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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我们坚信，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专家简介王缉思，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1945年，驻北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在向中国老人学剑。美国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看过《中美关系200年》这本画册，当对这一判断有更深的理解。画册把200多年的中美关系史分为四个时期：1784年至1911年，主要交往集中于晚清时期；1911年至1949年，即民国时期；1949年至1978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之前；1978年至今，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相信中美关系专家对这样一种分期不会有太大争议。值得回味的是，中美关系史的分期，同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几乎完全重合。世界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束，都没有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分水岭。这说明了什么呢？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的学生正在对民众演讲。“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塑造中美关系的”中国历史学家章百家先生有一句名言：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套到中美关系上，可以说“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塑造中美关系的”。1949年中美关系的遽变，是这句话最显著的例证。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革命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对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实行同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对新中国采取了军事遏制、外交孤立、经济封锁的政策，此前150年两国之间建立起来的从民间到官方的深度交往完全中断。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但建立全面的经济、安全、外交、人文交流关系，还是在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后。可以预料，只要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不变，中美关系的第四阶段还将延续下去。在历史的长镜头下考察双边关系可以看到，在更多情况下美国是个恒量，而中国是个变量。换言之，中国国内政治的重大转折，能够直接影响甚至扭转中美关系，而美国国内政治则起不到这种作用。过去两百多年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主流价值观没有发生过剧烈的变化。一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的政治领导层换了一代又一代，共和党和民主党轮番入主白宫、统领国会。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60年代至70年代的民权运动、本世纪初的“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都造成了巨大冲击，然而这些事件都没有动摇当时美国对华关系的基础。美国的族群构成变化带来了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但也没有直接影响对华政策。1922年，闲暇时打麻将的美国妇女。相互影响之对比200多年来，中国通过改变自己而扭转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但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却远远大于中国对美国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史深深地烙上了美国的印记。这一点当属研究者的共识，不消多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对于1949年以前中国军政大事的直接参与。美国通过在中国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美国人，“引导”中国，输出美国的价值观，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的特殊方式。画册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参加清朝剿灭太平天国军事行动的华尔，在中国招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后称常胜军），任队长。华尔娶中国人为妻，还加入了中国籍，最后在同太平军作战中阵亡。1867年，刚刚卸任美国驻华公使（当时的“公使”相当于现在的“大使”）的蒲安臣，即被清政府任命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出使欧美诸国，开中国近代外交活动之先河。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离开中国成立保皇会，聘请美国残疾青年人荷马李为军事顾问，组建了一支军队在美国受训；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任命荷马李为首席军事顾问。1942年，美国将军史迪威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同蒋介石争夺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1945年底，杜鲁门政府委派乔治·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调解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冲突，以图避免内战。这是美国在历史上首次介入外国政治调停。马歇尔曾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但调停努力却以失败告终。创办了燕京大学并亲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毛泽东的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使他闻名于当代中国。从1949年司徒雷登离别中国，到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派特使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其间几乎没有任何美国要客驻足过中国大陆。但是，美国的政治渗透却以潜移默化的其他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中国政治主流一直相信，一旦放松了政治教育，美国的意识形态就会卷土重来，让中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境内敌对势力都到美国土地上去安营扎寨，同一些美国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即在知识界展开了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美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帝国主义的总代表，反美宣传成为群众运动。即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这根弦也没有放松。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官方高度警惕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图谋，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至今还是最大的。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书籍、影片和音像制品，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被大量翻译出版发行。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过贡献的美国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如为画册撰写序言的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在中国广受尊敬，知名度很高。在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美国人之一，是不久前出版了《论中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他在中国长达40多年的声望和人脉关系，让同时代任何其他国际人物都难望其项背。反向来看，200多年来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政治影响就相形见绌了。值得一提的，似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美国的政治造成了冲击。