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东：中国制造与工业4.0
2016年9月23-24日，“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在宁波盛大举行。本届论坛是G20杭州峰会后首届关注投资中国和全球化企业发展的论坛，以“世界大市场--谋转型发展促产业融合”为主题，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共同主办，1000余位来自国际国内的知名企业家和跨国公司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欧盟2020地平线(H2020)计划OASC智慧城市项目中国区首席代表、欧洲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执行主席路东在本次论坛平行论坛一“工业互联网与中国智造”的发言中指出，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之后，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是4.0热，我觉得还热得不够，我们早就该这么热。软件定义工业，有了数字化之后，我们的工业不是研究多少工艺，研究多少设备，研究多少产品，而是用软件把所有的制造环节全部数字化。以下是路东先生的发言实录我过去的经历是这样，我曾经在欧盟对外合作总司工作了15年，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协调欧盟的28个成员国，执行欧盟的亚洲投资计划，帮助欧洲的企业向中国的工业转移。我来宁波很多次，带了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的代表团，在宁波寻求投资合作，其中不少企业在宁波都有落地。最近两年，从2014年开始，我在欧盟的信息总司，负责信息化全球化的推广项目，将来数字将会进入经济时代，数据将在国与国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要自由地能够流动，这是比较新的概念。在2004年到2014年之间我主导了欧盟和意大利的合作项目，这个项目对于中国的数字化进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在2004年之前，是几乎没有什么国产汽车的，在那个时候，桑塔纳在中国跑了20年，又丑又难看，谁都不喜欢，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能力给它改型，因为我们没有数字化的制造技术。所以我负责的这个项目是帮助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学会数字设计、数字制造、数字总装、数字分析。什么意思呢，不需要去画图纸了，也不需要去准备几十个工厂去做汽车零部件，在电脑上可以把所有的汽车部件造出来，叫数字制造。也不需要先开一个工厂，把汽车总装起来，在电脑上可以把汽车组装起来，叫数字组装。再往后不需要汽车去撞击，可以在电脑上模拟分析，叫数据分析。我们中国掌握了这项技术之后，我们才开始制造汽车。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我来到宁波，参观过浙江的吉利、吉奥。当时这些汽车已经有优越性，但是这些汽车都是用非常原始的两维技术制造的。在这十年当中，中国70%的汽车制造厂都是在意大利做的数据库，学会了数字设计、数字制造、数字总装、程序控制的技术。学会了这个数据库之后什么结果呢？每年汽车组装厂都能做出新的产品，这就是数字创新。数据库的影响是，当我们掌握了四大数据库，设计数据库、制造数据库、测试数据库和实验数据库之后，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能耗都会存入数据库。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一汽的第一台汽车奔腾50在意大利做了数据库，数据库做出来之后，只需要三四个工程师，把外形改一下，就可以出奔腾的70、X80，这大大提高了研发效率，缩短了研发时间。这个就是虚拟仿真，程序控制，这一套技术大大加快了行业的进展。但是这一段时间，我感觉到数字工程师或者软件工程师参与工业太少了。在十年当中我们的软件工程师在做什么呢，我发现在为日本做动画，做一些动漫。可是在欧洲是什么情况呢？十年前，欧洲的工业已经是数字工程师的工业了，数字工程师占到一个企业的40%到60%，甚至到90%。这个很有意思，我记得前两天看沈阳机床厂厂长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他说2009年沈阳机床厂有两万多职工，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数字工程师。当他们争取国家专项基金的时候，他们在上海组织海归组成一个数字的研发团队。但是2009年在意大利是什么情况呢？意大利卖给中国最多的五轴机床厂，这个工厂没有厂房，只有一栋楼，有90%的人是数字工程师，只有10%是工人。他们在大楼底下安装，组装一台卖给中国一台。我们的距离相差就这么大。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之后，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是4.0热，我觉得还热得不够，我们早就该这么热。软件定义工业，有了数字化之后，我们的工业不是研究多少工艺，研究多少设备，研究多少产品，而是用软件把所有的制造环节全部数字化。就像当初我们向意大利学习汽车制造一样，我们画图纸、总装、实验，不行，再画图纸、总装、实验，我们几年没有造出一台汽车，几十年都搞不出新汽车，就是因为没有数字化。所以我们都应该去到工业里学习工业制造，用软件定义工业，把我们的工业2025，把我们的工业全部数字化。在国内我也参与了一些工作，就是做行业解决方案。因为我们的题目是工业互联网与中国智造，我们不能单纯地去学习，都要学，但是要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是什么？互联网。那互联网怎么样和中国智造结合起来呢？现在是我们研究的事情。我在调研当中遇到一个现实，很多的企业退出了互联网，制造业退出互联网，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互联网销售是为那些小商小贩做的，不是工业的，是我们的互联网没有把行业解决软件代入到企业去，所以我们的互联网是不能够传递实时信息的，这叫工业4.0。工业3.0是虚拟仿真，程序控制。但是工业3.0，去控制仓库、控制运输、控制包装、控制销售，控制每一个环节，它发明了分布式的控制。第二，最重要的是它的行业有一个突破，打通了纵向和横向，这是德国的发明。发明工业4.0以后，就是数字和物理世界的融合，我们中国也提了两化融合。2010年就开始了，但是我们没有实现，所以我们不知道融合到什么程度。德国人告诉我们融合到什么程度了，实时调整，机器自己可以监测，机器可以自己识别，机器可以自动地去调整整个的工业。我的身份是欧盟2020项目，数字化经济、数字化城市的推广代表。大家别以为时间很长，就5年，2020年实现数字经济，将有非常多的人从事数字有关的工作。什么是数字有关的工作，就是开发各类APP这样的事情。我们中国现实跟欧洲的距离有多远，我们什么时候能实现数字化的经济时代呢？有人说20年，我说开始从事数字化经济的工作大概是30年，现在大概多少年呢？我昨天到了宁波，参观了一家宁波的企业，我在这家企业看到了大型的铝合金机件制造。我在意大利工和欧盟工作的时候，最大的机械能造26公斤的产品，我看到这家企业造的是多少，40公斤，已经超过了意大利。据我知道世界最大的是45公斤。大家去评估我们和世界的距离有多远。第二个故事，也是在这家机械制造公司，我看到多工位的冷镦机，7工位。以前车间里所需要的上百个机床，需要几十位工人，现在只要十台机床，两个工人，这大大提高了自动化。它都装了数据接口，利用CPS系统，在宁波可以看到这个工厂制造的机床在中国各地、在世界各地的运转情况。大家明白，这就是GE的信息系统，CPS系统。好了，我们中国为什么把宁波定为2025的试点城市，我想我明白了，大家也明白了。我们离世界有多远，我们离数字经济有多远，我想大家来评估吧。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欧盟2020地平线(H2020)计划OASC智慧城市项目中国区首席代表、欧洲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执行主席路东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26日 -
