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
- 首页>
- 活动>
- ���������������
���������������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Global Times】China need to address difficulties as more companies go global
In 2015, China’s 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 grew by 18.3 percent year-on-year to $145.7 billion, entering a golden era and for the first time ranking second globally. China also became a net exporter of capital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5. Despite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highlight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here are still difficulti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during their attempts at going global. First, political risks - normally caused by instability in a country’s politics, policies and foreign exchange system - affect Chinese enterprises’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Chinese economy. Chinese firms need to facilitate evaluations of security risks in their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establish a mechanism that manages overseas emergenc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eds to improve the insurance mechanism in case Chinese firms encounter overseas political risks, including the issuance of insurance that covers risks both on the policy and commercial levels, and the signing of agreements on mutual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Second, Chinese firms’ participation in set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till lag behind developed economies which has impacted their overseas operations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respect, Chinese firms need to revise existing standards, enhance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within industries and establish an effective system of standards for their products based on market and client needs. Additionally, further government funding to cultivate relevant expertise that promotes Chinese standards to go global is needed. The government also needs to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et up relevant institutes for standardization and improve its translation mechanism that foreign professionals can refer to. Third, as many Chinese firms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operation of host countries’ labor unions, the interests of Chinese firms can be seriously hurt by inadequate communication with unions. During overseas negotiations, Chinese firms need to actively seek consensus with local unions and respond to their concern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role that bridges domestic firms’ investment with the needs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foreign countries, step in when necessary to relieve pressure from unions and help Chinese firms in diplomacy. Fourth, the insufficient employment of foreign professionals by Chinese firms could hinder their outward investment. When it comes to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domestic companies are advised to form an international team at the senior management level, try their best to retain local employees after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require Chinese employees to adapt 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talent, the threshold on the application for a Chinese green card could be lowered. The government could als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former diplomats and commercial counselors to consult with domestic firms in their overseas endeavors. The article was compiled by Global Times reporter Wang Wei based on the Report on Chinese Enterprise Globalization recently released by the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bizopinion@globaltimes.com.cnFrom Global Times，2016-11-30
2016年12月1日 -
