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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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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宁：团队是最重要的创新创业的支撑点
2016年7月31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举行，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第十一届，被称为“中国海归一年一度的盛会”。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CG常务理事陈宁参加了本届论坛并在圆桌论坛三“中国海归创新创业的机遇与挑战”中担任研讨嘉宾。他指出，现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的知识体系的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海归的技术水平相对国内的技术人员，是否还是像原来那样有很大的差距呢？所以大家在创业之初如何考虑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并且发挥海归的差异化优势，就是海归朋友面临的挑战。以下为他的演讲实录 深圳云天励飞是做人工智能，主要关注搜索引擎领域。我们做的很多业务是TOB。关于现在国内创业的机遇是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国内现在创新创业支持的力度热潮，之前尤其是TOB行业中很难和政府和大型企业打交道，而国内八项规定其实大大降低了海归进入的门槛。现在只要你技术过硬，原来很多规定的东西现在不存在了。所以进入市场，用技术说服这个市场进入的门槛就会更低，这是这几年海归创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机遇。 当然挑战也有很多，现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的知识体系的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我们海归的技术相对国内的技术人员技术水平，是否还是原来想当然有更大的差距，未必。所以大家在创业之初如何想好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并且发挥海归团体的差异化优势，这就是海归朋友面临的挑战。总结一句话，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团队协同创新。虽然我2009年就到美国，在美国建立了一个研发中心帮助中兴通讯。我离开中兴通讯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想到身边朋友有没有能一起来协同创新、协同创业的。所以云天励飞有几个合伙人，以及我和我的博士同学，他负责技术，我在国内负责运营，得到协同创业。找到一个让你们团队非常兴奋的创业点，而不是迎合投资。所以我认为团队是最重要的一个创新创业的支撑点。 我也是认为创业最重要的是团队，想干就干，想做就做，不要犹豫，不要纠结，因为永远没有更好的时候，更好的机会就在你的下一步，就是明天。包括2009年我当时回归的时候，也是在美国工作了很多年，接到中兴通讯邀请。当时蛮纠结，因为家在美国，当时有几家美国公司在邀请我，包括当时加入美国比较知名且拥有最适合工作环境的一家公司。离开国内十几年，其实对国内的工作生活环境不是太了解，当时中兴通讯一个EVT（Engineer Verification Test）到美国要建研发中心，谈了2个小时，说可以辞职回国做点事情。 想创业的这些人对未知的挑战，是激发你产品创业念头最大的动力。美国很鼓励在一个领域深挖，做二三十年。但是大家总抱着一个念头，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回去一起做点事情。希望自己未来二三十年能够不再犹豫，于是下定决心赶上中国创新创业大潮做一些能让自己更兴奋得事情，所以当时头脑一热就回国了。本文根据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CG常务理事陈宁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8月15日 -
【南方周末】东莞人才总量持续增加人才结构有待优化
东莞的人才总量不断提升，但人才数量与结构尚有差距。图为李群自动化测试车间，技术人员对新机器进行测试。 南方日报记者 孙俊杰摄 近年来，东莞高度重视人才工作。随着人才相关部门扎实推进“人才东莞”战略，东莞的人才总量不断增加。但另一方面，东莞的人才结构有待改善，东莞与经济结构相似的苏州等地相比，人才数量与结构也尚有差距。入户人数不断上升 一直以来，东莞外来人口占比超过80%。随着近年来东莞市人才入户门槛的逐年降低，包括积分制人才入户、条件准入类人才入户和企业自评入户，预计入户东莞市的人数将继续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东莞市新的人才入户政策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今年上半年迁入人数为22514人，2015年上半年为10914人，同比增长106%。 今年上半年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18岁以下8737人，18-35岁7165人，35-60岁6402人，60岁以上210人。