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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耿彬：稳扎稳打，全力以赴，创造传奇
陈耿彬（左四）随习近平主席访英期间，参与中英工商峰会 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当你心烦意乱的时侯，这里是宁静的避风港；当你筋疲力尽的时候，这里是身心的加油站。长荣推崇“家文化”，让每一个长荣人都感觉到“家”的温暖。陈耿彬经常说：“长荣不是一个人的长荣，长荣是大家的长荣。” 1997年，他点燃了长荣的第一把“薪火”，基建起家；2014年，几经艰辛，他引领长荣走向集团化发展道路；自始至终，他心中的“慈善火焰”熊熊燃烧。他，就是长荣控股集团董事长、中国产业联盟常务副主席陈耿彬。凭借着领先的国际化视角及卓尔不凡的处事风格，陈耿彬引领着企业迅猛发展，不断创造传奇。创业路漫漫，革新露尖角 陈耿彬的创业经历就像一本书。初出社会的他，曾穿梭于各行各业，摸索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作为一个潮商，“敢拼才会赢”是潮人最闪亮的标识。思路决定出路，在经历过失败后，陈耿彬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看到了基建的远大发展前景，于是跟随舅舅投身基建，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稳扎稳打，从低做起。 1997年，陈耿彬第一次接触基建工程项目，尽管他对这方面一点也不熟悉，但他那股顽强拼搏劲和学习精神还是驱使他努力的边干边学。时光飞逝，从初出茅庐到老马识途，从刚入行到项目经理，皇天不负有心人，陈耿彬凭借着他那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基建领域上也小有成就了。 善观时变，顺势而为，才能谋得最大发展空间。谁能在磨砺中实现竞争优势的质的提升，谁就能化危机成契机。2008年11月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这让陈耿彬眼前一亮，嗅觉灵敏的他立刻捕捉到这一信息，“国家斥资4万亿进行投资，是时候出击了！”危机暗含着契机，危机意味着转机，陈耿彬进军金融投资业的想法开始萌芽。经过筹备，长荣诞生，至今旗下拥有多家子公司。 整合资源、开展投资合作、抱团共同发展是企业走向成功的关键。陈耿彬表示，“对于多元化，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们要在保证研发、产品和服务在行业的领先性的基础上，延伸开发相关领域，使业务可控且多元化，进行科学化的管理。”迄今为止，长荣完成了由单一产业投资到多元化全面发展的华丽转身，已形成了基金管理、大宗商品股权投资、市值管理、基建项目、平台搭建投资、酒店投资、传媒投资等的产业布局。 贯通行业上下游，赢得多方的认同，从而建立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是商业智慧。为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接轨，陈耿彬有幸受中国贸促会首次邀请，跟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欧洲各国进行商务考察。长荣控股集团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紧密联系，利用此次考察机会，更能使长荣与国际建立起更为紧密的经贸联系，不断深入全方位对话合作。同时，长荣也将利用特色产品优势，资源富集优势，以及这个共同发展的广阔平台，加强与各国在贸易投资上的磋商和协调，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推动公司各项业务更上一层楼。 看似惊人的创业速度虽契合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优势，更是陈耿彬自身本性的显露，是那种全力以赴的精神状态的体现。 十八年弹指一挥间，长荣华丽转身，完成美丽的蝶变。从最初创办第一家企业珠海众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到今天的长荣控股集团，从四五十名员工到今天两千人的职工队伍，从基建到多元化集团，长荣积累了大量重点项目的决策与管理经验，先后带领团队完成各大基建项目，总金额超过百亿元，呈现着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扶贫情切切，爱心续华章 “敢闯敢拼、豪爽义气；不忘桑梓、回馈社会”的潮人精神在陈耿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每当看到一个个求知的眼神，一处处破败的环境，他都会有很大的触动。在他心里，已悄然地筑起了一个慈善梦。然而，他没有只停留在梦想阶段，而是一直在为梦付出行动。 陈耿彬说：“爱心就像一盏灯，一经点燃，就会照亮周围所有的人。”财富都是来源于社会的，得到了之后拿出一部分来回馈社会，陈耿彬觉得对于企业或者是企业管理者来讲，都是应该的。云南地震爱心捐赠、白血病儿童捐助、尼泊尔强震紧急粮援……都出现了陈耿彬的身影。他希望，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为更多贫困弱势、遭遇灾难的人送上温暖。“我的帮助不是倾其所有，但是尽我所能。从良心来说，我是踏实的。”做慈善不仅仅是反哺社会，同时自己也会从中得到一种幸福感。 一个企业要做到优质，就必须站在社会和国家的角度，去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慈善是通往优秀的必经之路。 2014年8月3日16时30分，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了6.5级地震，震源深度12千米，地震当天就造成了云南省上千人伤亡，还有百余号人失踪。陈耿彬得知此事后，当天还没下班就发起了捐款号召，带头捐款募集资金为灾区人民伸援手献爱心。 在灾难来临之际，生命迸发的光辉触动了每个善良、多情、坚强的中国人，陈耿彬也不例外，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家，他除了心怀感恩、身体力行回馈社会之外，更多的是利用自己的资源，带动身边的人都行动起来。 付出并不是为了回报，但将心比心，付出往往让他收获更多。用自己的行为去感化周围的人，在道德上是一个提升，是在做促进社会和谐的事情，这其中传达的精神是更有意义的。在几次的爱心捐助活动中，陈耿彬身体力行，这也极大地带动了企业员工的捐助积极性，大家纷纷加入到到慈善的队列中，为有需要的人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十八年的倾心专注，才有了今天的长荣，为了铭记历史，感恩社会，陈耿彬先生将携手长荣在慈善这条路上坚定走下去。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当你心烦意乱的时侯，这里是宁静的避风港；当你筋疲力尽的时候，这里是身心的加油站。长荣推崇“家文化”，让每一个长荣人都感觉到“家”的温暖。 陈耿彬经常说：“长荣不是一个人的长荣，长荣是大家的长荣。”他充分让每一个人全心全力去做事，给到他们信任和温暖，他给员工的，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次成长的机会。长荣一家，荣辱与共。 肝胆相照，并肩作战，勿忘初心。陈耿彬心底一直惦记这么多年来和他一起风雨兼程，共同奋斗的同事和朋友。“感谢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给予我坚持的力量。”朴实的语言，胜似华丽言语，这背后是他深入骨髓的兄弟情义。企业的成功，离不开各方的支持，未来的路，还要一起并肩携手共同开拓。财富如水，爱心永恒 “财富如水，你有一杯水给自己喝，如果你有一条河，你应该与大家共同分享。”陈耿彬如是说。 提及做慈善的缘由，陈耿彬言简意赅，“企业家回报社会、关爱弱势群体，既是一件善事，更是一种责任。”早期做服装贸易，后接手家族产业投身基建，走过了艰辛的创业之路，陈耿彬不忘初心，一直延续着家族做慈善的传统。从地震救灾到关爱白血病儿童，陈耿彬先生的身影总是活跃在捐款现场，带领员工奉献自己的力量，他希望慈善在长荣能够形成一种氛围，升华为长荣文化。 陈耿彬认为，慈善不是一时一地的“阵地战”，慈善是长征，而且永远没有终点，在慈善事业上的投入力度要不断加大。