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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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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CGTN】CPPCC and Consultative Democracy
【VIDEO WATCHING】Beginning March the third, over 2000 member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Nation Committee will discuss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hina’s development over next 10days. Not surprisingly, some of the riskers in the West had argued over the years that the China will be always held back by the selected democracy, but the Chinese leaders had alone and widely promoted the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n their own way. The Dialogue Studio had invited Professor Jia Qingguo, a CPPCC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Dr. Wang Huiyao, a Counsellor of China’s State Council, and Mr. Fraser Cameron, director of EU-Asia Center, to discuss the many issues related to the CPPCC’s annual meeting and the consultative democracy.From CGTN， March , 2017
2017年3月6日 -
李成：特朗普目前棘手问题不少 无暇制定对华政策
李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杨洁篪访美，除了进行中美外交团队的工作对接，更重要的就是为两国元首的高层会晤铺路。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如何，来看本周的《陈峥专访》。 陈峥（深圳卫视驻美主持人）：中美关系的“特朗普式开局”显得波澜迭起，暗示杨洁篪本周访美正处于关键时机，对确保双边关系沿着稳定轨道运行有重要意义。外界预测，目前中美行政团队正寻求扩大合作面，为可能的冲突划出“隔离层”，以稳定中美合作的大局。今天和我一起探讨中美关系等话题的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陈峥：特朗普对华政策班子是否已完全搭建？对华政策是否已经成形？李成： 并没有，我们知道，随着外交事务顾问的变化，他整个团队本来已经考虑任命别人做亚洲资深主任，但是会不会由这个改变而改变，我们并不清楚。目前特朗普的政治危机还在进行当中，他跟媒体的关系还需要很多的调整，然后很多更紧迫的问题，朝核问题，中东的问题，还有一些突发的国际事件，等等，这些东西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所以很难想象他把关注点放在中国。 陈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通话中双方表示期待早日会晤。您预计“习特会”何时上演？李成：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夏天过后就会全副精力在十九大上面，所以如果要进行的话应该是在八月份之前，七八月份之前，所以5月份应该是一个机会，但是到底什么样一个形式，我想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他们的见面，而不是国事访问。陈峥：有评论认为特朗普及其团队一方面承认“一中”政策，一方面安抚台湾，您怎么看？您如何解读特朗普政府目前呈现出来对台湾问题的策略？李成：首先我们把特朗普的台湾政策放在大的环境中来讲，一方面他的早期竞选班子里的人和现在他听得比较多的人，是比较亲台湾的，这并不奇怪。但是他跟习主席的第二次通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些人说你为什么相信他这样说，他可以出尔反尔，他是个大嘴巴，随时可以改变。但是我们看看他就任以后第一个月当中，兑现了很多选举当中的许诺，包括退出TPP，重新考虑奥巴马医疗改革，包括NAFTA，包括建立墨西哥边界的围墙，包括强硬的移民政策。这些他都在兑现，所以一定程度上讲他并不是不靠谱的，他会做。关于他这个“一中”的政策，我很难想象过了几个星期、几个月，他又说，“我又改变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陈峥：我们知道中国五月将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多国元首及领导人已确认出席。此前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多次有记者提问，美方是否会获邀出席。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李成：如果他去，会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变化，但是目前来看，取决于很多因素，因为他讲到了，中国不是他主要关注的问题，但是过一两个月情况会发生变化，然后我想他的政策会更明朗化。 文章选自直播港澳台，2017年3月1日
2017年3月3日 -
【财新网】中国成立国家移民局时机开始成熟
