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
- 首页>
- 活动>
- ������������
������������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投资者欲联名起诉华兰生物
2011年7月25日，华兰生物被超过7亿元的大单封死跌停，全天换手率仅0.33%。当天，大量蒙受损失的投资者对华兰生物提出强烈质疑，呼吁“联名起诉华兰生物”。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发现，投资者的质疑围绕两个方面：一是早先被指出的严重信披滞后问题，二是7月14日公告后第二天出现的天量资金出逃现象。投资者反映，他们已开始在网络上联名呼吁对华兰生物提起诉讼。 跌停前现天量出逃 投资者疑惑不解的是，华兰生物在7月13日发布公告后，股价放量大跌8%。但在其7月14日再次发布公告称3家单采血浆站无恙后，华兰生物股价7月15日复牌并由下跌2.89%转至上涨1.98%，并出现公司自上市以来的最大换手率（7.82%），一举超过6月份7.73%的全月换手率。部分投资者进场的同时，大量资金出逃。但是停牌一周后，华兰生物最终宣布5家血站将被关闭。7月25日，华兰生物仅0.33%的换手率不再给投资者出逃机会。 一位基金经理只得表示，目前只能以时间换空间，等待出逃机会。而散户投资者不甘被套，在东方财富网等网站上发起“联名”行动，呼吁针对甲流疫苗回款问题、信披延迟及公告疑团起诉华兰生物。 25日，广东佛山重仓华兰生物的散户投资者万先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肯定要起诉华兰生物，这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万先生介绍，自己去年买入华兰生物，最近8个月，公司股价不顾大盘表现持续阴跌。直到近日，他才明白华兰生物隐藏着如此大的风险未及时提示，利空惨重，而一些机构可能先知先觉提前出逃。江西宜春的邹女士表示要跟从其他投资者。“联名”贴在一天之内获得近万人关注。 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研究员认为，华兰生物的公告确实有问题，目前有猜测认为，当时有机构没有逃出，公司如果不在14日发布公告，可能将迎来第二次大跌。而针对华兰生物此前的公告立足点，贵州省卫生厅相关人士已明确表示没有在7月14日前公布规划，且华兰生物不在政府文件抄送范围之内。 律师建议先投诉 针对投资者要“联名起诉华兰生物”并聘代理律师的行为，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证券律师高鸣飞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没有审核文件的前提下，依照我国法律框架体系，“第一次诱空不可诉，第二次诱多的虚假陈述可诉。”大成律师事务所证券律师刘强、魏兰英表示，“小股东可以选择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投诉举报，由证监会启动调查机制，对华兰生物信息披露过程中是否存在虚假陈述，是否构成证券欺诈的行为作出认定。如果证监会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小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则认为，如果华兰生物在此前发公告时没有收到卫生厅规划的定稿或不是从官方渠道获得规划内容，投资者将在投诉中占据主动，且华兰生物理应提前披露许可证到期的风险。 业内人士表示，华兰生物涉嫌违反了信息披露中“全面”的要求，导致投资者不能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作出判断，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实习记者 刘国锋）
2016年8月18日 -
【国际商报】归来！海外人才回流续显升势
“‘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级战略为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提供了良好契机，国家级战略的顺利实施亦需要大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参与。”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最新发布的《2016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如是指出。 随着“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级战略的实施，我国经济影响力不断扩大，各类经济主体为“海归”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十三五”规划的深入实施将为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提供更加有利的环境。要将留学人员作为新的统战工作的“着力点”，是我国审时度势，积极参与全球人才竞争的重要表现。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海归学生拥有在中国成长并接受外国教育的优势，能够较好地把国外先进的知识和经验与中国本土的情况相结合，在中国有很大的用武之地。麦可思中国的《2010-2014届大学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调查》显示，近五成的本科毕业生留学选择的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而“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给这些学生回国就业提供了良好契机。“一带一路”的推进也需要大批素质高、能力强、业务精、知识广的复合型人才。为此，各级政府对人才服务工作日益重视，不断出台针对留学回国人员的就业政策和创业政策。如201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意见》，强调要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提供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环境；2016年北京市设立“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奖”和“归国留学人员创业专项资金”，并以海淀等12个留学生创业园区为载体鼓励留学人员创新创业。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留学回国人数增长迅速。据统计，2015年我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40.91万人，比上年增长12.1%。