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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宗：我的家庭教育理念——家族精神财富的世代传承
专家简介陈启宗，CCG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我先从大的环境去看这个题目，而不是你我他之间家庭环境和教育的问题。宏观来看，中国大陆过去很穷，但现在不一样，钱多得很。现在很多机构去香港，去敲门，我的门也是其中一个。我十年前就跟他们说了，不要敲我的门，因为我不会给钱，我很懂得怎么说no。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绝大部分时间不受别人影响。而且香港有钱的人已经有钱很久，我们要把钱捐到哪里去早就心里有数，所以到哪里找人捐钱？我说去大陆。大陆第一地方大，第二钱多，第三新发财的人多，因为是新富，就开始考虑钱的前途。所以我说找钱的人应该去大陆。上个月我也在西雅图，跟比尔盖茨聊了一下，我说中国大陆是公益事业最大的市场，很可能20、30、40年都是最大的市场。所以我说敲香港人的门没意思，应该去帮助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好好思考一个问题。我是非常尊重私有财产的人，所以不应该用各种办法把它拿去，应该尊重个人努力的成果。但是一个社会要是能够合理把钱用好，这很重要。所以我说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家的思想，那是中国的大事，甚至是世界的大事。这么大的财富累积，这些钱往哪里去，这对中国的前途很重要。 耶鲁大学对中国的历史影响巨大。首批留美幼童有22人进入耶鲁大学，并且学业优秀，中国人在耶鲁大学开了个好头，之后在美国读书并回国贡献祖国的人非常多，影响了国运。同样的，我今天看到另一个机会，就是如何使用中国这以往20年累积的财富，如何使用这笔钱是影响巨大的一件事。 我之前被邀请到台北去做演讲，题目叫《如何做一个被人尊敬的企业家》。我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要是一个社会中的企业家都能成为被社会广泛尊敬的人，那这个社会和经济体早晚会腾飞，所以如何让企业家获得社会的尊敬这个话题很重要。我最近在亚布力也讲到这个话题，我说你们要小心，不要以为给钱就行。好多人在香港捐了钱但心不在，结果钱是没了，该得的尊敬也没得到，社会也不会尊敬企业家。个人不被尊敬是小事，要是企业家们作为一个群体不被尊敬就是大事，这个社会不会健康发展。所以这个问题表面看起来不太重要，大家也不大思考，但其实对于社会向前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捐钱可以，不仅要捐，还要让社会尊敬，不为个人，而为社会能健康发展。这件事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非常重要，因为今天有钱了，要考虑这个问题。 另外一方面，国家和政府怎么看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政策相当程度上决定老百姓和企业家的行为。例如美国公益事业发达最重要的原因是税务法案，捐钱就能减税，那就愿意捐，很多公益事业就从此而生了。纽约就是个典型，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我没在那里常住过，但我是那里亚洲协会的会长。纽约的公益事业比其他地方都高两三个层次，第一是因为钱多，第二是税务安排。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我几周前跟比尔盖茨聊天，分析我们亚洲国家为什么有的地方捐、有的地方不捐。美国人捐是因为税务，欧洲人就不捐。研究告诉我们，新富比旧富更慷慨，我记得二十年前就读过一篇文章讲这个东西，因为新富二十年前还穷，记得穷的味道，所以有钱后就会想不要让别人也这么穷。就像我爸爸，当时因为打仗不能上学，他就鼓励别人去上学，来找他要钱上学的人，他都给了。所以新钱比旧钱慷慨，当然也有例外，像洛克菲勒家族，也是非常慷慨的。 那说到亚洲，先说泰国人捐不捐？他们捐，给佛教，所以佛教成为公益事业的枢纽，是否用得得当是后面要思考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泰国人是捐的。菲律宾人也捐钱，他们很慷慨，乐意帮助别人，但就是没多少钱。因为政府太无能，所以会有很多年轻人回去办NGO开展社会活动，而且做得非常好，但这是因为政府的失败，还好也有这么多人起来，这个是坏事也是好事。印度尼西亚人不捐钱，印尼大钱很多，比泰国和马来西亚都多，但是有政治问题。日本也是不捐的，第一是税率高，第二政府做得比较好，贫富差距较小。新加坡不捐钱，一是因为社保高，20-30%都进去了，他们的现金就很少；二是私人经济规模很小，无法跟政府机构和国有经济抗衡。香港也是愿意捐的，大部分是移民，不只大富人家愿意捐钱，老百姓也愿意捐。比如非洲水灾，电视里有个节目，一晚就能捐一个亿。中国这方面，钱要怎么处理？国家的领导人，或者能影响国家政策的人，应该多思考这个问题。 这不是小事，现在中国的财富很多，民营企业占了GDP60%，盈利占比可能更多。11万亿美元的GDP，企业家有财富，如果政府能引导财富走向正确的地方会有大益，让这些钱去该去的地方，这就很厉害了。同时也要注意安定，机构要合法、合理地利用捐款，也可以理解现在人们对一些社会机构的忧虑，这对国家和经济的发展很重要。 最后说说我们家里家教、财富传承的态度。从我先父开始，我从小就没想过要继承家族财富。我记得中学的时候，别人说我家是最富有的家庭之一，我也是知道的，但是我真的从小就没想过父母会给我一分钱，这是我们的家教。要是你让你的孩子认为他们有一天会从你手上拿钱，那我认为你是失败的。有一天我父亲叫我们三兄弟去，说要留一点钱给我们，不多，但会留一点。但我说谢谢爸爸，我想不需要，有了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就够了。我也跟弟弟谈了，他们也说不需要。那我爸爸就把钱放进一个慈善基金会回馈社会。 我们家还有另一个做法，别人可能会不同意，但是我认为：不会为家里赚钱，就不能参与捐钱。因为不知道对钱有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如果有份赚钱，才知道钱难赚，才有资格捐助。我们家三弟不跟家里做生意，基本上捐钱都是我跟二弟。但是有一天小弟来说一起做一个项目，很成功赚了很多钱，那就让弟弟帮个忙一起捐点钱，帮家里赚了钱，才有资格捐钱。当然再下一代不一定能够坚持下去，但我这一代还是可以这么做。当然了，每个家庭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家里从来没有继承财富的观点。 大概20年前左右，我去美国参加一个会议，大概有20个家族，拥有好几百亿美元，在一个房间里。他们邀请我做他们的会员，成为第一个不住在美国的会员，后来大家成了朋友。难得有一个家族的后代懂得赚钱，不成为社会蛀虫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说可以帮助后代，像买个房子，投点本钱当然可以，但是不能给很多，如果给太多，后代成才的概率会特别低。我从小在香港的有钱人圈子里长大，包括后来因为生意关系认识很多东南亚的大家族，他们的情况我都清楚，到了美国也在一些机构里认识好多这样的朋友，难得有好的孩子。如果是为了孩子好，不要留太多给孩子，不然会害了他们。 给孩子三样东西就够了，一个有爱的家庭，一个好的家教，第三是好的学业教育。最难的就是家教，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就很难让孩子成为那样的人。我是男人，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女孩子嫁给有钱男人不太好，婚姻成功的机率特别低。我有一些朋友，生活习惯比较不一样，晚上不是回家睡觉的。有个世交好友的儿子从美国读书回来，非常优秀，我很为他高兴。我也照顾他儿子，请来家里吃饭啊，带他去参加活动啊。五年七年下来，我就发现他变了，他越来越像他爸爸。生活习惯方面，他爸爸很多女朋友，那儿子也会变成那样。所以说言传身教是有道理的，中国人说先修身才能齐家很有道理。小孩都是有样学样，概率告诉我们，爸爸怎么样，小孩很有可能也就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打拼过来的才知道钱的可贵，孩子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的，这也不是他们的错，家长要修身。中西方教育理念不一样，西方先学做事，中国先教做人。所以希望企业家意识到这一点。 有的人说我有坏习惯没办法。但如果能做到一件事，就会解决相当大的问题，就是不能留太多钱给下一代，不然不坏才是意外。有钱是最容易让人腐败的，有了钱有好多事就可以做。我的一个商场在一个二线城市，大部分豪车，什么法拉利、玛莎拉蒂，都是富二代买走的。所以这是一个值得社会注意的问题。 最后一点，要是你同意我的说法，那我劝你在你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要这样做，让子女有这种意识，否则孩子大了观念成型了再说不给他，那父子关系都会有问题。这是国家的大问题，要趁早教育，希望企业家之间互相影响，在企业家之间建立正确的财富传承观念。这点做得好企业家也会受尊敬，做不好整个市场都会有问题。本文根据陈启宗先生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耶鲁北京中心联合举办的个人讲座上的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7年2月21日 -
陶景洲：贸易战阴影下的全球化
理事简介陶景洲，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以及特朗普近日上任美国总统，两件大事使世界舆论对全球化有了新的认识。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但近来正接连遭受当年鼓吹全球化最响亮的国家的打击。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这些挑战中最显著的例子。 特朗普自参选伊始一路高呼“美国优先”，将美国国内的失业问题、经济衰退、贸易逆差等系列问题归因到全球化。他上台后第一个工作日就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时视中国为美国的威胁，声称将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惩罚性高额关税。 种种迹象表明，贸易战的硝烟已经燃起。首先，特朗普内阁启用了多位主张“中国威胁论”的人物，如新设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纳瓦罗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西泽。作为商务部长的著名投资家罗斯对华态度强硬，他在确认其提名而举行的听证会上明确指责中国是“贸易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其次，去年12月中国成为WTO成员国满15年，依规应自动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但美国商务部以倾销为由宣布对中国进口洗衣机和硬木胶合板征收52%的惩罚性关税，紧接着又调查认定从中国进口的双向土工格栅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 就法律层面而言，特朗普兑现上述针对中国的制裁措施并没有技术性障碍。