1950年，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发动了对所谓“亲共”的美国人士的政治迫害，将几位同中共有过交往的美国人，当成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其实，还有一件不应遗忘的事，证明中国也曾试图介入美国的国内政治，服务于自己的对外战略：毛泽东于1963年和1968年两次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并在声明中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不过，没有事实说明，这两纸声明对美国政治和种族关系产生了多大冲击。中国对美国政治影响的增加，是在1979年建交之后通过双边经济和社会交往的急速扩大而间接实现的。近年来，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保持在1.2万亿美元以上；双边贸易额在5000亿美元以上，2015年中美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到美国旅游的中国公民每年有200多万；2015年在美国就学的中国留学生达30万以上，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中所占比例最高。从理论上说，双方经济与社会交往如此密切，中国对美国政治必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的确在不断上升，但在美国国内的两党政治、选举政治、行政部门与国会的关系、宏观经济决策等方面的影响力，多年来似无明显提高。冷战结束后，总有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场合口头攻击中国，以迎合部分选民，可是迄今为止，涉及中国的议题从未在总统选战中占据重要位置。为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蒋介石派留美博士胡适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38年9月，胡适在火车站受到美地方政府官员的热情接待。反差为何如此巨大？为什么两国彼此之间的政治影响有如此强烈的反差呢？我们当然可以用双方国力之差距做出解释。然而近几十年里两国的实力地位逐渐接近，中国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到美国去宣传自己，却依然高度担忧美国的政治渗透，反向的担忧却无明显增加，可见国力差距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回顾历史，或许我们应当暂时抛开实力因素，从其他方面找找原因。美国商人和传教士，是早期中美交往中两支重要的力量。商业利润和宗教热情，至今仍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美国将二者相结合，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远比其他西方国家显著。画册详细描绘了著名的“庚款退还”的过程。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清朝驻美公使梁诚等人推动下，美国决定将“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以支持在中国开办和津贴学校，资助中国人留学美国。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递送备忘录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声称“成功教育中国这一代年轻人的国家，将成为花了一笔固定支出的努力，即能在道义、知识、商业影响中获取最大限度回报的国家”。罗斯福总统1908年亲自撰文予以赞许。他说：“美国人应当为本国将此项赔款的主要部分归还中国之举感到由衷的欣慰。在中国的基督教会学校现时必须在提升中国人品行的工作中起主导作用。”被选送使用庚子赔款而留美的中国学生中的许多人成长为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包括胡适、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等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同时，美国人也利用“庚款”和其他社会捐助在中国开办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以及雅礼医院（后来的湘雅医院）、协和医院等教会医院。今日北京大学校园（原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古典建筑及其设计，都是由司徒雷登请来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完成的。美国人在中国的文化教育活动，中国留美学生的言传身教，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社会精英。正如中美关系专家陶文钊教授所总结的，两百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是：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信息与价值观的自由流动”。近代在中国的美国商人和传教士，当代同中国交往的美国企业家和教师、科学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都自觉或不自觉服务于美国对华政策这一始终不变的目标，成为美国“软实力”的化身。反观中国的对美关系，在1949年以前的150多年里，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对美政策谈不上什么连续性主动性；1949年以后，中国国内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等动荡，对美政策也几经调整。如果说现代中国的对美政策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目标，除经济利益以外，大概还是维护主权和政治稳定，防范美国价值观渗透入中国，而非促进中国价值观向美国流动。200多年来，无论中国发生怎样的变化，从根本上始终没有建立过试图打动美国人心灵的精神追求。从19世纪末在美国修铁路的中国劳工，到今天频繁往返于两国之间的中国学生、企业家、专家学者、媒体人士，还有今天多达200万左右出生于中国、长期居住于美国的公民（所谓“新移民”），都在塑造着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认识。但是，很难说他们都在主动承载并弘扬着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服务于中国对美政策。更不消说，“新移民”中间的大多数人及其后代，最终选择了持有“绿卡”或加入美国国籍。这种现象，可以对两国之间政治影响的差距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1944年，云南腾冲一处街头，一名美国士兵正在向当地人“借火”。沟通能减少战略互疑吗？200多年来丰富多彩的中美人文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和国家层面的战略互信呢？答案是见仁见智的。民族和国家之间交流越多，就越容易产生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这似乎是常识。但是，中美关系的历史却没有给这种认识提供充足的佐证。在当代世界上，中国和美国是相互交往最多、共同经济利益最大的两个大国，这可以找到数据为凭。例如，中美之间直飞航班上的乘客每天超过一万人。中美元首见面与通话的次数之多，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层次之高、规模之大，两国结成友好省州、姊妹城市的数目之众，两国各地、各界的官员、学者、专业人士之间熟悉程度之深、交流之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两个大国。但是，今天中美关系的决策者、实践者和研究者却在谈论如何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时可能产生的对抗；两个国家的军队每时每刻都在做同对方发生武装冲突的准备和预案。在笔者看来，当前中美之间今天难以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原因不在于相互沟通了解不够，也不在于文化差异，而在于政治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不兼容。两国在冷战初期的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东南亚陷入直接对抗，固然有缺乏直接沟通的因素，但当年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政治利益冲突是引发对抗的主要原因。中美建交前后，两国面临来自苏联的共同安全威胁，达成了某种战略互助的默契，政治矛盾暂时被掩盖了。冷战结束时，两国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态度完全相反，中美政治对立便逐渐突出起来，十几年前，当两国实力差距巨大时，中国还能够以“韬光养晦”的心态应对美国的压力，而美国尚可以“静观其变”的心态，期待中国的市场经济带来政治自由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美国日益怀疑正在崛起而又拒绝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中国将破坏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及其领导地位，而中国对美国要破坏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疑虑有增无减。