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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华:全球大变局下,中国能源决策千万不能“自说自话”
理事简介陈新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CCG常务理事。 在日前举办的2016凤凰国际论坛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总裁陈新华在“能源革命的突破:体制改革与能源互联网”分论坛上结合自身的国际经验对“全球能源转型的驱动力”进行了逐一探讨。 陈新华认为能源转型要从六方面进行革命:多元化革命、低碳化革命、数字化革命、去中心化革命、民主化革命、还有清洁化革命。然而能源革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为了保障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使得能源发展更加高效,更加可持续。以下是陈新华先生的发言摘录 我想借用6个以D开头的英文词来描述这些驱动力:第一个D,是Diversification,多样化或多元化。这里主要说的是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在电力领域,越来越多的技术可以将能源资源转换为电力。以前我们用的资源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现在电力越来越多地来自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海浪发电,潮汐发电等等。并且每项技术可以像树根一样再繁衍下去,比如太阳能,有光伏和光热之分,而光伏又有多晶硅、单晶硅、薄膜、聚焦等不同的技术分支。在石油生产领域,除了传统的生产,还开发了新的技术。页岩油气技术的成功开发,使得在中东之外的主要石油消费国也建立了极富活力的生产中心,开采巨大的非常规资源。加拿大油砂、委内瑞拉重油、还有煤制油等都增加了石油生产的多元化。在天然气领域,供应也越来越多元化。以中国为例,10年前我们只有国内陆地和海上的常规天然气,加上少量煤层气。2006年我们开始进口液化天然气,2009年开始进口中亚管道气,2013年开始进口缅甸管道气,今年8月20号,还接受了首批来自美国的LNG。国内,我们有了页岩气和煤制天然气。总的来说,能源供应的来源越来越多,技术也越分越细,越来越丰富多样,能源行业的参与者也越来越多元。这对于能源供应安全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第二个D,是Decarbonisation,低碳化或去碳化。从1992年的里约地球峰会,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一直到去年底签署的巴黎协议,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已经达成共识,每个国家都承诺采取积极的减排行动。CO2是主要温室气体,而能源领域又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没有能源发展的低碳化,就没有全球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能源发展的低碳化首先意味着节能,因为节约下来的能源是最清洁的,其次才是大力发展低碳或无碳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如太阳能、风能、水电、地热、潮汐与海浪发电等。第三个D,是Digitalisation,数字化,或信息化、智能化。这里主要是信息与通讯技术对能源系统的渗透,通过对能源生产和消费各个环节、各个节点和各个时段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智能化,从而减少浪费,提高整体系统效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经常听说的能源互联网并不是让能源像信息在互联网上一样可以快速免费获取,而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息与互联网技术对能源系统的渗透,二是各种能源产业链之间的互联互通。能源系统的数字化正在加速能源领域的创新,但值得强调的是,能源与信息不同。最近我看到一本很好的书,加拿大斯密尔教授写的《能源神话与现实》,我给它的中文版写了推荐语。斯密尔教授说,能源创新不遵守信息技术发展的摩尔定律,这个我赞成。在数字化驱动下,能源领域的创新会加速,但能源不同于信息,能源创新不会像信息创新一样快。第四个D,是Decentralisation,去集中化,分布式发展。传统能源发展强调的是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我们的发电厂规模越建越大,输电电压也越来越高。通过建设集中式的能源生产基地,大容量运输通道,再向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所需要的能源。随着新能源技术和能源系统数字化的发展,包括微电网在内的新能源分布式就地利用、就地分享的模式发展迅猛。以德国为例,15年前,德国的发电厂数量只有上百家,现在每家屋顶太阳能发电商都可以参加发电,独立发电商的数量达到150多万家,去集中化分布式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第五个D,是Democratisation,民主化,即给能源消费者选择权。按照传统的模式,电力和天然气供应属于垄断行业,因为给你家供气或供电,不可能铺设多条管道或电线。在这个模式下,作为能源消费者,你只能被动地接受大企业集团的能源供应,价格也由他们来定,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现在,你不仅可以自己在家里发电(太阳能或燃料电池),你还可以选择电力或燃气供应商,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民主化的另一个方面是老百姓参与能源投资的决策过程,比如说,在你们村旁边建一座核电站,你不同意?那在你家后院安装一台风力发电机呢?第六个D, 是Depollution,去污染,或者说清洁化。这个大家都明白:能源消费,特别是煤炭和石油产品,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雾霾的主要来源,没有能源的清洁化,包括煤炭的替代和清洁化利用,雾霾很难根治。