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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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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整版报道CCG众专家谈“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作为国内领先的致力于全球化战略研究的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直致力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关趋势的系列研究。11月21日《人民日报》整版报道了CCG于北京总部举办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龙永图（CCG主席、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王辉耀（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志乐（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赵 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国际关系室主任）霍建国（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卢进勇（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伊恩·贝格（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所教授）孙永福（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汤姆·克勒赫蒂（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经济学家）何伟文（CCG副主任、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前经济商务参赞）胡援东（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办事处首席代表）查道炯（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自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第一代全球化体制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世贸组织（WTO）等，可谓全球化治理的1.0。然而，发展到今天，它正面临诸多挑战，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现象此起彼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公然提出反对全球化、要重新谈判WTO，进而形成了“特朗普现象”。必须承认，逆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不过，“逆全球化”只是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遭遇巨大的困难，甚至倒退，而西方本身也难以继续充当全球化的领头羊。而以中国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正方兴未艾，并且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倡始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给全球化（至少在区域范围内）注入强大的动力。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全球化治理的1.0，也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一个是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全球化的进程；二是在2001年加入WTO。今年是中国加入WTO15周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五六倍。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企业也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管理、提升技术、打造品牌，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贸易市场和投资对象，积极推动着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 全球化治理的1.0受到新挑战时，全球化治理机制2.0正在形成。全球化已进入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在WTO多哈回合谈判长期没有取得进展、世界各国急需新的全球贸易规则的背景下，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贸易大国以及地区加快进行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谈判，以期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二十国集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亚太自贸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的国际多边合作纷纷出现，并积极向前推进，全球治理面临转型升级。 G20杭州峰会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一主题，表明中方希望同各方一道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中国抓住机遇加入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积极参与制订新的国际规则，内外联动推进中国的改革，维持已经取得的贸易优势，提升资本优势，建立人才优势，将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 英国是全球化最早的受益者，美国的发展也得益于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未来全球化仍将是我们发展的重要支点，捍卫已有的全球化成果，积极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这是顺应了世界发展大势的，不可逆转。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积极推动者，中国必将继续参与并引领下一轮的全球化进程。 中国正在大量诞生全球化企业，世界各地的全球化企业也积极到中国发展，中国的企业全球化事业方兴未艾。中国企业需要向世界先进的全球化企业学习、交流发展经验，完善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投资、贸易等手段，加速全球化发展。同时，人才和创新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推动全球化需要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聚集更多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让经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 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逆全球化”的思潮上升。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股力量的博弈，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专家们认为，只有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才能为世界经济高质量增长作出贡献。利益分配不均 “逆全球化”抬头 王志乐：从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潮流迅速扩张以来，一直伴随有“逆全球化”思潮。但是，以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链为代表的、新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为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我们急需理论创新、观念创新和政策创新。