郑永年：智库很难做到中立，但可以做到独立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2016年10月14日，“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重庆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郑永年在发言中表示，智库一般要为所在国家服务，所以很难做到中立，但可以做到独立。 共产党的经验非常有参考意义 郑永年指出，面对很多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好的思想，但有好的思想还不够，还要有执行者，要把思想转化为行动。今天世界面临的危机，不仅是经济治理危机，还有政党治理危机。从中东乱局到欧洲难民潮、英国脱欧等，都预示着时代的大变化，是一种政党治理的危机。 郑永年以英国为例，他说道，公投在西方看来是最民主的方式，但其实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方式，不能达成共识，比如英国脱欧公投，大家在投了票之后又后悔，这种情况导致了老百姓普遍对政治精英不信任，英国的公投被看成是平民对精英的惩罚。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部分西方政治人物都在谈自由贸易，所以全球化推进得很快，而现在，却都不愿意谈自由贸易，要搞保护主义，这就是一种政党的危机。在欧洲聪明人很多，有很多好的思想，却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政府，政党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薄弱，导致很好的智慧没有派上用场。而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则非常有参考意义。重庆为什么做得好？在郑永年看来，在于强有力的政党能把很好的思想转化为行动。中国的人均 GDP从300美金提高到8000美金，这就是共产党的能力，而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使得共产党更强大。郑永年表示，在本次对话会上，各个政党能分享彼此的执政经验，这一点特别重要。 智库很难做到中立但可以独立 智库需要在社会科学、知识和政策之间架起桥梁，要找到有用的、可转化为政策的知识。 “人类社会每天有很多好的idea（理念），但大部分的好idea都没有用、都是幻想，而智库要找到可行的idea。知识分子抱怨政府不听我们的话，但从政府角度说，你的话（是不是）有用，怎么落地，这很重要。”郑永年说，“我们智库所追求的知识，和一般学术界追求的知识不一样，知识要有用才能转化成政策，对政府产生影响。” 他还谈到，智库在体制上的设计也很重要。“像新加坡，智库的钱很多是从政府来的，但是政府从来不会管我们。（应当是）我们告诉政府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如果政府整天教你做这个、做那个，就没有了独立思考。”文章选自澎湃新闻、中国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0月26日 -
龙永图：入世15周年 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获得巨大利益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 龙永图 中国从遵守国际规则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说明中国将会继续遵守全球规则，成为全球规则一个好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今年11月，正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5周年。回顾入世15年走过的路，中国在全球治理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其实可以进一步丰富，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制定修改完善全球规则；二是丰富制定规则的机构。一中国是现有规则坚定支持者 对中国来讲，在规则问题上有几个判断和观点。中国是现有规则坚定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也是执行者。中国花15年时间，就是要加入这套全球既定的规则贸易体系。当年参加谈判的人都很清楚，很多人都不同意，为什么要戴上这个枷锁。后来经过长期沟通明白，不参与这个体系就得不到全球包括政府和商业界的信任，而信任在国际经济贸易当中最重要。只有承诺遵守规则，才可能在国际经济贸易交往中得到信任；只有成为被信任的一员，才可能成为全球经济贸易中迅速发展的一员。 中国加入WTO承诺遵守这一规则后，中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遵守规则，承诺国民待遇，承诺开放市场，中国的外贸在过去十几年以22%的速度发展，而且大量外资进来。事实证明，中国加入WTO是中国愿意遵守全球规则的最好例证。中国从遵守国际规则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说明中国将会继续遵守全球规则，成为全球规则一个好的参与者和执行者。从中国入世15周年的今天来看，这一条对全球而言很重要。特别是现在中国崛起以后，相当一部分人质疑中国要另起炉灶，把全世界的规则体系搞乱。中国花15年加入这个规则，而且得到好处，为什么要颠覆现有规则和现有秩序？中国不想另起炉灶，不想颠覆现有秩序，不想颠覆现有规则体系，这一点要让全世界都放心。中国要成为全球负责任的建设性的成员，这对中国的形象非常重要。 但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因为全球新的经济现象会不断出现。比如在国际电子商务、全球新技术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方面形成了一些新共识，这在十几年前都没有，现在要不断制定一些新规则。二中国只对规则做“加法” 因此，在规则问题上，总的原则是中国愿意参与做加法，基本不做减法，不想把这些现有规则删掉，不能按照中国利益、中国现有发展水平来挑选哪些规则执行、哪些规则不执行，规则就是规则。但中国可以做加法，否则，不对全球新治理体系做一些最新的建设性意见也不符合实际。 实际上，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有很多领域根本没有规则，只有一些惯例、先例和案例，根本没有清晰的规则体系，需要制定全球新的规则体系，尤其投资领域非常明显。这次G20杭州峰会，中国积极推动在投资领域的规则指导原则，并且获得认可，习近平主席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当然G20不是中国一家来起作用，但中国确实发挥了作用，一些引领性的作用。