中国的移民政策改革早已提上日程，但至今仍进展缓慢。2017年初，美国收紧移民政策，国际人才市场流动性或将增强。在此背景下，为吸引更多外来人才，日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提倡成立移民局，集中对外来人员的管理和服务职能。 中国是时候成立移民局了？日前，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以下称“CCG”）的中美国际人才新政研讨会上，加快建立移民局的建议再次被提出。 今年年初，美国“禁穆令”等一系列移民政策颁布，国际人才进入美国变得更加困难。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或将成为更多国际人才的移民选项。国际人才引进仍存制度障碍 但目前中国在人才引进上还是存在很多制度障碍，管理职能分散、手续繁琐等问题给移民带来不少麻烦，也使不少国际人才望而却步。为此，CCG提倡成立移民局，简化移民手续，放宽移民政策，以吸引更多外来人才。 虽然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的移民政策一度收紧，但中国与美国在人才引进方面仍然差距悬殊。中国的绿卡仍然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根据公开数据，2015年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达到105.1万，而2016年中国批准的绿卡却只有1576名，仅为美国的千分之一。 中国“绿卡”为何难拿？实际上，除了审批程序复杂、进入门槛高以外，体制上的种种障碍是使有意移民中国的人才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目前，移民管理的职能仍较为分散。CCG创始人兼主任王辉耀认为，目前对移民管理的职能“分散在很多部委和机构，实际上应该统一起来。”因此，王辉耀建议成立移民局，以统一管理移民事务。 对于成立移民局的建议，国务院参事陈全生也表示同意，他认为，移民和人才吸引涉及很多部门，国家是时候需要一个统一的部门来协调实施时候了，也给外界一个更开放的形象。”移民局真的要来了？ 实际上，成立移民局的问题已不是第一次引发热议。 2016年2月，国务院提出“进一步完善国家移民管理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统一承担制定永久居留政策、实施受理审批和开展日常服务管理等职能”。 不久后，王辉耀就撰文提倡成立移民局。“成立国家移民局，可以就如何保障来华移民的正当权利，保护国际移民在中国的人身、居住、财产等合法权益，增进国民与移民的和睦相处，在语言培训、文化融合、提供职业信息等方面发挥作用。”此后关于成立移民局的议论纷纷出现在媒体，不少人认为成立移民局的时机已经成熟。 此时，中央释放信号也让更多人认为国际人才引进制度将迎来重要改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4月提出：“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只要是优秀人才，都可以为我所用。” 6月30日，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移民组织（IO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此举更加表明了中国要实施更开放的人才政策。 移民局成立的消息首次传出，是在2016年7月。该消息来自一条彭博社的报道。报道称，据某个不具名的知情人士称，中国政府将设立首个移民办公室（immigration office），以吸引海外人才，帮助中国实现经济转型。报道指出，公安部党委书记、国务委员郭声琨在今年早前的一次内部会议中透露了这一计划，公安部可能通过合并、扩大边境防控和出入境管理部门来创立移民局，该机构或能在年底前建立。但公安部并未回应彭博社对此事的咨询。 CCG最新发布的相关报告指出，中国建立移民局，实现移民管理与服务专门化已提上日程，但其建设进程对于日益增长的管理需求较为缓慢。移民局建设的进程仿佛就此停滞，至今依然没有成立移民局的相关消息。 直到今年年初，移民政策改革再次引起关注。2017年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进一步要求实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推动永久居留外国人在华资格待遇落实。据统计，2016年，中国公安部批准了1576名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增幅达163%。 即将在4月1日实施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也备受关注。新政将就业证和外国专家证两证合一，原《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和《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整合为《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由国家外国专家局负责组织实施。上海试点以后，人才引进状况有所改善，但管理职能仍未统一。 尽管政策进程缓慢，王辉耀对成立移民局还是有信心。他认为，“我们与国际接轨，应该更多地开放和欢迎国际人才，建立国家移民局势在必行。”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3月1日
2017年3月3日 -
黄亚生对话巴尔舍夫斯基：如果中美发生贸易战 后果很严重！
黄亚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2017年2月22日在纽约，第1财经评论员冯郁青邀请了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MIT管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讨论中美关系的走向。他们对前景都不乐观。 认为最好的可能性是特朗普总统和习主席能够互相增进理解。最坏的可能性美国单边大幅提高税率，因为中国看起来并不会这么做。这样的中美双边关系是“非常危险”的。 巴尔舍夫斯基是中国WTO入关时美方总谈判长，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 黄亚生教授对于中美关系有很多实践性的重要演讲。两位专家都对未来中美关系以及全球化的前景都不乐观。以下是论坛的部分节选： 冯郁青：特朗普让中美关系出现了高风险因素。 我们看到很多让人忧虑的迹象。他威胁要对中国进口美国货物征收45%的关税。并且任命长期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家，《致命中国》作者Peter Navarro为白宫贸易委员会总管。您认为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会怎样？巴尔舍夫斯基：中美未来的方向有些不确定。双边关系比过去困难，有很大压力。一部分是因为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贸易情绪，还有一部分是反移民的情绪。而且也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中国的贸易正在越来越不平衡。中国从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受益但是却不向世界开放其国内经济。目前的情况是比较紧张。我认为现在讨论贸易战没什么益处， 但我确实认为中国需要意识到美国有很强烈也很合理的要求，中国需要认真对待。