当前特别需要发展经济全球化理论，包括全球产业链理论和全球公司理论；需要从投资输入国思维转向投资输出国思维；需要创新对外开放政策。通过政策创新抵制“逆全球化”思潮和推进经济全球化潮流。各国政府应该做的不是阻挡全球型企业的发展和切断全球产业链，而是研究如何适应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链的发展，研究如何通过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解决问题。总体趋势不会变 治理机制需创新 王志乐：从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潮流迅速扩张以来，一直伴随有“逆全球化”思潮。但是，以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链为代表的、新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为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我们急需理论创新、观念创新和政策创新。当前特别需要发展经济全球化理论，包括全球产业链理论和全球公司理论；需要从投资输入国思维转向投资输出国思维；需要创新对外开放政策。通过政策创新抵制“逆全球化”思潮和推进经济全球化潮流。各国政府应该做的不是阻挡全球型企业的发展和切断全球产业链，而是研究如何适应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链的发展，研究如何通过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解决问题。 何伟文：全球化发展的本身是经济规律，是现代化大生产超越国界，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交换、流动的结果，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正确的政策可以有利于推动全球化，错误的政策安排会阻碍或者扭曲全球化，但改变不了经济规律。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有四个根据：科技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服务贸易的跨境发展。 胡援东：全球化整个的架构、全球化生成的基础条件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只不过新兴市场国家有长足发展，都希望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方面能发出声音。所有规则的制定中，新兴市场国家在每次谈判中面临诸多难题，这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全球化的表象是贸易、投资、货币、信息、技术、人员等要素跨境流动，对外的依存度和受依存度不断的提升和改变，但是其实质没变。 赵晨：英国自加入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以来，一直与欧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它不愿意加入申根协定，也不使用欧元，它缺乏对欧洲的认同感，对欧洲统一的未来持一种质疑态度。在欧洲面临多重危机，经济复苏乏力的状况下，它内部对欧盟的反感就“一跃而起”。这一个案提醒我们，全球化绝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相互绑定，参与全球治理的世界各国需要相互深度了解，深刻地相互理解各方的行为和政策，必须逐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才能避免相互排斥、争斗，甚至被局部利益所绑架的负面状况发生。 卢进勇：认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有三个方面应当注意。第一，局部受阻，全局仍在发展，这是不可阻挡的。英国脱欧，或许通过自贸区或其他的方式，也实现了某种程度与欧盟的结合或者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第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发展经济，搞开放，搞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第三，国际投资领域的全球化发展步伐将快于贸易和金融领域。 龙永图：区域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逆全球化”，还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走向全球化的一个步骤，是一块砖；另一种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让整个全球体制碎片化，最后垮台。 霍建国：对于多边和区域的矛盾，我坚定支持多边，因为多边代表着一个全球化治理的方向。而且区域要强调公开透明，不搞封闭，也不搞排他。从政治创新的角度来讲不能否认多边，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很多新规则的推出，我们都不否认它代表了未来整个贸易一些新规则的发展方向，但是要去掉这种封闭和排他的作用。如果不加强全球治理，不把全球化纳入一个规范、有序当中运行的话，世界经济只能越来越糟。建设“一带一路” 为全球化注入活力 龙永图：过去我们主要是和发达国家分享全球化的利益，现在是如何同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对外开放来分享全球化的利益。这与我们提出“一带一路”有契合点。现在国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国际贸易还大，“一带一路”主要方案多是靠投资，如果“一带一路”是一个大的区域合作战略，那么它肯定是对全球化的贡献。 王志乐：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市场形成，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世界进入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人们往往说这段时期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人或者西方的全球化。中国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商投资，通过大量的外资企业，中国企业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中国经济融入了全球经济，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正因为顺应潮流、融入潮流，并且与经济全球化潮流同步发展，中国才抓住了世界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根据3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中国应当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孙永福：中国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从一个学生逐渐变成规则制定者之一。现在有很多好的迹象，中国企业大量地向欧洲投资，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也还在继续增长。我们应该继续认真研究全球化，其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我们的伙伴，无论是在二十国集团（G20）还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利益之间的相对平衡。 卢进勇：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跨国公司在中国构建价值链、产业链，现在中国要积极实施价值链提升战略。一方面是参与别人构建的价值链产业链，从低端到中高端；另一方面是自主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跨境产业链。 査道炯：“一带一路”是一个大的开放战略和推进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战略，对全球化有贡献，当然我们也要有耐心。“一带一路”用的不是货币改革的手段，更不是在当地争盘割地的手段，是为了促进合作国家国内的增长。 胡援东：“一带一路”是我们参与全球化一个重要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原来是个小苗，现在长成一棵树了，要开枝散叶。这时候要参与到全球化竞争当中去，非常需要像那些大型跨国公司一样，有金融和法律支撑体系来保证。（本报记者李应齐、王如君、崔寅、朱玥颖采访整理）文章刊于《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1日
