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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报】引领全球治理，中国愿做“加法”
当前，全球治理新格局隐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引发新的保护主义浪潮，不同形式的区域协定在兴起，英国脱欧等事件折射出内顾倾向抬头，全球化面临新的挑战。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5周年之际，回顾与展望中国加入WTO的成功经验与发展前景，新格局将会给WTO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在当前国际经贸格局下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日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美国著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北京联合举行“WTO与全球治理发展新趋势研讨会”，针对上述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中国入世受益匪浅 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指出，今年是中国加入WTO15周年，同时标志着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入全新阶段。中国在过去15年里一直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实现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中国的参与改变了全球治理的格局。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何宁认为，中国是加入WTO的受益者，因此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未来全球治理的活动中，为自身谋取更大的利益。WTO给中国带来的红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边合作机制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平等的待遇，另一方面是多边规则减少了国内政治对贸易行为的干扰。“15年来，中国遵守WTO规则并从中受益；中国非但不想颠覆现有秩序和规则体系，而且是要成为负责任的建设性成员，全世界应该对此放心。”CCG主席龙永图表示，通过加入WTO，中国向世界表明愿意遵守全球规则，并成为参与者和执行者。 现行国际规则亟须改革 龙永图认为，全球治理主要包括经济、政治、社会运作的全球规则，以及制定和执行这些规则的全球机构和区域机构体系。当前，全球治理须进一步丰富全球规则的内涵，加强制定、执行规则的机构，并对全球规则的实施建立监督机制。然而，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国际电子商务、全球变暖等新领域都在近十几年中才出现，清晰的规则体系并不存在，同时WTO规则在多哈回合以后鲜有进展，因此缺失了许多全球贸易新规则。“目前全球经济治理存在严重缺陷，突出表现在治理的碎片化。”CCG顾问、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表示，以美国制定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等理论来指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已不太管用，而中国的成功治理经验获得各国欢迎，由此形成巨大反差。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负面因素累积，造成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思潮上升，并在发达国家形成势头，从而影响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投资体系。 CSIS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课题主任甘思德亦认为，目前的国际规则呈现出诸多弊端，主张中国与美国合作领导全球经济治理，对当前的游戏规则进行改革。 引领全球治理做“加法” 在日前闭幕的金砖国家首脑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且要为世界和平形成制度性保障，这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就西方社会对中国要在全球治理方面“另起炉灶”的偏见，专家们一致表示，中国将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对现存体制的修改和完善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国崛起后，在规则问题上应参与做‘加法’，不做‘减法’。”龙永图表示，中国也愿意参与做“加法”，如当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无法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时，中国设立亚投行是在做“加法”。中国和美国在制定全球治理新规则方面，可以合作发挥巨大作用，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世界上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诉求。 何亚非表示，作为全球化大国，中国应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从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提出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中国方案；坚持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超越地缘政治的狭隘和偏见；更加积极主动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国家的默契和协商是全球治理的唯一出路。”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霍建国表示，中国的基本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通过改革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并在下一步全球治理上、在某些空白领域提出具体的方案，使这些空白领域形成一些新的突破。同时，进一步探讨详细的治理内容和实施方案，争取发挥中国作用、扩大影响力。 CCG特约高级研究员孙永福亦提出，中国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要起到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应该更多考虑双边或多边的利益平衡，以尽力使各方利益达到平衡为核心出发点，使全球受益。 CCG副主任何伟文认为，为了更主动地发挥更大的作用，引领全球治理新规则的制定，要努力地、前瞻性地研究三个问题。第一，贸易是否影响就业的问题：自由贸易并未影响就业，阻碍就业的不是贸易而是科学技术。第二，自由贸易是否拉大了收入差距的问题：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国内政策而非全球化。第三，在努力参与并积极引领世界新的全球治理和贸易规则制定时，中国应当前瞻性地思考如何做到全面就业、充分就业和技术进步。龙永图希望中美两国智库针对各自在全球治理中的共同点和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研究，给予各自的政府一些建议，以加强两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作用。文章刊于《国际商报》，2016年10月26日
