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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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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网】报告:中国学生对留学成本考虑最少 归国人数增加
综合北京青年报、中新网12月13日消息,《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蓝皮书12日在京发布。报告围绕全球化时代中国留学和来华留学两方面展开,重点关注留学低龄化、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创业及从政意愿等问题。 该报告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旨在客观反映中国留学现状及特点,为中国留学发展建言献策。 学成归国留学生人数增加,与出国留学人数的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 报告主编之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指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赴海外留学总人数已接近500万人,其中半数以上回国发展;中国作为第一大留学输出国,也在逐渐成为具有活力的留学目的国。 他表示,留学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好中国的留学现象至关重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认为,报告通过对留学全过程的跟踪,抓住突出问题、汇总专家意见,给有意留学者以启发和参考,给学成归国者以指导和准备,给相关机构改进留学管理工作以重要依据。 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为52.37万人,同比增长13.9%;留学回国人数达40.91万人,较2014年增加了4.43万人,增幅为12.14%。 报告还显示,超过六成的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已回国,其自主创业的比例远高国内读研的毕业生。 CCG秘书长苗绿指出,学成归国留学生人数增加,与出国留学人数的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工作机会和国际化的薪酬待遇。 报告显示,在对留学回国人员进行的调查中,上述两项举措的吸引力占比分别为58.8%、47.7%,其次是放开出入境限制(30.5%)、支持重大科研项目(28.7%)、取消户籍限制(28.3%)、解决回国养老问题(19.4%)。 不过苗绿也表示,留学回国人数虽稳步增长,其整体工作满意度仍有待提升。 据苗绿介绍,有超过六成的留学回国人员在基层岗位工作,实际薪酬低于其期望薪酬,所学专业与工作匹配度、工作满意度均较低。 其中,仅有26.4%的被调查者,第一份工作起薪高于一同进入单位的国内学生;16.5%的留学回国人员在所学专业与实际从事工作的匹配度方面选择“非常匹配”。对当前工作持“非常满意”态度的仅为3.5%,选择“满意”的为27.1%。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已连续五年发布《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在国内外形成广泛社会影响力。 中国学生对留学成本考虑最少 报告指出,2015年度,中国在海外留学的学生有126万人,中国留学生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4。而在留学学校的选择上,中国留学生更注重学校的声望,对学费考虑最少。 蓝皮书指出,2015年度,中国在海外留学的学生有126万人,约占世界国际留学生总数的25%,这意味着每四个国际留学生中,就有一个是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中国既是美、加、英、澳等英语国家的最大留学生生源国,也是日、韩、新等汉语文化圈国家的最大留学生来源国。数据显示,我国在美留学本科生首超研究生,本科阶段的留学生增速明显快于研究生阶段。2014-2015学年,赴美攻读本科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第一次超过了赴美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数,其中攻读本科的中国学生达124552人,较上一年增长12.7%,攻读研究生的中国学生达120331人,较上一年增长4%。 蓝皮书指出,职业发展前景是大部分国际留学生择校时考虑的最重要因素。调查显示,约58%的印度留学生将职业发展前景作为首要考虑目标,40%的欧洲留学生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学生认为职业发展前景为重要考虑因素。相比于职业发展,中国和中东的留学生则更注重学校的声望,约47%的中国留学生和34%的中东留学生认为学校的声望非常重要,而认为职业发展前景重要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学校/项目的影响力考虑。 CCG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地区的学生,中国学生和中东学生对留学成本的考虑最少。其中,仅29%的中国学生和26%的中东学生认为学费非常重要。而对生活费的考虑,仅14%的中国学生认为非常重要。这些现象反映了随着中产阶层的不断壮大,中国中产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加重视,但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留学生留学更多依赖家庭资助的问题。 同时,一方面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放缓,一方面留学回国人数增长加速,目前留学回国人数已超过累积出国留学总人数的一半。《中国留学发展报告》研究显示,1978-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404.21万人。其中,126.43万人处于学习研究阶段,221.86万人选择学成回国,学成回国学生占已完成学业学生群体的79.87%。 CCG秘书长苗绿表示,良好的工作机会和国际化的薪酬待遇是吸引留学生回国的主要影响因素。调查发现,对留学回国人员吸引力较大的措施主要包括提供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机会、提供国际化的薪酬待遇。其次是放开出入境限制、支持重大科研项目、取消户籍限制、解决回国养老等问题。文章选自澎湃新闻网,2016-12-13
2016年12月15日 -
【光明网】《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优化留学回国创新创业政策环境
核心提示:■ 中国留学生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4,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有所放缓;■ 留学低龄化现象更加明显,掀起高中生出国留学热潮;■ 留学回国创业热情高,创业领域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政府既要加强服务海外留学学生群体,又要优化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政策环境 光明网讯(记者 张胜)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No.5》12日在京发布。报告研究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发展特点,就促进来华留学发展、发挥环流型留学人才作用、完善创新创业环境等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中国留学生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4,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放缓 报告指出,2015年度,中国在海外留学学生有126万人,约占世界国际留学生总数的25%。同年,中国来华留学生总数达39.76万人,约占世界国际留学生总数的8%。中国成为出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出国留学生和来华留学生总数均超过美国的出国留学生和在美留学生总数,中国留学生的国际流动将影响全球国际态势。 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2.37万人,同比增长13.9%。2000年—2015年间,中国留学人员数量以年均18.9%的增长率迅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至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404.21万人。其中,126.43万人处于学习研究阶段,221.86万人选择学成回国,学成回国学生占已完成学业学生群体的79.87%。学成归国留学生总人数的明显增加,与出国留学人数的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 对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No.5》主编苗绿表示,良好的工作机会和国际化的薪酬待遇是吸引留学生回国的主要因素。调查发现,对留学回国人员吸引力较大的措施主要包括提供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机会、提供国际化的薪酬待遇,分别占比58.8%、47.7%。