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认为，从今年上半年来看，东莞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以18岁以下为主。“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近20年来东莞的打工一族在东莞结婚生子，这些农民工的第二代受惠于目前东莞市政府放开户籍限制政策，只要这些18岁以下的人群的父母亲都在东莞工作，他们要接受中小学教育，而且还认为东莞的基础教育和基础医疗水平优于他们家乡，他们就会选择东莞户籍。因此，今年上半年迁入人口中以18岁以下为主。” 从目前来看，迁入人口镇街最多的三个镇街为：南城3293人，东城1752人，长安1731人；较小的三个镇街为：谢岗103人，望牛墩72人，洪梅64人。公安部门负责人分析，造成这样的分布原因主要是各镇街的流动人口的存量和入学意愿等。 东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东莞市入户的主要途径为三投靠入户（夫妻投靠、子女投靠父母、父母投靠子女）和人才入户政策，人才入户包括积分制人才入户、条件准入类人才入户和企业自评人才入户。其中积分制入户2014年入户8872人、2015年8993人、2016年上半年9675人。 上世纪90年代，紧挨东莞的深圳就通过大力引进外地高校毕业生，改善人才结构。这点值得东莞市借鉴。“政策的顶层设计方面，东莞市需充分认识到，要改变现有人才结构不合理问题，在人才发展方面必须采取超常规发展措施，这意味着东莞市的人才政策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以引进为导向。”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撰文表示。非户籍人口打工者占比高 东莞的常住人口为831万，其中非户籍人口高达642万，受东莞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影响，非户籍人口中普通打工者占比较高。在东莞处于产业转型期的当下，普通打工者也是东莞人才资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目前来看，“国际制造名城”的建设需要大批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群体的坚强支撑。然而，东莞市目前的高技能人才的数量与质量还远不足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用人需求。尽管东莞市已出台《东莞市技师工作站建设实施方案》等有关技能人才方面的政策，但总体而言，在引进、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力度方面还较为欠缺，缺乏与东莞市城市定位相匹配的系统性高技能人才引进与培养政策。 一般来说，普通打工者在一个行业内工作5年后便会成为熟练技工。东莞可以在考量社会容量的基础上，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给满足条件的打工者提供落户、居住政策等方面的便利，让他们能落户东莞，扎根东莞，避免成为单纯的“人才培训学校”，规避人才流失风险。“在东莞‘海纳百川’的氛围下，突出东莞地方文化的推广宣传，让外来人才对东莞产生亲近感与归属感，用文化留人。”王辉耀表示。 林江认为，户籍人口中普通打工者比例较高，是东莞必须承认的现实，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普通打工者对东莞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些普通打工人群的贡献有所下降，但是东莞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接受他们。否则，在东莞的产业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如果包括普通打工一族的人口大量流出东莞，对于东莞维持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林江建议，东莞需要改善与提升东莞的人口结构，东莞可以做的事情包括：不断引进高素质的人才来充实与提升东莞的人口结构；通过在职教育或者增加培训投资来提升现有的人口素质和能力。“千人计划专家”只有苏州的十分之一 截至2015年年底，东莞市人才总量为130多万人，高层次人才7.5万人，其中留学归国人员 6000余人，中央“千人计划”专家26名，省市创新科研团队44个，省市创新创业领军人才44名，评定认定的特色人才156名。全市共有新型研发机构31家，市级院士工作站9 家，各级博士后科研平台59家，累计招收博士后119人。 可以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首先依靠的是人才。虽然东莞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效果显著，但与一些地方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截至2015年7月，苏州市入选中央“千人计划”的高层次人才共有187位，而东莞市入选的却只有19人。此外，东莞的人才结构还存在以本科和硕士毕业生为代表的人才缺乏等短板。 新出版的《东莞人才发展报告》指出，建议东莞借鉴深圳、苏州、佛山等城市的先进经验，加大对普通及中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外地高校毕业生的政策扶持力度，明确限定享受相应政策的人才类型，通过给予不同数额的安家补贴、租房补贴、薪酬补贴、培养津贴等政策待遇，以不低于佛山、中山等邻近城市的激励标准，大力引进聚集东莞市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普通及中高层次人才，加强人才梯队建设。 “从高层次人才数量对比上，还是能看到东莞与苏州等城市的不同。”林江认为，这跟城市的氛围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相比之下，苏州有注重人才、注重知识的传统和环境，东莞这方面的环境相对较弱。 “如果东莞要引进高层次人才，就需要不断营造吸引高端人才的环境和氛围，包括提升城市的品位，例如文化艺术氛围等。事实上，东莞已经拥有类似玉兰大剧院这样的硬件设施，如何进一步完善其制度和软件环境，是对于进一步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关键，另外，还需要真正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因为如果高层次人才感觉不到机会的存在，他们即使来了也还会选择离开。”林江表示。（南方日报记者 朱晋 靳延明）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16年8月6日
2016年8月15日 -
王俊峰: 国内人才发展必须要与国际发展相结合
2016年7月31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举行，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第十一届，被称为“中国海归一年一度的盛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CCG副主席王俊峰参加了本届论坛并在圆桌论坛一“新时期海归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与影响”中担任研讨嘉宾。他指出，海归回来要了解国情、融入国情才能发挥作用，不能简单地估计中国的国际化程度、水平。海归有特殊的学习机遇和体验，希望有更多的海归回国发挥更大的作用，释放更多作为人才的价值和力量。以下为他的演讲实录 海归这些年越来越被关注，因为国际化很重要，大家觉得其实是人的流动带动了资本的流动，文化的流动。我刚才看说，到现在我们国家有400万人回国，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十几亿人口，大概千分之二或者多一点点，回来的海归只有一点点，比较稀缺，但海归是人才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当年创立金杜在1993年，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海归，来了的话肯定就当我们合伙人了。那时候我们找人才，很大的先决条件就是能说英文，但是今天毕业的海归已经很多了。海归创业也不仅仅是高科技，不仅仅是说做投资，只要他回国创业。 不管海归做什么，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国家对海归怎样支持，如果是一种特殊的人才资源，海归一出国的时候就应该把信息掌握好，按体制内甚至超体制内的人对待，海归回来了应该有特殊的人才组织渠道给他们进行国情培训，便于他找到合适的路径，当然绝大多数海归是自己创业的。 如果如何让海归这么稀缺的人才能去引领，能去示范，这是个很大的课题。我们用“一带一路”引导海归，甚至国家应该在特殊领域，特殊部门规定必须要有多大比例的企规人才参加才是有意义的。比如我们国家参与香港工作的领导团队里面应该有海归在，这很重要，因为这样便于跟香港国际化的问题去融合、理解、共识等等方面。还有一点，我看到好多大学生毕业以后就到体制内当官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因为国家最大的国情就是政治体制的国情，不学习的话你没有办法深刻的理解，也没有办法深刻的去把握。本文根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CCG副主席王俊峰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8月15日 -
李成：中美关系的改进需要两国智库交流合作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2016年6月19日上午，“2016中美公共外交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隆重举办。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进行协办。众多来自中美两国政府和战略界的知名学者和专家共聚一堂，共话公共外交，旨在通过交流与对话，加强中美战略互信，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 美国布鲁金斯学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布鲁金斯学会百年历史上首位华裔主任李成教授在论坛上做了主旨发言。实录如下： 关于智库，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如果说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是两国关系的压仓石，中美学术交流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坐标仪，那么两国智库的沟通应该是中美关系的报警器、缓冲带和减压器。在过去二三十年时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包括1989年以后美国商界不断游说保持良好中美关系。