于是，与黄智中共同发起并筹备着广东长荣慈善基金会，此慈善基金会主要是关注贫困儿童，希望能够“点对点”、“面对面”帮助到受助群体，让更多孤儿、留守儿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十八年激情飞扬，陪伴了长荣辛勤耕耘、励精图治的匆匆脚步。十八年风雨洗礼，见证了长荣高歌猛进、可圈可点的沧桑巨变。十八年精彩跨越，成就了长荣铸造驰名商标、打造百年品牌的卓越梦想。今天的长荣已成长为多元化的生态型企业。创业途中，陈耿彬或激流勇退、或顺势而上，但总是恰到好处地带着企业更好地前行。虽偶有曲折，但不减风采。未来，长荣一定会承载光荣与梦想，创造新的灿烂与辉煌，随着上市事宜提上日程、打造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品牌，势必会为壮大中国产业、弘扬中华精神做出卓越贡献！陈耿彬仍然会坚持走慈善的道路，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情牵贫困群体，心系社会。（根据长荣控股集团提供的多篇稿件整理成稿）人物简介 陈耿彬，CCG常务理事，长荣控股集团董事长，深圳市长金所互联网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长金所）董事会主席，中国贸促会理事，中国产业联盟常务副主席，精英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互联网金融2015年十大影响力人物。在国际金融、工商管理、政治、历史、哲学等领域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投身金融、基建等行业多年，对金融市场有较为深刻和独到的见解；具备敏锐的行情分析和判断能力，对投资行业有整体的把握。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9月刊总62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17日 -
龙永图：区域贸易推动全球化
作为国内领先的致力于全球化战略研究的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期启动了关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关趋势的系列研究。9月19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在CCG北京总部举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谈到全球化时指出，没有美国的全球化不叫全球化，没有中国的全球化就没有全球化话题。“一带一路”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说，过去我们参与全球化主要是和发达国家分享全球化的利益，现在是提出“一带一路”是和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对外开放来分享全球化的利益。 龙永图，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以下为他的发言内容精选： 谈全球化，我们在谈什么 全球化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比如是不是要分什么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还是就是一个全球化？这里主要讲经济全球化，把范围稍微缩小一点，把基本概念搞清。 我记得我们当时开始谈全球化的时候，江泽民同志讲全球化讲到三个要素：先进科学技术作为动力，跨国公司为载体，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当时是中国一个比较有权威的对于经济全球化的阐述，后面我也经常按照这个讲。现在这个是不是很权威的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如何推？这个动力是什么？这个全球化的载体是什么？全球化的目的和实质内容是什么？全球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等等。这些都是全球化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的实现都是靠跨国公司去实现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贸易和投资，我们主权国家来实现贸易投资。所以能不能在这个范围内再拓展一下？把经济全球化的一些主要概念再展开一下。 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铺路砖”还是“挡路石”？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或者说和区域合作有什么关系。区域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区域贸易协定是反全球化的，还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当时WTO规定你搞一个区域贸易协定要去备案，要认定，现在根本也不要认定。所以当时对WTO有两种看法，一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区域经济协定是走向全球化的一个步骤，是一块砖。另外一个，我们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让整个全球体制碎片化，最后垮台。所以对于区域经济活动和全球化到底是一个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或者是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兼有，哪个是主要的？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到底TPP对全球化是利全球化的还是对全球化的贡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逆全球化的还是对全球化的贡献，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都可以研究。当时很多人都有看法，现在都回过头来把这个问题梳理一下。比如我认为TPP，包括RCEP还有很多的区域贸易协定，我认为是对于全球化一个推动。因为你这个WTO在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方面已经不太起作用了，你自己不起作用，还不让别人起作用？印度不想起作用，你还不要让菲律宾、新加坡、美国起作用？这个也说不过去。 同时，区域贸易协定是最高水平、最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这就涉及到区域贸易和全球化到底是一个推动的关系还是一个阻止的关系？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可以提。 一带一路是不是一个大的区域合作战略？如果是一个大的区域合作战略，那么“一带一路”肯定是对于全球化的一个贡献。现在国际投资的贡献度比国际贸易还大。“一带一路”主要大的方案都是靠投资。所以讨论国际贸易和大的潮流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什么贡献，这样就比较现实。我们讨论问题虽然有一些虚的东西，但是也有现实的问题，这样才有意义。这样的话对于中央，对于大众，对于政府部门才有用。 TPP和RCEP衔接起来是最好结构 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很多。比如我认为TPP对于全球化来讲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区域贸易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非常明显。WTO推动不了，就靠区域来推。美国牵头，实际上后面搞了一个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代表着现在全球贸易最自由化的趋势，你说TPP不是主要的亮点？我认为应该是亮点。