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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如何成长为具有确定性的大国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郑永年近日接受《亚太日报》记者电话访谈。他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国关系及地缘政治进入了大的变局。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可称得上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国际地缘政治其实就是大国政治，“如果大国关系稳定，即使一些小国再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也不会发生改变”。郑永年同时指出：“小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中也发挥着一定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更不足以改变世界。从很大意义上讲，小国的作用要通过大国来体现。”他认为，印度在不断成长，其体量也在不断增大，但从国际舞台看，其经济总量依然很小，军事上也难以称得上是一个强国。在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十年甚至二十年间，印度还很难在世界上发挥真正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尽管经济总量不大，经济影响力有限，但它仍是一个军事强国，特别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尽管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在走下坡路，但包括相比中国，其军事力量依然强大。他认为，目前对世界格局在经济上的影响，主要是中美两国。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仍有很大影响力，但是欧盟仍不能成为代表欧洲的一个整体。“可以说，中美两国是现今国际关系的主角，俄罗斯是配角。好比冷战时期，主角是美苏两国，中国是配角。由此，对国际关系的分析可着眼于从这三大角的关系”。1美国的相对衰落与中国的崛起郑永年认为，美国正面临相对的衰落，之所以这样说，是相比中国的崛起，美国的相对衰落会有个长期的过程，但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下去。“这种衰落并不是因为中国与其构成了竞争，而是源于美国的内部矛盾，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他指出，美国从中东的撤出便是由其内部问题所致。“美国在中东不面临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给它施加的压力，冷战后美国在国际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竞争者”。从中东撤出主要缘于国内政治的压力，因为美国再无如此强大的国力来支撑战争的巨额开支。“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并希望能控制亚太地区，是因为看到有利可图，而这有其战略理性的一面，”郑永年说。美国在中东如有利可图是不会撤走的，但当其在中东的成本远远超过所得的利益，美国便会选择撤走。而在今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亚太地区仍将是世界经济的重心。美国也自称越来越像一个“亚太国家”，而不是冷战之前的“大西洋国家”。虽然，欧洲对美国来说依然十分重要，但美国重视欧洲主要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而不再是因为经济因素，郑永年说。美国同俄罗斯的竞争及与俄关系的恶化，实际是缘于安全问题。在经济上，俄罗斯对美国而言没有任何挑战性。“东欧在冷战后实行民主化，美国曾非常支持，但为何东欧国家现在对美国非常失望？因为美国只关注其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而不关心东欧的真正民主化、经济发展等问题”。而亚太地区则不同。美国在经济上仍是世界第一强国，但中国经济总量增加很快，估计再过十多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这对美国在心理上的打击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拉住日本，及亚太一些其他国家来帮助他。2拉拢盟国，营造“亚洲版”北约郑永年说，以前，美国在军事上永远奉行单边主义，而现在，无论出于经济还是安全上的考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方案是建立“同盟”。美国的“同盟”方案包含几个方面：第一，强化美日、美韩、美澳、美菲双边同盟。在未来，美国还会试图建立更多的双边同盟，比如和印度、越南等国家。第二，美国要将双边同盟转变为多边同盟。比如，将美日、美韩这两对双边同盟整合起来，形成美日韩同盟，一步步扩大同盟关系。第三，美国鼓励其盟国自主建立同盟。如美国鼓励日本与菲律宾、越南等其他国家间建立同盟。这就是美国在营造的“亚洲版”北约。在郑永年看来，目前，对中国最具威胁的便是美国所引导的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组成同盟。“如果这些国家组成同盟，便形成了‘亚洲版’的北约”。建立“亚洲版”北约的计划并不是从奥巴马执政才开始，在小布什时期，美国就试图进一步推行“新保守主义”，只不过因为发生了“9.11事件”，美国随即把战略重点移向了反恐。而现在，中东变成了一个烂摊子，“反恐”反不了，美国便要退出中东，转向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北约机制。除了安全上，美国还在经济上力图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有人称之为“经济北约”，但却已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挟制中国。郑永年认为，美国在其政治、经济、军事都很强大的时候，做事还相对“理性”。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虽然其经济力量不如从前了，但在军事上仍是最强的国家。于是，美国便把战略重点放到了军事上。“一旦美国强调‘安全’，便会对中国造成了直接的安全威胁。如计划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便对中国构成了真正的安全危机。