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1978年至2015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04.21万人，其中留学回国人员累计达221.86万人，占留学出国累计总人数的54.9%，年度出国/回国人数比例从2006年的3.15：1降至2015年的1.28：1。留学人员回国就业趋升 为了更好地研究我国留学归国人员就业现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北京海威时代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于今年3月至7月开展了中国留学发展调研，并形成《2016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情感与文化因素影响及看好国内经济发展前景是海归回国的主要因素。海归选择回国就业主要原因排在首位的是“情感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占43.7%；随后分别是“国内整体经济前景好，政治稳定”，“国外形势不利于外国学生就业”，分别占37.1%和23.4%。此外，国内的社会网络、海归政策、所学专业的就业前景也是海归回国的主要原因。 被调查者选择目前工作城市的理由排在第一位的是“经济发展快”，超过半数被调查者选择这一项。“基础设施配套齐全”、“产业基础好”、“公共资源集中”、“有较好的人脉关系”依次占35.9%、31.0%、30.7%、27.3%。比起生活环境是否舒适优美，被调查者更看重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是否完善齐全。此外，选“相关人才政策吸引”的有17.6%，说明政府的人才政策起到一定作用。由于当前一线大城市房价高企，租房和生活成本也令人不堪重负，只有6.8%的被调查者选择“房价等生活成本较低”。超过七成的海归看好自身所在行业的发展前景。调查发现，海归对所在行业未来十年发展前景总体肯定，42.3%的被调查者持积极态度，认为非常有前景。33.3%的被调查者认为发展平稳，另有18%的被调查者预测所在行业将会转型升级或洗牌，只有6.4%态度悲观，认为所在行业会进一步萎缩。 “不熟悉国内的就业形势是海归就业的主要劣势。”报告认为。被调查者在分析自身回国就业劣势时，半数人认为自己“不了解国内的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以及“回国时间晚，错过校招季”；三成被调查者认为“岗位海投效率低”和“缺乏完善职业规划”是自身的回国就业劣势。拥有清晰职业规划的海归不到一半，有47.6%的人非常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剩下的人中，42.2%尚未确定今后的发展方向，10.2%持无所谓态度。用人单位情形不一 海归就业调查报告还对用人单位招聘海归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调查显示，企业的招聘岗位数量、招聘时间对海归求职不利。求职申请数与岗位数量比例明显过高，毕业生就职难。由于受访单位的性质、规模、所属行业不同，每年收到毕业生求职的人数也有所差别。据统计，约22.6%的单位表示平均每年收到大学生求职申请超过5000人，25.8%的单位表示每年收到500~5000人左右的求职申请，而45.2%的单位则每年收到500人以内的求职申请。受整体经济形势和企业转型的影响，虽有52.6%的受访单位表示将在下一年度招聘更多的毕业生，但仍有36.8%的单位表示下一年度招聘的大学生人数将保持不变或减少。因此，毕业生面临较大就业压力。同时，单位招聘时间不稳定明显对海归求职不利。不同类型的企业招聘时间差异明显，国营企业（含集体）的招聘相对透明，会在招聘季时释放岗位需求，同时也会就部分岗位在一年中持续招聘。海归创业民营企业基本保持全年招聘的状态。其他类型的单位，如外资/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其他单位等都会在全年保持招聘，尤其在招聘季或岗位空缺时会进行重点招聘。“大部分单位在招聘和待遇上会向海归倾斜。”调查显示，仅39.5%的企业在招聘时没有明显区别，这表明海归群体在回国就业过程中仍存在一定优势。事业单位在招聘时对海归人士没有任何偏好，而随着单位性质的变化，国企、外资/合资企业、民企、海归创业民营企业和其他单位如非政府组织（NGO）对海归的偏好逐渐增加。 根据调查结果，受访单位对求职者是否符合单位需要最为看重，主要体现在求职人员是否具备工作相关的技能，专业知识与岗位的契合程度，而对海归毕业生的毕业院校、所学专业、相关工作经验等要求相对较低。单位对求职人员的各项能力也存在明显的偏好。其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创造力被单位认为非常重要，而影响力和说服力、人际网络技能、时间管理技能等能力也被认为重要。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6年7月27日
2016年8月18日 -
徐小平：创业合伙人比商业模式更重要
▼ 徐小平是“人生导师”、“留学教父”、“新东方三驾马车”之一，加诸在他身上有诸多光环。他本人萌性十足，正能量爆棚，精力充沛，爱心满满，热衷娱乐和自我娱乐，不论在什么场合，有他在，现场的气氛也就嗨了起来。2010年离开新东方后，徐小平创立了“真格”天使投资基金，投资的成功案例有世纪佳缘、聚美优品等。2014年，徐小平担任中国首家创业商学院--黑马学院的名誉院长兼创业导师，同年获得华人经济领袖大奖。 所谓的合伙人，是你在股权上跟他分享，在荣誉上跟他分享，在创业的长征路上，他就会跟你不离不弃，一路走过去。◎“与其说我们在这里做投资帮助年轻人，不如说我们在每一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青春的影子，我们在实现我们当年的梦想。” 徐小平本身就有颗年轻的心，并有“老顽童”之绰号。俞敏洪曾评价，徐小平是把自己的心灵和灵魂都沉浸到年轻人世界中的非年轻人。“青春”、“理想”这些词汇对徐小平重要非凡，他提到在其心灵深处，与其被认为是投资人，不如说是一个教育家，与其说在这里做投资帮助年轻人，不如说在每一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青春的影子，实现当年的梦想。 从加盟新东方到做天使投资人，是徐小平从实现自身理想到帮助年轻人实现理想的过程。事实上，离开新东方董事会时，徐小平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来帮助年轻人，他希望用新东方上市的钱，来给年轻人实际的帮助。◎“要投能让我激动的人，我为创业者个人激动的时候，而不是为产品激动时，说明人的魅力超过项目，投资成功概率往往会更高。” 也许与这种理想主义和人文色彩相关，徐小平在投资上以直觉和感性著称，被业界称为“最天使的投资人”，称其“拍脑袋决策、热脑袋决策”。有人总结，如果创业者能把徐老师给讲哭，不论主动哭或被动哭，那他多半会投；如果是主动地情感流露，那么他一定会投。