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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全球化出了点波折，但不会逆转
专家简介龙永图，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 许多人认为，全球化在当下已面临一些问题。有些人认为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有些人甚至说全球化已经失败。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经济全球化只不过出现了一些波折，全球化的力量仍然很强。有两大根本因素在支撑全球化：其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是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互联网带来的新技术快速发展，没有人可以阻挡。互联网将所有人联系到一起，将所有力量汇聚到一起，推动全球化进程。其二，跨国企业致力于全球化，它们将投资和贸易带到世界各地。由于互联网的推动，许多中小企业也开始加入到全球化队伍当中，成为新的跨国企业的一部分，这就加强了全球化的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将更坚定地继续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从美国总统大选中，我们听到许多对全球化不利的声音，让我为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感到担忧。我也不清楚这些声音是选举论调还是代表美国的真实想法。但这并不重要，一个国家不能改变全球化的趋势。 当前，贸易问题在美国已被政治化，TPP成为美国国内反贸易和全球化浪潮的受害者。美国国务院一些高级官员对我表示，尽管TPP通过国会批准的概率很小，但他们仍未放弃努力，下一届美国政府上台后，他们会试图修改TPP，但会保留其实质内容。当TPP谈判还在进行时，曾在中国国内激起反对声浪。我也当面询问过美国前贸易谈判副代表、美国TPP谈判的首席代表：“你认为TPP是为了反对中国吗？”她明确告诉我不是。讽刺的是，中国对TPP持开放态度，而美国方面现在开始对是否搞TPP有所迟疑和动摇。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周年。我知道美国国内对中国入世有不少批评。但我可以明确说，中国入世也让美国受益巨大。1999年中美入世谈判时，美方总是向我们强调农业是谈判成功的关键。如今看来，农业成为美国从中国入世协议中受益最大的产业。统计数据显示，现在美国20%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至少创造16万个就业岗位。此外,美国通用公司每13秒向中国销售一辆汽车，苹果公司每3秒向中国销售一部手机。美国对中国出口规模巨大，也惠及从事汽车制造和电子制造的美国工人……因此，贸易协定不是一件坏事，不是一些人讲“贸易协定只有对少数大的跨国企业”，其实许多普通老百姓都会从中受益。 一个贸易协定不能涵盖所有的行业，有些行业会从中受益，有些行业则会遭受损失。为解决因结构调整以及贸易协定遭受损失行业的就业等问题，中国建立了100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来为相关行业提供援助。为因贸易协定遭受损失的群体提供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如果不这样做，人们会反对贸易协定和全球化。因此，反全球化，不是这些反对贸易协定的人有错，而是政府未采取足够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错，这是我们在中国还未听到强烈反对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声音的原因。 中美两国应扩大投资和贸易合作。三年前，中国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这当时在美国引起一些争议。去年，史密斯菲尔德的利润增长了46%，这证明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可以令美国受益。美国正在调整经济结构，中国投资可以提供帮助。 去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这是中国从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向以服务业为中心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转向以国内消费驱动，将在物流、医疗、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等行业产生巨大需求，这为美国企业带来很多商机，在华的美国投资将会获得巨大收益。目前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会带来很多机会，因为关键的谈判在服务业，当协定达成时，大多数行业都会对外资开放。这是扩大两国合作的重要机会。 我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已有很多年。经验告诉我，即便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好消息，重复那些悲观的信息对中美两国并不利，我们仍应看到中美关系更光明的一面。我希望两国的有识之士继续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令两国受益，特别是对每个普通人。(作者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本文整理自作者在CCG华盛顿午餐会上的演讲)文章刊于《环球时报报》，2016年11月1日
2016年11月2日 -
沈南鹏：资本并不是创业者的护城河
沈南鹏，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核心竞争力】我们这批创始人很多没有商业经验，做携程是抱着对互联网的热情，后来发现不管互联网创业还是别的，归根到底都是生意。生意都有门道和诀窍。就像小时候做数学题一样，应当从最简单的入手。第一年携程网集中全力打通酒店订房环节，这是携程网的初级版本。相对订票，订房是更为简单直接的切入点。这种帮人订房的简单工作，或许是很多海归所不屑的。但是不要忘了，你是在中国，要服务的是中国大众。后来做「预留房」服务的时候，携程网也并没有期望能马上得到回报。但它保证了携程网的酒店订房业务在旅游旺季依然能够游刃有余，这是一种长期竞争力。做了携程三年之后，创办一家经济型连锁酒店的想法也逐渐形成。经济体在腾飞的时候，酒店行业的机遇是无穷的。如家从创立第一天起，就是准备上市的。当时进行了严格的市场调查，对于酒店模式、市场需求、价位等等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例如，当时出租率有90%的锦江之星。如家不像星级酒店有大堂、餐饮，而是借助周边成熟的社区服务。和当时的酒店管理理念是完全相反的。如家的模式首先是方便，其次是成本。如家酒店的选址，可以概括为「支线街路内行20米 」，这样的酒店临近黄金地段，又避免了与开发商的正面竞争，缓冲了房地产价格飞涨带来的冲击；而且租期长达15年，成本非常确定。在拿地上不和房地厂商争地盘，一般会选3000—5000平米的办公楼、招待所等，这样的各种行业闲置的物业。拿到物业后，专门有一个团队跟着拓展队伍，去根据自然条件进行灵活的房间划分，很快复制。我记得当时在做如家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一件事，我们有非常强的经营团队，有很多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管理一些酒店，其中，有一些酒店与我们的定位不一样，他们有一些是3星、4星级酒店，而我们的定位是100多一点的经济型酒店。我们最后决定不做，这对我们的品牌是一个稀释，所以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在传统观念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有钱不赚呢?而对我们来说，如果影响长期效益，有钱也许不会去赚。所以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上市公司的股价你无法控制，但是你可以不断地把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加强再加强。只要是金子总会发光。给核心竞争力加分的秘诀都取决于「细节 」。【拿数据说话】创业是容不得你去重新学习的，竞争的环境可能让你没有机会学习，因此基础科学知识结构对个人成长最关键。培养逻辑思维和建立模型的能力，对创业和企业管理都至关重要。很多优秀的创业者或CEO利用基础科学的建模能力去比较分析竞争对手，优化自己的产品的战略。这无疑是最基础的工具和手段。世界上最好的企业需要的人才是长跑型的，人文科学和基础科学等集合成一体的人，而不仅仅只懂计算机科学。这些知识也会帮助你分析自己的企业是否是健康的。企业家需要懂得和关注真正重要的指标，包括客户、订单量、营收、毛利、流失率、盈利能力、现金流，让真实的数字说话。而不是强调物理条件和设施、注重形式而非内容、强调不可量化的事物。因为，投资方对创业项目的考量，在A轮之后不可逃避的就是数据：订单量、客单价、用户数、周留存率等等都是考核指标之重，无数据难以服众。2007年初，我正在重庆考察小天鹅项目的时候，中场休息就逛到了楼下，发现一家位于商业区的餐厅正排着长队，远远甩过周边一众餐厅。半抱着好奇，也排在队尾买了一份，味道不错。这家餐饮店正是三年后在纽交所上市的乡村基。乡村基店面门口排起的长队就是数据，代表人流量。今天这个市场大家都懂了，互联网需要的是用户规模，需要的是市场占有率，很多公司平均四轮五轮以后，才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商业模式。