像特朗普、希拉里这些都反对了，幸亏当时我们中国没有反对，现在我们就很主动。我们是站在全球化和区域贸易上的旗手了。 现在我们最好的一个结构就是如果和TPP、RCEP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衔接起来，形成APEC。去年在北京达成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是最理想的。这个比较难，美国人也不愿意把这个功劳给我们中国，可能最终是走这条路。所以这次我在美国讲，TPP都死了，逼着你们现在另起炉灶。TPP内容还是很好的，你也想在美国通过。但是现在用TPP这个名字，你另起炉灶也许搞另外一个什么名字，这次我把这些事情谈的时候，他们说也许将来TPP在美国换一个名字会受欢迎。我们希望办一个亚太区域贸易协定，那就是我们在APEC北京会议上提出来的。 中国方案是世界智慧的一部分 没有美国的全球化不叫全球化，没有中国的全球化就没有全球化话题。G20我们是有中国方案的，我们是为世界做贡献。但我们中国智慧不要代表世界智慧，我们是世界智慧的一部分。中国药方是解决世界问题世界药方的一部分。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杭州G20如果就是中国的G20，那么那十几个国家是干吗的？杭州G20是G20这么多年发展历程的一部分。我们不要抬高自己，否定其他的。就像总书记讲，我们的亚投行不是为了代替世界银行，不是代替他们，是补充他们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思想很清楚，“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独创的，是世界的合作。我们写东西一定要中国方案，这是对世界方案做出贡献这就是很了不起的。中国的智慧能够成为全球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前我们连这个资格都没有。我想一定要把自己的东西摆对，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令人信服的。“一带一路”对于TPP，TPP搞区域贸易写我们“一带一路”是搞互联互通。有些媒体在报道时要注意这个度，这个度太不靠谱的话就变成笑话了。只有在一个度里面，你没有惹人家；但是超过人家的度，人家要烦你了，最后要跟你较劲了，你这个就搞不成了。 “你中有我”开始走向“我中有你” 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国策。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讲，参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是一回事。对外开放是有商业利益驱动的。过去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我们是比较大的受益者。但是也不能说发达国家就没有受益，他们也受益，主要是我们和发达国家分享参与全球化的利益。这一点是我们提出“一带一路”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说，过去我们主要是和发达国家分享全球化的利益，现在是如何和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对外开放来分享全球化的利益。这样的话，我觉得“一带一路”在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中，是一个体现在整个国际经贸关系方面的重要转折点。 不管怎么样，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主要还是对发达国家开放。这一点我觉得不一定讲，但是实际上我们心里还是有数的。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没有变化之前，从国家利益来讲，我们对外开放主要是发达国家，这一点也是比较明确的。不是说我们今后一股脑的和穷哥们儿打交道了，我们跟穷哥们儿打交道开始打得少，现在打得多一点。我认同现在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建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过去主要是我中有你，吸引外资，今后我们要开始你中有我。我们在观察这个变化，这种变化现在正在开始了。 全球化研究需要理清政府和市场关系 全球化的问题我们觉得分成两部分讲。就像研究我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研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研究全球化也是研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全球化是有科学技术推动的，有市场规律推动的。企业作为载体，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来通过贸易投资实现，这个就像我们国内经济一样。政府就是体制性的安排。像WTO、IMF等全球体制，还有每个国家的政府体制，这个对外开放，就像我们国内的对外开放。我们现在一会儿讲GDP，一会儿讲其他的，还是要把政府和市场两边研究好，把思路理清楚，把全球化的问题大的框架研究好，这样的话就比较好研究了。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17日 -
查道炯：中国与全球化，取之有道
作为国内领先的致力于全球化战略研究的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期启动了关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关趋势的系列研究。9月19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在CCG北京总部举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查道炯在会上谈论了中国和全球化的逻辑关系，讲述了对中国目前“两个极端”的思考，提出国际化对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的研究课题，并指出了全球化要应对的问题和建议政府决策要抓住窗口期等。查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以下为他的发言内容精选： 中国与全球化不能分开 我不太赞成历史上把中国与全球化分开来说，过去说的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现在有个更时髦的说法是“中国要去引领全球化”，也就是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时候到了。其实如果看G20相配套的学术研究，包括我们这次G20会议过程当中的一些准备，我所了解到的是，我们做的并不是很充分，也没有受到国外一些同行们的尊重。但是中国媒体来面，或者官方一些学术媒体里面不管这个事了，就是引领了，所以他们说这个方式是“中国药方”、“ 中国模式”。 我们到国外去投资大项目，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所看到的，我们自己所认可的这个道路跟国外所认可的这个道是不是在同一条轨道上，我觉得这是很严肃的问题。说中国参与全球化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中国的就是全球化。七十年代中国举办三中全会，当时中国刚好改革开放。后来到巴西和墨西哥的经济危机，墨西哥通货膨胀600倍，联合国工业委员会和拉美发展委员会领导的拉美发展失败了。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也是有辩论的。当时叫大进大出，所谓的垂直分工，这里失败了。四小龙也开始遇到了问题。非洲战乱，没有发展。这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外资来中国收购一些企业，我们开始谈判。当时还叫恢复关贸协定的时候，中国有一本书叫《收购中国》就有点像今天的反全球化。外资进入中国，当时我们讲民族产品、民族企业，这是我们民族生存的根本，不让外资并购，我们都走过这些道路。我想咱们如果说智库也好，还是学校也好。