冯郁青：黄教授，您认为贸易战的可能性大吗？黄亚生：诚实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 他的经济政策团队对于贸易，以及资本的流动对于美国，中国的影响有完全不同的理念。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第一”的政策，但是从来也没有美国总统会说美国第二， 或第三。冯郁青：这一届政府认为贸易是零和游戏。但这样的后果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今天早上我听Bloomberg 的广播， 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Stephen Roach在广播中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还没看到任何贸易战的后果，那将是非常灾难性的后果。”黄亚生：这对两个国家都是灾难性的，如果你真的认为美国第一，那么就不应该对中国或其他国家发动贸易战。冯郁青：您是中国WTO入关的美方总谈判长。加入WTO使中国的经济腾飞。16年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大都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及世界有利，发达国家的民众也大多认为贸易是双赢。为什么16年后会变化这么大我们现在讨论贸易战，双输的可能性？巴尔舍夫斯基：我认为中国加入WTO是历史性的一步，600万人口脱离了贫困，这是非常成功的。不仅对于中国是成功的，对于全球贸易系统来说也是成功的。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当然不是穷的国家应该保持贫穷。美国当然欢迎这一切，如果不欢迎中国成功反而是不理智。尤其是在入关的早期，中国改革步伐很大贯彻了入关承诺的责任。冯郁青：我们也都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民众对贸易越来越反感。根据调查显示只有1%的精英从1998年到2008年，20年的全球化获益，另外的赢家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广大中产阶级。每次我回中国，都感到我的朋友们很富有。输家是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您认为发达国家的人们对贸易的反对是否也是可以理解的？ 黄亚生：这样的调查是很主观的，这反映了印度和中国的乐观情绪，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起点是如此之低。所以象印度，中国，波兰这样发展中国家支持全球化而发达国家民众不支持。 巴舍夫尔斯基：贸易能够促进GDP增长，这是毋庸置疑的。因贸易带来的便利以及利益在整个经济中的分配问题并不是一个贸易问题。与其责怪贸易，不如看看国内造成这些贸易问题的内部政策原因，这包括了教育、税收、退休金、医疗保险、在培训、甚至立法。美国政府非常欠缺这方面的优化，造成了国内巨大的贫富差距。所以，主要贸易伙伴应该更好的理解双方的责任，例如汇率，投资等的规则。这很重要。文章选自第一财经资讯，2017年2月27日
2017年3月3日 -
【第一财经】历史高位之后，中企海外投资再“蓄势”
香港律师罗婉文从业30多年，见证了中国从吸收投资到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 在老牌国际律师事务所孖士打律师行工作30多年，罗婉文的律师生涯贯穿了这一转变过程。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她就参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开发上海杨浦大桥、南浦大桥、浙江发电厂等一批标志性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今她又帮助中企在缅甸、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修公路、建电站。 让罗婉文欣慰的是，20多年前她曾经帮助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进入中国，目前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IFC)、亚洲开发银行一起在开发她的团队3年前在缅甸参与的敏建225兆瓦燃气发电厂项目。 “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到五六年前，还是一个吸引外资的国家。应该是从六七年前开始，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购买境外资产增速非常快。过去3年，中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第一大投资国。”罗婉文说。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全年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1299.2亿元人民币(折合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表示，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 罗婉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一方面，中国经济需要转型，从出口生产制造为主转向高科技、制造链、供应链相对发达，品牌提升；另一方面，过去3年很多中国企业希望把资产多元化、投资多元化，而不要集中在国内市场。 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蓝皮书中表示，从全景上看，当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量达到了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1.7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8%。其中跨国并购金额从2014年的4320亿美元增至7210亿美元，增长率为67%，成为复苏反弹的主要牵动力。 而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图景中表现突出。根据上述蓝皮书的研究，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持续增长，2015年达到了1456.7亿美元，是2005年的13倍多。CCG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黄金期”。