在这样一种竞争环境当中，我感觉市场的参与者还是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毕竟资金投入产出成本在长期是要算帐的，并不是更多的资本就一定能够带来一个成功的企业，我相信这个当中五年以前有过这样的教训，十年以前有过这样的教训，在中国有过这样的教训，在美国也有。【有积累才能加速发展】企业初创期，每个创始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木桶理论说的是不能有短板，但，初创期企业往往是反木桶理论起作用。不管是创始人还是团队，不可能什么都强。与其全才，不如专才。每个早期企业都需要独门的杀手锏才能脱颖而出。即便队员能力都不错，但没有巨大亮点，作为初创期企业反而可能没有机会。创始人要有独门武功，这独门武功因行业而异。而这往往来自于积淀。之前创业所积累的行业经验，领导经验很快就能够转化成下一个创业的企业能量。很多人成功的因素是叫「加速发展」，例如，以前做SP、游戏的经验，可能对做航空管家或者酒店管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世界上没有天才，只有经验的积累，才能够让你有更好的感觉。这种感觉听起来很玄妙，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可以被磨炼和提升的。这些人的优势在早期企业中非常重要，避免走弯路，在大方向上有更好的判断力——公司和商业模型。但千万不要陷入经验主义的条条框框，创业者需要在现有的经验值的前提下，保持对新产品和敏感度和创新度，寻找平衡点。创业不仅是创新产品，也要在消费者层面上去做判断。过去两年红杉在早期投资的创业者包括航班管家创始人王江、美丽说创始人徐易容、美团网创始人王兴等，都是二次或三次创业，还有一些在创业型企业中担任高管的经历。他们走的更顺利、更快的原因是，已经对产品、运营等有了第六感。【产业地图论】我投资的选择标准和逻辑，跟10年前是一样的，把行业图谱好好研究一下，找一找哪些是高速成长的。尝试去寻找好的机会，但通常不第一个尝试。我会观察一下，如果合适，则投资整个产业链，甚至是生态圈的打造。首先就是观察产业地图。不是一张产业地图，是有多个产业地图。比如O2O肯定是一张产业地图，金融是一张，电商是一张。因为认知不断进化，地图也不断完善。比如第一天看电商时，肯定不会想到原来打折产品销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也没想到有些领域可以做这么大。2007年开始布局电子商务，从阿里巴巴到京东、唯品会 、聚美优品、美丽说到蜜芽宝贝，电商知名企业我们几乎都参与了。2008年布局影视娱乐，投了万达影院、阿里影业、博纳影视等。2009年开始投云计算大数据。2010年开始投O2O，从美团、大众点评网、饿了么到赶集，也占了一定市场份额。相关的物流行业也投得很好，中通快递、德邦物流、安能、郑明物流等。2011年开始投了一批互联网金融。重要的判断要素是尝试着去预见未来，可能出错，但得形成自己的独特判断，哪些是万亿市场，沿着这个逻辑去思考，你会很清楚地知道你的投资重点在哪里。比如医疗行业，今年在美国上市的新的企业，在纳斯达克，医疗数量跟互联网几乎是一样的，很多优秀企业在美国和中国诞生。我们相信未来创新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是怎么能够把科学科技的力量转换成真正的商业价值?传统的做法是跟科学家、尤其是有相当商业触角的科学家合作;我们也可以做「命题作文」，从产业上得到的需求，反过去问科学家要答案，这样的反向的做法在海外科研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中国有很多优秀的科技人才，但是科技产业化过程还处在比较落后的状况。当三年多以前，无人机是一个几乎无人关注的市场，但它有非常优秀的创业执行团队，其中还有一位创始人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讲座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机器人研究领域做出了相当的成就。尽管无法量化数据，但最终红杉中国决定投资大疆。【技术是护城河，资本不是】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我感觉还是应该把心态放得更加平和一点，千万不要因为竞争，而乱了自己的阵脚。在中国看到在很多的行业当中，有直接两到四家公司在竞争，甚至在O2O行业里面看到多家企业非常直接竞争瓜分市场。这一点跟美国的差别是很大的，美国最近五年十年崛起的公司，从推特到Linkedin这些公司发展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几乎每一个垂直的行业，或者每一种应用当中，一般很快形成一家公司的独大。总体来讲这些公司占据了市场70、80%的市场份额。为什么没有创业者模仿这些领先的企业，明明知道这个市场很大，去市场分一杯羹？我的美国朋友告诉我，总结为180天的现象。一个公司当你的产品发布以后，在180天以内因为你的竞争对手还没来得及反应，你很快建立自己的口碑和用户基础，于是在那个行业当中，竞争对手已经很难赶超了。因为你的产品有先发优势，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你可能在用户当中已经建立了一个很深刻的品牌和他的产品基本属性，于是你的竞争对手就很难抄袭了。当然180天现象的背后是什么？首先产品必须是原创的，必须是那个创业者根据市场自己的独特理解，产生具有市场非常差异化产品和应用，这些产品和应用是今天大公司还没有想到的。过去的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后，创业的壁垒大大的下降，今天我们看到的确实是一种全民创业的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建立一个APP，来解决某一批人群的需求，这不应该互联网创业的全部。从全世界范围看，创新创业应该是不仅仅拘泥于本国市场的消费需求更多的是在技术创新带来的突破。如果你的产品在180天现象面前不成立，那么就要思考一下你的产品和技术是不是独家的。移动互联网的进入成本太低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激烈竞争的行业，无非是产品的差异化。但还不够，如果每一个想法都是独创的，都会让你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面建立自己的壁垒，避免可能出现的恶性竞争。也通过这种方法，不再是通过不断融资规模来建立自己的壁垒，我相信这是中国未来一批优秀企业应该有的这么一个特征。当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180天现象还来得太长了一点，移动互联网恐怕有机会在更短的时间里面，建立自己这样的品牌优势。在未来的十年中，如果创业创新有什么变化的话，技术创新的企业会比重会大大增加，模式创新还有低进入壁垒和相对同质化的挑战。全球性公司必须有一个重要的特征，产品上一定是科技的创新，而不仅仅是模式的创新。文章选自2005委员会，2016年10月12日
2016年11月1日 -
【新浪财经】人民币或将成为国际避险货币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梁海明如果未来两三年内爆发环球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届时“一带一路”将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需，人民币也很可能将成为国际避险货币之一。 环球很快将爆发金融危机？笔者近日在澳大利亚出席国际金融技术分析师协会(IFTA)年会时，与一些参会金融分析师交流，许多人从不同类别投资品走势的技术分析中，都读出了波动加剧的意味。对此，笔者认为分析师的看法并非耸人听闻，其实有一定根据，也开始出现一些征兆。 根据彭博社的分析显示，环球金融市场容易“逢七必灾”，例如，1987年10月19日当天纽约股市下跌幅度创史上第二大跌幅，香港股市当天也下跌超过10%，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爆发小股灾。到了1997年，“逢七必灾”的情况更严重，当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到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引发记忆犹新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海啸。 那么，很快就到2017年，“逢七必灾”的魔咒会否出现？如果出现，将会是由哪个国家或者那个区域引爆呢？不少参加国际金融技术分析师协会(IFTA)年会的金融分析师对于这一点则众说纷纭，没有准确答案。 在会上，笔者也表示认同未来两三年内或将爆发环球金融危机的说法。笔者此前曾在多个公开场合指出，在2008年爆发环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金融市场立陷困境，为挽狂澜于既倒，美国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QE)，该政策其后引发多国央行跟随，令全球各地金融系统各方面都高度同质化，这种同质化实际上是扩大了风险的关联性，从而增大了整体脆弱性。如果多数金融机构共同的风险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话，整个金融系统都会受到感染，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环球金融危机。 除了上述因素有可能引发下轮环球金融危机之外，笔者相信至少还有以下几个因素或将引爆环球金融危机。 其一，欧洲多家银行接连陷入财困，易引爆金融危机。 虽然环球银行体系看起来较上几次金融危机时更为健全，但实质未然，近期除了德国最大市值的上市银行德意志银行深陷巨额亏损、股价下跌、市值缩水等的危机之外，身为欧洲第三大经济体的意大利，该国金融业的不良贷款比率高达18.1%，不但远超5.7%的全欧元区平均值，且该国这一比率更是美国的10倍，即使在2008年爆发环球危机之时，美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仅有5%。 屋漏偏逢连夜雨，意大利银行的3600亿欧元不良贷款中，除了2100亿欧元确定打入坏帐之外，近年欧洲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对意大利银行业获利能力已是一次重击，更加深其困境。