两国国内政治的不兼容，金融和经济利益的冲撞，加上地缘战略的相互竞争，三方面矛盾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中美两国中对于对方国家了解较多的人，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很难向本国公众作出有力的解释，说对方国家的战略意图并非如此邪恶，而本国的合作能够换取对方的和解或妥协。本画册所提供的历史故事，能够告诉我们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却无法证明增加沟通可以避免国家陷入战略对抗。中美对抗的另一个诱发因素是，两个国家里都有一些政治上有分量的人，视中美关系为“零和格局”。他们说，对方国家视本国为最大敌人，在敌我双方势不两立的情况下，要想中美关系好，只有牺牲本国的核心利益去取悦对方；所以，要想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和原则，中美关系不但不可能好，而且不应当好。还有人认为，将对方国家视为最大的敌国和安全威胁，有利于本国增强内部凝聚力。于是，主张对中国作出妥协、加强合作的美国人，被一些美国舆论攻击为“熊猫拥抱者”；主张同美国和解并相向而行的中国人，容易被扣上的帽子就更不中听了。好在中美两国三十多年来的历届领导人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都坚定不移地加强合作，避免冲突。1989年，中美关系曾跌入建交之后的谷底，但邓小平当年12月对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当近年来两国关系面临滑坡压力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都表示不认同“修昔底德陷阱”，强调增强中美战略互信，避免对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台湾地区访问期间向宋美龄行吻手礼。目前中国需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更多一些画册所讲述的历史故事，还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世界大环境、大变局、大趋势对中美两国及其相互关系产生了巨大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用广角镜去看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中美关系，都会有新的理解和体会。在第一个历史阶段，欧洲是世界舞台的中心，西方列强加上新兴的日本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美国正处在“和平崛起”阶段，在这一阶段晚期已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大清国则积贫积弱，内外交困，国运可以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来形容。美国参与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但只是“协从”而非“首恶”。在第二阶段，俄国革命震惊世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从崛起走到灭亡；美国和苏联开始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尚未统一，但已经以一支独立力量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美国先是为打击日本而支援中国，后是因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而反对中共，在这一阶段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最大。第三阶段的中美关系被冷战阴影所笼罩，世界范围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两国因朝鲜而陷入大规模战争，因越南而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双方为了应对共同的苏联威胁而走向了缓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但同美国的经济、教育、科技差距拉大了。在第四阶段，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秩序趋于稳定，国际规则被普遍接受，各国的共同威胁转向了贫富悬殊、恐怖主义、政治失序、金融波动、生态恶化等等全球问题，而大国战争的危险逐渐远去。在这一阶段，中国既是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也对世界和平和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中国在崛起，而美国相对于中国以外的其他大国的实力也在上升，维持着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回顾上述历史想说明的道理是：中美关系固然重要，而且在当今世界上越来越重要，但两个国家受到世界大环境的推动和制约，都有其他重要的国内外事务需要关心和处理，必须根据国内国际大局确定对方国家和双边关系的战略定位。仅仅关注中美关系这棵树，而忽视了整个世界这片大森林，就难免得出脱离实际的片面结论，比如“中美必有一战”或者“中美共治世界”。两国集中精力于国内发展进步，共同应对世界上的失衡和失序，才是避免对抗的最有效途径。审视200多年的历史画卷，中国人有理由感到自豪。100多年前，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是何等的耀武扬威，中国是何等的孱弱。现在，就世界地位和国家实力的总体而言，中国已经超过了当年参加过八国联军的欧洲国家和日本。然而美国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来讲，仍然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中国有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超越美国的经济总量，但两国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高等教育以及软实力方面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甚至有扩大的可能。两国需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目前中国需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更多一些。中国能在21世纪成为对美国影响最大的国家吗？中国的影响是何种性质的影响？美国应当向中国学习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将主要在中国方面寻找。在应何迪先生之命撰写画册序言时，我不由得想起我们和其他中美学者一起，参加1986年首次中美关系史双边研讨会的情景。那时候我们还属于“青年学者”，而今都步入老年，其中有些还抱上了孙儿。从那次研讨会开始，中美关系即已成为我们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尽管人微言轻，我们今天仍然在为中美友好、为子孙后代的和平与福祉而尽心尽力。因为我们都坚信，“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文章选自左右中， 2017年1月10日
2017年1月13日 -
田溯宁：借力中国移动大连接，推动数字经济时代到来
理事简介田溯宁，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我有一个要求，我们这些技术人员能不能在想技术名词的时候想一些更容易记的。我父母好不容易才记得什么叫WIFI，现在是NB—IOT，很多名词都记不清，我在运营商公司工作过，在IT公司工作做，这些年在做投资，我们在想能拥抱更多人的世界，我觉得有一件事可以在生态合作圈里面，能不能把技术名词做的稍微简单一些，这样大家都能记得住。 我们看一看，运营商这个词就是运营商发明的，电话发明之后运营商这个词成为这个世界语言里比较重要的词，大家现在都觉得运营商比起互联网公司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我觉得今天运营商这个词会再发青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后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学家生产者不知道用户谁在用，经济不能反馈，不能闭环，但今天我们想到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在物联网的时代的时候，每一个生产的制造商都会知道用户谁在用，用了多长时间，他下一次购买行为是什么，一个产品公司在万物互联的公司会变成一个新型的公司，我给它起名叫客户的运营商，所以我觉得运营这个时代正在有新的内涵，新的含义，所以我们稍微看一看，世界正在变成运营的世界，今天运营商在提供运营，大家想想所有的互联网公司，你深刻的看一下数字服务的提供商它也在运营。我们真正想一想未来的智慧城市是什么？城市也是一个运营商，只是运营它的市民，为各种市民提供需要的产品，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产品公司我认为都不是在提供产品和服务，而是为客户提供运营，所以我们从事运营商的人应该非常骄傲，未来数字化的新世界运营变成了更重要的一个名词。 我跟Airbnb和Uber的创始人聊，我说你们很像运营商，他们就是计费。只是Airbnb没有一个房屋，它是住宅的运营商，因为他知道谁要在旅行的时候需要住。Uber是出行的运营商，因为它掌握了客户什么需要一种专业车的服务。我们再想想前一天我跟张瑞敏在聊，当一个冰箱的生产者，在每一个冰箱里都有物联网的芯片的时候，它不再是仅仅提供冰箱的服务，它可以成为食品的运营商，因为他最早知道时候你的鸡蛋吃光了，你的蔬菜什么时候需要购买新的了，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里企业的形态在重构，我们正在成为一个从产品的生产者变成用户的感知者。