2016年11月21日 -
【财新网】海归平均月薪不到1万，海外“镀金”还划算吗？
导语一直以来，“送孩子出国留学”都是许多中国家庭的梦想，近年来，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及留学门槛的降低，“留学热”更是达到一个高峰：有钱没钱都想出去。但留学的高投入，换来的却是“海归”们平均不到1万的月薪收入，海外“镀金”还划算吗？中国有多少留学生在海外求学？根据教育部的最新统计数据，2015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52.37万人。历年中国留学生人数和增长情况（图自中国教育在线）英语国家高校仍然是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报告，2015至2016学年，中国继续成为美国高校的最大外国生源国，共有32.8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高校就读，比上一年度增加8.1%，约占美国高校外国留学生总数的31.5%。以北京为例，2016年已报名和准备报名参加“洋高考”的考生约为2500人，比去年增加67%，这还不包括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出国留学的高中毕业生。同时，“海归潮”越来越明显：2007年，留学归国与出国留学人数占比为30.5%；到2011年，这一比例达54.8%，2015年，我国留学人数增至52.37万人的同时，海归则达40.91万人，归国与出国人数比提高至78.1%。历年留学归国与出国留学人数比(《财经》杂志制图)“海归”不再是香饽饽大量留学生陆续回国发展，但现状不容乐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与海威时代联合发布的《2016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对各类留学归国人员的调查中，超过六成目前是基层员工，而成为高层管理人员的被调查者只占总数4.7%，22.4%为基层管理人员，11.2%为中层管理人员。 海归就业现状(《财经》杂志制图)在收入方面，被调查者的收入集中在5000-10000元区间，占46.9%。收入在15000元以上的只有11.3%，16.6%能达到10000-15000元之间。而低于5000元的人数占比超过四分之一。海归收入分布图(《财经》杂志制图)原因何在？张卓娅是上海一家金融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在今年7月份新华社的一份采访中，她表示，三四年前，收100份简历只有五六个海归，现在100份简历中可能有约20份是海归投送的。“海归”走下神坛，除了数量激增外，留学生的良莠不齐，也是其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国际关系学院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魏斌认为，如今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但一些学生只是在国外“混”来一个文凭，没有真才实学。一家知名美资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赵蕊说，“外企现在更加注重本土化，有的连英文面试都取消了，只要求简单交流和读懂英文邮件。”赵蕊说，除少数顶尖商学院外，他们现在更加偏向招聘能脚踏实地的国内毕业生。出国“镀金”还划算吗？与“海归”们不容乐观的就业前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留学高昂的成本。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大陆学生2014年在美大学的花费为9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25.53亿元)。2014年间，全部国际学生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超过300亿美元。以美国高校为例，公立大学学费约5-20万人民币/年；私立大学学费20-35万人民币/年。据广州某教育公司今年8月份提供的数据，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中，八成年均支出30万~50万元人民币（包括学费和生活费）。据介绍，多数国家对商科、文科设置的奖学金较少；过半数学生在海外留学的时间是3年以内，总费用100万~150万元间，但也有少数人留学花费超过300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在国内读大学，学费外加生活费，大约是留学费用的1/10。从简单的投入、回报来看，相比在国内读书，出国留学好像是“赔本的买卖”，真的是这样的吗？“精英”依然受欢迎 “留过学不等于就是人才，就像大学生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与天之骄子划上等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表示，“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归‘不行了’。留学生出精英的比例仍然很高，他们仍然是优秀的群体。”不同学校毕业的“海归”在职场上的表现也印证了这样一点：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世界百强名校背景的“海归”平均年薪是20.9万元，比普通院校要高出12.7万元。海归平均年薪（制图：《财经》杂志）留学带给个人的成长是潜移默化的，他们在职场后期会逐渐释放光芒。王辉耀表示，和过去海归动辄拿高出一倍薪水的状况不同，如今留学生的起薪与国内毕业生差距不大，硕士生大约能达到每月5000～6000元。但在适应工作环境后，海归的薪酬往往增长更快、幅度更大，职业上升空间也更大。随着一些发达国家教育产业化，留学门槛逐渐降低，相比找工作和国内继续深造，出国留学成为有些人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此背景下，“海归”们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确实存在，但相比国内“严进宽出”的高校教育，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学生，在思维方式、语言文化、国际视野、创造性、独立性等方面仍具有优势。 《2016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82.5%的单位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待遇。如20%的单位认为海归员工在本单位的晋升更快捷，17.5%的单位海归员工的工作岗位更核心等。图自《2016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海归”们整体素质有所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名校毕业、能力较强的留学生依然是职场上的“香饽饽”。毕业于普通海外高校，或者纯粹是为了“镀金”的“海归”，则很难再利用留学背景获得加分。职场上，“海归”光环、名校光环，或者任何其他光环，只能锦上添花，真才实学、个人能力才是职场上的决定性的因素。文章选自财新网，2016年11月15日
2016年11月18日 -
