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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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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中国企业在非洲逐渐多元化:寻找新的共存模式
【环球网报道 记者 吴梦启】今年上半年,中国在海外投资猛增58.7%。越来越多的资本走出国门,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企业的性质、投资方式、运营模式和利益已经出现了高度的多元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8月22日举行的《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形象?》研究报告发布会上,嘉宾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有意义的讨论。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柯银斌在会上的介绍,这份报告采取案例研究方法,选择4家中国企业及其项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部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形象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发生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例如提高产品质量与服务,注重培训,尊重当地法律法规、杜绝官商勾结和杜绝利用国家形象谋取私利等。 公关:可以穿过铁路桥的长颈鹿 与大部分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分析和研究类似,该研究报告也发现了许多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所存在的普遍问题,相关建议也比较明确。但是真正引起环球网记者注意的是,这场研讨会上各个企业家和实际海外工作者之间的讨论。本次发布会邀请了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所研究员贺文萍、上海达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何烈辉、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秘书长周鑫宇、中石油外事局高级工程师汪泽和中国路桥集团副总经理王利军,分别来自学者、国企和民营企业,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交流的内容也反映出了在海外的中国企业越来越丰富的多元化特征。 首先需要的是认识“企业”这个词语的定义。对于研究报告所定义的“中国企业”,社科院的学者贺文萍认为:“企业是一个庞大的主体,里面既有国企,也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国际的说法就是私人企业。” 关于中国国企在非洲的历史要追溯到多年之前。王利军称,中国路桥在1950年代就开始在非洲拓展,当时主要承担的是援外项目。从大约新世纪之交前后,民营企业也慢慢进入。2000年,大学毕业仅一周年的何烈辉也来到了加纳,刚开始的工作是进行服装买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在非洲的规模逐渐扩大。环球网记者之前做的采访中已经发现有大批的中国民营企业在非洲从事采矿、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迄今为止,尚未有明确的统计显示中国国企和民企在非洲的投资比例,但是民企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已是事实。 即便是中国国企,在非洲的角色也已经出现改变。王利军提到,自1979年以后,国企在非洲的援外任务已经逐渐弱化,援助方式也已经由无偿援助改为主权借款。在1990年代,国企参与非洲项目的方式改为竞标方式,带来了央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 国企和民企在非洲的共同存在和竞争意味着中国企业在这一区域利益的多样化,而行为模式因此发生了改变。国企的性质注定了它必须守成求稳。中石油的汪泽谈到当年公司在苏丹的开拓,从未有过可以遵循的模式,也缺少相关政策的支持。“一直到2008年ISO26000出来之后,我们才有了一个标准。”汪泽说。政策的滞后性使所有工作都只能悄悄地进行,不敢大张旗鼓地报道,被外界认为“不透明”。王利军对此进行解释道:“本身讲得越多,别人抓住的漏洞就越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中国路桥在修筑蒙内铁路(蒙巴萨-内罗毕)之前做规划,火车要穿过国家公园,需要向各种环保组织做工作。王利军提到,当时花了一幅漫画,一只长颈鹿从铁路桥下通过,反映出规划者们对环保的细心设计,然后以“长颈鹿都能通过的铁路”为标题发给了当地报纸。 选拔非洲人力到中国培训 对于一些研究报告认为企业应该实现本地化、雇佣当地人的建议,中国路桥的王利军委婉地表示,出于管理原因,以及按质按量按时完成项目的考虑,国有基建企业在非洲最好能够雇佣中国工人。有趣的是,作为民企老总的何烈辉称,他的企业90%以上的员工都是本地人。与国企处处小心不同,何烈辉进入非洲市场后,以信用为本,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以至于有时候“做生意都不用签合同”。目前他设立的达之路非洲投资论坛,已经是一个可以用于广泛沟通、公关性极强的交流平台。 而且作为国企,体量较大,比较强调风险控制。而民企比较灵活。何烈辉在非洲的第一个落脚点在加纳,几个月后转战利润更高的尼日利亚。十几年后,他已经跑遍了撒哈拉南部非洲。这一点对于一个国企来说比较困难。国企需要考虑的还有面对各种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基建类一项工程还需要考虑到工程完工之后的维修运营。贺文萍就提到,著名的坦赞铁路完工之后因为缺乏技术人才,几十年之后已经问题多多。而现在正在建设的蒙内铁路(蒙巴萨-内罗毕)铁路,就充分考虑了当地的情况,开展了对运营维护人才的培训。 有趣的一点在于,在发布会上的嘉宾们,不论来自民企还是来自国企,都谈到了对非洲国家人力资源的培训问题。这是国企和民企之间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中国路桥与国内大学合作,定期选拔非洲国家的学生到国内进行工程师培训,已经形成机制化。何烈辉的企业则采用双向培训,既派遣技术人员到非洲进行培训,也选拔一批员工到中国的大学进行培训。这种培训对于延续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影响力有非常正面的作用。 非洲大量存在的各国非政府组织有益于建立本国在非洲国家的正面形象。与会专家们意识到了非政府组织对于自身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并认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刚刚起步。“扶贫基金会到埃塞俄比亚搞午餐、微笑工程,给女童免费提供午餐。”贺文萍在会议发言中说。传统的医疗队和农业援助的项目还在继续推行。不过与会者们认为,中国在非洲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仍旧面临人员和素质不足问题,未来任重道远。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8月26日
2016年9月2日 -
【参考消息网】媒体关注”千人计划”:最顶尖人才没回国