2016年10月31日 -
【BWCHINESE中文网】中国五年后或将没有一流人才
今天的中国，就象一个身材不断增大，但血液却不断流失的人；有一天，等到身材完全长大（亦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身体里的血却已流失殆尽。中国的精英正以惊人的速度离开中国，将来的三至五年后，跨国公司在华可能将找不到一流的经理人。 据中国和全球化智库（CCG）报告，2013年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达850万，且以中产为主，而移入中国的仅有84.8万。一些媒体将其称之为“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才流失。” 而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的报告显示，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居世界首位。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在节目中曾表示，按照今天中国教育的创新不足、社会的多元开放程度严重不足的情况，中国自身培养一流人才的进程将继续延缓，对外来一流人才的吸引力也将继续不足，同时一流人才的外流速度也在加速。 同时，他表示如果中国未来不做出深刻的改变。那么在将来的三至五年后，跨国公司在华可能将找不到一流的经理人。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博士曾在2010年做过一份报告显示，对中国这么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我们的人才战略不仅是要吸收全球华人中的精英，而更要有胸怀和机制，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目前非常不成功，中国目前所谓的吸引人才重要还停留在吸引本国出去的“海归”，而远没到吸引全球一流精英的地步。 2004年开始实行的“中国绿卡”迄今只有四千多人获批，绝大多数获批者 是外籍华人，其中两千还是家属；而即便是在吸引“海归”方面，一方面这些年有一些“海归”回国，但高尖端的数量不多，而更多的知识移民则又对冲了吸引“海归”的功效。 李光耀表示：“中国是在十四亿人口中选人才，而美国则是全球七十亿人口中选人才。” 这使得中美两国的战略、视野、胸怀、机制、社会开放度立时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高底立现。 有文章曾表示，未来世界20年中国在这些领需要一百万的顶尖人才。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人口数现在是美国的4倍多，那么而且我们现在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发展如果要成为第一世界经济大国，我们必须要靠人才来做支撑。 中国从目前来讲，尖端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比如说可能按照科技部的统计，我们真正的高端人才可能在全国有一万人左右，就是特别顶尖的一批人才。 阿德麦肯锡曾经做过一个调研，以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近3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么一个庞大经济体，中国大概需要75000个高端的一流的职业经理人，但是中国市场上只有5000个，差了十多倍。 据报道，美国则至少是中国的十倍以上，而且现在在很多尖端领域我们都很缺乏。中国现在是航空大国，拥有着仅次于美国第二大航空市场，而在航空领域的院士却没有几个；同样，作为全世界的第一大汽车大国，我们在尖端汽车领域的院士也非常少。 而在美国拥有着大多数的五百强企业，并且其人才储备是很充沛的，包括大学的人才储备；政府里面的人才储备，和科研研发机构的人才储备。另外，硅谷基本上是世界的一个创新中心。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这些高科技高发明这些新经济都来自于硅谷，但是硅谷里边50%的企业都是移民创造的，美国47%的科学家来自于不是出生在美国，包括他们的科技人才。 美国现在有200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或者学者在美国工作，而中国这方面则基本长期没有。 但BWCHINESE中文网（ID:bwchinesewx）观察到的情况更糟的是，一方面，中国仅仅在十四亿人口中选人才；另一方面，十四亿人口的精英，又正在大规模、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 一是教育移民。 日本《外交学者》曾发表文章表示，中国学子对哈佛大学趋之若鹜，并非秘密。正如体坛精英加入顶尖俱乐部，中国的年轻才俊也被名牌大学所吸引。如今外国顶尖大学也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吸引中国尖子生。 无论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还是剑桥，一流学府都充满中国的年轻才俊。对个人这是好事，但其黑暗面就是国家的人才流失。 美国教育机构国际教育学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早在2010年来自中国大陆的赴美留学生人数就已经高达127628 人，与2009年相比激增了30%。并超过印度，成为美国接收海外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地。 而目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各大院校在册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已经高达18.5%，也就是说，几乎每五名在校生中就有一名来自中国。 根据由华侨大学主编的《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9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包括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的总数为162.07万人，而学成归国人员总数仅为 49.74万人，约占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31%。该报告还指出，目前仍在国外的留学人员有112.34万人，其中89.2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 博士阶段的学习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学术访问等，并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而在2013年出国留学人数已经达到40万人，我们总数出国人数的大概260万人，但是，回来工作的人不到一百万，超过60%会移民到海外，这个是个相当大的比例，一般国际上常见的大概40%、50%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并且60%多的人中，高端人才在海外的比例非常大，比如博士毕业生，理工科的博士90%留在了海外。 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最新的统计，返回的27万人中，9万人做了留学认证登记，但其大部分是硕士生，其中很多还包括在英国一年的硕士，而博士只有5%。 其二是投资移民。 中国有不少富豪精英移民海外，而且每年的增速很快。据调查，在财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富豪中，想要移民到美国的人占40%，想到加拿大的占37%、想到新加坡的占14%、 想到欧洲的占11%。有专家认为，中国精英移民海外或将造成中国的人才流失。 投资移民不仅意味着我国的人才流失，还意味着我国的财富流失。