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和盈利方式与90年代，包括与五年前、三年前都有很大不同。对于各国企业来说如果不及时相应调整，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近年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放缓也使竞争更为激烈。所以一定程度上讲值得商榷他们还是不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经贸或者美国经济的企业实体。 中美两国学术交流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最主要的是美国学术界的代际变化，对于量化研究的迷恋和对于历史、人文、语言研究投入的减少。美国最近十年大量投资被削减，尤其是在语言投资上面，包括西班牙语和法语是美国两个最大的语言投资有很大削减。 同时由于美国学术界对于量化的研究过度重视，所以造成经济学越来越像数学，政治学越来越像统计学，国际关系学也沉溺于理论模式，跟现实世界关联不再那么密切。与民间外交的重要性在加大以外，美国智库在中美关系发展中作用更为重要，智库在两国沟通当中，就是报警器、缓冲带和减压器的作用。我不展开讲这个概念。 第二个观点，中美关系在总体利益像习主席讲的，大多数在很多方面是相吻合的，不管是经济的再平衡，反恐、核安全、环境、气候变化等等，在这些领域当中，包括区域性的稳定这些也是共同的利益。 造成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误解、误读、误判。中美两国由于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在加大，由于社会利益集团的多元化，由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所以各自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演变，相互间误解、误读日益频繁。而误判的后果会相当严重，两国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在这方面能够起关键的作用。如何不断改进提高我们的工作，确实意义非凡。最近几年，尤其是2013年以来，由于中国领导层和他们的远见和政策支持，中国智库正处在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人大国发院本身就是一个明证。目前有些问题，比如一窝蜂、形式主义、低效雷同现象都有，但是也是难免的。但是总体发展是具有历史性和前瞻性的，反映了中国国际区域政治或者区域经济和影响力的不断上升，是中国崛起的表现。 但是有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进行一些探讨，比如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政治氛围，中美两国智库的交流将会是极其有限的。不仅是中国，美国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在中国由于NGO的建立，在美国由于对华人和华裔各种各样的歧视，所以造成交流存在非常大的障碍。同时两国智库都要更积极的了解对方的观点和观念，就是我们不应该鸡和鸭的对话，但是经常我们是自己说自己的，并没有听对方的观点和观念。 再有，智库的重点是研究，不应该是过多的论坛或者是圆桌会议，当然这些也重要，尤其是在中国智库早期发展过程当中。但是他始终必须注意到这些并不能持久，持久的是多方面、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中国智库在研究和阐述国家利益时，我认为也许我们讲利益讲的太多了，而忽视的是价值观念的阐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什么？他跟普世价值的关系又是怎么样？这一点并没有完全表述清楚。而如果这一点不表述清楚的话，中国的国际形象始终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最后，我想讲的就是说起智库，我觉得它的重点应该是智而不是库。应该是有更多的像郑必坚、像吴建民大使，像王缉思这样的思想家。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和社会发展的奇迹必然是在一个非常活跃的思想界的动态发展中产生的，但是这些思想家的使命知名度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方面要做很多努力。正像一个中国学者说的，他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文章选自中国网，2016年6月19日
2016年8月15日 -