所以，如果这个多边的“亚洲版”北约一旦形成，中国将面临空前的安全威胁”。附文：郑永年：中国如何成长为具有确定性的大国 （2007年） 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到目前为止（2007年——编注）已经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请进来”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中国通过把全球资本“请进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请进来”开始时大多是海外华人资本，欧美资本随后。 这一政策非常成功。它很快结束了改革前中国较为封闭的状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巨大的动力。 就外部关系而言，中国“请进来”的政策和全球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冲突。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尤其是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主体的欧美国家 中国的开放政策无疑为全球资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和发展动力。正因为如此，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的“请进来”政策抱积极正面的态度。 在西方的思维模式里，开放经济总是和开放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在总体上吻合西方意识形态方面的期待。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要表现为“接轨”。和世界体系“接轨”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内部的各种制度机制来适应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是中国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 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 在外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欢迎中国的“接轨”政策。当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以后，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就有了相关性 也就是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外资进入的形式首先扩展到中国。很显然，中国是否能够顺利和世界经济体系“接轨”会影响这个体系的正常运作。 如上面所说，“接轨”表明中国政府主动改革自身的制度，接受现存国际体系的规则。 这样，西方资本的利益就可在中国受到保护的同时得到发展。从战略层面来说，中国的“接轨”政策也符合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战略意图。 这里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第一，从中国主动提出和世界体系“接轨”开始，中国已经走上了或者选择了一条和前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 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提出的“接轨”概念和西方国家所理解的中国的“接轨”概念之间表现出了巨大的鸿沟。 对中国来说， “接轨”是有选择性的，就是说，“接轨”是“洋为中用”。但对西方来说，更多的人所希望的是中国的全方位的“接轨” 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也是日后导致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矛盾的一个潜在根源。 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近年越来越明显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中国“走出去”的阶段。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与所有国家的资本一样 中国资本也会按照资本自身的规律走向能够盈利的地方。中国资本“走出去”本来就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 中国为全球市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价廉商品，为原材料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客户”选择，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级更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倾销高档商品的巨大市场。 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产生这么多的正面效应，那么为什么又表现为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呢?这里既有经济上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 在经济层面，随着中国经济体的壮大，内部的供应和需求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 正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都可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的程度对不同国家不同，对不同产业不同。 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并非经济学意义上所谓的需求和供应关系那么简单，它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就是说，任何经济学上的交易必然包含或者产生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是战略上的意义。 