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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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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CCG发布报告—— 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将是“后TPP时代”最佳选择？
后TPP时代，如何书写全球经济规则？世界贸易新体系，中国将担任何种角色？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北京发布《FTAAP：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报告，提出智库方案和对策建议。 美国缺席的TPP不再具备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潜力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世界贸易增速开始大幅下滑，世界经济复兴乏力。在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多边贸易谈判缺乏实际成果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转向双边、区域谈判。 2008 年以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迅速推进。2013 年日本的加入，使 TPP 成员增加到 12 个。其成员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36.21%，贸易规模占全球贸易总量的 27.64%。2016 年 2月，美国等 12 国的代表签署了 TPP 协议。 与其他自由贸易协定相比，TPP 被认为具有广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特点。其成员遍布环太平洋沿岸的北美、南美、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同时包括了制造业导向的国家和资源性国家，包括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包括了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 然而，2016 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喊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认为WTO、NAFTA、TPP 等自由贸易安排牺牲了美国的利益，导致了美国劳动阶层的失业和经济困境。11 月 21 日，特朗普作为候任总统发布了“百日新政”视频，宣布将退出 TPP 列为上任后第一要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没有美国的参与，TPP 将“毫无意义”。 《FTAAP：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报告指出，由于美国的缺席破坏了该协议基本的获益平衡，再磋商出一个只包括 11 个成员国的 TPP 是不可能的。很显然，离开了美国的 TPP 不再具备成为“21 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潜力。 那么，进入“后 TPP 时代”的自由贸易是否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呢？ 东盟主导的RCEP是否能够书写新规则？ 2012 年 8 月，在东盟“10+6”国家的经济部长会议上，各方原则上同意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 强调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的“中心作用”，并在现有各个东盟“10+1”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更广、更深入的经济一体化。 报告分析了RCEP相比于以往区域经济合作的四个新特点：第一，RCEP 以制造业为主、出口导向的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主体，其规则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东亚生产网络和本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第二，RCEP 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和“东盟方式”合作精神，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循序渐进和照顾各方舒适度的特征；第三，RCEP 将立足于东盟与中、日、韩、印及澳、新的 5 个自贸协定基础之上，并兼顾高水平目标和渐进性落实两大要求，建立“现代的、高质量的”自贸区；第四，RCEP 不是综合性的自贸区整合方案，大部分参与经济体都在同时进行着其他双边和多边自贸区谈判。 报告随即指出，RCEP 谈判过程遵循的成员平等、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更有助于提高灵活性和开放性，并照顾各参与成员的舒适度。因为包括了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主要经济体，RCEP也有助于亚洲生产网络一体化和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是由于 RCEP 建立于开放水平差异较大的五个“10+1”自贸区基础之上，涉及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和相关标准水平较低，基于以东盟为自贸区中心的“车轴—辐条”结构并且不包括美国，RCEP 还不足以成为代表“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替代方案。 对于中国来说，RCEP 虽然较为适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但是考虑到自贸协定谈判的复杂性，未来自贸区最终启动时，可能已经无法与我国经济发展步伐相匹配。 中美共同参与的FTAAP将书写 21 世纪的全球经济规则 在此基础上，报告强调，书写“21 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中美的共同参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2015 年两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25％左右，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两国共同肩负着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的重要责任。 两国建交以来 30 年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 200多倍，美国对中国累计投资额超过 2000 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累计达 640 亿美元，并在 2015 年超过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正如在气候治理领域中美合作促成全球首份减排协议《巴黎协定》的生效，中美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合作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是转向更开放、更一体化的未来，还是走向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 虽然在过去几年中，中美两国都分别通过 RCEP 和 TPP 努力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但是中美之间至今没启动任何自贸区协定的谈判。 在中国的推动下，2014 年 APEC 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批准了推动实现 FTAAP的路线图。