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投资国和投资目的地之一，理所当然，中国也要关注投资领域规则制定者的利益。 现有的国际机构中，有很多新的全球贸易规则目前还是空白。在这种情况下，TPP就是建设性的，不是针对中国，但很可惜在美国国会通不过。这说明不仅仅中国人做加法，其他国家做加法中国也支持，这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会采取开放的态度乐观其成。自己不去制定，也不让人家制定，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从结构来讲，不管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资金都已不能满足全世界对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中国做亚投行就是建设性的，是做加法，并没想忽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另建一个新的世界银行，中国还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重要成员，也是建设性成员。金砖银行和其他一些银行，也都是为了补充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不足。过去没有国际规则，或者一些新的领域出现以后没有国际规则，再或者一些国际规则还不完善，在这些地方中国想往前走两步，是合情合理的，不是推翻和颠覆现有国际规则。三经贸摩擦，不要政治化 反倾销并非针对中国。中国告人家，人家告中国都可以。打官司并不是坏事，被人家告说明在这方面有问题。通过律师和WTO，败了就接受；我们也告别人，也有胜的时候。互有输赢，这都是国际贸易间的正常现象，不要把它政治化。 美国、中国、印度都是被人家告得较多的国家，因为贸易量大，再加上体制规则还有很多问题。中国那么多企业不是每个企业都做得很好，反倾销也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中国的某些企业，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不要把它政治化，中国老百姓也就不会觉得老处在被告地位。其实美国和日本长期处在被告地位，日本人以前被告得最多。因此，去政治化，事情才会更好办。四中美关系基本面不会改变 中国和美国在制定新的全球规则和新的全球治理方面，会有合作和碰撞。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反映不同阶段国家的一些要求和诉求，这两个国家这时发挥重要作用和关键作用，也是一个历史选择。这次G20杭州峰会中国发挥很大作用，大家还是很支持的，整体还是很积极的。两国元首在G20中，特别是两国一起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巴黎协议，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但要说还要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因为中国和美国有很多共同利益，中国也提出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就是利益共同体。只有利益共同了才可能制定相似的规则，同时在制定规则方面才会有很多共同点。所以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中有很大合作潜力，美国大选不管谁当选都不会改变这一点，不会改变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些基本面，两国间5600亿美元的贸易量、上千亿美元的相互投资等基本面谁也改变不了。因此，中美两国在全球化治理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美两边的智库可以给政府提出一些建议，共同加强双方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作用。文章刊于《新京报》，2016年10月24日
2016年10月25日 -
陈新华：6D驱动全球能源转型，重塑世界能源格局
理事简介陈新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CCG常务理事。本文按照作者在2016年10月18日凤凰国际论坛能源分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很高兴出席今天的凤凰国际论坛，和大家一起讨论“能源革命的突破：体制改革与能源互联网”。刚才陈卫东先生讲到了全球能源转型的三个峰值和三种模式，我很赞成。基于我本人的国际经验，我想就全球能源转型的驱动力作一阐述 –– 即是什么力量在驱动全球能源转型？我想借用6个以D开头的英文单词来描述这些驱动力：第一个D，是Diversification，多样化或多元化。这里主要说的是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在电力领域，越来越多的技术可以将能源资源转换为电力。以前我们用的资源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现在电力越来越多地来自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海浪发电，潮汐发电、等等。并且每项技术可以像树根一样再繁衍下去，比如太阳能，有光伏和光热之分，而光伏又有多晶硅、单晶硅、薄膜、聚焦等不同的技术分支。在石油生产领域，除了主要传统的生产国之外，还有新兴的技术，如页岩油气技术的成功开发，使得在中东之外的主要石油消费国也建立了极富活力的生产中心，开采巨大的非常规资源。加拿大油砂、委内瑞拉重油、还有煤制油等都增加了石油生产的多元化。在天然气领域，供应也越来越多元化。以中国为例，10年前，我们只有国内陆地和海上的常规天然气，加上少量煤层气。2006年我们开始进口液化天然气，2009开始进口中亚管道气，2013开始进口缅甸管道气，今年8月20号，还接受了第一船来自美国的LNG。国内，我们还有了页岩气和煤制天然气。总的来说，能源供应的来源越来越多，技术也越分越细，越来越丰富多样，能源行业的参与者也越来越多元。这对于能源供应安全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第二个D，是Decarbonisation，低碳化或去碳化。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从1992年的里约地球峰会，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一直到去年底签署的巴黎协议，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已经达成共识，每个国家都承诺采取积极的减排行动。CO2是主要温室气体，而能源领域又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没有能源发展的低碳化，就没有全球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能源发展的低碳化首先意味着节能，因为节约下来的能源是最清洁的，其次才是大力发展低碳或无碳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如太阳能、风能、水电、地热、潮汐与海浪发电等。第三个D，Digitalisation，数字化，或者说信息化、智能化。