给和国际人才竞争优势，制定了力度较大的人才政策。例如，每年选送200名企业家到国外培训，每年资助400名40岁以下的优秀科研人才到海外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遴选约500家企业深入开展校企联合培养技能人才试点，给予引进的单个创新团队最高1亿元资助，对项目入选的团队，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科研经费，考核优秀的再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资助。“这些强力度、大手笔的政策，展现了广东揽才的勇气和信心”。 王辉耀说，在平台建设方面，《实施意见》提出了“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支持广东企业在国（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分支机构、孵化载体”等具体举措，说明人才平台建设已从国内走向了海外，突破地域人才平台建设的视野，把人才平台建设推向世界，推向国际化的舞台，集全球人才的智慧来建设广东、发展广东。 “人才活力的激发不仅需要松绑，也需要激励。”柳学智说，广东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基础，在人才激励上铆足了劲。例如，在科研项目成果转化后，大幅提高人才享受科研成果收益比例；在高层次人才、青年人才培养和海外人才引进、使用中，不仅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而且提供丰厚的生活补贴或住房补贴等。 谌新民认为，《实施意见》通篇贯彻“以用为本”的人才工作思路，重点体现在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其中，尤其强调服务企业人才，对企业家人才培养极为重视，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加大科技人才科研成果股权激励、探索科研人员奖励性收入税收优惠等，促进科技人才投入到经济建设主战场开展创新创业。彰显广东人才服务特色 《实施意见》提出，优化提升粤东西北地区人才发展帮扶计划（扬帆计划），编制粤东西北地区急需紧缺人才目录，支持大学生和专业技术人才到粤东西北地区就业创业。同时，深入推进全国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建设，加强粤港澳科研人才交流，支持港澳青年人才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在我省就业或自主创业。 在采访中，专家学者们都认为，包括上述《实施意见》内容在内的改革举措彰显了广东特色。 “《实施意见》中的广东特色体现在特别关注广东省内人才的协调发展。”柳学智举例说，比如在青年优秀科研人才国际培养计划中，对于珠三角地区的政策是，年龄在35岁以下的青年博士，由市财政给予每人不少于10万元生活补贴，而对于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是，年龄放宽到40岁，由省财政提供每人20万元的生活补贴。同时，继续实施粤东西北地区人才帮扶计划，专门支持这些地区的人才发展。此外，广东还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依托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深化粤港澳人才合作。 谌新民认为，《实施意见》的另一亮点是承认差异、分类施策。如《实施意见》对“扬帆计划”的成功做法进行了总结和优化。为了突出分类施策，在人才评价激励保障方面，大幅度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推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等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自主评审相应职称，并在企业人才股权激励和人才收入分配方面，给予用人单位更多自主权。 “《实施意见》还体现了广东人才服务的特色和亮点，在人才公共服务方面体现差异化。”谌新民说，将育才、引才、用才、留才的自主权下放后，因人施策的政策效能必将渐次体现出来。 王辉耀认为，对港澳的开放政策一直是广东的特色，这在《实施意见》中也再次得到体现，通过加强与港澳人才的交流合作、实现对两地职业资格的认可、支持港澳青年人才和高校毕业生到广东创新创业等，有利于进一步破除广东与两地人才合作和交流的障碍，推动广东人才体制机制的优化提升。（南方日报记者 王聪 周志坤）文章选自《南方日报》，2017年3月28日
2017年3月29日 -
朱民：央行加息很难 提高公开市场利率做法很聪明
专家简介朱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2017年3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如约拉开帷幕，前IMF副总裁、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现场接受了凤凰财经的专访，对央行货币政策、自由贸易、“汇率操纵国”指控等诸多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央行加息是个很难的事情” 春节以来，央行的一系列举措都释放出了货币政策收紧的信号，包括先后两次调高OMO（逆回购）、MLF（中期借贷便利）、SLF（常备借贷便利）利率等。两会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在记者会上表示，2017年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一改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稳健”说辞。 如何理解这个“稳健中性”？在美联储加息周期开启的背景下，中国央行未来有没有可能加息？朱民向凤凰财经表示，“加息是个很难的事。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中国）整个债务还是比较高的，（中国）经济要发展。” “美国在加息，央行这个政策（适当调控宏观市场利率，如MLF、SLF等）是很好的，它不是加息，是在逐渐地调控市场利率，”朱民表示，这是适应美国的利率变化，而不动大的利率框架的聪明做法。 