2016 年 11 月， 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会议在利马闭幕，会议批准了《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和相关政策建议，并以此作为《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提出了一系列关于 FTAAP 的重要共识。包括APEC 经济体将在 2020年以前，进行关于 FTAAP 实现路径的评估。 中外学界对 FTAAP 的发展路径主要有以下五种：RCEP 扩容实现 FTAAP，TPP 扩容实现 FTAAP，RCEP 与 TPP 合并实现 FTAAP，在 RCEP 与 TPP 之 上 建 立 一 个 伞 状 结 构 的FTAAP。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一种中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BIT）后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共同推动 FTAAP 的路径。 报告指出，不论最终上述哪一种路径成为发展 FTAAP的最终路径，中美之间关于未来贸易规则的共识都将必不可少。特朗普在阐述他的贸易政策时曾表示，在任内他将更注重协商公平的双边贸易规则，这可能将为中美双边协定带来新的机会。中美共同参与的 FTAAP 将是“后TPP 时代”的最佳选择，中美两国的巨大经济体量，将为亚太地区国家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红利。 报告总结，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 FTAAP 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FTAAP 将是后“TPP 时期”的最佳选择。（徐祥丽）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12月12日
2016年12月15日 -
【国际商报】中国企业全产业链国际化布局正在加速
“十二五”期间，我国企业“走出去”不断发展、突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十一五”的2.3倍，企业海外发展已成为我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方式之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日前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蓝皮书认为，当前，中国企业全产业链国际化布局正在加速。“十三五”期间，中企要在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逐步加强海外优质资产的配置。 海外并购布局全球化 中粮集团继2014年收购来宝农业（后更名为中粮来宝）49%的股份后，又于2016年4月收购了来宝农业剩余的51%股份，至此，中粮集团持有来宝农业（中粮收购后更名为中粮农业）100%股权。来宝农业在全球25个国家及地区设厂，此次收购使中粮借助来宝农业的国际供应链，打开了难以进入的南美市场，从而逐步完善中粮的海外布局，在全产业链战略下打通国际主产区和主销区，形成一体化运营体系。这种全球布局使中粮向冲刺世界“四大粮商”，即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迈进一步。 紫光集团继2015年入股西部数据、台湾矽品精密和南茂科技后，于2016年5月收购惠普公司旗下新华三公司51%的股权，成为控股股东。通过收购，清华紫光逐步实现从芯片设计与制造到设备研发、软件与系统集成的IT全产业链发展。紫光集团通过国际并购积极布局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提升集团的全球品牌形象，打造第三大储存芯片制造商。 CCG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频繁收购海外公司，借此获得先进技术、品牌、海外资源、市场渠道、企业管理经验等。如今，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不仅是产品输出，更是全产业链上的全球化发展布局。 知识产权布局提升竞争力 “为规避竞争风险，赢得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中企正在加快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布局，推动企业的创新步伐。”CCG看到。 汤森路透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报告》显示，中国科研正在进入创新时代，不仅是科研机构，企业表现更加突出。以家电行业为例，排名前三的创新企业均来自中国，分别是美的、格力和海尔。从发明专利数量来看，美的以5427个专利数量遥遥领先，格力、海尔分别以1995项和1315项发明专利居第二、三位，远超日本松下、三菱，以及韩国三星等企业。 近年来，美的集团全球化发展迅速，已拥有四级研发体系，在海外6个国家拥有7个生产基地，产品年销量近3亿台。为避免侵权带来不必要的纠纷，美的将海外知识产权布局看得尤为重要，集团的知识产权战略从创新竞争力及品牌竞争力的布局、全价值链的风险管控、知识产权资产的管理及运用、信息战略指引等几个方面为全球经营发展保驾护航。目前，美的专利申请已累计近3万件，其中2015年的发明申请量为4181件，国内授权专利2万件，有效发明专利1948件。“未来美的将重点放在优化专利申请结构、加快海外布局规模、提高专利质量等方面。”美的集团法务总监李俊伟表示。 CCG认为，进行知识产权的全球化布局，将助力中国制造在海外市场上的健康发展，保护企业的创新和国际竞争力。 金融政策助力企业“走出去” 2015年，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力度，从而为促进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提供了金融政策依据。 CCG指出，企业海外投融资渠道不断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例如，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海外投资方面，可以运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这四大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渠道。在区域合作方面，可以利用东盟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和中加基金等。 此外，我国还不断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服务，比如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方案从事前登记改为汇兑资金时在银行直接办理，取消商业银行及境内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地域限制；简化海外上市、并购等的核准手续；改进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体系；创新出口信用保险产品，扩大政策性保险覆盖面等。 打造海外投资大平台 泰中罗勇工业园的中策橡胶集团项目总投资150亿泰铢，是目前中国制造业对泰投资的最大项目。中策（泰国）工厂整个生产线基本完成，2015年年末达到420万套/年的规模。中策集团入驻泰中罗勇工业园后，在全球大宗商品低迷的背景下，不但促进了泰国天然橡胶销售，还带动中国国内橡胶轮胎行业的多家配套企业先后入园，达到集群式“走出去”的效果。从单个企业的竞争转变为产业链的竞争，由此大幅提升了中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企业积极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已成为促进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经贸合作双赢的重要举措。”CCG指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通过积极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打造海外投资的大平台。 