台媒称,大陆近年来力推的“千人计划”,是否能终结人才外流?美媒报道称,“千人计划”确实令人心动,有人一回国就拿到15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因为美国经费是跟着项目而不是跟着人走”;但也有论者认为,千人计划吸引的人才虽然比土博士好,最顶尖的却还没回国。 据台湾《旺报》网站8月23日援引美联社报道称,美国密歇根大学年轻生物科研学者陈晓伟,原以为会在密歇根州的美丽小镇心满意足终老,但北京大学的慷慨邀请令他盛情难却。北京大学承诺的科研启动资金,让他可以研究自己最感兴趣的课题,这在美国简直无法想像。2014年他带着妻儿回到北京。 陈晓伟是大陆“千人计划”回国的海归之一。如今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剧增,仅2014至2015学年度,就有30多万名中国留学生赴美,其中最抢手的高学历、经验丰富的理工科留学生流失严重。一项调查显示,2006年在美国大学取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4121名中国留学生,有85%毕业后5年仍选择留在美国。 报道称,为了终结人才外流,2008年大陆启动“千人计划”。与在中国本土接受教育的科研人员收入相比,“千人计划”提供的薪资高出好几倍,还提供子女教育津贴及科研启动资金,单是签约奖金就高达15万美元。至今“千人计划”已成功吸引6000余名尖端人才回国,类似的省市级人才引进计划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目前回国的高端海归包括:美国普渡大学神经学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李沉简,他在北大开设一门《批判性思维》课程,并改革大学录取模式,取代分数定终身的高考制度。诺奖得主屠呦呦的“伯乐”、美国西北大学神经生物学家饶毅回国后,任职于北京大学。当年早已功成名就的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施一公,现在则是北京清华大学副校长。 报道称,也有人质疑“千人计划”人才并非最优秀。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崔大伟(David Zweig)研究中国高端人才引进策略已有25年,他给美联社的一封邮件里提到:“我认为千人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从海外招募而来的全职人员普遍优于本土人才,不过最优秀的人才尚未回到中国。”文章选自参考消息网,2016年8月29日
2016年8月31日 -
【大公网】中国创新创业须加强草根、国际人才“统收”
大公网8月26日讯(记者严雪)“创新创业,把草根、国际人才引到中国来,让中国的“土鳖”和“海龟”相互结合的模式非常好。当下,无论从政策、培训、孵化、投资、创业服务、办公、生态等各方面都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配套服务,这是对企业发展非常有利的。”8月25日,专家在2016中国威海?国际英才创业峰会(以下简称“英创会”上如是表示,并称创业者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利用科技和资本两个力量来助力产业腾飞,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论坛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人社部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王辉耀,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王阳,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胡建华,分别围绕中国人才战略新趋势与创新创业机遇,时代的机遇因创业而重塑,打造人才高地、实现创新发展等主题发表了演讲。 王辉耀在演讲中对当前中国的人才战略趋势及各地最新的人才政策进行了深入解读,并对威海人才发展工作提出有效建议。他指出,当前,人才流动是全球化浪潮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并已成为中国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归流出国和回归国。2016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多个具有突破性的吸引国际人才的文件,为海归回国创业提供了政策性支持,未来海归创新创业将获得更多机遇。威海可以在人才发展方面多借鉴广东、北京、上海、福建等地,尝试降低绿卡门槛,允许外国留学生创新创业,吸引海外创业团队人才,允许外国高层次人才从北京入、威海出等人才新政;开展国际化教育,增加威海国际化人口比例;出台威海海鸥、鸟巢计划等各层面的人才计划;发展国际化智库,建立“旋转门”制度,从而打破体制内外人才流动的壁垒,提升人才驱动力。 王阳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中国今天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长期的挑战,比如投资、环境等困境,李克强总理提出创新创业,把草根、国际人才引到中国来,让中国的“土鳖”和“海龟”相互结合的模式非常好。当下,无论从政策、培训、孵化、投资、创业服务、办公、生态等各方面都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配套服务,这是对企业发展非常有利的。” 同时,王阳补充说,政府也为回国人才提供了非常好的融资渠道与退出机制,因此创业者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通过双创和国际并购两个翅膀,利用科技和资本两个力量来助力产业腾飞,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胡建华则提出了具体方案。他指出,要通过深入调研开发区和科技园确定符合实际功能的定位,制定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人才政策和相关制度,建立高端人才信息库,有计划地引进人才,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加强多方长期合作,从而实现战略目标。文章选自大公网,2016年8月27日
2016年8月31日 -
【齐鲁晚报】释放创业创新“洪荒之力” 看看这些威海专家分享的“干货”
▲中国威海国际英才创业峰会开幕。 记者 王震 摄 本报威海8月25日讯(记者 李彦慧) 25日,2016中国威海·国际英才创业峰会暨中国山东第九届海内外高端人才交流会威海会场开幕。启动仪式后,创新创业发展论坛主题演讲及圆桌研讨随后举行。专家与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现场交流,碰撞观点。论坛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负责承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王阳,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胡建华等三位嘉宾作主题演讲。 国际人才交流高地 王辉耀建议,威海可以总结提升上海、中关村、广东经验。“威海有这么好的国际学校、985、211大学,完全可以申请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包括韩国留学生。”王辉耀认为,中国现在特别缺国外的学生,我们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比例是全世界最低的,像欧美留学生将近5%、10%的留学生,中国是0.23%到0.5%。威海有不少高校,又靠近日本、东北亚,可以把韩国、日本的留学生大量地吸引到威海,也包括这些技能人才,包括国际访问学者计划到威海,世界青年教师威海计划等等,还有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学者到威海留学,或者向全世界发起来威海实习的计划,实习威海计划,欢迎外国学生到威海来实习,给企业创造条件。 为了更好地打造外国留学生来威海,王辉耀建议可以扩大威海外国教师比例,把海归或者国外教授带到威海,这样可以扩大招收留学生,甚至成立国际大学港、开展中外合作创业办学,创业教育、创业园区。“就像硅谷有斯坦福大学、有伯克利大学,威海小城有这么多高层次的大学,可以利用教育资源充分带动人才的发展,配合人才竞争。” 王辉耀认为,可以建立威海国际人才机构,实行威海“海鸥”计划。威海靠近中国最东端的沿海,而且吸引很多人才做“海鸥”。把韩国、日本,周边的东北亚,港澳台都吸引这里来,甚至可以发挥“鸟巢计划”,现在很多“海归”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在国内选环境的话,威海有得天独厚很多的优势。 抓住“双创”时代机遇 王阳分析,各地政府现在对招商引资变成是“招才引智”,这对高层次人才来说是非常好的机遇。国内的基础建设配套设施非常健全,项目增多了,现在就是缺的人才。他建议“海鸥”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做“海归”。“政策,培训、孵化、投资、创业的服务,办公的配套,生态各方面的配套,包括小孩上学,哪怕你安家落户都有补贴等等,这对(创业)企业的发展非常有利。” 王阳认为,创新不但要自主创新、把人才引进来,还要跟全世界联合创新。他以在IBM做全球副总裁的经历为例,分析IBM的在十年间的转型,除了研发部门的创新,大部分是做并购,过去十年,IBM收购了120多家公司,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各个方面,同时剥离了一些不需要的产业,比如说IBM的PC、IBM的存储器,就卖给了日本人。这个转型过程当中,中国的很多企业也可以借鉴。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收并购,不但是收到了品牌,更重要的收到了人才、专利,而且还收到了渠道。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可以借鉴一些大的公司转型的这种模型。 升级创业园区环境 胡建华就打造人才高地、实现创新发展,建议地方政府和园区如何创造适合的环境。他建议,园区在发展时要避免同质化。园区里的企业、产品要有明显的地方特色,真正实现“我有你无,你有我优”这样的局面;他同时认为,要改变靠人口红利的增长方式,要提高国际化,用高层次国际人才来促进创业创新,构成人才向往的高地,聚集国内外东西南北各类人才来到园区进行创业,他建议要建立高端的人才信息库,这样可以有计划地引进人才;王阳建议,威海的园区可以继续主动和国内外大企业、大公司,包括国内国外高校科研单位进行合作,加强在项目、人才、智力、技术、资源一些共享,建设研发基地、科研院所的实习基地,一起升级。文章选自《齐鲁晚报》,2016年8月29日