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机与环境利好中，既有政策利好，也有资金支持优势，同时也有汇率波动中对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影响。 在多个因素的驱动下，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456.7亿美元，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居于日本之前，仅次于美国，美国当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3000亿美元。 在2015年和2016年这两年，中国对外投资迎来了另一个节点，就是中国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超过了中国所吸收的外资，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356亿美元。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超过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7亿美元。 从投资金额在地域上的分布来看，中国企业对欧洲以及北美地区的投资较多，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是投资热点。2016年，中国对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投资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海外投资聚焦制造业和信息技术 为什么发达国家能够拿到这么多中国资本？罗婉文称，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在转型，对中国资本最具吸引力的领域是制造业、信息技术等。 国家发改委2016年下半年备案的中企海外投资项目中就包括智海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购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nternational Data Group，INC.)全部股权项目、辽阳忠旺控股有限公司收购美国爱励公司(Aleris Corporation)全部股权项目等多个媒体曝光率不高但在有序进行的中国对美信息技术、物流等行业企业的并购项目。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行业的结构在进一步优化，实体经济制造业和新兴产业成为重点。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中国企业对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分别为310.6亿美元、203.6亿美元和49.5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海外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12.1%上升为18.3%。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4.9%上升为12%。 其中颇为典型的是2016年1月海尔宣布以54亿美元全资现金收购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家电业务。 而海尔进入美国、走上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几代人几十年的探索。 海尔集团电器产业公司副总裁、南亚区域总监宋玉军是最早开拓海尔国际化业务的一批人。在回顾自己的国际化是怎样培养出来的时候，宋玉军向第一财经记者直言，“硬逼出来的”。 当年宋玉军刚从山东理工大学毕业就进入海尔做设备管理员，后因海尔要去美国建厂，他是整个海尔集团选拔的1000多国际化培养人才中的一员，在国际事业部集团封闭培训了一整年，白天学英语，晚上学会计，还要跑步、打篮球锻炼身体。 1999年宋玉军去美国担任了美国项目部的项目助理，负责美国工厂的设备。海尔国际招标时，他们就跟机器似的，一箱箱的资料，要翻译成中文，还有安装调试，往往一天才睡四五个小时。“美国人一下班，我们就撸起袖子或光着膀子放开来干。”他说。 美国项目之后，海尔拿到了意大利、巴基斯坦等十几个国际项目，宋玉军就和项目团队在各国建厂，后来又参与国际项目的管理。目前，宋玉军在南亚为海尔开拓印度和巴基斯坦市场，海尔在印巴两国都与当地伙伴深度合作，成立了家电产业工业园。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激增的背后也是中国企业20多年从零开始积累起来的国际化经验。时隔一年，收购完成后，海尔已经与通用中央空调共同开拓美国、加拿大等市场。 对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孖士打律师行中国合伙人、中国项目主管葛向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中国的企业越来越有经验了，投资行为不盲目，基本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商业考量的，中国投资人也越来越成熟。 他提醒道，中国企业“走出去”目的各不相同，因此要注意的国际市场变化也涉及多方面内容。比如，有些企业是为了降低成本，把生产能力转移到离市场更近、人工成本更低的地方；有的是出于品牌知名度、专利或市场占有率的考虑；最近几年比较常见的是，考虑到国内相关企业和国外同类企业的估值之间存在价值的差距，有些公司是希望买到估值比较低的优质资产，通过国内类似企业估值高地的差额来获利；还有的公司是看中目标公司有充足的现金流。 欧美地区仍是热点但政治风险猛增 欧洲和北美仍然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过去欧洲一直位居美国之前，2016年，中国对北美的投资超过了欧洲。 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的报告发现，2016年中国对美国投资增长189%，对欧洲投资增长90%。 贝克·麦坚时全球并购业务部主管迈克·弗兰克(Michael DeFranco)表示：“2000年以来，中国对欧洲和北美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都发生在过去3年中，这表明了全球化的持续影响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贝克·麦坚时统计，2013年以来，中国投资者向北美投入的资金额(480亿美元，增长189%)首次超过了欧洲(460亿美元，增长90%)，其中对美国的投资额占对北美投资总额的94%，这一趋势发生在2016年全球范围内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额创将近2000亿美元新高的大背景下。 