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始于2006年，是我国企业以集群、抱团出海对外直接投资与合作的一种方式，是企业集群式海外投资的重要平台和中国企业品牌国际化宣传的重要载体。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国企业在建境外经贸合作区75个，其中53个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已通过考核的13个合作区中，10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作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入园投资企业提供了包括信息咨询服务、运营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和突发事件应急服务等四项主要服务。一方面，合作区在不断推动中国企业“抱团出海”、形成海外产业集聚、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另一方面还为东道国增加就业、提高税收、扩大出口，从而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关系。（何芬兰）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6年12月13日
2016年12月15日 -
【中国贸易报】后TPP时代看FTAAP
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奥巴马政府极力推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特朗普表示，他入主白宫第一天，美国将退出TPP。后TPP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阵营会发生哪些改变？世界贸易规则将如何改写？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发布报告——《亚太自贸协定：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报告指出，美国缺席的TPP将不再具备成为“21世纪贸易规则”的潜力。TPP的搁浅虽然会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短期内成为亚太地区的首选超级自贸区，但是RCEP并不足以取代TPP，而且缺乏美国参与的RCEP也是不完善的。所以，第一份中国和美国共同参与的区域自贸协定——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将是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 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多边贸易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包罗万象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在2001年启动后陷入僵局，贸易自由化的主战场也从多边转向双边、区域自贸谈判。截至2015年，向WTO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已经达到600多份，平均每个WTO成员国签署了13份FTA。近年来，FTA涵盖内容越来越多地从贸易延伸至服务贸易、投资准入及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政策等“边境内政策”，使新签署的FTA在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上远高于WTO规则水平。FTA越来越被认为是多边谈判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实现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的路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属于一个大型的FTA，是奥巴马政府为启动“重返亚洲”战略所积极参与推行的。与其他FTA相比，TPP被认为具有广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特点。2015年TPP基本协议达成后，奥巴马曾表示，美国“不允许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而TPP协议的达成将制定“21世纪全球经济在众多领域的规则”。 RCEP也是一个大型的FTA，强调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中心作用”，并在现有各个东盟“10+1”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更广、更深入的经济一体化。报告强调，RCEP建立于开放水平差异较大的五个“10+1”自贸区基础之上，涉及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和相关标准水平较低，基于以东盟为自贸区中心的“车轴-辐条”结构，并且不包括美国，这使得RCEP无法成为代表“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替代方案。 报告研究指出，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FTAAP是第一份中国和美国共同参与的区域自贸协定，会给亚太地区以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中美共同推动FTAAP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是后TPP时期的最佳选择。 近年来，亚太地区对于自贸区的关注集中在TPP和RCEP上，但在中国的推动下，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决定启动FTAAP进程，批准了推动FTAAP的路线图。2016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会议批准了《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和相关政策建议，并以此作为《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 《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FTAAP的重要共识，包括：FTAAP应在APEC框架外实现，APEC将发挥孵化器作用；FTAAP应建立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其他可能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基础上；APEC经济体将在2020年以前，进行关于FTAAP实现路径的评估，评估工作将找出FTAAP进程中的最大挑战领域。 报告强调，发展FTAAP离不开中美对未来贸易规则所能达成的共识。中美自2008年启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以来，已经进行了20多轮的谈判，内容已深入到了负面清单、文化产业、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两国如能早日达成BIT协议，将开启一系列新的双边经贸合作领域，包括启动《中美投资和贸易协定》（BITT）谈判，中国加入WTO诸边贸易协定谈判（例如《国际服务贸易协定》）。两国在双边层面达成共识将扫除两国成为亚太自贸区成员的主要障碍。文章选自《中国贸易报》，2016年12月13日
2016年12月15日 -