徐小平自己也承认，要投让他激动的创业者，如果一个项目讲半小时还没让他的头脑发热，那就不会获得青睐。因此，创业者要想得到热血沸腾的徐小平的支持，最好先让他热泪盈眶。 如果仅此认为徐小平全凭性情中人本色，对创业的判断只靠冲动和热血，这会造成一种严重误读。倒不如理解为，在理性的考量和精细的权衡之外，徐小平在创业过程中最看重的还是“人”这一因素，认为创业成败与否的关键在于创业者的素质是否过关、创业的团队素质是否过关。所以，对人和团队的判断至关重要。◎“失败企业、处境艰难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创始人中只有一个老大，没有老二、老三。” 从徐小平的自身经历可以看出这点，当初他是与大学好友俞敏洪、王强一起创办新东方，成为“三驾马车”之一，三人也被认为是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原型，可谓是合伙人的典范。后来，徐小平和老搭档王强一起创办了真格基金做天使投资。 真格的投资哲学是“判断人而非判断模式”，人或合伙人在创业过程中至关重要，甚至胜过商业模式和市场方向，因为企业正是由人做出来的。真格基金最看重创业者有没有合伙人，有没有团队精神。徐小平曾屡次强调，“初创企业的合伙人非常非常重要，重要的程度超过你想做的市场方向”，因为“创业之路是艰苦的，山上有老虎，一定要结伴而行，才能一路披荆斩棘、过关斩将，能够到达你梦想的一半、三分之一，或者是75%，或者百分之百。” 以徐小平的自身经历为例，当初他在新东方持有10%的股份，这使其具有主人翁心态，有“为自己的10%而战”的意识。后来，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曾向新东方发起总攻，意图关闭新东方，是新东方的几个合伙人同仇敌忾，最终化解了这次灭顶之灾。当他创办真格基金投资聚美优品后，在某次“301大促”中，聚美优品面临假货质疑，也是几个合伙人和陈欧一起通宵不眠，消除了这次危机。 “很多人感叹新东方的成功，羡慕阿里巴巴的地位，惊讶小米的爆发力，但鲜有人意识到这点--如果背后没有联合创始人无论高峰还是低谷的不离不弃，很难说企业会有现在的辉煌。”徐小平由衷地说。◎“对于初创团队而言，合伙人比商业模式重要得多。” 所以，对于创业者而言，需要树立合伙人意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合伙人，创业是条漫长的奋斗之路，遍布艰难险阻，需要有人一起并肩前进，共同开拓。创业者还需要有愿意分享的胸怀，与合伙人共同分享利益。共同的利益对于团队来说非常重要，团队一定要通过股份来凝聚，有7个联合创始人的小米，雷军的股份比徐小平投资的所有公司的老大都少，但它却是发展得最快的。 不过，共同利益固然重要，但合伙人之间还需要共同的梦想和共同的价值观来凝聚，用更高的利益、价值观和责任感，来化解团队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利益纠纷。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两者都不可缺少。对此，徐小平进行了精辟总结：“不要用兄弟情意来追求共同利益，这个不长久，一定要用共同利益追求兄弟情意；不能纯粹为了理想去追求事业，但事业一定要有伟大的理想。”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8月18日 -
【地球外参】昂山素季大国首访选定中国是疏远美日？
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5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将于8月17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领导人将同她举行会见、会谈。这是缅甸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缅甸领导人首次访华。 “地球外参”注意到，此次到访中国是昂山素季出任缅甸国务资政后首次访问非东盟国家。近年来，美国和日本在对缅甸外交上发力颇深，为何昂山素季的大国首访选定中国而不是美日？昂山素季此次访华，能否让受到搁置的密松电站得到重启？ 其实，自4月1日缅甸民盟执政以来，中国跟缅甸的双边互动很频繁。4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缅甸；7月8日，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惠昌也访问了缅甸；8月10日至14日，中国中联部部长宋涛也访问了缅甸。 与中国相比，美国和日本对缅甸的高层访问显得有些滞后。5月3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才在缅甸首都內比都和昂山素季举行会晤；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缅甸定在了5月22日。 据外媒报道，昂山素季7月接受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邀请，决定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9月访问美国。昂山素季大大国首访选为中国而非美日，背后有何原因？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黄日涵告诉“地球外参”，昂山素季选择首先访问中国，有许多很现实的原因。缅甸的经济发展和北部的和解问题，特别依赖跟中国的合作。此次，昂山素季访华，密松电站以及中缅多层次合作都将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此外，本月3日，缅甸成立了21世纪“彬龙会议”中央组委会，希望在本月底举行推动缅甸和平进程的21世纪“彬龙会议”。昂山素季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实现缅甸各族武装和解。要达成这一协议，离不开中国的协助。 黄日涵分析称，昂山素季此次首先访问中国，对日本和美国的“刺激”很大。美国很可能进一步加强“亚太再平衡战略”。 美日会加紧对缅甸的外交工作，加强援助。 不过，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缅甸问题研究专家范宏伟教授认为，昂山素季率先访问中国，是贯彻执行了她上台时发表的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内容，不需要过分解读成这是“亲中”而“疏远美日”。1948年独立后，对外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是缅甸的历史传统。对此，昂山素季明确说过：“缅甸独立之初，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对缅甸来说非常适合。我们认为，缅甸独立以来所奉行的外交政策也是正确的。我相信，我们能够继续成功地奉行这样的外交政策。”