而英国脱欧普遍加重了欧洲银行的压力，欧洲央行将把低利率维持更久，以此希望力阻英国脱欧对欧元区的冲击，这很可能引爆意大利银行全面危机，进而容易引发欧洲乃至环球金融危机。 在国际金融技术分析师年会上，欧洲也是大多数分析师感到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性最为巨大的地区。 其二，全球债务过度膨胀，存在爆发危机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显示，全球债务水平已亮起了红灯，截至2015年底全球债务高达15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规模的225%，当中1/3是公共债务，占全球GDP总规模的85%。加上目前在各国央行只有更宽松，没有最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环球金融市场充斥大量廉价资金，触发全球企业大举借“便宜钱”，有国际评级机构估计，全球企业债务规模有可能由当前的逾50万亿美元增至数年后的75万亿美元。 在这种全球杠杆化、泡沫化之下，一旦未来几年利率回升上涨、经济持续萎靡不振，将极大增加企业的偿债压力，若届时企业偿债能力出现问题，且银行收紧信贷，将引发企业破产潮，银行亦将遭受重击，随之引爆环球新一轮金融危机。 其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增大了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 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加剧了大宗商品生产国的财政困难，如原油价格近期虽有回升，但仍是从最高点下跌了约70%至80%，不少原油出口国出口收入大幅下滑，但财政支出却难削减，导致财政赤字愈来愈高，若包括原油价格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容易引爆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而且，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低迷，扩大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而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将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带来贬值压力，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货币这两年来已贬值超过30%，部分贬值接近60%。由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正是由亚洲货币贬值从而演变成爆发金融危机，现今如多国货币汇率持续贬值，也将容易引发一场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 如果未来两三年内爆发环球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届时“一带一路”将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需，人民币也很可能将成为国际避险货币之一。 这是因为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质是有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不但是中国与各国双边合作模式的新突破，也是国际经济合作模式的新探索。 若环球金融危机爆发，重创环球经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提倡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与欧美多国优势互补，进行联合体投标、联合生产以及联合投资等新型合作，在尊重第三方国家意愿的前提下，实现三方互利共赢，此举有利于稳定环球经济。 与中国相比，欧美多国在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殖民地时代的历史渊源，欧美国家对当地了解甚深、人脉丰富且有丰富运营、管理的经营，加上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利于分摊投资风险，以及减少中国与欧美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独立投资时可能出现的对抗，增加对冲、合作的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于新兴国家而言， “一带一路”将为新兴国家带来更多的投资资金，更多的商贸合作项目，与新兴国家共同分享相关商机，这不但会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助力，更将共同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对于工业化程度相对不高，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仍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政策、资金、贸易、设施和民心等五个领域加强互联互通，为他们提供技术、资金，以提升其技术和工业化水平，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整体的发展。 因此，若爆发环球金融危机，“一带一路”倡议更彰显其作为环球经济促进器、推动器的作用，不但能够创造出友善的国际环境，也能完善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改革，与世界各国携手维护及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 另一方面，环球若爆发金融危机，人民币很有可能将成为国际避险货币。2008年爆发环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对美元价值及由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质疑声不绝，美国政府有关“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的做法，令国际市场上有不少声音希望改变美元拥有“嚣张特权”这一国际货币秩序。而且，各国也希望避免采用美元作为主要结算货币，而必须承担汇率波动风险、信用风险、贬值风险和要承受因美国转嫁金融危机而殃及本国经济金融体系等的风险。 但是，由于欧元、英镑及日元因为所在区域、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汇率也显著波动，可供国际社会选择的国际货币并不多，已经正式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特别提款权)篮子内的人民币，将成为一个新选择。 而通过扩大、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流通和地位，既可增加安全的国际储备资产的供应和选择范围，降低对美元这一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依赖性，又能减少美元汇率波动对国际市场所带来的冲击。因此，而一旦爆发环球金融危机，有可能更加吸引各国将人民币作为避险货币，从而增持人民币，甚至还会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以人民币作为标价和结算货币的可能性，这无疑将提升人民币的汇率，扭转人民币近期持续贬值的态势。 环球若爆发金融危机，会否真如笔者所言，可大幅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汇率呢？拭目以待！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6年10月31日
2016年11月1日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Is it time for China to Open its doors to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China’s growing demand for skilled domestic helpers offers the prospect of a new line of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as the two countries try to mend ties by playing dow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While China has a particularly strict work visa system for foreigners wanting to work legally on the mainland, an estimated 200,000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are working there illegally. Philippine labour minister Silvestre Bello said last month that Beijing should legalise their stay and that he would raise the issue with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Bello said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he