【人民网】中国入世15年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全球化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 当前，全球治理出现新格局，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引发新的保护主义，不同形式的区域协定兴起，英国脱欧等事件让全球化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在专家看来，全球化治理的1.0受到新挑战时，全球化治理机制2.0正在形成。全球化已进入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飞将全球治理的新变化、新发展归纳为四点：第一，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相趋同，改变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版图和格局，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乃至国际秩序从过去“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第二，世界经济原有增长模式失去动力，全球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低迷。世界增长需要新动力、新思路、新模式，探索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的新路径。第三，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治理“赤字”和“碎片化”现象与经济全球化带来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增大的矛盾日益尖锐。第四，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力量的博弈加剧削弱了全球化的政治支持力，影响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的运转。随着贫富差距扩大等全球化负面效应积聚，不少国家民众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在上升，这影响了全球化进程，影响了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投资体系。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全球化治理的1.0受到新挑战时，全球化治理机制2.0正在形成。全球化已进入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TPP、TTIP、RCEP、FTAAP以及“一带一路”、AIIB、G20等新的国际多边合作的纷纷出现都证实了全球治理面临转型升级的现状。“在WTO多哈回合谈判长期没有取得进展、世界各国亟需新的全球贸易规则的背景下，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贸易大国以及地区加快进行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谈判，以期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 王辉耀看来，“习主席提出的 活力、创新、联动、包容 ，实际上就是推动全球化，互联互通。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加入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积极参与制订新的国际规则，内外联动推进中国的改革，维持已经取得的贸易优势，提升资本优势，建立人才优势，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 中国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是中方和成员国之间互相履行自己向对方做出的承诺的过程。在世界进入“新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该发挥什么作用？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撰文指出，世贸组织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遵守规则是国际贸易投资得以有序繁荣发展的关键。长期以来，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多边贸易体制得到有效维护，多边规则得到认真遵守，是全球经济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何宁认为中国从中也有不少收获，“首先，通过加入世贸，履行多边规则，使中国获得了平等的待遇，世贸组织164个成员之间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再次，成员国会遵守规则，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其他的贸易措施都要按照规则办事，不能超越红线。恰恰因为这种多边规则，我们极大地减少了国内对贸易行为的干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何伟文提出，为了维护以WTO为中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为了在新起点上积极参与并力争主导全球贸易新规则的制定，需要前瞻性地研究三个问题：贸易与就业、贫富差距、技术进步。“中国应当一方面推进全球化，支持技术进步。另一方面积极执行联合国2030议程，要使人人都有体面工作。” 何宁认为，应对FTA（自由贸易协定）的态度发生改变。FTA在大的原则上都离不开WTO的规则，FTA是对WTO的加强。“如果多边贸易体制不能提供一个良好的规则环境，就靠FTA建立的这种规则环境，会被提供到多边贸易体制中，再由多边贸易体制加以确认，形成全球范围内统一的良性规则。无论是两个成员还是多个成员的FTA，与WTO都存在良性互动的过程。可以用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这些规则。” 高虎城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贸易和投资低迷，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多。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世贸组织成员越要加强团结，越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性。中国愿意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一道，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重振贸易和投资的引擎作用，共同构建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将参与全球治理重塑国际秩序 中国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今后的中国将会更加开放，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目前已经到了参与全球治理的阶段。中国不仅仅需要遵守全球贸易规则，更需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指出，“入世后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在适应和遵守国际规则，现在看来我们确实应该挑战当前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国际规则。至少应该提出来，让其他国家认识到哪不合理。” 霍建国认为中国“共商共建共享”尊重其他国家的理念是对的，在不取代原有的贸易机制的基础下创新机制，以适应大家的需要。“中国现在已经在很多场合一再表示，中国无心挑战美国二战后形成的这一套金融体系，而且也认可二战后形成的几大经济机构和国际组织发挥的巨大作用。” CSIS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也认为，全球治理的规则是让所有参与者、包括国家和其他的单位进行合作，迫使他们有序地竞争，所以它不仅仅是支持和培养合作，也是培养有序竞争。 而且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从最初的学习者到现在主动或被动地走到前台的参与者。亚投行的建立、“一带一路”的提出，实际上也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 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认为，“当面对一个新的治理方式时，各国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在规则制定方面，全球治理还应考虑无论双边还是多边利益相互之间的平衡，找到共同发展方向，避免在谈判过程中的利益失衡。” 