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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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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研究报告称我国国际学校行业监管亟待加强
新华网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张漫子）近年来，出国读书的需求越来越强劲，作为国内基础教育与海外教育衔接的国际学校发展迅速。近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北京王府学校联合发布的《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显示，我国国际学校面临行业监管、师资培养、学生心理引导方面的三大挑战。 报告提出，在缺乏有效行业监管与行业自律的现状下，我国国际学校滋生收费标准不一、教学质量良莠不齐、办学机制多元且权责不清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学校市场的良性发展。 报告结果显示，国际学校的外籍教师存在师资质认定难、缺乏专业支持、流动频繁等问题，而本土教师又缺乏相应的教学经验和培训，很难介入国际课程的教学当中。 此研究还关注到部分国际学校在管理学生方面尚未充分认识到中外文化的差异、管理创新力度不够等问题，导致在学生身心健康辅导、学校与家长的常态化沟通方面，尚未真正建立学校、学生、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生态系统。同时，由于没有充分调动家长在学生教育中的积极性，国际学校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也面临考验。 报告建议，保证教育质量是民办国际学校要正视的问题，完善政府在低龄留学人群的监管与服务也是解决行业监管现状的途径。此外，合理配置本土教师、外籍教师和海归教师，是维持国际学校教学稳定，借助国际课程教学经验改革本土课程，实现国际学校长久发展的重中之重。（完）文章选自新华网，2016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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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CCG在京发布《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春海 实习记者 苏培） 2016年11月2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北京王府学校联合在北京举办的2016“新聚合”首届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发布《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 据CCG秘书长苗绿博士介绍，中国是世界第一留学大国，低龄留学快速发展，为中等教育阶段学生出国留学做初期准备的国际学校，受到中国家庭越来越多的青睐，以企增加其子女出国留学或进入世界名校的机会，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全球资源重新配置的时代背景下，“一考定终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教育模式正在成为历史。 同时，苗绿博士指出，早在2012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就开始持续关注、研究国际学校，《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的发布，为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国际学校发展现状及其学生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并为中国国际学校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理论指导。 报告对中国国际学校的发展现状、北京地区国际学校学生发展状况等进行了调查分析，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通过抽样调查在全国范围内获得309所国际学校的相关信息，总结了中国国际学校的现状。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国际学校学生的发展状况，课题组在北京范围内通过抽样调查获得1322份问卷，总结了北京地区国际学校学生的现状。从而揭示了中国国际学校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为国际学校发展提供了意见和建议。 国际学校的发展仍需更大的政策突破 CCG调查结果显示，在309所国际学校中，在招生对象上，只招生中国籍学生的有158所，占比51.1%；可以同时招生中外籍的有105所，占比33.9%；只招生外籍学生的有46所，占比15.0%。在入学考试形式上，采用“自主招生”的有197所，占比63.7%；采用“自主招生+中考”的95所，占比30.7%；采用“中考”的有17所，占比5.6%。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国际学校仅招收中国籍学生，受到政策的限制，教育国际化发展仍然需要更大的突破。自主招生为主的招生形式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国际学校的办学特色与理念。 保证教育质量是民办国际学校要正视的问题 民办国际学校比例接近一半，是当前中国国际学校发展中的主要力量。CCG调查发现，2010年之后，国际学校需求更加旺盛，民办国际学校备受市场关注，进入稳步增长阶段。但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保证教育质量，是民办国际学校未来发展要正视的问题。