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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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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云天捐助“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评价”工程
理事简介游忠惠,海云天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为深入贯彻落实“统一战线聚力脱贫攻坚暨多党合作参与毕节试验区座谈会”精神,民革中央于2016年7月14日上午在毕节试验区召开了“民革全国办学工作经验交流会”,旨在全面提升毕节市基础教育水平,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优势,加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共毕节市委副书记李建、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民革深圳市委会副主委,“人才大数据”首倡者,海云天集团董事局主席、拓维信息董事、海云天科技董事长游忠惠女士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并与毕节市教育局签署了1000万元精准教育扶贫资助协议。毕节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是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参与建设的多党合作试验区。近年来,试验区在教育发展与精准扶贫工作结合方面做了诸多有益探索,在以民革中央为首的各民主党派统一战线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帮扶援助下,累计投入资金上百亿元用于改善区域教育发展环境,先后实施义务教育、普九和寄宿制学校攻坚工程、教育“9+3”计划以及“4+2”突破工程,为毕节地区人口提质、开发扶贫、改革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教育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青壮年脱盲率已经达到了99%以上。 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指出,“教育是扶贫的根本”,贵州市人民政府顾问、原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副主席关三多指出,“教育测评是教育的关键”。作为全国教育评价领军企业,海云天科技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和人才建设,是最早在贵州省从事教育信息化和数据服务的企业。自2004年以来,为贵州省的高考、研究生考试、学业水平考试、成人高考、自学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贵州省公务员考试、各类人事招考、贵州省会计资格考试、教师英语在线培训ELteach项目,及贵州省9个地州市提供考试技术服务和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为贵州省的教育事业及人才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资源。在为毕节试验区提供中考网上阅卷、中考网上评卷基地及中小学实训基地建设、高中模拟考试网上评卷、全区标准化考点建设、高考资格审查表扫描等服务项目的同时,积极响应民革中央的号召,从2013年7月起,长期为毕节试验区免费提供中考评价分析,为市教育局的管理和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撑,得到了市政府、市教育局及社会的高度评价。基于与毕节试验区共同推动教育事业的良好合作基础,根据毕节试验区的教育理想和提升教育质量的迫切需求,海云天科技公司结合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在教育测评领域的成功经验,向毕节试验区捐助价值1000万人民币的精准教育扶贫——“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评价”工程,为期5年,帮助毕节试验区建立区域教育质量标准,完善教育测评体系等服务,将区域、学校、教师及学生的综合测评与教育质量提高进行有效挂钩,发挥教育评价的评估、导向、激励作用,更好的支持科学决策和宏观管理,有力地引导教育机构和学校贯彻办学理念、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自主成长,进一步满足试验区的教育事业发展需求,改进和提升教育质量。会议期间,毕节市委市政府及市教育局领导对海云天长期以来对毕节的智力扶贫特别是这次签署的精准教育扶贫工程表示诚挚的感谢,并指出海云天所捐助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评价”工程对毕节市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战略意义及推进作用;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高度赞扬了海云天科技公司在大数据及教育测评方面的所取得的成就。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教育信息化领军企业,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专委会副理事长单位、深圳市政府重点扶持的互联网企业,并于2009年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业教育测评服务公司,为全国各地的教育管理机构、学校、学生和家长提供教育过程质量评价分析、保障教育质量,为管理决策及质量改进提供量化的科学依据。19年耕耘教育行业的过程中,海云天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考试及评价”大数据公司。从2000年到2015年,仅纸笔考试评卷累计数据处理量就达到12亿,约24PB,从2008年到2015年,全国累计完成项目2213个,平均每年服务考生3000万人次,持续居全球第一,仅2016年,考试及评价数据处理量超过2亿人次。2015年4月,海云天科技成为上市公司拓维信息(股票代码:002261)的全资子公司,致力于打造0~18岁在线教育生态圈,旨在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中国“互联网+教育”的龙头企业。教育是扶贫的根本,而教育测评是教育的关键,更是教育发展的有力抓手。海云天将一如既往的秉承“科技助力教育,测评保障质量”的理念,坚定履行精准教育扶贫的使命,积极响应中央统战部和民革中央的号召,以教育大数据助力扶贫攻坚。文章选自海云天,2016年7月15日
2016年7月19日 -
葛剑雄:“一带一路”不是古“丝绸之路”的重建