尽管中国努力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现和平崛起和发展，但是在那些主导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看来，全球化也正在使得中国有可能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很快走出亚洲，开始走向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甚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的美国和欧洲。 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影响力的崛起，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崛起，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 因为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来消化或者遏制中国经济崛起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经常感到深切的忧虑。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拼命通过政治手段，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外扩。 随着一个国家的崛起，其外在影响力也不可避免。中国的崛起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外在影响力?近来海外所热衷讨论的“中国不确定论”就是对中国崛起关注的表现。 中国崛起的外在影响力不可避免，但外在影响力的增加并不见得一定要挑战现存秩序，产生冲突。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是单向面的，即经济上的崛起。中国的经济崛起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崛起。这和昔日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具有不同的性质。 因为经济“走出去”而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核心而产生的外在冲突，应当说可以通过经济的方式得以解决。 很多冲突就是合作过程中的冲突，也可以在合作的构架内得到解决。如何在既定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战略的构架内和全球资本主义打交道 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解决和这个体系核心国家的冲突，乃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文章选自瞭望智库、《国际政治研究》，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22日 -
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 “和而不同”的人最适合做合伙人
▼ 毛大庆做了很长时间的职业经理人，先后就职于新加坡凯德置地和万科集团。2015年3月，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万科高级副总裁、北京区域CEO、北京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创立专门服务创业者的优客工场。很多人不太理解毛大庆：放着千万年薪的工作不做，为什么偏偏要去艰苦创业？ “合伙人”其实是个西方概念，它在西方社会产生，最早产生于服务性的行业，包括律师、会计师、金融领域，很少看到有工业、重工业资产的行业，上来就有合伙人，那不太容易，当那些服务行业，他们需要更快地随着社会生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模式，所以合伙人变得非常多，包括律师事务所。 为什么今天在中国，合伙人变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大量新生企业在不断滋生，每天北京新产生的创业企业就有五六百家之多，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大家不断地迭代更新，不断从竞争中成长起来，学习周期变得非常短，要快速地成长。◎“为创业而创业才是真正的创业。” “刚创业条件难免有些艰苦，与之前出入有好车豪宅相比，现在每次出门都是住经济型酒店，但我乐在其中，衣带渐宽终不悔。”毛大庆正在打造优客工场，这是一个为创业者提供综合服务的平台，“优客工场就是要做让创业变得更简单， 让创业者能共生甚至能互生”。他将创业对象锁定在创业者身上，为了创业者而忙创业。 “创业到底是为了融资？为了上市？为了发财？为了财务自由？为了好玩？为了出名？为了热闹？为了赶时髦？其实都不对。”外界常常形容毛大庆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他关注创业，一方面与国家对创业的政策导向有关，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在万科期间对城市人口结构变化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量在何方？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实体经济就好不了，传统行业也没什么意思了，这也促使我想要做一些带有未来意义的事情。” “这次创业大潮是中国社会一个深度变革的开始。”创业大潮下的企业可能面临很多风险，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导致创业失败，所以毛大庆“希望做创业者最知心的成长伙伴，打造中国最优秀的创业生态圈，把最有理想的创业者汇聚到我们的平台上”、“创业就是为了创业，为创业而创业的创业，才是真正的创业。”◎“恰恰是应该基因不同、知识不同、经验可能不同的一伙人，才配当合伙人。” 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跟合伙人越熟悉，越有利于创业成功。毛大庆却说：“我们找合伙人，最怕的是找最熟悉的、与我们观点最一致的人。”因为同质化的伙伴并不是合伙人需要的，因此“我们要找不同的人、基因不一样的人，但为了同一个理念、同一个远大理想、同一个愿景去奋斗，这是合伙人最根本而且是背靠背的信任”。“在这样一个时代下，没有一个人是万能的，没有一个人什么都懂。正是因为寻找基因不同的合伙人，大家在一起互相成就，互相弥补，互相帮助对方成长，有这样一群人共同帮助一个机构不断向新平台迈进，以及跟它的竞争对手去竞争。” 毛大庆认为，创始人的圈子在寻找合伙人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个社会是一个交圈文化的时代。