【人民网】中国与东盟建立劳动力自由流动示范区可实现双赢
人民网11月29日电 中国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日前指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应该考放开劳动力自由流动来解决劳动力缺失的问题。 自2012年开始，中国已连续4年出现劳动力总量减少的情况，劳动力年龄明显老化，青壮年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象突出，劳动力价格持续上升。另一方面，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家庭日益小型化，家庭养老照料等功能严重弱化，导致越来越多的家庭照料负担加剧，面临照护人员不足的问题。为此，有些地方开始探索进一步引入外籍劳动力，并允许其进入家政等服务业领域。 比如，为了更好地引进海外人才，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2015年上海公安在原公安部发布的出入境新政基础上进行了细化规范，推出的10项细则，规定外籍人才无论在上海进行创新创业、长期居留或是申请“绿卡”，都将获得更多便利支持，同时，外籍高层次人才家庭可以聘雇1名外籍家政服务人员，这也意味着“菲佣”来上海从事家政服务将成为可能。 种种迹象表明，开放劳动力市场既是需求也是趋势，安邦智库早在1999年就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中国可以考虑放宽签证，通过合法的途径引进劳动力，弥补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上涨和沿海劳动力的短缺，一定程度上也能弥补老年人照护人员不足的问题。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11月29日
2016年12月1日 -
【国际商报】CCG：推进“一带一路”陆径可为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报告（2016）》蓝皮书对推进“一带一路”发展路径提出了六点建议，以从政府、企业、智库、国民等多样化主体上，共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现。加快建设产业园区 毋庸置疑，企业“走出去”在海外不是孤军奋战，需要发挥中国企业的群体优势。积极投建“一带一路”沿线上的产业园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理想的战略布局之一。在海外园区建设上，CCG首先建议，减少在投建海外园区时的指令性任务，充分发挥中国企业在园区开发时的主体作用。与此同时，海外园区在经营发展中应以市场为导向，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海外园区应建于企业、服务于企业。其次，政府应在海外园区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政策指导作用。企业与政府携手合作，发挥政府的宏观指导、整体规划优势；企业具体投资、落实园区的项目建设。再次，在对海外园区的支持上可以从资金和海外风险防范两方面着手，尤其是对建在地缘政治不稳定、恐怖主义高发的沿线国家的产业园区，驻外使馆应对其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最后，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政府间双边、多边的紧密合作。对于企业自主投资建设的产业园区，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公共外交途径，间接地助推中国企业与东道国开发计划的接驳。打造合作样板工程 CCG主任王辉耀指出，“一带一路”已有顶层设计，目前需抓具体项目实施，因此有必要打造合作样板国和样板工程，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树立模板。首先，可在“一带一路”沿线上，选择与中国关系相对友好的国家作为范例。例如巴基斯坦、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等，先赢得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以它们为着手点，从而带动周边其他国家对参与“一带一路”这一区域合作的热情。其次，也可以以区域内有一定影响力和领头作用的大国作为切入点，形成范例。如与印尼的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东盟各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中亚各国。充分发挥智库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0多个国家，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具有独特性。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沿线国家虽然积极响应，但是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与理解有待提高。CCG认为，不应仅限于政府之间的交流，更应提倡民间二轨的建设交流，让中国智库参与其中，通过中立的民间学术、友好对话，积极与沿线国家探讨合作方案与机制，寻求各个利益体的多方面平衡。CCG提倡,两国智库或是多国智库举办“一带一路”智库峰会或是成立智库联盟，让国家背后的第四力量共同推动“一带一路”上的协同发展、共赢建设。“一带一路”人才储备先行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推进，需要熟悉沿线国家人文社会、掌握东道国语言、了解当地文化、有企业管理经验的复合型人才的参与。因此，加快“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吸引和培养国际化人才，首先实现人才的“互联互通”。为此，CCG提出：建议政府主导设立“一带一路”留学基金，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往，加大培养一批熟悉、理解、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即“知华派”，为中国企业走进“一带一路”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储备十分必要；依托海外孔子学院输出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所需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充分发挥我国华侨华人的作用，放宽人才流动的限制，建立优惠政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加大华侨华人力量。旅游成为落地先导 CCG认为，在“一带一路”实施初期，可从旅游入手打造民间外交。2015年中国出境游消费达1045亿美元，与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1180.2亿美元相比非常接近，可见，旅游这种民间层面的交流很受欢迎。 首先，旅游业的人文属性和经济属性应并重。旅游不仅可以间接地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还能增进老百姓之间的了解及国与国之间的友情。旅游业具有促进交流沟通的独特产业作用，能打破意识形态壁垒、经济贸易壁垒。通过旅游，能获得沿线国家的理解、认可和文化包容。 其次，加强“一带一路”旅游开发合作，互相简化旅游出入境手续。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的旅游资源优势，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旅游协同合作，促进沿线旅游业的发展。CCG表示，目前中国的海洋旅游资源竞争力不大，因而可以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展海洋旅游，如投资滨海旅游度假村等项目。同时，应逐步完善出入境旅游政策，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我国的旅游企业积极参与其中。 再次，提高公民旅游修养，宣传文化旅游。既要对外加强旅游合作，也要自我修身，提高公民道德素养。旅游合作可以强调文化之旅，应该在旅游业宣传上增加我国公民对深层次文化旅游的认识。探索文化交流新模式 CCG建议，要打造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新模式，如通过推广中国美食文化来加强交流合作，从而助推“一带一路”的实施。要充分挖掘“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遗产，引导民间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通过政府基金扶持文化类企业和投资“一带一路”文化产业的企业。借助华侨华人既了解中国、也了解所在国文化的优势，便利文化交流，使文化传播深入当地民众生活。文章刊于《国际商报》，2016年11月30日