今年3月，美联储3个月内第二次宣布加息，朱民表示，美联储现在加息使得美国和许多国家当地市场的利差扩大，对全球影响是很大的。“在外部波动很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是特别重要的，可以根据不同的形势随机应变，”他说。“很遗憾美国不再明确支持全球化” 刚刚过去的德国G20峰会上，20国集团在联合公报中删除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辞，朱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在此之前，历届G20财长会议联合公报几乎都会出现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的措辞。 全球治理机制是G20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进程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差距正在缩小，一些国内分配所产生的问题，则需要通过国内政策来协调，在这个时候美国强调不再明确支持全球化，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朱民向凤凰财经表示。 作为G20的重要成员国，美国没有和其他成员国保持共同的立场来推动全球贸易的发展，对全球的负面冲击可想而知，朱民认为这表明美国或进一步走双边主义，而不走多边主义。 早在竞选美国总统时，特朗普就曾威胁称将带领美国退出WTO，试图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达成更好的条款。朱民表示，对于特朗普，我们要听其言，但更重要的是观其行，他说的很多东西不一定能做到，比如征收20%的过境税，比如美国经济要达到3.5到4％的增长率。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许多人表示中国应该接过“自由贸易”的大旗，朱民认为，中国在推进全球化上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讲话，但习主席也有一个基调，就是中国要和世界一起来努力推进全球化。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人均GDP还是属于比较低的水平，我觉得中国也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朱民。IMF大部分成员国都不会同意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 除了贸易保护主义以外，特朗普政府对中、日、德等国的“汇率操纵”指控也一直颇受关注。4月，美国将公布汇率报告，最终决定是否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朱民表示，唯一的结果是美国单方面指控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但即使是单方面指控，美国现在的依据也远远不够，所以最终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可能性会下降。 他说：“如果美国提出这个决议的话，IMF的189个成员国大部分都不会同意，因为IMF一直是关注中国的汇率机制改革、金融改革，很清楚地知道整个过程。所以这个要得到IMF或者国际机构的认可，也是很难的一件事。”人民币“入篮”半年来表现如何？ 去年国庆节，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随后汇率不断下挫，一度逼近7.0。近半年时间过去，人民币“入篮”后的表现究竟如何，作为前IMF副总裁的朱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他表示，人民币脱离了美元，开始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波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汇率体制改革，表明了人民币市场化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美元走强，一揽子货币走弱，人民币也会跟着往下调整，这是很正常的，没必要由此产生人民币一定会贬值的预期。 “人民币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个长期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开放，国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配置更多的人民币资产，把人民币当作外汇储备，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了，”朱民向凤凰财经表示。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7年3月26日
2017年3月29日 -
张亚勤：机器学习过于复杂 人工智能应该从简
理事简介张亚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百度公司总裁。 百度总裁张亚勤在博鳌论坛期间对第一财经记者独家回应了关于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AndrewNg)的离职。张亚勤表示：“科技人才流动很正常，有些人出来创业，有些人最后又回到了大公司或者高校，而且百度一直都在全球招聘尖端的人工智能人才，比如前一段时间陆奇的加入。陆奇是技术和商业的领军人物。”吸引不同肤色人才 张亚勤没有对吴恩达的离职是否会影响百度人工智能研究的进程发表评论，也没有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谁会接任首席科学家的职位。吴恩达离开后，张亚勤将亲自负责硅谷两个研发中心的业务。目前百度副总裁王海峰被任命为人工智能技术平台体系(AIG)总负责人，百度深度实验室主任林元庆将会负责硅谷两大研究中心的具体运营工作。 吴恩达于2014年5月加入百度，担任百度首席科学家，负责百度研究院领导工作，尤其是百度大脑计划。