2016年8月31日 -
【Global Times】Green Lights for Green Cards
Overseas Chinese descents and Chinese studying abroad are the focus of China’s strategy to bring in foreign talents. Photo: Li Hao/GTOn the morning of March 1, Huang Ying arrived at the new service center for foreigners applying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permits in Beijing’s Zhongguancun, known as China’s Silicon Valley. One hour later, the Chinese American man finished submitting his paperwork for the permit or Chinese green card.He was informed the permit would be issued in 50 days. "I didn’t think it would be so efficient," Huang told the US China Press, adding when his relatives filed for the permit previously, the wait time was much longer. Huang, the vice president of Chinese IT giant Lenovo, was among the first group of foreigners working at Zhongguancun who was granted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permit,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vorable visa policies providing foreign talents easier entry and exit, which took effect on March 1. As China’s economy continues to develop, the demand for foreign talent that can bring in core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on is huge. Among the targeted talents are a large number of waiji huaren - foreign nationals with Chinese ethnicity either born overseas or new immigrants - who are increasingly drawn back to China by the country’s opportunities. Overseas Chinese account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candidates for China’s green card. Photo: ICThe policiesPermanent residency in China, with benefits bestowing long validity, easy entry and exit, more convenient accesses to employment, children’s education, buying a home and investment,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to acquire. In 2013, the number of foreign nationals living in China reached 848,500. However, from 2004 when the permanent residency policy was introduced, to 2013, only 7,356 foreigners have obtained the permit, according to Blue Book of Global Talent Annual Repor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5) by think tank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The candidates for permanent residency permit in China are narrowed to investors with more than $500,000 invested in China, technical personnel at executive positions in certain organizations, such as companies under State Council departments or provincial-level government, professors at top universities, companies carrying out national projects or other key technology enterprises, high-tech and foreign-invested companies in State-encouraged industries. Waiji huaren, under the category of family reunion, are provided convenience in visa issues, according to the websit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t covers unmarried people under 18 who come to China to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elderly above 69 who have direct relatives that are Chinese nationals and spouses of Chinese nationals. Luckily, Huang’s application fell into the group of waiji huaren who can benefit from the new visa rule in Zhongguancun. Chinese descents who have a doctorate or have worked in a Chinese enterprise for more than four years and who are able to maintain a no less than a six-month stay in China each year, can apply for the Chinese green card directly.From March to May 20, a total of 83 foreigners have submitted an application for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permit at the service center in