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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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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志云：征信创新要把金融和非金融数据进行有效结合
理事简介涂志云，我爱卡/信用宝 创始人兼CEO、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理事。 万商云集，聚焦厦门。9月8日上午9时8分，备受世界关注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开启投洽会“金钥匙”。投洽会“金钥匙”可谓全球瞩目。上午8时，主展馆大门打开，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境内外嘉宾云集厦门，追逐商机，掘金“9•8”。论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万达集团总裁王健林，国民公公前段时间“一个亿的小目标”引来了吃瓜群众的广泛热议。巧的是，信用宝创始人涂志云也提出了“服务一亿个用户的小目标”引人侧目。 王健林在会上分享了一个关于投资的演讲，反响热烈。巧的是，涂志云也在本届投洽会中也做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互联网金融或者是金融科技发展，风险管理当然是核心，风险管理本身最核心的技术之一应该是信用管理和征信技术。中国在这个领域跟国际的发展来比，有20年的差距。我从1993年开始就加入了美国一家开发了美国和北美行业标准的公司——FICO，这是一家非常传奇的公司，有60年的历史，我在那工作四年。我有幸参加了五个国家级别信用体系的开发建设，深深感觉到中国在这个行业的需要，我们的市场潜力非常的巨大。因为征信体系不发达，使得交易效率特别低，也使得金融机构、互联网相关的行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我想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中美金融科技差异中美金融科技的差异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叫做互联网金融，美国没有这个概念，美国就是金融科技。在美国，30年前就一系列的上市公司，包括Schwab、eLoan、Paypal、Mint等。在美国，这是一个将近30年慢慢进化的过程，而中国其实大家都知道互联网金融元年是2013年。之前美国几十家的金融科技上市公司空白，中国一下子要填补上去，所以中国永远是把各种模式进行混在一起发展，所以中国是爆炸式的创新，我们什么都缺，所以一下子爆发出来。因为原因是30年的空白要去弥补。到今天为止，央行的征信中心有8亿人，但是有5亿的信用是空白。在美国30年前每个老百姓都有一个信用评分，你能不能租房子、找对象、找工作就是看评分多少，在30年前没有互联网、大数据的情况之下，人家早就解决了，而我们今天还没有解决。这是从信用卡对比来说，空间巨大。信用卡是最普惠的金融产品，你多多少少都应该有一张，信用额度可以低一点，但是在中国不容易获得，中国信用卡的通过率只有30%到40%，虽然我们有巨大的发展，经过13年的数据有两亿多的持卡人，是全球最大的增速国家之一。但是我们远远满足不了中国的需求，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数据，一个国家信用卡借记卡差不多，在美国的信用卡比借记卡多得多。而中国是两亿多人持有4亿张信用卡而我们借记卡是全球第一，是40亿张。所以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巨大，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为什么金融机构也好，互联网金融企业也好，这么难发展，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风险包括道德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等。 在美国三大征信机构的三家我们列了一个表，我们看一下，他们在全球最少的4千多人。而我们中国的征信机构就是央行的征信中心，大概也就几百人的规模，最好的民营就是芝麻征信两百来人，大家可以想想看，这怎么比。国外的征信产业从盈利收入来看，2014年的收入48亿美元，利润是13亿美元。中国除了央行的征信中心有利润以外，其他的都是刚刚起步，谈不上盈利。所以巨大的空间摆在我们面前。 征信行业相关法规现状 美国有十几部的法律在在保护征信相关的产业，最有名的是公民机会法案，这什么意思？早期在美国你作为一个少数人种，作为一个有色人种，比如你是一个非洲人，在70年代80年代想获得一个房屋贷款也不容易，你要做一个汽车贷款也不容易，白人银行家们就问你为什么要贷款，凭什么给你贷款？后来美国通过立法规定一些敏感的信息，比如你的种族，你的性别，你的身体状况这些数据不允许采集，谁采集谁违法。第二这些敏感的信息不允许在做评分的时候放进去，所以强迫美国的评分建立在非常客观，建立在用户真正的还款记录上，所以逐渐逐渐的美国的老百姓才能够贷到款借到钱。美国发达国家走到今天也是不容易，也是通过不停的立法，修正自己，才可以使美国公民获得比较平等的借贷机会。香港也有过法律，叫做个人数据保护法案，大概在2000年左右通过的。在这之前，香港的征信机构只能采集负面信息，就是所谓的黑名单，就是你坏人才可以采集，好人不能采集，通过修改以后香港的好人坏人一起采集，这样的好处是能够给好人更多的好处，给坏人更多的麻烦。中国目前在征信领域里只有2013年3月15日通过的征信业管理条例，然后在2013年12月份有一个征信机构管理办法，借着征信机构管理办法才有今天有8张民营的征信的临时牌照，还有N多家做企业征信慢慢开始了。所以当年美国做征信也是一千家公司，最早是一千家公司做征信，30年前的时候经过反复的兼并收购变成三大巨头，再加上若干个小公司，目前是比较成熟的。香港一家公司，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体系，中国是央行征信中心，另外民营的芝麻腾讯等于8家机构，还有近百家没有牌照，所以中国在迅速的补位。评分机构没有，目前我们有推出了芝麻的评分。新一代的模式可能会产生，也就是说传统的征信基本上是建立在金融数据的基础上，央行为什么有8亿人的人民可以采集得到，但是只有三亿人的记录，因为只有三亿人有在银行借过钱，所以这三亿人的记录会在央行的征信报告里，还有5亿有电话，但是没有征信的报告。 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金融数据管制比较严，包括信用卡、贷款和支付数据为主，但是非金融数据其实很多，比如公共信息、法院判决等等、身份信息、学历信息、通讯信息、社交信息网络、电商、出行记录等等。这些是非金融的信息，所以我个人感觉中国要做创新一定要把金融和非金融的数据进行有效的结合。美国这么多年来基本上以金融信息为主，其实有一个道理，就是他们非金融信息的表现形式已经表现在金融类，所以我只要看一个人你能不能管理好你的信用卡贷款等等，我基本上给你做一个判断，而在中国，因为金融信息不发达，所以需要大量的非金融类的数据进行补充来做比较完整的个人征信的评分。所谓的大数据，我们把两类数据结合在一起，就可能是社交行为，有一些支付行为的数据，这种的大数据版的征信和央行的征信报告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评分就要考虑到很多了，可能要考虑到你的金融交易记录，也要考虑到非金融的交易记录，显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蚂蚁的评分，还有其他的评分，他们有可能是以非金融数据为主，再结合一些金融数据进行，所以中国本身有可能直接进入一个大数据征信的模式和业态。大数据征信行业的机会这里面的机会当然非常的多，我们落后意味着有大量的机会，机会在哪里？四大机会：一个是数据的集合。当年美国有一千家机构因为需要在里面做工作，所以大量的数据需要整合，包括央行的数据库还是不完整的。