所以这个创始人社交层面交往的人，眼界够不够宽，看人的视角够不够宽，有没有接触到足够宽的人群，这些都非常重要，决定了这家企业能不能找到丰富多彩的合伙人。”离开万科之后，徐小平、红杉资本董事长沈南鹏、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复、清控科创董事长秦君、金地产机构董事长周金旺等纷纷上门寻求合作，不仅让他的圈子能量发挥出来，也让他更加顺利地实现创业价值。◎“无论中国还是国外，我看到那么多的创业者，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有梦想，为梦想而创造的那种热情，这是创业者必须有的特质。” 优客工场创立不久便收到诸多申请，毛大庆向媒体表示：“每天都要以五六家的频率密集地会见各种各样的创业团队，恨不得一分钟时间都掰成两半来用。”他坚信自己创办的事业有价值：“开办优客工场，正是为了引导创业者进入新经济领域做增量经济，这是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作为创业者，不仅自己要充满干劲，还要选择同样充满热情与活力的合伙人。毛大庆认为“合伙人，之所以叫合伙，不是谁雇佣谁，特点就是大家合在一起入伙。既然合了伙就是要共创、共享、共担，这个非常重要。尤其在创业层面，创业是马拉松，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到最后。”所以毛大庆特别指出：“远大的理想和梦想，确实是团结合伙人非常重要的东西，这真不是虚的东西，是很实在的东西”。创业者要有“创业失败了我还要创业”的勇气，也要让合伙人扪心自问，“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是一个好的合伙人”。 40多岁创业的毛大庆认为：“人生就应该多体验，多经历；有些经历可能就是挺辛苦的，但对于个人而言是一种享受，辛苦不辛苦，好玩不好玩，甘苦自知。”有人问他创业失败怎么办，最坏的打算是什么？他答道：“我觉得这件事才刚开始，做什么最坏的打算呢？”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8月19日 -
【南方日报】遇大事先听听“智囊”意见 | 南方日报
聘用政府顾问，让政府决策借力智囊团，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聘请市政府顾问自2014年登上清远政经舞台来，备受各方关注。南方日报记者日前从清远市政府获悉，清远决定聘请邓国胜等21人为第二批清远市人民政府顾问，聘期两年。相对比2014年聘请的28名市政府顾问名单，第二批名额更加精简。观察人士认为，清远正处于振兴发展和深入推进广清一体化的关键时刻，抢抓机遇再创业，依法履职谋发展的重要时刻，非常需要借助外力+内力的作用，推进政府决策法制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政府决策机制，通过引进智力支持，寻找发展良策，促进清远加速发展，聘请政府顾问就是其中重要抓手。“对症下药”为清远振兴发展把脉记者梳理发现，在清远市政府聘请的第二批21位政府顾问中，涉及经济、科技、法律、商务、投资、文体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对清远而言都算“对症下药”。在宏观战略方面，此次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邓国胜；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会长桂强芳等人，无论是工作性质还是研究方向，都能够对清远今后的长远发展提出较为全面的参考意见。在产业发展、转型升级方面，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苏成；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广州能源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陈勇；湖南省有色金属热传输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潘清林；广东省科学院副院长李定强；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马向明；广东省食品质量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孙远明等都可以理论和实际操作方面都起到较大的帮助。在文化体育发展方面，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魏中林；恒大集团总裁、恒大皇马足球学校执行校长刘江南；中国电建—頣杰鸿泰集团公司基础事业部总经理董兴宝等，均各有所长。据悉，聘请的市政府顾问将为清远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经济、科技、商务、投资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就清远市重大经济政策措施、重大经济活动和重大建设项目提出对策、意见和建议，或应邀到清远市开展调查研究、专题研讨、决策咨询等活动，为市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受清远市政府委托，在国内外宣传推介清远，积极介绍和组织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客商来清远市考察、洽谈项目；积极推进清远市与国内外的经贸、科技合作交流，帮助清远市引进资金、技术、项目等。借脑纳智要征求专家意见更要听取民众意见连续多年聘请智囊为市政府顾问，也向外界透露出清远向国内外人才大派“英雄帖”，筑巢引凤，渴望大发展的决心。对于市政府顾问发挥的作用，清远市长郭锋在2015年政府顾问年会上也进行了高度肯定，“顾问们对清远今后发展很有推动力的一些思想研究、战略考虑，将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对推动清远未来发展，特别是“十三五”期间清远的振兴发展、一体化发展具有巨大的助推作用。”连续两届被聘为清远市政府顾问的中国电建颐杰鸿泰集团基础事业部总经理董兴宝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担任上届市政府顾问期间，不仅是针对某些领域提出意见和建议，更重要的是依托他作为清远市传统文化促进会会长的身份，对自己向政府提出的建议身体力行的推进。“比我们提出打造的北江文化系列故事馆等，都是先提出建议，思路，再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推进，从而增强了顾问的效果。我觉得政府顾问不仅是只建议，而且也要有可操作性，能落地见成效，这或许更是政府需要的。”董兴宝表示，当前他正在关注清远养老产业发展，下一步希望能与相关单位部门联手共同推动这一产业在清远的发展。业内人士表示，政府顾问是清远发展的智囊团，积极意义显而易见，但也不应将政府顾问“神化”。