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9年起，每年随中国内地富豪流向海外的财富达到 100亿元以上，有八成以上的财富贡献给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有不到两成被欧洲各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瓜分”，受益者还包括塞浦路斯、韩国 等非传统的移民目的国。 美国移民局数据显示，中国富人通过投资移民流入美国的资金每年最少达到29亿元。据英国内政部数据，2010~2011财年，中国富豪一年向英国至少“送去”了5亿元。来自澳大利亚移民局的数据显示，中国投资移民一年“贡献”给澳大利亚的财富最少也达到32亿元。 中国通过投资移民海外的基本上以社会高中收入人群为主，他们同时也是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精英。投资移民不仅带走了庞大的社会财富，更是人才资源的巨大流失。 人才资源的大量流失增加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后继乏力的风险，科技精英、文化精英、金融精英的流失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轨，也限制了文化实力与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是因为调动了国内低端劳动力的流动，减少它的壁垒，把劳动力全球化。两亿农民工的流动带来了繁荣，而未来30年却要走到瓶颈。 中国经济已经放缓，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3%，增幅创下近6年新低。而且人口红利正在下降。而现在则是人口红利加上人才红利，两个红利同时在下降。 有评论曾表示，中国面临一个新的转型，就是我们要从人口红利转到人才红利，要从中国制造转到中国创造，要从投资拉动转到人才拉动，那么这些方面的话都要靠人才来支撑。中国过去的主要财富是依靠靠出口，而中国出口的商品又不具备高技术含量。 在过去这些年，中国企业占世界500强比例在不断的增加，从原来的几家，后来十几家，二十几家到去年大概六、七十家，但是进入500强企业，却没有多少真正是能在世界上就占领国际市场份额，能够占领国际市场的。从这方面讲，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公司，屈指可数，联想、华为以及前段时间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 之所以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大量的一流的国际化人才，比如顶尖的这种世界五百强的这种高管。 BWCHINESE中文网财经观察员认为，未来30年需要靠全球化的人才流动，我们需要发挥全球人才的红利，吸引全球人才来中国。特别是要把移民出去的人才吸引回来，再加上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人才能吸引到中国来，才能给中国一个支撑未来30年的发展。 中国领导人也强烈意识到这种人才赤字，尤其是位于学术金字塔上层的高层人才，中国正在发动一场人才争夺战。为吸引精英人才回国，北京实施“千人计划”，但收效有限。尽管企业家们正回到生机勃勃的新兴风投文化中，但中国并未成功地吸引其他人才回国。（作者：国际观察员 角卜升）文章选自BWCHINESE中文网，2016年10月27日
2016年10月31日 -
赵柏松：打造新型医药研发平台 推动医药医疗科研创新
理事简介赵柏松，CCG常务理事，博士，霍普基因医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从古至今，医药与人类生存、健康、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并将继续成为最为活跃的前沿科技领域，其所孕育的重大发现与技术创新，将大大丰富人类对于生命本质的认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对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重大战略需求日益突出。作为这个行业一份子，自身也将通过不断坚持和努力，为这自己的事业也是这个行业做出贡献。”——赵柏松 2012年初，赵柏松博士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毅然选择回国创业。赵柏松博士联合留学美欧的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和国内生物医药专家创办成立了霍普基因医药研究院，以“创新、发展、合作、共赢”为理念，致力于打造集生物药、化学药、中草药、医疗器械、诊断试剂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科技创新型医药研发平台，为我国医药医疗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科研创新做出贡献。 虽然创业道路上虽然困难多多、阻碍重重，但是赵柏松博士从未想过放弃或妥协。经过四年多的不断探索和努力，霍普基因已从一个应用型小团队，逐步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产业生态，搭建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研发创新平台，充分发挥了技术交流、项目合作、应用创新、成果转化、利益共享的平台功能，在为国家提升医药医疗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方面做出了鲜明的贡献。报效家国 风雨无阻 1995年赵柏松自费出国留学，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攻读生物统计硕士后，在医学院边工作边攻读药理学博士。随后跟随导师开始从事生物医药研发和临床试验研究工作，这使他充分地将专业知识与临床试验实践相结合。在此期间，先后在辛辛那提大学医学中心，美国保洁医药及健康研究中心、美国辉瑞药业、美国健赞生物医药公司从事医药研发及临床试验管理工作。 经过在美国多年的学习和工作实践，赵柏松博士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对美国的新药研发、临床试验、产品注册等政策和流程有了深入的了解，并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临床试验标准和操作规程。这些经验和成果，不仅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和欧洲药品评审局的认可，还作为最新的标准和操作指南在业内进行广泛推广使用，在国际医药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美国努力打拼的近二十年里，赵柏松博士不仅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而且在海外华人领域也贡献颇多。他曾是几个重要美国华人协会、华人商会、生物医药专业协会等 但事业的风生水起并没有消磨他想要回国创业的意志，那颗立志要为这片养育过自己的土地而奉献决心，为造福家乡人民而努力的信念不曾改变。赵柏松博士自身长期在国际上较大的医药公司从事医药研发和临床管理工作，以及对国际医药行业的发展背景及产品研发的整个过程十分清楚，特别是对药品的研发的标准程序掌握及临床研究方面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增强了他可以为国家在医药研发创新方面发挥作用的信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12年初，赵柏松博士结束了在美国大药企的全职工作，毅然决定回国创业。其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了霍普基因医药研究院，开始了自己的充满艰辛却异常兴奋的创业之路，成为在那个时代海归回国创办医药研究院类型企业的第一人。 赵柏松博士一直非常明确的是，回国的目的就是要强化我国医药行业中医药研发和自主创新功能，在这一动力的驱使下，他决定将自己的公司打造成一个可以沟通国内国际的医药产业的平台，把国外的医学院、CRO、医药企业的优势功能整合在一起。但是创业之路何其容易，据赵柏松博士回忆，成立企业的时候就连工商注册核名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儿，可谓一步一坎，但这都没有影响自己的创业决心和信心，自己的创业之路就这样开始了。