郑永年：特朗普与逆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开始讨论逆全球化对国际安全的可能影响。这个重要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如果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出现逆转，这种逆转对西方所建立起来的全球安全秩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如果中国成为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又会对全球安全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毫无道理。无可否认，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尽管其它大部分国家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它们毕竟是配角或参与者。同样，今天的国际安全体系是近代以来西方力量主导下的全球化产物。经济全球化是国际安全体系形成的重要因素。全球安全体系的形成和维持与西方力量在全球的扩张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西方建立全球安全体系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其全球经济利益。很多迹象显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衰退。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长开始低于全球经济增长。在意识形态层面，因为1980年代以来的这一波全球化，导致了各国收入差异的急剧扩大和社会分化，西方社会开始怀疑自由贸易，民粹主义已经崛起。这也已经影响到西方的政治人物对全球化的态度。自由贸易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西方视为其软力量的核心之一，政治人物言必称“自由贸易”；但今天为了迎合快速崛起的民粹主义，“自由贸易”已经变成负面的概念，甚至是一个肮脏的词汇。这已经深刻地影响到西方各国的内部政治。英国公投脱欧、德国右派选择党的崛起、法国右派国民阵线的扩张、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无一不是标榜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全球化的另一产物）的。 出现地缘政治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在逆全球化的同时，世界各地地缘政治日渐重要。美国在中东力量的衰退，使得中东出现权力真空，不仅导致了中东秩序乱局，导致了大规模的难民潮，也导致了大国之间（主要是美俄）的竞争。亚洲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好、最稳定的领域，但随着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地缘政治竞争也越演越烈，东海钓鱼岛、南海岛礁主权争议等问题，本来只是有关国家之间的双边问题，和美国毫无关联，但因为美国的介入，就演变成为地缘政治竞争问题。即使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也开始出现地缘政治问题。东欧表现得很明显。苏联解体之后，东欧落入西方的怀抱，北约东扩本来已经挤压了俄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导致了俄国伺机反扑（例如制造克里米亚危机）。民主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刻矛盾，更是强化着那里的地缘政治气氛。长期以来，西方关切的只是那里的民主政治发展和地缘政治问题（亲西方），而非那里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但无论是对当地的政府还是老百姓来说，民主固然重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因为这攸关他们的切身利益。要发展社会经济，这些国家就必须寻求除了西方之外的发展动力，尤其是中国。但西方对中国在那里的发展，保持高度的地缘政治警惕。无论是西方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地缘政治，已经对全球化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即逆全球化。这种逆全球化会不会对国际安全体系产生负面的影响呢？一些人已经提出了“1930年代陷阱”的概念。二战之前，西方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崛起，表现在外部便是民族主义，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最终演变成各国之间的对外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欣慰的是，今天地缘政治的变动主因是西方，而在西方及其势力范围之外，地缘政治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主线。再者，新崛起的大国中国本身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地缘政治概念，同时也具有了足够的能力，来遏止西方的地缘政治竞争。西方作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出现了逆转，并不是说全球化的终结或死亡。以中国和印度等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充满着全球化的动力。尤其是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下行，但较之其他国家，增长速度仍然很高。如果中国在今后十来年里能够维持6%至7%的增长，势必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也是今天全球最大的贸易大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必然会继续扩大内部中产阶级的规模，这使得中国有条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家。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所具有的推动全球化的动机和动力。也就是说，尽管西方领导的全球化出现逆转，但全球化会继续进行。不过，全球化的推动力不一样了。所以，问题在于，不同的推动力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就国际经济来说，现存体制的延续和发展应当没有大问题。这取决于中国等新兴大国，对现存国际经济体系的态度和方法。在这方面，中国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接轨、改革和补充三个过程。自198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不是全球化的引导者，但积极参与。中国通过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接轨”，改变自己，融入现存世界经济体，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内在一部分。其次，作为这个体系内部的重要一员，中国所扮演的不再是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国通过改革现存体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也通过改革来改善现存体系。再次，中国也有能力来建设新的体制，补充现存体系。这表现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方面。“一带一路”尽管是中国的倡议，但已经变成一个开放的多边体制。同样，中国也重复表示，建设亚投行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建设补充制度来弥补现存制度的不足。无论怎样的新机制，只要是开放的，就可以和现存体制对接。与现有安全体制对接在安全方面又如何呢？中国可以做到与老体制的对接吗？这方面显然要比经济方面来得困难。例如，在中国自己所处的亚太地区，中国就容易和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美日同盟等旧体制发生冲突。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这些旧体制的存在，一方面无能包容新崛起的力量（主要是中国），同时更阻碍着新安全体制的产生。不过，这里也有很多因素使得人们不至于过于悲观。第一，中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地缘政治概念。西方的地缘政治扩张的基础，是其具有宗教使命感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世俗的，没有扩张性的使命感。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即只是为了国防，而非对外推行帝国主义。中国军队对外的有限卷入，发生在联合国的构架内，即维和部队。第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使得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排挤他国。中国从来没有类似美国那样的“门罗主义”，要把美国挤出亚洲，中国所要求的只是美国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而不是破坏性的角色。就是说，一旦美国的角色转变，其可以安然存在亚洲。第三，尽管美国一直在强化其排他性的同盟，但中国一直坚持“不结盟”政策，不会拉帮结伙来对付美国及其同盟。即使中国感觉到来自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的明显威胁，也没有显示出结盟的迹象。