应该结合清远实际和长远发展，综合各方专家的意见，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候，更要全面权衡，除了听取专家的意见，特别需要征求社会特别是民众的意见。第二批清远市人民政府顾问名单●邓国胜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徐曼平 广州航海学院船舶工程学院院长●苏 成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 勇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广州能源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潘清林 湖南省有色金属热传输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定强 广东省科学院副院长●马向明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孙远明 广东省食品质量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王辉耀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刘江南 恒大集团总裁、恒大皇马足球学校执行校长●董兴宝 中国电建頣杰鸿泰集团公司基础事业部总经理●郭 姣 广东药科大学校长、广东省代谢病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妇联副主席●郑方辉 华南理工大学政府绩效评价中心主任、法治评价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坚平 住房建设部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委员、原任浙江省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副局长、巡视员●周启宽 广州左右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总裁●李家贤 原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科技创新中心主任，品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魏中林 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易法敏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营销系主任●丁 力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区域与产业经济硕士生导师●高春海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督察员，清远市国土资源局、安全监督管理局专家库成员●桂强芳 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会长文章选自《南方日报》，记者：魏金锋
2016年8月19日 -
张宏江：人工智能的支撑是大数据和云计算
张宏江，金山软件CEO， 执行董事，CCG常务理事。编者语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主办，雷锋网承办的《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于8月12日在香格里拉酒店举办，亿欧作为媒体支持单位报道本次活动干货。下面是金山软件CEO，前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多媒体技术专家张宏江的分享要点，他带来了云与智能结合相关的报告，以下是演讲要点： 人工智能的进展很大程度归功于计算的进展，我们看到这些年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全球产生消费的数据，2013年2020年将增长10倍，年增长率40%。互联网突飞猛进的时候，尤其移动设备的突飞猛进，可以看到照片的数据增长是如此迅猛。 每天人们都上传和分享的图片，图片已经超过了10几个亿，2014年我开始注意小米手机的数据，到2015年年初的时候，它的每日上传图片数据已经超过一亿张。前段时间马化腾谈到，今天微信一天在朋友圈里交换的图片是10亿，大家可能不会特别在乎10亿这个数字，但20年前，中国一年的胶卷消耗量是40亿，一年最多拍40亿张照片，今天也就是微信上四天的交换量。 这从一个简单的量变带来的质变，尤其我们在做神经网络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我们再看一个具体情况，把这些数据简单做成数列图，这就需要2400核2.6G的CPU，需要200T的存储空间。如果把小米的用户已经存到小米云上的照片，5亿多张的话，就需要120万核，需要100P的存储空间，而今天中国的存量照片，这是2014年的数据，3000亿张的时候，需要的存储空间和计算量是多么的巨大。 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图片，使得我们以前认为以前做神经网络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训练任务今天相对容易的完成。2011年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个工作，就是让一个计算机自动识别出猫的脸，它用的数据基本上按我们以前AR里面谈的，就是一个蛮荒之力。16000个处理器做了1000万张照片，今天的数字对我们来说已经小菜一碟了。 从学术角度来看，我认为过去这20多年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在人脸识别领域的20多年的进步，其实可以归结成是一个数据库的扩张，在90年代初的时候，做人脸的时候，所有学术时代用的数据库都是几百个人，因为数据库很小，你可以说它的识别率是95%到99%，但即使这样，机器人的识别能力依然非常低于人的识别能力，而且对光线要求非常高，而且一定要正面图象。 当我们看到，随着数据的增加，再过十年，我们看到这些照片已经是上千近万张照片，这时候识别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且对于表情、光线等的要求就没那么严格了。再进入2000年以后，数据量爆炸，这时候互联网的普及，数量如此多，到了LFW这个数据积的时候，已经差不多5000人的数据积，从而使得识别率更进一步提高，到了95%以上，时候工业界加入进来，学术界真正的有开始突破的时候，它的训练数据已经找到了更多的训练。 