创业艰难 乐趣无穷 赵柏松始终奉行“愿景—自律—热情—良知”的生活准则，一方面希望通过跟随自己的心声和梦想，从平凡走向卓越；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慢慢影响和帮助他人，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心声和梦想。 创业初期不免会遇到挑战，赵柏松表示，当时遇到的挑战主要来自团队的建立、获得政府的充分信任以及获得相应投资这三大方面。 赵柏松是一个做事十分严谨，考虑事情十分周全的人，他在创业期间不断地鼓励团队把技术资料做得更加的详细和完整，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商业企划书写好等等。慢慢地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更清楚，在这方面逐渐做出了自己的优势。但是最困难的，就是与政府的沟通和互动，赵柏松和海归团队的思维方式和行事作风很大程度受到了西方影响，被当地政府评价有点儿“不接地气”，在与政府的沟通和互动方面存在些许障碍，特别是在霍普基因迁址到珠海横琴自贸区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险些失败，经过赵柏松的不懈努力与执着追求，终于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公司在珠海取得了自己的新根据地，这也是霍普基因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回首创业历程，让赵柏松最难以忘怀的，还是与国内的一个大型国有控股药企合作谈判的艰苦，霍普基因研究院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在与药明康德、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及另外两家海外团队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中胜出，最后获得合作机会。“这个机会实数来之不易，获胜的主要原因还是技术团队、技术水平、技术工艺、价格优势。” 赵柏松说，“这个过程虽然艰辛，但是我和团队从这个过程获益匪浅，从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对于投资所知寥寥的他，在最开始寻找投资的时候只能借助朋友的帮助，不过幸运的是由于产业和行业受到国家及各方的高度重视，也是投资的热点和亮点，公司在前期就获得了天使投资人的认可，使企业可以借力缓步前行。在霍普基因创新的商业模式和准确的战略定位慢慢得到认可的情况下，后期战略投资也有一定进展，使得企业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面对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赵柏松从来没想过退却和放弃，他始终坚持带着为国内医药企业的转型升级和百姓健康提供服务的发展目标，即使在创业初期面对外国医药公司进入中国提供服务的竞争，以及一些大型机构、上市公司提出的收购诱惑，他都统统予以拒绝，虽然这个行为让他以及团队失去了赚取第一桶金的良机，影响了霍普基因的发展速度，但是他们并不后悔，凭借团队经验及技术项目实力，在技术团队、技术水平、技术工艺、价格优势，以及坚持不懈努力，终成就一番事业。 “在创业期一定会遇到困难，但是这些苦难并不可怕，最重要的就是团结和坚持。而在创业历程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要弄清楚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能给社会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满足人们的哪些要求。要时刻牢记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就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回首自己的创业路，赵柏松说。良性互动 稳步发展 于2012年2月创办的霍普基因研究院到现在已经发展四年多，经过这四年多的发展和探索，赵柏松以及他的团队始终奉行依靠“知识、人才、技术、项目、团队”的创造力量；探索“引进，消化、吸收、应用、创新”的发展道路；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实现了“人才-技术-项目-产品-资本”的良性流动；优先保证技术团队和合作伙伴的利益，致力于为百姓疾病提供创新的个性化医疗解决方案的理念。 一方面，赵柏松希望借助在西方国家获得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来帮助国家的医药健康事业发展，推动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可以保证药品有效性、安全性、一致性的操作标准规程，让霍普基因的医药产品首先得到全体国人的认可、再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以期获得西方市场准入通行证。另一方面，赵柏松希望帮助海内外的技术人才找到自己的技术应用和项目转化平台，帮助医药企业、医疗机构、投融资机构引进好人才、好技术、好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增强发展后劲，提升核心竞争力，为中国医药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努力和贡献。 到目前为止，霍普基因已经集聚了87个海外高端博士团队，近400 人的海外研发创新群体，申请了专利67项，掌握的国际最前沿技术涵盖了产品研发、药理、药效、药剂、临床、申报、生产等领域。“在3-5年内，期望霍普基因成为直通车式的国际研发服务平台，成功孵化2-3家上市公司，并使霍普基因单股股票价值超过300元以上。” 赵柏松说。 赵柏松博士认为，从古至今，医药与人类生存、健康、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并将继续成为最为活跃的前沿科技领域，其所孕育的重大发现与技术创新，将大大丰富人类对于生命本质的认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对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重大战略需求日益突出。作为这个行业一份子，自身也将通过不断坚持和努力，为这自己的事业也是这个行业做出贡献。人物简介 赵柏松，CCG常务理事，博士，霍普基因医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时任 CCG常务理事，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美生物医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北京）负责人，人社部归国留学人员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创业导师、吉林大学生命学院、商学院客座教授，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候选人。曾任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执行主席、副主席，美国华人商会常务理事，是美国排华法案“道歉案”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所领导的创业团队被评为2012年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百家最具创业潜力企业”和2014年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百家最具投资价值企业”，并入围 2014年人社部“最具成长潜力留学人员创业团队”。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10月刊总63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28日 -