吴恩达的加入，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引进的最重量级人物，也是百度人工智能获得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离职，也是陆奇上任以来第三位高管的离职。 不过张亚勤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百度已经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来招募全球最顶尖的科技人才。就在吴恩达宣布离职后，百度宣布在硅谷森尼韦尔(SunnyVale)设立第二个研发中心，硅谷研发人员总规模将达到350人。目前百度在中国和美国两地已经拥有超过1300名研发人员。 张亚勤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我非常赞成李彦宏的话，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的引领者(leader)。百度现在在美国设立研究院、建立研发中心，将来也会在其它地方有研发的布局，是为了吸引更多全球化的人才。现在我们人工智能的人才可能还是以华裔、亚裔或者海归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为主，但未来一定能吸引更多不同肤色和背景的人才，这是未来的趋势。” 张亚勤承认，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研究发源于北美和欧洲国家。“目前人工智能业界的领军人物，包括Facebook人工智能团队负责人Yann LeCun在内，都来自北美。尽管近一段时期，中国科学家做了很多工作，有些技术和产品看起来做得也不错，但是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和科学家相对比较新，和全球科学家的水平仍然有差距。”张亚勤对记者表示，“现在很多媒体经常会有个误区，说中国人工智能已经超越美国了，这很显然是夸大了。虽然我们承认中国人工智能前景很好，但是也必须尊重现实。”建立开放生态系统 对于国内外各大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张亚勤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很多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都领先于中国，比如谷歌和Facebook。企业和企业之间，有的时候是竞争，有的时候是合作，但未来合作的场景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为什么百度要开放人工智能平台，让更多企业，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去使用。” 张亚勤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了百度去年正式开放的深度学习开源平台PaddlePaddle。百度也成为继谷歌、Facebook、IBM之后，又一家将人工智能技术开源的公司。“PaddlePaddle不仅仅面向开发者、创业者，还面对竞争对手。”张亚勤说道。 PaddlePaddle在深度学习框架方面，覆盖了搜索、图像识别、语音语义识别理解、情感分析、机器翻译、用户画像推荐等多领域的业务和技术。目前，PaddlePaddle已在百度30多项主要产品和服务中发挥着作用，如外卖的预估出餐时间、预判网盘故障时间点、精准推荐用户所需信息和自动驾驶等领域。 张亚勤认为，人工智能在搜索、语音、人脸识别、智能客服、交通、无人驾驶、教育和医学医疗等方面的技术和应用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不过他还是指出了人工智能的局限性。他称作为人工智能主流的深度学习目前仍然“过于机械”，还是“动物的学习模式”。 在张亚勤看来，神经元网络有上百亿的参数，现在数据的处理和分类，包括如何去调节这些参数，有些还是需要根据经验，机器很难自己重复。张亚勤解释道：“目前所有的机器学习都是越来越复杂的，大数据、大参数和大计算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无限大的计算能力，但是如果看一下自然界，它是非常简单的，包括量子物理或者化学生物其实是自然界最基本的原理，但是要变成人工智能就必须是非常复杂的模型等才能进行精确的使用，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一定会是更简单的学习，机器可能不需要海量的数据也能够通过深度学习来做决策，算法也会变得更简单。” 他同时指出，人类对人工智能的研究目前仍然处于很早期的阶段，因此现在谈论“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人类”的话题，就好像在讨论“火星上面会不会堵车”一样。他认为深度学习的可能性，未来一定是和生命科学、人脑科学的结合，人工智能的突破一定是数字智能和生物智能的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已经受到一些启示。”张亚勤表示。 所谓卷积神经网络，是一个多层的神经网络，微软已经将层数由此前的152层做到了目前的上千层。Facebook人工智能团队负责人Yann LeCun 就是卷积神经网络的领军人物。张亚勤还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在很多领域超过人类。“未来十年，只要是人可以描述和定义、有标准答案的领域，机器都能超过人类。”张亚勤说道。BAT大战人工智能 中国互联网公司简单地依靠用户数量推动的发展模式已经终结，人工智能成为BAT竞争的新阵地。腾讯近期也宣布大举进军人工智能领域。公司已经组建了超过250人的人工智能团队，希望为其社交和游戏平台带来更大的收益。 腾讯新任命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张潼正是百度研究院副院长和大数据实验室负责人，其参与和领导开发过多项机器学习算法和应用系统。张潼还是中央组织部“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数学系和计算机系学士和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百度和腾讯前，张潼曾经担任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教授、IBM研究院研究员、雅虎研究院主任研究员。