其一，美国决定一国是否为“汇率操纵国”是依照美国财政部标准认定，依照奥巴马时期设定的“汇率操纵国”标准，中国仅满足三项中的一项，但不排除特朗普通过更换财政部长修改评定标准，从而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的可能。其二，特朗普可以通过国会调整关税，但即使不经由国会，特朗普也可依据《1917年对敌贸易法》主张美国处于“战争时期”或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主张美国处于“国家危急时期”，以行使总统在特殊时期对关税的操控权。 与美国新政府“反全球化”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在达沃斯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公开辩护，认为“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并承诺中国不会寻求从人民币贬值中获益，充分表达了中国坚决维护“全球化”的大国责任感。 另外，1月19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向外商投资企业发出了善意的信号，主要包括允许地方政府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对核心行业放宽外资准入限制，以及拓宽外资在华融资渠道等内容，对外显示了中国继续开放市场的诚意。 当然，中国也声称做好与美国打贸易战的准备，一旦美国打响贸易战，中国不可能“不战而降”，必然采取系列报复行为。媒体透露的报复措施包括提升关税、对美国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政府采购项目限制美国企业参与、抛售美债等。届时美国的波音、苹果等公司，以及汽车制造业和农产品业，都可能成为贸易战的目标。 贸易战可能是持久战，也可能是速决战。中美如果真的开打贸易战，停战或经双方谈判，或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由于特朗普行事风格的不可预测性，中国应就贸易战全面开战以及步步升级的可能性建立预案。 一个个的“意外事件”冲击着投资者的传统认知。贸易摩擦、投资争议随时可能以意想不到的姿态发生。相关贸易和生产企业当积极备战，调整全球货物产地和投资布局，利用中美两国法律、第三国法律以及各项多边和双边条约安排，合法躲避各项贸易制裁措施和投资限制措施，审时度势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文章选自《财新周刊》，2017年2月6日
2017年2月21日 -
【人民网】《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解密“智库建设路线图”
人民网2月17日电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在宾大沃顿中国中心1月举办《全球智库报告2016》发布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受主办方邀请，发布了由CCG创始人兼主任王辉耀和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共同编写的《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 发布仪式上，中信出版集团副总裁乔卫兵、作者王辉耀分别就该书的出版过程和主要内容作了介绍。王辉耀博士、苗绿博士在考察、研究几十家国际顶尖智库的运作与管理基础上，结合创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十年的运营管理经验，勾勒出一本“智库建设路线图”。该书将智库的创新运营解密为“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五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称之为智库创新运营“五力模型”。 新书发布后，多位专家学者就“为什么智库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变得日趋重要？”进行了议题研讨。 王辉耀指出，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系统阐述全球化的观点，并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国站在了全球话语体系的高度。我们能够用全球人类听得懂的语言，在已有的全球价值体系中讲述中国的声音，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智库在这背后的助力功不可没，这也和政府的重视有直接关系。中国要实现民主协商和科学决策，就需要避免各级政府决策的错误，让更多的智库参与进来。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指出，决策制定者常常没有时间认真处理很长的报告资料，智库浓缩后的深入、可靠、实用和准确的研究信息仍然十分重要。面对虚假信息和诸如新任白宫发言人夸大或选择性发布的“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更需要智库保持无党派性，不先入为主地提供准确和可靠的信息，同时不断创新和改进。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认为，随着信息大爆炸、自媒体的出现，各种海量信息飞速传播，更加需要权威的判断和声音来帮助大众在海量的信息中甄别有用的部分。智库和专家对政策阐释言之有物，相比政府政策文件更加平易近人，而且能在不确定的局势下提供意见，帮助政府在关键时期做出决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回顾道，中国社会智库和非传统智库获得了长足进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关于智库的重要批示，除在各方面给予智库肯定之外，还将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和国家现代化决策的组成部分写入了中央决定，凸显了中国智库在决策上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强调，智库也有兴衰，重要与否在于是否能够抓住时代的机会。知识分子和智库学者要提供真正的思想产品，预测到时代的发展，形容、概括和总结好这个时代的变化，要有危机感，防止像美国智库那样进入衰落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政府共建的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学国认为，不同类型的智库各有优势，智库需分析思想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进一步探讨智库思想产品的高效生产模式。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表示，中国智库一方面要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积极建言献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否则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智库应走在国家决策之前，一定要有“智库+”模式，智库+政府，智库+企业，智库+媒体才能产生综合性效果。 CCG秘书长苗绿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代智库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媒体传播功能。苗绿阐释，“第四权力”是西方关于新闻传播媒体在社会中地位的比喻。智库具有产生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引导舆论、教育公众、储存和输送人才、开展二轨外交等功能，影响力很大，因此被称为所在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机构之外的“第四力量”。 几乎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智库在发挥无形的思想力量。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同样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智库，需要一大批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国际性和公信力、影响力的强大智库，这是中国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需求，也是中国应对日益复杂的世事国情的现实需要，更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及时有力发出国家声音的重要保证。 同时，与欧美智库相比，中国智库的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依然落后；国内智库之间还存在各自为政的局面，彼此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中国智库还需要加快国际化脚步，从研究领域、研究视角、人才队伍到传播方式及影响力等方面都实现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由“智库大国”变成“智库强国”，中国智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一背景下，本书的出版将为仍在摸索着前行的中国智库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和多种发展模式的选择，为中国智库事业大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2月7日
2017年2月21日 -
梁建章、黄文政：人口变化与政策变迁