甘思德也认为，“从当前的状况做判断，中美两国的全球化起点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中美两国需要相互学习，最后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对全球化有新的共识和新的定义，进而深度合作。” “中国是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捍卫者、贡献者，”何亚飞谈到，中国现在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全球治理的总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第一，中国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二战胜利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坚定不移地维护以WTO为代表的自由、开放、公平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并且改革和完善国际经济和金融机制。 第二，面对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模式”经济治理模式的倒塌和破产，中国要从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发挥全球性大国的作用，提出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与时俱进的“全球公共产品”。 第三，中国要坚持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超越地缘政治的狭隘考虑和偏见，切实防止所谓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为维护和促进全球自由贸易投资体系创造有利的国家政治和安全环境。 第四，随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联系日益紧密，对中国来说，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在对外战略方面，要更加积极主动，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更加有效地利用联合国、WTO、G20以及金砖机制等平台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积极主动加强与其他大国的有效沟通，重塑新世纪国际秩序，为全球治理的不断改善做出贡献。（常红 彭婧希）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12月12日
2016年12月15日 -
【环球时报】苗绿：当中企走出去与逆全球化相遇
CCG秘书长苗绿在第三届企业全球化论坛上发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跃升全球第二，迈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但同时，“走出去”这一步伐又恰好撞上了正在欧美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风暴，对中国企业的生存能力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 首先，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国际化人才方面的挑战。目前，中国前十大跨国公司国际人才比例只有30%多，而全球前十大企业国际人才比例达93%左右。企业“走出去”用好国际化人才，我认为第一步可从跟我们语言文化相近的海归、留学生、华人、华侨开始。 其次，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更加关注社会责任。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很大程度上是指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对当时当地整体社会环境的保护和法律的遵守，其中包括对员工、环境、劳工的保护，对整个社会良性循环的责任，以及大家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工作正向的发展。相比海外，中国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虽有讨论，但并未达到持续火热的程度。正是由于这种环境差异，令中国企业没有在国内把社会责任修炼好，走出去后往往显出各种毛病，遭遇各种障碍。 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带来就业和税收，这是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因素。特朗普之所以能在美国掀起逆全球化浪潮，最重要的抓手是觉得自己没有在全球化中受益的美国工人阶级。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前，首先要考虑能给当地带来多少就业。在这个基础上,遵守当地法律，在尽到更多社会责任的同时，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走出去”过程当中，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程度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企业在社会责任上有瑕疵，很有可能影响到整个投资的成败。有些企业“走出去”时对当地的环境、生态保护做得不到位，在应用NGO的检测方面也出了问题，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机构来检测当地的环保标准，最后导致项目搁浅，蒙受很大的损失。 有个别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有个很不好的心态，去到欧美国家，会觉得反正你们发达，我“整”一笔钱就跑。去到非洲国家，又会多少有点看不上人家的感觉，冒冒失失做了一些事情，却发现非洲国家的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比中国还健全，一下子吃了很大的闷亏。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还要注意把中国好的文化带出去，让别人更接纳我们。但也要提醒很多企业，在输出这种软实力、软文化的时候，还要考虑当地的感情和因素，注意解决不同的文化怎么相互融合的问题。(作者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本文是作者在“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6年12月14日
2016年12月15日 -
【中国新闻网】专家：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 华商将是重要资源
中新社北京12月9日电 (周欣嫒)“中国若要维护并推动全球化发展，华商将成为重要资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8日发布《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报告称，作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坚定支持者和重要建设者，中国应在国际上高举维护和推动全球化的旗帜，争取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对此，CCG理事长王辉耀作上述表示。 报告称，英国脱欧，特朗普扬言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德国十万人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并游行示威，法国、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声音增强，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进程正遭受重大挫折。 王辉耀表示，继续推进全球化无疑会有阻力，但在这个过程中，若能充分借用好海外华商的力量，将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内地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262.7亿美元。