中国所强调的是和其它国家建设“战略性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和“同盟”具有不同的性质，“同盟”针对的是“敌人”，也需要“敌人”，而“伙伴关系”针对的是各国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恐怖主义、气候、经济发展等等。第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具有了遏制美国地缘政治攻势的能力。这明显表现在这些年中国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和美国及其盟友的互动上。尽管有时候互动表现得剑拔弩张，但中国在没有“投降”的基础上，有效遏止住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势。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在安全方面遏止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势，下一个问题便是：中国主导的安全秩序会是怎样的呢？尽管中国主导的秩序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但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一贯坚持的国际原则和国际行为来判断，至少会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第一，不干预内政。尽管中国和他国发展着贸易等经济关系，但对其他国家的内政不感兴趣。这和西方不同。尽管西方干预他国内政并不总是成功的，有时还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西方的使命感文化，决定了西方干预他国内政的内在冲动。中国当然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其它国家触犯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也会采取行动，但仍然是以“不干预”为原则。这充分体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发展上。第二，开放、多元和包容性的秩序。上述“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都是这样的秩序。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中国所倡议的秩序（无论是区域的还是国际性的）的性质不会是排他性的。第三，没有制裁的世界。在国际关系上，西方只有两分法，即“朋友”和“敌人”。这种文化造就了西方的“同盟”（朋友），也造就了西方的“敌人”（被制裁的国家）。一旦被西方视为“敌人”，西方就会动用各种手段的制裁，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等。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就是如此。但中国没有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即使那些对中国不友好或者被视为不友好的国家，中国也不会像西方那样动用制裁大棒。这些年来，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关系就是如此，尽管政治和外交上出现紧张关系，但经贸往来仍然继续。第四，中国偏向经贸关系的外交，更能够造就和他国的互赢局面。历史上，中国从来就是商贸帝国，而非军事帝国。中国只有在成为蒙古和满族人的殖民地的时间里，发生过对外的军事行为，在其余时间里，中国对外感兴趣的是经贸。这个文化延续到今天，并且随着全球化得到发扬光大。中国人深信，通过深化经贸可以创造国与国之间的互赢局面，无论是区域秩序还是国际秩序，也会变得更加有序稳定。秩序会不会继续是民主呢？如果是民主，会是怎样的民主？如果不是民主，又会是怎样的秩序呢？文章选自IPP评论，2016年11月16日
2016年11月17日 -
【光明日报】全球治理 智库何为
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大势所趋。全球治理，智库何为？11月10日至11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组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合主办，以“建设命运共同体：合作、创新与展望”为主题的2016上海全球智库论坛在沪上举行，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智库负责人和决策咨询研究专家，共同研讨全球治理新格局下的智库使命，为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智库力量。 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中外智库发出创新呼声 首届上海全球智库论坛举办于2014年6月，此次是各国智库管理者、运行者和研究者时隔两年多后的再次聚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认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新变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领导力量分化。各利益相关方数量显著增加，改变了原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力量格局，未来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力量模式将取决于传统领导力量和新兴领导力量之间的博弈互动关系。第二，治理理念和价值的多元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多元发展道路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理解。第三，治理机制的碎片化，暴露了现行治理机制在代表性、有效性方面的双重缺陷。第四，国内治理的国际化。在互相依存的全球经济中，各大经济体国内政策的溢出效应和回荡效应进一步显著化，管理和协调任务更加繁重。 当前，英国脱欧等全球频出的“黑天鹅”事件，也印证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等与会专家的判断——“全球已进入新时代”。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与时代不相适应的地方正在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已经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势构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在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王荣华看来，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难以为继，需要引入新的力量。 “智库”之“智”，从“日”从“知”。作为敏锐观察世界风云、敏感捕捉时代潮汐、敏捷介入社会进程的思想集散地，全球智库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动力。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燕爽认为，在当前全球治理正在进行深刻变化和调整的形势下，智库资源已经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宝贵资源，而且正在成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智库只有因应外部世界的深刻变化，通过反观内省，实现变革和创新，才能找到突破口和生长点，这已成为全球智库界的主流声音。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甘及其领导的团队在全球范围开展智库评价。此前他曾撰文称“智库必须创新，否则就会消亡”。此次论坛上，他重申了这一观点，认为智库如果不能创新，就会陷入困境；智库必须理解和认识外部挑战，并且做出正确回应。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介绍了这家社会智库改革创新的“三字经”，即“人、快、开”。“人”即在待遇和人员灵活度上体现对智库研究人员的充分尊重；“快”即快速应对变化的世界，快速提供研究成果；“开”即秉持开放、共赢的心态，与其他智库和企业进行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副处长谷曙光提出，高校智库定位介于“江湖”和“庙堂”之间，要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既不能采取机关化的运作模式，也不能是个人作坊式研究，而应在研究基础和学科积累上下功夫。 