对中国这样深受本地污染折磨的国家来说,需要发展的不只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而是同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本地污染的“低排放经济”:减少所有空气、水和固体污染物的排放。以上6D趋势就像六个轮子,驱动着全球能源转型,也重塑着世界能源格局。石油供应的多元化,特别是页岩油气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能源供应的地缘政治格局。本轮油价暴跌给中东、俄罗斯、拉美、西非等主要产油国造成了重创,正在改变着这些国家的前途命运,也改变着大国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讨论的能源革命, 在全球范围内,也就是在这六个方面的革命:多元化革命、低碳化革命、数字化革命、去中心化革命、民主化革命、还有清洁化革命。需要强调的是,能源革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使得能源发展更加高效,更加可持续。以上6D革命给能源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毫无疑问,能源发展的数字化、去集中化、民主化蕴藏着许多机会,然而,数字化和信息化也带来了网络安全对能源系统安全运营带来的巨大挑战,低碳化、去污染化和民主化也给能源发展形成了非常强大的约束。对于能源企业来说,我们不仅要提供清洁高质量的能源产品,还需要在能源生产供应上确保安全,在整个价值链上实现零污染物排放,还需要在运作过程中增加透明度,经得起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环保领域非政府组织(NGO)的质疑和挑战。在这样的格局下,一个国家能源发展的目标在原来的保障供应安全、保护环境、保证经济效益的三重目标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重: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无论在今天或者将来,每一种能源都有其不足之处。大规模、廉价、低碳环保而没有任何人反对其生产与使用的能源资源几乎不存在。因此,能源的选择也就成了全社会的抉择。能源决策者与企业需要加强与社会的沟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做了决策之后再与社会沟通。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6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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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报】中美经贸不会因“特”大波动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但特朗普带给世界的悬念还远没有解开。特朗普入主白宫对中美关系影响几何?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举行“特朗普当选后的中美经贸关系展望”研讨会,与会专家就此进行了深入研讨。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中美经贸既是挑战也是机遇。”CCG主任王辉耀指出,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均有投资,中国对美投资已超过美在华投资,中美互为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双方的经贸、人文和人员往来是中美合作的坚实基础,从而形成了“经济命运共同体”,中美要在多边区域治理中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就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王辉耀建议:维护中美双边经贸已有的成果,继续深化双边的投资与贸易合作;拓展人文交流,包括文化交流、留学、移民、旅游、教育合作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共同开发第三国市场;在反腐、税收、全球打击安全和恐怖主义方面扩大合作;加强中美智库“二轨外交”。“特朗普是商人出身,要追求美国的利益就不可能忽视能够给美国带来最大利益的中美经贸关系。” CCG高级研究员何宁认为,美国大选后展望中美关系要关注几个要点:一是中美贸易的增长反映了两国在经贸上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加深了;二是世界经济贸易总体的格局没变,不会因为美国领导人的变更发生颠覆性变化;三是中美双方都是WTO成员,有多边规则的制约,中美经贸关系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出现纠纷不等于经贸关系不好,贸易摩擦不能光看其数量,要看其在双边贸易量中的占比;四是中美经贸是双多边共同发展,而多边的制约保证了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平等互利,同时最大程度上减少受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加入WTO的最大红利。何宁提示,在多变规则不健全的方面投资,美国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但要用平常心来对待,通过加强合作来抵消压力。 “中国不要追求全球治理引领作用马上到位,建议先把RCEP统领起来,通过协调区域乃至全球的投资规则来扩大国际影响力。”CCG高级研究员霍建国认为,美国的主流观点是中美关系是当前最重要的关系。特朗普上台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和紧张气氛将会有所缓解,因为此前奥巴马已把中美关系推到了最恶劣的程度,特朗普不会再继续加码对中国的打压。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认为,不应对美国大选中两位候选人针对中国的言语作过度的解读。