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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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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特朗普上台对中美贸易关系将有什么影响
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超过150亿美元。这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这一数据出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美国荣鼎咨询公司于11月17日刚刚发布的一份题为《双行道：中美双边直接投资25年全景图》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1990年~2015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2280亿美元）是中国对美投资累计金额（640亿美元）的3.56倍；但基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中美双边投资的流向正在发生逆转。2015年的数据就是一个例子。 11月18日，在北京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美境外之间投资25年研讨会”上，上述报告的作者之一、荣鼎咨询跨境投资部总监蒂洛·霍恩曼（Thilo Hanemann）解读说，这份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中美双边投资所带来的商业利益，是常用统计数据显示的二到四倍。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政府机构所运用的国际收支统计方法与实际交易层面统计方法有所不同造成的。蒂洛认为，这提醒政策制定者，在考虑制定中美双边投资政策时，应考虑到中美双边投资关系事实上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程度更为深远。 报告总结了一些中美双边投资的现状特点。目前，中美双向投资的效益已覆盖两国90％的州或省。美国企业在华雇员总数已超过160万人，中国企业在美国也已直接创造了超过10万个就业岗位。而且，当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构成以企业并购为主，而非“绿地投资”。 双边直接投资流动中的一些微妙变化也值得关注。比如，中国对美投资的主体，正逐步由国有企业转向为私营企业，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加入到投资者的行列。 再如，中美相互之间直接投资的行业组合正在迅速演变。高科技企业的收购将会伴随更多安全审查，但数据显示，这些交易的数量和占比也在增加。这引起了人们对政策框架能否跟得上国家安全需要的担忧。因此，这个趋势将是双边投资的一大讨论点。 报告在结论中还指出，在制定双边议程时，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到彼此的内部时机。在这方面，没有人会忽略，美国内部政治的最大变化，恰恰在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于特朗普执政后的中美双边投资关系将如何发展，中美双方的专家都有所猜测。 荣鼎咨询创始合伙人兼中国团队负责人荣大聂（Daniel H.Rosen）表示，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于美国公司走向国际的表态非常负面。“我想他的态度不会一夜之间改变”，荣大聂说，他认为特朗普会继续“威胁”那些准备走向海外的美国公司。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史蒂芬·欧伦斯（Stephen A.Orlins）的观点则稍微乐观一些。他认为，特朗普限制美国公司到海外投资的手段可能包括，如果美国公司在海外设厂，再把那些“离岸”生产的产品销回美国，特朗普可能会对这些商品课税。但他表示，像这样的投资，目前在美国对华投资中已经鲜见，因此可能不会过多受到类似政策的影响。另外，对中国对美投资而言，鉴于特朗普承诺将“刺激经济”，而美国中央政府并没有那么多资金用于刺激，因此，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投资非常重要，特朗普不见得会掐断这股资金流。虽然基于经验判断“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的政策走向是一件比较有风险的事情，但史蒂芬·欧伦斯还是根据经验表示：“特朗普是一个建筑商。他知道这一切是怎么运作的。” 特朗普上台后, 对正在谈判中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前景将产生什么影响，目前还不明朗。但荣大聂认为，如果在接下来的两年多内，中美之间签署这一协议的话，在政治上，特朗普对外很有可能会说，这一协定的签署是“美国的胜利”，因为这将让中国市场更加开放。 欧伦斯则认为，尽管外界很可能会将BIT的最终签署解读为中国作出了“让步”，但他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事实上中国是从中获益的。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前商务部美大司司长何宁，持与欧伦斯类似的看法。他说，当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外界也认为是中国作出了让步，但事实上，中国在加入WTO后获得了很多自身发展的利益和好处。他认为，在BIT上，也会是类似的情况。文章刊于《中国青年报》，2016年11月19日
2016年11月22日 -