第二就是数据的开放，假设央行加上八家民营机构，他们的数据是不一样，他们能够彼此开放，还是又形成N多个数据的孤岛，这个需要讨论。苏宁有大量的数据是开放还是自己用呢？这些数据央行并没有，央行的数据他们也没有。假设有十个信息孤岛还是大家都开放，所以这个数据如何进行开放又是一个问题。第三，数据的加工和产品化。光有数据是不够的。需要把数据做成产品，需要加工出来，加工成变量，加工成产品，这些金融机构才能够用。金融机构需要产品，需要中间变量，需要评分，在美国的金融机构用一个评分能做。比如房屋贷款720分就够了，这样一分钟之内就可以放贷款。所以有大量的数据的加工和产品化的工作要做。第四，就是怎么去使用。假如今天这个分已经拿出来，芝麻分现在已经有了，你敢用吗？怎么去用？这需要大量的金融管理的人才，我早年回国的时候开始帮香港征信局做评分，做完了以后金融机构不敢用，不知道怎么用，需要大量的金融人才去学会用这些评分，学会用风险管理的工具来改进我们的业务，提高我们的效率。所以在数据的采集、整合、开放、加工、使用等各方面我认为都有相当大的机会，在中国征信市场上。总结来说，我预测，中国在这个领域里落后美国二三十年时间，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市场又这么大，这种落后的反差和中国先进的数据技术和移动数据的反差迫使我们利用科技和大数据的技术进行一次比较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所以我的预测就是中国未来在征信领域里未来十年有可能走美国过去三十年的历程。文章选自信用宝，2016年9月12日
2016年9月19日 -
郑永年： 我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有人说他是中国威权主义在海外最积极的吹鼓手，他承认自己与很多官员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 他的时评文章频频出现在媒体的显要位置，并被广泛转载；他纵论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逻辑的著作，是市场上最赚钱的畅销书；他与中国学界和官方保持着良好的互动，经常受邀出席各种政策论坛，为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建言献策。 对于复杂且棘手的中国问题，郑永年往往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准确的预判。这使得他渐渐在中国读者中积累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因为他海外学者的身份，变得愈发受人瞩目。 虽然郑永年至今仍保留着中国国籍，但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他在很多人（包括官方）看来，其言论代表了或者反映着海外的声音，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与郑永年有过数次接触。他认为，这几年郑永年在国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与他身处新加坡有很大的关系。“他只要在《联合早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国内的《参考消息》一准转载。” 高关注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郑永年本人很抵触从意识形态出发讨论问题。他的文章不以左右为依归，常常受到左右双方的攻击。“左派把我想象成右派，右派把我想象成左派，其实我什么派别都不是。”他自嘲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0年初，他所著的《中国模式》在中国出版。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亚洲周刊》评为当年十大好书。由于他在书中对中国现行政治模式做出了不少积极的评价，很多自由主义者指责他粉饰权力、美化现实。这种指责最终演变成一场在中国学术界非常罕见的当面责难。 2011年5月30日，郑永年受邀出席上海论坛，并在闭幕式上发表演讲，讨论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些特征。演讲进行到一半，台下的新儒家学者秋风突然起身，走到主席台前，手指着郑永年连喊三声：“撒谎！撒谎！撒谎！”并离开了会场。 事后，秋风在自己的微博上指责说：“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在下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与一研究政治哲学的朋友愤而起身离开。” 对于这类指责甚至是攻击，郑永年的态度是坦然，不回应，不卷入任何纷争。他认为，许多中国学者已经习惯从各自的意识形态出发，把具体的实证问题扭曲成意识形态问题，加以情绪化解读，“这不仅对解决当下中国的各种问题没有任何益处，也不是做学问的态度”。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邱道隆是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和《技术赋权》等多本英文著作的中文版译者。在他看来，相对左右两派而言，郑永年看待中国问题的态度更加务实。 “他的思维和文字平和客观，没有偏激的戾气和言语的煽动；读他的文字，没有热血澎湃、激情昂扬地想兴冲冲去改造世界的冲动，而是让读者体会到一种深厚的学理和理性的认知，让人禁不住陷入一种思考，感受到一种对社会问题关切的情怀。”邱道隆说。 郑永年把自己的治学态度概括为理性主义。他相信，对任何问题都要进行理性分析，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诊断。“理性主义的态度并不复杂，它坚信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根源，也坚信人类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他常说，学者研究社会现象，如同医生给病人看病。“医生的职责是根据知识和经验给病人治病，如果病没有治好，只能说自己的知识不够或者专业技术还要加强，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光骂，而是要去诊断，它是怎么得病的，得的是什么病，才能开出有效的药方。” 这些年，尽管针对他的质疑不断，但郑永年从没卷入过任何纷争。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一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如果这个也回应那个也回应，就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了。” 一位熟悉他的书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郑永年非常勤奋，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工作。“和国内一些光说不写的学者不同，他是真写，而且产量非常高。” 很多人认识郑永年都是通过他的专栏。他开始写专栏文章是在1996年，给香港的《信报》写。2006年以来，尽管换了一家报纸，但他一周写一篇专栏的习惯一直没有中断。如今他的专栏文章主要刊登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 这些专栏文章多以时政内容为主，紧扣热点话题，行文通俗易懂。 “我评论的东西和我的学术理解分不开，我的主业是做学问，写专栏只是一个业余爱好。”郑永年说，“学者和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假设有个人生病了，尽管我不是他的主治大夫，但作为一名医生，也应该提供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 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平时不得不面对繁琐的行政事务和各种各样的会议。