北京王府学校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与哈佛大学等名校合作，对教师进行开展中长短期培训；在课程体系方面，推行“中外一体”的国际化课程体系，形成独具一格的国际教育体制。在民办国际学校中，这种探索的数量屈指可数。 10-18岁之间的学生为国际学校学生主要群体 为进一步了解国际学校学生的发展现状，课题组对北京部分国际学校的学生开展了调查，采用了线上电子问卷和线下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共回收问卷1322份，其中，小学213份，占16.1%；初中258份，占19.5%；高中851份，占64.4%。 研究结果显示，在性别比例方面，男性比例高于女性比例。其中，男性56.4%，女性占43.6%。在年龄分布方面，以10-15岁和16-18岁这两个年龄段为主，分别占47.8%、47.9%；10岁以下的占1.4%，18岁以上的占3.0%。可以看出，男性学生虽然多于女性学生，但整体差异并不明显；在年龄方面，处于10-18岁之间的学生为主要群体，即中学阶段为学生和家长更加关注的学习阶段。 蓝皮书显示，初次来国际学校时所处的求学阶段分布上，以初三和高一为主，具体为小学占22.2%，初一占11.9%，初二占7.9%，初三占14.2%，高一占42.5%，高二占1.0%，高三占0.4%。目前所处的阶段以高一、高二为主，具体为小学占16.1%，初一占4.2%，初二占5.2%，初三占10.1%，高一占27.0%，高二占21.9%，高三占15.4%。大部分学生都逐渐适应了国际学校的教育和生活方式。 非海归父母更愿让孩子接受国际学校的教育 研究结果表明，在国际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方面，父母均是海归的占4.5%，仅父亲是海归的占4.1%，仅母亲是海归的占2.0%，父母均不是海归的占89.4%。分年级来看，父母均不是海归的占比均在79%以上，其中，初中、高中的学生的父母为非海归的比例高达90%以上。非海归背景的父母更愿让孩子接受国际学校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长教育观念的变化。 但在出国留学意向所受影响因素方面，学生自身的判断力居于第一重要的位置，占70.7%；家长的影响占53.3%；此外，社会观念的影响占30.9%，同学和老师的影响占15.9%；媒体的影响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占比较小，分别占5.8%、4.2%。 美英仍然是国际学生主要留学目的地国 CCG调查发现，在选择国外院校时最看重因素方面，国际学校的学生的选择标准兼顾了学校自身的实力和自身未来的发展机会。他们最看重的两项因素分别是“学校排名”和“专业排名”，占比均超过56%；其次是“地理位置”和“就业市场前景”，占比分别为36.4%和32.6%；相对而言，学生们不太在意学费/奖学金、学制长短等因素，这两项的占比分别为22.6%和13.1%；此外，也有5.6%看重其他因素。 与留学择校标准相应，在最希望去哪个国家留学方面，选择美国的居于首位，占比61.3%，随后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分别占10.5%、7.5%、5.6%，这与目前这些国家拥有大量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具有吸引力的留学政策密不可分。法国、德国、新西兰、日本、韩国、新加坡均低于3.0%。此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占3.7%。美国和英国仍然是国际学生主要的留学目的地国。 回国就业是留学生的主流职业选择 蓝皮书显示，在国外完成学业后的职业生涯规划方面，选择“回国创业”的比例远高于“海外创业”，具体为回国创业27.3%、海外创业11.3%；计划回国就业的稍高于选择海外就业的，其中，回国工作的占19.6%，选择海外就业的占16.1%；此外，也有超过四分之一（25.6%）的人选择“没考虑过”。通过不同年级之间的对比，我们发现，小学生选择“回国创业”和“没考虑过”的比例分别为30.5%、31.9%,均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高中生选择“回国工作”和“海外就业”的比例均高于小学生和初中生。选择海外创业方面的则是初中生最高，为14%，高中生最低，为10%。 同时，CCG调查表明，在出国留学的专业选择方面，商学类、艺术类、工程技术类位居前三位，分别占比23.7%、15.8%、10.1%，IT类、语言类、财经类紧随其后，占比在7%以上，选择人文社会科学类、医学类、法学类、自然科学类的比例相对较低。 “三位一体”的教育生态尚未建立 CCG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国际学校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首先，在民办国际学校中，有资格颁发国际学历的学校通常以与国外机构或教育部门合作的方式来办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外相关监管部门对其监管的困难。比较容易造成国际学校收费标准不一，教学质量良莠不齐，办学机制多元且权责不清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学校市场的良性发展。 其次，师资力量发展相对滞后，建立教学优势相对困难。国际学校开设国际课程需要大量聘请外籍教师，而对外籍教师的资质尚没有一套成熟的评价评估机制，导致外籍师资团队水平不一的问题。同时，外籍教师流动频繁难以形成稳定队伍，也形不成团队效应，缺乏专业支持，而本土教师却难以介入。 最后，部分国际学校在管理学生方面尚未充分认识到中外文化的差异，管理创新力度不够，在学生身心健康辅导、学校与家长的常态化沟通方面，尚未真正建立学校、学生、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生态系统，没有充分调动家长在学生教育中的积极性，这对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增强服务能力，完善低龄留学人群的监督 蓝皮书指出，国际学校需求旺盛，长远来看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国际学校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CCG由此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进一步完善政府在低龄留学人群的监管与服务。