Zhongguancun, according Zhongguancun Science Park’s website.Overseas Chinese a main focusOverseas Chinese descents and Chinese studying abroad are the focus of China’s strategy to bring in foreign talents, said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according to a Global Times report in 2015."The main goal is not just to bring Chinese workers overseas back to China. However, it’s only natural that the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trend shows that a person is more likely to come back to their ethnic homeland because they have more connections," said Liu Guofu, immigration law professor at th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targeted foreign talents, for example, the elit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may not be interested in China due to lack of connections within the country, said Liu. The demand for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cy of waiji huaren is certainly higher compared with foreigners without Chinese heritage or connections.Globally, to attract the overseas diasporas back to their homeland is common practice of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alent flow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only accounts for 3 percent of the total international talent, Liu said.For example, India has adopted the PIO (person of Indian origin) card scheme, providing eased visa terms for foreigners with Indian heritage to enter and stay in India.Reform remains elusiveKer Zheng, a 26-year-old American-born Chinese who works in an IT company in Beijing, got his work visa last December. In his opinion, a Chinese green card is beneficial to allure overseas Chinese who are crucial to helping Chinese companies expand overseas and grow their businesses."Most companies don’t want to pay high global salaries for foreign talents. So,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find other ways to tempt talented overseas Chinese. A Chinese green card would make things easier," he said.Nevertheless, Zhongguancun’s relaxed visa policy on overseas Chinese, according to Liu, has its own inappropriate aspects. "[It’s targeted at] doctorate and start-up entrepreneurs. It’s hard enough for Chinese to start up a company, not mention waiji huaren who have lived overseas for decades. It’s risky for them to make the decision to come to China to start up a company," explained Liu. Meanwhile, people with doctorate degrees are looked after in many countries; China might not be their best choice, he said. The visa policy should function to gather and affect a much larger group of people, Liu suggested. "For example, many people with a bachelor’s or a master’s degree want to work in China, but they are not well supported."Zheng agrees. He said the requirements should be eased to cover more white-collar jobs, and also younger people. "Younger generations will be more energetic and active, but most of us are not interested in marrying a Chinese spouse anytime soon and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or desire to invest $500,000 in a local company," he said.American-born Chinese Mary Peng, founder of Beijing’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Veterinary Service, has lived in China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As an MBA graduate who runs her own business in China, the Chinese green card is still too far from reach. Peng first looked into the permanent residency application process 10 years ago and also reviewed the process recently. "It’s not easy for owners of small-medium enterprises (SME) to apply," she said. As an employment visa holder, Peng has dealt with the complicated visa renewal process from time to time. Last time, she had to resubmit her company’s registration documents and handed in her passport. She was without her passport for over 21 days while her visa was being processed in Beijing; she could not leave the country or conduct banking transac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without her original passport. Peng suggested China consider a better visa policy for SME