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兼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对第一财经表示：“人才流动在蓬勃发展的领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近年来高科技领域的人才流动率在25%，人才的激烈竞争是一个行业向上的标志。对于好的人才，企业肯定想去争取，更想留住。” 张潼加入腾讯后表示，腾讯正在从一家产品驱动的公司转变成技术驱动的公司。腾讯已经在旗下上百个产品中应用了人工智能，如天天快报个性化推荐、手机QQ艺术滤镜、微信搜索等。未来公司将会进一步利用人工智能训练机器游戏者如何打败人类游戏者。 腾讯去年发布类似谷歌DeepMind AlphaGo的机器人“绝艺”。截至3月20日，绝艺在腾讯围棋对弈平台的总胜率达到76%。未来马化腾还希望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更加智能的软件和产品，其中游戏产品是最有可能率先应用人工智能的领域。此外，马化腾还曾透露他对人工智能在无人驾驶汽车以及医疗领域的兴趣。 相比之下，阿里巴巴与人工智能的关联并不如百度和腾讯直接。但阿里云业务已颇具规模，阿里云的很多产品就是阿里人工智能的落地产品。本月初，阿里推出“NASA”计划，将组建独立研发部门，马云还指出，阿里将聚焦机器学习、芯片、物联网、操作系统和生物识别领域。 百度是BAT中最早押注人工智能的，李彦宏曾多次重申无人车“三年商用，五年量产”的目标。不过，百度无人车项目进展并不顺利。去年年末，在合作两年后，宝马宣布终止与百度在自动驾驶方面的合作，转而与英特尔和Mobileye联盟，并在去年9月就宣布了与高德地图的合作。 关于百度1亿美元投资蔚来汽车的传闻，张亚勤未作更多评论。此前有消息称百度入股蔚来汽车之后，将会在蔚来汽车的产品上应用百度的无人驾驶技术。去年百度营收增长放缓至6%，此前公司连续多年收入增长保持在35%至55%。过去一年中，百度股价跌去近10%。文章选自第一财经日报，2017年3月24日
2017年3月28日 -
【中国新闻网】郭军：国侨办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尽职履责为侨胞服务
郭军，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 中新社海南博鳌3月26日电 (记者 王辛莉)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郭军26日在此间表示，“一带一路”战略已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宏大实践，它为侨胞事业发展创造了最佳机遇，国侨办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尽职履责为侨胞服务。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26日在此间举行主题为“华商携手繁荣丝路”的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议。 郭军在会议上表示，“一带一路”战略已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宏大实践。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化理念相通，更好地释放了全球化正面效应；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经济全球化更均衡发展；其三，“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开辟了新路。 郭军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为侨胞事业发展创造了最佳机遇。“一带一路”倡导的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一个基础设施、规章制度、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合作走廊，几乎涵盖区域一体化所有内容，在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多个领域惠及沿线国家，其间有无限的商业和事业发展空间。 郭军指出，华侨华人通晓中外语言文化，熟悉地区风土人情，具有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他建议侨胞做好充分准备，主动出击，善于作为。 郭军透露，国侨办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尽职履责为侨胞服务。 一、国侨办将深度打造项目合作平台。立足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东盟华商会、海华会、亚欧博览会等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引智引资平台，为华侨华人提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务实合作的直接沟通交流机会，引导侨胞在国内外参与“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等工程项目。 二、建立信息发布平台。通过国侨办官网、中国侨网、侨宝等网络信息平台，立体展示“一带一路”建设，为“走出去”企业及华侨华人提供信息；会同暨南大学、华侨大学及各地方政府侨务部门、侨商组织，发挥各自优势，整合信息资源，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点侨商人物和项目信息数据库。 三、推进重点项目的落实。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经贸产业合作区为抓手，实施好示范项目。 郭军还透露，国侨办将实施“丝路建设海外双语人才定向培养计划”，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华文媒体合作联盟，发挥中新社侨务外宣领军作用，利用世界华媒论坛等平台，建设“一带一路”华媒协作网，推进海外华媒上网，开设“丝绸之路”专版，形成海内外联手宣传推介局面。(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7年3月26日
