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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华龙：方法论角度解决资本与科技创新问题
2016年9月23-24日，“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在宁波盛大举行。本届论坛是G20杭州峰会后首届关注投资中国和全球化企业发展的论坛，以“世界大市场--谋转型发展促产业融合”为主题，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共同主办，1000余位来自国际国内的知名企业家和跨国公司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CCG副主席、东和昌集团董事长周华龙在本次论坛平行论坛三“资本、科技创新与新消费时代的企业战略”的发言中指出，作为全球化企业，在科技创新和时代金融的背景下，必须要把握三个能力，第一是资产管理能力，第二是资金管理能力，第三是数据系统处理能力。以下是周华龙先生的发言实录对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或者全球化放缓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科技创新惹的祸。因为资源整合是资源配置的过程，这个是制定规则的人在进行的，在有了科技创新之后，我们的信息交流快了，我们的数据更加透明了。当数据透明了以后，信息交流越来越多时，大家会觉得不公平，就想重新来修正这些规则。资本与科技创新，它是有相对关联性的，首先要了解资本和科技创新殊途同归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通常我们追求利润，比如一个是核心利润，一个是来得比较快的利润，一个是科技创新，一个是垄断，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是资本也是追逐利润为主要目的的，这两者怎么结合？这个可以引用到方法论的问题，要知道资本是什么资本，资本愿不愿意跟科技创新结合在一起。不是所有的资本都追逐科技创新的东西，现在很多好的东西都消灭在萌芽状态，没有获得资本的投资，这是因为沟通不够、交流不够，或者大家的认识不够。我们所有做实业、做投行的，方法论一定要熟悉。面对科技创新与资本的关系，企业战略面临的是要追求什么样的战略，全球化的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个想明白了以后，科技创新和资本才可以结合在一起。全球化的企业必然是三个方面，它是追求资金、资本、产业三位一体的，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全球化企业对标的资本，它以什么作为入口的，这个入口很重要，当一个科技企业找资本的时候，他是什么起家的，他追求的是什么。有些企业是产业整合起家的，现在以产业整合和资本整合为主，而他最感兴趣的是银行、金融企业。他发展到什么阶段，比如它现在是以产业整合为主的，还是资金整合为主的，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它的痛点，把科技创新和资本结合起来，这里面有方法论的问题，一定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过去是干什么的。就像做投资一样，如果不了解人家的痛点，那肯定这个是做不成的。另外，科技创新和时代金融背景下，我们应该把握哪些方面。中国原来是三架马车为主，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中国以国际投融资为主，这个发生了逆转，发生了一些变化，最起码我们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中大量的企业走出去，这个跟时代是吻合的。现在作为全球化的企业，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必须要把握三个能力，第一是资产管理能力，第二是资金管理能力，第三是数据系统处理能力。 （根据CCG副主席、东和昌集团董事长周华龙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14日 -
【人民网】“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与东盟合作新契机研讨会在京举办
10日下午，“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与东盟合作新契机研讨会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举办，与会专家围绕“一带一路”将给东盟和沿海省份带来哪些发展契机，双方将如何抓住契机加深合作以及在推进过程中的重点等问题展开讨论。 广西投资促进局局长杨静华介绍了“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在东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从宏观、战略、未来的角度，对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进行了分析；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分享了与东盟各国展开商务项目的切入点；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高志凯强调，要根据东盟国别差异大的特点，强化针对性研究，加强东盟十国与广西关联度以及国内关联度的分析。 对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CCG王辉耀主任提出了十点建议：加强和东盟国家的边贸，特别是和越南的边贸合作；加强跟东盟国家的旅游合作；加强与留学生的交流；与东盟国家更多实行签证豁免；开放技能人才市场；加强中国和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加强和东盟地区华人华侨网络的合作；建立一个东盟一带一路合作区域的合作联盟；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港口体系建设；加强二轨交流，发挥智库的作用。 2016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已累计超过1600亿美元，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有三四千万华人华侨，这是与东盟合作的最大资产。”王辉耀强说。（徐步云）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10月12日
2016年10月14日 -