2015~2016年，中国对美国投资增长近2倍，增至456亿美元。研究发现，交易的平均规模增大，带动整体交易额增长，交易数量保持稳定。 尽管中外机构的统计数据略有差异，但中国在美国投资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是相同的。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95亿美元，同比增长132.4%。截至2016年12月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99.9亿美元。 根据荣鼎咨询和贝克·麦坚时的数据，中企投资最多的美国三个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肯塔基州、伊利诺伊州。其中，2016年中国企业对硅谷和好莱坞所在地加州的投资交易额超过160亿美元，投资最多。此外，纽约也是中国投资美国资金主要流入地区，而其中房地产投资占交易额的90%。 2016年欧美的政治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都具有保护主义色彩，英国脱欧，欧洲多国保守政党崛起，全球化潮流在欧美等中企重点投资国受到挑战。 弗兰克认为，欧洲和北美两大地区交易驱动力强劲，但政治和监管上的不确定性影响到了交易前景。受中国为减缓资本外流采取的临时措施以及美国和欧洲对入境交易加强筛选的影响，今年新交易很可能出现短期减速。 很多投资美国的中国企业家提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就会色变。因为这一机构可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在不提供具体原因和论证的情况下叫停外国投资。根据数据统计，近几年，在外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项目中，中国对美投资项目被CFIUS叫停的最多。不仅美国的CFIUS，北美和欧洲政府监管机构也介入并阻止了若干中国投资者的技术收购。 贝克·麦坚时华盛顿的政策和监管合伙人Rod Hunter认为，“虽然CFIUS在政策方面一直保持一致，但由于交易在数量和性质上的变化，加之美国官员要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同僚进行协作，交易的完成变得更具挑战性。” 特朗普竞选期间宣称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增收45%关税并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虽然特朗普上台已经近一个月，上述两项措施尚未落地，但特朗普这些抨击中国的言论以及他内阁中多位对华不太友善的内阁成员都增加了中国赴美投资者的担忧。 其实，在特朗普上任前，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就对中国赴美投资项目采取了一些措施。中国企业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爱思强的交易，先是被CFIUS否决，后来被奥巴马颁发了禁止令。 罗婉文认为，鉴于中国企业的投资额比较大，收购势头强劲，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官方否决中国对美投资的案例可能会增加。2016年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呈交给美国国会年度报告建议，禁止所有中国国有企业收购美国公司。有些美国的国会议员还动议要扩大CFIUS的审批范围。 对于CFIUS，也有另一种声音。孖士打律师行全球董事会主席唐博礼(Paul Theiss)表示，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商业投资是非常欢迎且持开放态度的。被驳回的案例只是少部分，成功通过的案例数量非常大。大量的投资、并购案例不成功还是由于双方对某些条款和经济利益没有形成共识，并不是由其他政治或审查原因造成的。 孖士打律师行华盛顿办事处合伙人约翰·苏立文(John Sullivan)也认为，美国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很多议题都离不开中国和来自中国的投资。 苏立文表示，实际上真正需要CFIUS审批的投资案例非常少，只有关乎国家安全、重要技术和重要基础设施的那一类才需要审查。之所以外界盛传，是因为有大量媒体报道，还有大家对某些案例的批评和讨论，导致大家对未通过的案例格外关注。文章选自第一财经，2017年2月21日
2017年3月2日 -
【文汇报】关键是要提高智库研究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随着《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7年2月)等智库顶层设计不断出台，中国的智库正迈向入全新时代。下面简单分享几位专家对加强中国智库建设、提升中国智库形象的观点。建库尤其要见人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理事长)：在我看来，《环球时报》经常刊发社论、评论及学者建言，像智库型媒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盘古智库、人大重阳研究院大量发布新研究成果，像媒体型智库。更多的智库则兼具智库和媒体的功能。在当前智库建设中有几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上热下冷。中央很重视，但不少地方、不少部门对智库还不够重视，还是沿用自己的一套决策体系。二是外热内冷。体制外的智库非常积极，体制内的智库还是按照老办法在做。三是库热智冷。大家纷纷建智库，但提出的成果还是少的，见物不见人。建智库需要钱，但智库最重要的是人，掌握了最高端的智库人才方能建成最好的智库。因此，要注重钱，更应该注重人。 智库要建立登记和备案制度。社会扶持智库的力度要加大，社会资金怎么进入社会智库？ 与税收制度怎么挂钩？ 如何防止智库变成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这是一组难题。智库成果的甄选用什么客观评价标准？成果有没有知识产权？官学商加上媒体，智库人才怎么流动？再比如政府的信息，有些智库属于政府部门，就能够得到信息，有些智库则得不到，这些都是智库进一步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四化四抢与三冷 陈文玲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智库发展百舸争流，但是当前也存在不少问题，我概括为“四化”和“四抢”。