其次是放开出入境限制(30.5%)、支持重大科研项目(28.7%)、取消户籍限制(28.3%)、解决回国养老问题(19.4%)。 留学低龄化现象更加明显,掀起高中生出国留学的热潮 据CCG与麦可思联合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在高中阶段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比例明显增加,掀起高中生出国留学的热潮。例如,中国学生赴澳大利亚就读高中及以下阶段教育比例逐年增加。截至2015年4月,中国留学生占澳大利亚高中及以下阶段注册留学生数量的49.6%。 苗绿表示,这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特有的社会现象。一方面,中国中产阶层持续壮大,具有经济实力的家庭支持中小学生出国留学;另一方面,我国人才培养的方法、机制等尚未与国际接轨,在国内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升学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留学低龄化更加明显。 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热情高,创业领域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底,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40.91万人,自1978年至2015年回国人员总数达221.86万。随着留学回国人员数量的激增,他们的就业也开始面临激烈的竞争。在被调查的留学回国人员中,有超过11.9%的人选择了创业,按照性别进行分组后发现,13.2%的男性选择创业,8.2%的女性选择创业。选择创业的比例远高于国内大学生毕业创业比例(根据麦可思调研,近三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2015届大学生创业比例为3.0%)。 苗绿表示,留学回国人员创业方面存在以下特征:第一,创业集中在一线城市,据调查,超过四成的人选择在北京、上海创业。第二,创业领域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生物工程/新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海归创业最为活跃。第三,创业成本高、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根据调查,创业中排名前三项的困难是经营运行成本高、融资困难、难以引进和留住适用人才,分别占26.9%、16.4%、15.5%。 既要加强对海外留学学生的服务,又要优化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针对留学低龄化现象,苗绿建议,政府可通过加强以下三方面工作提高出国留学人员适应能力。一是统筹整合外事部门力量,加强留学前基本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二是加快建设并整合出国留学数据库,加强与留学生的联络。三是充分发挥中国海外留学生组织的纽带和服务作用,通过驻地大使馆加强与海外留学生组织的联系,使之成为整合国内外资源、服务海外留学生的重要平台。 在服务好在外留学生的同时,也要完善留学回国人员的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比如,加强留学回国人员求职技能培养,提升留学回国人员职场竞争力。加强新兴产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新兴产业领域,创造有利于留学人员回国发展的良好创新环境。为适应低龄化留学趋势,建议调整以学历作为对留学回国人员评价的标准设置。报告还提出,要探索建立留学回国人才社会保险补交机制。对留学回国人才施行宽容开放的政策,容许他们补交社保,同时在可补交年限、可补交年份和补交基数上进行细致合理的设定,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文章选自光明网,201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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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教育】海归就业新趋势|从政意愿高 洋硕士优于国内研究生
编者按:随着我国国民教育消费支付能力的增强,“留学热”日益升温。人们在关注“留学热”的同时,“海归潮”也逐渐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著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12月12日在京发布。报告分析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就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和创业的主要特点、从政意愿、国外读研毕业生等方面是本报告关注的重点。累计海归人数超过出国留学总人数的一半 看重前景和待遇报告显示,1978-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404.21万人。其中,126.43万人处于学习研究阶段,221.86万人选择学成回国,学成回国学生占已完成学业学生群体的79.87%。CCG秘书长苗绿表示,良好的工作机会和国际化的薪酬待遇是吸引留学生回国的主要影响因素。调查发现,对留学回国人员吸引力较大的措施主要包括提供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机会、提供国际化的薪酬待遇,这两项分别占比58.8%、47.7%。其次是放开出入境限制(30.5%)、支持重大科研项目(28.7%)、取消户籍限制(28.3%)、解决回国养老问题(19.4%)。吸引力相对较小的是提供融资担保、提供一次性奖励、为配偶或子女随迁提供帮助。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和创业的主要特点、海归创业、从政意愿等均是本报告关注的重点。吸引留学生回国的主要因素海归参政议政意愿较高 自媒体成了解国情重要通道报告显示,23.9%的留学回国人员表示有参政议政意愿。进一步调查发现,80后、90后留学回国人员中,男性参政议政意识高于女性,表现为27.4%的男性、14.2%的女性有参政议政的意愿。接受调查的留学回国人员中有32%计划或曾经报考过国内公务员,总体而言,留学回国人员报考公务员的比例高于国内大学毕业生,回国后成为公务员的比例(1.5%)略高于公务员与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0.9%)。通过媒体/互联网发表言论成为留学回国人员参政议政的最重要渠道,选择该渠道的被调查者占比为55.3%。同时CCG对具有海归背景的第十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八届中国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现职的国务院部委部长(主任)、副部长(副主任),以及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台港澳除外,下同)省委书记、省长(自治区区委书记、区政府主席;直辖市市委书记、市长)等数据信息进行了统计梳理(截至2016年9月)。统计结果显示,在调查范围内具有海归背景的领导干部共计76人,去除不同归口的重复项后,具有海归背景的领导干部共计65人。其中,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当中,拥有海归背景的人数达40人,占比11.3%。国务院部委正副部长中,海归比例高达17.6%,而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统计领导干部中海归人数比例则相对较低。第18届中央及地方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海归人数统计65位海归领导干部基本在50岁以上,其中51-65岁约占四分之三,处于61-65岁年龄区间的领导干部是中流砥柱。从出生地分布上分析,山东成为海归领导干部主要来源地区,江苏、河北、辽宁、北京以及福建紧随其后。从留学专业分布上看,人文社科类专业及工程技术类专业占据主导,且受教育水平较高,获得专业学位人数超过一半,其中博士学位获得人数最多。从留学国家分布来看,主要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具有美国留学经历人数占比最高,达49%。调查还发现,互联网的便捷性使其成为留学回国人员关注国内动态的首选。接受调查的留学回国人员中,50.4%通过互联网自媒体关注国内动态。留学回国人员的关注点聚焦改善民生和反腐败,分别有56.2%、49.6%的受访者关注这两方面。海内外就业竞争激烈 近七成海归3个月找到工作随着社会对海归就业的关注度提升,海归光环在媒体报道中已经逐渐暗淡。中国留学生海外就业和回国就业都面临竞争加剧的现实情况。一方面,中国数量庞大的留学生群体;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留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各国收紧工作签证制度,国际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在留学所在国留学继续工作的可能性在变小。如,外国人在美国合法工作所需的H-1B签证数量的增加有限,国际留学生增加而获得工作签证的机会没有同步增加,意味着可以在美国积累工作经验,或者通过工作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机会也在减少。2011-2015年间中国学生的H-1B中签人数统计资料来源:外联出国,《2016中国学生国际流动性趋势报告》。