王辉耀：全球化治理机制2.0正在形成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加入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积极参与制订新的国际规则，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 今年是中国加入WTO15周年，同时标志着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入全新阶段。在过去的15年，中国一直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实现了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毫无疑问，中国的参与改变了全球治理。在刚刚闭幕的金砖国家首脑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也提出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世界和平形成制度性保障，这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无疑，全球化的过程在发展、在继续，开弓没有回头箭。随着全球治理达成共识，随着高层互访越来越多，随着媒体的正确引导，在社会层面达成一些新的共识和新的理解，完全有可能。不过放眼全球，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趋势中，一些地方经济复苏乏力，新保护主义开始盛行，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议也在兴起，特别是英国脱欧引发新的逆全球化趋势，令全球化面临了一些新挑战。 如今，当全球化治理的1.0受到新挑战时，全球化治理机制2.0正在形成。也就是说，全球化已进入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在WTO多哈回合谈判长期没有取得进展、世界各国急需新的全球贸易规则的背景下，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贸易大国以及地区，需要加快进行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谈判，以期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TPP、TTIP、RCEP、FTAAP以及“一带一路”、AIIB、G20等新的国际多边合作纷纷出现，并积极向前推进，也恰说明全球治理面临转型升级。 G20杭州峰会提出的“活力、创新、联动、包容”，实际上就是推动全球化，互联互通。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加入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积极参与制订新的国际规则，内外联动推进中国的改革，维持已经取得的贸易优势，提升资本优势，建立人才优势，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 正如英国是全球化最早的受益者，美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实际受益者。全球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支点，我们要坚定捍卫已有的全球化成果，积极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并继续扛起全球化的旗帜来推动全球化。未来我们还要见证全球化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并最终推动中国参与和引领下一轮的全球化进程。 目前，中国正在大量诞生全球性企业，世界各地的全球性企业也在积极到中国发展，中国的企业全球化事业方兴未艾。可向世界先进的全球性企业学习、交流发展经验，完善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投资、贸易等手段，加速全球化发展。同时，人才和创新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他们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也正因此，我们需要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聚集更多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根据王辉耀先生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WTO与全球治理发展新趋势研讨会”的演讲速记整理）文章刊于《新京报》，2016年10月25日
2016年10月27日 -
陆兴东：历尽艰难，愈战愈勇
理事简介陆兴东，CCG常务理事，国龙文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经历种种磨炼，陆兴东愈战愈勇。“好的商业模式是领先而孤独的，落地才是正视现实的开始，同道者难寻，创业更是马拉松，不计较一时胜败；走正路，追求阳光利润；立高志，遇困难更有力量。”。 陆兴东，1967年生于浙江，199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文学院，温文尔雅、传统文化底蕴丰厚的他曾任职于香港精通国际集团及大唐国际、总政天诚集团厦门公司等机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席卷中国的贸易热潮和当时巨大的南北差异引起了陆兴东的注意。陆兴东不愿再在机关中浪费时间，下海在流通领域为自己积累第一桶金。他坦言，当时的他，从进口三合板、棕榈油到摩托车，什么赚钱做什么。 很快，陆兴东意识到了时势的变迁。中国文化行业不够发达，而当时港澳台的影视作品正在对内地发起无比剧烈的冲击。陆兴东意识到这是一个靠智慧赚钱的领域，身为中文系出身的他对此更有自信。东西方版权市场的巨大落差，和人们如火山爆发般迸发出来的强烈文化需求，则让他嗅到金钱气息。 1994年，陆兴东创办北京唐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并成为中国第一位进行国际合作拍片的社会独立制片人，自筹资金投资合拍电视连续剧《爱在莫斯科》。陆兴东和他麾下的唐龙国际，势头之凶猛一度让人震惊。2002－2006年，作为“四大民营电视公司”之一的唐龙传媒，日生产量达到4小时，版权业务遍及国际40余个，国家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在内百余机构，制作发行如《大宝剧场》、《娱乐天下》、《科教剧场》、《环球新闻杂志》、《国际影院》、《幽默剧场》等十余档电视栏目。当时拥有年度几十亿广告刊例价，提出的媒介风险投资模式，成为国内外传媒学校研究中国传媒市场的重要案例。 按照陆兴东的说法，唐龙传媒的运营模式就是引进国内外或者自行制作电视节目或栏目，然后通过多年之功苦心经营的遍及国内500多个中心城市、近千电视频道的平台，发行和分销这些电视栏目，并由此换回版权收入。筚路蓝缕的创业故事 在陆兴东看来，创业是一种探险过程。从节目销售公司到制作公司，从广告公司到音像公司，乃至投资公司。陆兴东的阅历跟很多从事影视的不太一样，既不混迹于演艺人员中，也不参合在制作人员中。很多这个圈子的人是先努力成为艺术家，做出好作品，做到相当程度的业绩之后开始创办影视公司，而陆兴东是一个例外。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陆兴东忽然发现其实自己身上很多优势和素质，恰恰是影视专业的人所缺少的，可以优势互补。 “我们制作人员很多是行业内的优秀分子，从我来说，可能更多的要给他们提供一些平台，资本、资源的平台，让他们做得更好，也能使我获得更多的资本支持。” 拍摄第一部电视剧是《爱在莫斯科》。当时俄罗斯题材的影视作品很热，但是拍摄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大概在8月底我带着百余人杀到了莫斯科，回来的时候是11月底，两个多月在莫斯科，非常辛苦，那时莫斯科物品供应水平比现在差很多很多，我们三个月几乎每天吃咸菜，咸萝卜加上黑面包。我去的时候，大概130多斤，回来的时候只有100余斤。