2016年12月1日 -
【中国新闻网】研究报告预判中国三类国际学校发展趋势
中新社北京11月28日电 (孙翔)目前，中国有国际学校661所，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中等教育国际学校作为链接国内教育和国际教育的创新载体，已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数量增长迅速，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日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北京王府学校联合发布《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 《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以国际学校的办学性质和接收学生人群为依据，将国内中等教育国际学校分成三类：面向外籍人员和港澳台胞的国际学校、公立学校的国际部以及民办的国际学校。 《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分别预判了三类学校的发展趋势。 中国现有面向外籍人员的国际学校122所，占中等教育国际学校总量的18.5%。此类学校由于只能招收外籍学生的限制和严格的政策规定，短时间内很难有大的突破，数量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但随着中国加快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创新创业人才的引进力度，未来一段时间，对外籍子女国际学校的需求仍将平稳增加。 蓝皮书显示，公立学校国际部共218所，占总量的33.0%。公立学校凭借较好的教育基础和资源，有出国意向的学生愿意选择公立学校的国际部作为出国留学的跳板。 但2005年至2013年，公立学校国际部发展迅速引发了社会对教育主权与教育公平的争议，教育部门对公立学校国际部的政策也不断收紧，如2014年北京市教委明确表示不再审批新的高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目前，公立学校的国际部正在出现与本部教育体系剥离、自行发展的新趋势。对于公立转民办，学校身份的界定、教师身份的界定、投资问题仍然会存在不清晰的问题。 中国现有民办国际学校321所，占总量的48.6%，是当前中国国际学校发展中的主要力量。 蓝皮书认为，2010年之后，国际学校需求旺盛，公立学校国际部备受争议而面临整顿，民办国际学校更加受到市场的关注，进入稳步增长阶段。考虑到目前留学市场和国际教育市场上对高水平的国际教育的需求，民办国际学校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的发展态势。 蓝皮书指出，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保证教育质量，是民办国际学校未来发展要正视的问题。(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6年11月28日
2016年11月30日 -
陈新华：全球大变局下，中国能源决策千万不能“自说自话”
理事简介陈新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CCG常务理事。 在日前举办的2016凤凰国际论坛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总裁陈新华在“能源革命的突破：体制改革与能源互联网”分论坛上结合自身的国际经验对“全球能源转型的驱动力”进行了逐一探讨。 陈新华认为能源转型要从六方面进行革命：多元化革命、低碳化革命、数字化革命、去中心化革命、民主化革命、还有清洁化革命。然而能源革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为了保障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使得能源发展更加高效，更加可持续。以下是陈新华先生的发言摘录 我想借用6个以D开头的英文词来描述这些驱动力：第一个D，是Diversification，多样化或多元化。这里主要说的是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在电力领域，越来越多的技术可以将能源资源转换为电力。以前我们用的资源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现在电力越来越多地来自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海浪发电，潮汐发电等等。并且每项技术可以像树根一样再繁衍下去，比如太阳能，有光伏和光热之分，而光伏又有多晶硅、单晶硅、薄膜、聚焦等不同的技术分支。在石油生产领域，除了传统的生产，还开发了新的技术。页岩油气技术的成功开发，使得在中东之外的主要石油消费国也建立了极富活力的生产中心，开采巨大的非常规资源。加拿大油砂、委内瑞拉重油、还有煤制油等都增加了石油生产的多元化。在天然气领域，供应也越来越多元化。以中国为例，10年前我们只有国内陆地和海上的常规天然气，加上少量煤层气。2006年我们开始进口液化天然气，2009年开始进口中亚管道气，2013年开始进口缅甸管道气，今年8月20号，还接受了首批来自美国的LNG。国内，我们有了页岩气和煤制天然气。总的来说，能源供应的来源越来越多，技术也越分越细，越来越丰富多样，能源行业的参与者也越来越多元。这对于能源供应安全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第二个D，是Decarbonisation，低碳化或去碳化。从1992年的里约地球峰会，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一直到去年底签署的巴黎协议，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已经达成共识，每个国家都承诺采取积极的减排行动。CO2是主要温室气体，而能源领域又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没有能源发展的低碳化，就没有全球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能源发展的低碳化首先意味着节能，因为节约下来的能源是最清洁的，其次才是大力发展低碳或无碳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如太阳能、风能、水电、地热、潮汐与海浪发电等。第三个D，是Digitalisation，数字化，或信息化、智能化。这里主要是信息与通讯技术对能源系统的渗透，通过对能源生产和消费各个环节、各个节点和各个时段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智能化，从而减少浪费，提高整体系统效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经常听说的能源互联网并不是让能源像信息在互联网上一样可以快速免费获取，而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息与互联网技术对能源系统的渗透，二是各种能源产业链之间的互联互通。能源系统的数字化正在加速能源领域的创新，但值得强调的是，能源与信息不同。最近我看到一本很好的书，加拿大斯密尔教授写的《能源神话与现实》，我给它的中文版写了推荐语。