作者简介梁建章梁建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黄文政黄文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近年我国人口政策转变之快，尤其是春节以来官方舆论的转向之大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但其实，这些变化来得太慢，步伐依然还是太小。这点从国际比较来看就更为清楚。 中国自1971年实施计划生育，1980年启动以城市一胎化为特征的严厉生育限制政策；而2016年实施的全面两孩政策则是人口政策的重大逆转。2017年1月25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则要求，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到14.5亿人左右。之前的人口规划只给出人口总量不得逾越的控制目标，而这次规划则确定人口总量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种差异反映了国务院已否定了人口越少越好的思路，认为目前生育率过低，需要提升。 与此相应，2017年央视春晚的多个节目都透出了鼓励生育甚至多育的理念。而大年初一央视一套《欢乐中国人》栏目更是出现多个呈现大家庭欢乐与祥和的节目，包括深圳四胞胎、安徽十姐妹、陕西四世同堂，与1990年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嘲笑和丑化多育家庭形成了鲜明对照。此外，许多地方电视台也在营造推崇家庭、鼓励生育的气氛。 近年人口政策转变之快，尤其是春节以来官方舆论的转向之大可能出乎许多普通人的意料。但其实，这些变化来得太慢，步伐依然还是太小。正像我们在本专栏之前超过100篇的文章所论述的那样，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是判断失误、认识不足的产物；所有支持这一政策的理由长远来看没有一条是真正站得住脚的。这点从国际比较来看就更为清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系列三篇文章就介绍世界各地过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人口变化、各国和地区的应对措施。 人口变化在历史上通常被视为自然过程，到近代才有部分国家通过人口政策来影响或干预人口趋势，以期实现某种政治和经济目标。有些国家虽然没有目标明确的人口政策，但在其他方面的政策会影响到人口趋势。虽然人口过剩和人口控制思想源自西方，但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实施过节育或控制生育的政策。相比之下，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少数国家，曾尝试过柔性的节育措施，但力度和持续时间都远不及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目前，世界绝大部分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都在鼓励生育，虽然这些地方生育率一般远高于中国。 在中英文互译中，中文的“计划生育”往往对应于英文的“family planning”，这种对应出现在中国官方及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中。但这种对译极不合理。英文的“family planning”指家庭对生育数量和间隔的计划，决策主体是家庭，更合理的中文翻译是“家庭计划”；中文的“计划生育”是指政府决定家庭最多能生育几个孩子及需要多长的间隔，决策主体是政府。 这种对译无论对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有强烈的误导性。一方面，将中文的“计划生育”翻译成英文的“family planning”，让国外很多人误以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只是“家庭计划”，淡化了中国政策的强制性色彩。另一方面，将国外的“family planning”翻译成“计划生育”，让很多中国人误以为国外的“家庭计划”就是中国意义的“计划生育”，大大弱化了人们对中国生育限制政策严重偏离人类常态的认知。 比如，2012年12月17日，《环球时报》报道，菲律宾参众两院通过“计划生育”法案，旨在平衡人口数量增长。该报道在网络论坛上被一些人渲染成连菲律宾都要实行“计划生育”了。殊不知，菲律宾的法案只是让公众获得一些生殖健康服务，如发放避孕工具和普及避孕知识，完全不同于中国强制性生育限制；而且这样柔性的提议也遭到了菲律宾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 下面简述世界各地的人口形势和政策变迁。我们基于2015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找出1950年人口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再加上台湾和华人比例较大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及比较独特的以色列。为确保可比性，国家和地区的划分和历史人口以2015年的疆域及其对应的数据为准。之所以根据1950年而非2015年人口数量来选择国家和地区，是为了避免放大人口增长更快国家的入选概率而让选择性偏差影响结论。 为了让读者有直观了解，针对各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在表格中提供其面积大致对应的中国区域、当前人口密度及过去人口增长与中国的对比等信息。有关面积的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署，生育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6报告。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当年与上年年末中国大陆人口数量的平均值，来对比联合国中其他国家的年中人口数据。作为参考，中国2015年的人口密度为143.39人每平方公里；从1950年到1980年，再到2015年，中国人口从5.468亿增长到1980年的9.812亿，再增长到2015年的13.712亿，增幅分别为79.45%和39.74%。 实际上，世界各地都经历过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带来死亡率急剧下降。在所列的34个国家和地区中，北美和欧洲国家和日本和阿根廷到1950年，已走过这一时期，所以在此之后人口增长相对缓慢；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和台湾在1950～1980年的人口增长率都要快于中国大陆。而从1980～2015年的人口增长率来看，中国大陆更是远低于其中大部分国家，甚至低于美国。 简言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从1950年到1980年，再到2015年的人口快速增长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在增长幅度上更是几乎全球垫底，不仅大大低于同期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低于人口转变时期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更大范围来看，在本文未列出的人口较少的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中，也只有马里、柬埔寨、加蓬、古巴、阿富汗、尼泊尔、海地、突尼斯等极少数国家在1950到1980年的人口增长幅度略低于中国，而这些国家在这期间大都经历战乱和政局动荡。而从1980到2015年，发展国家中也仅有古巴、牙买加、毛里求斯以及极少数岛国的人口增长幅度低于中国。因此，从全球比较来看，无论是在1980年之前还是2015年之前，中国人口增长不是最快的，而几乎是最慢的。 （一）东亚和东南亚 【日本】生育率在1945～1948年超过4.0。在1949年将流产合法化并取消抚养补贴以抑制人口增长后，生育率从4.34降至1974年的2.05。到1974年，《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白皮书，将政策目标从节育过渡到稳定人口规模，但生育率到1988年却进一步降至1.66。1989年，生育率跌至1.57的消息成为日本头条新闻。在1990年建立部际委员会，营造友育环境。 1995年，实施旨在扶助职业女性养育的“天使计划”，并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如“父母休假法”、“新天使计划”等。2014年，政府公布的人口中长期目标为“人口在2060年维持在1亿左右”，将生育率从2012年的1.41提高至2.07。到2014年，生育率仍处在1.42的低位。 【韩国】生育率在1955～1960年超过6。在1962～1995年鼓励少生后，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为此韩国被称为“家庭计划”的成功典范。从1996至2004年，政府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从1.58降至1.15，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 自2005年，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1至1.3。2010年9月，韩国宣布将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扶助托儿和育儿教育；70%的家庭将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生育率在2014年依然处在1.21的超低水平。 【台湾】面积略大于海南省，人口是后者3倍左右。台湾1964年推出节育政策，并在1967年表示，希望民众婚后三年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从1971年起，台湾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的口号。在这一系列政策下，台湾生育率从20世纪60年代接近6的高位直线下降，到1984年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后继续快速下降。 台湾自1990年提倡“适龄结婚，适量生育”，但生育率依然一路下滑，到21世纪初降到1.0的世界最低水平。台湾从2012年扩大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包括编列32亿新台币育儿津贴预算，但近年生育率徘徊在0.9至1.3之间。2016年5月20日，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提到台湾面临的前五大挑战中，有三个与人口直接有关，即“年金制度”、“人口老化”、“出生率低落”。 【新加坡】新加坡人口排名的上升主要归功于大规模吸引移民。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5.4。自1970年起，广泛宣传每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采取一系列奖罚措施抑制生育并提倡优生优育。其间，新加坡生育率从1971年的3.0降到1987年的1.62。到1988年，在仔细检讨政策后，新加坡从控制生育逆转为鼓励生育，但效果差强人意。生育率在1988年反弹到1.96，之后整体上不断下滑，近年徘徊在1.1 至1.3之间。 新加坡国会于2013年通过《人口白皮书》，提出要在2030年前将新加坡人口增加30%至690万。为此，新加坡对内加大鼓励家庭生育多个孩子的配套奖励，对外增加引入移民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华裔生育率比其他族群更低。