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管多忙，他每天至少要留出两个小时给自己，做学问，或写文章，雷打不动。 不过，这些文章也给郑永年带来了不少麻烦。一些人骂他是“御用文人”，是中国威权主义在海外最积极的吹鼓手。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过程中，郑永年反复强调，他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学术上是完全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人或组织。他承认，他与很多官员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作为独立的学者，上至总统总理，下至平民百姓，我都可以接触、交流。”他说，这也正是他喜欢学者这个角色的原因之一。 但独立并不意味着中立。邱道隆评价说，郑永年研究中国问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把爱国主义作为学者应该具有的重要品质。在他的文字中，处处可以见到“爱之深、责之切”的意味。 “是中国人，肯定要为中国说话。”郑永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一定要划分的话，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他说：“中国不缺自由主义者，但绝大多数都是西方自由主义者。我们有太多的西方政治学家、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他们只会照搬西方教科书。我仍然认为，通往自由是人类共通的东西。但遗憾的是，中国没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者。”从新加坡观察中国 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农村。1977年高中毕业后，他回到村里，成了一名地道的农民。在乡下，他做过记工员，当过村里的小会计。艰苦的农村生活，直到1981年他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录取才得以结束。 四年农村经历虽然短暂，但对郑永年影响很大。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90年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论文题目一度就想选中国的农村改革。“这段历史我太熟悉了，当年搞土地生产承包责任制，我就在村里帮农民分田分地。” 不过，考虑到对太熟悉的东西容易情感化，反而不客观，郑永年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题目，转向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这就是邱道隆后来翻译的《中国的“行为联邦制”》。 北大的生活，让郑永年感到既轻松又兴奋。“因为农村太苦了，读书还是要轻松得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一到北大，觉得大开眼界，很多东西从来没有听说过。事实上，在上大学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国际政治，他最初报考的是历史系。 “当年北大历史系和国际政治系在同一个大院内。”郑永年猜测，“可能是招生的老师觉得我英文考得不错，就把我弄到国际政治系去了。”不过，国际政治系的很多课程也与历史相关，比如国际关系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 1985年大学毕业后，郑永年又在北大待了5年，前3年读研究生，后两年留校任教。在读研究生时，他开始对理论著作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西方政治理论。这期间，他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邀，主编《政治学译丛》丛书，组织翻译了《政治学的方法与范围》等一批西方学术名著。 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留学是很多青年人梦寐以求的，郑永年也不例外。1990年，他踏上远赴美国的留学路。在普林斯顿大学，郑永年遇到了很多知名的政治学学者，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罗伯特·吉尔平就是其中一位。 常看郑永年文章的人都知道，他的文风简洁平和，文字浅显易懂。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与他的老师吉尔平有很大的关系。 吉尔平虽然学术造诣高深，但并不认为理论就是生涩的知识。他总是要求他的学生写文章时少用生僻字。“他告诉我们，你们写文章要让别人看得懂。”郑永年回忆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记着吉尔平的话。如今，他也这样要求他的学生。他认为，这是训练学生的最有效方式。很多人没有想通一件事情或者看清一个现象就去写文章，必然要用一些其他人看不懂的概念。想通之后，最复杂的事情和现象也可以用普通的语言来表达。 1995年郑永年拿到博士学位后，面临新的选择。“当时我有过犹豫，如果进入公司的话，会有十几万美金的年薪。那个时候年轻人需要钱。但是最后，我觉得读了一个博士去做金融、经济不符合我的价值观。”他回忆道。就这样，从普林斯顿毕业后，他又到美国另一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做了博士后。 定居新加坡，是郑永年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 1996年，郑永年即将离开哈佛，开始筹划自己未来的学术之路。当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想了解它们成功的经验，探究除了西方之外的不同发展模式。”他说。 郑永年本来计划在新加坡只待两年，并没有做长期定居的打算，但他很快发现，对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从那时至今，除了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3年，他一直没有离开过那里。 地处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虽然学术圈子不大，但高度国际化，与欧美联系密切，英语又是主要的官方语言，这让看重国际视野且习惯英语写作的郑永年非常满意。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离中国很近，但又不属于中国，地位超然。 “中国很多学者做研究，有些是资料不够，有些不够客观。在新加坡，你至少能够保证独立，并能够及时掌握学术与现实动态。”郑永年相信，这是观察中国的一个好地方。 在他看来，新加坡位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这里，没有一个完全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各种文明处于均衡状态。“这样你反而比较超然，学术做得比较好，这是它的优势。”郑永年说。把中国解释清楚 如今，郑永年每个月至少来中国大陆两次。他频频到各地尤其是基层和农村考察，频繁程度超过了很多国内的政治学者。 考察中，他一面给当地政府授课、做研究，一面抓紧机会了解这些体系的运作。 “我确实对中国社会很关心，否则尽可以选择更享受、更容易的生活方式。”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目标是“把中国解释清楚”。他把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称作“解释中国三部曲”。 