因为除政治目的外,这些言辞很可能是用来刺激选民,或竞选人之间相互比气势,或试探中国和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未来特朗普班子上台,中方应重点关注其商务部、司法部等部委负责人以及国会参众两院涉外委员会、资深议员的任命情况。此外,在未来的中美双边交往中,要让美方更多地理解中国各项经济改革进程,深化双边战略经济对话,探索有效的交流沟通方式。 CCG副主任何伟文认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中美经贸关系可能出现一些困难,但总体审慎乐观。他认为,特朗普的当选不仅反映了工业地带许多蓝领的声音,也反映了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广大底层选民的愤怒。特朗普把这些归罪于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同时过渡班子中负责商务部和贸易代表署的丹·迪米柯在贸易方面强烈攻击中国,很可能反映到贸易政策上来。由于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特朗普进入白宫初期不会形成颠覆性贸易政策。他建议,在特朗普就任前的窗口期,抓紧与美方政府、商界、智库和民间沟通,证明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在贸易上,努力防止违反WTO规则的措施,同时做好强有力的反制预案;在投资上,努力改善投资环境,鼓励美国企业来华投资,也继续鼓励我国企业投资美国,注意政治和安全障碍,摒弃“捞一票”的资本运作,积极争取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并与配套投资设厂困绑在一起;在多边和区域合作方面,要脚踏实地,积极推动RCEP和亚太自贸区达成,并耐心争取美国的参与。(作者:何芬兰)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6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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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推进便利化 防范风险点 促进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
日前,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负责人就我国对外投资相关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在谈到对外投资发展形势时相关负责人指出,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保持较快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深化我国与各国互利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谈到未来发展,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对外投资的方针政策和管理原则是明确的,即坚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政府引导,坚持实行以备案制为主的对外投资管理方式,把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结合起来,规范市场秩序,按有关规定对一些企业对外投资项目进行核实,促进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至10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业务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约162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金额9619.3亿元人民币(折合1459.6亿美元),同比增长53.3%。“很显然,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对外投资也进入了‘黄金期’,这也是我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之一。”某市场分析人士表示。 从投资的区域来看,对外投资地区分布仍呈集中态势,其中,对美国投资增长迅速,增幅达173.9%。此外,从投资的行业来看,对外投资分布格局继续优化,对制造业投资持续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并购正在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有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等机遇的带动下,中企海外并购增势迅猛,尤其是单个金额超10亿美元的大手笔并购显著增多。此前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前9个月,我国企业共实施海外并购项目521个,实际交易金额674.4亿美元,涉及67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行业大类,已经超过2015年全年544.4亿美元的并购金额。 近日发布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指出,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持续增长,2015年达到1456.7亿美元,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发展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表示:“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对外投资是最直接的体现,也是最容易被看到的。