薛澜 赵静：激发人才活力 提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人才50人论坛专家委员会专家。劳动力是经济活动中最宝贵的资源，鼓励创新和调动人的积极性是提振经济并释放新动能的关键举措。充分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和杠杆作用，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最近出台的《关于激励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收入分配的激励导向、分群体施策、支持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探索与创新，对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改善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象，提振整体经济环境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国内外需求疲软、产能过剩严重、低成本优势消失，适龄劳动力锐减，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呼唤新的动力机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是破解当前难题的不二选择。但是，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如人意，经济下行的压力也逐步向收入分配领域传导，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创新驱动及长期经济发展的问题，如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增收困难、懒政怠政不作为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意见》的出台，犹如一股春风，带来了改革创新的动力，体现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创新与共享的发展理念。劳动力是经济活动中最宝贵的资源，鼓励创新和调动人的积极性是提振经济并释放新动能的关键举措。充分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和杠杆作用，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拉动经济持续增长。政策特点——以点带面，分群施策 收入分配是一个重要的改革领域，涉及广泛的人群，难以一蹴而就，一概而论。因此，相关改革必须以点带面，确保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方能行之有效。《意见》挑选了7类国民经济活动中重要的劳动力群体，包括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基层干部队伍、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代表了劳动者中的大多数和关键少数。例如，科研人员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缩影，技能人才是大量企业职工的典型，基层干部队伍可以辐射到各级干部与公共管理从业者。因此，政策选择的目标群体具有明显的带动引领能力，对全体城乡居民增收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体现了政策设计的合理性。 同时，《意见》针对7类群体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政策，采取了就业促进、技能提升、托底保障、财产性收入开源清障、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统计监测能力等6大支撑行动，涉及到解决收入分配的基础、能力、托底、源泉、环境、技术等方面。全方位、系统化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不同抓手，展现了政策执行的可达性，分群体施策和分类型激励的路径也可以推动政策精准发力。 可以看出，《意见》涉及的目标群体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在提升经济运行动能和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有促进作用。7类具体的受惠人群覆盖面广，也将进一步激励劳动力创造财富，并切实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此外，《意见》提及的措施在部分现有制度下的积存问题上也有较强针对性，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聚焦分析——《意见》对知识技能型人才的影响 此次《意见》调整所针对的一类重要人群是“知识技能型”人才。知识技能型人才以知识、技能作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包括工程科技类和管理类人才。其中，工程科技类人才在本次《意见》中主要以科研人员和职业技能人才为代表，其科研能力和职业技能是难以替代的人力资本。管理类人才则主要体现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企业家）和基层干部队伍，其核心竞争力为服务于市场与公共部门的管理知识和管理技能。 这几类知识技能型的人才不仅对国家创新能力和治理能力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将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工程科技类人才对经济社会转型、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制造业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人力引擎。管理类人才对于提高现代企业管理水平、提高国家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优化器。但是，当前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对于这几类重要的知识技能型人才来说很不合理，影响了他们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性。 首先、知识技能型人才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够完备，存在各种类型的信息不对称。知识技能型人才的知识资本的积累需要长时间的系统学习或实践积累。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内，这样的积累往往可以通过相关的高级学位和职业技能资格认证等方式来得到认可。但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的阶段，教育培养质量参差不齐，社会对同等学位质量的差别缺乏有效鉴别机制。对于技能型人才来说更是如此。一些技能型资格认证过程中出现的弄虚作假等问题，更使得用人单位无法通过这些证书来有效甄别合适人才。形成了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搜索成本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大量优秀人才的知识技能难以得到人力资本市场的认可。长此以往，将会大大削弱知识技能资本投入的积极性，难以适应知识社会对人力资本不断提高的要求，不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其次，即使消除人力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之后，也存在着人力资本市场上知识技能型人才工资体系不合理的问题。