斯密尔教授说，能源创新不遵守信息技术发展的摩尔定律，这个我赞成。在数字化驱动下，能源领域的创新会加速，但能源不同于信息，能源创新不会像信息创新一样快。第四个D，是Decentralisation，去集中化，分布式发展。传统能源发展强调的是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我们的发电厂规模越建越大，输电电压也越来越高。通过建设集中式的能源生产基地，大容量运输通道，再向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所需要的能源。随着新能源技术和能源系统数字化的发展，包括微电网在内的新能源分布式就地利用、就地分享的模式发展迅猛。以德国为例，15年前，德国的发电厂数量只有上百家，现在每家屋顶太阳能发电商都可以参加发电，独立发电商的数量达到150多万家，去集中化分布式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第五个D，是Democratisation，民主化，即给能源消费者选择权。按照传统的模式，电力和天然气供应属于垄断行业，因为给你家供气或供电，不可能铺设多条管道或电线。在这个模式下，作为能源消费者，你只能被动地接受大企业集团的能源供应，价格也由他们来定，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现在，你不仅可以自己在家里发电（太阳能或燃料电池），你还可以选择电力或燃气供应商，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民主化的另一个方面是老百姓参与能源投资的决策过程，比如说，在你们村旁边建一座核电站，你不同意？那在你家后院安装一台风力发电机呢？第六个D， 是Depollution，去污染，或者说清洁化。这个大家都明白：能源消费，特别是煤炭和石油产品，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雾霾的主要来源，没有能源的清洁化，包括煤炭的替代和清洁化利用，雾霾很难根治。对中国这样深受本地污染折磨的国家来说，需要发展的不只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而是同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本地污染的“低排放经济”：减少所有空气、水和固体污染物的排放。以上6D趋势就像六个轮子，驱动着全球能源转型，也重塑着世界能源格局。石油供应的多元化，特别是页岩油气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能源供应的地缘政治格局。本轮油价暴跌给中东、俄罗斯、拉美、西非等主要产油国造成了重创，正在改变着这些国家的前途命运，也改变着大国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讨论的能源革命， 在全球范围内，也就是在这六个方面的革命：多元化革命、低碳化革命、数字化革命、去中心化革命、民主化革命、还有清洁化革命。需要强调的是，能源革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使得能源发展更加高效，更加可持续。以上6D革命给能源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毫无疑问，能源发展的数字化、去集中化、民主化蕴藏着许多机会，然而，数字化和信息化也带来了网络安全对能源系统安全运营带来的巨大挑战，低碳化、去污染化和民主化也给能源发展形成了非常强大的约束。对于能源企业来说，我们不仅要提供清洁高质量的能源产品，还需要在能源生产供应上确保安全，在整个价值链上实现零污染物排放，还需要在运作过程中增加透明度，经得起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环保领域非政府组织（NGO）的质疑和挑战。在这样的格局下，一个国家能源发展的目标在原来的保障供应安全、保护环境、保证经济效益的三重目标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重：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无论在今天或者将来，每一种能源都有其不足之处。大规模、廉价、低碳环保而没有任何人反对其生产与使用的能源资源几乎不存在。因此，能源的选择也就成了全社会的抉择。能源决策者与企业需要加强与社会的沟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做了决策之后再与社会沟通。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6年11月26日
2016年11月30日 -
【国际商报】中美经贸不会因“特”大波动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但特朗普带给世界的悬念还远没有解开。特朗普入主白宫对中美关系影响几何？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举行“特朗普当选后的中美经贸关系展望”研讨会，与会专家就此进行了深入研讨。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中美经贸既是挑战也是机遇。”CCG主任王辉耀指出，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均有投资，中国对美投资已超过美在华投资，中美互为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双方的经贸、人文和人员往来是中美合作的坚实基础，从而形成了“经济命运共同体”，中美要在多边区域治理中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就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王辉耀建议：维护中美双边经贸已有的成果，继续深化双边的投资与贸易合作；拓展人文交流，包括文化交流、留学、移民、旅游、教育合作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共同开发第三国市场；在反腐、税收、全球打击安全和恐怖主义方面扩大合作；加强中美智库“二轨外交”。“特朗普是商人出身，要追求美国的利益就不可能忽视能够给美国带来最大利益的中美经贸关系。” CCG高级研究员何宁认为，美国大选后展望中美关系要关注几个要点：一是中美贸易的增长反映了两国在经贸上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加深了；二是世界经济贸易总体的格局没变，不会因为美国领导人的变更发生颠覆性变化；三是中美双方都是WTO成员，有多边规则的制约，中美经贸关系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出现纠纷不等于经贸关系不好，贸易摩擦不能光看其数量，要看其在双边贸易量中的占比；四是中美经贸是双多边共同发展，而多边的制约保证了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平等互利，同时最大程度上减少受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加入WTO的最大红利。何宁提示，在多变规则不健全的方面投资，美国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但要用平常心来对待，通过加强合作来抵消压力。 “中国不要追求全球治理引领作用马上到位，建议先把RCEP统领起来，通过协调区域乃至全球的投资规则来扩大国际影响力。”CCG高级研究员霍建国认为，美国的主流观点是中美关系是当前最重要的关系。特朗普上台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和紧张气氛将会有所缓解，因为此前奥巴马已把中美关系推到了最恶劣的程度，特朗普不会再继续加码对中国的打压。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认为，不应对美国大选中两位候选人针对中国的言语作过度的解读。因为除政治目的外，这些言辞很可能是用来刺激选民，或竞选人之间相互比气势，或试探中国和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未来特朗普班子上台，中方应重点关注其商务部、司法部等部委负责人以及国会参众两院涉外委员会、资深议员的任命情况。