owners. "Many SME owners in the US are immigrants and collectively employ a great number of people through the jobs they create," she said. "These companies pay tax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country with many helping develop the service sectors of the econom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everyone."The sense of belonging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some overseas Chinese are advocates of implementing the "huayi card," which can serve as an identity card for waiji huaren. During two annual legislative sessions in 2016, Pan Qinglin,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nd a representative of overseas Chinese federation, submitted a proposal to research the possibility of an identity card for overseas Chinese, on the principle of China’s derecognizing of dual citizenship.In Liu’s opinion, an identity card for overseas Chinese can be sensitive. "It is very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to define which group of people can be classified as huayi ," he said. But gradually, relaxed visa regulations involving waiji huaren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China’s major cities.To improve the service for foreigners and provide a better exit and entry environment for the free trade zone and innovation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16 new exit and entry policies. For example, starting from August 1, waiji huaren who were born in Guangdong, or those whose previous resident permit was in Guangdong, are able to apply for a five-year visa with multiple entries to stay in China. Waiji huaren who have a doctorate degree and work in the Guangdong Pilot Free Trade Zone; who have worked for four years in a sequent in the zone and have maintained a more than six-month stay in China each year, can apply for the permanent residency permit, according to the website of Guangdong Pilot Free Trade Zone. "The green cards for overseas Chinese make a lot of sense," said Zheng. "From a personal standpoint, my mother still regrets giving up her Chinese citizenship because China does not recognize dual citizenship; she still feels very Chinese and attached to her homeland. Our relatives are in China as well.""Many of my American friends of Taiwanese and HK descent still have Taiwanese passports and HKIDs, so why can’t mainland descendants have them as well?" he said.Peng thinks an identity card for overseas Chinese is an interesting proposal. But she went further to advocate simplifying the process for any foreign national to apply for the Chinese green card. "An equitable system for reviewing green card applications, regardless of ethnicity,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all countries," she said. "Individuals with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ideas and strong work ethic can mak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their adopted countries, regardless of ethnicity or nationality." (By Li Ying)From Global Times,2016-8-28
2016年8月31日 -
王辉耀: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重要路径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境游客源地,也是人均境外消费最多的地区。2014年大陆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07亿人次,出境旅游花费1648亿美元。旅游能够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也能增加当地老百姓和我们国家之间的友情。通过旅游,能获得沿线国家的理解、认可和文化包容。 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以旅游为先导、以产业园区为窗口、打造合作样板工程、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借助华侨华人网络、借力多边金融机构、大力培养“一带一路”人才、发起设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建立“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等九条路径,积极参与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中国提出建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继续扩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版图,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载体。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及金融合作等互联互通的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再加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保证了丝路沿线国家的硬环境建设。