第一部《作为组织化王者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再生产和转型》已于2010年在美国和欧洲出版。在这本书中，郑永年解构了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共都是主导中国政治的最重要力量。” 第二部《嵌入于国家的市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关系，已经写完，正在评审。 第三部《内部多元主义（暂定）》最为重要，他将从文明和民族国家的角度，探讨中国国家形态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发展道路，预计在五六年内完稿。 这三本书一本讲中国共产党，一本讲政治经济学，一本讲国家形态，互相独立，又相互关联。 “解释中国”的学术计划，最初萌芽于郑永年1990~1995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一开始，他和其他学者一样，在西方主导的政治学世界中，以西方的语言和理论进行中国问题研究，不过，他很快产生了怀疑。 “西方理论是解释西方经验的产物，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都是通过考察当时西方社会，把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中国的现实与西方不一样，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他说。 在国外游学多年，让他最遗憾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人至今仍没有话语权。这一领域的经典理论，基本都是18、19世纪西方转型时期的产物。那个时期，欧洲诞生了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亚当·斯密等一大批伟大的社会科学家。 “中国今天转型的体量，是当年欧洲的好几倍。中国却没有能力对此做出解释。首先从情感上，就很难让人接受。”郑永年说，“解释中国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学者之所以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和变革，根源在于中国学者的思想处于“被殖民”的状态，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仅仅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就像“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 他在《知识体系是最强的软力量》等文章中提出，“社会”是体，“科学”是用，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想解释中国，必须着眼于中国社会，对之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概念和理论，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体系不是自说自话，必须能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充分交流、对话，能够互相学习。 “我不是说自己就能构建起这个体系，但至少你要有这个意识，要去做这个事情。”郑永年曾说，他希望能活到100岁，把中国解释清楚。 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时间，郑永年尽可能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不随便参加饭局，周末待在办公室做研究或写作。他有一种特殊的缓解疲劳方法：中文写累了换英文，英文写累了换中文。 他也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唯一的消遣是跑步或者走路。 “跑步可以培养三种感觉，孤独感、饥饿感和疲惫感。尤其是孤独感，对于学者很重要。” 他解释说，“孤独感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做学问的人没有孤独感，很难有冷静的心智。”文章刊于《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73期，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9月19日 -
【CCTV NEWS】China loosens up work permits for foreign students
China may surpass Britain a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destination for overseas students in the next few years, according to British newspaper The Independent.According to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re than 397,000 overseas students from 202 countries and regions were studying in China in 2015. The number was up about 5.5 percent from a year earlier and puts China before Canada, Germany and France. The number of students studying for degrees accounts for more than 46 percent of the total and was growing at more than 12 percent.Beijing, Shanghai, and Zhejiang are the top three destinations.Mr.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CCG）, joining China 24 and points out there are several tendencies attracting foreign students come to China:First of all, China i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the growth is still very high, that attracted lots of foreign students come to China; Secondly,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d taken more efforts to attracting more foreign students come to China as well. For example, Peiking University has start Yenching Academy aiming to recruit foreign students. In addition, since last year Shanghai and Beijing allowing foreign students working in China through working visa or internship visa.However, China still ranked low in terms of the percenta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pare with U.S.