例如，2011年新加坡生育率为1.20，其中华裔1.08、马来裔1.64、印度裔1.09。 【越南】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超过6。越南是全球除中国外唯一实施过强制性生育限制政策的国家。但越南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另对生育间隔有所限制；符合政策的家庭在购房、孩子入学、就医等方面可得到优惠，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则可能面临罚款等处罚，违反政策规定的公务人员可能失去职位。 在2003年曾取消生育限制政策，但在2008年又重新恢复。近年越南生育率在1.8左右。2017年初，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带来的挑战，越南政府正在考虑修改人口政策，有望在2017年终止两孩政策，实现自主生育。 【泰国】生育率在1963年超过6。从1971年实施家庭计划后，生育率快速下降，到1993年降至1.96，2014年进一步降至1.51。非政府组织“人口和社区发展协会”与政府的密切合作是泰国生育率大幅降低的重要因素。泰国是第一个允许注射DMPA长效避孕针的国家，也是使用该技术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但自21世纪初，泰国希望将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但生育率近年徘徊在1.5和1.6之间，远低于更替水平。 2016年7月，由官方“泰国研究基金”主持的论坛称，人口形势对泰国经济有三重影响：一是劳动力减少将在未来10年将使泰国年经济增速降低1到1.5个百分点，并将在未来30年将人均收入降低30%；二是养老金支出将大幅增长；三是泰国家庭福祉有面临崩溃的风险。在农村地区，年轻人去城里工作后，很多老人留下独自或与孙辈孩子同住。 【缅甸】 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处在6.0和6.2之间，自1970年开始逐步下降，1980年降到4.98，1990年降到3.45，2000年降到2.90，2014年降到更替水平附近的2.20。2012年7月，在获得英国等国家的捐助后，宣布开展家庭计划，促进妇女健康和避孕节育。 【菲律宾】 人口中80%以上信奉天主教，很多民众相信子女是上天的礼物，应顺其自然。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7.1，之后缓慢下降，1980年降到5.18，2000年降到3.77，2014年为2.98，为亚太地区最高。 在1971年就通过人口法案，将家庭计划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后多次调整。但由于天主教会的反对，政策更倾向于关注母亲和孩子健康，而非降低生育率。2012年，通过《关于为父母应尽职责、生育健康以及人口和发展提供全面政策的法案》，以保障公众能获得各种生殖健康服务。 【印度尼西亚】人口分布极不均匀，全国56.7%的人口居住在面积仅占6.73%的爪哇岛。该岛面积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江苏省的1.23倍，人口是江苏省的1.75倍。 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超过5。1968年，成立了全国家庭计划协会，并把控制人口增长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划将生育率降到2，使出生率到2000年减半。为此，相关法律规定了男子的最低婚龄，提倡女子20岁后生育，生育间隔为3 年，至30岁最好停止生育。在该计划之下，印尼生育率逐年下降，从1970年的5.47下降到1990年的3.12，再降到2010年的2.51，在2014年为2.46，略高于更替水平。 【马来西亚】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6.19、从1966年开始推行家庭计划，以促进母婴健康及降低人口增长率。此后生育率逐步下降，1980年降到3.79，2000年降到2.83，2014年降到1.94，低于更替水平。 马来西亚华裔占人口的比例在1970年为37%，到2010年降至24.6%，至2015年进一步降至21.4%。在马拉西亚，华裔的生育率长期低于其他族群。马来西亚统计部（DOSM）数据显示，2013年，马来裔、华裔、印度裔的生育率分别为2.64、1.38、1.47。 （二）南亚与西亚 【印度】生育率在2014年为2.43，接近更替水平。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实施家庭计划，生育率从1960年的5.87缓降至1974年的5.16。1975年，总理英迪拉甘地为应对政治动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该状态延续的21个月中，推行了大规模结扎运动，包括采取大量的诱使和强迫措施。该运动激起了民众强烈不满，是甘地在1977年大选失败的主因之一。之后，各届政府强调家庭计划要遵循自愿原则。目前，有四个邦推行节育政策。比如，马哈拉施特拉邦从2001年5月起规定，该邦政府工作人员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预测，印度将在2022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对此，印度国内意见不一，但舆论偏向于持正面态度。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完美的人口结构和未来最多的人口是印度最大资产。现任总理莫迪在2002年曾称人口暴涨是印度最大的危机，但当选之后未重申这一观点。 【巴基斯坦】1965～1970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包括家庭计划方案，但从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家庭计划都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生育率在1960年为6.6，到2000年仍高达4.58。自2002年，政府希望通过自愿节育等措施，到2020年把生育率降到2.1的更替水平。2014年，巴基斯坦生育率为3.62。 【孟加拉国】 生育率1970年高达6.95，1973年多部门合作，为育龄家庭提供避孕服务。此后生育率逐步下降，1990年降到4.49，2000年降到3.17，2014年降到更替水平附近的2.18。 【土耳其】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6.3。1965年通过立法，允许卫生部提供家庭计划服务，之后将堕胎和结扎合法化。到1969年，全国建立了432个家庭计划诊所，并在高出生率的东部农村使用流动车提供有关节育方面的教育和服务。此后，土耳其生育率逐年下降，从1965年的5.95，降到1990年的3.08，再降到2014年的2.07的更替水平附近。 2003埃尔多安就任总统后，大肆改革健康和卫生部门。他在不同场合明确反对节育和家庭计划。2014年12月，他在一个婚礼上致辞说：“控制生育与土耳其人的强国愿望背道而驰。要使国家变得更强大，我们需要更多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反对党多年来一直在推行‘叛国’的节育政策，这将会导致土耳其人口枯竭。一个孩子意味着孤独，两个意味着对抗，三个意味着平衡，四个则意味着丰富。大家不用担心多生孩子会带来家庭负担，因为真主会照顾所有的孩子。”2016年6月，埃尔多安称，拒绝成为母亲的女性是不完整的，女性至少生3个孩子。他表示自己支持女性追求成功的职业生活，但是职业生活不应该成为生养孩子的阻碍。埃尔多安和妻子育有两儿两女。 【伊朗】 生育率从1960年的6.9缓慢降至1970年的6.4。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政府曾鼓励多育，但1989年当选总统的拉夫桑贾尼，说服宗教界领导人支持家庭计划，鼓励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之后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4.8降到2001年的2.0，低于更替水平。2007年，生育率跌至1.87，为中东最低。2006年，新任总统内贾德明确表示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 2012年7月，政府宣布家庭计划政策不合时宜，伊朗人口应增长至1.5至2亿。为此，伊朗取消所有人口控制的预算安排，转而斥资1900亿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用于鼓励生育。但之后生育率继续下降，从2012年的1.74，降到2013年的1.73，再降到2014年的1.71。虽然目前伊朗在人口数量上相比周边国家占有优势，但由于其生育率远低于周边国家，人口老化和人口萎缩将使得伊朗优势不再，未来中东的政治版图将大为改观。伊朗国内有人认为拉夫桑贾尼的人口政策毁掉了伊朗的前途。 【以色列】 实际控制面积相当于北京市域的1.31倍，一半以上国土为沙漠。以色列一直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从全球吸引犹太移民。以色列法律规定， 世界上任何犹太人都有权在以色列定居。以色列拥有发达的全民医疗保健体系，按人均计算，以色列助孕诊所数量高居世界首位。 但被称为“哈瑞迪”的正统教派和阿拉伯裔的高生育率在改变以色列的人口构成。2014年，以色列的哈瑞迪教徒和阿拉伯裔的生育率分别是7.1和3.5，而全国平均是3.0。在2013年，哈瑞迪教徒和阿拉伯裔分别占以色列人口的11.7%和20.7%，但在小学生中则分别占18.6%和27.1%。以色列中央统计局预测，到2059年，哈瑞迪和阿拉伯裔将可能占到以色列犹太人口的一半。这种内部的人口变化趋势将左右以色列的未来。 （三）北美和欧洲 【美国】 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初达到3.65后，逐年下降至1976年的最低点1.738，之后缓慢回升，在21世纪头10年一直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但近年有所下降，到2014年为1.86。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在2013年就吸引了99万合法移民。2013年，美国还有约1130万非法移民；非法移民的孩子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也能被公平对待。 在美国，“人口政策”一词长期以来专指美国政府旨在影响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形势的相关政策。但近年美国公开声明，美国对外人口政策的目标只是提升健康和教育，不支持任何稳定或控制人口的政策。美国国内没有宗旨明确的人口干预政策，但美国法律被认为是鼓励生育的。比如，美国的税法有利于多孩家庭，而移民法则确保美国大规模吸引海外移民。 【加拿大】生育率在1960年为3.81，此后逐步下降，1980年降至1.74，2000年降到最低点1.49，近年有所回升，2014年为1.61。