王辉耀：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则是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是“十三五”时期我国人才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回顾历史，我国各个时期人才工作布局，均是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判断作出规划。20世纪初期，我国急需培养集聚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国“十五”时期的人才工作以人才总量的增加作为一个主要目标。经过10年发展，我国人才工作按照人才强国战略的增总量、调结构、培养各类人才队伍的方向持续推进。“十二五”时期，我国出台《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人才工作推向新高度。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对内，我国GDP增速放缓，转型压力增大，需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对外，我国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我国“十三五”时期的人才战略，必将放眼于全球，不仅以人才培养为主线，更要辅之以人才集聚、人才引进等措施。 眼下，我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国际人才集聚能力依然落后，而发达国家人才政策不断开放，国际人才竞争愈加激烈，这些将进一步影响我国国际人才的集聚和发展。比如，日本参议院通过新修正案，规定拥有高技术的外国人，只要在日本居住满3年，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2014年，加拿大正式对中国公民开放10年赴加多次往返签证，每次可停留长达6个月；2015年，又与中国互发10年有效签证……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都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信号：各国对于吸引外来人才的热情依然高涨，人才政策的开放度不断提升，而相比之下，我国人才政策开放程度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十三五”期间，我国需要站在全球视野高度，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加快建立创新型人才队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从“十三五”规划纲要可以看出，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举措与创新息息相关，以人才作为未来5年经济社会转型的根基与希望。 其一，更强调人才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广泛吸引境外优秀人才回国或来华创业发展。近年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才制度改革。以外国人才制度为例，我国人才制度改革力度非常大。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实行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吸引制度，制定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的意见，加快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立法，规范和放宽技术型人才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条件，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提出，实行更加积极有效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政策,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健全政策法规,优化申请条件,简化工作流程,落实资格待遇,加强日常管理,形成更为科学合理、开放务实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工作格局。此外，2015年，公安部还扩大了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同时，一些新的、极具创新性的政策，已经开始在国内试点。在相关部门推动下，未来，中国的人才市场中将有越来越多的外国面孔。 其二，主基调更加开放。国家要走创新发展之路，首先要重视创新人才的聚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不仅强调“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而且提出“培养一批讲政治、懂专业、善管理、有国际视野的党政人才”，“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扩大来华留学规模”，等等。这些国际化制度的改革，将是“十三五”时期人才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 其三，重视打破人才跨界流动的壁垒。鼓励和支持人才流向西部地区和基层岗位一直是我国人才工作的重要方面。“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建立健全人才流动机制，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促进人才在不同性质单位和不同地域间有序自由流动。“十三五”期间，推进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其四，重视“高精尖”人才的推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支撑力。一方面，高层次人才需要在本土加大培养，同时也需要开发外来智力。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流失问题依然严峻。有数据指出，我国目前共有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400多万人。这部分海外人才大部分为高学历人才。如何吸引这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是我国人才政策面临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高技能人才是我国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高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工人队伍的核心骨干。据麦肯锡的预测，到2020年，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中国将面临2400万的人才供应缺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为重点的高技能人才工作体系，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鼓励创造的良好氛围，形成有利于高技能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推动技能劳动者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整体素质的提高。（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文章刊于《经济日报》，2016年10月13日
2016年10月14日 -
徐小平：一路荆棘，一路春光