而且缅甸改革的重点和根本，还是在西方设计下进行和实施的。特别是日本，2011年以来，日本免除了缅甸所有债务，大量增加ODA，积极参与和影响缅甸的经济改革， 介入缅北民族和解等。因此，日美在缅甸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制度设计、民众认可度方面不容小觑。原计划建的密松电站 昂山素季此次访华，外界十分关注遭到搁置的密松电站能否得到重启。 黄日涵认为，能否重启密松电站是昂山素季此次访华绕不开的议题。缅甸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电力短缺非常严重。日本曾对缅甸国内能否建伊诺瓦底江水电站做过评估，评估结果是不会建这个水电站，因为这是一桩“赔本生意”。因此，缅甸非常需要中国的帮助来发展电力工程。 2009年，中国企业同缅甸方面达成共同开发伊诺瓦底江上游水电协议，规划建设密松、其培、乌托、匹撒、广朗普、腊撒、耶南电站，中国企业将在特许经营期50年后无偿移交缅甸。然而这一项目在2011年9月停工，至今久拖不决。 密松电站是否能够重启，据缅甸金凤凰中文报的报道，缅甸总统吴廷觉于8月12日发布通令，宣布成立“伊洛瓦底-密松流域水力发电站项目审核委员会”，旨在有效地审核包括密松项目在内的克钦邦水利发电站。 委员会具体职责为：审核项目是否遵守相关自然环境保护的规则、法则和应该遵守的技术；调查项目对人文、环境、生态的利弊条件；研究项目对伊洛瓦底江水资源的破坏程度；审核因开发项目对伊洛瓦底上游、密松、下游等流域到三角洲，可能会有的后果和对河流的破坏程度；审核对缅甸伊洛瓦底江生命线的长期稳定性的损坏程度；研究开发项目后国家和民众收益和满足电力的情况；调查是否应该继续开发项目、对国外投资者的影响力；评估项目合同后，协商国家与国外投资者之间能够获得利益的办法。 黄日涵也不看好密松电站项目重启，因为密松电站项目涉及的利益太多，除了缅甸国内的民族主义阻力，还有各派势力的博弈。但是，除了密松电站，国家电投在伊江流域还有其他6个水电站，如果这一次中缅对话顺利，那么也许对于这六个水电站，双方也可以在其他水电站的建设上有更多的合作。 黄日涵认为，密松电站能否重启的关键的一步还要看缅甸政府8月底召开的21世纪“彬龙会议”。如果“彬龙会议”能协调好缅甸北部武装的关系，也许密松电站重启的希望能够加大，但仍然不乐观。(文 | 祖晓雯)文章选自地球外参，2016年8月17日
2016年8月18日 -
【国际商报】激发“海归”创新创业新活力
本报讯近日，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协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已连续举办11届。 经过多年的海外历练，留学人员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全球网络，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商业模式，富于创新精神、饱含创业热情，在创新创业方面具有先天的比较优势，在中国社会发展、推动创新创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从1978年到2015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04.21万人，221.86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留学生群体已经成为新时代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层次留学人员已逐渐成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领跑者和生力军。 本次论坛从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留学归国创新型人才队伍的目标出发，围绕“新时期海归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与影响”、“资本助推企业创新与转型”、“中国海归创新创业的机遇与挑战”、“海归职业发展与继续教育”、“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激发海归创新”、“文创产业打造双创生态圈”六大议题举行圆桌论坛。与会嘉宾各抒己见，探讨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之路，为未来吸引更多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就业探索更为广阔的发展之路，激发创新活力。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表示，当前中国留学人员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留学人员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留学人员群体高度关注，对留学报国事业大力支持，近期中央已发文在全国各地建立留学人员组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作为中国最大的、历史最长的海归论坛之一，具有持续的影响力，论坛将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成为中国留学人员可依靠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在创新、科技、人才全球化、企业国际化方面的发展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6年8月17日
2016年8月18日 -
Huang Yanzhong: G20, Global Health And China | Forbes Asia
Huang Yanzhong, Senior Fellow for global health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 member of Academic Committee of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CCG）.New Yorkers who have been used to the annual UNGA sessions (which typically last two weeks and attract over one hundred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in September will probably have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why the two-day G20 summit—to be held in Hangzhou early next month—is