我们的企业再不仅仅简单是生产一个产品，而是通过这个产品跟客户建立联系，然后发现客户在每一个时刻的需求，提供恰当的服务，所以在这样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企业也在发生变化。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运营特征？第一永远在线，什么时候都在线，我昨天跟移动几个领导聊，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在一个新的国外城市，中国移动就知道我在那儿了，永远在线，这是运营的特征。另外他在认证，为谁服务，用了多少它的服务，服务满不满意，这些核心的词都是运营的特征，我们细想在未来的世界是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应该永远在线，都应该知道客户在用什么，用了多少，满不满意，下一个需求是什么，所以运营会成为下一个商业非常重要的核心，只是我们的观念在变。在运营的世界里，各位讲到是一个生态的世界，不是所有的产品都由我来提供，我通过我的产品建立一个连接，当我发现它不同时刻，不同时空有不同需求的时候，我能够把第三方的产品及时推荐给他。而在这个运营的世界过程中，我们重新定义电信运营商应该成为什么？我在网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最让我激动人心的一个公司现在都没，叫世界通讯，当时那个创始人讲，他说运营商应该不光光提供语音，还要提供其他计算服务，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那时候太早了，今天到这个时候电信运营商应该变成一个超级计算机，中国移动不就是一个超级计算机，连了几十亿的终端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移动不仅仅应该提供简单的语音、流量，而且应该提供存储和计算。 第二方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用App，但是新一代APP应该提供复杂计费的能力，提供客户管理的能力，所以我认为在电信公司，从今天的电信运营商走向客户运营商的时代，应该不仅仅能够提供网络服务，而且应该提供存储和计算。在这样一个可管理的世界里，未来的应用商店能够是可计费、可管理的，高安全、高保证。 昨天我非常高兴跟中国移动签了战略合作协议，我们想一想，如果中国移动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需要一个操作系统，我们应该想象应该有一个超级运营商，一个超级OS，过去我们的操作系统只是管理一个手机，管理一个单人的计算机，不需要计费，不需要高安全的保证，也不需要复杂的CRM，当是一台超级计算机的时候需要一个超级的计算系统，它是跟安全有关的，所以我们要跟中国移动一起合作，打造中国人的超级操作系统，管理几十亿，几百亿的社会，这是一个很激动人心的时代。我经常在想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说有自己的操作系统，亚信的创始人跟我说他最遗憾的是做不出操作系统来，我觉得今天有这个可能，因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大更复杂的，一个操作的操作系统要管理几十亿，上百亿的核心，它的核心就是计费，CRM，安全、还加上大数据分析的能力。 中国移动在谈各种连接，我觉得我们一起应该在想通过软件和中国移动一道连接城市，让中国的各个城市都成为一种运营商，广州市的市长，广州市的政府应该知道广州市一千万个市民，它的公众服务怎么样，道路是不是可靠，停车场是不是够，各种各样的社会安全有什么的状态，我们要共同连接城市，共同连接产业。大家想想当每一个客户，每一个企业从提供产品的提供者，变成它的客户运营者，他需要计费，需要认证，需要各种各样的服务，而这些正是我们可以跟运营商来提供的，连接各个产业，这个过程中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未来当所有的数据资产都在网上的时候，安全会成为核心，而未来的安全我相信不仅仅是提供产品，而是提供一种安全的运营服务。 最后，我们想一想未来。我上个礼拜参加诺亚财富的一个论坛，都是很多投资者来分析未来两年全世界的投资机会怎么样？大家都非常悲观，整个世界有人讲，过去投资者最怕黑天鹅事件，就是怕出现一个黑天鹅，未来资本市场不知道怎么去做，其实有一个人讲了，你要想想川普当选，整个中国经济转型，欧盟的破裂，现在哪是一个黑天鹅，整个都是天鹅湖。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的时候，刚才孟总讲我们这些人是很幸运的，所有的经济是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是数字经济正在高速成长。我在想我们在看到一个黑天鹅的时候，但是另外一个软件定义的世界，一个数字化的目地正在升起。我们面对新的生态系统，我们一起要共同合作努力，应付不确定的事件，让在数字化新的世界中繁衍共生，完成人类历史长重大的转变，从工业经济变成可反馈的数字经济，我们在这里合作共赢，建立繁荣的生态系统。 谢谢！文章选自网易新闻， 2016年12月26日
2017年1月13日 -
马蔚华：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已发生一系列变化
理事简介马蔚华，原招商银行行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 中新网北京12月29日电 (记者 闫晓虹)业内专家认为，近两年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巨变，尤其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关键突破口。当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已发生一系列变化。 记者29日获悉，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行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马蔚华在中国绿公司年会——松下论坛上表示，跨国公司一直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传统优势，而目前跨国企业如何与中国企业合作进行技术研发，并携手创造新的价值，已成为中外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 他透露，近些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发生以下变化： 首先，跨国公司将中国视作其全球重要的创新基地。以往跨国公司只将其生产制造环节移至中国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很多跨国公司已经将中国视作其全球重要的创新基地，并不断加大投资力度。 根据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1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3.9%，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97.7%。在高技术服务业中，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实际使用外资涨幅较高，这是一个重大的趋势性变化，科技创新是和需求联系在一起的，给他们提供了动力，这是科技创新的出发点。 其次，跨国公司与本地需求相结合创造新价值。跨国公司正在将其全球化的视野与本地化的需求相融合，创造出独特的本地价值。跨国公司不仅在中国组建研发团队，还在中国本地化产品线研发的指导思路下，直接做本地化的新品需求分析研究，最后实现产品的研发制造。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在本土化创新方面正在逐步加强。 第三，经营理念和价值观的融合。跨国公司还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与经营理念同中国文化相结合，提出了切合中国本土发展的经营之道。这使得跨国公司可以更加快速地融入到中国市场中。(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 2016年12月29日
2017年1月13日 -
【光明日报】中国智库：心怀风云行大道
当今国际秩序正在进行深刻的调整变化，国际关系处于重要的转折关口。这一形势变化，在为我国智库界提出更多挑战的同时，也成为各类智库在国际舞台上显露峥嵘的难得历史机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2017”将“国际影响力”作为重要维度，置于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全面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是具有现实价值和深远意义的主题对焦。 在大会讨论和三个平行分论坛上，智库中人放眼风云变幻的全球局势，围绕我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战略，就加强和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智慧碰撞。服务和用好主场外交提升全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 2016年9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作为近年来我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峰会，载入全球经济治理史册。回顾这一主场外交，无法忽视智库在其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作为一支新兴力量，智库凭借公共外交优势，在国际舞台灵活地穿针引线、积极凝聚各方共识、有效开展议程设置，成为峰会一大亮点，为我国对外交往积累了宝贵经验。 