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围绕如何加强面向解决问题的新型智库，如何统筹科技创新与商业政策配套研究，如何协调、开放、共享和建设新型智库这四个问题，对高校智库改革创新进行了深入思考。 各国智库开放合作，共同应对变化挑战 按照麦甘团队的统计，目前全球大约有6800家智库，除了欧美顶级智库之外，金砖国家、中东与北非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拉丁美洲的智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充分显示出这些发展中地区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正在不断提升。王荣华指出，各国正在通过智库传递与表达自己的外交主张，一个建立在全球智库网络基础之上的新的治理格局正在形成。 与此同时，全球智库井喷式增长，创造了新的智库生态，各智库间竞争互动关系愈加明显。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弗朗西斯·尼古拉斯认为，当前，智库遍地开花，智库群体越来越多元和复杂，特别是智库组织概念的泛化，使智库竞争更加严峻。另外，智库运行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传播媒介和通信手段越来越多，在使智库获得更高曝光率的同时，也带来“推特化”或“微信化”倾向，一些智库为博取眼球，失去了应有的深度和系统性。智库如何在长期的基础研究和快速回应中保持平衡，对其运营者来说无疑是新的挑战。 携手应对挑战，构建开放与合作的智库体系，合力推进全球治理，是全球智库的时代之思。 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强调，全球治理理念不仅拉近了世界各国的距离，有利于在发展问题上达成共识，而且也使得全球智库处于一张互联互通的网络之中，为人类的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各国智库都面对共同的使命。建设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合作、创新与展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主任任琳表示，智库交流是“二轨”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要建设开放合作的智库体系，在于未来世界面临很多不确定性，治理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努力。只有诸多大脑的思考对话，才能找到更好的应对方案。 陈文玲表示，全球智库要以共同行动和负责任的精神，推进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协同，就是要把人类的智慧之光、智库的思想之光汇聚起来，冲刷和荡涤负能量，引导社会舆论向着人类和平与文明、公正的方向发展。协调，各智库应有有效的协调沟通机制和平台。协力，各个智库不仅要为自己的国家出谋划策，还要为全球更加美好的未来谋划方略。另外，要推进各国政府的战略对接、规划对接、政策对接，推进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与协调。 运用网络和新媒体，加强全球智库间沟通和协调，不失为契合时代特色的有效途径。韩国外交事务和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辛东益指出，当今社会已是网络社会，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新动力。如果全球智库建立起跨国、跨区域合作网络，积极作用将成倍增长。在网络上，多个不同智库的学者可进行联合研究、发表成果。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夏添恩认为，智库不能单纯瞄准“伦敦或者华盛顿的精英”，还要有更大的视野。社交媒体提供了广泛搜集意见的重要平台，智库如何利用好这个平台，是需要思考的话题。 在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飞看来，构建开放合作的智库体系有三个方面的工作比较重要：明确自身的优势和短板，找准合作的契合点；在智库合作交流过程中，要有长效体制机制作保障；要提高连续性和整体性，将合作交流视为长期过程。 清华—布鲁金斯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俞樵介绍了该智库作为中国智库与外国智库间第一家合作机构，为全球范围内的学者搭建合作研究、相互对话平台的有益经验。 投身时代大潮，中国智库更需强筋健骨 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践行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些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 我国智库如何适应全球治理新变化，并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关键作用？ “我国智库需要为全球治理的价值观念、决策机制、动员和落实能力提供更多的知识创新和知识分享。”陈东晓认为，智库要积极参与政府对全球治理的战略规划和政策设计，帮助政府对全球重大议程、重要机制进行整体规划，要发挥舆论引领者和第三方监督的作用。要在多元价值观的包容互鉴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直致力于国际化人才政策的研究与推动。该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我国应鼓励和支持政府机构、智库与国际组织间的人才流转，广泛邀请符合条件的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人才、归国留学人员和外国专业人士加入智库。也可以通过交流、实习、挂职、专家顾问等方式向各类国际组织输送人才，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他还提议，构建更为开放与合作的智库体系，比如打造国际智库联盟。 中国智库眼光向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前提，是眼光向内，更好地加强自身建设。 人才是当前国内智库建设的短板，智库人才战略得到与会专家广泛关注。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于今指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快，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我国智库建设无论是在决策咨询、社会影响还是国际交往方面，都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存在诸多差距。其中，智库人才缺失是重要因素。 智库人才结构多元化是提升智库研究成果水准的重要途径。电力规划设计总院院长谢秋野表示，专业智库的人才建设既要培养领军人物，又要培育多层次的专业人才，特别是国际化人才，建议国家重视专业智库建设，给予政策支持，形成各类智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本报记者 贾宇）文章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11月16日
2016年11月17日 -
【中国贸易报】美国大选落幕中国机会来临