所谓“四化”，第一是去中心化。对某一个问题所有智库都研究，都发声，但说的话差不多一个意思。第二是去行政化。第三是去利化，有的智库太过商业化。智库研究大战略，有的时候急功近利不行。第四是应景化。所谓“四抢”，一个是抢红包，抛出一个问题大家都抢答，没有深度。第二是抢眼球，找一些吸引人眼球的话，没有深入的研究。第三是抢市场。第四是抢名次。这是跟智库评价有关。 智库怎么提升软实力？我提出要有“三个冷”。第一，要敢于坐冷板凳，像《荀子·劝说篇》所说，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善成德。我们智库还是要坐冷板凳，进行连续性地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沉下来，把问题研究深、研究透、研究明白，才能“至千里”“成江海”。第二，要进行冷思考。所谓“冷思考”就是要向毛泽东《七律·登庐山》中的名句那样“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世界格局处在大变动之中，冷思考不仅是看“演出”，而是要对世界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从中吸取教训，把握大势，把办好国内事务作为第一要务。第三，要研究冷暖问题。体现智库的独特性，独辟蹊径，我认为智库要想中央之所想，为中央提出智力支持，研究更为前瞻的问题、更为重要但又没有被认识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锻炼智库的战略思维能力、历史思维能力、辩证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全局思维能力。在内容创新上下功夫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中国正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日益需要一批与国际地位相适应的高水平智库，来研究和支撑中国与世界的联动。中国智库始终需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学习的心态，在立足国内研究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全球问题，具备全球的意识和国际视野，搭建中国智库国际战略合作与研究网络，在国际网络中积极提出具有全球意义的创意以及中国方案。中国的智库数量全球排名第二，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大有可为。 肖林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关键要提高研究的质量，在推动内容创新上下功夫，拿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思想产品。从国际上来看，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智库建设比较早，有很多比较典型的做法和特点，比如说，著名的智库有恰如其分的功能定位；有丰富的成果转化渠道；人才多样化和全球化；多样化的资金筹措机制。诸如此类，在我们的智库建设中都可以参考。文章选自《文汇报》，2017年3月1日
2017年3月2日 -
郑永年：为何世界唯独将眼光转向中国？
专家简介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2016年，西方的政治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对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造成冲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着积极的信息，不仅一直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着最大的贡献份额，还发挥出大国的能力，2017年，世界对中国这个大国抱有高度的期待。关切中国已经成为各国关切自身利益的必需。 去年是二战以来西方少有的一个政治年，先后发生了被很多人视为“黑天鹅”的重大政治变化，英国脱欧、意大利宪政改革公投失败、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等。人们把这些视为是“黑天鹅”，因为这些表示着不好的预兆。很明显，对西方来说，这个政治年其实还没有结束，2017会继续发生类似的政治变化。 特朗普和美国现存体制的对立已经公开化，从前是美国两党之间互相否决，现在已经演变成特朗普和整个旧体制之间的互相否决。这种情况不知道何时能够结束，美国政治何时能够稳定下来。 欧洲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英国已经正式进入脱欧程序，相信这不会是一个顺利和平稳的过程。法国极右国民阵线力量继续上升，而德国的右派选择党也不甘示弱。 实际上，欧洲的右派趋于结成区域联合阵线，甚至国际联盟。如果法国国民阵线赢得选举，欧盟就岌岌可危了。不管怎样，西方各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立已经公开化，政治斗争而不是政治合作，成为了西方的常态。 世界在寻找稳定经济的要素 西方的变化已经也必然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成巨大的冲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到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如今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开始盛行，已经很糟糕的世界经济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想通过改善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来缓解局势，包括双边关系及美俄在中东和欧洲问题上的分歧，但看来事情并不简单。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其所任命的官员，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几乎在动摇着特朗普的合法性基础。这个趋势也不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明朗起来，美俄关系、欧俄关系、中东问题会继续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地缘政治的这种局面又会对世界经济造成比较负面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把眼光转向中国，并且唯独是中国。