如果觉得我刚才的观察有一些道理的话，就是中国不是说要不要参与全球化，我们就是全球化，没有我们全球化走不到这一天。 自己做好功课以应对一些外界职责 我们的企业到国外去投资，总是遇到一些国家安全的审查。比如投资核电，虽然反应堆是法国的，我们出了一点钱，钱还是少数。为什么就拿中国来说事？这是我们思考全球化的时候就应该考虑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两件事，一个是回答外国对于我们的指责，说中国市场不够开放，来中国困难很多。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统计，做一些基准的分析，比如外国的资本、企业和人员在中国的存在。也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全球化里面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与此相关的，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同时也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机遇，包括从原材料和技术的制造标准，到价值链各个方面。 从“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到“现在到了中国说事的时候了”，我想这是一个观念性的问题。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需要从这个里面往后退，目前这种想法太多了，有的时候反而不利。这种不利没有回答好几个问题。过去几十年来，如果没有这样的贸易环境，你怎么就能到全球第二？到了全球第二就要来所谓的“中国方案”、“ 中国药方”，不听中国的就不行了。我们还有一个激进的说法，中国要牵头建立一个“一带一路”组织、“小联合国”了。还有说，哪一个活动、哪一项议题不是由中国作东的就不成事，这个就非常危险了，甚至已经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一带一路”现在有两个极端 “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是对全球化有贡献的。现在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内自己也出现了很多声音，根据刚才讲的所谓的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太急了，隔一天守一下，没有多少项目或者没有多少钱花出去，“一带一路”就会不成了或者怎么样。因为“一带一路”是一个好事。如果看英国脱欧，脱欧的原因涉及几大问题。难民问题，难民问题是怎么来的？跟中东打仗。中东离英国这么远，他为什么要参战？是因为英国是北约（NATO）成员。还有就是恐怖主义活动。 而我们做的关于经贸的“一带一路”用的不是真实手段，也不是货币改革的手段，更不是当地争盘割地的手段，是为了促进国内的需求。我们到一些穷国做“一带一路”，本质上跟七十年代末日本、美国比较发达的国家来中国一样。那个时候我们也很穷很乱。我想要有耐心，怎么样来研究和应对缺乏这种耐心。动不动就开始要么是激进地走一个极端，说“一带一路”就是我找一堆朋友来应对TPP，或者是我们要搞一个“一带一路”组织，然后再去算战略支点国。这是一个非常狂妄的概念。人家一个国家凭什么让你成支点？另外一个就是极度的悲观。这六十个国家的GDP没有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增长或者太慢了，这是另外一种需求。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政治思考，就是所谓的大国博弈。 需要深入研究全球化对中国老百姓的实惠 我们的对外经济合作和到国外去投资，给我们中国除了总量上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对于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带来什么样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是学术界、智库和媒体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带动出口，不光是一个数量，还包括毕业生到国外就业。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也是这次杭州G20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我们媒体里面把它忘了。大家都在说G20，中国方案，其中这次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研究国际税收。 我们到国外的投资，根据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这个钱花到国外去了，该回笼到中国的钱回笼了没有？因为中国的钱没有义务给别的国家这么大规模地做福利。 TPP成不了，RCEP就成不了 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美国的TPP成不了事，RCEP也成不了事。这里面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关系，谈判的成员高度重叠。中国的市场是全球的，美国的市场也是全球的，我们自己也要看到。特别是我们自己一方面不再唯GDP论英雄，就是新常态。但是新常态并不意味着咱们的GDP越低越好，你的增长从哪里来，国外市场是投资的回报也好，还是贸易量扩大也好，你的附加值就是一个开放的经济。所以我们媒体导向往往会影响一些官员和智库。我觉得这个话要挑明了，就是TPP不成是对中国的好？我看不见得，这个事情不见得对中国好。TPP成不了，RCEP就成不了，而且一定是TPP先，RCEP后。这个里面重要的几个成员，包括日本、韩国他们已经和美国之间有了紧密的安排。 美国对于TPP的讨论里面只是映射了TPP这个制度本身有问题。有几个问题中国可以借鉴。首先就是谈的过程不太开放，一些大的企业知道，小的企业不知道，老百姓更不知道，即所谓的保密。另外，现在包括民主党内部说跨国公司可以告政府，他们担心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可以告美国。类似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只不过是把它明晰化了，过去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国家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全球化需要应对的六个话题 一个又一个的研究说贸易创造潜力有限，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所以并不是因为中国，这个东西咱们自己心里边要有数，别跟着在那里简单化。但是未来在自己的对外贸易里面，也就是全球化中，要去把握一些框架，我想我们必须应对六个话题： 一是开放的问题。这一轮所有的反全球化、去全球化，下一轮大家归集到的就是对等开放。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说“包容”这两个字恐怕不行，特别我们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 二是已部分解决的人才和人口流动的问题。中国这方面，包括国籍和一些规则已经部分解决了，比如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努力之下加入了国际移民组织。因为最终还是要靠精英的口碑来维持一个关系。 三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全球经济合作中的道德问题。不是全部说有生意就得做，需要终端用户核实。比如那个地方有战争冲突，是否有军火订购。 四是我们长期不愿意谈的贸易里面的环保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所谓的美国老说中国进不了TPP，我们的标准不够高，关系到贸易里面的环境保护。 五是劳工标准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的中美之间的差别，其实中美之间的差别在TPP问题上，说来说去就是两个，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 六是政府补贴的问题。