剧组管理也非常麻烦，可能基于工作习惯的不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配合很不如意。不拖延拍摄进度带来的困苦更是始料未及。” 受当时行业及年代的桎梏，制作环境及团队条件的艰苦可见一斑。雪上加霜的是，莫斯科的景色已经从秋天变成了冬天，外景根本没办法拍，所以整部剧不能完成拍摄，用仅有的视频资料剪出成品节目后，陆兴东在办公室对着剪好的18盘带子发呆。 “怎么办？所有创业获得的资金都在这个带子里面，我不能眼见着它就这样无声无息没有了，于是乎就自卖节目了。” 背着这捆带子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不管电视台有没有关系，打了电话就往上上，老天有眼，结果各省台几乎全卖出去了，后来想想虽然没怎么赚钱，忙了近一年总算是把本钱拿回来了。最终陆兴东从精神上赢得了这场战役：“赢了这场战役之后，我觉得成熟了很多，面对影视项目更会理性判断。” 从1996年到2006年十年间，唐龙一帆风顺！为了拓展国际市场，与路透社、美联社合作，进军新闻资讯市场，把中国新闻集成对外交换，国内制作《环球新闻杂志》、《新闻60分》等各类新闻节目，同期与中国卫通集团合作覆盖全国500城市卫星发行系统，并在全国几个省市台开始电视频道或时段长年承包经营，该业务如果实现的话，是国内版权市场真正的辛迪加供片模式，可能对于当下的互联网版权交易具有深度影响。正在热火朝天拓展业务时，此时突然遇到政策限制中止频道式发行，禁止新闻发行业务，导致公司滑铁卢，国际版权违约，广告商毁约，一夜之间几百人的团队涣散。面对这场变故，陆兴东默默承受，没有被击垮，付出花白头的努力，化解着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走正路，立高志 2012年，因故远离影视行业六年之后，陆兴东回归行业，首创了“共创、共督、共享、共有”的全球合伙人制度，这在影视领域里完全是一种创新，科学的合伙管理制度聚集了120多位主流创作团队，试图形成规模化定制模式，促使公司产业发展具有不断的原动力，当年汇聚近千部题材，实现了20余部作品生产制作。其中《母亲，母亲》《野鸽子》《野鸭子》《战火中的花蕾》《刀影》《错伏》《老公的春天》《猎天狼》《特警力量》等剧均获得良好的效益。 至今，陆兴东从事文化行业经历了22年，2015年成立了国龙文产投资集团，主要业务已经遍及影视原创、电影发行、影视基金、移动视频、媒资系统、电影金融、主题公园等文化全产业链，国龙各业务公司进入发展快车道。 其中影业投资公司，现拥有四十位国内外主流制作工作室，保持年度十余部作品制作能力，在美国成立香格里拉影业公司签约好莱坞优秀制作人工作室，学习真实的好莱坞经营之道，已经参与投资好莱坞电影《时光尽头的女人》《天魔异种》等，探索规模化高科技合拍影片之路，已筹备的30余部合拍题材即将陆续拍摄，包括《731》《香格里拉》《雪域》《贵族》《我的新娘》等。以版权原创、国际发行、中国价值观理念等实施中国电影走出去方式。 影业发行公司是国内主流电影发行机构，年发行二十余部影片，立足第三方发行服务，应用观众大数据体系，倡导“电影管家”宣发模式，服务票务店商及影院，目前正实施虚拟院线投资模式。 老牌公司唐龙云媒公司正股改上市过程中，着力于全球节目版权集成，供应移动手机互联网视频业务，拓展中国电视节目国际市场多语种落地超过150国家，促进一带一路中国电视节目走出去。 国龙投资科技类公司初见成效，中广掌视公司应用先进的串流直播技术，即将上线［城市客厅］直播平台，融合移动店商、视频直播、智慧城市大数据运营等多项产业。另一家天马网视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媒资智能管理系统，获得科技部与广电总局嘉奖，成为大数据版权检索的领先者。 国龙也进入了电影金融领域，组建电视剧基金、合拍电影基金、院线并购基金，发起电影金融交易所及国际电影产业联盟，连接全球影视制作资源、创新版权证券化服务于广大众筹投资人，促进中国电影产业国际化。 面对电影市场的繁荣，而中国电影基础工业的落后，国龙世纪公司正落地多个城市建设电影产业园，建设高科技摄影棚系统, 拓展自主产权电影主题公园。 发展国际合拍影片及移动互联网业务是未来国龙的两个重要发展方向。国龙正建设的全球资讯平台——城市客厅直播APP，将实现各国人民共享发展，一网连结互联世界，对城市综合服务及展示进行深度整合，提供用户一屏在手，走遍天下游，享尽天下物。城市客厅直播平台应用先进移动直播技术及综合商务模式，服务于各国政务资讯、旅游管理、商务服务，为全世界搭建共用的综合商务平台，实现各国资讯、特色商品、文化节目连接成网，服务地球村命运共同体。 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甚至竞争无序的今天，国龙凭借二十余年经营经验及行业资源，正聚焦主要的文化领域，创新商业模式，结合资本市场规划，建立产业闭环模式。在影视原创、院线管理、移动直播、电影金融、产业园区、主题公园等方面发力，围绕文化创新、技术创新、金融创新，肩负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责任，提升中国价值观全球传播力。 经历种种磨炼，陆兴东愈战愈勇。 “好的商业模式是领先而孤独的，落地才是正视现实的开始，同道者难寻，创业更是马拉松，不计较一时胜败；走正路，追求阳光利润；立高志，遇困难更有力量。”人物简介 陆兴东，CCG常务理事，国龙文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广电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化产业商会副会长、美国艾美电视委员会国际委员。陆兴东于1994年创办唐龙文化公司，作为民营电视四小龙“唐龙传媒集团”创始人，2002-2006年先后得到李长春、刘云山、陈至立、吴仪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被授予“2003中国经济贡献新闻人物”；文化部授予“2004、2005、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新锐人物”等荣誉。2007年设立国龙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创新影视行业全球合伙人管理模式重返传媒行业，深耕文化领域各业务板块。2015年成立国龙文产投资集团。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10月刊总63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27日 -
【中国侨网】海归人数增加 中国留学生如何提高留学含金量？
中国侨网10月24日电 据美国《侨报》报道，在中国学生和家长心中，留学的价值经常被等同于一张海外高校的文凭，以及一口流利的外语；留学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找到好工作。但随着海归人数不断增加，靠一张洋文凭“吃遍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为留学增加含金量，让自己在求职大军中脱颖而出，成了令海归深思的问题。 考证有助求职晋升 语言基础好 华生考证具优势 截至2015年底，中国累计出国留学人员已达404.21万人，年均增长19.06%；返华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248人增加到2015年的40.91万人，累计返华人数达221.86万，年均增长22.46%。中国教育部在今年初发布留学报告时指出，中国留学人数增速放缓，返华人数却在不断攀升，海归多于出国人员的拐点或将在5年内出现。 据北京《青年参考》报道，中国高校连年扩招后，大学生纷纷投身“考证大军”，五花八门的证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求职者的含金量，帮助他们在激烈的求职竞争中提高胜出的几率。其实走出国门留学海外，考证同样重要。 中国学生喜好读商科，根据留学机构启德教育的调查报告，每10个申请出国读研的中国学生中，有7人选择商科，这7人中又有5人选择金融。而几乎所有金融人都有投行梦，盼望着毕业后能进入华尔街或一类券商银行工作。 CFA资格证一直被视为进入投行的“敲门砖”或“华尔街的入场券”，它的全称是“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即“注册金融分析师”或“特许金融分析师”，是全球投资领域最严格、含金量最高的从业资格证书，由美国CFA协会颁发。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第一次举办考试以来，CFA已毫无争议地成为全球金融第一认证体系。 