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means huge potential for China to grow in term of attracting foreign students. Considering China’s job opportunity, big market,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increase number of enterprises going global, there need lots of foreign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As G20 Summit had just held in Hangzhou, China is need to attracting foreign students to expand 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consolidate relations, building bridges, and to have more ambassador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 think these momentums will continue urge to China to strengthen ties with other countries, continue turning more Chinese students going global as well as attracting lots of foreign students come to China.As long as China improve those policies, particularly open more English programs and employ more foreign faculties and relax on the visa requirements , we will see more foreign students come to China in the years ahead.【视频观看】http://english.cntv.cn/2016/09/18/VIDEQwga33coX0YM8fyDRg55160918.shtmlFrom CCTV NEWS，2016-9-18
2016年9月19日 -
张宏江：不想做 CEO 的工程师不是好学术领袖
理事简介张宏江，金山软件CEO、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近日，金山集团宣布公司执行董事及首席执行官张宏江博士将于12月1日退休，其30多年的职业生涯也即将画上句号。张宏江博士可谓是横跨学界和业界的大师级人物，在学术圈和商业界都有着极高的地位。而这两大领域的经历也使得它的职业生涯轨迹颇具色彩。| 张宏江早期经历17岁的张宏江考入郑州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学士学位后来到石家庄电子工业部第54研究所工作。工作三年多后张宏江从4000多个工程师中脱颖而出，被推荐到丹麦科技大学进修两年。进修第二年，导师请求学校特许张宏江在没有硕士学历的情况下直接攻读博士，最终学校破例批准。之后张宏江选择了遥感图像处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这也成为张宏江立足于学术界的重要人生选择。最终张宏江成为视频检索和查询的学科领袖。30岁时，张宏江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系统科学研究院工作，领导视频和图像内容分析与检索、计算机视觉和信息系统等多个研究课题。供职期间，张宏江在《多媒体系统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他在这个领域的第一篇论文，建立了现代视频检索和内容查询的一个基本框架，成为现代多媒体研究方面的最为经典的文献之一。35岁的张宏江加入美国硅谷中心的惠普实验室，担任主任研究员。三年后，他应邀担任了ACM 1999年多媒体世界大会的技术委员会主席，成为担任此职的第一位华人。| 微软时代的张宏江1999年初，已在海外漂泊多年的张宏江做出重要决定：回国，并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一年后，年满40岁的张宏江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负责多媒体计算、视频和图像的分析和检索，模式识别，网络搜索和发掘，自然语言和分布式计算机系统等方向的研究工作, 取得了大批一流的科研发成果并为微软公司的产品开发提供了大量创新技术，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发展成一所全球顶级的计算技术基础研究机构做出了杰出贡献。2003年，张宏江亲自创立了微软亚洲工程院。2006年1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成立，成为微软在美国之外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研发基地，张宏江博士担任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2010年1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更名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50岁的张宏江与张亚勤博士一起，共同规划并制定了研发集团的发展战略。| 金山时代的张宏江2011年夏天，张宏江帮朋友约雷军谈一个项目合作，谈完正事以后，雷军却话锋一转问其是否愿意加盟金山当CEO。“太突然了，是我约的他，而且前后两个话题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张宏江事后说到。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做不了。一个干了一辈子技术及技术管理的工程师，如何能够担当得了一个业务架构如此复杂公司的CEO呢？”但张宏江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这12年由他一手带大的微软亚洲工程院已步入正轨，此时的他似乎更想寻找新的挑战。所有顾虑很快就被真实想法所驱散。2011年10月，张宏江再次做出人生重要选择：离开任职十多年的微软，加入金山集团担任CEO。这位被雷军三顾茅庐请来的“老男孩”张宏江以“归零”的姿态带领金山集团踏上了一段新的征程。但这段征程似乎并不坦荡，当时金山集团总共有3000多名员工，核心业务包括：WPS、游戏、安全以及其他工具类软件。而且各项业务面临着比较大的问题，WPS遇到用户增长瓶颈，集团前景不清晰，金山软件的股价曾一度跌到2元多港币。张宏江发现金山业务远比他想象的繁杂，让他非常焦虑，毫无头绪。张宏江曾说到“以前的老同事见面都说我瘦了很多，但是我自我感觉精力更旺盛了。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情，虽然很累，但是做完之后成就感很大。”5年后的今天，过去3000多人的团队已扩张到6000多人，而且被分拆成猎豹移动、金山办公、金山云、西山居等几个子公司。2015年，金山集团营收为56.761亿元，网络游戏、猎豹移动、办公软件及其他业务产生的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24%、63%及13%。毛利同比增长58%至43.567亿元。张宏江连续两年入选《福布斯》中文版评选的“中国最佳上市公司CEO”榜单，走上事业顶峰。而在今天，张宏江正式对外公开即将退休，这意味着张宏江这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将要终结。| 职业生涯总结和愿景当下从学术圈进入工业界的人越来越多，但真正能做到在两个领域都非常成功的人寥寥无几。回顾张宏江的这些年，他无疑走在了学、业两个方向的最前面。而这位站在队伍前列的先行者时刻对未来科技走向充满憧憬。2016年8月12日，张宏江在雷锋网承办的CCF-GAIR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中发表《智能，大数据，云》主题演讲，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表现出对人工智能的期待。而在会后，张宏江在接受雷锋网采访时总结了自己的职业轨迹：我觉得这是一种“召唤”吧，从硅谷到微软，再到金山，热爱与热情从未熄灭过。最初本来只有3年时间的规划，最终却坚持做了12年。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每天都会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做，这种感觉令人非常兴奋，也正是这种感觉让我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去接受新的挑战。文章选自雷锋网，2016年9月13日