李成：“特朗普胜选”对中国更有利？很可能不是这样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日前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对本台记者表示，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中国可能并不会从中获益。 李成表示，特朗普的国内政策与美国过去的治国理念相违背，如果他成为总统，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如果中国人认为美中关系是零和游戏，也许会有人认为（特朗普当选总统）是中国可以得益的。如果这真正像是习主席说的那样是大国关系，是双赢，不冲突、不对立，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对特朗普有更多的了解。” 李成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增长，而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萎缩，这也是为什么英国会脱欧，美国有很多民众会投票给特朗普。他称，在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迅速提高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必须调整心态，而中国也应该更多的换位思考，理解为什麽西方社会对中国作出很多批评。 李成：“中国最普遍的一个感觉就是西方要打压中国，要通过在东海、南海的问题来遏制中国。你从目前来讲呢，好像有很多证据。但是，如果我们回过来看，在早期的时候，当安培要对钓鱼岛声称主权的时候，美国当时是对他的很多做法是非常不满的。在南海问题上也是这样，（美国）不愿意为了礁石和岛屿问题陷入和中国的军事对抗。” 李成指出，很多中国民众并不知道，美国45%的人口，连400美元的存款都没有。他认为，中美之间的一些误读，已经影响到了双边关系的发展。文章选自凤凰卫视，2016年7月29日
2016年8月15日 -
毛大庆：再出发，为梦想，创新业
理事简介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毛大庆，1969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区域经济学博士后。“万科高级副总裁、万科北京区域首席执行官、万科北京公司董事长”是毛大庆曾经的身份，7年前，毛大庆从凯德置地到万科掌管北京市场，把北京万科的营业额从43亿做到200亿，成为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冠军。按照常人的思维，已经年近50且功成名就的他，该在万科呆到退休了。但令人惊讶的是，2015年3月，毛大庆突然辞职，成为一个创业者。 在辞职信中，毛大庆称：“我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了全新的选择：创业，怀着梦想再度出发。”4月，毛大庆的创业项目“优客工场”成立，以联合办公的形式，加入创新创业的大潮。 由于曾经长期执掌外资地产商凯德置地，尤其是近年来在北京万科的优秀业绩，毛大庆一度被视作万科乃至整个地产业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据了解，毛大庆加入万科之前所任职的凯德置地，是新加坡知名房地产企业，他一共待了15年，很难挖得动。为了能够把毛大庆挖过来，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和万科集团总裁郁亮跟他约了不下两位数的饭局，郁亮认识毛大庆8年，挖了他2年。后来，在王石和郁亮的力邀之下，毛大庆才决定加盟。 毛大庆淡出地产圈，曾引起业界的巨大关注。毛大庆说，他和团队对中国人口进行了长期研究，支撑房地产市场的主要购买力在改变。除此之外，城镇化速度在下降，而且目前房地产总库存很大，城市间分布不均。 “中国房地产不动脑筋也可能赚钱的时代已经结束。房地产行业进入白银时代后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 他进一步分析表示，传统行业空间有限，“新经济时代”已经到来，那么中国经济增量的动力在哪儿？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整个经济体难以好转，而开办优客工场，正是为了引导创业者进入新经济领域做增量经济，这是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2015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随后至今，国家各层面都在逐步落实这一政策。毛大庆说，“国家层面对于创业、创新的鼓励，令我感觉到离职创业的时机到来了。” 万科集团总裁郁亮在毛大庆的离职媒体发布会上说他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毛大庆说，这是父辈们留给他的基因。“父辈们留给我最显著的基因，就是使命感和对国家的责任感，我想，这次的创业，离不开这种情怀的支撑。” 毅然抛弃了高光的地产行业，从一个新的领域开始，在旁人眼中，毛大庆身上甚至有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偏执。再出发，路究竟好不好走？ “刚创业条件难免有些艰苦，与之前出入有好车豪宅相比，现在每次出门都是住经济型酒店，但我乐在其中，衣带渐宽终不悔。”毛大庆坦言。 离开地产龙头企业万科集团，毛大庆依然干得有声有色。一年多以来，优客工场成长迅速，7个项目已经开业，遍及国内4个城市。融资三次，估值从1.5亿元，成长到40亿元，增了26倍。 有人说优客工场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毛大庆赶上了好时机，对此，他说，“在国内联合办公的模式上，我们算是踩在双创大潮的整个节点和节拍上。” 毛大庆说，创业一年多来，虽然看起来顺利，但外界的质疑如影随形，他也曾多次质疑自己。 “我自己也在质疑自己。联合办公到底是个互联网生意，还是个商业地产买卖？服务怎么搞？一会觉得自己像孵化器，一会又觉得自己像商业地产，创业目标不停在漂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与大部分创业者选择经济领域的某一个方面深耕细作不一样，毛大庆将他创业的方向直接指向了创业者，“我是为了创业者而创业。” 