would also urge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to discuss the issue of “undocumented”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in China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uterte is likely to raise the issue during his visit to Beijing this week, according to the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newspaper.While there are 20 million domestic helpers in China, there’s still a huge shortage of supply,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Most domestic helpers in China are middle-aged female rural migrant workers known as ayi (aunt), with little training or education.Meanwhile, China has kept the door shut to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In July last year, Shanghai began allowing foreign residents to legally hire domestic helpers from overseas. But Chinese citizens are not permitted to employ them, and reports said only five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had been granted approval to work in Shanghai by the end of last year.Growing weary of hiring and firing Chinese domestic helpers who were poorly educated and ill-mannered maids, Shanghai advertising agency boss Shirley Yang said it was only natural that she began thinking two years ago about finding a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 to take care of her twin babies.“I had been using a mainland maid for some years,” she said. “They are from rural areas and have little education. What’s more, they have inappropriate manners, such as spiting on the ground while going outside and making noises while drinking soup.”When she visited an American colleague’s home and saw their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 looking after the house in a more professional way, she was impressed. After contacting employment agencies and scouring classified websites, she finally hired one herself.“The Filipino ayi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Chinese one,” Yang said. “She really tidies up my house, mopping the floor every day and folds clothes neatly. She also likes playing with my kids. She also teaches them to learn do things by themselves” – a quality her Chinese predecessor lacked.The commerce ministry report said the salaries of domestic helpers were rising rapidly in Chinese cities, especially for yuesao – nannies able to care for newborn babies. The monthly salary for a yuesao in Shanghai surged 27 per cent to 10,532 yuan (HK$12,126) in 2014.That makes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also popular i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Canada, even more competitive in Chinese cities, in addition to their professionalism and English-speaking abilities.In big Chinese cities, a Filipino maid has become the very marketable asset for employment agencies. In Shanghai they can earn a 40,000 yuan commission when a client signs a three-year contract for a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 The salary is 7,000 to 8,000 yuan a month, which even at the lower rate is close to double the HK$4,210 minimum domestic helper salary in Hong Kong.Without work permits, most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enter the mainland on tourist visas that allow a stay of up to 14 days. After two weeks, those who stay illegally have to pay a fine when they leave the country.“The mainland border control authority will fine them for overstaying, but the fines are often paid by us, the agencies,” a staff member at Guangzhou-based agency Maid Boss said.Staying on the mainland illegally can, however, make overseas domestic helpers vulnerable to abuse and mistreatment. The Guangzhou employment agent, for instance, said she usually told Chinese clients “to take away the passports of Filipino workers” so that they could not “run away”, and she often told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working illegally on the mainland “not to talk to strangers”.By skirting mainland regulations and visa rules, she said she had introduced more than 10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to Chinese families in Guangzhou, Fuzhou, Hangzhou, Shanghai and Shenzhen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Some employers register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as office employees so that they can get work visas. Yang registered her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 as an employee of her advertising agency.Domestic helpers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increasingly Indonesia and Myanmar, comprise one group of foreigners working illegally working on the mainland. Others include factory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from Vietnam and Myanmar and merchants from Africa.Despite having an increasingly rich and elderly population and a looming labour shortage, China remains determined to keep “low-end” foreign jobseekers out of the country. In big cities, up to half of the demand for domestic helpers cannot be met during the annual Lunar New Year holidays, according to a government report.Xue Shuai, the founder of yunjiazheng.com, a website matching domestic helper supply and demand, said legalisation of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would not have any impact on the market.