此外,在APEC会议上,中国通过协商建立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路线图,进一步消除各国的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软环境。“一带一路”软硬环境的兼备将会为中国“走出去”创造前所未有的良机。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1990-2013 年,“一带一路”地区的对外投资流量以年均27 % 的速度稳定增长。“一带一路”覆盖国家的外贸、外资流入,每年增速分别是13.9% 和6.5%,高出全世界平均增长水平,而其出口有望在未来十年达到世界的1/3,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三极”。 除我国政府在政策、资金上提供支持,为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保驾护航外,中国的商业银行机构、保险机构和沿线各国的商业金融机构以及有关基金都将为投资“一带一路”国家与地区的中国企业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美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的规模持续增长,2013 年投资“一带一路”的投资规模为659.54 亿美元,占其总投资的24%。而中国相应的投资规模仅为136.52 亿美元,仅占其总投资的15%。可见,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具体而言,中国企业可以从以下路径积极参与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旅游为先导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境游客源地,也是人均境外消费最多的国家。2014 年大陆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07 亿人次,出境旅游花费1648 亿美元。每年约2 万名游客往返中国与美国之间,中欧之间的游客人数有15000 人。我国旅游能够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也能增加当地民众和中国之间的友情。旅游业具有促进交流沟通的独特产业作用,能打破意识形态壁垒、经济贸易壁垒。通过旅游,能获得沿线国家的理解、认可和文化包容。 “一带一路”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我们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的旅游资源优势,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旅游协同合作,促进沿线旅游业的发展。目前中国的海洋旅游资源竞争力不强,因而可以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展海洋旅游,例如投资滨海旅游度假村等项目。 同时,这要求我们逐步完善出入境旅游的政策,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吸引、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旅游企业参与其中。世界各国都在放开对中国游客的签证限制,有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对中国实行了免签或落地签。最近不到一年的时间,印度、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相继简化了大陆游客办理旅游签证的手续,并延长了有效期。 最后,我们既要对外加强旅游合作,也要自我修身、提高公民道德素养。旅游合作可以强调文化之旅,应该在旅游业宣传上,增加我国公民对深层次文化旅游的认识。以产业园区为窗口 海外园区有利于发挥企业的群体优势,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在“十三五”时期将有更多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各类性质的园区。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海外园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带动作用,提升海外园区的效益: 一是发挥海外园区开发建设的企业主体作用,减少海外园区建设的指令性任务,弱化海外园区的政治意义,以市场为导向,以盈利为目的,海外园区建不建、怎么建,企业说了算。 二是发挥政府在海外园区开发建设中的政策导向作用,对海外园区的整体规划、园区的产业定位等做宏观指向。 三是加大对海外园区的支持力度。一方面要加大对海外园区开发建设的资金支持,目前虽然国家对审核批准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有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海外园区的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政府的补贴远远不够,那些没有通过审核批准的园区,面临的资金压力会更大。另一方面对中资企业较为集中的海外园区要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尤其是对于恐怖主义高发、政治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应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 四是加强双边政府间的协作,对于企业自主确定要开发建设的海外园区,政府应通过外交等途径,助推中资企业开发建设的园区与东道国开发计划接驳,协助企业解决海外园区开发建设过程中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不畅的问题。打造合作样板工程 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具备,在接下来的落到实处工作中,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有助于“以点带面”地带动中国与区域各国的政治互信,逐步赢得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响应和对这一愿景的支持。 “一带一路”的建设应该首先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国别化实施,通过成功范例,逐步与沿线国家形成共识,不急于大面积一次性铺开。中国可以在沿线选择与中国关系相对友好的国家作为范例,如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柬埔寨等,获得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响应和对这一愿景的支持,以它们为着手点,以点带面,以点带线,进而带动其他国家。中国也可以以区域内有一定影响力和领头作用的大国作为切入点,形成范例,如与印尼的合作可以一定程度上带动东盟各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可以一定程度上带动中亚各国。 其次,现在有不少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是不行的,必须有几个具体的项目作为样板工程。例如,中国可以与样板国开展“中国开发区”和“产业园”等合作,为以后与其他国家、其他层面的合作树立模板。以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这一特区已经成为柬埔寨当地生产、生活配套环境最完善的工业园区之一,并且正在努力建设成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的样板国与样板工程。充分发挥智库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国家较多,各国政府领导人事务繁忙,没有充裕的时间深入研究“一带一路”问题,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还不够,所以民间二轨的建设交流非常重要。智库可以探讨各种机制、方案,寻求利益的平衡,如果两国或多国的智库达成共识并提出良好的建议,政府间的合作方向就会更明确。 所以,应该充分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建立“一带一路”智库峰会或智库联盟,通过智库来探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曾与印度尼西亚的八个智库做过研讨,印尼作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其国内智库对“一带一路”怎么看、印尼国家政府与民众怎么看、如何推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都与印尼智库专家做了交流。