总结2015年至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我们认为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第二,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直接投资来源国,在流量上已经超过日本;第三,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中国的投资。” 从全球视角来看,报告认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强劲复苏,达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跨国并购金额从2014年的4320亿美元增至7210亿美元,增长率为67%,成为经济复苏反弹的主要牵引力。 “当前海外投资遇到的主要问题是风险问题;我国企业驾驭国际投资环境和驾驭跨国企业的能力和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表示。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中资企业不断“走出去”,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来自海外地区的市场风险、社会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等都属于高发风险。与此同时,社会责任问题、环境问题等“非传统风险”也越来越凸显,不少对外投资因此受创。 “更加注重对外投资过程中的环境和风险管理,不仅是维护企业和金融机构自身利益的需要,从国家角度来讲,也是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11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马骏在第二届绿色金融高峰论坛上表示,要关注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的风险问题,推动我国对外投资绿色化。 马骏表示:“最近,我们考虑推出一套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环境风险管理的自愿原则,至少在初期要有一套原则来提醒参与对外投资的金融机构和大中企业,必须要考虑环境风险的因素,必须要增加环境信息的透明度,必须要采用相应的绿色金融工具等。”文章选自金融时报,2016年11月29日
2016年11月30日 -
【新华网】研究报告称我国国际学校行业监管亟待加强
新华网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张漫子)近年来,出国读书的需求越来越强劲,作为国内基础教育与海外教育衔接的国际学校发展迅速。近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北京王府学校联合发布的《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显示,我国国际学校面临行业监管、师资培养、学生心理引导方面的三大挑战。 报告提出,在缺乏有效行业监管与行业自律的现状下,我国国际学校滋生收费标准不一、教学质量良莠不齐、办学机制多元且权责不清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学校市场的良性发展。 报告结果显示,国际学校的外籍教师存在师资质认定难、缺乏专业支持、流动频繁等问题,而本土教师又缺乏相应的教学经验和培训,很难介入国际课程的教学当中。 此研究还关注到部分国际学校在管理学生方面尚未充分认识到中外文化的差异、管理创新力度不够等问题,导致在学生身心健康辅导、学校与家长的常态化沟通方面,尚未真正建立学校、学生、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生态系统。同时,由于没有充分调动家长在学生教育中的积极性,国际学校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也面临考验。 报告建议,保证教育质量是民办国际学校要正视的问题,完善政府在低龄留学人群的监管与服务也是解决行业监管现状的途径。此外,合理配置本土教师、外籍教师和海归教师,是维持国际学校教学稳定,借助国际课程教学经验改革本土课程,实现国际学校长久发展的重中之重。(完)文章选自新华网,2016年11月29日
2016年11月30日 -
【中国社会科学网】CCG在京发布《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春海 实习记者 苏培) 2016年11月2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北京王府学校联合在北京举办的2016“新聚合”首届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发布《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 据CCG秘书长苗绿博士介绍,中国是世界第一留学大国,低龄留学快速发展,为中等教育阶段学生出国留学做初期准备的国际学校,受到中国家庭越来越多的青睐,以企增加其子女出国留学或进入世界名校的机会,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全球资源重新配置的时代背景下,“一考定终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教育模式正在成为历史。 同时,苗绿博士指出,早在2012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就开始持续关注、研究国际学校,《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的发布,为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国际学校发展现状及其学生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并为中国国际学校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理论指导。 报告对中国国际学校的发展现状、北京地区国际学校学生发展状况等进行了调查分析,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通过抽样调查在全国范围内获得309所国际学校的相关信息,总结了中国国际学校的现状。