2017年，我国又将迎来两项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上半年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下半年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珠玉在前，各方对智库界寄予厚望。有效应对全球性重大议题，需要智库界提出真知灼见；贯穿全年的两项主场外交活动，也将为智库自身国际影响力提升提供难得的主场助推。 以服务和用好两项主场外交活动为思考基点，智库专家学者就提升智库国际影响力贡献思考。 既要留意具体，又要着眼根本。在中央党校教授赵磊看来，我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既要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如资金、项目、人员，也要提供理念性公共产品，如治理方案，更要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并通过区域性的制度安排推动全球性制度的完善与重组。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柯银斌态度鲜明：“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制度之争，智库要为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提供智力支持。” 既要解决中国问题，又要跳出中国看中国。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当前海内外交流日益频繁，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大不大，首先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得好不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王义桅指出，很多问题看似“中国问题”，实际上是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问题。“中国智库既要伐中国之谋，也要伐世界之谋，提出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方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认为，各国智库需要互联互通，搭建交流平台，围绕各方共同关切和各自诉求，展开对话和探索。 既要着眼当前想办法，又要把握长远谋未来。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指出，当今到了中国智库“走出去”的时代，智库要积极在海外设置分支机构，利用好海外数量庞大的华人华侨资源。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看来，开展基础性、长远性、战略性问题研究，是学术研究型智库安身立命和增强国际影响力之本，我们要获得话语权，就必须对世界发展趋势进行精准把握。 既要在国际舞台挥洒自如，又要以静定功夫夯基培土。在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看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积极配合国家总体外交议程，精心设置议题，同时推动国内外话语体系转换。对于智库建设，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常务副理事长王灵桂认为，要在“修齐治平”四字上着力。修，即开展精细化基础研究，坚持一地一策、一事一策。齐，即带好队伍，同时开展“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学术共同体建设。治，就是要出好主意、想好办法，当好国家参谋。平，就是要有战略意识、战略眼光、战略思维。经营国际传播“百年老店”开拓公共外交施展空间 面对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我们如何在国际话语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认为，智库实现有效传播有赖于思想产品的创新，这是智库传播力的灵魂。另外，以网络为媒体的传播是国际社会智库传播的重要发展趋势，根据定量研究分析，我国智库网站的国际影响力较弱，更谈不上利用社交媒体来进行国际传播，值得国内智库界高度重视。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于运全说，兰德公司不是一天建成的，互联网时代经营智库尤其要有品牌意识，以敬畏之心打造国际传播的“百年老店”。 上海高校智库管理中心执行副主任沈国麟强调，要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周边国家的舆论生态，不能只关注美英媒体。 随着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智库公共外交作为政府外交的重要补充，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院长竺彩华认为，与政府外交相比，智库开展公共外交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智库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世界大势作出判断，以创新思维在对外政策制定上发挥前瞻作用。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信息室主任冯钺认为，公共外交重在“交”字，我们现在和世界上主要智库的交往非常不够，要解放思想、进行制度革新，激发公共外交潜能。营造健康文化氛围实现与决策层良性互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我国智库文化建设迎来了“黄金时代”。专家学者认为，智库要增强国际影响力，必须加强健康文化氛围营造。 智库功能影响智库文化，对智库文化的深刻认知将助推智库功能的实现。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指出，学术可以是学者的“一管之见”，但智库的研究对象必须是“前世今生”“左邻右舍”“从头到脚”“行之上下”。智库要解决的问题是综合性的，这是与学术研究的根本不同。很多智库研究跟一般学术研究几无区别，能解决什么问题？ 谈及目前智库文化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方长平指出：过于重视短期成果和应急性研究，缺乏开展战略性、开创性研究氛围；过于重视领导批示和媒体影响，缺乏开展精品内容建设的浓厚氛围；研究、反映、解释社会现象不足，设置议题能力不够。 决策影响力是智库影响力的根本保障，与决策者实现良性互动是形成智库影响力的根本途径。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杜志章认为，智库与决策层的关系应该是置身决策层之下，搞好一线调研；置身决策层之中，与决策者亲密接触；置身决策层之上，为决策者提供战略参考。要从了解问题与解决问题、抽象的宏观研究与埋头苦干等方面推动智库和决策层良性互动。（本报记者 贾宇 张胜）文章选自《光明日报》， 2017年1月12日
2017年1月13日 -
龙永图：特朗普当选，中国如何应对世界变局？
龙永图，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由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主办的“2017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今日在北京开幕。以下为龙永图演讲全文：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海归中国梦的年度盛典。我也算是“老海归”，70年代初由国家公派去英国留学，当时我们的国家经济极度困难，是中国老百姓用自己的血汗钱把我们送到国外留学。我一直心怀感恩，我们这些人从国外留学回来报效国家和人民，是天经地义。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盛会，我也希望新一代的海归能够继承老一代海归的优良传统，继续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实现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纵观国际局势，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新一届政府即将上台。在全球政治经济风云空前变化的复杂年代，的确给全球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这种不确定性是不能控制的，但是我们确实能够控制我们自己的确定性。正如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对于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最好的办法就是确保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确定性，这就是“以我为主”、“以不变应万变”。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外开放，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自信。我一直认为，在对外开放当中只有自信才能建立真正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格局。面对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以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我认为虽然会有一些困难和波折，但总的来讲，中美经贸关系会继续平稳健康的发展，对此我是有信心的。第一，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足以使我们有更好的基础和美国实现平等的对话、互利的合作。