2017年3月28日 -
【国际金融报】在博鳌读懂“逆全球化”
全球化面临一个困局：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难啃的硬骨头。 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呼吁，别泄气，大家一起想办法，共渡难关；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领导人有些急迫，希望用一些立竿见影的逆全球化手段，迎合民意。 是修正，还是放弃，这是一个问题。 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3月26日落幕。此次论坛“直面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未来”，围绕该主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对眼下的“逆全球化”，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全球化发展到了一个关口，应同舟共济，寻求普惠、共享的发展。 《国际金融报》记者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贸易代表Michael Delaney、博鳌论坛前执行总监姚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Kent Calder、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王军等专访，从情绪、行动、思潮、道路四个维度，带您读懂“逆全球化”。裂缝早已有，WTO式微 “逆全球化”作为一种情绪，早现端倪。 梅新育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强调，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是，大家一味地谴责贸易保护以及反全球化浪潮，其实，需要冷静审视这个问题。 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12月份，WTO第九次部长级会议在巴厘岛召开，160个成员国为了在多边贸易谈判上，一谈再谈，闭幕式一拖再拖，最终达成了一个妥协版“巴厘岛一揽子协定”。 该协议旨在让成员削减贸易壁垒，创建更公平的贸易环境以促进全球化与经济发展，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利益冲突，谈判进行了12年。上任不足百天的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在闭幕式上非常激动，演讲中当场哽咽。他说：“世界将重回世界贸易组织。” 这是一份愿景。 WTO最重要的三项职能是多边贸易谈判、贸易机制审议和争端解决。眼下，只有争端解决职能最为大众所熟悉，百度搜索栏输入“WTO”，各种反倾销案件上诉映入眼帘。 事实上，2008年后，发达国家从WTO组织战略性撤退，转而推行能有更多主导权的双边协议和区域联盟。 虽然美国推动了关贸总协定谈判，推动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但是，发展至今，美国维持该贸易体系的积极性日益缺失：一是现行WTO规则下，实现自由贸易其实只有制造产品，而这一领域并非美国竞争优势所在。 二是WTO属于多边贸易体系，集体谈判不利于美国有效主导谈判进程。抛弃多边谈判，美国开展双边贸易谈判，可在短时间实现利益最大化。三是WTO贸易争端程序冗长，不利于美国惩罚违背WTO规则的贸易伙伴，也不利于美国根据自身意愿及时调整贸易政策。 王军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WTO多边机制已名存实亡，WTO事实上已经被搁置或者说边缘化了，除了中国可能已经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有意愿再利用这个平台进行磋商了，大家纷纷寻找替代品。双赢还是零和，反对声强 “逆全球化”作为一种行动，有数据支撑。 波士顿咨询公司一份报告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速迅速从8%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降低至0.2%。而作为衡量全球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全球贸易总额与GDP的比重，更是自2008年达历史峰顶后的过去7年内，降幅达到了13.6%。 该报告指出，部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持续高涨。2008年至2016年10月，全球共推出了2978项贸易限制措施，截至2016年10月，仅废止740项。 全球化是欧美国家力推的，为何现在开始排斥呢？ 在美国，表现最强烈的是贸易逆差和就业岗位的减少。 从经济数据上看，美国商务部3月7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美国的整体货物贸易逆差为681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18%。按国别看，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前四位是中国、日本、德国和墨西哥。 美国商务部2月7日公布的2016年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整体商品贸易逆差为7343亿美元。按国别看，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前四位是中国、日本、德国和墨西哥。 一位名叫Stephan Edwards的两次失业的美国工人说：“唯一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是第三世界的苦工们，以及美国的富人和政客们……当然，物价更低了，但这对那些眼看着自己的工作被迁移到墨西哥或印度的人来说毫无意义（我的工作就曾两次被外迁到这两个国家）。我们如此仇恨全球化，以至于我们宁愿摧毁这个制度，而不愿因全球化之名而陷入贫困和绝望。” 在欧盟，冲击最大的是移民和难民问题。 2004年，欧盟将势力范围扩大至东欧以后，向欧盟方向的劳动力大迁移正式启动。