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国际学校学生的发展状况,课题组在北京范围内通过抽样调查获得1322份问卷,总结了北京地区国际学校学生的现状。从而揭示了中国国际学校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为国际学校发展提供了意见和建议。 国际学校的发展仍需更大的政策突破 CCG调查结果显示,在309所国际学校中,在招生对象上,只招生中国籍学生的有158所,占比51.1%;可以同时招生中外籍的有105所,占比33.9%;只招生外籍学生的有46所,占比15.0%。在入学考试形式上,采用“自主招生”的有197所,占比63.7%;采用“自主招生+中考”的95所,占比30.7%;采用“中考”的有17所,占比5.6%。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国际学校仅招收中国籍学生,受到政策的限制,教育国际化发展仍然需要更大的突破。自主招生为主的招生形式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国际学校的办学特色与理念。 保证教育质量是民办国际学校要正视的问题 民办国际学校比例接近一半,是当前中国国际学校发展中的主要力量。CCG调查发现,2010年之后,国际学校需求更加旺盛,民办国际学校备受市场关注,进入稳步增长阶段。但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保证教育质量,是民办国际学校未来发展要正视的问题。北京王府学校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与哈佛大学等名校合作,对教师进行开展中长短期培训;在课程体系方面,推行“中外一体”的国际化课程体系,形成独具一格的国际教育体制。在民办国际学校中,这种探索的数量屈指可数。 10-18岁之间的学生为国际学校学生主要群体 为进一步了解国际学校学生的发展现状,课题组对北京部分国际学校的学生开展了调查,采用了线上电子问卷和线下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共回收问卷1322份,其中,小学213份,占16.1%;初中258份,占19.5%;高中851份,占64.4%。 研究结果显示,在性别比例方面,男性比例高于女性比例。其中,男性56.4%,女性占43.6%。在年龄分布方面,以10-15岁和16-18岁这两个年龄段为主,分别占47.8%、47.9%;10岁以下的占1.4%,18岁以上的占3.0%。可以看出,男性学生虽然多于女性学生,但整体差异并不明显;在年龄方面,处于10-18岁之间的学生为主要群体,即中学阶段为学生和家长更加关注的学习阶段。 蓝皮书显示,初次来国际学校时所处的求学阶段分布上,以初三和高一为主,具体为小学占22.2%,初一占11.9%,初二占7.9%,初三占14.2%,高一占42.5%,高二占1.0%,高三占0.4%。目前所处的阶段以高一、高二为主,具体为小学占16.1%,初一占4.2%,初二占5.2%,初三占10.1%,高一占27.0%,高二占21.9%,高三占15.4%。大部分学生都逐渐适应了国际学校的教育和生活方式。 非海归父母更愿让孩子接受国际学校的教育 研究结果表明,在国际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方面,父母均是海归的占4.5%,仅父亲是海归的占4.1%,仅母亲是海归的占2.0%,父母均不是海归的占89.4%。分年级来看,父母均不是海归的占比均在79%以上,其中,初中、高中的学生的父母为非海归的比例高达90%以上。非海归背景的父母更愿让孩子接受国际学校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长教育观念的变化。 但在出国留学意向所受影响因素方面,学生自身的判断力居于第一重要的位置,占70.7%;家长的影响占53.3%;此外,社会观念的影响占30.9%,同学和老师的影响占15.9%;媒体的影响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占比较小,分别占5.8%、4.2%。 美英仍然是国际学生主要留学目的地国 CCG调查发现,在选择国外院校时最看重因素方面,国际学校的学生的选择标准兼顾了学校自身的实力和自身未来的发展机会。他们最看重的两项因素分别是“学校排名”和“专业排名”,占比均超过56%;其次是“地理位置”和“就业市场前景”,占比分别为36.4%和32.6%;相对而言,学生们不太在意学费/奖学金、学制长短等因素,这两项的占比分别为22.6%和13.1%;此外,也有5.6%看重其他因素。 与留学择校标准相应,在最希望去哪个国家留学方面,选择美国的居于首位,占比61.3%,随后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分别占10.5%、7.5%、5.6%,这与目前这些国家拥有大量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具有吸引力的留学政策密不可分。法国、德国、新西兰、日本、韩国、新加坡均低于3.0%。此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占3.7%。美国和英国仍然是国际学生主要的留学目的地国。 回国就业是留学生的主流职业选择 蓝皮书显示,在国外完成学业后的职业生涯规划方面,选择“回国创业”的比例远高于“海外创业”,具体为回国创业27.3%、海外创业11.3%;计划回国就业的稍高于选择海外就业的,其中,回国工作的占19.6%,选择海外就业的占16.1%;此外,也有超过四分之一(25.6%)的人选择“没考虑过”。通过不同年级之间的对比,我们发现,小学生选择“回国创业”和“没考虑过”的比例分别为30.5%、31.9%,均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高中生选择“回国工作”和“海外就业”的比例均高于小学生和初中生。选择海外创业方面的则是初中生最高,为14%,高中生最低,为10%。 同时,CCG调查表明,在出国留学的专业选择方面,商学类、艺术类、工程技术类位居前三位,分别占比23.7%、15.8%、10.1%,IT类、语言类、财经类紧随其后,占比在7%以上,选择人文社会科学类、医学类、法学类、自然科学类的比例相对较低。 “三位一体”的教育生态尚未建立 CCG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国际学校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首先,在民办国际学校中,有资格颁发国际学历的学校通常以与国外机构或教育部门合作的方式来办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外相关监管部门对其监管的困难。比较容易造成国际学校收费标准不一,教学质量良莠不齐,办学机制多元且权责不清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学校市场的良性发展。 其次,师资力量发展相对滞后,建立教学优势相对困难。国际学校开设国际课程需要大量聘请外籍教师,而对外籍教师的资质尚没有一套成熟的评价评估机制,导致外籍师资团队水平不一的问题。同时,外籍教师流动频繁难以形成稳定队伍,也形不成团队效应,缺乏专业支持,而本土教师却难以介入。 最后,部分国际学校在管理学生方面尚未充分认识到中外文化的差异,管理创新力度不够,在学生身心健康辅导、学校与家长的常态化沟通方面,尚未真正建立学校、学生、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生态系统,没有充分调动家长在学生教育中的积极性,这对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增强服务能力,完善低龄留学人群的监督 蓝皮书指出,国际学校需求旺盛,长远来看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国际学校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CCG由此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进一步完善政府在低龄留学人群的监管与服务。我国留学低龄化的发展趋势越发显著,但当前我国政府在留学生管理与服务方面仍以大学生及以上的留学人群为主,对低龄留学人群的监管与服务仍处空白。这类留学群体年龄较小、对于社会的认知度不高、生活自理能力较差、自我控制能力较弱等特征,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逐步显现。因此,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将低龄留学生纳入到管理和服务的主要范畴,为其构建“安全网”,降低留学风险和维护国家名誉。 其次,发挥国际学校联系海内外的优势,增强服务学生的能力。国际学校有身处国内的地理优势,又有联系留学生的便捷条件,国际学校可以在将留学生送出去之后,提供好的后续服务,积极为留学人员构建与国内沟通的固定渠道,通过培训会、联谊活动、交流活动、晚会等多种方式保持与留学生的沟通和跟踪服务,使国际学校的教学始终保持与留学生需求的同步,更好的为有意愿出国的学生提供针对性强的教学和服务。文章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11月29日
2016年11月30日 -
【People’s Daily Online】China becomes net capital exporter
China became a net capital exporter in 2015, marking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ese investment overseas exceede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according to a report issued on Nov. 23.The Blue Book of Chinese Enterprise Globalization (2016), compil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pointed out that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in 2015 topped $145.6 billion, up 18.3 percent year on year. This also marks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a’s OFDI ranked second in the world. Meanwhile, the amount of foreign capital in China was $135.6 billion in 2015.The report added that the world witnessed rapid growth of Chinese enterprises making overseas purchases or participating in mergers in 2015-16.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ave topped $110 bill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16, while the number for 2015 as a whole was $106.8 billion.In particular, enthusiasm for investments was apparent in the U.S., Europe and some Asian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which noted that 2015 to 2016 was a “golden era”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ing overseas.Addressing a seminar on Nov. 23, CCG senior researcher He Weiwen, who is also a former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unselor at the Chinese consulates in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pointed out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tend to invest heavily i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but there is inadequate focus on high-end manufacturing, such as in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From People’s Daily Online,2016-11-24