理事简介徐小平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昨日种种，皆为财富 徐小平出生的年代正赶上中国三年自然灾害，填不饱肚子是常态，贫乏的物质生活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谁知，“吃不饱”的状态也慢慢渗透到了精神领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革阻断了求学路，却没有阻隔徐小平汲取知识的强烈欲望。 “我们那代人是在精神食粮相对匮乏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对知识和文明有强烈的求知欲。改革开放前，我只能从有限的资源，如《唐诗三百首》《离骚》等中汲取知识。” 残缺不全的教育和强烈的求知欲构成了徐小平那代人独特的人格--对知识、文明、外部世界、新鲜事物都充满着渴望。1978年恢复高考，让徐小平等年轻人欣喜若狂，压抑了多年的求知欲如井喷海啸般迸发。就这样，徐小平如愿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五年大学毕业后，徐小平来到北京大学，成为艺术教研室的一名教师。也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两个同样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俞敏洪、王强，三人成为亲密无间的好哥们，一起吃饭，一起过节，相互照顾，为后来共同创业打下了坚实的感情基础。“三剑客”完美配搭，创富新东方 北大的工作生活虽平稳安逸，却渐渐不能满足徐小平了，他不想一辈子只当老师，不想搞学术，他想改变，他要离开，于是，他选择了出国。 1987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徐小平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美国滋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甜美，更多的是不易与艰辛。为了完成学业，徐小平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在中餐馆里擦桌子、洗碗、送比萨……徐小平在一份份工作中体味着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底层生活，逐渐具备了能上能下的气度与实际动手能力。八个月后，徐小平获得了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于1990年毕业，获得音乐硕士学位。 徐小平毕业时恰逢北美经济低谷，失业率极高，他的求职道路举步维艰。1993年，他决定回国创业。但由于缺乏经验，回国后的创业之路并不顺利，失败让徐小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他再次回到加拿大，而这次重返使得他与俞敏洪再度重逢。 1995年，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来到温哥华。相隔十年再相见，两人一连聊了几个通宵，俞敏洪的亲身经历与话语重新唤起了徐小平内心多年来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留学事业的那份执著，面对俞敏洪的真诚相邀，徐小平决定再次回国。 新东方是个英语教育机构，音乐专业出身的徐小平没有局限于英语教育，而是敏锐地察觉到英语教育背后的目的--出国。看着学生们一张张充满渴望的面孔，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我觉得应该把多年的经验传给学生们，我不愿意有更多的人在出国深造路途上不断地走着弯路。” 由于在国外多年，了解出国流程，徐小平选择为新东方的学生提供留学服务，做得很精彩。三剑客强强联手，王强负责讲基础英语，俞敏洪教托福、GRE，徐小平则提供出国服务，三个中国合伙人在产业链上的配合堪称完美。 1996年，徐小平创办了新东方咨询处，从事新东方出国咨询和人生咨询事业。他坚信，做留学要与众不同。他的目光决不局限于眼前，有时甚至会刻意避开生意的目的，着力打造个人潜能，突出人生选择，着眼人生设计。这不仅成为徐小平的咨询理念，也奠定了新东方的精神，化为新东方品牌里闪光的一部分。他在《新东方精神》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要参与改造、更新我们古老的文明!” 2001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成立。2005年，新东方大楼落成。2006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从1996年到2006年，整整十年，徐小平在新东方开拓出留学咨询的新天地，用人生规划的方式将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送往海外，在为年轻人圆梦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咨询梦、创业梦。为青春梦，动“真格”的 新东方上市后，持股10%的徐小平成为亿万富翁。 “后来,新东方上市了。它变得和其他企业不一样，这让我们充满了精神上的愉悦。但上市后，突然闲下来了，使我很有挫折感。我常批评俞敏洪，三驾马车本可以继续奔驰在祖国大地上，但上市后我们的工作转变了。如今，我每天谈项目，把所创造的财富打出去时，依然在播撒新东方的种子和梦想。我们并未摆脱从前的心态，充满好奇心、渴望、参与欲，希望证明自己，从未变过。” “不在新东方浇水，我就去全社会下雨”，这是徐小平的愿望。于是，徐小平逐渐淡出了新东方的工作，他要继续帮助青年人，只不过这一次，要以一种属于他自己的方式。他不再满足于撰写文章和书籍帮助或为青年人做人生职业规划，而力求用一种更直接、更大胆的方式，让更多的有志青年获得实现梦想的机会。 早在一年之前，徐小平在参加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育与商业研讨会时，结识了一大批斯坦福学生，他们其中有些人后来毕业回国创业但缺钱，徐小平给了投资。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让徐小平开始注意到“天使投资”这一领域。 2006年，徐小平开始进行天使投资。他无比兴奋和激动：“天使投资是我在新东方之后继续帮助年轻人并以此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条路。” 2010年，徐小平正式对外宣布创立“真格”基金，进军天使投资领域。“真格”取自英文单词“Integrity”（完整、正直、诚实），他将其翻译为“真格”，“一个人要做成事，就必须要‘动真格的’”。 “青年人创业失败率是很高的，你可以丢了公司，但不能丢人；财务可以破产，但是你的人格和信用不能丢，‘真格’不能破产。所以我的基金就叫真格基金，我想通过这个倡导一种创业、创人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在国内的教育中是比较缺乏的。” 2010年，徐小平向陈欧的“聚美优品”提供了3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2014年5月16日，聚美优品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2011年，随着王强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加盟，“真格”基金正式进入2.0时代。 自成立以来，真格基金专注于TMT行业，包括物联网、移动互联、游戏、企业软件、O2O、电子商务及教育培训等领域的种子期投资。世纪佳缘、兰亭集势、聚美优品、一起作业、美乐乐、51talk等多家公司已经成为真格投资的明星企业。 2014年，在“第十四届中国股权投资年度论坛”中，真格荣获2014年中国最佳天使投资机构奖。 “我的钱来自于学生，也要用在学生身上。如果谈话谈到最后，我爱这个学生，我就想帮他，因为我会从他的身上看到我的影子。所以当我投资给他的时候，我相当于投资给我自己未遂的青春梦想。