such a big deal in China, as tight security measures appear to be causing a great deal of inconvenience to local residents. These measures can be rationalized when we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this will be the first ever G20 summit hosted in China and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ummit since President Xi Jinping took the re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military in 2012.An equally important, but less well-known factor to reckon with is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global governance—since the 1990s, summit-centered plurilateral institutions have become a significant forum to address major global challenges. These institutions are part of the rise of worldwide governmental and social networks characterized by less formal links among public, private and nonprofit entities cum formal relationship among states.Unlike formal,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summit-level clubs such as the G7 and G20 feature limited membership, more flexibility and less cheap talk. The smaller number of key stakeholders in an informal, more authoritative setting not only allows for more substantive discussions over global challenges that member states have to confront, but also makes it easier for them to overcome collective action in reaching consensus and implementing decisions.As a club of the 20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G20 accounts for 85% of global GDP, 75% of world trade and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The sheer size of its member countries’ populations and economies give the G20 more legitimacy than the G7 in global governance issues. Legitimacy of the G20 is further beefed up with the shift of its agenda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years.Because of its role as a contributor to and a beneficiary of development, global health is integrally linked to the G20’s mandate of economic growth. The vulnerability of G20 economies to major disease outbreaks notwithstanding, an argument can be made tha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even development-related health issues that are noncommunicable are increasingly cross-border in nature, requir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that sense, global health could be a topic that galvanizes the interest of G20 leaders.As early as 2004, when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Paul Martin trumpeted the need for a “Leaders’ 20” or “L20”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G8, global health was one of the common themes under discussion. In July 2016, civil society leaders of the 20 major economies (C20) issued a communique calling for G20 leaders to achieve quality and affordable healthcare and clos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ver maj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Yet for almost a decade, the summit has focused overwhelmingly on tradition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and global health issues have been only indirectly addressed on the G20 agenda. Until 2013, the G20 had not tackled global health challenges in a substantial way