真正的人脸识别时代还是工业界的人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开始实用了，工业界开始进入的时候，这时候的工业界数据量跟学术界的数据量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Facebook和Deepface它已经到了4.4M张图，4030个人，每人800至1200张图；到了谷歌、FaceNet的时候，已经到了2亿张图像，800万人，参数已经超过了14000万。 当训练数量开始增加的时候，对于同一个模型精度的增加是非常相关的。当然，当数据量比较小，增加一个数量级的时候，改善也比较小。只有呈数量级的增加，才能获得小数点一位数的增加。我们看算法也同样，当算法变得越来越精确的时候，你所需要的计算能力，也是一个快速的增加。可以看到，当计算的复杂度超过了十亿浮点的时候，可以看到检测精度的增加。 真正的工业界以人脸识别为生的公司，最近几年的进展，我用了两个例子，商汤科技和依图，从他们那里拿到的数据基本上是中国人口的数据，7000多万张标准照片再加上亿张其他照片，人们用的深层网络已经超过30层，训练20块NVIDIA，今天的精度已经远远超过人类，今天你要做任何坏事，只要留下一张照片，基本上就插翅难逃了，这就是今天商业解决方案已经达到的精度。 数据在我们日常工作中起的作用和研究中起的作用是以前完全不可以比拟的。大数据包括高质量数据的获取和分析，和它整个在应用中的解析已经越来越成为公司的标配，如果你作为一家体量大的公司，没有大数据的分析，或者没有办法获得大数据，或者是你没有把这些大数据转换成专家的话，其实你在你的行业里已经很难生存。 当然这一切其实必须靠云来支撑，没有云我们也谈不上大数据，谈不上大数据的获取、处理和大数据的运营。这是为什么一系列的云公司，尤其大规模云公司越来越强调数据的存储和处理，金山已经早进入云存储和云数据分析，无论是原始数据图片还是视频，每天大量的产生者，然后大量存储到云里面，然后被云处理和解析，这需要大量资源才能真正地做到我刚才说到的数据的消费，像人脸识别这些我们20多年前梦想能解决的问题。 今天看到的智能平台，无论消费者的智能平台还是工业智能设备，大部分今天能做到的智能本身非常非常少，它的智能是藏在后端云里面。同样大家在座的知道，人工智能现象同时发生在过去几个月的网红视频直播，为什么这些公司一夜之间能冒出来，是它后面的支持技术，做了很多年的采接、编解码等等都已经由视频云计算公司给它提供了，所以你做网红直播，只需要找网红，只需要搭一个网站写一个APP，后端所有事情由云来提供了。 同样市场上对于云计算公司的看法也非常非常乐观，回顾过去30年，在互联网里成长最快的公司，我们用一个数据来衡量，哪些公司最快的时间达到100亿美金，显然互联网公司快。一家叫做Facebook，一家叫做谷歌，只有一家2B的公司在十年内销售额达到了100亿美金，就是亚马逊云，当一个2B的业务赶上2C业务的时候，你就知道，人们对于这个需求是多么地庞大，当然，我就不再具体多讲。实际上市场给出的反应也很清楚，当你快速地在云里面进行投资，快速地在云里面进行成长的股票，你可以看到，市场给予的回报是最好的。 同样，对于在中国做人工智能的人来看，这个数字非常令人鼓舞，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产值是美国的百分之几，我们想的是在今后几年，云计算产业的空间和增速是如此之快，这也是为什么金山在过去几年投入如此庞大的资源，使我们成为中国金山云计算的服务商，游戏云、视频云、智能硬件等等方面成为国内领军的企业。很重要的实际上市场的成长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我的结论是说，当我们看到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现象突飞猛进突破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它后端的，不光是算法本身的突飞猛进，更重要的是支撑这个算法突飞猛进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所以我们看到的未来是前端一系列的智能设备，而它的大脑实际上在云里面，谢谢大家！文章选自亿欧，2016年8月12日
2016年8月19日 -
【CCTV】He Weiwen: Profit returns of fixed investment will be a problem
He Weiwen, a senior fellow at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CCG) spoke on Global Business CCTV news program, where he provided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industrial performance. He pointed out that while prospects of fixed investment do not seem optimistic, the latest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s reasonable.From CCTV, 2016-8-12
2016年8月19日 -
【Global Times】Overseas Chinese firms must learn to control political risks
Illustration: Peter C. Espina/GTOver the last few years, Chinese firms have experienced a string of setbacks in various overseas investment projects including a high-speed rail in Mexico, the Colombo Port City Project, a China-Thailand railway project and, the latest, the Hinkley Point C nuclear power plant. The reasons behind these setbacks are complex, but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aspects.First, some Chinese authorities were too eager to push forward these projects, creating a false impression on foreign counterparts who raised the prices accordingly. That led to an increase in negotiation costs and even caused some projects to fall into a deadlock. Although most of the overseas projects that Chinese firms are involved in follow market rules, the firms themselves are