有些人认为，目前中美经贸关系形势严峻，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形势是严峻的。但是，凡是参与过过去二十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人，会感觉到目前的形势无论怎么严峻，都与当年的严峻程度无法比拟。举个例子，1998年中美两国就中国的银行业开放进行了谈判，当时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形势呢？中国最大的四家商业银行：工农中建，总的资产加起来还不如美国一个花旗银行，而且这些银行背负着32%的坏帐，可以说技术上已经破产。但是经过艰苦的谈判，中方咬紧牙关顶住了压力，当然美方也给予了理解、释放了善意。中美就银行业的开放达成了协议，如果说在当年中美两国的经贸实力如此悬殊情况下，中美两国通过理解和沟通还可以达成协议，那么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缩小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就经贸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我们不害怕任何的不确定性。第二，任何国与国之间的经贸谈判和经贸关系，最坏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寻求中美之间应该共同努力，实现互利共盈。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相互交织已经如此之深，一年5600亿美元的贸易，存量达1600亿美元的投资，一千五百万人次的旅游量，一旦中美的经贸关系遭受破坏，对双方的伤害都是很沉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尽最大的努力来避免这种结果的产生，因为最终伤害到的是我们的人民，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在此，我也想特别讲到，一旦出现最坏的情况，双方都会遭受到伤害，但中国有一套自己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的体制，我们承受伤害和修复伤害能力会远远超过美国。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经在美国工作了七年，并多次访问美国。对于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对美国和它的人民充满了尊重和善意，我相信美国成熟的体制和成熟的国民，能够阻止任何伤害美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情况发生，对此我是有信心的。因为几十年前，从我们开始从事对外工作的第一天起，我们就知道和任何一个国家打交道首先要着眼于它的人民，我们处理中美关系首先考虑美国的人民。其实在很多令人担心不确定性当中，我们应该看到中美关系在新一届政府当中也可能出现一些令人惊喜的亮点，比如中美能不能在包括亚投行在内的“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寻找合作的机会呢？能不能在美国重整基础设施和重整制造业的进程中寻找合作的机会呢？实际上这种合作已经开始，在座的曹德旺先生和一批中国的优秀企业家已经开始，而且正在美国进行非常庞大制造业的工程。从参与中国入世和中美关系谈判中，我们曾经一次次陷入僵局、一次次感到绝望。但是通过真诚的沟通、耐心的谈判总是峰回路转总是达成了协议，因为内在的力量和相互的利益使我们最终必须达成协议。女士们、先生们，面对中美经贸关系不确定性，首先是要确保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确定性、确保中国的社会多元而团结的确定性、确保我们无论在多么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确定性，有了这些确定性我们可以成功化解各种不确定性，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沟通交流中，我深信实现中美关系和中美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的确定性是完全存在的，实现这种确定性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为此我们都必须共同努力！谢谢大家！人民论坛记者会后专访：国家外经贸部原副部长龙永图接受媒体专访人民论坛记者：2016年全球都在经历一种“不确定性”，从欧洲恐袭到英国脱欧，从美国大选到韩国朴槿惠事件，这样的“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基于此，中国该如何应对？龙永图：美国大选和朴槿惠事件已经算“不确定性”了，但是新的一年当中不确定性是存在的，“不确定性”是需要经常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特别是国外发生的一些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所以出现“不确定性”，我们只能沉着应对、冷静观察，不要做出太过度的反应，要认真研究。对中国来说，最关键的要有定力，以不变应万变，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只有自己事情办好才能在全球任何不确定性当中站稳脚跟，应对最好的结果。当前，中国政府一定要在全球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坚持和平发展的确定性是不会变的。如果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和平发展的愿望、决心是确定的，这样在处理很多问题时就处在主动地位，表明中国是一个坚持和平发展的国家。人民论坛记者：您不仅是经济专家，还是教育专家，中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每年都在递增，对于这样一种现象您有什么看法？龙永图：中国更多学生到国外留学总体来讲是一件好事，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结果，也是中国愿意向世界学习，愿意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拿到中国来，是培养新一代国际化人才的好事。但是怎么样把这件好事办好非常重要，我们的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学生也好对这个现象要很理智。我特别关注的是尽量减少低龄留学的问题，从国家层面讲，希望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有基本的认同，这样才会有根，不论到哪，不论离家多远，不论多少风吹雨打，都有这个根。特别希望大家在低龄留学问题上给更多关注，不要盲目跟风，真正使留学这件事情变成好事情。很多家庭很多孩子太小就出国留学，留学不是目的，培养为国际化的人才才是目的。希望通过人民网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使我们的学生、家长都理智考虑这个问题，让孩子成熟一点，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家庭意识强了以后再出国，效果可能会更好。孩子出国留学总体来讲是好事，国家也是希望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到国外留学，回来以后帮助国家的建设，即便不回来留在留学国家依然对中国、祖国是一种积极的正能量，这一点历史证明了。所以借助这次论坛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谢谢大家。（人民论坛记者：李金芳）文章选自人民论坛网， 2017年1月9日
2017年1月13日 -
薛澜：中国要真正形成现代化公共治理体系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2016年，对于中国而言是厚积薄发的一年，也是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的一年。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向世界发出倡议，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全球经济治理。而中国经济自身也呈现出结构调整、新动能成长、企业效益改善等亮点。 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孕育着哪些机会？中国经济如何融入全球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上述话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他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科长江学者，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主要研究公共政策与管理。薛澜认为，为了推进改革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要真正形成现代化的公共治理体系。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给全球带来机会 中国经济时报：世界经济在曲折中艰难复苏，不同经济体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近来出现一些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的声音，这对全球经济的未来会有怎样的影响？ 薛澜：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倾向，长远来讲对全球经济是非常不利的。现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各种信息、货物流通，最终结果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很多国家的百姓没有意识到，实际上自己是全球化很大的受益者。