专家简介葛剑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古代中国人到了海边,不是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而是穷途末路,所谓“山陬海遖”“天涯海角”。而阿拉伯商人因为陆路成本太高,特别是唐朝安史之乱后陆路断了,只好改走海路。 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地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得利益,在这条路上经商的主要是今天的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今天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肯定不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了,要坚持互通互补互利、实现共赢。“一带一路”能不能建成,关键是能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如果最终能形成命运共同体,那么它才是真正巩固的。 古代中国人到了海边,不是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而是穷途末路,所谓“山陬海遖”“天涯海角”。而阿拉伯商人因为陆路成本太高,特别是唐朝安史之乱后陆路断了,只好改走海路。唐朝以后,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都是东南沿海生产的,海上运输更方便,运输成本也降低了。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严格来说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开辟的 现在国家提出三项重大战略,其中一项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全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管陆上经济带还是海上,都有“丝绸之路”这个概念。那么,今天讲的“一带一路”,跟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丝绸之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道路系统,是由不同路线所组成的一个基本走向。一般是指古代从中原地区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今天的甘肃西部,也就是敦煌一带,然后分成三条主要道路:一条称为北道或北线,从今天的敦煌经哈密、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木图、托克马克、塔什干,最后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第二条为中线或中道,从敦煌经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和喀什,然后翻过天山经过浩罕,到达撒马尔罕;第三条为南线或南道,从敦煌沿着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的南面,经过若羌、且末、于阗、和田、莎车到达喀什,然后与中道会合,到达撒马尔罕。当然,撒马尔罕不是终点,继续往西,就进入西亚、欧洲和非洲。 丝绸之路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又由谁开辟?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具体的开辟者了,只能说是早期人类共同开辟的。上世纪60年代,在河南安阳发现一个古墓葬,考古证实墓主人是商王王后妇好。墓里出土的玉器经鉴定用料是和田青玉,这说明至少在3200年前就存在从新疆昆仑山北面到河南的道路了。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次命名“丝绸之路”。他提出,公元前2世纪开始,就存在着这样一条从中国古都经过中亚到达撒马尔罕的贸易路线。这条路上主要的商品是丝绸。今天,“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交通路线代名词。理解这一历史地理背景,就能讨论“一带一路”与它究竟是什么关系了。第一,今天的“一带一路”并不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再现或重建,而是前无古人的一项创举。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界,而不是中国。史料记载,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李希霍芬据此认为丝绸之路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但是,张骞通西域不是为了经济贸易,也不是文化交流,而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当时,汉武帝了解到有一个种族叫月氏,原来在今天的祁连山一带,后来被匈奴打败被迫迁到大夏(今天的阿富汗),于是派张骞为特使,想说服他们与汉朝一起夹攻,将匈奴彻底打败。但张骞历经磨难十年后终于到达大夏,却无法说服大夏国王,用司马迁的说法就是“不得要领”,只好回来。 等到张骞回来,汉朝已经打败匈奴,并且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出使没有什么军事目的,却肩负着政治目的,即向西域宣扬汉朝的强大和富裕,号召西域各国来长安朝见。出发时,张骞带了大批礼品,准备赏赐给西域各国君主,其中最主要的是丝绸。一方面,当时西域各国没有丝绸,“物以稀为贵”;另一方面,长途运输,只有像丝绸这样本身价值高、分量轻,又经得起长期储存的物品才最合适。 这次通西域后,汉武帝每年都派出使团,源源不断地把丝绸运到西域,并配合着进行一次次的扩张。公元前60年,到他曾孙汉宣帝时,汉朝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统治了这片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所以,丝绸从一开始不是作为一种正常贸易品出现的。不过,从张骞出使后,西域商人看到有利可图,并且丝绸流通到波斯、罗马那里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价格堪比黄金,因而不少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源源不绝地往返于这条路上。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进行丝绸贸易呢?因为中国固有的天下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加上古代黄河流域的粮食足够自给,对外没有什么需求,导致中国人普遍缺少了解外界的兴趣。用现代说法来说,古代中国人缺乏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甚至统治者还限制臣民到外面去。所以,没有“外贸”的概念,只接受别国的朝贡,并且薄来厚往,重加赏赐,以显示天朝的气派。