“It will be like a drop in the sea,” Xue said.Meanwhile, although China has never publicly admitted it, it seems Beijing has been using visa controls on Filipino workers to put pressure on Manila, according to employment agents.Tim Chen, who owns an employment agency in a southeastern coastal city on the mainland, said China had tightened visa controls when the Philippines took China to 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 over their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 the pressure ramped up this summer when the tribunal in The Hague ruled against China.So, if the domestic helper issue can be part of solving the Beijing-Manila puzzle, Duterte could bring it to the table.Miao Lu,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Beijing-based Centre for China and Globalisation ( CCG) think tank, said China could treat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as “licensed technicians” to open the door.“It’s likely Beijing will give the nod to the Philippines’ proposal to allow its domestic helpers to work in China legally because ... China is in badly need of such workers,” Miao said. (By Alice Yan)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 October, 2016
2016年11月1日 -
专访丨共享国际人才红利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
中国必须建立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体系，充分挖掘、利用国际国内人才红利，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世界教育信息》：《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扩大人才开放。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充分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人才资源，主动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完善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人才培养、吸引和使用机制，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流得动、用得好。”这里提到了国际人才的问题，您认为国际化的人才对于中国的发展意义何在？王辉耀：当下，全球化已进入第四个浪潮——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太自贸区（FTAAP）、“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二十国集团（G20）等新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纷纷出现，并积极向前推进，全球治理面临转型升级。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重要获益者，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并加入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积极参与制订新的国际规则，内外联动推进中国的改革，维持已经取得的贸易优势，提升资本优势，建立人才优势，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主要的推动者，因此需要更多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从经济全球化流动中的企业主体来看，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价值链重构，引发新的全球商业版图调整。企业要在这一进程中取得国际竞争优势，关键点同样是人才和创新。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企业，通过互联网技术创新，实现新的商业形态，促进了全球商品流动，极大地改变了原有商业格局。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通讯企业，通过持之以恒地自主研发、科技创新以及本地化运营，真正实现“走出去”“融进去”。这些例子无一不说明人才与科技创新能力在经济全球化流动中的主导力量。随着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全球流动给各国带来的红利不再突出，全球人才流动浪潮的作用日趋明显。美国之所以在创新领域走在前面，是因为充分享受了国际人才红利。美国硅谷的繁荣就源于多元化的人才集群效应——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的人才，相互碰撞思想，没有条条框框，时时刻刻产生新的灵感和思路。以色列是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只有60万人，现在800万人，其中80%以上的人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这些人才的知识、经验和创新能力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国际人才竞争的必要性。中国现在也正在进行许多重大项目，如“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企业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并且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开疆拓土。所有这些都需要充足的人才储备——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关键是海外人才布局。应从软环境建设、人才体制机制完善和建立健全人才移民制度、大力引进国外人才三方面应对人才流失的状况《世界教育信息》：改革开放后的移民中，留学人员、知识型人才占了很大比例。目前，高端人才外流趋势仍不容乐观，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王辉耀：当前“人才战争”硝烟渐起。许多发达国家通过改革移民政策，加大人才吸引或留置力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全球人才竞争行列。近些年，我国在“千人计划”的引领下，已有近百万留学生回流，其中高层次人才两万多名。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国的人才流失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第一，从硬件方面说，中国的基础设施环境确实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我国不仅科研设备运行效率较低，而且综合效益也有待提高。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曾说，我国大型科研设备利用率只有25%，而发达国家是170%。