没有明确的人口政策，但一些家庭保障措施，如“牛奶金”被认为可促进生育。魁北克省则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为新生婴儿提供津贴和普遍的儿童照料服务。 【英国】 生育率在1964年达到2.93后逐年下降，2001年降到历史最低的1.63，此后逐步回升到1.9左右，2014年为1.83。没有特别的人口政策。虽然经历战后生育潮，但战争伤亡、劳工短缺及前殖民地独立带来许多移民。近年，欧盟的人口自由流动法令，也提升了英国入境移民净值。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数据，2012年有25.5%的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生的婴儿的母亲出生于境外。对移民问题的担忧是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德国】生育率在1964年为2.54，之后逐年下降，到1994年降到1.24的最低点，2014年只有1.39；德国现在是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其东部地区生育率比西部更低。德国人口在1998年达到峰值8201万后，就逐渐减少，至2015年已减少132万。 低生育率是德国社会的“心病”；学界普遍认为，如果德国生育率持续走低，德国经济将逐渐萎靡，仅养老金和医疗开支负担就将拖垮德国经济。为了缓解养老金困境，德国在2007年批准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自2007年，德国大幅提高政府的育儿补助金额，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育率，但期待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 【法国】生育率也从1963年的2.89降到1994年1.73最低点，之后逐步回升到2006年的2.0，到2014年为1.99，处于欧洲最高之列。很多人以为法国的高生育率主要归功于穆斯林移民，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法国穆斯林的生育率为2.8，而非穆斯林的生育率也达到为1.9。 法国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认识到低生育率危害并积极应对的国家。基于在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运衰微的惨痛教训，法国自1939年起就开始鼓励生育。如今，政府通过改进的所得税法、家庭补助基金、入学补助金、缩短生育二孩以上妇女的退休参保费缴纳年限等多种方式，支持养育孩子的家庭，并向三孩以上家庭倾斜；相关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政府还将全日制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确保女性工作职位少受生育影响，鼓励企业为在职母亲提供育儿便利，并在经济上承担部分费用。 【意大利】生育率在1964年达2.65，1977年下降到1.93，1995年降到最低点1.19，此后略有回升，到2014年为1.39。2003年11月，宣布对生一胎以上的家庭给予经济补贴。2016年5月，卫生部长罗仁琴表示，政府计划将有子女家庭的补贴翻倍。她说，“2015年，全意大利只有48.8万婴儿出生，是这个现代国家1861年建立以来最少的。如果就这样下去，无法扭转颓势，不到十年时间，每年出生婴儿数量就将减少到35万以下，比2010年低40%—简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2015年6月，43岁的罗仁琴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以身作则“为国增产”。 【西班牙】在佛朗哥统治期间，西班牙禁止避孕和堕胎。生育率在1964年达到3.01。自1970年将避孕合法化，至1985年起允许有条件的堕胎。生育率到1980年降到2.2，到2000年降到1.23，近几年则徘徊1.2至1.4之间，处于欧洲最低之列。 【俄罗斯】在前苏联时代，俄罗斯就大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长期低迷，在1960年为2.52，之后逐年下降。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均寿命大幅下降，生育率在1999年更是降至历史最低的1.17，人口不断萎缩。即使算上外来移民，不含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的1.488亿萎缩到2015年的1.435亿。 总统普京称人口减少是俄罗斯最尖锐问题，他在国情咨文上强调“每个俄罗斯家庭都应该生育至少3个孩子”。自2007年，大力强化了对多子女家庭的扶持。得益于人口增长计划的实施，近年生育率有所提升，从2000年的1.2升到2014年的1.75，加上人均预期寿命回升，人口自2010年起实现增长。但此次回升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年龄结构形势和预期寿命的变化；由于生育率始终低于更替水平，俄罗斯人口增长无法持续。 【乌克兰】苏联解体前，乌克兰一直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在1960年为2.24，至1990年保持在1.8至2.2之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生育率急剧下降，2000年降至最低点1.09，人口也进入负增长。近年生育率有所回升，2014年为1.50。 【波兰】 生育率在1960年为2.98，此后逐年下降，到2003年降至最低点1.22，之后略微回升，2014年为1.29。政府长期鼓励生育。具体措施包括直接的生育补贴，减免父母所得税等措施。但由于养育费用居高不下，生育率回升幅度很小，在2014年为1.29。 【罗马尼亚】 生育率在1960年为2.34，此后逐步下降，1966年生育率降至1.9。为了提高生育率，时任总统齐奥塞斯库在1966年发布法令，实行强制多生的政策，包括禁止避孕，除特殊情况禁止堕胎，并征收单身税。例如，40岁以上的、已生4个孩子的妇女才允许堕胎；45岁以下的妇女每隔一至三个月必须由执法人员检查是否怀孕。此后，罗马尼亚生育率明显提高，1967年曾达到3.66，但随后逐年下降，到1991年降至1.59，2001年降至最低点1.27。近年生育率略有回升，2014年为1.41。 （八）非洲和拉丁美洲 【埃及】人口分布极不均匀，人口集中在狭长的尼罗河的河谷和三角洲，98%的人口居住在占全国3%的土地上（Fouberg、Murphy、de Blij，2009），即在大约相当于两个北京市域的土地上居住了9000万人。 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6.63，此后缓慢下降，1980年降到5.56，到2008年降到最低点3.0左右；这与当时的总统穆巴拉克大力提倡一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有关。近年生育率有所上升，在2014年为3.34。 【尼日利亚】目前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大经济体。生育率在1980年高达6.78，此后略有下降。巴班吉达军政府统治的1985年到1993年，曾发布法令规定每个妇女最多只能生育4个孩子。这项法令遭遇不同社会阶层的普遍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到2014年生育率仍然高达5.65。根据联合国2015年人口展望预测，到2050年尼日利亚年出生人口将超过2000万，是中国2015年的1.23倍。合理预计，中国出生人口在2050年将远少于2015年的水平。 【埃塞俄比亚】生育率在1984年高达7.44。对此，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展家庭计划工作。从2000至2010年，埃塞俄比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接受国际节育援助最多的国家，避孕普及率从2000年的6.3%，升至2011年的27.3%。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到2014年降至4.40。 【巴西】地广人稀，但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在全国26个州中，东南部太平洋沿岸的4个州集中了全国44%的人口，而辽阔的亚马逊平原却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每平方公里不到1人。 在1974年以前鼓励人口增长，但生育率从1960年的6.2降到1973年的4.7。在1974～1980年间，对人口趋势采取不干预态度。从1980年至今，推广避孕和绝育措施，生育率从1980年的4.07降至2012年的1.81。生育率到2014年仅为1.79，低于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 【墨西哥】 生育率20世纪60年代处于6.7和6.8之间。政府在1965年成立人口研究基金会，开展避孕节育措施的研究和推广。 生育率早1980年降到4.84，2000年降到2.75，2014年降到2.24，处于更替水平附近。 【阿根廷】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曾是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生育率在1960年为3.11。此后一直到1990年生育率始终稳定在3.0至3.4之间。1991年以后，生育率逐步下降，2000年降至2.56，2014年降至2.32，略高于更替水平。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2月14日
2017年2月21日 -
【中评社】TPP或成中国外交重要抓手？