“连村长都没干过，第一次当官就当总统了！天知道特朗普上台后会干什么！” 这是美国大选后传播比较广泛的段子之一。由于近期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的现象此起彼伏，刚刚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又频频爆出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的惊人之语，这让段子背后隐藏的担忧逐渐显现出来：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上台后各方面充满了不确定性，中美经贸关系怎么走？会不会真的打贸易战？ 针对这些热点问题，11月10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了“美国大选与选后中美关系”研讨会，深入探讨中美关系在大选后的走向。主持会议的CCG副主任王欣表示，大选结束后我们应该忘掉特朗普的商人身份，更多地关注他之后的表态和行动，以及他的团队，比如国务卿、安全顾问等几个关键人物的选任，从而看出他外交及经济贸易政策的走向。 根据目前的形势，特朗普就任后，必将提高经济增速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纵观特朗普竞选时所说的经济政策，主要是从降低税收、贸易保护、产业回迁和大兴基建4个方面着手。单就贸易保护来说，特朗普认为贸易逆差仅有利于贸易伙伴，却使美国的资源和就业岗位流失，于是主张对所有进口货物施加20%的关税，特别是对中国和墨西哥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毫无疑问，这在短期内是有利于美国经济的，但对新兴国家市场造成了冲击。另外他还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还声称要退出WTO。 对此，CCG主任王辉耀表示不必过于担心。他认为，通过以往历次美国总统大选后的表现来看，竞选时的口号和主张不等于执政政策。美国总统大选的同时也在选举新的国会，国会能够对总统的权力构成限制，包括各种预算和重要的政策。另外，美国是联邦制国家，50个州各自有独立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王辉耀表示，经贸是中美两国利益交集最多的领域，也是两国通过双边合作和管控分歧获得切实利益、实现互利的领域。因此，特朗普当选总统后，需要代表国家意志，考虑整体社会利益，而不是完全按照竞选时的主张施政。 “中美关系将要转移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货币政策协调上来，打不打贸易战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而言不是很重要。”《世界知识》杂志编辑、记者安刚如此说道。安刚指出，特朗普将本能地、不可避免地为其外交政策注入重商主义色彩。特朗普胜选演讲里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要在美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他兑现大兴基建的承诺，那中国企业赴美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是不是会相对丰富？中国在亚非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成本会不会下降，机会成本会不会上升？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安刚说。 “总体来看，特朗普上任对中国的利好大于利空，对于他在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方面施压，中国必须要有充分准备和必要应对措施。”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所所长周晓晶说，“目前欧美反全球化的力量明显上升，我们需要及早做好准备，加强双边渠道建设，保持沟通，在经贸方面形成新共识，不遗余力地推进全球化进程，以保证我国在全球整合中的利益和地位。” 王辉耀说，中美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共同肩负着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的重要责任。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中国将在挑战中把握新的机遇。现在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谈判受阻、压力增大，中国可以发起设立更加宏大的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FTAAP）多边贸易机制，将美国主导的TPP与中国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衔接在一起，以涵盖TPP和RCEP两个多边机制下的所有成员，引领和推动新的、更大范围的贸易投资合作，让所有的亚太地区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并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文章刊于《中国贸易报》，2016年11月15日
2016年11月17日 -
【China Daily】Making sense of Trump
China-US relations will remain healthy, Chinese experts predictAlthough he criticized China sharply during the recent election campaign in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Trump, the US president-elect, will likely maintain healthy China-US relations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An Gang, a reporter at the biweekly magazine World Affairs, say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be too harsh on China in either economics or politics.An presented his opinion at a recent seminar in Beijing on how the result of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ill affect future relations. The seminar was host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an independent, nonprofit think tank based in Beijing that conducts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 including world affairs and globalization."I believe the G2 will see historic times with Trump on the stage," An said. G2, originally initiated in 2005 by Fred Bergsten, is a informal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Trump’s ‘America first’ foreign policy will drive him to shift his attention more from overseas to domestic affairs, leaving more space for China and the US to negotiate on Asian issues," An said.Trump has virtually no experience in politics, and he seems to have little intere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so he may either indulge the US military in this area or take a break, An said. "The fewer problems we have around us, the more comfort we will feel. And that will probably soothe tense nerves."