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很多,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中国的企业、机构、国民到国外合作需要注意一些政治、经济风险等,智库的研究可以提供指导,这是中国目前非常需要的。 此外,中国的跨国公司还不是很强大,“走出去”的基本是中小民营企业,智库可以将它们凝聚起来,并给中央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为例,就专门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所,以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借助华侨华人网络 “一带一路”沿线途经60 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宗教文化各异,民族关系复杂,发展程度不同,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的了解程度普遍不高,加上这些国家多为小语种国家,在语言上对中国企业构成一大挑战,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国家经营,将面临严峻考验。要克服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当地华侨的力量尤为重要。 从历史上中国移民的走向看,过去华人正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我国海外华侨华人中约有2/3 居住在东南亚,包括印尼、新加坡等国家,这些国家恰恰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近年来,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逐渐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政治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这部分人士积极承担投资经商等经济活动,成为国家“硬实力”的载体,又在无形中不断传播着中华文化,成为国家“软实力”的载体。借力多边金融机构 “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小国,币种小,国际市场也难以寻找到合适的金融衍生产品来对冲风险,使中资企业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在人民币国际化层面,中国虽然已与很多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但在实际中,大多数国家推动和操作实施的案例较少,互换额度很低,操作程序复杂,而且互换协议的期限比较短。这都对金融业支持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普遍缺乏申请国际信贷基金经验,要学会利用国际金融资本走进“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要认真利用好亚投行、金砖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构的支持。未来5 年,我国对外投资保守估计将超过5000 亿元,中小企业应该勇于去申请。大力培养“一带一路”人才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需要大量人才运作,包括各种小语种人才、了解不同国家文化的人才、懂得国际管理的专业化人才等。推进“一带一路”,首先要培养和集聚国内外的“一带一路”人才,实现人才的“互联互通”。 在中国留学过的外国领导人只有四五位,而在美国留学过的外国领导人有300多位,在英国留学过的有一百七八十位,这直接关系到国家影响力和双边关系。我们需要增加亚投行在教育领域的投资,设立“一带一路”留学基金,加强留学人文交往。目前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学生选择来中国留学的非常少,而且分布很不均匀,2/3 都集中在广西。因而要通过“一带一路”留学基金,加大留学教育的投入,加大吸引“一带一路”国家学生来中国留学的力度,培养熟悉、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即“知华派”,为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人才储备。正如美国很多先进科技和商业模式之所以能够转换来中国,就是因为大量留美学生的作用。 我们还可以充分依托海外孔子学院培养“一带一路”所需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人才。“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由于当地政策或成本需要,往往需要更多的本地员工。我国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培养大批了解中国文化的本地人才,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人才储备。据统计,孔子学院已经在全球培养了515万外国学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因为学习汉语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留学进一步了解中国。 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大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好已有的国际人才,是短期内解决我国企业国际化人才缺乏问题的重要途径,建议参考以下途径开发和利用国际化人才,提升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一是充分发挥中国前外交官和商务参赞的作用;二是加大使用海外华侨华人的网络力量;三是充分利用我国在海外的留学生资源;四是充分利用外国在华留学的优秀人才;五是用好曾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优秀人才;六是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本土化”人才战略;七是加大全球招聘的力度,提高管理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八是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吸引海外研发人才。发起设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担当。“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具体的、新的全球化的政策和愿景,将帮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中国下一个50 年的发展提供支撑,并对未来的经济走向发挥积极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份公共产品,是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机制,在这个平台上全世界都可以参与进来,也都可以从中受益。 中国是全球化和加入WTO 最大的受益者,“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中国可以发起设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或“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与沿线国家共同制定“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建立沿线各国在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协调的机制,加强共同治理、政治互信和文化交流。相较于经合组织(OCED)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一带一路”联盟覆盖了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富裕,实现世界经济发展再平衡。