许多留学生曾经反映，他们在国外做实验，即使是研究生阶段，也可以使用价格高昂的先进仪器，而回国之后却发现国内的先进仪器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很多专家花钱买了机器，却不愿意分享，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设备利用率低。这些也是很多理工科留学人员不愿意回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中国的科研硬件环境好了很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减小。在很多大城市，中国的科研基础设施已经较为完备，比如北京中关村，现在已经有16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区，有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301家。中关村的“车库咖啡”新型创新孵化器，还受到美国媒体关注，《华盛顿邮报》刊文《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其中特别提到“车库咖啡”，说这是中关村的“秘中秘”。这说明我国在创新创业环境的改善和激励上，出现了世界瞩目、世界领先的新方法。事实证明，中关村也确实成为了中国集聚海外人才最多的地方。第二，软环境是造成中国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科研设备运行效率低的问题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方面软环境的问题。从科研上说，我国目前科研管理体制还不太健全，也缺乏人性化。在中国，很多科研人员都把精力放在“拉课题”上，而不重视课题最后的成果，产生许多无用的、应付性的科研成果，导致大量科研经费的浪费。在国外，申请课题很容易，而最后课题结果审核却十分严格。再比如，我国科研人员的薪酬水平仍然较低，而在国外，一个教授几乎可以养活一家人，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一国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还有，现在很多科研经费规定只能买大型设备，对科研人员的劳务支出等限制严格，还不太人性化，当然现在这一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从教育上说，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课堂所教内容与实践脱节，不少教授也疏于教学，很多学生“有学无识”，学术腐败事件时有发生。少数专家掌握一个领域的话语权，不允许别人挑战权威，这种学术垄断限制了学术自由，不仅制约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也成为中国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另外，我国高校存在“只进不出”的用人制度，大部分岗位都被占用，造成一些留学归国人员难以进入高校任职。我国人才体制机制上在近年出现了很多创新和亮点，比如“千人计划”，已经成功吸引了3000多名高层次人才回国。但是目前还存在不少人才管理和任用方面的政策障碍，比较典型的是人才流动的壁垒过高。首先，户籍问题限制了人才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自由流动，也限制了很多人才能力的发挥。 其次，我国人才在体制内外流动也受到限制，许多留学人员回国后缺乏参政议政的渠道，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还没有职称，在申请科研项目上也遇到阻碍。这种社会地位和待遇的差异，也使很多留学人员不愿意回国。在一些国家，“旋转门”机制保障了人才可以在政府、企业和民间自由流动，人才可以发挥能力的领域很多，可以得到有效的锻炼。此外，中国的出入境手续还十分繁琐。相较之下，外国公民的国际旅行、商务往来，都非常方便。最后，创业环境方面，公平竞争和融资机制还需要完善。第三，我国生态环境亟待改善。多年来，我国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经济方式导致了环境污染问题。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生活环境宜居，对优秀人才很有吸引力。《世界教育信息》：针对您所讲到的人才流失问题，中国需要采取什么具体措施？王辉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到，“留学人员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并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16字方针，表明中央对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这一来自祖国的召唤，在海外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具体来说，我建议中国从软环境建设、人才体制机制完善和建立健全人才移民制度、大力引进国外人才三个方面遏制人才流失，弥补人才流失带来的危害。第一，在软环境建设方面，我国仍需加大科研投入，完善科研管理体制。进行高等教育改革，遏制学术腐败和学术垄断，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应建立聘任制的教师用人制度，建立退出机制，将科研教学岗位让给更多有能力的人才，给海外留学人员回国进入高校工作创造机会。应继续完善创新创业环境，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第二，在人才体制机制完善方面，降低人才流动的壁垒，使人才利用效率最大化。要放宽户籍限制，促进人才在不同地区之间合理自由流动，让市场竞争决定人才的区域分布。第三，要促进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建立起我国的“旋转门”机制，为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要放宽出入境限制，让人才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形成一个人才有出有进的局面，让更多人才走出去学习锻炼的同时，欢迎他们回国服务和发展，这样才能培养更多的国际化人才，让中国成为国际化中心。第四，建立健全我国的人才移民制度，大力吸引国外人才。我国人才流失造成的危害，可以通过吸引海外人才来中国加以弥补。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人才大量流失的历史阶段，通过移民制度吸引人才是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美国一年发放100万张绿卡，这8万张短期人才签证成功地留住了人才。我国设立绿卡制度10年来，只发了几千张绿卡，这和我国对国际人才的需求极不相称。吸引海外人才的重点在于建立健全人才移民制度。首先，要形成统筹协调的签证制度，简化并完善分类。目前，外国人来中国工作必须办理外国就业证或外国专家证、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以及居留证三个证件。三证分立，程序繁杂。今后，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由一个政府部门统筹协调签证相关事宜，例如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澳大利亚移民和公民部、日本厚生劳动省、韩国就业和劳工部等。同时，对签证类型进行适当完善，使之更有利于高新技术领域人才。其次，要出台更为开放的雇佣外籍高层次人才的制度。目前技术移民以职位和任职单位为门槛，基本将外国科技人才流入的接纳单位限制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今后应改为以职业为基础门槛，配以国家急缺人才清单或移民职业申请清单，以及雇主联合申请及担保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作用，并以国际通行的积分制来评估申请人的资格。这样才能促进全球人才的流入，并实质推动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和机构的发展。再次，签发“同胞证”或“华裔卡”。目前，我国有5000万海外华侨，他们是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真正的力量源泉。我国的人才绿卡制度，并没有照顾我国海外族裔人才、我国海外留学人才、外国来华留学人员这三个特殊群体，这不符合国际惯例，更不符合我国国情。向他们签发“同胞证”或“华裔卡”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国家的和平统一以及开创我国外交局势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贯彻十八大“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精神的重要举措。欧美同学会为留学生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为吸引国际化人才发挥更大作用《世界教育信息》：您除了作为智库的掌门人以外，还兼任国家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您觉得欧美同学会能够在中国人才领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王辉耀：早在2000年，中央便将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纳入统战工作。2013年，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欧美同学会及广大留学人员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贡献，并要求欧美同学会努力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和民间外交的生力军。