我国留学低龄化的发展趋势越发显著，但当前我国政府在留学生管理与服务方面仍以大学生及以上的留学人群为主，对低龄留学人群的监管与服务仍处空白。这类留学群体年龄较小、对于社会的认知度不高、生活自理能力较差、自我控制能力较弱等特征，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逐步显现。因此，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将低龄留学生纳入到管理和服务的主要范畴，为其构建“安全网”，降低留学风险和维护国家名誉。 其次，发挥国际学校联系海内外的优势，增强服务学生的能力。国际学校有身处国内的地理优势，又有联系留学生的便捷条件，国际学校可以在将留学生送出去之后，提供好的后续服务，积极为留学人员构建与国内沟通的固定渠道，通过培训会、联谊活动、交流活动、晚会等多种方式保持与留学生的沟通和跟踪服务，使国际学校的教学始终保持与留学生需求的同步，更好的为有意愿出国的学生提供针对性强的教学和服务。文章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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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Daily Online】China becomes net capital exporter
China became a net capital exporter in 2015, marking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ese investment overseas exceede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according to a report issued on Nov. 23.The Blue Book of Chinese Enterprise Globalization (2016), compil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pointed out that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in 2015 topped $145.6 billion, up 18.3 percent year on year. This also marks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a’s OFDI ranked second in the world. Meanwhile, the amount of foreign capital in China was $135.6 billion in 2015.The report added that the world witnessed rapid growth of Chinese enterprises making overseas purchases or participating in mergers in 2015-16.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ave topped $110 bill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16, while the number for 2015 as a whole was $106.8 billion.In particular, enthusiasm for investments was apparent in the U.S., Europe and some Asian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which noted that 2015 to 2016 was a “golden era”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ing overseas.Addressing a seminar on Nov. 23, CCG senior researcher He Weiwen, who is also a former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unselor at the Chinese consulates in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pointed out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tend to invest heavily i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but there is inadequate focus on high-end manufacturing, such as in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From People’s Daily Online，201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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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CCG发布《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 报告：美英仍是国际学生主要留学目的地国