所以每当我决定投资，看到创业者欢乐的神情，那是我最大的快乐之一，我投资的是我自己心灵层面的一种东西” 在新东方的十多年里，徐小平做学生咨询工作、帮助学生求职求学，现在则是在帮助学生创业、创造财富，在帮助别人圆梦的路上，徐小平也渐渐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良师到天使，从就业指导者到创业指导者，”徐小平有些得意，“我还延续着新东方的光辉路径。” “不能纯粹为了理想去追求事业，但事业一定要有伟大的理想。”有着“老顽童”绰号的徐小平，年轻的心从未改变。这个把自己的心灵和灵魂都沉浸到年轻人世界中的非年轻人，与其被认为是投资人，不如说是一个教育家，与其说他是在做投资帮助年轻人，不如说他在每一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青春的影子，实现当年的梦想。人物简介 徐小平,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随着2006年新东方成功上市，徐小平老师开始转向资助青年人创业，并荣获＂2010年度最受尊敬天使＂称号。在2011年11月，真格基金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步入全新的ZhenFund 2.0时代，旨在鼓励青年人创业创新。继新东方为莘莘学子筑起国留学的桥梁，真格基金希望能为海外学子搭建起归国创业的彩虹。帮助国内外有理想的青年人一起实现他们的创业梦想。投资领域主要涉及电子商务、移动互联、教育培训、娱乐媒体等广泛领域。在投资界，以“投得快、管得少”而闻名。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7月刊总60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13日 -
【国际商报】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创新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处于极速变动之中。英国公投脱欧，中东一片乱局，欧美国家政治生态保守主义抬头，全球化处于微妙的波动中。同时，全球经济增长疲软，新兴市场国家同样面临严重的周期性和结构性挑战。全球范围内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普遍面临经济增速下滑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 “作为应对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就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而言，既不是‘全球’的，也没有达成有效的‘治理’。”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日前在北京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2016年报告》指出，探索新的方向，建构一个具有代表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尤为重要。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 目前，全球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大国政治关系领域、经济发展领域、金融安全领域、军事安全领域、全球反恐领域、全球贫富分化领域、气候变化领域以及跨国移民和交往等领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全球性危机，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治理机构在预测、救济和其他应对政策方面受到阻碍，难以应对。“欧美国家的制度优越感、民主优越感、经济优越感严重受挫，欧美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理应进行改革和转型。”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指出。 世界政治的力量分配正处于戏剧性的转变之中，新兴大国的地位越来越高。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新兴国家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同时，以二十国集团（G20）为依托，新兴国家逐渐成为探索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和推动者。G20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该集团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65%，GDP总量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90%，贸易额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80%。G20成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方面更是占据着绝对的主导权。 “新兴国家成员开始在G20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高奇琦表示，新兴市场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能够促进全球治理框架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治理创新之中国动力 “既然当前全球治理框架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不足，那么作为新兴国家代表的中国理应在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进程中提供智慧和方案。” 中国是具有地缘政治影响的大国，也是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的大国。世界发展议程、气候变化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反恐、网络安全等全球治理的重点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是难以解决的。中国坚持在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推进全球治理规则的民主化与法治化，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与稳定提供制度保障。2016年9月，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方案”的关键所在。“全球治理的改革需要中国承担责任和贡献智慧”。报告认为，在当今世界政治中，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拥有广泛的国际参与、合作的精神以及创新的智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尊重各国主权，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一直以来，中国都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一原则是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实现民族独立的重要保障。