持有CFA证书者能进入哪些企业？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从过往统计看，CFA的持有人可以相对容易地进入全球一线金融机构，比如瑞士信贷集团、美林证券、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和中国招商银行等。 证书含金量高、市场认可度高，考取的难度自然不低。据介绍，CFA考试分为3个等级，想要通过，必须精通股票、债券分析和其他资产衍生工具等，并具备较高的金融投资行业工作能力。 今年夏天，本科就读于四川某高校的刘怡，顺利申请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金融工程学硕士。由于英国学时短、学期饱和度高，还没出国，刘怡就开始考虑1年多后的就业了。她表示，现在光有海外文凭竞争力不够，加上英国收紧工作签证，不管回中国还是留英求职，都必须早作准备。 考取CFA一级证书是刘怡努力的方向之一。刘怡了解到，曼大商学院的课程已得到CFA协会的认证，由于此项便利，学校开设的相关课程跟CFA的考试内容会有一定的重叠，等到学期课程结束后直接参加考试，难度会大幅降低。 刘怡表示，因为CFA考试全部采用英文，相对来说，语言基础更好的留学生会有一定的优势。除了CFA证书，注册会计师(CPA)、注册管理会计师(CMA)资格证也有很高的含金量，如果有这些证书，日后的求职和晋升空间会很大。暑假期间，刘怡帮一家传媒公司做翻译，还加入网上专业翻译团队，为的是提高语言水平，同时赚点儿零花钱。 链接：海归就业抓紧“一带一路”机遇 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对国际人才的需求热度不减。伴随着海归人数的逐年递增，中国对国际化人才要求也在逐年提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表示，在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具备高素质、高技能的海归的价值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海归的优势展现得更为明显。此前，海归返华带回来的是技术，之后是模式，如今带来的是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模式。从实际案例来看，海归有非常强的创新思维和专业技能，更容易就业成功。 实际上，中国的引才政策早已为海归择业释放信号。参考从中央到地方的海归引才政策不难发现，金融、管理、人力资源等专业并非国家及地方发展的首要稀缺人才。 落地到北京、上海、天津、青海、宁夏、山西等省市的海外人才引进计划上来，不难发现，各省市对海归人才需求其实已经细化到小的学科分支。据了解，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机械装备制造等专业出现的频率最高，这也为留学生选择专业提供了指导。 留学生们在选择专业、学校时，不妨观察近5年内国家人才需求，再结合个人的特长和兴趣做好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海外工作经历加分 提醒：勿打零工，利用假期到正规公司实习 四川成都一家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的杨飞霞，做高级猎头已有几年，认识不少求职的海归。她介绍，现在的海归群体基本分为两类，一种是从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这些人不是因为出国才变优秀的，洋文凭只是锦上添花，无论在哪儿，他们都是站在求职金字塔顶端的人。 “另一类是我们常说的院校背景不那么突出的小海归，如果单靠文凭找工作，在中国就业市场上几乎不占优势。这时就要看你有没有相关行业的工作经验。说实话，现在中国企业对海归并不迷信，海外文凭只是‘敲门砖’，雇主会综合分析留学背景给你带来的优势和劣势。”杨飞霞说。 听说了太多求职失败的案例后，在澳大利亚念本科的中国女孩Sophia为了日后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暑假没有回家，而是在墨尔本找实习机会。经老师推荐，她进入当地一家华人公司工作。2014年，结束留学生活的Sophia带着文凭和两份实习证明返华，不久就在金九银十的招聘高峰期中，在家附近的美国资讯科技公司找到工作。 提到求职秘诀，她表示，像我这样的小海归，很多时候提到母校的名字对方听都没听过。我真心觉得留学生在返华前一定要实习，工作期间一定要努力，踏实肯干，不懂就问，跟同事搞好关系。出国前，很多人说西方人找工作只看能力不看关系，其实不然，公司里有很多人是通过举荐进来的。总之千万不能混日子 根据启德教育今年6月发布的《海归就业报告》，66%的受访者觉得海外工作经历有助于日后求职，能让自己在职场上尽快适应并进入状态。另外一项有趣的调查显示，海归群体内部因为海外工作时间长短，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具有5年及以下海外工作经验的海归，在中国的平均年收入为16.5万元；而具有5年以上海外工作经验的人，平均年收入达到26.71万元。 启德调查团队还发现，中国目前大部分岗位在招聘中并不会对海归区别对待。62%的企业人力资源主管更看重应聘者的专业技能。此外，沟通力和执行力也是企业重点考察的方向。有84%的企业主认为，海归最应具备的技能是流利的外语，其次是创新能力。 杨飞霞表示，留学生想要返华顺利就业，最好在出国前根据自身情况，理性规划学习和职业目标，如果有海外工作经验，返华竞争力就会大很多。不过她也提醒，想获取有用的工作经验，留学生最好不要打零工，利用一个假期去正规公司实习，才能有完整系统的体验。 勿沉溺于中国圈子 了解国际市场、有宽广人脉华生就业最抢手 中国学生远赴海外学习生活，除了要克服语言和心理上的障碍，“社交关”也是必须面对的一道坎儿。很多学生虽然身在海外，但每天接触最多的还是“自己人”，为了找到安全感和归属感，留学生往往沉溺于“中国圈子”。 在华盛顿州读书的翌晨把“中式交际圈”比作双刃剑，它使刚到异国的中国留学生迅速摆脱孤独，也使他们的交流范围大大缩小。不过在翌晨看来，“有没有圈子没那么重要，关键是你必须具备进入、积累和保持圈子的能力”。 他表示，很多中国学生习惯了两点一线的生活，天天在图书馆和宿舍之间徘徊，全部精力只为成绩达到3.8或4.0，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当我们学有余力时，也可以尝试参加一些有营养的社交活动。“这方面美国学生比我们洒脱得多。学习成绩好坏决定日后是否成功是每个中国学生的思维定式，但现在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反思。”翌晨说。 在一年前学校举办的创业主题座谈会上，翌晨认识了美国一家公司主讲内部管理的老师。当时，翌晨的创业团队刚刚成立，急需富有经验的人士帮他们讲解行政人力管理的内容，两人聊过后一拍即合，美国老师答应帮他们做相关培训，并借此了解中国市场。 杨飞霞提到，目前在中国，了解海外市场、有丰富投融资管理经验的海归最抢手。现在很多中国企业想要走出去，急需有海外背景的人才帮忙开路，包括前期谈判和后期落地，都需要海归从中助力。如果留学生在外读书期间能充分了解国际市场，有宽广的人脉，返华后就能成为企业求之不得的人才。 翌晨说：“很多时候我们会量化留学的价值，毕竟花费不小，家长要做权衡，学生自己也要思量。其实除了文凭、在海外的实习工作经验、考取的证书等，还有很多无形的软实力，比如独立闯荡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等，这些都是留学的附加值，而且是课堂上学不到的。如果能保持较高的自律意识，同时不断尝试新鲜事物，那么留学经历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财富。”文章选自中国侨网，2016年10月24日
2016年10月26日 -
王琳达: 亦儒亦商两相宜 怀仁崇德善天下