建立“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人口超过40 亿,占全球总人口的2/3。其中,“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巩固海上货运通道、加强沿海国家经贸合作、推进降低贸易与人口流动壁垒、推进港口城市建设等重要意义。 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可以考虑沿线港口与城市联盟合作模式,以新加坡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者城市的经贸和港口合作需求为出发点,以国际海运航线为纽带,鼓励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区港口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港口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以沿海港口航线到达的国家和港口为起步,整合沿线港口资源,发起建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 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要通道和通往亚洲、欧洲、美洲的必要门户,港口对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意义重大,同时,港口也需要加强软件能力的建设,要重点发展服务功能。文章选自《当代金融家》,2016年8月
2016年8月31日 -
沈南鹏如何炼就顶级投资术?
沈南鹏,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凭借数据和直觉的组合,沈南鹏在错综复杂的投资领域独树一帜。当三年多以前,沈南鹏面对大疆时,他的判断依据并不清晰可见。彼时,无人机是一个几乎无人关注的市场,无法判断究竟有多少人愿意花费5,000元高价购买一台无人机,更无人料想其市场规模如今已经超过百亿美元。尽管无法量化数据,但是最终红杉中国决定投资大疆。如今看来这笔投资极其成功:当下,大疆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一大消费级无人机制造商,估值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占据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份额超过70%。而投资大疆只是红杉中国团队的众多投资决策之一。在外界看来,作为红杉资本仅有的三名全球执行合伙人之一,沈南鹏似乎掌握近乎神奇的“顶级投资术”。在他的投资清单里,充盈着阿里巴巴、京东、美团-大众点评、滴滴出行、今日头条、唯品会、大疆等一批耀眼的明星公司,但沈南鹏却说:“对于投资,没有标准答案。”或许从旁人眼中能够将沈南鹏看得更加清晰。聪明与勤奋,应该是业界对沈南鹏的一贯看法。“沈南鹏是中国股权投资业界最聪明的人,没有之二。”清科集团董事总经理符星华如此描述,“他每天工作18到20个小时,很多项目都会亲自见。”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也认为,沈南鹏投资眼光独到。“腾讯这几年做投资看很多项目,基本每一个都会发现沈南鹏的团队早在1~2年前就已经进入。”马化腾不久前在公开场合如是表示。抑或他本身就是一个综合的多面体:理性如沈南鹏,他关注数据,精通财务,做出精准判断;感性亦如沈南鹏,他尽量多与创业者接触,仔细观察创业团队中每个人的性格,凭借直觉做出投资决策。“相信直觉”这一难以量化的指标,被沈南鹏称为风险投资行业里“最迷人的地方”。这也的确符合红杉资本的创始人唐·瓦伦丁的投资理论。瓦伦丁曾经告诫别人:要信任自己的直觉,这样就不会陷入传统思维,也不会试图取悦别人。时至今日,沈南鹏深得精髓。然而,最模糊的“感觉指标”需要耗费最多的精力和时间。为了能够与创业者更多相处,沈南鹏常常把被投公司的整个创业团队请到红杉办公室,提出问题,并且仔细听取创业团队里每个人的答案。他与红杉团队也会前往被投公司,花时间观察创业团队成员之间的讨论,从而做出判断。“投资者与创业者相互之间互动和交流,不是在一个点上,是在多个点上,需要时间积累。我认为这样才真正可能让双方互相了解,进入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婚姻’状况。”沈南鹏说:“我避免与创业者时间太短的接触,否则就容易判断出偏差。”为了寻找感觉,沈南鹏还会特意找到曾经与创业者共事的伙伴,询问创业者的“成长”曲线,以此作为判断依据之一。比如,对于一名新接触的创业者,沈南鹏会询问创业者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离开大学那一刻他做了怎样的工作?为什么又离开?他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今天他的创业原因是什么?问题看似简单,却可从答案里判断出创业者的动机和性格。而在项目投资过程当中,红杉中国都会有几位合伙人或者团队成员参与其中,沈南鹏也会认真听取他人意见。一旦做出投资决定之后,红杉中国则会不遗余力帮助被投公司,从而完成一段长达5至10年的长跑。诸如大众点评、诺亚财富、奇虎360等公司红杉中国已经投资近10年,而在红杉中国投资的创业企业里,有十几家的投资超过三轮以上。当然,沈南鹏并非完人,有时亦会错过最佳投资机会。比如,2008年他曾经遗憾没有更早投资京东商城。当时金融危机的气氛弥漫,京东的运营数字受到影响,加之竞争对手异常强大,京东的商业模式不被外界看好,企业到底是否能够脱颖而出,红杉中国有很多问号,也由此抱憾。幸运的是,也是由于早期的接触,让红杉中国在2010年成为了京东的投资者。时至今日,沈南鹏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判断与11年之前有多少差距。他的判断标准还是原来那三个:创始团队是否优秀、产品市场空间是否足够大、公司未来商业模式是否足够有吸引力。但挑战是每个问题都不容易回答,也常常没有标准答案。在如今的创业大潮下,创业者往往会携带项目,主动寻找投资。可沈南鹏更相信“自上而下”的投资哲学。他认为,投资机构应该对某一行业有成型的判断和观点,带着这些观点与创业者接洽更为高效,更加容易找到行业价值观相同的创业者。对此,美团的创始人王兴深有体会。他依旧记得自己与沈南鹏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沈南鹏并没有要求王兴拿出具体的商业计划书,相反主动介绍自己以及红杉,并且解释了为何红杉能够帮助到王兴。“那次我才知道真正厉害的投资人,他们在见面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功课,对商业模式有非常清晰的看法,甚至比创业者有更清晰的判断。”王兴说:“你不用去讨好他,只需要做好公司,这样才能符合他的判断。”对于初创企业,沈南鹏指出,一定要专注和聚焦。他告诫创业者:创业早期千万不要去做不必要的核心产品以外的扩张与消耗,而这恰恰是创业者容易犯的错误。对于红杉中国来说,投资的节奏与平衡至关重要。这家基金应该保持着稳定的投资频率,关注“精品”:它既不会因为经济低迷而减少投资,也不会因为某一行业的爆发性增长而投资过于频繁。沈南鹏认为,往往爆发性机会的背后存在隐患。“比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发现消费结合互联网后好像有很多创业机会。但是当进入壁垒过多、创业者之间的竞争加剧时,也不太容易出现顶级企业。”投资机构之间对于优秀创业公司的竞争在所难免,但是沈南鹏并不惧怕,相反他认为投资只是水到渠成而已。“很难说有绝对意义上的竞争。”他认为,投资者与创业者在有高度认同感后便会互相吸引,从而完成投资。所以,认同感有时比估值、投资金额更为重要。一个悖论是,红杉中国并非一味追求耀眼的明星公司,但沈南鹏的投资理念却往往与顶级创业者不谋而合。“我们不想去追那些所谓非常耀眼的公司,我们投资好公司的同时,价格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任务是给投资人带来优异的回报。”沈南鹏明白,过去虽然成功,但未来挑战更多,更加重要。目前,红杉中国投资的企业超过300家,涵盖了科技传媒、医疗健康、消费品与现代服务、新能源与清洁技术等多个领域,每一个领域红杉中国都有细分的投资图谱,要形成团队独有分析和采集数据的能力,从而做到深度专业化。迄今为止,沈南鹏更愿意把自己和红杉中国的团队称为“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始终保持创业心态也是沈南鹏一直倡导的重要文化。正如红杉中国的另外一位合伙人周逵所说:“红杉中国的团队就是一个创业者。我们创业的驱动力一个是中国机会,一个是精彩过程。能够与众多优秀创业者一起实现梦想,这种动力和激情让我们难以掩饰。”文章选自财富中文网,2016年8月
2016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