中国知识技能型人才的工资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后比较流行的是绩效工资制，其本质是很低的基础保障部分，主要依靠各种绩效奖励部分。这种绩效工资制对于一般重复性劳动，对于市场营销类型的工作都是比较有效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打破干和不干一个样的陈规，起到了有效的激励作用。但是，知识技能型人才以从事复杂的知识密集的脑力劳动为主，其工作成效往往是整体系统努力的结果，很难独立分解，对于大规模的复杂知识劳动更是如此。同时，很多知识技能型工作的成效需要多年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一些重大的高价值的工作也存在较大的风险，需要各种试错的过程。对于这样的工作，绩效工资制不但不能起到激励作用，甚至有可能提供扭曲的导向，影响重大创新成果的产生，中国近年来出现的科研工作追求短期效应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说是绩效工资制导向的结果。 同时，中国公共部门工资制度改革迟缓，与企业劳动力市场的定价差别较大，形成了实际的双轨制，同样的知识技能型人才，在企业与在公共部门工作（包括科研机构、政府部门、或其它各种类型的事业单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尤其是在公共部门服务的基层干部队伍中有很大一批专业性人才，例如工作于质检、药监、防疫等部门的技术人员。这类人才与相应市场领域中的劳动者收入差距较大，难以保证人才队伍的持续稳定，影响了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甚至出现体制内优秀人才大量流失的情况。这类现象在金融领域最为明显，当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人才收入差距多达数倍乃至几十倍，成为了大量具有金融专业技能的中高层公务员“辞职潮”的重要原因。在其它领域也有类似的现象。 《意见》对知识技能型人才收入分配的具体改革措施并没有“一刀切”，而是采取问题导向的方式，主要通过外部优化和内部激励两种方式，就影响四类人才背后收入分配的关键问题对症下药。 一方面，以提升人力资本积累为目标，通过创造公平发展软环境、完善体制机制保障入手，提高技能人才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创新能力。针对技能人才，以完善薪酬激励制度、贯通职业资格、营造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等方式来实现“技高者多得”这一核心目标，加强技能人才对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和继续学习的稳定预期，提高其人力资本投入。针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则采取产权保护法治化等措施来保障企业管理人员的预期，鼓励其扩大投资。 另一方面，以改革人力资本定价为方向，通过内部激励来改善基层干部队伍和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针对基层干部队伍，以完善工资制度、差别化激励办法和阳光福利保障等方式，明晰基层干部队伍的收入保障。针对科研人员，重点以改革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健全绩效和奖励机制等激励方面入手，通过实现工资项目收入、成果奖励一体化激励来充分调动科研人才的创新积极性，为经济持续发展释放动能。政策执行——值得关注的问题 历史上看，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多次改善都解决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动能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改革逻辑就是增加对人的激励。无论是放权让利，还是技术、管理参与分配，以激励导向的改革激发了全社会参与改革、推动创新创造的积极性。无疑，本次定位于精准解决多类目标人群激励问题的改革也将产生类似的效果，进一步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带动广大居民增收。可预见的是，具有较强政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有望精准的解决当前各类人群收入分配背后的关键问题。尤其对于知识技能型人才而言，本次改革切实改变了激励机制，可以从源头上激发知识技能型人才的创造性。当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可持续性的重大工程，每一次增量式、渐进式的边际改进都有助于逐步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最终目标，但也不能期望一次性的改革就解决所有问题。 选择合适的改革方向和设计合理的改革方法是改革成功的开端，要确保改革真正取得成效更需要政策执行的不偏不倚，落到实处。笔者认为，《意见》在具体执行中还应注意以下问题：第一，避免过度许诺和全面铺开。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巨大的资金投入，政府需要分步骤、分情况，按计划实施，采取挑选重点、逐个击破的方式，配套措施要跟上。过度许诺和全面铺开并不利于有效的解决问题，激励需要作用于支点，产生撬动作用。第二，避免在具体政策的设计与执行中产生路径依赖，延续传统思维，简单涨工资，涨福利了事。政府应促进执行部门在政策方案的细化和配套措施的跟进方面进行政策创新，将涨工资的效果落实到促能力上来，为全社会营造知识创造价值、技高者多得的收入分配改革认知。让居民真正通过知识积累与技能提升来获得更多的收入，享有更好的生活，让国家和社会能够通过劳动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来适应经济新常态。（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薛澜 赵静）文章选自央广网，2016年10月21日
2016年11月21日 -