other than promises to meet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which expired in December 2015) and to strengthen healthcare and social safety nets. Global health issues became promine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2014 Brisbane summit, when G20 leaders issued a separate statement on the Ebola outbreak in West Africa. It is also encouraging that the 2015 Antalya summit began to target global health risks, including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weak health systems as key concerns.This year, however, Beijing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 focus of the summit will be on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ndeed, “health” is not even mentioned once in the 18-page document on themes and key agenda items of the summit issu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Why is that the case? The G20 was elevated to the leaders’ level as an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ward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t has been viewed as a forum to discuss pressing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ssues. If we believe history matters, it makes sense to consider G20 agenda setting to be a path dependent process in which global health becomes a victim of the “lock-in” effect. Also, including global health in the G20 agenda entails member states committing extra financial resources to improving global health. As my colleague Laurie Garrett notes, since G20 is not a club of rich nations only, attending the summit is no longer viewed as “the Great Global Guilt Trip” (which gives the G7/8 nations moral incentive to contribute financially to global health), and rich nations driven by their own interests would be happy to delink global health from the summit agenda.Although global health will not feature prominently on the Hangzhou summit agenda, it is in China’s interest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pushing global health as one of the key deliverables at the 2017 Hamburg summit. An area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China and other G20 leaders is the financ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health target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China could work closely with other G20 countries to find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conjure the money necessary to fulfill the targets while maintaining commitments to existing programs such as 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and the WHO Contingency Fund for Emergencies.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windling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global health, China’s push to expand the G20 agenda to include global health would boost its image as a global leader in tackling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thereby beefing up its soft power abroad. Indeed, compared to the lavish spending o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other existing soft power projects, a global health initiative led by China would be a more cost-effective and powerful testimony to China’s benevolent intentions internationally.From Forbes Asia，2016-8-16