政府补贴跟对等开放是公平竞争的问题。 我想再往下走，特别是明年美国会有新的政府，英国脱欧之后，所有的尘埃落定，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关于类似的很多话题不再是这么宏观了，而是针对几个课题上中国面临哪些选择。 政府决策需要“窗口期” 如果说跟政府决策有什么关联的话，也有一个窗口期的问题。美国TPP不成，对我们没什么好。下一步我们在什么时间段，用到什么新的方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般来讲，历史上的规律都是美国一任新总统上来，第一年中美关系一定搞砸。当地时间1月20日新总统上任，中美在哪个海上就要撞一次，这是规律的。我刚才说的对全球化应该不止是议论。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咱们的经济增长还不能是持续下滑的新常态。对于我们中外谈判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一步怎么往前迈。你现在不再是那么穷了。中国说我是发展中国家我穷，没有人听这个了。不是你说提出来你跟大家分享你的发展成果，就像当年美国人敲打日本一样。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回答，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 （根据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17日 -
郑永年：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受待见的特朗普都谈到了
摘要 新华网思客 虽然特朗普所说的很多东西政治上不正确，美国主流不接受、记者也不接受，但却是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大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思客专访 杨柳摄 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第二轮电视辩论中，特朗普与希拉里“唇枪舌战”，彼此伤害，继续权力之争的交锋。国际关系专家如何看待特朗普的“疯狂”和希拉里的“政客套路”？“驴象之争”谁最有望成为最后的赢家？ 在10月11日的第七届香山论坛现场，思客独家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为您带来打开“美国大选”的正确方式。 思客：美国大选刚刚结束了第二轮电视辩论，双方针锋相对、互相揭批，您对此次大选的结果有没有一个预测？ 郑永年：无论哪一个人当总统，中美关系的大局不会变。 因为希拉里是旧体制的代表，大家觉得她当选比较有可能性。如果希拉里当选了，她会延续旧的政策、旧的体制，不会有大的变化。 她其实也会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种方式她虽然支持，但是很难，美国要重返亚洲，她也支持。即使是希拉里上台，她也难以推行以前强硬的政策，因为这种阻力不仅仅来自中国，还来自于其他国家。因为其他国家要争取平等地位，不想老是做附庸、被利用。▲无论哪一个人当选美国总统，中美关系的大局不会变 王晓君摄 因为特朗普他不是政客，不像希拉里那样每一句话都像政客，大家对他的感觉不是很确定。如果特朗普上台，我想以后也不一定是坏事。 他是商人，商人首先就是要讲实事求是，虽然特朗普所说的很多东西政治上不正确，美国主流不接受、记者也不接受，但却是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大问题。美国的中产阶级从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70%到现在的50%、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移民、难民问题都是存在的，只是特朗普的表述不准确。 民主党、共和党两个党即得利益都反对他，媒体也不说他的好话，而他还是一步步上来了，这说明他还是有支持者的。▲第七届香山论坛现场 杨柳摄 所以中国完全可以超然一点，要有信心，因为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来发展，中国的发展绝对不会因为美国换了总统而改变自己的规则。文章选自新华网思客，2016年10月11日
2016年10月17日 -
【德州日报】创新体制机制 释放人才红利——中国海归创新创业峰会
2016年10月12日，中国海归创新创业峰会举行。来自人才问题研究领域的8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我国人才工作发展历程、如何强化人才工作等问题作了主旨演讲，并进行了圆桌研讨。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立具有国际竞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凸显了人才工作的国际化特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要加快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全球范围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同时，还要想办法留住他们，将其作用最大化。这就需要为他们提供可充分发挥才能的平台，以及适宜的硬软件环境。此外，还需要尝试实行更开放的移民政策，提供更多减免税率、方便签证和简化手续等便利。 谈及对我市人才工作的意见建议，王辉耀表示，德州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后，尤其需要国际化人才，特别是海归人才，他们可以利用外向型企业这一平台，在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发挥极大作用。要借鉴外地人才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出台更有针对性的人才新政，多方面拓宽引进人才的渠道，打破体制内外人才流动的壁垒，提升人才驱动力。 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胡建华认为，制度聚才具有稳定性、长期性、根本性，当今世界各国的人才竞争根本上是制度层面的竞争。必须构建与时代需求相适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为此，中央出台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意见》，旨在管理体制上减政放权，扩大用人单位自主权，冲破束缚人才发展的制度藩篱及思想观念障碍，加快构建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制度体系，从而进一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达到建设人才强国的目标。首先，做到有国际化视野，选拔人才时要立足全球，放眼世界；其次，要有国际化思维，思想不能封闭保守，要与世界同步；再次，人才政策要与国际接轨，努力让人才流动没有障碍。 参与圆桌研讨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研究员、教授徐洪才表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转型要放眼世界，延揽国际化人才。当前，中国最缺的不是人才，而是使用人才的机制，这就对当前的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提出挑战。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着力破除制约人才发展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打破束缚人才发展的条条框框，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文章刊于《德州日报》，2016年10月13日
2016年10月17日 -
饶毅：到底要不要送孩子出国读书？