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投资926.7亿美元，占比73.4%；新加坡投资69.7亿美元，占比5.5%。而香港和新加坡的上述投资，大部分是由华商进行的。 除此之外，华商产业发展还越来越多元化。福布斯2016年全球富豪榜显示，华人富豪已从传统的消费品制造、餐饮、零售、农业等产业，扩展到制药业、航空业、电子商务、医疗服务等高新技术产业。 王辉耀指出，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华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们在“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过程中，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前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则表示，与中国进行合作，华商不仅有“力”，更加有“情”。 他透露，互联网公司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当年就是主动希望与中国建立联系，从而促成深度协议，帮助中国走进了全球科技发展和新兴业态发展的潮流中。“华商们天然、本能地希望和中国一起发展，这是别的国家无法做到的。” “6000万华侨华人是中国参与书写国际规则的最好载体。”王辉耀表示，“我们与广大华商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国出海的‘联合舰队’，定能在逆全球化大潮中乘风破浪。”(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6年12月9日
2016年12月13日 -
【国是直通车】入世15年：中国收获了什么？
15年前，在国内一片“狼来了”的担忧声中，中国成为世贸组织（WTO）的一员。15年后，“与狼共舞”的中国不仅没有被击垮，反而逐渐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在中国新闻社9日于北京举办的“国是论坛—入世15年的变与革”上，与会学者认为，得益于加入WTO，中国经济实力和活力显著增强。在逆全球化浪潮升温之际，中国今后应继续坚定地与WTO站在一起。国是论坛“入世：15年的‘变’与‘革’”专题研讨会现场中国从WTO得到了什么？加入WTO使中国企业和整个宏观经济获得了巨额“红包”。那些人们担心入世后将被冲垮的行业企业，不仅没有在激烈竞争中落败，反而逐渐脱颖而出。“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中国金融业都产生了质的飞跃，堪称站到了世界之巅。”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说。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中新社记者 夏宾 摄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如今中国已成为后来居上的世界家电强国，家电品牌越来越多；一些国产汽车也开始崭露头角。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中新社记者 夏宾 摄“中国在短短15年间取得的巨大成就远超预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屠新泉指出，这使其能够对全球贸易治理和WTO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在WTO没有中国的支持，任何事情都做不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屠新泉。中新社记者 夏宾 摄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莉也认为，入世15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力量增强，逐步向强国迈进。以电子商务为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商经济体，电商交易额年均增长高达3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莉。中新社记者 夏宾 摄在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看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体现为“三个提升”。一是能力和实力提升。目前，中国货物贸易已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服务贸易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二。同时，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也在不断改善。二是整合能力提升。快速发展的中国并没有“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2012年，中国就已成为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三是话语权提升。入世之初，“接轨”、“对标”是中国政府部门和业界的高频词。“那时我们的话语权非常弱，像一个小学生在努力学习世界规则。”但2012年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得到显著提升。“中国已经从自由贸易规则的学习者、跟随者，逐渐成为规则改革的推动者和倡导者。”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研究员赵萍。中新社记者 夏宾 摄但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许霓妮提醒说，中国需要警惕巨额贸易顺差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去年中国贸易顺差达5939亿美元，“这个顺差2013到2015翻了一倍，之前都挺平稳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大国能够长期拥有如此大的贸易顺差。”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许霓妮。中新社记者 夏宾 摄中国能为WTO做什么？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区域自贸协定风起云涌，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升温……作为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代表，WTO正面临严峻考验。屠新泉指出，作为唯一的全球性贸易组织，WTO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平台。在此情况下，中国应继续坚定支持WTO，积极推进多边议题谈判。同时，应继续推进RCEP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小步慢走”，发出推进全球化的积极信号。赵萍对此亦有同感。她表示，WTO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绝佳平台，中国应继续积极参与并努力推动WTO改革。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也指出，当前全球自由贸易仍然依靠WTO规则体系来维护。今后，中国在坚持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也要积极构筑面向全球自贸区的网络，通过自贸区网络逐步降低关税水平，加大投资和服务行业的开放。“没有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国仍然是死路一条。”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中新社记者 夏宾 摄“当前WTO已不完全是经济平台，而是沾染了越来越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张莉看来，考虑到WTO相关议题谈判常常因大国博弈陷入僵局，中国可在坚持自身目标的前提下，适当展现灵活性，以更好推动WTO发展。文章选自国是直通车，2016年12月9日
2016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