这里主要是信息与通讯技术对能源系统的渗透，通过对能源生产和消费各个环节、各个节点和各个时段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智能化，从而减少浪费，提高整体系统效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经常听说的能源互联网并不是让能源像信息在互联网上一样可以快速免费获取，而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息与互联网技术对能源系统的渗透，二是各种能源产业链之间的互联互通。能源系统的数字化正在加速能源领域的创新，但值得强调的是，能源与信息不同。最近我看到一部很好的书，《能源神话与现实》，是加拿大斯密尔教授写的，我还给它的中文版写了推荐词。斯密尔教授说，能源创新不遵守信息技术发展的摩尔定律，这个我很赞成。在数字化驱动下，能源领域的创新会加速，但能源不同于信息，能源创新不会像信息创新一样快。第四个D，是Decentralisation，去集中化，分布式发展。传统能源发展强调的是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我们的发电厂规模越建越大，输电电压也越来越高。通过建设集中式的能源生产基地，大容量运输通道，再向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所需要的能源。随着新能源技术和能源系统数字化的发展，包括微电网在内的新能源分布式就地利用、就地分享的模式发展迅猛。以德国为例，15年前，德国的发电厂数量只有上百家，现在每家屋顶太阳能发电商都可以参加发电，独立发电商的数量达到150多万家，去集中化分布式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第五个D，是Democratisation，民主化，也就是说，给能源消费者选择权。按照传统的模式，电力和天然气供应属于垄断行业，因为给你家供气或供电，不可能铺设多条管道或电线。在这个模式下，作为能源消费者，你只能被动地接受大企业集团的能源供应，价格也由他们来定，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现在，你不仅可以自己在家里发电（太阳能或燃料电池），你还可以选择电力或燃气供应商，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民主化的另一个方面是老百姓参与能源投资的决策过程，比如说，在你们村旁边建一座核电站，你同意不同意？在你家后院安装一台风力发电机呢？第六个D， 是Depollution，去污染，或者说清洁化。这个大家都明白：能源消费，特别是煤炭和石油产品，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雾霾的主要来源，没有能源的清洁化，包括煤炭的替代和清洁化利用，雾霾很难根治。对中国这样深受本地污染折磨的国家来说，需要发展的不只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而是同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本地污染的“低排放经济”：减少所有空气、水和固体污染物的排放。以上6D趋势就像6个轮子，驱动着全球能源转型，也重塑着世界能源格局。石油供应的多元化，特别是页岩油气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能源供应的地缘政治格局。本轮油价暴跌给中东、俄罗斯、拉美、西非等主要产油国造成了重创，正在改变着这些国家的前途命运，也改变着大国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讨论的能源革命， 在全球范围内，也就是在这六个方面的革命：多元化革命、低碳化革命、数字化革命、去中心化革命、民主化革命、还有清洁化革命。需要强调的是，能源革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使得能源发展更加高效，更加可持续。以上6D革命也给能源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毫无疑问，能源发展的数字化、去集中化、民主化蕴藏着许多机会，然而，数字化和信息化也带来了网络安全对能源系统安全运营带来的巨大挑战，低碳化、去污染化和民主化也给能源发展形成了非常强大的约束。对于能源企业来说，我们不仅要提供清洁高质量的能源产品，还需要在能源生产供应上确保安全，在整个价值链上实现零污染物排放，还需要在运作过程中增加透明度，经得起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环保领域非政府组织（NGO）的质疑和挑战。在这样的格局下，一个国家能源发展的目标在原来的保障供应安全、保护环境、保证经济效益的三重目标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重：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无论在今天或者将来，每一种能源都有其不足之处。大规模、廉价、低碳环保而没有任何人反对其生产与使用的能源资源几乎不存在。因此，能源的选择也就成了全社会的抉择。能源决策者与企业需要加强与社会的沟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做了决策之后再与社会沟通。以上是我对全球能源转型的一些粗略看法，不当之处，还请各位批评指正。文章选自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2016年10月18日
2016年10月25日 -
北京智蹼共创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李文：用“混序”思想来创业和管理
▼[图片源自网络] 微博上的李文像是“愤青”，总是操心天下大事。然而，在谈到企业管理时，就能深深感受到他的“术业有专攻”。多年来，他的丰富实践、潜心思考和冷静观察，使其对如今变幻莫测的商业世界中的企业管理有着独到的洞察和深刻的见解。 在创业的不同阶段，要用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随着自己事业的壮大不停修改企业文化和机制，不能一套方法打到底。总的来说，就是要以变应变，用“混序”这套思想和方法论，来陪着你从0到1，从1到N。◎“‘混序’管理是科层制管理和项目化管理这两种机制共存在同一个组织里面，‘混’是‘混沌’，‘序’是秩序。” “混序”是李文管理思想的核心，概念来源于一位美国银行家，李文却将其追根溯源，丰富发展。顾名思义，混序就是“混”和“序”并存，“混”是“混沌”，“序”是“秩序”，混序管理是一个组织体系里面同时存在混沌和秩序两个方面，也可以简单地理解成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管理与扁平灵活的项目化管理的结合。 混序管理的产生，与传统管理方法的诸多弊端有关。传统的管理方法为金字塔型结构，其严格的流程、规定、内部的官僚制、领导的地盘意识和小团体的观念，很挫伤员工积极性。项目制管理则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与活力，具体做法是把员工从各个岗位、部门抽调出来，成立团队，以项目为单位，大家相互协同和配合。“层级式的或金字塔式的组织采取严格的命令控制，要求令行禁止，下级完全地服从上级，而项目化的小团队要求平等、合作、共享，自发管理，团队没有中心，不是看谁官大就听谁的，而是根据大家的意见来共同决定。” 与传统管理方法相比，“混序”管理最根本的是改变了分配机制。“这种机制下，其实团队成员每次创新都相当于一次创业，已经从本质上改变了内部项目成员的地位，这种机制好过了任何传统的激励、考核。”