国际形势严峻的同时越来越多留学人员考虑回国发展。到2015年底,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达到40.91万人,自1978年至2015年回国人员总数达221.86万随着留学回国人员数量的激增,他们的就业也开始面临激烈的竞争,留学回国人员与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也更加激烈。虽然竞争激烈,但是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中国留学生回国就业调查,海归就业难的问题并没有明显加剧。85.9%的海归能在6个月内找到工作,与2013年的调查基本一致。其中3个月内找到工作的占68%,略高于2013年的调查。寻找第一份工作的时间花费情况超六成海归在基层岗位工作 整体满意度不高报告显示,留学回国人员就业地域集中、行业集中的特征依然存在,具体存在如下特征:第一,就业区域集中于一线城市,位居前三名的是北京、上海、广州,分别占比29.1%、11.5%、6.1%。第二,就业较为集中的行业是金融业、传统制造业、教育科研、电子信息,分别占19.4%、11.5%、10.8%、9.6%。第三,超过六成的留学回国人员在基层岗位工作,实际薪酬低于其期望薪酬,所学专业与工作匹配度、工作满意度均较低。其中,仅有26.4%的被调查者第一份工作起薪高于一同进入单位的国内学生。16.5%的留学回国人员在所学专业与实际从事工作的匹配度方面选择“非常匹配”。对当前工作持“非常满意”态度的仅为3.5%,选择“满意”的为27.1%。具体从事的职位情况国外读研毕业多就职于名企发展优于国内研究生麦可思研究院对2011届和2012届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的状态进行了追踪调查,研究发现,与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相比,近两年的留学人员回流率趋于平缓,超过六成的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已回国,回国后居住在直辖市的占比近一半。三年后,这些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是工作和读研、自主创业,海外读研的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要远高于国内读研的毕业生。就业方面,回国毕业生大多数就职于国际化特点显著、规模大的企业。2012届国外读研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与2011届相比有所提高,且优于国内读研毕业生。回国后居住地分布情况海归回国创业热情高项目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被调查的留学回国人员中,有超过1/10(11.9%)的人选择了创业,按照性别进行分组后发现,13.2%的男性选择创业,8.2%的女性选择创业。选择创业的比例远高于国内大学生毕业创业比例(根据麦可思调研,近三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2015届大学生创业比例为3.0%)。CCG调查发现,留学回国人员创业方面存在以下特征:第一,创业集中在一线城市,城市市场前景是创业者最看重的要素。据调查,超过四成的人选择在北京(22%)、上海(20%)创业。15.3%的人选择创业城市的依据是“市场前景好”。第二,创业领域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生物工程/新医药(22%)、新一代信息技术(15.1%)领域海归创业最为活跃。36.8%创业企业在三年内盈利。第三,创业成本高、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根据调查,创业中排名前三项的困难是经营运行成本高、融资困难、难以引进和留住适用人才,分别占26.9%、16.4%、15.5%。商业协会等民间组织主要通过向政府传达企业的要求(30%)、宣传人才政策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26%)等方式为留学回国人员创业提供服务。创业领域占比情况海归慈善领域表现突出 多毕业于商科2016胡润全球华人慈善榜,中国大陆共有100人上榜,其中有11人具有留学背景,当中4人捐赠额过亿。CCG发现,在这27位捐赠过亿的慈善家中,4位是留学归国的中国企业家排名依次是信中利资本汪潮涌1.25亿、华控基金张扬1亿、心里程彭国远1亿、崔如琢1亿。从留学背景来看,上榜的企业家留学国家集中在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学专业聚焦于商科。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商科教育体系中,探讨商业活动中企业与企业、人、社会之间关系的商业伦理课程是必修课程,这样的课程引导未来的企业家关注企业和公民的社会责任,关注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把创造社会价值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留学人员在国外生活多年,深受欧美慈善文化、慈善制度的影响。文章选自搜狐教育,2016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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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留学生就业竞争加剧 部分起薪不及本土本科生
12月12日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编著、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以下称“报告”)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六成的留学回国人员在基层岗位工作,实际薪酬低于其期望薪酬,所学专业与工作匹配度、工作满意度均较低,仅有4.7%处于高层管理人员位置。 报告显示,与国内本科生的收入相比,仅有26.4%的留学回国人员回国后第一份工作起薪高于一同进入单位的本土本科生,超过四成的留学生回国人员起薪与本科生相同,也有7.9%的低于本土本科生。此外,还有超过1/5的留学回国人员表示并不清楚各自的起薪。 上述报告显示,留学回国人员回国后第一份工作年薪集中在5万元以下、5万-7万这两个区间,分别占36.6%、36.8%,20万元以上的仅有4.8%,15-20万元的仅占2.4%。而另据麦可思研究院6月份发布的《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5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3726元。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表示,随着社会对海归就业的关注度提升,海归光环在媒体报道中已经逐渐暗淡。“中国留学生海外就业和回国就业都面临竞争加剧的现实情况。”他说。 他指出,一方面中国有数量庞大的留学生群体,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留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各国收紧工作签证制度,国际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在留学所在国留学继续工作的可能性在变小。 如,外国人在美国合法工作所需的H-1B签证数量的增加有限,国际留学生增加而获得工作签证的机会没有同步增加,意味着可以在美国积累工作经验,或者通过工作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机会也在减少。 根据报告 ,在基层工作的六成留学人员中,对当前工作持“非常满意”态度的仅为3.5%,选择“满意”的为27.1%;仅有26.4%的被调查者第一份工作起薪高于一同进入单位的国内学生;16.5%的留学回国人员在所学专业与实际从事工作的匹配度方面选择“非常匹配”。 根据了解,在全球经济形势严峻的背景下,越来越多人考虑回国发展。 苗绿介绍,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放缓,留学回国人数增长加速,目前留学回国人数已超过累积出国留学总人数的一半。到2015年底,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达到40.91万人,自1978年至2015年回国人员总数达221.86万人。 报告称,留学回国人员与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也更加激烈。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整个网络能搜索到的明确注明需要海归或海归优先的职位,还不到1万个,而2015留学回国人员总数接近41万。 国内外学期制度不同、容易错过招聘季、不了解国内企业用人标准与需求、缺乏社会网络优势等,都成为海归就业的障碍。 不过,虽然竞争激烈,但是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中国留学生回国就业调查,海归就业难的问题并没有明显加剧。85.9%的海归能在6个月内找到工作,与2013年的调查基本一致。其中3个月内找到工作的占68%,略高于2013年的调查。 另据了解,留学回国人员就业区域集中于一线城市,位居前三名的是北京、上海、广州,分别占比29.1%、11.5%、6.1%。 另外留学人员希望到高端领域就业。就业较为集中的行业是金融业、传统制造业、教育科研、电子信息,分别占19.4%、11.5%、10.8%、9.6%。