2016年8月18日 -
【中国政府网】旅游业向世界秀出“美丽中国”
暑期假日，各地旅游景区迎来了小高峰。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火爆的住宿餐饮，不断涌现的新线路，昭示着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卓越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国民人均出游人次由1984年的0.2次增长到2015年的3次，国内旅游收入也由1985年的40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34200亿元。如今，旅游已经由少数人的奢侈消费变成普通人的大众消费，在经济、社会、民生、外交等各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引擎 “现代旅游业是融合一、二、三产业的综合性产业，这是一种新经济，不仅促进农产品消费和升值，也带动更多适应群众需要的工业品开发，其关联产业达110多个，对餐饮、住宿、民航、铁路客运业的贡献率都超过80%。‘一业兴，百业旺’。”在今年5月举办的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这样说。 由于综合性强、关联性高，旅游业在经济社会各领域逐渐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活力，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拉动作用日益突出。 据世界旅游业理事会测算，2015年旅游业对中国GDP综合贡献率达10.1%，超过了教育、银行、汽车产业。2012年至2015年，旅游对交通运输业增加值拉动贡献超过80%，对住宿业的贡献在80%以上，对餐饮业的贡献超过60%，是现代服务业中发展最为活跃的产业之一。 作为重要的服务性产业，旅游业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增长点，也是拉动投资、消费、进出口的重要引擎。 “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不仅仅是消费，也是投资和出口的热点，对于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消化工业产品存量，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石培华指出，旅游可以激活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可以完善一个城市的服务功能，扩大一个城市的品牌。 今年，在全域旅游和“旅游+”的推进行动中，乡村旅游、体育旅游、文化旅游、养老养生游等多种业态蓬勃发展，并在与“互联网+”的结合中释放新的活力。改善民生水平的新契机 “外出务工的人回来了，大学毕业生也愿意回家乡创业了。”在贵州铜仁市老麻村，唐松前喜笑颜开地说起家乡的变化，自从村里建设了旅游观赏园区，他在家门口打工每月就能拿到3000元，家乡的特色农产品也卖出了好价钱。 在全国各地，许多像唐松前一样的乡村居民通过旅游业实现了脱贫致富：在四川，2014年参与旅游扶贫项目的贫困户，户均增收超过500元；在湖北，“十二五”以来，乡村旅游带动42万人脱贫，占全省脱贫人口的18.6%；在重庆，2015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1亿人次，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0万人，带动农村20余万人脱贫…… 旅游是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指标，具有就业容量大、门槛低的特点，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之一。2015年，我国旅游业直接就业人数近2798万人，总计吸纳7911万人就业，占全国就业总数的10.2%。 “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到乡村旅游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贫困人口所处的地区大多自然或人文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开发潜力巨大。这是旅游扶贫得以实施的前提。”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学锋说。 如今，人们对体验式、休闲式旅游更加青睐，城市居民在周末休闲和节假日出游时，热衷于选择周边的乡村，这让乡村旅游发展迎来了新机遇，也为促进农民工、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改善民生水平创造了新契机。展示“美丽中国”的新形象 在甘肃，“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已举办了六届，敦煌莫高窟、新疆伊犁草原、张掖丹霞……独特的民族风情，丰富的文化资源，让丝路沿线旅游极具吸引力。 “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中，旅游具有先联先通的天然优势。加强丝绸之路旅游合作符合各国共同利益，将为各国发展创造重要机遇。”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指出。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旅游业因其自发性、民间性的特点，使各国间的交流更有亲近感和自然性，在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5月，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在北京举办，一百多个国家的政要和业界专家齐聚一堂，共商旅游发展大计；中美、中俄、中韩、中印等国家旅游年活动成功开展，旅游成为我国对外交流的亮点。我国入境游游客从1978年的180.92万人次增长到2015年的1.33亿人次，增长了72.5倍。 “旅游业带动了经济效益，带动了民间外交，中国的旅游者带着自身的形象、礼节和消费走出去，会成为民间使者，提升中国的全球化形象。”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表示。 如今，我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客源市场。通过旅游这个承载亿万游客的渠道，“美丽中国”形象得以向世界展示，我国旅游业的核心品牌竞争力正逐渐形成。（记者 鲁元珍）文章选自中国政府网，2016年8月16日
2016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