中评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 臧涵）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0日执政以来，退出TPP等数个连签的行政命令、几十个国际首脑电话和一贯的天天推特制造了眼花缭乱的局面，给美国和世界都带来了新的风格和做法。中国和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发布报告指出，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将近二十天的中美关系表面上虽然平静，但双方相互观察、互动一直没有停止。保持和发展中美双方巨大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沟通与磨合，最终依然会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报告还建议，中国经济发展为实施经济外交打下了基础，加入TPP可以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外交的重要抓手，中国应把握时机尽快加入TPP。 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促使了中国外交进入新方位，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中国外交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为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外交工作应该更加注重改善区域地缘政治环境，经济外交是实现此目标的有效途径。 2017年1月23日，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此举无疑将对参与TPP的其他11个国家，以及亚太区域经贸与地缘政治的下一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百日新政”演讲中多次明确表示要美国退出TPP的意图，行政命令的签署进一步表明了特朗普入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后推行“美国优先”原则和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主张的决心。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当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行政命令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进入了新时期。 报告提到，鉴于特朗普一直以来坚持的反自由贸易的强硬主张及其就职后宣布的施政纲领，舆论普遍认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将会主导美国经济政策，这将严重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何应对特朗普“新政”和经济全球化的关键转折，必然是亚太区域经济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 但是从中国的外交新方位来看，报告分析说，美国退出TPP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我们加强亚太地区合作对话、改善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的一个机遇。我们可以将加入TPP作为当前经济外交的重要抓手，抓住时机尽快加入TPP。 报告分析说，当前部分TPP成员国积极支持中国加入TPP，主动加入TPP可填补美国退出后的空间，通过经济外交改善国际关系。 报告提到，中国对外已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占中国全球贸易总额比重尚不足27%，而发达国家的自贸率一般在50%以上。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未来要继续推动全球化，积极同周边国家商建自贸区以形成实现全球自贸区网络布局是必要之举，而加入和推动TPP将是一个“双赢”选项。 澳大利亚、日本等成员国在TPP上投入了较大精力，报告认为，这些成员国一直希望藉此协调和推动地区间的经贸发展。面对美国的退出，其他成员国的反应和心态比较复杂，有的国家仍对TPP抱有期望，但更多的开始转向重视中国在亚太地区经贸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有的甚至对中国参与TPP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 另外，报告还指出，中美存在广泛、深厚的共同利益基础，主动加入TPP有利于FTAAP的构建和更全面的区域经济安排。 此前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美国主导的TPP是亚太区域最为重要的两个多边经济安排，但在背后的政治层面上存在一定对立和博弈。 报告认为，如果中国参与到TPP谈判中，可以加强与TPP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对话，促进两个机制下所有成员国的合作，将原有TPP与RCEP的实质内容衔接在一起，并进而吸引美国共同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实现新的、更广泛的贸易投资合作，让所有的亚太地区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实现包容性发展，进而更好地应对世界经济挑战。 报告建议，中国还可以藉特朗普就任后发展基础建设的契机，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如果作为一个大的区域合作战略，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全球化会有很大贡献。因而中国应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商共建共享，以合作促进中美关系的更大进展成为题中之义。 第三，报告指出特朗普向俄罗斯靠拢，有意在东亚等地制造潜在摩擦，主动加入TPP有利于凝聚儒家文化圈，改善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促进亚洲一体化，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深入实施。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的外交战略做出重大调整，积极向俄罗斯靠拢，有意“联俄抗中”；在朝鲜问题上加大对中国施压，暗示将允许日本、韩国发展核武器；重申“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管辖权”和“美日安保条约”；有意挑起南海争端，这些都可能导致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摩擦、冲突的加剧。 报告认为，此前美国主导的TPP谈判，意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影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现在特朗普要让美国再伟大、重建美国，向俄罗斯示好，预计在亚太地区将会有一些新的地缘政治影响。 报道还提到，TPP成员国以及韩国等周边国家，均是中国成熟的经济贸易伙伴，没有理由不搞好关系。在当下美国有可能“联俄抗中”、挑起局部地区冲突的形势下，中国更应该从经济外交入手，积极改善与东北亚、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关系，通过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基础加强互信合作。我们与菲律宾的关系也是利用领导人换届改善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参与TPP谈判，报告提到，一方面，中国可以加强和东北亚、东南亚、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菲律宾等原本不十分密切的国家。 另一方面，报告中建议中国也可以改善与韩国、日本的关系，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发挥儒家文化圈的凝聚作用，促进亚洲一体化，避免美国“联俄抗中”可能造成的风险。 此外，报告认为中国还需要加快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区的建设，在地缘和文化整合的基础上放大格局，减少美方可能在亚太地区带来的摩擦。 同时，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文莱等TPP成员国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报告提到，参与TPP谈判有助于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对话，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突破，打造“一带一路”样板国，从而进一步改善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带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 第四个报告认为中国应当加入TPP的原因是中国角色备受关注和期待，主动加入TPP，可以进一步展示中国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共同繁荣的决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强调中国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要下大气力发展全球互联互通，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报告指出，习近平的讲话得到了世界的关注和热烈反响。在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我们加入TPP，可以更具体实际展示我们推动合作共赢的决心，成为落实习主席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将会大大提振亚太区域经济发展的信心。 另外，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近日表示，英国将在2017年3月底前启动脱欧程序，而正从制造业主导向消费和服务业拉动经济的中国将成英国关键贸易伙伴，为英国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带来巨大的增长红利，帮助英国在新一轮国际化发展中重塑全球贸易领先国家的地位。 报告认为，这充分说明了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对中国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正能量”和“灯塔”的巨大期待。 最后，报告建议，中国应该抓住美国退出TPP的这一时机，尽快参与到TPP谈判中，通过灵活的经济外交，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亚太各国建立更加精密的合作关系，减少地区摩擦，改善国家间关系，确立中国外交的新方位。 CCG是中国国内领先的国际化智库，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 CCG位列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第110位，并入选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百强；在中国顶级智库排行榜中名列第七，居中国社会智库第一。文章选自中评社，2017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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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中美经济的三个层面 TPP不是坏事