【界面】中国学者：特朗普赢在弥补了共和党的短板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10日于北京举办的研讨会上，两位研究美国大选的中国学者表示，与美国往届大选相比，刚刚结束的2016年大选共和党没有更多纠缠于传统的道德和社会议题，特朗普在经济和就业等问题上的强势政策主张，弥补了共和党的这一短板，也是他成功的关键所在。 CCG 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刁大明回顾了本届竞选过程中他对核心议题的不同判断。他说，这次选举“‘秀’进‘政’退”——是“个人秀”，而不是“秀”政策。“公众评判两位候选人的时候，先是讨论他们有没有资格进白宫，然后才谈进到白宫后有什么样的政策。所以三次大选辩论中都在谈（候选人）有没有资格当总统，这恐怕变成了一个议题。” 刁大明的研究方向包括美国政府与美国国会政治、中美关系、比较政治等，著有《解构国会山：美国国会政治与议员涉华行为》、《美国国会研究手册（2007-2008）》等书籍。 随着特朗普“录音门”曝光，刁大明认为性别议题可能会处于核心位置。“女性选民可能给予希拉里压倒性的支持，甚至会断送特朗普及他代表的共和党。”然而，最终的出口民调数据显示，支持希拉里的女性选民大概占到52%至53%，而43%的女性选民支持了特朗普。 刁大明称，这说明虽然女性选民是在支持希拉里，但不是白人女性。他说：“白人的愤怒、或者说白人对于安身立命的焦虑超越了性别认同成为核心议题，成为一个让共和党入主白宫的最重要砝码。” 白人的不满情绪在几个大选关键州、尤其是“锈蚀地带”表现得较为明显。刁大明说：“本来预计希拉里能够拿下维斯康辛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但这三个州（支持率）分别被（特朗普）反超1个、0.2个和0.3个百分点。” “锈蚀地带”指的是美国五大湖地区，这里曾经是美国工业产业集中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以及海外企业竞争加剧，这一美国传统工业中心逐渐式微。“‘锈蚀地带’是白人情绪比较强烈的地方，正是这些人在投票箱前想要奋力让华盛顿听到他们的呐喊……白人的愤怒可能是这次选举的主线。”刁大明说。 传统意义上认为，美国共和党主要依靠宗教价值观和传统家庭观吸引民众。刁大明指出，这种吸引本身会受到经济和就业的牵扯。“换句话说，让公众相信某些东西却给不了真正的实惠。所以（共和党）在经济和就业议题上没有太多的政策。” “但特朗普正在补足这个短板，”刁大明说，“我始终不认为特朗普是‘民粹’，更好的注释是‘本土主义’。他认为美国所有的问题不是美国的，是移民带来的、外面带来的、周遭带来的，那就做切割，聚精会神搞建设。”他指出，上世纪40年代的大选中曾出现过这类表达，比如不干预、不参与二战等等。 刁大明称：“对于只有宗教价值观做黏合剂的共和党来说，（特朗普的）这类观点带来了比较新的经济方面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是符合美国民众倾向的方案。这个方案到底是什么，怎样落实到政策，可能是未来两个月或者更长时间要做的事，至少他提供了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有市场。”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谢韬认为，本届美国大选反映出的问题之一是精英与民众的脱节。他引用美国共和党人对自由派的调侃说：“你们这些天天读《纽约时报》、喝着咖啡坐着飞机在全球走的人远远脱离了美国普通人的生活，你们不知道普通美国老百姓到底在想什么……你们讲全球化，但他们工作没有了，你们天天讲的东西和他们的生活有很大的脱节。” 美国民主党也的确存在类似问题。谢韬说：“从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到2001年，民主党已经变成了支持全球贸易和全球化的政党，这让美国很多中下层蓝领工人非常不满意。” 谢韬于2007年获得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国会、总统、民意和中美关系。 他说，对比2000年和2004年小布什（共和党）两次竞选，当时宗教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是很重要的。“这次没有人谈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控枪的问题偶尔提一下，但也不是作为特别重要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前后，共和党为争取美国南部白人的支持曾采取所谓的“南方战略”，利用种族问题和道德问题为自己赢得政治支持。 谢韬还称，现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人认为，在传统的“两大法宝”中，道德问题不行了。现在要通过经济问题（争取支持）。共和党目前仍在采取“南方战略”，但已经改为以经济为主了。文章选自界面，2016年11月10日
2016年11月21日 -
【新华社每日财经分析】“逆全球化”非普遍现象
由于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的现象此起彼伏，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又在竞选过程中提出一系列具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色彩的主张与口号，令不少人担忧下一步中美关系和全球化进程的走向。在10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以下简称“CCG”）主办的“美国大选与选后的中美关系”主题研讨会上，多位参会专家认为，特朗普的当选在给中美关系和全球化进程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新机遇。 参会人士普遍认为，特朗普当选带来的挑战，目前主要是一定时期内美国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双边关系的磨合，以及可能对全球化进程产生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这些问题可以在中美两国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上，通过管控分歧，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对话与合作得以解决。 “经贸是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交集最多的领域，也是两国通过双边合作和管控分歧获得切实利益、实现互利的领域。” CCG主任王辉耀指出，中美双边贸易额近30多年来增长了200多倍，双边贸易和投资的高速增长，促进了两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简单将美国低就业和经济增长放缓归咎于对华逆差是不客观的、片面的。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实际受益者，应该坚定地支持和引领全球化发展。 专家认为，虽然“逆全球化”代表了一种思潮，但并非值得担忧的普遍现象。CCG副主任、前驻纽约、旧金山商务参赞何伟文指出，英国脱欧、“特朗普现象”、德国十万人大示威是三个差异甚大的事件，不应简单地将其与“逆全球化”划上等号。何伟文表示，英国脱欧根源在于难民问题与欧盟政策中缺乏的普惠性，“特朗普现象”反映了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后果，德国的大示威则是对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中美国标准的反对。 “这些看似趋势性的事件仅仅是各种矛盾的结果，而全球化作为一种自然的经济规律，未来走向并没有改变。”何伟文认为，未来中国在全球化中处于什么位置，将取决于如何找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关于跨境贸易、跨境投资、跨境人员流动的发展规律。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办事处首席代表胡援东指出，尽管中国通过参与全球化世界地位稳步提升，作为全球化主要动力的中国企业却缺乏西方跨国公司的金融和法律支撑体系。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方面，常常在竞争规则上就已处于下风。因此，非常有必要研究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的成功经验，多培养一些像华为这样能参与到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企业。 多位受访人士还表示，鉴于当前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谈判双重受阻，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很好的机会。中国应加快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建议将TPP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衔接、融合在一起，以涵盖更多成员，引领和推动新的、更大范围的贸易投资合作，让亚太地区都能从中受益，并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新华社 刘玉龙）文章选自新华社每日财经分析，2016年11月11日
2016年11月21日 -
【参考消息网】外媒：中国民企成“一带一路”弄潮儿
参考消息网11月14日报道 外媒称，包括《联合早报》在内的东盟各国媒体上月受邀参加由中国政府举办的“2016年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联合采访活动，赴中国东部沿海省份江苏和西南边陲门户云南，实地了解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情况以及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往来。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13日报道，随着中国国家战略“一带一路”进程的加速推进，日益壮大的私营企业也加入了浩荡的出海大军，与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一起，带动了中国新一轮海外投资热潮。 中国去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外投资流量超过吸引外资规模，实现资本净输出。其中非公经济类企业对外投资的比重凸显，占到境外并购总额的75.6%，首次在数量和金额上超越公有经济类企业。 私营企业凭着对市场环境的敏感和熟知，以及较为灵活的经营方式，将过去30年来积累的资金技术优势与管理经验投入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新兴国家的产业发展。它们在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也试图将自身培育成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跨国企业。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以纺织服装享誉全国的大型民营企业红豆集团，已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牵头投资建成当地最大的经济特区西哈努克港特区。目前占地5平方公里的园区内已建有148栋厂房，吸引了103家企业入驻，其中包括88家中资企业。园区产业以纺织服装、箱包皮具、五金机械等传统产业为主。 红豆集团副总裁陈坚刚表示，中国的传统优势产业符合东道国工业化进程初期的经济发展特点。园区未来将吸引包括金融和高科技企业在内的300家企业。 与拥有数百年经验的老牌跨国公司相比，不少刚“走出去”的民营企业还缺乏国际化运行和规避风险的能力。于是，像红豆集团这样实力较强的民企开始牵头投建境外产业园，带领一些中小企业抱团出海。 目前，中国企业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了46个境外合作园区，其中23个在东盟国家，共吸引421家中资企业入驻，总投资约213亿美元。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在受访时表示，民企实力日益壮大，“走出去”的民企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大。 他说，地方政府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时会优先考虑民企，“一带一路”除了基础设施，还有很多涉及民生的项目，都是民企所擅长的领域。此外，一些国家的政策也为民企提供了空间，“它们对投资来源有明确规定，或要求由民企来做，或要求国企占的比例不能太大”。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显示，2014-2015年，大型国有企业10亿美元以上的对外投资明显下降。 虽然民企的海外投资活动日益活跃，但中国对民企出海的扶持力度还远不如国企。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受访时表示，国企已有几十年“走出去”的经验，政府也有相应的支持经验，而民企“走出去”刚刚开始，“政府支持什么，怎么支持，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处于探索的过程中”。 他建议中国政府对民企“走出去”的支持首先聚焦于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包括向企业提供东道国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安全状况等信息，帮助企业在获取投资机会的同时规避投资风险。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力求改变以往的负面形象，争取当地社会的认可。被视为“走出去”失败典型案例的缅甸密松水电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乏与民众的必要沟通而导致项目搁浅。文章选自参考消息网，2016年11月14日
2016年11月21日 -
【南华早报】Is China ready to set global trade rules?