饶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编者按： 他曾在中国和美国做学生、而后在美国和中国做家长、还在美国和中国做过教师，他是中美两国教育的亲历者与实践者，也是冷静的观察家与思考者。 要不要送孩子出国读书，中美两国教育各有何特点及优劣比较，应当如何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与批判力…… 这些众人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分享了自己对教育的一些想法，以下为演讲实录● ● ●如今，有些家长在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不要引进西方的方法，二是有些孩子要不要送到西方去进行教育，比如到美国或英国去接受学校教育。这些问题都与中美教育的差异有关。年龄太小不宜出国读书我不主张国内家长送小学生、中学生去国外读书。主要原因在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和家庭的关系、和家庭成员的亲密程度密切相关，与家庭分离对他一生会有很大的影响。我见过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之初，曾有一位中国外交官的儿子在那里读书，他在比较小的时候就被送到美国去，举目无亲，不能排除孤独对他的影响。他后来生了病，不是学业问题，回国探亲时自杀了。要考虑到家庭的温暖对孩子的一生很重要。家长能够不受孤独的影响不代表孩子也可以，每个人不同。除此之外，当然还要考虑教育的方式。美国和中国的教育当然有差别，但这些差别并不能简单概括为“美国的教育对所有的孩子好，中国的教育对所有的孩子差”，甚至反过来讲也不对。实际目前来说，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比中国普遍要好，但中国有些机构，比如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某些学科，可能也不错。至于大学里的有些学科，是美国好还是中国好？可能美国好的要稍微多点，但也不是特别多，中国有些大学有些学科明显比美国大学的同样学科的教育更好。但中小学教育方面，两国差别很大，不过也不是简单的谁好谁差。不分科教育的美国中小学在美国的很多小学，同一位老师教英文也教数学。其实，不同老师的特长不一样，当他跨学科教学时，会影响有些学科的教学。一般来说，美国中小学老师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课程，不如中国——要强调的是，这种比较建立在中美两国的同等学区、同类学校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中国的中小学，理科的教育其实普遍比美国的好。我儿子前后在北大附中和芝加哥的公立中学读书。在芝加哥公立中学时，他发现，这里比北大附中差得太远了，所以他有时候不愿意上课，认为还不如自己在网上学习，或者是自己拿本书看一下。他怀疑有些美国老师都没有搞懂要讲的内容。对一般人来说，中国的教育模式可以为自己打下比较好的理科基础，当然这也有缺点——当你的孩子理科就是很差，文科比较好的时候，如果逼着他学理科，他就会觉得心情很压抑，会怀疑理科学不好是不是意味着自己笨，所以会造成心理压力。我们其实希望社会、学校、家长都弄清楚，不同的人有不同特点，并不是说谁笨谁聪明，也不是说理科很好就是聪明，文科很好就是笨。虽然我偶尔也想这样说，可是我只是开玩笑，并相信这种玩笑是不对的。文科好的也是认知能力强，理科好的是另外一种认知能力强。分析、批判与思维教育的缺失我们的中文教学，对应美国的英文教。实际上，我们的中文教学比美国的英文教学要差，可能普遍差很远。原因在于，我们的中文教学主要是学习语言文字和表达，而英文教学在语言文字基础上，要教分析、批判、和创新。后几个层面，在中文里面极少作为课程内容。中文的考试，是理解文字、总结内容、举一反三，而不对文章进行分析、批判，更不谈在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思考怎么写得更好、更有创意。我在想，为什么2015年我在北大毕业典礼的致辞会得到很多人的喜欢，其实我的语文很差，但我写毕业典礼的致辞时专门想过如何有创意，在模式上与众不同，而在内容上又一定要真情实意。如果凭文字功底，我比大部分中国人差，与中国文科毕业的人比，我差得很远，不信仔细看看我遣词用句非常局限，因为我的中文词汇量不到现在小学五年级，而我吸收了后来接触的创新思维，把小学五年级的水平发挥好，不是靠语言文字本身。我需要分析：以前的中文毕业典礼致辞都是学美国人的讲故事，美国人讲故事有其道理，但也因为英文不适合写排比，可能在诗歌和平时一般文章之间很少其他模式，而中文应该有多种表达方式，我用的排比句，不是诗歌，但用了中文的一个优势。事实上我本来准备了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到最后无法用英文版，因为完全不能与中文版相比。而在内容上，我也放弃了讲故事，而是用一个概念，一个中国很多人会有共鸣的概念，这是在批判了已有的致辞的基础上进行创造，而不是模仿其他中文和英文的毕业典礼致辞。其实每年有很多毕业典礼致辞，我要给的时候，就是希望不一样，而且更好。如果这样的教育在中国的中学就被提醒，而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教学，恐怕很多中国的中学生都比我写得好。美国的中学教育，对孩子早期形成批判精神，养成理智的辩论的良好习惯，提倡创造性，都有帮助。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法，当然是中国的理科教育和美国的文科教育相结合，当然这也不是很容易。文科中所教的分析批判，当然在理科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但在中国可能没有很好地强调。在文科里面教批评和创造，中国中学生就能够得到相当大的促进，但如果是在大学研究生期间教，虽然晚了一点，也能学会。所以，不是说中学、小学没有学，大学、研究生就不能学，而是说中小学时期能很快学会。在一定程度上，大学、研究生补的这部分内容有效——因为中学期间学的分析和批判，如果知识积累、教育背景比较少，其实也无法较好地运用分析、批判和创造。年轻时不妨多学点理科通过以上比较，我希望老师或者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特长来分析，需不需要在这个时候给他补一补缺陷。另外，家长如果准备在中小学阶段送孩子出国的话，应该考虑到，他如果是理科很强的学生，到了海外，他的理科得到发挥、发展的可能性，也可能比在中国低很多，而不是高很多。在这里，我还要加一个我个人的“偏见”，当然，我必须强调，这是一个“偏见”：我认为，一个孩子如果能够学好理科的话，那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学点理科。小学、中学甚至大学，不学很多文科的话，到晚一点还能学，这是我自己的偏见，我自己所做的一些工作中，有与历史和文科相关的，我以前并没有学过这一方面，但感到年纪大了也能学会。而如果先学文，以后再想学理，困难恐怕相当大，但有过这样的人。著名的当代物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Witten教授大学时学历史，后来他研究物理，数学非常好。这样的例子很少有，多数人先学文科再学理科会比较困难。⇥那么，如果孩子不出国，在中国读中小学，能不能培养创造力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学校能做的比较少，因为学校有比较大的压力，要保证学生升学（和有其他限制）。但家长可以做，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读一些文科的作品，包括中文的古文，或者是现代文，甚至是鲁迅的文章。家长可以把文章拎出来与孩子一起讨论，分析甚至反驳、批判鲁迅的观点，而提出哪些文章可以怎么写得更好，哪些想法还需要考虑其他方面，鼓励孩子在批评的基础上提出更好的想法、写法。培养创造性与理性讨论除了分析和批判以外，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的，需要家长注重对孩子的培养。家长如果在平时经常注意小孩子观察的事物，让他们对看到的事物提出自己的观点想法，甚至做一些课题，就可以鼓励孩子的创造性。家长甚至可以就近送孩子到大学研究所，或者是一些工作单位，让他去参加活动，让他培养创造性，让他参与，看看决策是怎样做出的。