2016年9月18日 -
【新华社】谱写中国东盟关系新篇章——解读李克强总理在第19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日在老挝万象举行的第19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讲话，积极评价中国和东盟多年来各领域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就进一步发展双方关系提出五点建议。 专家认为，这一系列建议都围绕一个“新”字。这是因为，走过25年历程的中国与东盟关系正在由“成长期”转入“成熟期”，由快速发展阶段转向提质升级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与东盟关系既面临新机遇，也面临新挑战，因此需要新举措。 李克强总理把“谱写中国－东盟关系新篇章”摆在五点建议的首位。他提出，双方应加强发展目标和路径对接，继续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中国智库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葛红亮认为，李克强总理提到“新篇章”，意在为未来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奠定一个基调。“中国与东盟关系正在从‘成长期’向‘成熟期’迈进，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复杂的情况。总理这么说，就是希望大家把握住发展的主流。” 从1991年开启对话进程，到2003年将双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从政治安全互信、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不断加强，到如今进行发展战略对接，中国与东盟关系正在各领域走向深入，日趋成熟。 在老挝经济学家佐松看来，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必然结果。他认为，双方关系已由利益共同体提升为命运共同体，为国家间的互利合作树立了榜样。 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第二点建议是：构建政治安全合作新平台。其中包含一系列具体措施，比如尽早同东盟国家商签“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支持东盟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早日实现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机制化，促进双方防务和军事交流等。 老挝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丰西·劳丰认为，中国与东盟拥有巨大共同利益，因此要继续推动中国与东盟合作，加深互信，让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在他看来，中国是先进的发展中大国，可以帮助东盟各国加强公共安全、维护和平。 葛红亮指出，政治安全对话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支柱之一，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政治安全互信的加深。因此，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成为一个关键举措。此外，从具体操作层面看，双方防务交流机制的正式建立也将有利于加强沟通了解，消除疑虑误解。 经贸合作一直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重头戏。李克强总理的第三点建议是“培育经贸合作新动能”，包括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相关议定书有关成果尽快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等大项目，深化有关产业合作，提升工业化水平。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说，当前中国与东盟关系整体走势良好，尤其是经贸合作更有扩大深入的态势，但也不可否认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东南亚一些国家对于对华贸易逆差扩大非常担心；另一方面，中国在一些国家的项目仍比较集中于资源、能源方面，容易引起一些误解。 储殷认为，正因为如此，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培育经贸合作新动能的建议。在双方今后扩大经贸合作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共赢与释疑。既要让东南亚各国从中国的巨大市场中获得好处，又要在境外基础建设项目中积极引入民资、外资，淡化国家色彩。 中国和东盟地缘相连、人文相亲。在政治、经贸之外，人文交流也是双方的重点合作领域。 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第四点建议是：打造人文交流合作新支柱。以教育和旅游合作为优先方向，进一步拓展人文交流合作内涵，丰富交流形式，提升合作水平，将人文交流打造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第三大支柱。 目前，中国和东盟双向人员往来已从2003年的387万人次增至去年的2300万人次，双方互派留学生达18万人次，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境外游客来源地。 泰国前副总理、泰中友协会长功·塔帕朗西认为，人文交流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大亮点，也是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好畅通的民间渠道，加强人文交流，可以持续推动和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在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领域的合作。 中国驻东盟大使徐步也表示，中国和东盟国家应当不断丰富人文交流内涵，把民心相通工作进一步做实走深。通过更广泛的民间往来，夯实中国同东盟友好的社会基础。 李克强总理的第五点建议是：共同开创区域合作新局面。中国与东盟应当共同开创区域合作新局面。这主要涉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问题。澜湄合作是中方在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响应泰方有关建议提出的倡议，旨在帮助东盟缩小内部发展差距，是双方合作的新亮点。 储殷认为，提出加强区域合作有三方面原因。其一，东南亚情况复杂，各国差异较大，很难用一个框架来带动。区域合作是一个比较好的抓手；其二，区域合作与道路联通能够无缝对接，有助于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其三，目前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内有一些比较紧迫的共同问题需要通过合作来解决，比如水资源分配、地区安全、毒品与犯罪问题以及贫困问题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很有可能会激化区域矛盾甚至引发冲突。 （新华社记者 赵卓昀 刘健）文章选自新华社，2016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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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秘鲁总统库琴斯基访华 寄望吸引中方投资基础设施和矿业