mostl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som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ies who oversee the projects are all too eager to get these off the ground. This situation, to some extent, leaves an impression that these are vanity projects which the Chinese contractors want to use to impress their higher authorities. This is particularly so for projects that can be used to symbolize the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ir foreign partner. Additionally, for the sake of mutual interest, some Chinese firms and authorities are willing to concede to exorbitant demands raised by the foreign counterparts. This has led countries to believe that the same can be done with Chinese investors. Take the China-Thailand railway venture for example. The Thai government suddenly announced in March it would not seek project funding from China after the two parties had already agreed on funding terms. Thai authorities balked at the interest rate set by China which was higher than a rate offered to Indonesia last year for a separate high-speed rail and thus decided against Chinese financing, casting a shadow on the joint venture.Second, Chinese firms underestimate political changes in foreign countries where they seek to advance overseas developments. This has often left Chinese-funded projects in the center of political contentions. Given that China enjoys a stabl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maintains policy continuity, some Chinese firms are insensitive to the fluidity of political systems overseas, and as a result fail to take adequate preventive measures for long-term and large-volume investment projects. Some Chinese-funded projects overseas involve major infrastructure with strategic implications, which comes with certain controversy. Therefore, whenever a new administration takes office, these projects are at risk of being singled out for reassessment or even halted. The reason the Colombo Port City Project was previously suspended and is now allowed to go ahead was because Sri Lanka’s new government used the Chinese-funded program as a target for attacking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is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for Sri Lanka, the new government had to play with it in order to impress supporters. The Hinkley Point C nuclear power plant is a similar case. Britain’s new Prime Minister Theresa May can use the delay to show the public that she is sensitive to responses that arose over the project and to distinguish herself from her predecessor David Cameron who made impressive political achievements while in office.Finally, compared with compan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ome Chinese firms have not developed finesse in business diplomacy and public relations and are clumsy when it comes to winning support from local people. Chinese firms have demonstrated their tremendous strength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s China seeks to promot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economic ties with foreign nations through it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s well as with