这并不难理解。当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澳大利亚立刻希望中国能够加入TPP谈判。其实，各国都明白，一个没有中国的TPP本来就没有多少意义；但现在一个美国退出、中国又没有加入的TPP，它就完全失去了其意义。欧盟面临英国脱离和美国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希望能够提前和中国讨论经贸关系，寻找稳定经济的要素。 如果从要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来衡量，2017年必然也是中国的政治年。“两会”马上就要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所有这些都是世界所关切的。实际上，今天中国内政外交的任何动向，都会牵动全球的关切，关切中国已经成为各国关切自身利益的必需。 为世界经济增长作贡献的持续力量 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源于对中国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分析与认知。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着最大的贡献份额。 尽管近年来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因为中国经济基数庞大，其贡献仍然最大。人们也相信，只要中国维持国家规划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只会增长，而不会减少。 再者，世界也发现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话语方面的进步和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和世界经济接轨。中国似乎向世界传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息：当自由贸易这面旗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扛不下去的时候，中国会接着扛。 中国所提出的世界和区域经济的“中国方案”令人们更感兴趣。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少数国家对中国抱有怀疑，但更多国家积极参与中国的倡议，因为它们看到中国的举动并非“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体系，而是积极配合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必需的补充，或者说，中国所做的是在强化现行国际经济体系，这些正是世界所期待的。 同样重要的还有中国对待地缘政治的态度和方法。世界逐渐发现中国实际上对西式地缘政治并不感兴趣。尽管中国在保护其国家核心利益方面会不惜一切，但中国并没有任何企图向外扩张。 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有了全面的改善。今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已经把西式地缘政治搁置一边，回归亚洲式经济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开始在这些国家产生积极的结果，至少在经济领域。 中国关注内部治理 世界最为关切的还是中国的内部发展。贸易保护主义在西方的崛起，是因为西方内部的发展出了很大的问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那么，中国的内政又是如何呢？中国的内政支撑得了其外部的角色吗？这是世界的关切。 来自中国的信息是正面的。西方的问题在于内部治理，而内部治理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有效政府。西方的困难在于形成不了一个有效政府，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派之间互相否决，造成今天体制内外对峙的局面。 而中国一直以自己的步伐和速度在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不难发现，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避免了经济的激烈波动，以缓慢平稳的方式保证了内部稳定。 世界期待哪些积极的信息？ 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更为积极的信息，是其消化全球化负面后果的决心和能力。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财富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分配不公平，造成社会的分化。西方政府无能为力，中国在全球化造成的这些弊端面前也不能置身事外。 近年来，中国政府发动前所未有的扶贫，要在今后数年内，帮助大量农村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世界感觉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只能在中国发生。 中国要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提高人均国民所得，使其达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精明的国际商界当然知道这对于他们的真实意义，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计算如何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当中国成为一个内需导向社会时，意味着中国不会像过去那样依赖西方；相反，届时的西方需要依靠中国来发展和增长。这些正是世界关切中国的巨大动力。世界预见了一个不一样的大国的崛起，并对这个大国抱有高度的期待。对中国来说，世界给了自己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但也给自己一个历史的机遇和机会。道理也很简单，当西方世界出现治理危机，而失去围堵中国的能力时，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有大国提供全球公共品时，中国就有了机会去加快自己的和平崛起。文章选自新华思客，2017年2月22日
2017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