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强调——批判性不仅仅是批评别人，而是说也要批评自己，另外还要懂得理智地讨论。我们中小学缺乏批判性的训练，其实对社会造成的损害不仅是不互相批评，而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一批评起来就没有理智。这也是美国中小学教批评和讨论时，为何一定要教如何理性讨论的原因。⇥理性讨论的过程，对于建设一个真正理性而又真正和谐而不是压制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部分，我其实很希望中国的中小学校长、中小学老师，到外国去学一些，然后把这些可以用的东西用到中国来，建设性的批评和理智的讨论，对增加我们社会的向心力会有很大帮助。结语我认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教育也是很有趣的，因为我在看小孩，也在看学生的情况下，发现不同学生的特长。作为家长、同时作为老师去发现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关心教育的过程中，也把它作为一项乐趣。文章选自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2016年10月9日
2016年10月14日 -
王缉思：大棋局——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准确审视和充分利用国际力量的平衡，使之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倾斜。中国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应当拉近而非疏远同俄印日美等大国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今日盘古君推荐盘古智库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院长的一篇旧文对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复杂局势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地缘战略”是指基于本国地理因素、地缘政治地位和地缘经济地位的国家对外战略。国家地缘战略需要根据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而进行调整。（一） 东西方之间的中国古代中国人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自汉代始，“中国”的名称含有“正统国家”的意味，即天下之中，统摄八荒。但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直到满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成为正式国名，“中华民族”才成为中国人的通称。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中国后，自视为“中央之国”的观念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东方”、“远东”、“东亚国家”的身份认同。日本侵华期间，大力在中国灌输“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二战后直至今天，美国、欧洲主要国家和俄罗斯的外交和国家安全部门都把对华关系归口到对东亚关系的框架内来处理。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毛泽东1957年做出了“东风压倒西风”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的论断。“东方”变成了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地缘战略概念。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主张，随后又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告别了冷战初期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地缘政治观。80年代中期，邓小平指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里的“东西问题”指的是苏美争霸，中国并没有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东方阵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但“东亚”仍然是中国的主要地缘归属意识。直至今天，对中国军事安全的主要威胁仍然来自东亚和西太平洋方向；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分别为美国、日本、韩国，其同中国双边贸易额远超中国其他贸易伙伴。也就是说，中国的安全关注和对外经济交往均集中于“东方”。一旦安全形势恶化，其经济政治风险不言而喻。近十几年来，尽管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在快速发展，但“一体化”势头明显受阻。东亚各种组织机制叠床架屋却缺乏主导和方向，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的努力几乎毫无进展。东亚峰会加进了美、俄、印、澳、新（西兰）五个非东亚国家之后，已经名不副实。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整个亚洲大陆和印度洋同太平洋的交汇处转移，而不是仅仅向东亚转移。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对中亚、中东、非洲能源资源需求的持续扩大，中国同俄印两大国经济和战略关系的加强，亚欧内陆地面与空中交通的快速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的日益活跃与亚欧会议的扩大，都促使中国地缘战略定位必须超越东亚，面向整个“大周边”，向亚欧大陆的中心靠拢。亚欧大陆是地球上的“世界岛”，是全球政治、经济、人口、自然资源分布的重心。欧盟是“一洋一陆”的力量中心，美国是“两洋一陆”大国，而中国是“西方”的欧洲与“东方”的美国之间的“一陆一洋”大国。中欧美三足鼎立，各具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二） 南北方之间的中国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中国在地理上应被视为“北方国家”，但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2049年建国百年之际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意义上也就是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从1978年算起，中国现代化长征到今年整整走了一半时间。可以预料，当中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之时，世界上的南北鸿沟仍将存在。今天的中国虽仍然具备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但在若干方面已经同大多数南方国家拉开了距离。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和潜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远高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之总和。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是其他金砖国家总合的三倍，稳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激增，环境污染严重，需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第二，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鲜明的反差。