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US will simply leave Asia to China "It is more likely that China and the US will work together to maintain balance in Asia," An said.The experts believe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focus more on China-US economic relations.Zhou Xiaojing, a guest researcher at the center and former director of the State Council’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said China should make greater efforts to promote globalization, especially when the process encounters barriers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US lists China as a currency manipulator.Dur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 Trump promised to give priority to solving domestic problem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failed to address, such as promot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Now, China has money and is willing to help. So I guess he can’t resist," An said. "This may be a chance for Chinese investment to get into the US market."Trade is the area where China and the US share the most common ground. However, Trump has said he will slap a 45 percent import tax on Chinese goods, which will put more pressure on Chinese enterprises."But I don’t think he can achieve this," An said. "The Congress may not allow him to do so." Wang Xin, vice-president of CCG, sai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a included, needs to forget Trump’s identity as a businessman and not try to forecast his actions based on previous speeches."After all, he is the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Wang said.From China Daily, Nov. 15, 2016
2016年11月16日 -
王辉耀：特朗普当选带给中国的机遇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当地时间11月8日晚，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公布，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出乎此前众多专业人士的预料，甚至有评论认为此结果是今年的又一大“黑天鹅事件”。由于近期世界范围内所谓“逆全球化”的现象此起彼伏，特朗普又在竞选过程中提出一系列具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色彩的主张与口号，其当选美国总统令不少人担忧下一步中美关系和全球化进程的走向。但是在我看来，特朗普的当选在给中美关系和全球化进程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美国总统大选和政治体系的一些基本背景。一是通过以往历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经验来看，竞选时的口号和主张不等于执政政策。正如里根在总统选举时说要升级同台湾的关系，但当选之后态度发生很大改变，在其任职期间，美国与中国建立了良好关系；克林顿在总统选举时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但当选后促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同时也在选举新的国会，国会能够对总统的权力构成限制，包括各种预算和重要的政策。三是美国是联邦制国家，50个州各自有独立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所以，特朗普当选新任总统后，需要代表国家意志，考虑整体社会利益，而不是完全按照竞选时的主张施政。 特朗普当选带来的挑战，目前主要是一定时期内美国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双边关系的磨合，以及可能对全球化进程产生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这些问题可以在中美两国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上，通过管控分歧，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对话与合作得以解决。 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经贸是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交集最多的领域，也是两国通过双边合作和管控分歧获得切实利益、实现互利的领域。自中美建交以来，从建交之初的不足25亿美元到2014年的5551亿美元，中美双边贸易额30多年来增长了200多倍，2015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美双边贸易额和双向投资存量的高速增长，促进了两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而并非片面地说对华逆差造成了美国的低就业和经济增长放缓。实际上，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是加工贸易，而该领域大多数企业是外商投资企业，例如苹果在华组装手机再输入美国市场，沃尔玛在中国采购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美国民众生活需要，这些既有利于美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也有助于避免当地的通货膨胀。此外中国每年有约50万学生出国留学，中国是美国第二大移民来源国，中美之间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员交流，两国间的合作具有很大的集成效应。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2014年两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分别达到27．8％和15．3％，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两国共同肩负着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的重要责任。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进入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经济阵营的对立趋势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实际受益者，应该坚定地支持和引领全球化发展，共同促进世界各国的包容性增长。 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G20提振世界经济的中国方案的关键组成部分。现在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谈判双重受阻、压力增大，新一届美国政府将面临新的体验和新的思路，尽管特朗普此前也声明反对TPP这一构想，预计其就任总统后也将变相提出TPP的实质内容。在此背景下，中国获得了很好的机会，可以高姿态地提出新的更大范围的多边贸易投资协定。 中国应准备好新的替代方案，发起设立更加宏大的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FTAAP）多边贸易机制，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中国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衔接在一起，以涵盖TPP和RCEP两个多边机制下的所有成员国家，引领和推动新的、更大范围的贸易投资合作，让所有的亚太地区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并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此外，中国还可以藉特朗普就任后的契机，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商共享共建，促进中美关系的更大进展。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6年11月14日
2016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