第二，是中国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尤其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求。真正的全球治理应该包含所有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一种灵活高效的“新多边主义”治理机制。第三，“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新理念和新哲学。在全球化时代，所有国家和地区呈现一种相互依赖的状态，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相互影响加深，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 站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全球治理指数》课题组提出了关于全球治理改革的近期、中期和远期规划方案，希望提出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中国方案和原则。2020年计划是全球治理改革的近期计划。全球治理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推动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强化G20的地位和功能，以及完善中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面。2030年规划是全球治理改革的中期计划。全球治理改革的重点是推动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鼓励新兴国家的参与，以及进一步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2050年愿景是全球治理改革的一种理想化的愿景。全球治理改革应当以推动联合国的改革为首要目标，确定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建立完善的全球治理机制。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6年9月29日
2016年10月12日 -
郑永年：西方之后 中国如何引导全球化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尽管西方总是批评中国的各种“墙”，但西方现在自己也开始筑墙。英国已经筑墙来堵难民，特朗普也建议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筑墙来堵移民。西方有更多的无形的“墙”抵制着全球化的进展，例如西方国家总是以“国家安全”“环保”“与我们抢饭碗”等理由，拒绝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投资者。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开始低于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这导致了人们开始讨论“逆全球化”现象。实际情况的确不容乐观。今天，欧美盛行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政治已经为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英国的脱欧、美国特朗普主义、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右派等无一不是反全球化的。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引导全球化。如果没有西方的推动，就很难理解今日世界的经济秩序。贸易自由一直是西方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也一直被西方视为是软力量。不过，现在“自由贸易”在西方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人规避使用的词汇。 尽管反全球化现象一直存在，但从来也没有形成像今天那样的席卷西方各国的主流思潮。这种政治思潮的崛起必然影响西方的政治生态和经贸政策。尽管西方总是批评中国的各种“墙”，但西方现在自己也开始筑墙。英国已经筑墙来堵难民，特朗普也建议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筑墙来堵移民。西方有更多的无形的“墙”抵制着全球化的进展，例如西方国家总是以“国家安全”“环保”“与我们抢饭碗”等理由，拒绝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投资者。 不过，“逆全球化”并不是说没有全球化了，仅是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遭遇巨大的困难，甚至倒退，而西方本身也难以再充当全球化的领头羊了。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似乎方兴未艾。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并且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倡始的“一带一路”正在给全球化（至少在区域范围内）注入强大的动力。不过，较之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仍然比较小，西方全球化动力不足，必然对全球化带来负面影响。 领头羊角色是中国的机遇 从世界经济历史来看，在美国之前，大英帝国扮演了全球化的领头羊。现在美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中国需要也必然会扮演领头羊的角色。中国的领头羊角色既是客观使然，更是中国的机遇。从客观条件来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但即使是中速增长，也会在不远的将来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和最大的贸易国家。中国也是近数十年来对全球化有良好经验的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不长时间里，中国的GDP增加一倍。尽管高速增长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但开放政策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中国的机遇，即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继续顺势和平崛起的机遇。 中国要引领全球化，必须直面几个重大的挑战和选择。首先是要从西方推动的全球化过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这里最重要的莫过于全球化过程的财富创造和分配问题。全球化无疑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和其他方面的利益，但财富和利益在各国、各区域、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高度不平等。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和利益流向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少数人，主要是资本，而很多社会群体没有得到好处，有些甚至成为受害者。