Chin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and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EE) countries cooperation platforms. But most Chinese firms are stuck in a system of trying to impress their foreign counterparts with just tangible developments while they ignore building and promoting a brand. In pursuing some projects overseas, firms often forget that they need to woo the general public, which then makes them an easy target for criticism in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China-Mexico high-speed rail deal was called off due to rumors over inappropriate conduct by Chinese firms in the bidding process.Overseas expansion is a very complicated issue which involves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economic, political factors and communications. Chinese firms should reflect on their weaknesses as they seek to expand overseas in the coming years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ir capability. Most importantly, they should make more efforts in assessing political risks in the countries they seek to work with. Domestically, China should abandon the mentality that rushing will lead to success and avoid associating overseas projects with national pride and Chinese firms should learn to be a gracious loser if some projects fail. The fact is, these international projects are based purely on commercial interests. Only when Chinese firms show more ease over creating overseas projects will they feel less pressure and find more success instead of backlash and denial. [By Chu Yin, a researcher a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From Global Times，2016-8-9
2016年8月19日 -
【深圳经济观察】农民工正在撤离城市，并且不再回来
摘要：近20年的大学扩招批量生产出的大学生能否填补之前的中国产业扩张和升级，是城市化能否良性发展的关键。唯一明确的是，作为中国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逾2亿人），正在逐步撤离城市，而且不再回来。方便面和啤酒，是中国蓝领消费的风向标。2015年，这两兄弟的消费量大幅下滑。这样的大宗消费品出现下滑甚至连续一年以上的下滑，意味着农民工正在撤离城市。据中国酒业协会统计，2015年中国啤酒产量创近五年最低。2015年1月-12月,全国累计啤酒产量4716万千升,同比下降5%,减产251万千升。虽然进口啤酒达到54万千升，同比大幅上升59%。也抵消不了总体消费量的下滑。从月度看,去年1-12月,加上2014年下半年的负增长,已累计出现了连续18个月的负增长,这种情况在历年中非常罕见。2016年上半年，累计啤酒产量2251.6万千升，同比继续下降4.3%。另据贝恩公司与凯度消费者指数发布的《中国购物者报告》，2015年方便面的销售数量下降了12.5%。一方面印证了中国的“消费升级”。另一方面，意味着城市人口结构变化：农民工正在撤离城市！中国上一波劳动力回流出现在2008年—2009年间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四万亿”为象征的信用扩张之下，力转乾坤。城市化继续高歌猛进。但2012年以来，货币放水的刺激效应逐渐减弱。产能过剩，需求不振。“生产、流通、消费”的正向循环乏力，更多依赖信贷拉动的产能扩张维系。而银行体系的信贷拉动的主要是国资、基建和地产链条。货币放水经历百转千折之后，主要流向了地产。开发和购买端双双加杠杆，推动房价上涨，开始对实体产业人群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都造成挤出效应。工业端通缩和消费端通胀，去产能和生活成本上涨并存。首先冲击的是农民工群体。尽管统计局报告显示2015年农民工数量仍然增长，但增速连续第四年回落（仅为1.3%）。且跨省流动农民工下降1.5%。重庆和云南的数据都显示，农民工返乡人数不断增加。深圳的建筑工地上90%已是50岁以上的民工。这批人是过去啤酒和方便面的重度消费群体，目前正快速撤离城市，返家养老。城市化会停滞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大学生白领继续涌入城市，他们回不了小乡镇。但难有整体的高收入。除少数办公楼经济之外，传统工商业的增长性断层。所以，作为中产消费象征的红酒，消费量也在下滑。2015年，中国市场的红酒消耗量为1.32亿箱，较2014年减少724万箱。几乎所有葡萄酒及烈酒类别的消耗量均出现下滑。这一方面意味着中产白领的钱包并不宽裕。另一方面，商务交流、接待量的下滑，部分体现了经济交易量的减少。白领刚需的糕点、酸奶，保持增长，在逐渐取代方便面和啤酒的城市大众消费品地位。之前几年的工业品通缩和消费品通胀，正在转化为消费品的价格高涨但消费量下滑。精神消费大幅提升，包括一二线的影院和三四线小镇青年喜好的直播。这种迭代是复杂的。近20年的大学扩招批量生产出的大学生能否填补之前的中国产业扩张和升级，是城市化能否良性发展的关键。唯一明确的是，作为中国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逾2亿人），正在逐步撤离城市，而且不再回来。文章选自深圳经济观察，2016年8月10日
2016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