导 读 秘鲁是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经济最好的国家之一，预计今年GDP增长为3.7%，2017年为4.1%。由于中国在拉美主要的投资对象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的经济遭受打击，中国需要在拉美拓展新的支点，与多个拉美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有利于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性；秘鲁的经济状况相对稳定，新政府执政有益于两国经贸关系。基础设施建设是库琴斯基新政府工作议程的重点之一，他在就职仪式上承诺将会减少个体投资的障碍，欢迎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 秘鲁总统库琴斯基于9月12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宣誓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出访。库琴斯基在出访前表示，将为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以及铜冶炼厂寻求投资。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3日与库琴斯基举行会谈，双方赞同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秘关系，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文化、新闻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希望加快推进“两洋铁路”项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7月底指出，秘鲁是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经济最好的国家之一，预计今年GDP增长为3.7%，2017年为4.1%。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于中国在拉美主要的投资对象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的经济遭受打击，中国需要在拉美拓展新的支点，与多个拉美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有利于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性；秘鲁的经济状况相对稳定，新政府执政有益于两国经贸关系。 中国驻秘鲁大使贾桂德在秘印加大学演讲时指出，秘鲁是唯一既同中国建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又签有双边一揽子自贸协定的拉美国家，中国是秘鲁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其重要投资来源国。2015年，两国贸易额达160.4亿美元，占秘鲁外贸总额的22.4%。目前，秘鲁已吸引170多家中企投资，投资总额超140亿美元。 基础设施建设是库琴斯基新政府工作议程的重点之一，他在就职仪式上承诺将会减少个体投资的障碍，欢迎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但不会违背当地人民的意愿。“秘鲁希望中国能够与之共同建设、经营和发展当地的基础设施，更加青睐PPP的投资模式。”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郭存海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据了解，秘鲁的运输成本占产品总值的比重达到24%，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高物流成本直接影响产品价格和出口竞争力。“秘鲁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尤其是连通首都和边缘地区的高速公路、铁路欠发达，基础设施有很大的投资前景。”储殷说。 库琴斯基称希望能吸引中国企业在秘鲁沿海、亚马逊雨林以及首都利马周边地区投资建设铁路项目。他表示，今后两三年秘鲁将降低利润分成税，鼓励企业再投资。 中国、秘鲁、巴西三国有望合作建设的连接秘巴两国、贯通太平洋(6.890, -0.06, -0.86%)和大西洋(4.780, 0.00, 0.00%)的国际铁路大通道项目——“两洋铁路”是颇受外界瞩目的大型项目。贾桂德称目前可行性基础研究正在开展，有望年内提交中秘巴三方审批通过。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9月12日在京会见了秘鲁副总统兼交通通信部部长比斯卡拉，双方都表示希望加快推进“两洋铁路”等项目。“中国、巴西、秘鲁政府都有推动建设‘两洋铁路’的意愿，但操作难度较大，在秘鲁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土地、人员动迁、环境保护问题上。”郭存海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环保问题掣肘矿业投资 秘鲁矿产资源丰富，是世界12大矿产国之一，其中铜储量居世界第三位。彭博社报道称，2014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秘鲁最大的出口市场；今年上半年，中国已从秘鲁进口34亿美元包括铜矿在内的矿产。 目前，首钢、五矿和中铝等中国企业已在秘鲁投资设厂。库琴斯基强调，秘鲁的矿业投资要告别单纯开采，扩大矿产加工和冶炼，以刺激经济、就业增长。 中国企业在秘鲁投资矿业面临的首要挑战是严苛的环保标准。“和拉美多数国家一样，有较大比重印第安人的秘鲁非常重视环保，在他们的观念里，环保甚至优先于经济增长。”郭存海说。 据商务部驻秘鲁经商参赞处援引秘鲁媒体的报道称，秘鲁于2014年起开始执行“史上最严”环境标准，将二氧化硫排放从80ug/立方米下调至20ug/立方米，一些大型冶炼厂由于难以达标相继关闭，政府不得不在主要冶炼地区维持原有标准。 当地媒体报道称，为扩大冶炼产能和矿业出口，秘鲁新政府将考虑修改现行环保标准。库琴斯基指出，秘鲁现行排放标准比芬兰等欧洲国家都要严苛，而这一不合理的环境标准阻碍了矿业投资。“按照秘鲁现行环保标准新建一条铜生产线耗资5亿美元，而按加拿大标准只要2亿美元，秘鲁应参照智利、加拿大等国标准修改。”库琴斯基说。 郭存海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库琴斯基对中国投资秘鲁矿业一向持明确的欢迎态度。然而，他的改革政策受到两大因素制约。首先，由于藤森庆子领导的人民力量党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库琴斯基推行政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与该党的博弈和妥协；其次，库琴斯基在大选中获胜是联合了左翼力量，而该左翼政党对外商在秘鲁进行矿业投资持谨慎甚至反对的态度。