人民网北京11月28日电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北京王府学校26日联合在京举办的2016“新聚合”首届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发布了《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 据CCG秘书长苗绿博士介绍，中国是世界第一留学大国，低龄留学快速发展，为中等教育阶段学生出国留学做初期准备的国际学校，受到中国家庭越来越多的青睐。 早在2012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就开始持续关注、研究国际学校，《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的发布，为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国际学校发展现状及其学生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并为中国国际学校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理论指导。 10-18岁之间的学生为国际学校学生主要群体 研究结果显示，国际学校学生主要群体在年龄分布方面，以10-15岁和16-18岁这两个年龄段为主，分别占47.8%、47.9%。处于10-18岁之间的学生，即中学阶段为学生和家长更加关注的学习阶段。 蓝皮书显示，初次来国际学校时所处的求学阶段分布上，以初三和高一为主，分别占比为14.2%和42.5%。目前大部分学生都逐渐适应了国际学校的教育和生活方式。 非海归父母更愿让孩子接受国际学校的教育 研究结果表明，在国际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方面，父母均是海归的占4.5%，父母均不是海归的占89.4%。非海归背景的父母更愿让孩子接受国际学校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长教育观念的变化。 但在出国留学意向所受影响因素方面，学生自身的判断力居于第一重要的位置，占70.7%；家长的影响占53.3%；此外，社会观念的影响占30.9%，同学和老师的影响占15.9%；媒体的影响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占比较小。 美英仍然是国际学生主要留学目的地国 CCG调查发现，在选择国外院校时最看重因素方面，国际学校的学生的选择标准兼顾了学校自身的实力和自身未来的发展机会。他们最看重的两项因素分别是“学校排名”和“专业排名”，占比均超过56%；其次是“地理位置”和“就业市场前景”。相对而言，学生们不太在意学费/奖学金、学制长短等因素。 在最希望去哪个国家留学方面，选择美国的居于首位，占比61.3%，随后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分别占10.5%、7.5%、5.6%，这与目前这些国家拥有大量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具有吸引力的留学政策密不可分。美国和英国仍然是国际学生主要的留学目的地国。 回国就业是留学生的主流职业选择 蓝皮书显示，在国外完成学业后的职业生涯规划方面，选择“回国创业”的比例远高于“海外创业”，具体为回国创业27.3%、海外创业11.3%。 同时，CCG调查表明，在出国留学的专业选择方面，商学类、艺术类、工程技术类位居前三位，分别占比23.7%、15.8%、10.1%，IT类、语言类、财经类紧随其后，占比在7%以上，选择人文社会科学类、医学类、法学类、自然科学类的比例相对较低。 “三位一体”的教育生态尚未建立 CCG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国际学校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首先，在民办国际学校中，有资格颁发国际学历的学校通常以与国外机构或教育部门合作的方式来办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外相关监管部门对其监管的困难。比较容易造成国际学校收费标准不一，教学质量良莠不齐，办学机制多元且权责不清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学校市场的良性发展。 其次，师资力量发展相对滞后，建立教学优势相对困难。国际学校开设国际课程需要大量聘请外籍教师，而对外籍教师的资质尚没有一套成熟的评价评估机制，导致外籍师资团队水平不一的问题。同时，外籍教师流动频繁难以形成稳定队伍，也形不成团队效应，缺乏专业支持，而本土教师却难以介入。 最后，部分国际学校在管理学生方面尚未充分认识到中外文化的差异，管理创新力度不够，在学生身心健康辅导、学校与家长的常态化沟通方面，尚未真正建立学校、学生、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生态系统，没有充分调动家长在学生教育中的积极性，这对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CCG调查发现，2010年之后，国际学校需求更加旺盛，民办国际学校备受市场关注，进入稳步增长阶段。但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保证教育质量，是民办国际学校未来发展要正视的问题。（彭婧希）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11月28日
2016年11月29日 -
【地球外参】美国退出TPP影响几何：中美关系将有哪些看点？
特朗普总统来了。尽管谁全信竞选时说的话谁就是傻瓜，但这位侯任总统在对中国的贸易领域“来者不善”。他主张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惩罚性关税，还说要把流失到中国的工作和企业抢回美国。 贸易——特朗普民族主义崛起势力的一块基石，很可能被他用作武器，来影响紧密相依的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但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在释放一些暧昧的信号。他会见基辛格咨询中国问题，他的高层顾问认为美国不加入亚投行是项战略失误，他还在“百日新政”中态度坚决地承诺撤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TPP。特朗普这位商人出身的总统兴许也会给中美贸易带来不一样的变化。 