理事简介王琳达，CCG副主席，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曾说过:‘真正的远见就是透过迷乱的现实看到未来世界的模样。’这是他2002年访华时在人民大会堂讲的话。从1971年他秘密访华迄今45年，每次中国领导人到美国出席的大型活动他必将到场，2016年月9月18日，这位可爱的老人再次在纽约聆听李克强总理的演讲。竞争中寻合作，争议中求共识，就在这样的中美关系发展中，从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到2016年9月李克强总理的纽约之行，美方邀请嘉宾的名单中多了这样一位亦儒亦商的中国人”——王琳达。2015年9月29日，王琳达受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邀请，在西雅图参加习近平主席访美欢迎晚宴，并与习近平主席及夫人彭丽媛握手合影。 在美国商界的华人圈中，王琳达并不算财大气粗的大佬，可她又是凭借何种吸引力进入阶层如此分明的美利坚上流社会并得到认可呢？毋庸置疑，她不仅仅是一位商人，更因为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儒商。从地产到教育，亦儒亦商两相宜 基辛格博士所讲的远见，即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掌握和未来趋势的预测。现在回头看：在1989年，王琳达选择从香港到广州发展，开发深州花园和广州世界贸易中心；在1992年,北京到香港的第一届招商会，开始进军大陆在北京投资怡海花园，并先后在上海开发金鹰大厦，在湖南长沙开发怡海星城，在山东临沂开发怡海国际新城并收购酒仙公寓。这些事情正顺应了中国房地产师从于香港，起源在深州，传播于大陆的发展历程。回头再看近30年前的战略决策，可谓着实具有远见。2016年9月18日，王琳达受纽约经济俱乐部邀请，在纽约参加李克强总理的欢迎晚宴，并与总理合影。 从香港到广州、深圳、北京，再到上海、湖南、湖北、河北、山东，怡海集团开发的800万平米住宅中，王琳达给她的团队一再强调，不仅要盖好房子，更要考虑住房人的吃、穿、行，尤其是教育与养老。就这样简单的一个初衷，1997年，怡海成立教育集团，这一干就将近20年，迄今已创办12所教育机构，其中包括北京市丰台怡海幼儿园、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怡海分校、北京第八中学怡海分校、北京第八中学怡海分校国际部、长沙怡雅丽中学、长沙怡海小学，长沙怡海幼儿园7所基础学校，在校生近7000人。2016年9月1日在北京第八中学怡海分校操场召开中小幼开学典礼。 王琳达不仅办教育，为了实现卓越，达到“办一流学校，施一流教育”的目标。2001年，她个人出资1000万元，成立“怡海奖学金”，用于奖励怡海优秀的高中学生；2004年，王琳达建立“怡海华夏精英奖”，主要用于奖励从怡海中学毕业并考上大学的孩子，激励他们完成大学学业；2007年，她又出资1000万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下成立“怡海教育专项基金”，为怡海在校学生、优秀教师、中国中西部优秀教师提供帮助。 在王琳达看来，仅仅是让社区里的孩子受到照顾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怡海在1998年又创办了老年大学，开设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兴趣类的课程，组织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让老年人老有所依。迄今，老年大学一直都在亏损运营，而怡海花园因为有老年大学，则有了马大姐50岁开始学跳舞，梁老师60岁开始学书法，赵大姐70岁开始学电脑，崔大爷80岁开始学画画……老年大学已经与数千位老人的夕阳红紧密相连。在怡海健康成长的孩子们的快乐瞬间。怡海花园、怡海星城鸟瞰图 与政府，想之所想，急之所急；与客户，家校共建，融合共赢；与员工，温情如家，共同成长；与民生，勇于承担，共享发展；与社会，社区办学，稳定和谐。这是王琳达提出的社区开发管理理念，这种教育社区模式也正实现“利”与“义”相统一的儒学价值观。从《论语·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到儒家经典《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正因为这样一种儒学思想的指引下，王琳达则成为北京市第一个在社区办教育的企业家，也是将教育引进社区的第一人，最早将物业管理引进大陆的企业家。 怡海集团从地产发展到教育，是偶然也是必然。在王琳达亦儒亦商，以身示范的带领下，“怡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构建了企业的精神，这种精神，形成的怡海胸怀大爱，崇尚道德、追求卓越的风貌与价值追求。从商业到慈善，怀仁崇德善天下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说:“世纪之交，我们的地球上贫富悬殊越来越强烈，有钱又有权的人如果没有文化担当，没有一种为人类进步的责任感，地球就不会有和平与发展。”儒家文化是影响了中国2500多年的本土文明，儒商精神也是根植于本土的优秀商业文化。 二十余年，怡海集团在王琳达的带领下，积极投身于教育、卫生、社会文化建设等公益慈善事业。2001年向北京第八中学怡海分校捐赠1000万成立“怡海奖学金”；2008年湖南冰灾时，向湖南、湖北捐款捐物3500多万元，帮助灾民恢复生产、捐建学校；在海地地震、玉树地震、雅安地震和云南盈江地震中累计向灾区捐赠300余万……迄今，公益慈善捐款超过3亿元人民币。并在2012年，王琳达个人捐款200万元成立北京怡海公益基金会，向中国华侨公益基金、美国领袖基金会、北京市公安民警抚助基金会捐赠百余万，持续资助支教北川中学和中美教师、学生的学习交流；援建湖南吉首乾城侨心怡海小学；创办“怡海树人班”，持续资助甘肃景泰、江苏盐城、湖北沙市、四川西昌等地区贫困学生；组织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出版、义卖《爱在北川学子吟》书籍……王琳达2009年秋看望还未搬入新校舍的北川中学的孩子们。 两年援建，六年支教。自2008年5.12地震后，怡海集团配合中国侨联，共组织12次北川中学规划设计研讨会，义卖《爱在北川学子吟》，先后捐赠约2000余万人民币。2009年8月到2015年7月，历经六年，王琳达带领怡海集团联合西城区教委分六批派遣共计73人次参与北川中学支教，直接性提高北川中学教学质量，实现北川中学高考成绩历史性的突破。 “怀仁”就是心地善良，胸怀大爱，以儒家学说为重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仁爱”是处在核心地位的。崇尚道德，是怡海的又一显著特征。怡海在王琳达女士倡导和推动下，“怡海”人爱国、孝亲；立志，感恩；诚信、守法；善良、文明的品德得到大力的发扬。 近两年，王琳达带领怡海集团20余次走进中东欧，14次赴塞尔维亚， 5次访问乌日策。2014年5月，她看到塞尔维亚因巴尔干半岛连降暴雨引发洪灾，立即以怡海集团的名义向其捐助了 30 万人民币。2015年6月组织侨商代表团考察塞尔维亚，并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塞中经贸论坛。2015年11月积极协调，组织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刘琦等9人赴塞考察并签订哈尔滨与乌日策《友好交流城市合作协议书》；并于当月在怡海社区举办中欧文化交流晚会。2016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塞尔维亚乌日策捐赠247.3万元人民币援建幼儿园。在2016年10月8日，王琳达再次受邀到塞尔维亚乌日策参加当地城市日活动并接受给予的最高奖项“乌日策城市贡献奖”。获此殊荣是华人在一带一路的骄傲，更为中赛友谊再添一笔。至此，怡海集团援建的Pora幼儿园将开设中文课程，计划每年双边开展一次教育论坛活动，让“中塞友谊长存”的画卷继续书写，同时中英文版本的《弟子规》也将走进塞尔维亚幼儿园。积极促进中国与中东欧的发展，助推国际合作，搭建中塞友谊之桥。2016年10月8日，王琳达（左二）在塞尔维亚乌日策接受当地政府颁奖，并赠送中国书法。 怡海集团作为企业，从事的商业模式本应是纯功利性质的商业，但创业到壮大发展始终存有超功利的道德追求。回眸而望，“怡海”的成功，“怡海”的业绩，“怡海”的赞誉，主要的不是来自“怡海”物质上的成功和房地产利润的多寡，而是来自“怡海”的文化，来自“怡海”的精神，其经商行为始终带有非常隆厚的道德色彩，这是典型的儒商经商理念，王琳达带领怡海人正是怀着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对世界商业文明的发展做着一个独特贡献。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10月刊总63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