“如果库琴斯基在吸引外国投资矿业问题上不考虑左翼力量的感受，其执政联盟就会有分裂的危险。”郭存海说。 此外，秘鲁工会势力较强，工人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中国企业与工会打交道的经验还有所欠缺也是一大考验。受访专家认为，中右翼上台后，工会的势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但工人罢工不会根本性地减少，只可能在频率和程度上有所下降。 “中国企业投资秘鲁矿业，除了获得法律许可，还需要获得社会许可，即当地社群的认可和支持，减少他们对环境的担忧，使他们有分享投资成果的希望。”郭存海说。文章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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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庆：充分发挥市场化平台型加速器优势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理事简介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为加快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发挥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新引擎的重要作用，建议充分利用市场化平台型加速器的优势，大力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 一、政策背景 2016年2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促进众创空间专业化发展，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低成本、全方位、专业化服务，更大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促进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增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加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发挥科技创新在经济转方式调结构重要作用的关键环节。4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强调，促进成果与创新创业的对接。发挥各类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科技成果等创新资源与大学科技园、孵化器、众创空间等方面进行对接。 充分发挥市场化平台型加速器作用，助力科技成果转化，已成为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二、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院所科研工作与市场需求未形成有机联动 高校院所等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往往以申请经费、发文章、参加项目鉴定为目标，缺少科技成果最终用户的参与。大部分研究成果与市场需求相错位，很难直接应用或产业化。 （二）科技成果转化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 一项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一般而言，研究、开发、试验性生产等各环节的资金投入按几何级数增加。由于高校院所基本上没有能力或动力独自实现成果的中试与产业化，从而造成了科研院所大量“半成品”滞留在科研机构内无法走向市场。 （三）市场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较少 科技成果是一种特殊商品，其交易和转化难度高。由于技术无形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决定了技术成果的转移是极其复杂的商业行为，其交易和转化的难度远高于其他商品交易，并不能通过简单的在技术和企业之间形成对接就可以实现。 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涉及到法律、人才、资本、技术和市场众多创新要素的动态配置与整合。整个过程需要持续的管理和服务。我国当前能够完成全流程市场化服务的机构还比较欠缺。 三、市场化平台型加速器的发展特点 （一）资源整合能力不断增强 一些发展较好的平台型加速器，已经随着业务的开展，集聚了政、产、学、研、用等各种资源，初步形成了服务创新创业的生态体系。 （二）综合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一些平台型加速器已经发展成为集“共享办公+创业服务+科技金融+科技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创新创业平台，能够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揽子科技服务，具有了系统性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 四、有关建议 （一）以市场化平台型加速器为载体，开拓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市场化新路径 支持建立高校院所与平台型加速器的对接交流机制。鼓励高校院所定期向平台型加速器推荐具有市场化前景的科技成果。加速器根据独立判断做出筛选后，为有关科技成果匹配团队，对接投资，实现科技成果股权化。同时，在办公空间，创业培训、融资、市场推广等各个方面提供服务。对于其中发展较好的中小企业，充分利用平台型加速器的金融资源优势，支持他们走向资本市场。 （二）引导传统企业围绕转型升级的技术需求，在平台型加速器建立技术需求与孵化中心 鼓励平台型加速器为这些大型企业提供定向研发撮合服务，为开展定向研发的团队提供空间、金融、法务等服务。同时，在加速器平台上，促进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鼓励基于科技成果的收购、并购。 （三）支持平台型加速器为获得优质科技成果的中小企业提供后续孵化服务 鼓励传统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向平台型加速器推荐获得优质科技成果的中小企业与团队。加速器根据独立判断做出筛选后，继续开展后续孵化服务。 （四）支持平台型加速器发挥全国网络优势，针对各地产业集群特点，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通过科技项目资源与地方产业集群的有效对接，将科技项目资源的实施效果发挥到最大限度，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 （五）引导全球优质创新资源进入平台型加速器，促进国际技术转移 发挥北京国际交往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支持具有承接国际资源能力的平台型加速器，与全球主要创新型国家在华使馆建立沟通渠道。推动跨国公司、国际知名实验室在有关加速器设立研发机构，以加速器为平台，开展国际研发合作。引导加速器以房租和服务换股权的形式，为国际技术团队提供落地、融资、人力、市场等各方面的服务。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8月刊总61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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