因为员工的身份和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项目团队机制里最关键的是把员工的身份改变了，员工不再是打工仔，而是合伙人，是内部的创业家或创客，最关键的是员工变成了一个合伙人，能够参与项目成果的分配，这种激励是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创业也分为‘混’和‘序’两个阶段，混解决从0到1，解决这个产品和服务怎么来的，序解决从1到N。” “混序”思想同样适合于创业企业的发展阶段，创业企业从0到1、从1到N的阶段也是从“混”到“序”的过程，用“混”来创生，用‘序’来发展。“‘混’解决的是从0到1的问题，在一个混沌的模式进行多元化的混合和碰撞里，不要用权力去控制或干涉，让创意自由地产生，主要特点是开放、透明、平等和共享。‘序’解决的是从1到N的问题，将创造出来的产品快速地成长及规模化运营，需要强有力的有秩序的组织和机制来使其落地，通过标准化的生产不断去复制，不断去扩大产量。” 这就需要创业者根据不同的阶段来调整自身的管理思想，不断去改变自己，调整公司的企业文化。“‘混’的阶段一定要放开心态，放下姿态，给创业伙伴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各抒己见，广泛地吸纳大家的意见，直接采取很简便的、很灵活的小团队的方式，不要那么多的层级，不要设那么多的部门”，通过放任自流产生创意和想法后，“就迅速进入序的阶段，这时候要用纪律、制度、流程规范大家的行为。有些创业者后期疏于管理，没有标准，没有制度化，没有进行规范化管理，弄得最后越来越乱。”◎“混序其实是要看员工的不同个性、特质以及能力差异，有的员工适合‘序’的体制，有的员工在项目制管理下会更能发挥所长。” “混序”的管理机制下，创业者需要根据员工的不同特点，因人而异地安排工作。“有些人适合序的形式，他们不爱冒险，只喜欢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专业工作，不太爱交际，喜欢由上级拿主意自己去做，不喜欢自己做决策，这类人比较适合在传统组织里、在固定的岗位工作”。项目制管理具有创新性强、挑战性高的特点，需要员工有很强的自信心、很高的情商和爱冒险、抗打压的性格，“项目制管理下员工要能够承压，善于应对变化，不能太脆弱，要经得起打压，抗摔打，最关键的是要有很高的自我管理能力和高度的成就欲望，一个没有那么高的成就欲望的人，很可能遇到困难就退缩。”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混”的阶段或者是项目制管理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但去的是权力的中心化，而不是影响力的中心化，“虽然去除了权力领袖，谁也不是谁的上级，但必须存在一个精神领袖，需要一个权威和领导者。”他的领导力来源不是上级授权，而是自身的能力、魅力和人品，“未来的创新创业可能不需要传统的领导、老板或者高级的官员，但是一定需要这样的精神领袖和灵魂人物，他是团队凝聚的核心，是团队在遇到困难还能不退缩的精神支柱，这一点是必须要强调的。”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0月24日 -
【Today】China looks to think-tanks to fill CCP’s ideas gap
BEIJING — The southern Chinese manufacturing hub of Dongguan’s decision to lure elite workers with cash payments of up to US$3,000 (S$4,085) owed much to a think-tank founded in late 2013 after President Xi Jinping urged a greater role for research houses in policymaking.Dongguan Talent Institute submitted a report early last year to local officials that showed the region’s nascent robotics industry was craving new talent. Months later, measures were unveiled to attract top brains, including payments of 6,000 yuan (S$1,225) for graduates and up to 20,000 yuan for doctoral students.“Local governments now ask for field research and advice before making policies,” said DTI director Chen Liang, who holds a PhD in history from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 the past, some of them just decided things off the top of their heads.”While Mr Xi’s administration has tightened censorship in the press and social media and increased oversight of academia, officials are simultaneously striving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advice available to policymakers.Yet to be seen is whether the hundreds of new think-tanks prove able to shake up a sector that remains dominated by elite institutions ranging from Beijing’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own school.There is no shortage of weighty topics that need addressing, from the upgrad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to debt deleveraging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Last year’s US$5 trillion Chinese equity-market meltdown also showed room for macro-policy improvement.“The one-party system can be highly efficient, but once it makes a wrong decision the losses can be huge,” said Mr Wang Huiyao,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the Beijing-based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sation (CCG).