2016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这是中央首个针对欧美同学会建设专门下发的文件，体现了中央对欧美同学会及留学人员组织建设的高度重视。在扶持海归回国创业方面，欧美同学会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欧美同学会下设15个国别分会、商会、企业家联谊会、社团、建言献策委员会等各种各样的分支平台，每个分支机构都是非常活跃的。最近，欧美同学会又成立了海归创业学院，也在力图打造一个智库联盟。此外，欧美同学会是个很好的综合性网络，大家有共同的经历、背景、文化及语言，留学人员能够找到各自的需要，如人才、资金、团队，甚至人生伴侣，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实现。欧美同学会可以帮助留学生反映各种诉求，比如回国的相关问题，创业面临的困难，待遇、身份和居留证。欧美同学会能够把留学人员的这些诉求与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和沟通。落实“十三五”规划对于人才工作的要求，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世界教育信息》：国家在“十三五”时期对人才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请您谈谈体会。王辉耀：2016年3月，全国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本次“十三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首次加入了“创新驱动”，并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提出“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此外，中共中央又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这充分显示出人才工作在“十三五”时期的优先地位。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对内，我国GDP增速放缓，转型压力增大，需要发展科技创新，带动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动力的经济结构。对外，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来华直接投资，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我国“十三五”时期的人才战略，必将放眼于全球，不仅以人才培养为主线，更要辅助以人才集聚、人才引进等措施，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加快建立创新型人才队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分析“十三五”规划纲要，可以看出，此次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举措，都围绕“创新”这一目标，以人才作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转型、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与希望。我认为，此次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特点还包括如下几点：第一，更强调人才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指出，我国要发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此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才制度改革。以外国人才制度为例，过去的一年，我国的重要改革举措有：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9日，公安部扩大了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2015年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同时，一些新的、极具创新性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国试点。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向外国人才发放工作签证、永久居留证已经成为向移民发放的一种“福利”。上海在2015年5月出台、北京在2016年1月出台的人才新政20条，有很多制度已经与国际接轨了，很有国际竞争力。目前，在上海年薪60万元以上、北京年薪50万元以上即可被认定为人才；外籍博士毕业在京工作连续4年，就可以获得“绿卡”；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允许在北京、上海就业、创业；在外国毕业的外籍学生都可以来北京实习。我国也开始通过签证“绿卡”向外国人发放“福利”。第二，主基调更加开放。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才观，为我国“十三五”期间的人才政策进一步开放奠定了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及“国际人才”，提出“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我曾经在2014-2015年向中央提交在“十三五”时期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的建议，其中包括扩大外国人才永久居留人群范围、降低“绿卡”门槛、吸引和留住外国留学生、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等建议。“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不仅重提“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而且提出培养“有国际视野的党政人才”“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扩大来华留学规模”“培养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等。这些新的观点被中央采纳，说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未来五年内，决心培养国际人才的决心。这些国际化制度的改革，将是“十三五”时期人才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第三，重视打破人才跨界流动的壁垒。鼓励和支持人才流向西部地区和基层岗位一直是我国人才工作的重要方面。“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提高人才“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保证人才上升通道，形成人才跨行业、跨地域流动自由态势；特别提出促进人才在“不同性质单位”之间流动，人才在体制内外的流动壁垒有望打破。第四，重视“高精尖”人才的推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支撑力。“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要“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实质上是寄创新驱动发展的最大希望于高层次人才。一方面，高层次人才需要在本土加大培养，同时也需要开发外来智力。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流失问题依然严峻。2014年底，中科大发起的调查显示，36年来，中科大少年班培养的超过202位教授中，有185人仍然留在海外。据2011年美国能源部的调查数据，获得科学与工程类博士学位的学生依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中国博士毕业生2011年为85%，高居第一，比日本、韩国的滞留率高出一倍多。同时，这部分人才是可以被吸引回国和集聚来华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在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研究数据指出，我国目前共有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400多万人。这部分海外人才大部分为高学历人才，本科以上学历的占80%，硕士以上学历的占44%。如何吸引这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是我国人才政策面临的重大课题。“十三五”规划中列出6项未来五年将要实施的重大人才工程，其中一项是关于高技能人才的“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2011年7月6日，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是中国第一个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但是出台高技能人才的国家层面的重大项目，在五年规划中是首次提到。高技能人才是我国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据麦肯锡的预测，我国技能人才缺口约有2400万。2016年，“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国人民对消费品质量要求提升，要求增加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商品供应。德国、美国率先引领的工业4.0智能工业时代，个性化、定制化产品将成为未来主要的消费品。目前，我国弘扬的“工匠精神”，实质也是“十三五”时期培养高技能人才、为产业升级提供支撑的理念。采访、整理/郭伟 张力玮 文章选自世界教育信息，2016年10月31日