一方面，欧盟国家需要劳动力；另一方面，过多移民的涌入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冲击。在英国，这样的矛盾情绪尤为明显。 在英国，但随着流入人口的增加，民众认为，英国人被夺走工作和住房，对欧盟感到怀疑的人不断增加。，是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的竞选纲领提及，将移民净增加人数控制在每年10万人。但是，数据显示，2015年，英国净增加人数为33万人多。 面对如此情况，英国退欧派不断呼吁，从官僚主义横行的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拿回权力。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邢予青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就业层面带来的不是经济模型预测的双赢结局，而是一个有许多失败者的零和游戏。 全球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名著《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回报超过经济增长是导致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在过去几十年中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去年12月8日发布《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报告指出，全球化带来的三大伴生问题不容忽视：资本运动带来的技术进步影响就业，劳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和金融风险巨大。 梅新育告诉记者，“从经济方面来看，现有全球化模式的确有不可持续之处，先天存在‘特里芬两难’约束。‘特里芬两难’使得以美国需求为主的市场扩张和美元稳定性之间不可兼得，这样会使‘游戏’玩不下去。”美国人反思，特朗普顺势 “逆全球化”作为一种思潮，在欧美逐渐有了市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Kent Calder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贸易保护主义的想法有一些可理解的目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失去工作的人。 美国畅销书作家、金融分析师哈里·丹特（Harry Dent）认为，二战以来的第二波全球化走得太快了，使得不同群体间冲突难以调和：“本土工人v.外国工人和移民……富人v.中产阶级和穷人……年轻人v.迅速加重的老龄化社会负担……大政府v.个人自由……” 美国一家地缘政治预测网站的创始人和主席乔治·弗里德曼认为：“2008年以后，美国自由贸易支持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平衡已经转变。美国如今正在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林顿执政时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副主席普莱斯特威兹在《华盛顿月刊》上曾发表长文《自由贸易已经死亡》。 该文认为，历届美国政府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动机，不是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是地缘政治考虑。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接纳，美国公司开始向墨西哥、中国这些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投资、设厂，把部分制造业工作岗位转移到这些低成本的国家，这导致了美国本土就业职位的流失。 普莱斯特威兹在文中指出，如今，美国一些最著名的支持自由贸易思想的领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格鲁格曼、美国前财政部长、正统贸易理论的长期捍卫者劳伦斯·萨默斯）也在调整自己的观点。 顺着这股反思潮，特朗普逐渐在总统大选中掌握主动。 特朗普的目标很直接，一、提高蓝领工人的就业率；二、减少贸易赤字。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贸易代表Michael Delaney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并不是所有的贸易都是公平的，美国需要做出一些改革，特朗普总统需要强调公平、平衡贸易的必要性，也需要再次确认美国对于公开市场的承诺。 在总统大选最后投票的两星期前，特朗普在葛底斯堡向选民公布了他入主白宫后第一个100天要实施的新政，反自由贸易政策被列入其中。葛底斯堡是标志着美国南北战争发生转折的历史名城，特朗普选择在此地宣布，用心良苦。 逆全球化！阶段性胜利？ “逆全球化”作为一条道路，有人开始试探性走了两步。 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宣布退出TPP。而且，特朗普坚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夺走了（美国的）就业岗位”，主张就该协定重新进行交涉。 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废除了北美圈的关税，成为自由贸易协定的范本。数据显示，在协定生效前的1993年，墨西哥的汽车产量为105万辆，而到2015年增至340万辆，其中八成向美国等出口。 如果特朗普新一届政府重新修订NAFTA，不仅对墨西哥经济的打击会非常大，对加拿大的影响也比较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额每天高达18亿美元。两国以农产品和矿工业产品为中心，相互之间都是对方最大的出口国。 