南方国家人口普遍年轻化，而中国老龄化问题则日益突出。在社会政策方面，中国同发达国家共同关切将越来越多。第三，中国的经济结构同大多数南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而中国则已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需越来越多地进口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然而中国制造业正处在“前阻后追”的境地：前有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和先进技术，力推制造业复兴；后有许多后进南方国家以低成本生产优势发展制造业的追赶。传统观念认为，只有打破和消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掠夺和剥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缩小南北鸿沟。中国历史经验表明，这一观念是有缺陷的。在现存国际秩序中，只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革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中国过去长期坚持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近年来进行了修正。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提法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三）中国的战略大棋局今日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可以说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换一个角度，又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中国处于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是在人类历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中央之国”，是缩小南北鸿沟的“桥梁国家”。比之于古代华夏秩序里的“中国”，今日中国的视角要宽广得多，站位要高大得多。似可根据这样一种全球定位来设想中国的战略大棋局。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说，“欧亚大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亚欧大陆是中国同美欧日俄印等强权长期竞争合作的大舞台，中国应充分利用千载难逢的“中间国家”地位，以地理意义上的亚洲（而不仅仅是东亚）为地缘战略依托，承东启西，承南启北，纵横捭阖，在亚欧大陆乃至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从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和《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计划，可以清晰看出美试图掌握亚欧大陆政治经济资源、游戏规则、国际话语权的深谋远虑。美在东亚“搅局”，中日政治关系、朝鲜半岛安全形势、南海岛屿争端同时陷入僵局。美日等国合力牵制中国在东亚的战略空间拓展，使“东亚共同体”的设想愈发远离现实。中国西部境外的地缘政治形势同东亚大不相同。东亚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来自国家间矛盾和大国战略竞争，而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的不稳定因素更多地来自各国的内部政治纠葛、民族教派矛盾等国内和跨国问题。大国在这些地区发生直接对抗与冲突的可能性很低。这些地区能源资源丰富，市场巨大。从整体看，中国同西部境外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速度已超过同东亚各国合作的发展速度。同美日等在东亚周旋，同时眼光望向西边，“东稳西进”，可成为中国“大周边战略”的基本态势。“大中东地区”是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很可能处在不稳定状态，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国内冲突、地区冲突。这一地区的动乱如不加以控制，必将祸及中国，影响中国能源资源供应、经济权益，乃至西部民族团结和国内稳定。故中国不能作壁上观，而应以各种手段加大在巴以冲突、伊朗、叙利亚、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还应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与军事交流，为有朝一日中国不得不动用军事或准军事手段维护本国权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未雨绸缪。中国应积极开发建设从中国东部港口起，穿越亚欧大陆，直至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的若干“大陆桥”。同时，在构筑海洋战略时要超越传统的陆权思维，即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中国近海，而应加强国际合作，保持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道畅通和海上安全。中国在孟加拉湾、波斯湾、红海、非洲沿岸，使用“珍珠链”式的若干舰船补给基地（而非永久性军事基地），是理直气壮的事。环印度洋地区应成为中国地缘战略大棋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以自己在南北关系中的“中间地位”为基础，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源乃至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推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向国际化和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大的投资规模，让利益攸关方分担政治经济风险。开发能源资源，投资于基本建设和其他项目，需要考虑不同地区与国家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技术能力、政治和社会稳定性方面的相对优势，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全球地缘经济战略。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准确审视和充分利用国际力量的平衡，使之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倾斜。中国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应当拉近而非疏远同俄印日美等大国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并分别规划中国对世界各大区域的地区战略，把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绘制包含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技术等因素的“战略地理图景”，构筑“和平发展大战略”。同时，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谨防虚骄之气。文章刊于《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83期
2016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