毛大庆的新公司叫优客工场，不同于单纯孵化器，优客工场有140余家服务商为入驻用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人财法、品牌推广、云计算等专业的企业服务，个人信贷、健康医疗等贴心的个人服务。入驻用户享受免费的水电、网络，共享前台、会议室、咖啡吧、书吧、休息区、打印机、健身房等设施。不仅如此，定期举办的社区活动、企业交流等社交平台为入驻企业在优客工场轻松找到上下游市场。社群生态为入驻企业打造活泼、全新的创业就业环境。 “优客工场是一个为创业者提供综合服务的平台，就是要做让创业变得更简单，让创业者能共生甚至能互生，是新一代的创业空间提供者，比如入驻的某个企业里没有专门的税务人才，而优客工场中有专门提供税务服务的企业，那么这类企业的入驻，就有可能成为其客户。”毛大庆说。 优客工场创立以来，创业项目在优客工场的线上申请与日递增。“每天都要以五六家的频率密集地会见各种各样的创业团队，恨不得一分钟的时间都掰成两半来用。”毛大庆说。 如今，优客工场已在全国布局，正在“加速度”蓬勃发展，毛大庆指出，优客工场的初衷是培育新经济，不是所有的创业者都可以进优客工场，我们对项目会进行甄别，重点引进代表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行业，目前新经济的涌现超出了预期，很多来报名希望进入的企业都是围绕“互联网+”布局的新行业，充满生命力。 “人人都认为我去制造一点新东西，我去创造一点新价值，是一个自己觉得很愉悦，社会觉得很正常，国家觉得对发展很有贡献，旁边人看着觉得挺朴素的一件事的时候，创业可能就真的有效果了。” 毛大庆说，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从优客工场走出去的年轻人记得这个地方，记得曾经有这么好的一种工作氛围和环境，从而慢慢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对事业、对他人、对社会的细微看法。 在毛大庆看来，在中国，只要有政策扶持和引导，创新创业仍有巨大潜力。“一方面希望国家继续大力出台创业优惠鼓励政策；另一方面也希望，国家加大引导创业的力度，培育更加浓厚的创业氛围。比如现在一说到创业，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就说要到“北上广深”，这是个很大的误区，难道三四线城市就不能创业？不过，这也表明，创业服务必须向三四线城市倾斜。” 中国下一阶段的创业创新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和在全球寻找项目的能力。“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美国的历史那么短，人口那么少，都能出乔布斯，我相信中国一定能涌现多个乔布斯级的人物。但是创业是需要土壤的，国家应该给予创业者足够的宽容和尊重。” “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我们与个人，我们与企业，将他们全部搅和在一起，这个搅和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毛大庆的优客工场就像一个小社会，让中小微企业、创业公司受惠于服务的同时，主动加强社交，从而给创业带来更多乐趣。联合办公，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办公的模式，它适应了一大批未来的、灵活性的办公需求。比方说中小企业的成长、自由职业者、NGO组织、大企业的外挂机构、社会化的服务团队等等。在互联网时代下，这样一大堆的办公的群体会更适应这种灵活的、移动的，甚至包括虚拟的办公模式。 “这番创业的设计和构想，绝非我们凭空想象，而是对中国乃至世界共享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挖掘和判断的结果。”人物简介 毛大庆 , CCG 常务理事，博士后、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鸿坤集团高级合伙人、万科外部合伙人。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北京市青年商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副会长、全联不动产商会副会长、北京市青联常委、金海生态庄园独立董事。著有《城市人居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永不可及的美好》、《无处安放的童年》、《一口气读懂新加坡》，译著《奔跑的力量》《朝圣波士顿马拉松》等。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7月刊总60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8月15日 -
汪潮涌: 洋为中用，发挥海归巨大作用