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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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网】报告称两成海归有参政议政意愿 超三成曾报考公务员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No.5》发布现场。中国青年网记者杨月 摄 中国青年网北京12月12日电(记者杨月)12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著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No.5》在京发布。数据显示,23.9%的留学回国人员有参政议政意愿,有32%的留学回国人员计划或曾经报考过国内公务员,留学回国人员报考公务员的比例高于国内大学毕业生。 改革开放30年来,大量留学回国人员积极参政议政,为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首个《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在全国各地建立欧美同学会。同时,北京也出台新政,放宽了海外留学人员报考公务员的限制,北京市2017年公务员考试公告中明确提出京籍海归可以报名参加考试。 蓝皮书提供的数据显示,“海归”参政,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和特点,23.9%的留学回国人员表示有参政议政意愿。进一步调查发现,80后、90后留学回国人员中,男性参政议政意识高于女性,27.4%的男性、14.2%的女性有参政议政的意愿。从具体行为来看,有32%的留学回国人员计划或曾经报考过国内公务员,总体而言,留学回国人员报考公务员的比例高于国内大学毕业生,经考试成为公务员的比例为1.5%,略高于平均比例0.9%。 CCG秘书长苗绿博士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课题组梳理发现,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拥有“海归”背景的人数达40人,占比为11.3%。从出生地分布上分析,山东成为海归领导干部主要来源地区,江苏、河北、辽宁、北京以及福建紧随其后。从留学专业分布上看,人文社科类专业及工程技术类专业占据主导,获得专业学位人数超过一半,博士学位获得人数最多。从留学国家分布来看,主要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具有美国留学经历人数占比最高,达49%。 另外,数据显示,互联网成为留学回国人员关注国内动态的首选。样本调查显示,留学回国人员中,50.4%通过互联网自媒体关注国内动态。留学回国人员最关注的议题是改善民生和反腐败,分别有56.2%、49.6%的受访者关注这两方面。通过媒体、互联网发表言论成为留学回国人员参政议政的最重要渠道,选择该渠道的被调查者占比为55.3%。 报告还分析了2016年我国留学市场的一些新特征,包括留学低龄化、反向留学、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和创业等。报告主编之一、国务院参事、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指出,报告已连续发布五年,在中国留学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大量颇具创见的建言,未来,将持续开展相关工作,为我国留学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文章选自中国青年网,201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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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超出国留学总量的一半 创业热情高
人民网北京12月12日电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著、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No.5》在京发布。报告指出,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放缓,留学回国人数增长加速,目前留学回国人数已超过累积出国留学总人数的一半。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数量比上一年增长21%,达到40.91万人。1978年至今,留学回国人员累积总数已突破221万人,占我国留学出国累积总人数的半数以上。 CCG秘书长苗绿表示,中国留学生海外就业和回国就业都面临竞争加剧的现实。一方面,中国数量庞大的留学生群体;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留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各国收紧工作签证制度,国际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在留学所在国留学继续工作的可能性在变小。 国际形势严峻使越来越多留学人员考虑回国发展。报告指出,留学回国人员就业区域集中于一线城市,位居前三名的是北京、上海、广州,分别占比29.1%、11.5%、6.1%。就业较为集中的行业是金融业、传统制造业、教育科研、电子信息,分别占19.4%、11.5%、10.8%、9.6%。此外,超过六成留学回国人员在基层岗位工作,实际薪酬低于其期望薪酬,所学专业与工作匹配度、工作满意度均较低。 除就业外,报告认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热情高,且创业领域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CCG调查结果显示,海归创业集中在一线城市,超过四成的人选择在北京(22%)、上海(20%)创业,且在新生物工程/新医药(22%)、新一代信息技术(15.1%)领域海归创业最为活跃。但报告也显示,创业成本高、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报告称,创业中排名前三的困难是经营运行成本高、融资困难、难以引进和留住适用人才,分别占26.9%、16.4%、15.5%。 对此,CCG秘书长苗绿表示,要优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的政策环境。她建议,第一,加强留学回国人员求职技能培养,提升留学回国人员职场竞争力。第二,加强新兴产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第三,鼓励留学人员多渠道多领域发展。第四,适应低龄化留学趋势,调整以学历作为对留学回国人员评价的标准设置。第五,进一步扫除留学回国人员进入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工作的制度障碍。第六,探索建立留学回国人才社会保险补交机制。(常红 王颖)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12月12日
2016年12月15日 -
【FT中文网】亚太自贸协定: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中国和美国双方应共同推动建立亚太自贸区,为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的整合进一步释放红利。逆全球化,中国如何应对?后TPP时代,如何书写全球经济规则?世界贸易新体系,中国将担任何种角色?12月8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发布《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与《亚太自贸协定: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报告,就上述重大问题第一时间提出智库方案和对策建议。此为逆全球化思潮下的中国方案报告之二。摘 要 中国在近年的APEC峰会中多次倡议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FTAAP的建成,将通过中美两大经济体的一体化升级,为亚太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过去几年中,亚太地区寻求经济合作升级和供应链整合的国家逐渐转向两个“超级区域自贸区”谈判:由美国主导的TPP和以东盟为中心的RCEP,两个区域自贸安排既存在竞争,又具有一定互补性:两边的谈判都在近年中加速,但二者都成为FTAAP的实现路径。 TPP被认为具有广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特点,12个创始成员分布在环太平洋的各个地区,同时包括制造业大国和资源大国,TPP协定的30章文本内容包括了多个“边境后”规则和“21世纪议题”,同时在货物贸易领域设定了零关税最终目标。相比之下,RCEP 建立在5个“10+1”自贸协定的基础上,强调东盟在区域一体化安排中发挥中心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东亚生产网络和本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循序渐进和照顾各方舒适度的特征,通过开放发展、综合安排和逐步推进等制度满足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需要,并照顾到发展中经济体关注的经济技术合作安排,但是RCEP包括的自贸议题较为传统,没有涵盖过多的“边境后”规则参与TPP的12国在2015年10月达成基本协议,并在2016年2月4日进行了协议签署。然而,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或改变TPP的命运,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11月21日晚发布的“百日新政”计划中,“美国退出TPP”赫然在列。