张蕴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双边层面又分两种，经贸关系和综合关系。经贸关系主要是体现在贸易、投资，其中贸易不平衡是主要的问题，也导致了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长久存在。美国主要的手段，过去历届政府都是反倾销，征收惩罚性关税，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特朗普能做的无外乎也是这些，只不过他要普遍征收惩罚性关税，做的更多、更严厉。过去历届美国政府都是避免把中国定为汇率调整国，双边可能会有协商，这是因为中美贸易问题早就存在，一个是结构性的，中国是生产型大国，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型国家，故而产生贸易顺差。另一个是技术性的，在统计贸易数字时是按最终价值，而不是按附加价值，但实际上很多产品是从其他国家出口再组装出口到美国。美国国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也有观点认为这样的格局对美国并没有坏处，不影响他的就业。 与此同时，中国也要采取一些自我约束措施，如调整产品结构和削减产能等等，用这些办法减少这种贸易逆差。这个事情只能双方共同来做，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综合关系，涉及到政策、机制、交流、合作，分布于各个领域。中美建立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交流、合作、对话机制，最突出的就是中美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对话是所有交流机制里最高层的，一方面通过高层沟通解决中美之间的矛盾，增进相互了解，另一方面列出合作的领域，大大推动了双方的合作项目。中美之间需要高层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要避免冲突，这就是中美两个国家处理的方式。但特朗普政府和过去不一样，会提出更多的条件。 第二层就是地区层面的中美经济关系。过去比较突出的是TPP，但特朗普已经撤出来，他的方式是通过双边就事论事解决问题。这将会改变我们战后长期形成的一些规则。其实TPP最初是按APEC会上提出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理念由新加坡、文莱等四个国家提出的，我们并不反对，但其标准对我们来说过高。美国拿过来之后，加入了政治背景，也不邀请中国加入，但是从TPP本质上来说是有道理的，所以TPP的取消对地区和世界不一定是一个好消息。 APEC是联系中美一个最重要的地区框架， APEC从一个部长会议由克林顿提升到成为领导人会议，几十年来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亚太地区的合作框架推动是非常大的。从现在看特朗普很可能不感兴趣，但我们还有“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对地区和全球贸易的新贡献。现在TPP停滞了，RCEP在加快推进，但RCEP起点比较低一些，是渐进的，对于美国的贸易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特朗普暂时还是会采取静观的态度。 全球层面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不是一个机制，是一个结果。美国是全球化的助推者，中国是参与者。我认为特朗普退出WTO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他可能会选择性忽略一些内容。这对二战以后建立的世界开放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多边开放是世界发展的方向，区域开放是一个补充，推动全球有规则、有保障的开放是一个大的趋势。 中国作为一个后来参与国际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团结大多数的国家来维护这个体制。同时现在也有各种国际组织例如WTO、G20、APEC等，这样一些大的框架我们还可以利用，可以制定一些指导规则，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实行制约。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主要意义，就是新型发展合作。但我们也应该聆听反全球化的声音，过去的推动市场开放也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现在需要纠正。市场开放不能够解决所有的发展问题，我们还需要社会政策，财政政策。社会政策就是再就业，财政政策就是进行补贴，支持新产业。另一个是国际的合作。“一带一路”是百年工程，不是一点，是一个理念，是带着一种新理念去做事情，所以习主席用“引领”，就是说我们要引着大家往这个方向做。一个就是维护这种大的二战后的开放体制，另一个就是我们推动这种新型的发展合作，来解决市场导向的开放所造成的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财富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总之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中国和世界都会有很大压力。美国毕竟是领导者，具有全球意义。特朗普突然要改革，涉及的不仅仅是单边、双边地区，而是全球。我们要时刻准备。中国要下力气继续宣传开放，积极参与和推动平衡开放、综合开放、可持续开放，一个更健康的全球化。现在做的不仅仅只是应对特朗普，更多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系列综合性的问题。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7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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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大国崛起背后的“第四力量”
大国崛起的背后有哪些因素？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和秘书长苗绿博士的新书《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观点。为此，记者采访了苗绿女士。 “智库，具有产生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引导舆论、教育公众、储存和输送人才、开展二轨外交等功能，影响甚大，被称为所在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机构之外的‘第四力量’。纵观世界史，几乎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来自智库的力量支撑。“ 苗博士说，“老牌帝国代表英国被公认为欧洲智库之开先河者，这个国家的智库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20世纪前半叶至七八十年代，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民经济和社会研究所、政治和经济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智库为英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本。尤其是撒切尔政府时代以来，智库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比如撒切尔政府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就是由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系统研究后付诸实施的。 兰德公司在“冷战”时期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之后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军事战略，直至消灭了萨达姆政权；外交关系学会参与设计联合国宪章的主要部分，提出遏制苏联，参与谋划马歇尔计划；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了‘巧权力委员会’，提出了‘巧权力’外交思想，并被奥巴马政府采纳……可以说，美国智库的创新思想为这个国家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它国家，如德国，”苗博士继续说，“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意识到咨询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建议政府各个部门、各行业都建立咨询部门，并由政府资助5年。在政府的重视下，随着战后德国的崛起，德国智库得到了快速发展， 如以反腐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透明国际，其在全球反腐败研究以及政策制定领域内都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俄罗斯具有现代意义的智库组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解冻’时期。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有许多政界要人和著名学者曾担任该所所长，比如第一任所长А.А.阿尔祖马尼扬多次参与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及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该研究所成为当时苏联领导的智囊机构。第二任所长是原苏联重要的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专家，第三任所长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在这些政治精英的领导下，研究所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那亚洲国家情况怎么样？”记者不禁想知道我们的邻居们怎么做的。