特朗普当选，对中国企业来说存在哪些机遇?11月2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几位中美商贸领域高级研究员，针对特朗普当选后的中美经贸关系展开圆桌讨论。 中美可能开打贸易战吗? “我们已经处在一场贸易战中，”特朗普在竞选时说，“我们拥有压倒中国的力量，经济力量。”这话是挺有火药味儿，但中美真正打贸易战的可能性并不大，小磨擦还是会有。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何宁认为，特朗普当选后，由于世界大的经贸格局没有变化，也因为中美双方都是世贸组织的成员，有多边规则的制约和约束，所以，从大方面来看，中美经贸关系不会发生大的波动。 但反倾销、反补贴这类双方贸易摩擦还会存在，“这些东西都是在商业和经贸活动当中出现的一些纠纷，我不把它和经贸关系两者划等号，出现纠纷不一定经贸关系不好，”何宁说。 另外，由于明显的经贸纪律约束，特朗普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也是不可能的。 特朗普是否会推动修改版TPP? 很有可能，但中美应寻求双方共同参与的合作贸易协定，缺少任何一方的区域贸易协定都很难真正发挥作用。 “我的判断，特朗普上来以后不会全盘抛弃TPP，因为毕竟是12个国家谈了五年达成的，现在也在美国主导下，里面也有很有价值的共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认为，“未来可能会作为美国新(贸易协定)的基础， 虽然是从TPP里来，但不会把TPP里完全达成共识的部分全面否认。这对中国既带来挑战也有机遇，中美能否更好地合作把TPP和RCEP结合起来。”RCEP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日韩澳新印共同参加。 “我们应把TPP和RCEP里有价值、有共性的部分囊括到亚太自贸区(FTAAP)里，做FTAAP的合并与提升。”王辉耀说。 特朗普是否可能指示财政部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可能也不可能，”CCG副主任、前驻纽约、旧金山商务参赞何伟文认为，“但宣布不宣布意义不大，只有本身转化成贸易政策才有用。但它无法转化，世贸组织规定在发挥束缚作用。” 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汇率政策报告书，国会从他国政府央行的交易行为中认定当中存在汇率不当操作而认定其为“汇率操纵国”。若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就必须据此对中国实施严厉的贸易制裁，届时很可能引发双方的大规模贸易战，并超出两国范围、波及全球。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特朗普上任后金融上的问题，而非直接宣布中国操纵汇率。”何伟文说，“他当选后，11月第二周以来，股市和债券市场明显出现分离，特别是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创新高，30年收益率超过3%，这是很难有的。” 特朗普要重现美国基建伟业，中国可以做些什么? 房地产商人特朗普讨好失业工人的办法很简单粗暴——建造点大工程，这不但是他擅长的事情，也是可以名垂千古的业绩，正如建造金门大桥和胡佛水坝的罗斯福总统那样。他曾承诺在十年时间里投资1万亿美元大兴基础设施建设，“让美国再次伟大”。 这种雄心对中国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机遇，这不但帮助中国输出过剩的工业产能，还让特朗普得以将他宣称从中国夺回的利益具体到美元数额。“中国过去这些年已经开发出了强大的基础设施的力量，这方面它既需要很多的工程技术，同时也需要很多资金，中美在这部分有很多合作的机会。”王辉耀说。 同时，“中国的企业可以投标、竞标参与，通过市场化参与，”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院原院长霍建国认为，尽管国家安全担忧可能是一项潜在障碍。 特朗普可能会让美国加入亚投行吗? 不是没有可能。 11月10日，在赢得美国大选后两天，特朗普国防高级顾问詹姆斯·伍尔西在《南华早报》上发文称，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的反对，是一个“战略失误”，他希望特朗普更加热情得对待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这引发人们对美国是否会在特朗普任期内加入亚投行的猜测。 “我们可以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包括邀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王辉耀认为，“可以共同开发第三国市场，包括非洲、南美等其他国家。” 今年1月亚投行正式开业运营，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提供最大规模的资金支持。美国一直不愿加入亚投行，但是其欧洲主要盟友却陆续加入，间接标志着美国最初的抵制策略失败。文章选自地球外参，2016年11月25日
2016年11月29日 -
沈南鹏：下一个风口究竟是人工智能、物联网还是虚拟现实？
沈南鹏，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导语】11月17日，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进入第二天。会上，红杉资本创始人沈南鹏发表了题为“信息化未来智慧化的治理”的演讲，分享了当前网络发展所面临的两大挑战。沈南鹏认为，安全是目前网络空间面临的第一大挑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网络与真实世界越来越难以分割，现实世界中的正义、和谐、文明也在网络空间遇到诸多挑战。他同时表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网络安全治理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大数据自我学习提升了人类自我自身能力的边界，如果能够善加利用，对网络安全治理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第二大挑战来自网络新经济，尤其是分享经济。