在“后TPP 时代”,因为美国的缺席,TPP不再具备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潜力。然而,即便TPP面临“搁浅”,RCEP在未来可能也不足以完全代替TPP——鉴于TPP在刺激日本等国农业改革中的作用,TPP对促进各国经济中占比日渐上升的服务业的作用,以及RCEP作为基础的5个“10+1”自贸协定之间的巨大差异,和缺少大国领导力、东盟为中心的“车轴-辐条”结构,RCEP无法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替代方案。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世界各地的企业通过“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被编织在一起,通过货物、人员、创意和投资的不间断双向流动,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适时地带到顾客家门口。21世纪的经济政策应通过设定共同规则和普遍标准,减少对各种流动的干扰并增加供应链的稳定性,从而使全球价值链的每一个参与者受益。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参与。两国建交以来30年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00多倍,美国对中国累计投资额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累计达640美元,并在2015年超过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美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合作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是转向更开放、更一体化的未来,还是走向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FTAAP将是后“TPP时期”的最佳选择。导言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出乎此前众多专业人士的预料。在贸易领域人士看来,这个选举结果不啻为自由贸易的“噩耗”——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曾提出一系列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精英、反建制的主张与口号,他把北美自贸协定(NAFTA)称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声称若当选将“退出WTO”,美国与其他11 国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则成为他对奥巴马政府最激烈的攻击对象。果不其然,11月21日晚特朗普通过一段视频发布了他的“百日新政”计划——入主白宫第一天,他将签署一份意向声明,正式退出TPP。美国国会方面,参议院议长奥康纳、候任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均公开表示,美国国会确认不会通过TPP法案,TPP已确认“死亡”。2016年11月19-20日举行的APEC利马峰会上,参与TPP的12个国家举行了会晤,讨论美国缺席的情况下“挽救”TPP的可能性。此前,日本众议院已经在11月10日强行通过了TPP。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模型预测,TPP实施后日本将增加1400亿美元的年出口额和1000亿的年产值(至2025年),成为自贸区中最大受益国。TPP条款涉及的改革被认为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元素,日本也是TPP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因此被认为最有可能接棒成为TPP的新领导者。正当《美国要撤,日本顶上》之类文章纷纷登上新闻头版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2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场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没有美国的参与,TPP将“毫无意义”。二战后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推动了8轮关税减让谈判,带动全球贸易自1970年代末30年高速持续增长。然而,2007-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世界贸易增速开始大幅下滑,2011年以来各年贸易增速均低于3%,世贸组织的2016年世界贸易增速预测更是下跌至1.7%。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复兴乏力,欧洲多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伴随经济增速减缓的是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兴起,危及社会聚合力并使国际规则面临倒塌的风险。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多边贸易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包罗万象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在2001年启动后陷入僵局,各国对此已经完全丧失信心。贸易自由化的主战场已从多边转向双边、区域自贸谈判。截至2015年,向WTO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已经达到600多份,其中400多份已生效,平均每个WTO成员签署了13份FTA。亚太地区更经历了FTA的“疯涨”,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1995-2015年亚太地区的FTA数量增长了6倍以上,从31份增加到215份。传统观点一般认为,由于FTA存在排他性,会造成从非FTA成员向FTA成员的“贸易转移”,从而违背了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性原则,不利于自由贸易。但是,近年来FTA的涵盖内容越来越多地从货物贸易延伸至服务贸易、投资准入及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政策等“边境内政策”,使新签署的FTA在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远高于WTO规则水平;并且FTA也变得越来越大型化,包括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RCEP)、《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在内的多个大型区域FTA都被喻为“迷你WTO”。正是因为这些变化,FTA越来越被认为是多边谈判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实现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的路径。继2014年APEC峰会期间提出《FTAAP北京路线图》后,2016年中国再次高调提出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FTAAP的特殊意义在于,这将是第一份中国和美国共同参与的区域自贸协定,会给亚太地区以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很可能是后“TPP时期”的最佳选择。一、后TPP时代: 美国缺席的TPP不再具备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潜力尽管TPP、RCEP、FTAAP常被看作是相互竞争的自由贸易安排,但事实上,三大自贸协定均脱胎于APEC在1994年确定的“茂物目标”。根据该目标,APEC中的工业化经济体将于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于2020年实现“自由和开放的贸易与投资”。APEC 自建立之初就倡导开放、自愿、非约束性的原则,2001年后又引入“探路者行动”,鼓励各经济体尝试不同的分组和计划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自成立以来,APEC“孵化”了包括“先期自愿部门自由化”(EVSL)计划、信息技术协定(ITA)和环境产品协定(EGA)产品清单、区域自贸协定样本(《釜山路线图》)等一系列成果。2002年APEC会议期间,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四国(P4)宣布启动FTA谈判,四国在2005年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成为TPP的前身。由于参与国都是规模较小的开放经济体,并且有较好的经济互补性,TPSEP协定呈现出相对其他多边协定和区域协定中更自由化的特色。例如农产品贸易在2015年后实现零关税,大幅削减农业国内支持。2008年,鉴于多哈回合停滞不前,并且美国新一届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后启动“重返亚洲”战略,美国在1月宣布参加与P4的谈判,新协定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其后的几年中,在美国的主导下,TPP谈判迅速推进。2013年日本的加入,使TPP成员增加到12 个。