“相较于欧美智库动辄上百年的历史，亚洲智库的历史并不算太长，不过其影响同样深远，以日本为例，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迅速腾飞，不仅有赖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强大支柱产业的牵引，也有智库的整体性、前瞻性思考和高质量成果为国家经济决策提供的重要支撑。比如野村综合研究所就是日本智库中的佼佼者，它曾深度参与了日本政府制定ICT国家战略的研究中，深刻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决策。此外，日本政府在对外贸易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也深受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影响。” 根据CCG提供的资料，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正是这一家家智库，深刻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以至早在1971年，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就已经在其著作《思想库》（Think Tanks）一书中，称智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了，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全球化的今天，智库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2016年，智库已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 在中国，智库更重要。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有着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如果决策不够科学，那么带来的影响也可能是相当大的，所以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科学化就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如果能够发挥智库尤其是第三方社会智库的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思想出口单一、论证不足的弊病。智库的发展还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各级政府的决策机制。因此，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亟需一大批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国际性和公信力、影响力的智库作为强大的智力后盾。 中国用‘短短’三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上一跃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同时，也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尴尬，中国已经走到了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 在外交层面，国际社会既希望中国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又担心中国抢夺了他们的国际地位。在这些矛盾心理的作用下，中国外交政策的些许调整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甚至被视为‘威胁’。当‘对内经济转型、对外大国崛起’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征时，中国的决策层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与新挑战。这就需要高水准的新型智库提供准确信息、专业知识与深刻思想，为中国的经济转型、社会稳定保驾护航，也需要智库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担当民间外交的使者，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话的第二轨道。这也都是CCG的使命和努力方向”，苗博士继续说。 本书作者王辉耀和苗绿博士在创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前后，曾拜访过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30多家国际知名智库，与上百位智库专家有过探讨交流，王辉耀博士还专门到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潜心探索国际智库的运行之道。作为中国智库发展的探索者，王辉耀和苗绿博士将多年运营中国社会智库的经验与实践心得总结出来，推出了《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一书，书中将智库的创新运营总结升华为“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五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称之为智库创新运营“五力模型”。 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当今全球人才流动的大环境中，能否凝聚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才，是智库能否产生新思想的关键。智库在充分激发“内脑”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外部的交流与合作，善于借用“外脑”来为智库实现知识更新，为研究工作带来新的思想碰撞。 研究支撑力是五力的核心，只有扎扎实实做研究，才能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为国内传播、国际传播形成支撑，并最终拓展到对政策的影响力。智库的研究定位应是时代背景与自身资源结合的产物，时代背景是智库选择研究方向的出发点，自身资源则是智库取舍研究方向的立足点。对一家智库来说，关键是要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强项，智库的定位需要专业和专注。智库的研究选题，不但要关注重大紧迫的现实问题，更应该从战略高度对国家的未来提供前瞻性的宏观思考。丰富的研究数据支撑、政府信息扶助、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研究质量的控制等均是智库生产出“高品质产品”的关键。 社会传播力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经之路。对成功的智库而言，将研究成果有效传达给受众与完成高质量的政策分析同样重要。智库可以通过建立沟通交流机制、研究输出机制、舆论引导机制来打造自身的社会传播力。 国际输出力是全球顶尖智库的共同特征。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挑战与威胁，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的国际化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中国智库具有全球研究视野的并不多。国内智库更专注于自身问题，埋头研究国内公共政策，很少参与全球性事务中，更少有机会在国际性会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要更好的助推中国的大国崛起，中国智库就要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学习的心态，在立足国内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全球性问题；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的同时，能够深挖国际资源，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人员交往、学术交流、联合研究等方式建立国际研究网络；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实现智库成果的全球传播；主动设定国际议题，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积极发声，引导国际舆论，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政策影响力是智库的最终目标。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智库基本上围绕国家权力机构的三个层次即决策层、精英集团以及社会大众，采取直接或间接，长期或短期的方式影响决策。具体到国家，美国的决策体系决定了美国智库可以通过影响总统、国会及政府部门，左右国家的政策决策。中国智库则主要通过内参、政府课题、专题座谈以及决策培训等途径影响决策。 这是一个需要智慧去驾驭的时代。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在全球经济阴晴不定的同时，“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业已进入了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日益复杂的世事、国情已经发出了呼唤智库彰显能量的时代最强音。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和国际的大舞台上，中国智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世界智库的著名学者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副总裁安德鲁·西雷(Andrew Selee)等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本书进行了推荐，比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本书是到目前为止最权威、最全面阐述全球及中国智库发展的、一本值得每一个了解智库的人必读的材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本书站在全球思想竞争的高度，从多年创办智库的实践出发，在全球传播机制、融资运营机制、人才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是所有关心中国智库发展的学者和实践者的必读之书。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参考借鉴和选择路径，为中国的新型智库建设大潮贡献一份力量。文章选自中国网，2017年2月16日
2017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