“China needs think-tanks, especially independent and private ones,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It needs their voices to fill in the debate that is missing in its internal system, he said.The nation face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s it restructures its economy away from old-line heavy manufacturing and towards consumption and services.The central government itself bemoaned a lack of “institutionalised channels” for outside advice to penetrate policymaking, in a January 2015 plan to boost the role of think-tanks. 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for “decision support”, it said.The think-tank research centre at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hich releases a ranking every year, now monitors about 400 groups, up from 279 last year. Smaller institutions like DTI do not make it onto its radar, suggesting an even greater expansion.Independent Advice?While access to policymakers in China’s one-party state is the ultimate test of a think-tank’s influence, such influence also has drawbacks. Dependency on funding from and approval of the government “might undermine their capabilities to produce independent advice”, according to Ms Abigael Vasselier and Ms Angela Stanzel, co-authors of a paper on Chinese think-tanks.With all spheres of Chinese society subject to the Communist Party, independence on the part of think-tanks will be limited, according to Dr Steve Tsang, a professo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in the United Kingdom.“Some may push the boundary a bit, but few will ever dare to go beyond what the party will tolerate,” he said.Dr Chen at DTI, who leads a seven-member team, agrees that over-reliance on government funding cannot make great think-tanks. He is also worried about those who are already in the game.“This sector is a bit fickle,” Dr Chen said. “Too many people have jumped on the bandwagon, and few of them can really sit down and do real research.”An official from Dongguan’s talent coordination office confirmed it consulted with DTI when formulating the policy to attract experts to the city.As with other spheres — from solar power to the soccer industry — onc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termines a priority, there is a rush of activity that follows.Witness a proliferation of think-tank research into Mr Xi’s “One Belt One Road” (OBOR) vision to deepen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influence along the old Silk Road maritime and land routes.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championed an “OBOR Think-Tank Cooperation Alliance” last April, gathering about 60 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research bodies.A key member was Chongyang Institute for Financi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 privately funded entity established in January 2013. On its website, more than 500 articles related to OBOR were available.Yet there is plenty of need for smaller-scale development planning, too, said Mr Wang at CCG.In a country with more than 2,000 county-level governments, he estimates there could be 5,000 think-tanks in years to come, twice as many as in the United States.Mr Wang’s institute earns about 40 per cent of its income from advice for government projects, while the remainder comes from publications, events and donations, he said. Its branch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south has worked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help roll out plans to boost the 3D printer industry.“On economics issues, think-tanks and government have a shared agenda in being credible, evidence-based and at least producing robust work,” said Dr Kerry Brown,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 at King’s College, London.