2016年11月29日 -
【人民网】CCG发布《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 报告:美英仍是国际学生主要留学目的地国
人民网北京11月28日电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北京王府学校26日联合在京举办的2016“新聚合”首届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发布了《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 据CCG秘书长苗绿博士介绍,中国是世界第一留学大国,低龄留学快速发展,为中等教育阶段学生出国留学做初期准备的国际学校,受到中国家庭越来越多的青睐。 早在2012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就开始持续关注、研究国际学校,《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6)》的发布,为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国际学校发展现状及其学生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并为中国国际学校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理论指导。 10-18岁之间的学生为国际学校学生主要群体 研究结果显示,国际学校学生主要群体在年龄分布方面,以10-15岁和16-18岁这两个年龄段为主,分别占47.8%、47.9%。处于10-18岁之间的学生,即中学阶段为学生和家长更加关注的学习阶段。 蓝皮书显示,初次来国际学校时所处的求学阶段分布上,以初三和高一为主,分别占比为14.2%和42.5%。目前大部分学生都逐渐适应了国际学校的教育和生活方式。 非海归父母更愿让孩子接受国际学校的教育 研究结果表明,在国际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方面,父母均是海归的占4.5%,父母均不是海归的占89.4%。非海归背景的父母更愿让孩子接受国际学校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长教育观念的变化。 但在出国留学意向所受影响因素方面,学生自身的判断力居于第一重要的位置,占70.7%;家长的影响占53.3%;此外,社会观念的影响占30.9%,同学和老师的影响占15.9%;媒体的影响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占比较小。 美英仍然是国际学生主要留学目的地国 CCG调查发现,在选择国外院校时最看重因素方面,国际学校的学生的选择标准兼顾了学校自身的实力和自身未来的发展机会。他们最看重的两项因素分别是“学校排名”和“专业排名”,占比均超过56%;其次是“地理位置”和“就业市场前景”。相对而言,学生们不太在意学费/奖学金、学制长短等因素。 在最希望去哪个国家留学方面,选择美国的居于首位,占比61.3%,随后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分别占10.5%、7.5%、5.6%,这与目前这些国家拥有大量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具有吸引力的留学政策密不可分。美国和英国仍然是国际学生主要的留学目的地国。 回国就业是留学生的主流职业选择 蓝皮书显示,在国外完成学业后的职业生涯规划方面,选择“回国创业”的比例远高于“海外创业”,具体为回国创业27.3%、海外创业11.3%。 同时,CCG调查表明,在出国留学的专业选择方面,商学类、艺术类、工程技术类位居前三位,分别占比23.7%、15.8%、10.1%,IT类、语言类、财经类紧随其后,占比在7%以上,选择人文社会科学类、医学类、法学类、自然科学类的比例相对较低。 “三位一体”的教育生态尚未建立 CCG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国际学校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首先,在民办国际学校中,有资格颁发国际学历的学校通常以与国外机构或教育部门合作的方式来办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外相关监管部门对其监管的困难。比较容易造成国际学校收费标准不一,教学质量良莠不齐,办学机制多元且权责不清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学校市场的良性发展。 其次,师资力量发展相对滞后,建立教学优势相对困难。国际学校开设国际课程需要大量聘请外籍教师,而对外籍教师的资质尚没有一套成熟的评价评估机制,导致外籍师资团队水平不一的问题。同时,外籍教师流动频繁难以形成稳定队伍,也形不成团队效应,缺乏专业支持,而本土教师却难以介入。 最后,部分国际学校在管理学生方面尚未充分认识到中外文化的差异,管理创新力度不够,在学生身心健康辅导、学校与家长的常态化沟通方面,尚未真正建立学校、学生、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生态系统,没有充分调动家长在学生教育中的积极性,这对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CCG调查发现,2010年之后,国际学校需求更加旺盛,民办国际学校备受市场关注,进入稳步增长阶段。但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保证教育质量,是民办国际学校未来发展要正视的问题。(彭婧希)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11月28日
2016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