沈南鹏表示，“分享经济冲击着传统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同时，分享经济的生存对政策依赖性很高，我们对于分享经济商业运行和组织管理模式还缺乏经验。”以下为演讲实录：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互联网发展的新动力。我的演讲主题是“信息化未来智慧化的治理”。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信息产业发展和创新活跃程度应该是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想像之外。明显的特征是信息技术创新嵌入了经济社会各领域，并且飞速深化，呈现了跨行业、跨技术平台、跃进性、突变性、颠覆性的发展特征。一方面我们看到在云计算、传感技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都有一些技术性的突破。另外一方面，信息技术与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机器人等各个行业交叉结合。一个信息技术引领的全新科技时代正在到来。信息化对人类生存影响巨大，信息化已经成为商业、政府、文化等各个方面所必需的共同技术底层。可以说一个国家的信息化程度与其综合国力息息相关。未来，国家的综合实力应该有一半以上来自于信息化的活力。信息化的发展是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这对企业、对政府都是一样适用。中国现在已经是移动互联网运用最广泛的国家了，没有之一。而且从规模和深度来讲，信息化在中国的发展还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这点跟其他国家也不太一样。比如我们看到在美国，移动互联网的大部分红利其实已经释放，增长出现相对平缓的状况。资本所扮演的角色也应该仅仅从投资上获取回报，演化为技术发展的深度参与者和助推者。资本可以深度的整合资源，引领行业对信息化的着力建设。优秀资本可以是市场中有效的助推器、加速器和平衡器。我想分享当前网络发展所面临的两大挑战：一、网络空间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安全挑战二、网络新经济，尤其分享经济带给我们的机制挑战对此相应的是对信息技术的管理和驾驭以及对智慧化治理的探索。首先，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网络空间与真实世界之间越来越无法切割。网络空间不再是虚拟的，像物理世界一样，网络空间正义、和谐、文明也遇到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涉及价值观、文明底线等各方面。需要我们跨越利益障碍，积极开展合作，共同治理网络空间。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各个国家对网络安全的硬件、软件投入都在不断的提升，顶层设计不断丰富完善。加强网络安全能力的建设，保障关键的信息技术设施安全，保护个人数据、隐私以及知识产权，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好的范例。值得一提的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网络空间治理有非常重要的技术价值。大数据自我学习提升了人类自我自身能力的边界，如果能够善加利用，对网络安全治理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我们看到，很多新的对网络攻击的防范手段来自于不断的学习、攻击的历史数据以及对未来攻击的预判，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订通讯行业网络安全技术手段建设指导意见，建造国家级网络安全大数据中心，形成全网安全态势和安全防御能力，为产业提供强有力的网络安全支撑服务，这些都是互联网行业值得期待的。第二点，基于信息化发展的跨时空联通能力，分享经济应运而生。比如分享式的交通出行方式、分享式办公和居住等等。这些以往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商业模式，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开始了。尽管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也面对很多质疑和挑战，但是不可否认，分享模式大大提升了效率，提供了全新的用户体验，似乎很难停下来其发展的脚步。预计到2020年，分享经济对中国GDP的贡献将达到10%。分享经济改变着我们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恐怕更重要的是思考方式。它是信息化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在盘活过剩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交易成本、提升传统行业等各个方面，分享经济作用初露端倪。中央政府开始重视分享经济，在政府工作会议中提出了“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这样的口号。中国分享经济有它自身的文化土壤特色，这是只有思考和研究的，比如优客工场以一张办公桌为起点提供了全新的分享服务，用户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激发出跨行业的创意和机会。分享办公把商机效益拉长了。近期我们注意到重庆市旅游局与Airbnb签约，将重庆旅游住宿资源通过这个平台向全世界推广。分享经济冲击着传统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同时，分享经济的生存对政策依赖性很高，我们对于分享经济商业运行和组织管理模式还缺乏经验。如何驾驭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使它为善不作恶，这也需要监管和配套制度的创新。从行业的参与者来看，我们认为对分享经济的发展不妨预留一定纠错的空间。