“On issues about domestic matters like rural conditions, social conditions, and so on, think-tanks in China are the best placed and can offer very valuable work.”Meantime, overseas observers are starting to take note of the rise of China’s think-tanks.Ms Naoko Nemoto, who works at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s own think-tank in Tokyo, said her institute is considering inviting about nine Chinese research groups to their global summit next May, alongside names such a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 Washington, and the Chatham House in London. “They are not just participants, sometimes they are taking the lead,” Ms Nemoto said.From Today， SEPTEMBER 27, 2016
2016年10月24日 -
陈爽：战略先行，顺势而为
理事简介陈爽，CCG常务理事，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战略先行，顺势而为，是陈爽历来信奉的哲学.机遇面前，他总是尽心尽力做到最好；困难面前，他又总是勇于接受挑战，寻求创新与突破.一路走来，有艰辛，更有辉煌，然而陈爽则认为，无论获得的成就如何，未来仍需要不断地加强学习。 陈爽，光大控股的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从2001年空降光大集团香港公司至今，陈爽在香港成就了自己的金融事业，成为香港最活跃的金融人之一。但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这位金融人的本行却并非金融，而是一名“中国制造”的法律人才。 上世纪90年代初，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本科及民商法专业硕士毕业后，陈爽进入交通银行，负责法务工作。“当时交通银行并没有法律部，我从无到有建立了交通银行的法律部和全行的法律管理体系。” 法律部是防火墙也是灭火队，身在其中的陈爽参与了包括交通银行从多法人到单一法人的转变、香港分行从中国银行分离、太平洋保险和海通证券从交通银行分离等关系大局的重大事务。 陈爽说，虽然做的是跟法律相关的工作，却要配合业务，这就要求让他比业务部门的同事更懂得银行业的运作，为他日后的“转行”埋下了伏笔。 “可以说，学法律专业教会了我思维方式，也使人变得严谨、守信，而在交通银行的九年是法律与金融实践结合，积累金融业深厚的业务基础的九年。”2016年5月陈爽先生参加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涉足金融，缘定香港 1995年，陈爽以交通银行法律事务负责人的身份，第一次来到香港，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协调交通银行香港分行的重建事务。由于历史原因，1949年解放后交通银行香港分行归属中国银行托管，陈爽和同事要完成的是如何将这香港分行从中国银行中剥离出来。 这一年的香港，尽管仍在英国政府的管辖之下，但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收回其主权已成定局。 “那时候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第一个感觉是香港文化有中西合璧的气息，金融体系成熟，全球大型的商业银行、保险、资管和投行都进驻香港，觉得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是个有活力的城市。” 陈爽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初识香港的感受。 从1997年初次到香港，到如今以香港为家，陈爽见证了香港从一个转口贸易中心，向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转型，更亲身经历了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这些历练，让陈爽更加透彻地了解了金融行业的风险与机遇。 陈爽的声名鹊起，与金融危机相伴。2008年9月14日，美国金融巨头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同一天，美国银行宣布收购美林证券，从而引发美国次贷危机，激起金融动荡，并迅速发酵，导致全球股市暴跌。 距离纽约一万多公里的香港第一时间受到波及，股市之外，楼市、就业市场也一片暗淡。 这个情形是陈爽万万没想到的，一年多以前的2007年8月，他才被正式任命为光大控股的行政总裁，精心构思的公司发展计划尚未来得及逐一展开，一场关系公司存亡的“保卫战”却意外出现。 回忆起当年的情形，陈爽说，光大控股当时持有5笔共计39亿港元的累股期权面临重大风险，涉及股票、期货、石油等多种资产，市场剧烈波动时，这种衍生产品无从对冲，也难以抛售。 “2008年，整个金融市场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仿佛天要塌下来。这五笔累计期权极有可能亏损35亿港元，而那时光大控股的净资产仅有70多亿港元，无法跟现在的400多亿相比，如果当时亏损30多亿港元，意味着我们难有翻身机会。” 那段时间，陈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回想说，当时巨大的压力足以使人一夜白头。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权衡、分析，陈爽意识到，全球金融市场的下跌远未结束。于是，光大控股果断将两笔累计期权平仓，虽然即时亏损4.7亿港元，但同时卖空另外三笔累计期权，盈利2亿多港元。最终，光大控股以约2亿港元的亏损换得重生的机会。 在这次危机前，陈爽主导清理了光大集团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遗留问题，而这正是陈爽的事业得以在香港“开花结果”的起因。 2001年，在曾经的老上司、时任光大集团董事长王明权的邀请下，陈爽加入了光大集团，担任法律部主任，职责就是处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光大集团产生的大量不良资产。 “当时香港总部投资项目从百万美元到上亿美元不等，加上集团业务多元化，牵涉的行业众多，单是香港总部已经拥有470多家公司，处理不良资产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而我还要兼顾在港大专业进修学院的学业和家庭，压力可想而知。这漫长的四年时间，提供了锻炼的机会，也拓宽了跨行业的视野和知识。” 陈爽说，当时光大集团面临一系列法律诉讼，整个集团在流动性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濒临破产边缘。为了将光大集团从破产边缘拉回，陈爽花了四年时间，清理了集团旗下的不良资产。 除了在金融危机中练得“真功夫”，陈爽也从金融危机中淘得真金。从两次险象环生的金融危机中成功“逃脱”，陈爽现在觉得，做金融风险控制是第一位的，刚干必须可控，以盲目的加大杠杆获取盈利，公司不可能持续发展。 