因此，全球化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社会高度分化。更为严重的是，在全球化影响下，各国中产阶级急剧变小。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曾经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基石。但是，现在中产阶级减小，直接导致了内部政治生态的大变化，使得民粹主义崛起，以往运作良好的民主政治不可持续。 中国如果要引领全球化，必须重新构造全球化，使其更具包容性。至少，全球化必须缩小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异，而非继续扩大。同时，各国政府之间也需要合作，节制资本毫无制约的能力，在亲商和亲民之间达成初步平衡。当然，资本本身也需要自我节制。资本的流动性很强，在全球化中扮演主角。不过，一旦全球的社会动荡起来，资本也会是受害者。对政府来说，需要防止全球化成为资本逃避税收的有效工具。 第二，中国需要和其他国家合作寻找全球化新的动力。从技术层面，全球化具有了新的动力。金融和互联网表现得最为显著。不过，资本本身的力量不足以构成新一波全球化的动力，政府必须为全球化构造平台。今天，在全球化遭受困难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开始强调新型区域性“全球化”，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以亚洲国家为主的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关系（RCEP）、和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都是类似的尝试。在美国主导的区域性贸易伙伴关系遭遇困难时，中国可以加紧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这方面具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可以进行升级版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把双边扩展到多边，也可以围绕着“一带一路”构造不同形式的经贸合作。 第三，中国需要更高级的内部开放。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已经初见成效。随着其实施，中国资本会加速“走出去”，促进沿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不过，“一带一路”是双向道，而不是单向道。中国的资本不能光是流出，还需要外国资本的流入；否则，“一带一路”就会造成中国本身的“空洞化”，经济发展就会不可持续。外国资本的“走进来”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化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中国必须扮演重要角色，正如美国在二战后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样。这里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和消费市场。如果美国不开放庞大的消费市场，就没有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全球化。中国“走出去”和外国“走进来”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今天中国本身所遇到的全球化困难，例如贸易投资的下降，和国内的开放程度不够是有关联的。中国领导层推进中国自由贸易的决心毋容置疑，例如中国新设立了诸多自由贸易区，就是为了推进自由贸易。不过，自由贸易区没有重大的突破，主要还是内部的问题。例如负面清单仍然过长，自由贸易停留在“内部交易”，把左手的东西放到右手，右手的东西放到左手。因为同质性过强，很难有体制上的突破。这需要中国更大程度和更高层次的开放。通过引入外来因素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这已经为过去的开放历史所证明了的。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一些社会团体把外资视为“狼”。不管怎样，在主动“引狼入室”之后，中国经济大变样。同样，今天也不能简单地把外国资本看成是“狼”。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开放程度必然减低。可惜的是，在不少方面，开放度已经减低了。例如，一些人把“自主创新”做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解读，理解成为关起门来自己创新。更深度的开放无疑需要前瞻性的政治判断和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中国应接过“自由贸易”大旗 第四，中国需要处理好与现存全球贸易体制和规则的关系。在这方面，在西方已经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应当接过西方“自由贸易”的大旗。对自由贸易，不应作过度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化解读，就是说自由贸易不应当被视为是西方的，而应当视为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和价值。自由贸易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来自于西方的经验和教训。在西方经济发展的早期，所谓的自由贸易是和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关联，是西方用枪炮打开别国的大门。后来当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失去合法性之后，西方才逐渐发展出有关维护和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很显然，制度和规则远较枪炮文明。 从总体上说，自由贸易非常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较之其它国家，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需要全球化的国家。无论是经济体量、贸易规模或者今后的经济发展动力，各方面的客观因素决定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能起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再也不能去重复西方的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西方已经确立的“自由贸易”体制和规则。在合理的领域，中国需要改革自己的体制，继续“接轨”，而非拒绝；在不合理的地方，中国可以和其它国家合作来修改和改进规则；在出现新需要的领域，中国也可以引领制定新的规则。无论哪种情形，世界贸易规则不仅是“写”的问题，更是实施的问题。如果规则不被其他国家所接受，最好的规则也是毫无用处。要使得规则可以实施，不管谁写规则，都必须考虑到所有相关国家的利益。 现存规则既可以帮助中国“走出去”，也可以帮助中国保护海外利益。不过，中国并不能过分理想主义，幻想现存规则可以为中国开拓出一个世界市场来。