因为，全球化使得美国等很多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物美价廉，生活水平继续提高。 当然，全球化的确带来了不确定性。在很多传统发达国家，一般百姓原来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养家糊口，可以过上不错的中产阶层生活。但现在情况发生改变。一些人有可能比原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也有可能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而丧失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容易把贸易问题放到一个较突出的位置上。现在全世界各国都要思考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协调政策，并且在现有WTO贸易框架下，如何不断地推进更加开放，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调整再分配体系，减少收入差距。 从长远来讲，不能轻易在WTO之外，各自去弄一些小块块，去蚕食WTO的作用。虽然当前WTO谈判遇到一些困难，但各国还是要一起努力去克服困难，在大的框架下总体推进。与其相关的还有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保持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避免一个国家的政策调整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的外部性。如果美国要加息，可能对资本流向有很大的影响。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给全球发展带来新的机会。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有三个核心支柱：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包容性发展以及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涉及国际发展的各方面问题，包括气候变化、非洲工业化等，都可以纳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需要在观念上进一步开放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的经济要与全球经济融合发展，未来应该怎么做？如何推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薛澜：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从中收益巨大。当然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从观念上还需要进一步地开放，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发展需求。现在，我们有更多的企业到国外投资，更加体会到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彻底地解决仍然或隐或现地对外资或民营企业的歧视或不公平的条件，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中国市场都能享受同样的待遇。同时，中国企业 “走出去”也面临着公平待遇问题，既需要这些企业自身的努力和争取，也需要国家通过外交渠道等各方面来努力。 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央政府是有定力的，努力地推进结构性改革。我们必须避免用短期的手段来解决长远的问题，本届政府有很大的决心去推动改革，坚持下来很不容易。有些地方受到的影响很大，这时候就要有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体系本身也面临着重大的改革，这是一个双重挑战。坚持推进结构性改革，如果没有社保作为托底的话，可能会产生社会动荡。但如果只是被动地提供保障，以后负担会越来越重，会不堪重负。所以还得去引导，怎样让失业、下岗人员参加各种技能培训，提高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政府还要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现在争议较多的是各种收入不均和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最近，政府在努力解决扶贫问题，这是问题的核心要害。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也要想办法扩大中产阶层。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要让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稳定器。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中产阶层绝大部分应该是知识阶层，能用知识和技能去创造价值。然而，中国社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把这个问题理顺，知识创造的无形价值在社会上得不到承认。举个例子，医药卫生行业的社会价值在中国被严重压低。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学医的人改行的现象。 此外，中国发展到今天，有很多产品需要提高质量，提高附加价值。一个社会如果高质量的产品卖不出去，厂家就不会有积极性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真正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品牌有多少？我们满足了过去的物美价廉，但是没有真正的品牌。今后，我们需要大批的人去研究创意，研究如何建立品牌，研究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开拓。中国恰恰这一块的人才非常缺，但其实背后还是知识型人才市场的问题。如果拥有创意、知识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的人才体现不出市场价值，相关的行业就发展不起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的“上学无用论”开始重新登场。中国必须完善知识型人才市场的机制，使得知识和技能在人才市场上得到应有的价值认可，这样的话才能形成正向激励，推动知识型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 中国要形成现代化公共治理体系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正在推进结构性改革，如何有效地推进改革？ 薛澜：中国推进的结构性改革，实际讲的是需求侧和供给侧的问题。 政府的改革最复杂。政府存在两类问题，第一类叫作政府失灵，政府很多行为，跟原来预设的理性行为不一样，不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利益。政府失灵的典型情况就是官僚化的倾向，追求政府规模、地位、特权等；还有就是委托代理所产生的问题。这类问题是内在于政府的，中外各类政府都有的共同毛病。第二类问题叫作政府能力不足，尤其是中央政府，跟现代理性政府运行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改革到了今天，不再是简单的方向判断问题，需要更加科学理性地分析各类政策，中央政府的能力和资源远远不够。 政府失灵和政府能力不足两类问题混在一起，使得政府的工作和改革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大家对政府抱怨比较多，另一方面大家还嫌政府规模太大。当然，中国政府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均衡。不管怎么说，中国中央政府的规模实在是不大。大家到政府部门去看一看，就会发现公务员“5＋2”“白＋黑”是经常的事情。我告诉国际同行中国中央政府的规模之后，绝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所以，这中间其实有很多没有理顺的地方，包括政府的职能。下一步，政府改革需要去理顺哪些是政府必须要做的事，哪些事情可以交给市场或社会。同时，各类公共事务和行政资源在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如何配置更加优化，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需要真正形成一个现代化的公共治理体系，在这种治理体系里，政府发挥其职能作用，市场能够在产品服务提供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社会能为公共治理提供充分的活力。政府、市场、社会这三个要素在什么问题上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什么是合理的平衡点？这些都还需要不断地探索。这三者之间和谐共治的局面是我们最期望的。这个现代化的公共治理体系没有形成，中国总体的改革就没有完成，中国经济社会的各种潜力就无法充分发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应该往什么方向去发展，要主动去引导。政府要站到前面，把社会往健康的方向、长久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去引导，这是政府现在需要努力做的。 中国需要考虑的具体政策问题很多。例如，科技进步对社会带来影响的不确定性在加大，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转型到底要花多长时间，中间会有一个转换期，对就业影响会较大。