根据IMF的2014年数据测算,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6.21%,其贸易规模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7.64%。2015年10月5日,参与TPP的12国宣布达成基本协议。2016年2月4日,经过7年多的谈判,美国等12国的代表在新西兰首都奥克兰签署了TPP协议。与其他FTA相比,TPP被认为具有广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特点。TPP 的12个成员国,遍布环太平洋沿岸的北美、南美、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同时包括了制造业导向的国家和资源性国家,包括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包括了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TPP协定文本包括30章、正文600多页、全文6000多页的内容,除了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等传统的FTA内容,还包括了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临时入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金融、发展、能力建设、监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败等绝大多数FTA涉及较少或尚未涉及的条款。TPP的高标准则体现在四个方面:货物贸易最终实现贸易品零关税,服务贸易中除国防、金融等特殊领域外,给予所有服务部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领域的地理标志产品、版权保护、专利保护、药品定价等标准显著高于WTO《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水平;专门设立了劳工和环境条款,并通过与贸易相挂钩在成员内部统一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水平;纳入《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第十七章),主张取消对国有企业的政策、财政、其他优惠待遇的支持,取消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给予的特惠融资措施,撤销政府采购的偏好等。2016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喊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认为WTO、NAFTA、TPP等自由贸易安排牺牲了美国的利益,导致了美国劳动阶层的失业和经济困境。他宣布,若当选美国将退出TPP,并重新谈判更公平的NAFTA协议。在众人的惊愕中,特朗普一路过关斩将,并借着“铁锈地带”(rust belt)传统工业州的支持,大幅胜过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在翌日的获胜演讲中,特朗普承诺要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美国总是也一直会把美国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些在我们国家被遗忘的人们,再也不会被遗忘。”11月21日,特朗普作为候任总统发布了”百日新政“视频,宣布将退出TPP列为上任后第一要务:“该协议可能会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灾难。我会就我们打算退出TPP的意愿发出通知。相反,我们将开展磋商的,是能够让工作岗位和产业重新登陆美国的、公平的双边贸易协议。”由于急转直下的美国国内政治,TPP的根基轰然倒塌。2015年TPP基本协议达成后,时任奥巴马总统曾表示,美国“不允许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而TPP协议的达成将制定“21世纪全球经济在众多领域的规则”。对于TPP中另一个主要经济体日本来说,TPP所需要的改革措施是“安倍经济学”开出的药方之一,缺少了这些改革,安倍政府推出的货币宽松和日元贬值政策对恢复日本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效果有限。学者指出,特朗普选择放弃TPP的观点,并非仅仅是选举政治中的投人所好,至少还有五方面的原因:第一,奥巴马政府在对内“推销”时,中国成为美国的对抗目标而非出口市场,反复指出TPP使得美国占有制定规则的优势,但仅从地缘政治而非经济利益角度推动贸易自由化,难以获得政治支持;第二,TPP谈判过程高度保密,造成国会的不满;第三,TPP所包含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引发了司法权让渡的争议;第四,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PIIE)的量化分析,TPP启动后越南将成为受益最大的经济体,而虽然美国服务业将受益,但制造业可能遭受打击,这是依靠制造业支持赢得竞选的特朗普无法承受的;第五,TPP中设立了高水平的规则来防止“搭顺风车”行为,但是对于达标有困难的国家,基本给予了灵活政策或相当长的过渡期,这在美国国会看来有违互惠原则。如果美国退出TPP,这份自由贸易协定的作用和意义无疑将大打折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表示,没有美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毫无意义”——由于美国的缺席破坏了该协议基本的获益平衡,再磋商出一个只包括11个成员国的TPP 是不可能的。很显然,离开了美国的TPP不再具备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潜力。那么,进入“后TPP时代”的自由贸易是否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呢?二、RCEP:聊胜于无?1992年,原东盟六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在第四次东盟首脑会议上提出建设东盟自贸区,经过十年的构建,自贸区于2002年正式启动。2002年,中国与东盟达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协议》,成为第一个“10+1”自贸区。接下来几年中,东盟与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先后达成了自贸区协议。与东盟签署自贸协定后,中日韩三国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机制,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包括东盟“10+3”国家的“东亚自贸区”(EAFTA)和东盟“10+6”国家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EA)在2005年和2007年被提出,分别代表了中国和日本支持的两种区域一体化方案。由于存在“10+3”和“10+6”的路线分歧,东亚自贸区在几年的时间里停滞不前,直到2008年后TPP横空出世产生的“鲶鱼效应”,使路线之争出现了转机。2011年在巴厘岛举行的第19届东盟峰会上,中日同意两种方案同时推进。2012年8月,在东盟“10+6”国家的经济部长会议上,各方原则上同意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计划于2015年结束谈判。2016年9月,RCEP各方同意将基本协议达成时间推迟到2017年之后。RCEP强调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的“中心作用”,并在现有各个东盟“10+1”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更广、更深入的经济一体化。RCEP谈判将考虑到参与国家的不同发展水平,为了体现灵活性,将纳入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与包括了许多“边境后”(behaind-the-border)规则的TPP不同,RCEP包括了较为传统的自贸议题,主要针对的是市场准入和供应链融合问题。与以往的区域经济合作构想相比,RCEP具有四个新特点:第一,RCEP以制造业为主、出口导向的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主体,其规则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东亚生产网络和本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第二,RCEP 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APEC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和“东盟方式”合作精神,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循序渐进和照顾各方舒适度的特征,通过开放发展、综合安排和逐步推进等制度满足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需要,并照顾到发展中经济体关注的经济技术合作安排;第三,RCEP将立足与东盟与中、日、韩、印及澳、新的5个自贸协定基础之上,并兼顾高水平目标和渐进性落实两大要求,建立“现代的、高质量的”自贸区;第四,RCEP不是综合性的自贸区整合方案,大部分参与经济体都在同时进行这其他双边和诸边自贸区谈判,包括东北亚三国参加的中日韩自贸谈判,新加坡等国参加的TPP谈判,以及东盟十国的内部一体化等。