他以跨境资产管理为切入点，让光大控股得以在香港生根发芽，近十年间，该公司净资产由70亿港元，攀升至400亿港元。 工作之外，陈爽也是香港金融业界最活跃的高管之一。他是香港金融发展局成员，也是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名誉主席，以及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如今，陈爽已在香港生活十余年，早已视香港为家。经历过商海的大起大落，陈爽对香港资本市场也有着自己看法。 “我在香港已经16年了，于我而言，心态上香港已经是个「家」了。我观察到香港受到中国内地经济改革开放的影响，主要的中资金融机构都到来香港，成为香港金融行业的新动力，在香港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H股和红筹股的市值占主板市值总量超过50%、占交易量超过60%。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对全球带来巨大的影响，香港正好像一个缩影。” 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一样，陈爽关心着香港的未来。“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外围经济的影响无法避免。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对于香港的影响很大。香港四大支柱产业，包括贸易及物流业、旅游业、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中国内地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经济处于调整期，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一部分会向香港传导。” 但无论如何，他始终相信，香港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证了它独特的竞争力，只是，香港需要调整看待内地发展的眼光，多点理性，少些情绪。 “这并不等于香港没有机遇，多年来积累的优势，结合全球经济中的机遇，可以形成新的发展条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年代，香港充分吸纳了中国经济开放连接世界的机遇，成为中国对外的贸易中心，进而发展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回归中国之后，香港同样吸收了来自中国的庞大机遇，反映出香港和香港人灵活变通、适应力强的特质。” 在他看来，香港需要推动创新，可以为发展高科技产业创造发展条件，透过高科技提升支柱产业的技术含量，继而提升经济的附加值，打造新的增长动力。 此外，陈爽认为，在金融方面，香港拥有国际化平台和“一国两制”的优势，长久以来中国超过50%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都到来香港，超过50%的外来直接投资经过香港进入中国。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下，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对接国外高科技的诉求明显，但是海外融资和投资遇到不少困难、对于国外市场也比较陌生，香港可以思考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经验，解决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遇到的困难。陈爽先生参加人人全球CEO会议勇于创新，寻求突破 时间退回到2007年8月，陈爽刚刚被任命为光大控股首席执行官，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尚未爆发。那时的陈爽正在忙于如何改造光大控股，从而得以在日益繁荣的香港金融市场获得立足之地。 “2007年我开始担任光大控股的CEO，分析了当时全球经济形势和自身的优劣，我及时调整了光大控股的战略，针对国外资金「引进来」中国和中国资金「走出去」的实际情况，决定全面拓展资产管理业务。直到现在，光大控股的跨境资产管理业务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布局在国家重点产业上的产业基金、开展连接中国制造业和全球高端制造业的海外并购板块、培育服务飞机全生命周期的中飞租赁，并且大幅舒缓长期依赖光银和光证分红获利的问题。回头看，进到金融行业是缘分，能在众多角色中快速融入，持续学习和多年积累是不可少的。” 光大控股的投资侧重于金融与产业的结合。如今，光大控股旗下的31个基金覆盖从私募、创投，产业投资和并购整合等各个投资阶段。截至2015年底，基金募资规模至490亿港元。光大控股与首誉资产管理合资成立的首誉光控，经过两年多发展，资产规模达542亿元人民币，两项合计超4亿元。 “机会不会天然有，要把握市场的变化，我们在投资一些行业时，往往是行情不好的时候，这就考验团队的判断能力，管理、盘活项目的能力。团队里的每个人是公司最重要的财富，要尊重他们的价值。” 光大控股的跨境和国际化优势明显，资产管理业务也已迈向成熟。最近光大控股与IDG共同设立了2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IDG光大产业并购基金」。未来，光大会逐步推动基金管理业务向「大基金」的方向走，进行规模化发展，同时，透过多策略另类投资基金引进内地大型机构投资者成为LP。 “秉持这个发展方向，我们将致力于逐步推动光大控股致力成为在中国国内具有黑石般领先地位的资管机构。 战略先行，顺势而为，是陈爽历来信奉的哲学。机遇面前，他总是尽心尽力做到最好；困难面前，他又总是勇于接受挑战，寻求创新与突破。一路走来，有艰辛，更有辉煌，然而陈爽则认为，无论获得的成就如何，未来仍需要不断地加强学习。 “必须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时代发展太快了，总感觉自己落伍了。除了从自己的实践中学习，也要从别人身上学习，从朋友、企业家、同事的身上学习，没有学习就没有未来。”人物简介 陈爽，CCG 常务理事，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非执行董事。陈爽曾任交通银行总行法律事务室处长、诺亚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和中国有色矿业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现为香港金融发展局非官方委员、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名誉主席及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副会长，香港中资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并担任华东政法大学客座教授。陈爽持有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衔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之法律文凭，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并为高级经济师。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9月刊总62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