而且新的技术创新可能会带来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在这种大的变化过程中，我们的教育培训体系没有能够跟上。因为，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最需要的是能够及时更新技能，不断学习，然后去适应新的就业需求。 其他需要推动的改革还有很多，比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现在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大部分都供给过剩，但看病难的问题多年来仍然没有解决。这就是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对优质医疗服务有这么大的需求，但另外一点，很多医学院的大学生毕业了以后不愿意当医生，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大部分其他国家，医生是最受尊重的行业之一。但目前我们的医疗服务体制使得医生不但名义收入低，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甚至有生命危险。背后的问题就是体制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真正深入分析，在这方面达成一定的社会共识，然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那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中国的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毛入学率，同龄人能够上大学的达到40％，相当于国际上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教育质量的差距很大，而且我们提供的教育跟社会的需求脱节。所以一方面每年有700多万的大学生毕业，但另一方面，很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有很多行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教育体系怎么样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解决错配也是一个难题。 通过法律法规鼓励企业创新 中国经济时报：改善社会公平和生态环境，企业的力量不可或缺。如何尽力去解决上述问题，让公共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 薛澜：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让企业真正良好地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发现自己的潜力，通过劳动创造价值，这是它最大的贡献。企业做事情必须得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生产的产品要高质量，对人体无害，也要为社会做一些公益，支持公益事业。 生态环境是目前全社会关注的，我们付出的代价非常沉重。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讲，可能要避免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大起大落地解决。企业关门的成本很高，而且容易死灰复燃。而应该通过法律法规把大的方向指清楚，并且给企业一定的时间，让其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手段来逐渐过渡到新的生产过程。新《环保法》的出台都往这方面去引导。方向是非常明确的，也需要有耐心。 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政府要跟所在国的政府联合起来建立好的监管体系，鼓励诚信的企业能够受到合理公平的待遇，能够有真正的盈利机会，好的企业会去得更多。同时也要合作打击不法的企业，这样的话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比如帮助非洲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对中国长远来讲是有利的。如果那个市场是很糟糕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短期中国企业可能赢点小利，长远来讲对中国企业并不利。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时报》， 2016年11月28日
2017年1月12日 -
郭盛：低谷中的曙光 文化软实力造就最佳雇主
郭盛，智联招聘CEO，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我们发现和前几年相比，公众眼中的最佳雇主评判标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企业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强，职场社群化现象已经成为主流。组织的重要性正在逐渐降低，但在社群的驱动下，企业和雇员会迎来更融洽的未来。 经济低谷迎来就业曙光 2016年，中国GDP增速继续保持了下行趋稳的发展趋势。但与宏观经济走势不同的是，中国就业市场却呈现出一片繁华的景象。 以今年第三季度的就业数据为例，根据智联招聘公布的数据显示，交通运输行业的在线职位招聘需求同比增加74%，IT互联网行业同比增加45%，金融行业同比增加26%。由此可以发现，虽然我国GDP增速保持稳定，部分传统产业用工也趋于萎缩，但在经济新动能的推动下，就业形势却迎来了新的曙光。 智联招聘CEO郭盛认为，经济形势的变化一定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更深刻的变化，今年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人才经济、分享经济、品牌效应和社群组织。在人口红利消失和经济转型的影响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人才经济的时代，企业对于优秀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而分享经济也对中国就业带来了巨大改变，在灵活就业观念的引导下，兼职类岗位的增速已经超越了全职岗位。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企业开始更加重视雇主品牌的打造，通过独特的品牌效应吸引优秀的人才。与之相匹配的是，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新的变革，而在优秀企业当中又普遍拥有一个相同的特质，那就是社群组织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社群崛起软实力是雇主品牌致胜法宝 在不同的经济时期，求职者会有不同的择业诉求，而公众对于“好老板”也会提出不同的要求。 郭盛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中国年度最佳雇主评选活动举办11年以来，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10年以前榜单上基本以跨国企业为主，随后中国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2015年最佳雇主的评选指标发生显著变化，此前薪酬待遇指标最重要，随后软实力的重要性开始上升，2015年“对员工的尊重”成为最重要指标，而今年变成了“吸引人的企业文化”。 在郭盛看来，未来决定企业能否成为公众眼中的最佳雇主，发挥决定作用的就是企业的软实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内部的社群纽带。社群是企业内部存在的非正式的组织，有四个重要因素，分别是价值导向、伙伴关系、赋权组织以及基础的薪酬福利保障体系。 所谓价值导向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和使命感，不仅能得到员工的集体认同，更能让员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在伙伴关系方面，郭盛的理解是平等和尊重，他说：“腾讯员工申请内部转岗，如果有业务团队接收，就可以自由选择转岗。再比如万科，在股权层面、项目层面和事件层面拥有自己的事业合伙人机制，对负责人的选拔主要基于对事件本身最有发言权、最了解和最有动力的人。” 赋权组织即是对员工授权，能够自下而上创新的组织。例如携程做了一次重大的改变，把矩阵式的组织架构改成扁平化事业部单元结构，这一变化能够让每个人动起来，把小组织作为自己真正的归属。 “任何好的组织架构，最后一定要落到薪酬上”，郭盛举例说“比如万科的合伙人制度、乐视的股权激励机制；这些企业真正能把先进的理念用在自己的组织上，对组织有突破，企业才会更快的成长。” 知行合一让企业建立真正纽带 未来，雇员在雇佣关系中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企业不仅要做到对雇员的平等和尊重，还需要一个完整的社群体系，来指导企业建立真正的内部连接纽带。 对于此，郭盛表示：“第一，企业的领导人需要自上而下的推行改革。第二，真正要以员工为核心，人力资源部门不是制定规则改变员工、管理员工，而是适应员工的需求，不断地改变自己。第三，一定要数字化，以前我们的最佳雇主更多的是凭感性，现在随着大数据的积累和叠加，我们最终的结果越来越理性，越是在人文类的科学里面越需要数据。”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雇主与雇员为了相同的价值观聚集在一起，彼此在相互信任中促使雇佣关系更加健康和谐。企业传统的层级管理制度已经被扁平化的赋权结构所取代，老板与员工成为伙伴关系，员工有了更强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职场“社群时代”已经到来。未来企业需要在不断发展企业的同时不断进行雇主品牌建设，让社群的“潜规则”变成职场中的纪律。文章选自光明网， 2016年12月15日
2017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