2016年7月31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举行，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第十一届，被称为“中国海归一年一度的盛会”。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CCG副主席汪潮涌参加了本届论坛并在圆桌论坛一“新时期海归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与影响”中担任研讨嘉宾。他指出，中国有世界最大的用户群，如果在应用层找到符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用户痛点的商业模式自然就能做大。在这种环境之下，创业机会无所不在。以下为他的演讲实录 我认为理工科的创业比较容易，作为文科，尤其是法律、金融、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创业是比较难的。1999年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支持中国第一批海归创业，我们投的百度、搜狐，都是以IT互联网为主的。从创业团队的特性上看，我觉得理工科回国创业占绝大部分比例，除了IT互联网那一拨以后，2005年、2006年看到另外一拨，他们在新能源、光伏产业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企业。还有在基因工程方面创办的企业。徐小平那时候他们已经在新东方平台上，把教育做得风生水起，但是大部分还是理工科为主。 再往后我们看到在医疗器械、生物制药研发，IT芯片设计，智能制造、工业4.0方面开始越来越多。近期这几年又看到新的一批海归在无人机、机器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方面也在做非常好的创业。所以总体来讲海归回来创业，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为创业契机的比较多。我本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1999年我离开金融界大的机构创办信中利，是中国当时第一家市场化的创投机构，也是在金融领域里面海归创业的第一个。因为那个年代离开大的像华尔街金融机构回来创业的不多，因为一个是我们当时创业的落差太大，我那时候是摩根史丹利中国区老总，百万美金以上的年薪，要辞掉来创业。从一个小的风投机构做起，风险是非常大的，那时候我想邀请一批合伙人跟我一起共同创业，找不到，最后我一个人坚持了17年，把这个公司做到了在中国创投界，同时在新三板，在主板两家上市公司，市值300亿，超过50亿美金。 我们市值已经50亿美金了，现在硅谷风投基金最大的也没有管资金超过50亿的，所以我说中国的机会还是非常巨大的。我也看到红杉的老板，几个合伙人，他们市场价值也就是二三十亿美金。在中国这些年为什么我们在投资界创业也能够取得像硅谷一样的成绩呢？因为我们中国的创业者出现的BAT这种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也出现了其他的各行各业成长非常快，价值增长迅猛的公司，比如说像华谊兄弟。2005年我投资王中军这个团队的时候，当时中国整个电影票房不到10亿，去年441亿，今年要超过600亿，这是中国的魅力。因为很多新兴市场是刚刚起步，作为海归你有西方的教育生活的经历，把国外的一些先进商业模式，生活方式引进中国，最后变成你创业的商业模式、创业机会，这样的话随着中国市场成长的大潮，你就能做出世界级的。 比如说互联网公司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前20名，中国一半，美国一半。美国当然有它原创的科技，Facebook、Google，他们由原创的商业模式和科技。中国我们有世界最大的用户群，我们移动互联网用户是美国人口的2倍多，欧美人口的2倍多，所以如果你在应用层找到符合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用户痛点的商业模式自然就能做大。所以马云和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支付宝任何一个东西都能做成全球第一，阿里巴巴市值2千多亿美金，蚂蚁金服上市以后又是2千多亿美金，马云可能明年就是世界首富了。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的创业机会无所不在，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有全球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当然我们的王俊峰主席除了在中国市场以外，还在全球并购，兼并了澳洲最大的律师事务所，还有美国的专业律师事务所，欧洲的专业律师事务所，形成了覆盖全球的网络。因为我们中国的客户现在是走向全世界，所以他们服务的网络也走向全世界。 所以我们作为第一代海归创业是非常幸运的，当然我也非常同意人生的经历需要丰富一点，选择需要多一点。1985年清华大学把我作为第一个公派的留学生送到美国去，1998年我的老师朱镕基做总理了，说“你在华尔街十多年，回来做点事情”。当时定位叫国家投资银行，两年时间，当时有个金融50人计划，有去证监会的、有去人民银行的，我派到国家开发银行当成员顾问，两年拿1块钱工资为国家做事，享受一定政治待遇，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所以我这些年创业，一直觉得那段经历很难忘，因为对中国政府的运作，各个部委之间，各个大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协同效应，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也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相关的政府部门，甚至NGO公益组织，像王辉耀主任这样为国家做一些建言献策，出谋划策的事情。其他的创业事业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贡献社会，回报社会，贡献国家。本文根据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CCG副主席汪潮涌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