美国印第安纳州鲍尔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迈克尔·希克斯（Michael Hicks）指出，美国开利公司在美国的平均工人成本约每小时30美元，在墨西哥则是每小时3美元，特朗普与开利达成的协议并不会解决美国制造业长期面对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科技与自动化提高了生产力和产量，但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却持续减少。 在市场人士看来，这类民粹主义色彩浓烈的政策不仅不会治疗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弊病，反而会加重这些弊病，恰如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成为法律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试图以高关税壁垒保护美国市场，但被后来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视为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大萧条恶化的主要原因。 王军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自2008年以来已持续多年，正在极快地侵蚀着全球化的根基。2017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特朗普下一步的贸易政策和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特朗普没有收手的意思。3月中旬，2017年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及央行行长首次会议发布了一个尴尬的公告，删除了去年G20会议上提出的“反对任何形式保护主义”的表述。 Michael Delaney告诉记者，“美国对与欧盟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想法依然没有意见。目前美国的优先事项是英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日本的双边贸易协定，以及WTO改革”。如何治理？中美是压舱石 “逆全球化”作为一首插曲，应该在中美共同推动下，曲终人散。 持续数十年的这一波全球化，造就了一批赢家，也产生了一批输家。在欧美社会，反全球化情绪在2016年的英国退欧公投和美国大选中得到了政治上的表达。 虽然提倡反全球化的势力持续扩大，但显而易见，仅提倡反全球化、强行推行保护主义无法实现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富足，“很可能导致狭隘的国家主义在全球盛行。”日本中前国际经济研究所代表中前忠担忧地表示。 “没有全球化以外的选择。让全球化变得更有人情味才是更重要的。”法国蒙田研究所的首席顾问多米尼克·莫瓦希（Dominique Moisi）呼吁制定具体政策，解决产能过剩和不平等的问题。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呼吁，中美的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最坚定的压舱石，两国需要重新审视这个庞大的经贸关系，特朗普新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来实现经济关系的再平衡。 虽然对美国国内的反全球化声浪表示理解，但是，Kent Calder也强调，“全球化并不会毁于保护主义。”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一员。经过“入世”后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美国位列第二。 中美两国地处世界贸易最活跃的环亚太经济圈，自2008年以来，中美两国都在本区域努力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美国试图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参与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RCEP）谈判。 去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APEC利马峰会时提到了亚太自贸区(FTAAP)的建设。 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的建模分析，不论是RCEP还是TPP，释放的经济红利都远远小于亚太自贸区(FTAAP)。 该文认为，对中国而言，FTAAP所带来的收益是RCEP的2.7倍，对美国而言，FTAAP带来的收益是TPP的2.5倍。因此，作为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有巨大的共同利益来一同推动亚太自贸区，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 不过，姚望表示，FTAAP在习近平主席之前便有人倡导，这一基础是“10+1”“10+3”“10+6”，但目前中国的主要战略还在于“一带一路”。 此次博鳌论坛上，“一带一路”作为四个专题之一，周文重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三年有余，该倡议提出之后，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中国目前也已经和60多个国家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版全球化的一个设想，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目标都能够在“一带一路”的大盘子里加以推进，走向命运共同体是可以预期的。 “贸易保护主义没有赢家，一定是多输格局。”王军告诉记者，中美的潜在摩擦在于，巨大的贸易差额需要弥补，彼此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利益让渡，扭转不对等的贸易条件，真正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交换，建立正常互信的贸易关系。文章选自《国际金融报》，2017年3月27日
2017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