每个地方或许可以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给出富有弹性的指导性安排，善加引导，划出明确的行业准入条件。同时我感觉分享经济是一个全球现象，各国之间应该将分享经济制度建设在分享经济领域的交流、促进、创新思路的相互激荡上。这个对分享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十分必要。各位嘉宾，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信息产业发展已经进入了相对成熟期，下一个信息科技的爆发平台究竟是人工智能、是物联网还是VR，没有人给出正确的断言，正如10年前PC互联网发展的早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信息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消费升级以及企业竞争力的升级将是日复一日、势不可挡。信息化可以让生活更加便捷和高效，智慧化治理正是实现这一切的保证。当我们仰望信息科技宇宙时，其实最深邃的星光可能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我们共同的情感和善恶取舍，技术手段永远需要为人类所驾驭。这或许才是科技发展最应该到达的彼岸。谢谢大家！文章选自战略前沿技术，2016年11月19日
2016年11月29日 -
【人民网】调查：非海归父母更愿让孩子接受国际学校教育
2016年11月2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北京王府学校联合发布《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CCG秘书长苗绿表示，低龄留学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家庭的青睐，“一考定终身”的教育模式正在成为历史。 国际学校的发展仍需更大的政策突破 调查显示，在309所国际学校中，只招生中国籍学生的有158所，占比51.1%；同时招中外籍学生的有105所，占比33.9%；只招生外籍学生的有46所，占比15.0%。在入学考试形式上，采用“自主招生”的学校有197所，占比63.7%；采用“自主招生+中考”的学校有95所，占比30.7%；采用“中考”的学校有17所，占比5.6%。由此看来，一半以上的国际学校仅招收中国籍学生，教育国际化发展仍然需要更大的突破。自主招生为主的招生形式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国际学校的办学特色与理念。 10-18岁之间的学生为国际学校学生主要群体 为进一步了解国际学校学生的发展现状，课题组对北京部分国际学校的学生开展了调查，共回收问卷1322份，其中，小学213份，占16.1%；初中258份，占19.5%；高中851份，占64.4%。 结果显示，国际学校的男生占比为56.4%，高于女生的占比43.6%。学生年龄分布主要以10-15岁和16-18岁两个年龄段为主，分别占47.8%和47.9%；10岁以下的占1.4%，18岁以上的占3.0%。可以看出，男生虽然多于女生，但整体差距不并不明显；在年龄方面，处于10-18岁之间的学生为主要群体，即中学阶段为学生和家长更加关注的学习阶段。 非海归父母更愿让孩子接受国际学校的教育 在国际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方面，父母均是海归的占4.5%，仅父亲是海归的占4.1%，仅母亲是海归的占2.0%，父母均不是海归的占89.4%。分年级来看，父母均不是海归的占比均在79%以上，其中，初中、高中的学生的父母为非海归的比例高达90%以上。非海归背景的父母更愿让孩子接受国际学校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长教育观念的变化。 但在留学意向所受影响因素方面，学生自身的判断力居于第一重要的位置，占70.7%；受家长的影响占53.3%；此外，受社会观念的影响占30.9%，受同学和老师的影响占15.9%；受媒体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占比较小，分别占5.8%、4.2%。 美英仍然是国际学生主要留学目的地国 调查发现，在选择国外院校时，国际学校学生的选择标准兼顾了学校的实力和自身未来的发展机会。他们最看重的两项因素分别是“学校排名”和“专业排名”，占比均超过56%；其次是“地理位置”和“就业市场前景”，占比分别为36.4%和32.6%；相对而言，学生们不太在意学费/奖学金、学制长短等因素，这两项的占比分别为22.6%和13.1%。 与留学择校标准相应，在最希望去哪个国家留学方面，选择美国的居于首位，占比61.3%，随后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分别占10.5%、7.5%、5.6%，这与目前这些国家拥有大量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具有吸引力的留学政策密不可分。法国、德国、新西兰、日本、韩国、新加坡均低于3.0%。此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占3.7%。美国和英国仍然是国际学生主要的留学目的地国。 回国就业是留学生的主流选择 在毕业后的职业生涯规划方面，选择“回国创业”的学生比例远高于“海外创业”，选择回国创业的占27.3%，选择海外创业的占11.3%；计划回国就业的学生占19.6%，选择海外就业的学生占16.1%；此外，也有超过25.6%的学生选择“没考虑过”。通过不同年级之间的对比发现，小学生选择“回国创业”和“没考虑过”的比例分别为30.5%、31.9%,均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高中生选择“回国工作”和“海外就业”的比例均高于小学生和初中生。选择海外创业方面的则是初中生最高，为14%，高中生最低，为10%。 同时，在出国留学的专业选择方面，商学类、艺术类、工程技术类位居前三位，分别占比23.7%、15.8%、10.1%，IT类、语言类、财经类紧随其后，占比在7%以上，选择人文社会科学类、医学类、法学类、自然科学类的比例相对较低。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11月26日
2016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