此外，在未来的中美双边交往中，要让美方更多地理解中国各项经济改革进程，深化双边战略经济对话，探索有效的交流沟通方式。 CCG副主任何伟文认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中美经贸关系可能出现一些困难，但总体审慎乐观。他认为，特朗普的当选不仅反映了工业地带许多蓝领的声音，也反映了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广大底层选民的愤怒。特朗普把这些归罪于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同时过渡班子中负责商务部和贸易代表署的丹·迪米柯在贸易方面强烈攻击中国，很可能反映到贸易政策上来。由于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特朗普进入白宫初期不会形成颠覆性贸易政策。他建议，在特朗普就任前的窗口期，抓紧与美方政府、商界、智库和民间沟通，证明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在贸易上，努力防止违反WTO规则的措施，同时做好强有力的反制预案；在投资上，努力改善投资环境，鼓励美国企业来华投资，也继续鼓励我国企业投资美国，注意政治和安全障碍，摒弃“捞一票”的资本运作，积极争取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并与配套投资设厂困绑在一起；在多边和区域合作方面，要脚踏实地，积极推动RCEP和亚太自贸区达成，并耐心争取美国的参与。（作者：何芬兰）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6年11月29日
2016年11月30日 -
【金融时报】推进便利化 防范风险点 促进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
日前，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负责人就我国对外投资相关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在谈到对外投资发展形势时相关负责人指出，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保持较快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深化我国与各国互利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谈到未来发展，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对外投资的方针政策和管理原则是明确的，即坚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政府引导，坚持实行以备案制为主的对外投资管理方式，把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结合起来，规范市场秩序，按有关规定对一些企业对外投资项目进行核实，促进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至10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业务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约162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金额9619.3亿元人民币（折合1459.6亿美元），同比增长53.3%。“很显然，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对外投资也进入了‘黄金期’，这也是我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之一。”某市场分析人士表示。 从投资的区域来看，对外投资地区分布仍呈集中态势，其中，对美国投资增长迅速，增幅达173.9%。此外，从投资的行业来看，对外投资分布格局继续优化，对制造业投资持续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并购正在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有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等机遇的带动下，中企海外并购增势迅猛，尤其是单个金额超10亿美元的大手笔并购显著增多。此前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前9个月，我国企业共实施海外并购项目521个，实际交易金额674.4亿美元，涉及67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行业大类，已经超过2015年全年544.4亿美元的并购金额。 近日发布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指出，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持续增长，2015年达到1456.7亿美元，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发展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表示：“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对外投资是最直接的体现，也是最容易被看到的。总结2015年至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我们认为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第二，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直接投资来源国，在流量上已经超过日本；第三，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中国的投资。” 从全球视角来看，报告认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强劲复苏，达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跨国并购金额从2014年的4320亿美元增至7210亿美元，增长率为67%，成为经济复苏反弹的主要牵引力。 “当前海外投资遇到的主要问题是风险问题；我国企业驾驭国际投资环境和驾驭跨国企业的能力和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表示。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中资企业不断“走出去”，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来自海外地区的市场风险、社会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等都属于高发风险。与此同时，社会责任问题、环境问题等“非传统风险”也越来越凸显，不少对外投资因此受创。 “更加注重对外投资过程中的环境和风险管理，不仅是维护企业和金融机构自身利益的需要，从国家角度来讲，也是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11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马骏在第二届绿色金融高峰论坛上表示，要关注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的风险问题，推动我国对外投资绿色化。 马骏表示：“最近，我们考虑推出一套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环境风险管理的自愿原则，至少在初期要有一套原则来提醒参与对外投资的金融机构和大中企业，必须要考虑环境风险的因素，必须要增加环境信息的透明度，必须要采用相应的绿色金融工具等。”文章选自金融时报，2016年11月29日
2016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