在开拓世界市场方面，中国具有其他很多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即中国可以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担负了很重要的作用。海外开拓市场面临的巨大风险，是民营企业所不能承担的。在实行“走出去”战略以来，国有企业可以说是用“钱”砸开了海外市场。尽管西方国家总是把中国视为是新殖民地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但中国的“走出去”并没有使用一枪一弹，即使中国所去的地方都是具有高度政治经济风险的地方。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可以根据现存规则，进入西方和其他国家的市场。较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规模小，较少被西方视为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具有更多的机会进入西方市场。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一旦走到海外，就需要保护，而现存国际贸易投资制度，则是一个有效的保护机制。 在很大程度上说，承继西方确定的自由贸易体制和规则，在此基础上有所作为，继续推进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有效手段。刚在杭州结束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国为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中国方案”不是推翻现存的体制和规则，而是对现存体制和规则的补充和创新。或者说，“中国方案”是探讨中国作为“领头羊”的全球化道路。中国要使世界变得更加自由，而不是相反。文章刊于《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0月12日 -
王志乐：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2016年9月23-24日，“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在宁波盛大举行。本届论坛是G20杭州峰会后首届关注投资中国和全球化企业发展的论坛，以“世界大市场--谋转型发展促产业融合”为主题，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共同主办，1000余位来自国际国内的知名企业家和跨国公司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在本次论坛全体大会一“打破边界--全球化进程的动力”的发言中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投资国，中国公司在投资时不光是要想怎么赚钱，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全球责任、诚信义务。以下是王志乐先生的发言实录为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有三点建议。第一是转变观念，适应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的新趋势，从投资输入国思维转变为投资输出国思维。根据商务部2015年对外投资报告，中国对外投资1457亿美元，商务部认为，2015年从统计上讲中国真正实现了从投资输入国向投资输出国的转变。然而遗憾的是，很多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的思维还停留在中国作为投资输入国的阶段。政府部门比较关注GDP，投资输入既是是创造GDP的，也是国民总收入的来源，但它对地方经济收入影响不是那么直接，投资输入是被动融入全球化，投资输出是主动型的全球化。投资输出国的思维往往要求对方国家对我开放，减少外资准入，保护我的投资，给我国民待，这两个角度是不同的。所以投资输出的思维是更开放，更高层面的一种对外开放的思维。如果想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减少外国的准入限制，享受国民待遇，就得先给外国企业放宽准入，给他们国民待遇。投资输出不是单方面的出去，而是以更开放的心态引进来。所以要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首先必须适应这个局面，转变观念。第二，创新理论，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中国企业走出去常常面临一个问题，国外很多地方认为中国是新殖民主义者。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要求中国企业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从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提升到全球公司的理论。1992年以来，全球的跨国公司加速转化为全球公司，他们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和跨文化的管理模式，逐渐形成了全球性公司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成功吸纳、整合了全球资源，极大增加了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影响力。面对跨国公司的这种变化，中国企业显得是落后的，比如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里面，他们的跨国指数已经达到67%，也就是说他们在海外的资产、海外的销售、海外雇员比例占总销售、总雇员、总资产的比例达到67%。而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只有13%，只有4家企业超过50%。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像他们这样整合资源能力强和高竞争力的公司。在这种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没有全球型的公司，我们在全球整合、全球竞争中就处于劣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刚刚走出去，没有经过跨国阶段，面临的就是全球竞争，这对中国企业来讲是一种新的挑战。因此中国企业需要跨越式的发展，超越传统的跨国公司的阶段，直接走向全球公司。这样的案例实际上在浙江也有，比如吉利公司通过收购沃尔沃，它全球的资产或者跨国指数达到67%，而且从研发设计、制造组装到营销服务，它都实现了跨国整合，所以它的汽车出现了新型的竞争力，既有自创的吉利品牌，也有收购的沃尔沃品牌，形成了自主品牌体系。所以中国企业应该学习借鉴吉利、华为等公司的经验，加快打造全球公司。第三点建议，要强化合规，提升企业的软竞争力。过去讲企业的责任是讲股东责任，要赚钱，后来提出要有社会责任、环境责任。最近这些年，全球型的大公司实际上在强化诚信、合规。为此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做了大量的努力。现在的国际竞争已经从过去的野蛮的不讲责任的竞争上升到诚信的合规的竞争。中国企业刚刚走出去就面临这样一种新规则的挑战。只有理论创新、观念转变，一直到强化合规，中国企业才有可能在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取得成功。 （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