虽然RCEP谈判过程遵循的成员平等、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更有助于提高灵活性和开放性,并照顾各参与成员的舒适度,但是这也可能造成最终形成的自贸区的一些缺陷。首先,作为RCEP基础的5个“10+1”协议之间差异巨大,6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和贸易自由化立场各异,最终RCEP能否实现“高质量”目标将成为谈判难点。例如,以货物贸易为例,东盟与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于2012年(东盟新成员国2018年)、2018年、2026年、2022年、2025年最终实现全部正常商品零关税。2016年8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RCEP部长级会议上,日本、澳大利亚(同时也参与TPP)主张废除关税、开放高水平服务贸易、形成与TPP相一致的规则;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印度与RCEP国家贸易多为逆差,在会上主张“因为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关税率也应有所差别”。各方的立场分歧,无疑为RCEP的早日达成带来了不确定因素。第二,相对TPP中服务贸易采取的“负面清单”模式,RCEP以自由化水平较低的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正面清单和“10+1”自贸区为服务贸易谈判的基础。在现有自贸协定中,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对东盟分别开放了33个、85个、164个、85个和116个服务贸易子部门,根据现行谈判框架,RCEP最终取得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可能较为有限。第三,建立在5 个东盟“10+1”自贸区基础之上的RCEP将形成东盟为中心的“车轴—辐条”贸易格局,在美国缺席,中、日不占核心地位的情况下,不足以支撑亚太经济贸易一体化。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表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都难以取代美国独自维持世界贸易的活力——尽管中国自加入WTO以来,生产总值与贸易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占比从2000年的4%跃升至2016年的15%,全球进口占比达到12%,但中国在上述两项指标上仍低于美国;其次,驱动贸易的专门知识大部分仍来自发达经济体中的企业。即便TPP面临“搁浅”,RCEP在未来可能也没有机会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日本早稻田大学浦田秀次郎教授指出,TPP的启动对日本经济复苏有决定性的作用,TPP中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非歧视性原则、禁止强制外国公司技术转让、对外国公司开放政府采购、削减国有企业补贴将为“走出去”的日本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TPP还将打开一批长久以来受保护的日本国内产业,例如大米、牛肉等农业产品,帮助更合理配置资本、人力和其他资源。这从很多RCEP经济体同时也在参与其他自贸区谈判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对于中国来说,RCEP虽然较为适合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但是考虑到自贸协定谈判的复杂性,完成谈判往往多次推迟,未来自贸区最终启动时,可能以及无法与我国经济发展步伐相匹配。例如,2015年中国服务业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的50.5%,占劳动就业的43%,并且呈现出加速上升的态势;“十三五”末的2020年服务业的GDP占比预计达到58.8%,劳动就业比重突破57%。为了进一步支持中国参与跨境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版权交易、服务贸易规则等领域将是中国未来自贸协议谈判的探索方向。总的来说,RCEP因为包括了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主要经济体,有助于亚洲生产网络一体化和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是由于RCEP建立于开放水平差异较大的五个“10+1”自贸区基础之上,涉及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和相关标准水平较低,基于以东盟为自贸区中心的“车轴-辐条”结构并且不包括美国,RCEP无法成为代表“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替代方案。三、中美共同参与的FTAAP将书写21世纪的全球经济规则针对“英国脱欧”、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学院教授Richard Baldwin 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兴起,使得信息的传输成本急剧下降,通过将发达国家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所有的产品都从一条条“全球价值链”中制造出来。在“全球价值链时代”,通过提高关税来保护本国工人,就如同“徒劳地在工厂的正中央砌一堵墙”。但是他指出,21世纪的经济政策应通过设定共同规则和普遍标准,使供应链中全球各地的企业确信其稳固性。“21世纪的供应链是通过‘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trade-investment-serviceintellectual property nexus)被编织在一起的,因为适时地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带到顾客家门口,有赖于货物、人员、创意和投资的不间断双向流动。对以上任何一种流动的干扰都会成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壁垒。”毫无疑问,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中美的共同参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2015 年两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25%左右,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两国共同肩负着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的重要责任。正如在气候治理领域中美合作促成全球首份减排协议《巴黎协定》的生效,中美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合作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是转向更开放、更一体化的未来,还是走向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自中美建交以来,从建交之初的不足25亿美元到2014年的5551亿美元,中美双边贸易额30多年来增长了200多倍,2015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根据美国荣鼎咨询(Rodium Group)的数据,中美之间的投资也进入了“双向模式”,1990年至今,美国在中国超过100万美元的投资累计总额达2280亿美元;同期,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达64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自2010年起急剧增长,并于2015年超过了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此外,中国每年有20多万学生前往美国留学,中国是美国第二大移民来源国,中美之间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员交流。正是中美两国之间这一的货物、人员、投资、创意流动,成就了苹果手机的“加州设计,中国制造”。很显然,中美经济关系正是Baldwin所指的“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的典范。中美两国地处世界贸易最活跃的环亚太经济圈,这里既有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也有最活跃的科技创新中心,同时还是世界最大的区域市场。虽然在过去几年中,中美两国都分别通过RCEP和TPP努力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但是中美之间至今没启动任何自贸区协定的谈判。在2010年的APEC横滨峰会上,作为RCEP前身的“10+3”、“10+6”两种方案以及TPP均被认为是通往亚太自贸区的途径。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Petri等研究人员的建模分析,不论是RCEP还TPP,释放的经济红利都远远小于亚太自贸区——对中国而言,FTAAP所带来的收益是RCEP的2.7倍,对美国而言,FTAAP带来的收益是TPP的2.5倍。并且,三种情景下(RCEP途径、TPP途径和17国模式)下的亚太自贸区(FTAAP)都显示出显著的贸易量增加,其原因在于中美共同参与自贸区产生的溢出效应。