2016年11月1日 -
金灿荣：中国影响力正持续提高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从当前国际关系角度看，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产品竞争、技术竞争、话语权竞争。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前两个层面的国际竞争力已经大大增强。在产品竞争方面，2009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就已经超过了制造业王国德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产品门类已经相当丰富并且规模巨大。在技术竞争方面，中国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日渐缩小。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国际竞争力较弱的方面主要在话语权上。这样的局面，对中国而言是很不公平的。比如，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很多大宗商品的主要生产国或消费国，但对大宗商品恰恰没有定价权，这导致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这种现象已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改变这种局面，不但对中国有利，对世界经济健康平衡发展也有益。 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局面、争取中国应有的话语权呢？一个办法是利用已有国际合作机制与国际社会进行有效对话。2016年中国首次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这对中国而言是一次机遇。在刚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中国作为东道国把“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作为峰会主题，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许多人认为，这次峰会之后，二十国集团这一国际合作平台所产生的活力和效力能够迈上一个新台阶。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反映出的当今国际社会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经济力量分布不断变化。原来世界经济可以说由G7（西方7国集团）主导，1991年时这7个国家的GDP占世界的2/3多，因此G7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很有分量，在当时主导着世界经济话语权。而到2015年，这7个国家的GDP总量占世界一半还不到，下降幅度非常之大。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GDP占世界总额的比重从4%上升到15.5%，其他金砖国家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因此，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对在世界经济政治方面的发言权有了更大需求。总体看，国际经济政治实力对比由原来的发达国家“一家独大”发展为发达国家力量与新兴市场国家力量趋于均衡的局面。 二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战略影响力明显提升。近些年，作为金砖国家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相互之间展开了一定的合作，其中中国的表现尤为抢眼。比如，原来的“上海五国”发展为“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可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不但经济实力增强，政治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 三是世界形势变化必然对国际秩序提出新要求。原来G7是国际经济金融的主要协调平台，这一平台现在显然已经捉襟见肘。由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协调平台，是国际社会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大势所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中国坚持的全球治理理念将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虽然近来中国经济发展有所放缓，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属强劲。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必然随之提高，在国际经济合作协调机制中的作用肯定会持续增强，开始扮演一个主导性角色。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是对现有国际协调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同时，会积极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文章刊于《人民日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0月31日 -
【侨报网】何亚非：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焦点就是规则争论
专家简介何亚非，CCG顾问、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前G20协调人。 【侨报记者王伶羽采访整理】针对近十几年来全球治理出现的新变化和新发展，何亚非表示，今后几十年，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焦点就是规则争论。谁对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有更大的影响力、有更大的发言权？那么现在是谁在改变或者书写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呢，其实不是中国，中国是受益者。 当然中国也想改变，我们讲的是完善、改进、改革。比如以美国的TPP 为例，TPP 其实是在改写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新规则，这个新规则不是坏事，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但问题在于它受到了地缘政治的干扰。 有些国家想形成小圈子，他们想自己制定规则，这个目的是要维护整体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格局，希望重新分配某些领域，不想让中国继续获得更大的利益，我把话说得直一点。这里面有地缘政治的干扰，这就显然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处理国际关系应该平等化的基本准则。 全球化的进程中有很多负面因素，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以及它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正在上升，这影响了全球化进程，影响了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投资体系。现在反对自由贸易的并不一定是政府，很多是一些国家的老百姓。因为他们对全球化不是太理解，由于全球的负面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在中低端的企业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他们一定有情绪。 这种逆全球化的情绪，我比较担心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已形成了势头，而且在政治舞台上已经形成了力量，它在改变政治生态，一旦政治生态改变以后，一定会影响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进程。 我们可以预料，未来十年欧洲激进政党一定会在欧洲某些国家掌握政权，这种进程会对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产生影响，我们要考虑这一点，我们要考虑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应该怎么办，这也是历史对中国的考试。（根据何亚非先生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WTO与全球治理发展新趋势研讨会”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文章选自侨报网，2016年10月26日
2016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