In the 15 years since joi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China has leaped from six to two in the world’s economic rankings and become the globe’s biggest trading nation.Now China is seeking to match that economic might with a greater say over the rules underpinning the trading system, challenging the domin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It is forging its own cross-border trade deals, backing the creation of new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pressing ahead with major initiatives. But it still has some way to go before it can realise its goal, observers say.China’s ambitions were voiced late last month by Long Yongtu, China’s chief negotiator for its WTO entry.Long told a forum in Beijing organised by the Centre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that China could now be a “rule maker” instead of a “rule follower” in trade-related areas lik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online business and climate change. “Doubtlessly, China should become one of the leaders in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ule-making,” he said.That followed President Xi Jinping’s declaration in January that China was the world’s standard-bearer for 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could “lead world development trends”.The free-trade message was also one that China reinforced during its presidency of the Group of 20 this year.In seeking to take centre stage, China is stepping into a role increasingly vacated by the West, where anti-globalisation sentiment and protectionism is on the rise.Former vice foreign minister He Yafei said there was a lack of momentum among Western trading nations to advance the WTO system.“The global trade regime centred on the WTO has been rejected by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He said. “They lack the interest or political incentives to move the system forward, and that’s why we are seeing mushrooming regional trade talks.”Those regional efforts include US attempts to rally Asian partners around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European countries around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pact.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s struggling to persuade Congress to ratify the TPP while TTIP talks have stalled over concerns from France and Germany that the pact would harm their economies. The two main US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Hillary Clinton and Donald Trump, are also not advocates of the deals.In the meantime, China has sought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beyond its borders through Xi’s aggressive promotion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 an attempt to revive two ancient trading routes to Africa and Europe –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 multilateral lender along the lines of the World Bank.Beijing has also sought to promote a series of free-trade deals.But it would take a great leap for China to become a rule-setting power. For a start, Beijing has failed to honour many of the promises it made during WTO entry talks, prompting the US and EU to hold off on granting it market economy status.China has also failed to reach 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with the US despite 29 marathon rounds of talks. The main sticking point is US dissatisfaction with a long list of investment areas that would be off-limits to US players in China.Former senior commerce ministry official Sun Yongfu said a similar agreement with the EU did not proceed “as quickly as expected by leaders on both sides” because China was not prepared to meet the higher proposed standards on labour,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rights.Tu Xinquan, director of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 with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aid China had been aggressive promoting free trade abroad but was not making much progress in freeing up the domestic market.“China should become a leading force in the free trade system … but to be a leader, one has to shoulder responsibilities and pay costs,” Tu said. “China still needs to prepare for it.”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 7, 2016
2016年11月21日 -
【人民日报】何亚非：全球治理，“中国力量”如何加码
何亚非，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 全球化时代进入新阶段，全球治理的大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今天，中国该发挥什么作用？这是历史给我们出的考题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力量对比和全球治理体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对世界事务和全球治理的认识也随之发生深刻的改变。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乃至国际秩序从过去“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国际关系的变化。美国和西方国家虽然总体接受，但“不适应”和“战略焦虑”明显上升，调适进程颇为曲折，大国关系随之更趋复杂、敏感。 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导致全球贸易连年下滑，各国认识到，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新思路、新模式，都开始探索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的新路径。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和成功治理，与全球经济增长颓势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经验中所凸显的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关注和重视。 在政治经济共同作用下，全球治理缺陷凸显。治理“赤字”和“碎片化”现象，与经济全球化带来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增大之间，矛盾日益尖锐。比如，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前遭到冷遇，多哈回合谈判等全球性贸易安排进展缓慢，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政治的推动力和支持力。随着贫富差距扩大等全球化负面效应积聚，不少国家民众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在上升。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力量博弈加剧，影响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的运转。 从这些变化来看，全球化时代进入新阶段，全球治理的大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联系日益紧密。今天，中国该发挥什么作用？这是历史给我们出的考题。 做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贡献者。中国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相一致，根本不是西方一些人所宣称的是现有体系的“破坏者和修正者”，想搞什么“另起炉灶”。为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以WTO为代表的自由、开放、公平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完善国际经济和金融机制。 做“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要从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提出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建立新型国际合作关系，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提供新的思想、选择、路径和方案，发挥全球性大国的作用，为世界提供与时俱进的“全球公共产品”。 做“和平与发展”道路的坚定捍卫者。中国从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世界发展的趋势中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发展，没有发展又没法确保和平。要超越地缘政治背后的那些狭隘考虑和偏见，超越地缘政治的纠缠，切实防止“修昔底德陷阱”，为维护和促进全球自由贸易投资体系创造有利的国家政治和安全环境。 总之，中国要更加积极主动，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更加有效地通过联合国、WTO、G20以及金砖机制等平台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重塑新世纪国际秩序，为全球治理的不断改善做出贡献。文章刊于《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8
2016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