FTAAP概念最早由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在2014年提出,“建立亚太自贸区以巩固并加速取得APEC茂物目标”。2006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表示FTAAP“应给予仔细考虑”,当年的APEC峰会“指示APEC经济体官员就如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展开更多研究,包括FTAAP。”此项研究在2009年完成,建议“APEC经济体应将一份高质量、全面的FTAAP 定为目标”。近年来,亚太地区对于自贸区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TPP和RCEP上。但在中国的推动下,2014年APEC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批准了推动实现FTAAP的路线图。2016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闭幕,会议批准了《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和相关政策建议,并以此作为《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利马宣言》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FTAAP的重要共识,包括:FTAAP应在APEC框架外实现,APEC将发挥孵化器作用;FTAAP应建立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其他可能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基础上;APEC 经济体将在2020年以前,进行关于FTAAP实现路径的评估,评估工作将找出FTAAP进程中的最大挑战领域。中外学界对FTAAP的发展路径主要有以下五种:RCEP扩容实现FTAAP,TPP扩容实现FTAAP,RCEP与TPP合并实现FTAAP,在RCEP与TPP之上建立一个伞状结构的FTAAP;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一种中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BIT)后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共同推动FTAAP的路径。前四种路径各有优劣势:“RCEP扩容”路径是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一体化蓝图,自由化程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较易接受,其劣势在于容易造成“在太平洋中间划线”,并且自由化程度并不是很高,甚至被称为现有双边协定的“订书机”,离“21世纪经济规则”尚有距离;“TPP扩容”路径的优势在于当前12个成员有较广的地域分布,地跨南北美和东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自贸区自由化程度高,并且包括了电子商务等多个“21世纪议题”,其缺陷在于过高的标准使其“曲高和寡”,并且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亚太地区大国均不是TPP创始成员,不能够反映本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关切;“合并RCEP和TPP”路径因为需要在差异甚大的两份协定之间找到“最小公约数”通常被认为实现难度非常大;相比之下,“伞状结构”路径将具有更高的可行性,该路径将形成RCEP、TPP、FTAAP并存格局,FTAAP的自由化程度将介于RCEP和TPP之间,双方成员必须在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标准等领域统一标准,在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内容上弥合差异,在原产地规则上达成共识,其缺陷在于因为需要统一存在冲突的规则,谈判过程可能旷日持久。第五种路径取决于中美两国在经济合作上共同担任世界领导者的意愿。两国自2008年启动BIT谈判以来,已经进行了二十多轮的谈判,内容也已深入到了负面清单、文化产业、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中国还设立了自贸试验区为新一轮开放措施积累经验。两国如果能早日达成BIT协议,将开启一系列新的双边经贸合作领域,包括启动《中美投资和贸易协定》(BITT)谈判,中国加入WTO诸边贸易协定谈判(例如《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两国在双边层面达成的共识将扫除两国共同成为亚太自贸区成员的主要障碍。虽然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美国将退出TPP,但是有观点认为最早到2017年2月,美国将有机会就TPP部分条款再次谈判,形成可接受的新版本文件。考虑到RCEP一再错过的完成谈判的时间目标,目前说“经由RCEP实现FTAAP”路径胜出,仍为时尚早。不论最终上述哪一种路径成为发展FTAAP的最终路径,中美之间关于未来贸易规则的共识都将必不可少。特朗普在阐述他的贸易政策时曾表示,在任内他将更注重协商公平的双边贸易规则,这可能将为中美双边协定带来新的机会。如果中美之间能达成高水平的BIT 和BITT,意味着中美两国就“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达成共识,扫平RCEP(或其他路径)通往FTAAP上的最大障碍。总之,中美共同参与的FTAAP将是“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中美两国的巨大经济体量,将为亚太地区国家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红利。尽管存在多种实现路径,但是任何一种路径都要求中美两国就关键议题达成共识。中美BIT的迅速推进与BITT的尽早签署,将为未来共同推进亚太自贸区奠定基础。而在TPP搁浅、RCEP先行的情况下,中国应适时邀请美国加入RCEP并进行”RCEP+“的升级谈判,从规则、范围、成员三方面将RCEP升级成为FTAAP。四、总结中国在近年的APEC峰会中多次倡议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FTAAP的建成,将通过中美两大经济体的一体化升级,为亚太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过去几年中,亚太地区寻求经济合作升级和供应链整合的国家逐渐转向两个“超级区域自贸区”谈判:由美国主导的TPP和以东盟为中心的RCEP,两个区域自贸安排既存在竞争,又具有一定互补性:两边的谈判都在近年中加速,但二者都成为FTAAP的实现路径。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世界各地的企业通过”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被编织在一起,通过货物、人员、创意和投资的不间断双向流动,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适时地带到顾客家门口。21世纪的经济政策应通过设定共同规则和普遍标准,减少对各种流动的干扰并增加供应链的稳定性,从而使全球价值链的每一个参与者受益。书写“21 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参与。两国建交以来30年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00多倍,美国对中国累计投资额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累计达640美元,并在2015年超过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美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合作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是转向更开放、更一体化的未来,还是走向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FTAAP将是“后TPP时期”的最佳选择。最后,本报告提出以下建议:一、FTAAP代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新发展,当前的RCEP谈判应注重未来“扩容”并作为FTAAP发展路径的可能性和兼容性;在未来“RCEP先行”的情境下,可以通过RCEP升级谈判的方式,从规则、范围、成员角度考虑对TPP进行融合。二、FTAAP代表中美合作的新方向,与当前的中美BIT以及未来可能启动的BITT方向一致,并且将决定全球化的未来走向;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美应尽早达成BIT并启动BITT谈判,以及在在未来将FTAAP作为共同推动全球化的新载体和新平台。三、中美两国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WTO多边贸易体系,认识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贸易审议机制对维护全球贸易开放的巨大作用,以及区域一体化和WTO诸边贸易谈判对最终实现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路径效果。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6年12月12日
2016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