现在挖出来的那些沉船,里面那么多货物是中国运出去的,但船主都为外国人。 此外,中国历来对边疆地区控制严密,不许老百姓出去,唐朝的玄奘取经就是偷偷出去的。海上也动不动实行海禁,明朝初年朱元璋曾下令“片板不得下海”;为防范在台湾的郑成功利用大陆的人力物力,康熙下令“迁海”,从辽东到广东所有沿海居民统统内迁20里到50里,形成一片无人区。 所以,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地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得利益,在这条路上经商的主要是今天的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今天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肯定不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了,要坚持互通互补互利、实现共赢。“一带一路”能不能建成,关键是能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如果最终能形成命运共同体,那么它才是真正巩固的。第二,“一带一路”也不是历史上的郑和下西洋。 今天有个观念认为海洋即意味着开放,面向海洋就是开放的、积极的、有前途的。这个观念哪里来的?主要是西方的海洋观。 西方的海洋观没有错,但他们的海洋观主要针对地中海而言,他们的经验也是根据地中海这个地理条件得来的。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中海,地中海基本上是一个由陆地包围的内陆海,没有动力的船只在这个封闭的内陆海里航行相对容易和安全。而中国面向太平洋,古代没有动力、没有导航设备的船,能这么容易出去吗? 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地中海周围集中了发达的古代文明,如两河流域、巴比伦、爱琴海、小亚细亚、希腊、罗马、埃及,可以说是群星灿烂、交相辉映。正因为这样,到了海边,就可以有新的发展机会。所以,连马克思也认为海边的人心胸开阔、目光远大。中国有这个条件吗?中国唯一比较接近地中海条件的是渤海。也正因为这样,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事实上,古代山东、河北就有不少人从海路迁到了辽东和朝鲜半岛。但跟地中海比,渤海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周围没有其他异质文明。所以,不能把西方以地中海为基础形成的海洋观,随便来套用中国。 古代中国人到了海边,不是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而是穷途末路,所谓“山陬海澨”“天涯海角”。而阿拉伯商人因为陆路成本太高,特别是唐朝安史之乱后陆路断了,只好改走海路。唐朝以后,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都是东南沿海生产的,海上运输更方便,运输成本也降低了。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人开辟的,严格来说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开辟的。在唐朝后期,广州已经形成了番坊,即国际社区,居住着好几万名阿拉伯人、波斯人;番长即类似于现在的社区管委会主任,也由外国人担任。 怎样看待郑和下西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一种说法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这个说法其实没有太大根据。找一次没有找到,要连着找七次吗?一点消息都没有,后来还越找越远找到东非了,可能吗?还有一种说法是联络外界,共同打击蒙古,这个更没有道理了。 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为了宣扬明朝国威,让沿线小国知道明朝的强大,然后派使者前来朝觐,以此增强永乐帝的政治合法性。但实际结果是,国库空了,大臣都反对。到了宣德帝时,一天他心血来潮要看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大臣们害怕皇帝又要搞第八、第九次下西洋,就骗他说找不到了,然后把档案全部销毁。所以,今天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都没有了。今天,我们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须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绝对不能再搞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事情了。 此外,“一带一路”也不是新马歇尔计划。如果说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国内因素——美国面临的产能和资本过剩,跟今天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有些相似,但国际环境是不同的。当时欧洲需要全面重建,而且战后不久“铁幕”降下,欧洲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接受马歇尔计划。今天,沿线国家是否只有“一带一路”这一种选择呢? 所以,“一带一路”不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更多提供的是教训。未来需要我们自己去开创,在战略理论、具体政策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文章选自《解放日报》,2016年6月
2016年7月19日 -
【南方都市报】顺德将发布5个人才新政和升级版德才卡 持卡人才子女入学享便利 人才政策
2015年9月,顺德区政府人才新政发布暨“凤舞大学城”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南都讯 见习记者岑龙基 昨日上午,顺德区人社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为响应《顺德区开放引领创新驱动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的“营造人才荟集环境”,该局7月20日将发布包括“产业高层次人才确认办法”在内的5个人才新政,还会进行多个人才项目的签约,升级版德才卡将在当天发布。当天还会举行人才高峰论坛,王辉耀、何亮亮等智库专家将会发表对顺德人才发展战略的高见。升级版德才卡可享更多服务 顺德从2013年开始对高层次人才发放德才卡,截至目前共发放1700多张。升级版德才卡会在7月20日正式发布。区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此前发放的德才卡,相关部门会有一个回收机制,然后根据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重新评估和认定。 据介绍,新的德才卡跟以往有较大变化,将在覆盖范围、服务功能、优惠措施、管理机制上进一步优化提升,在衣食住行、服务、金融优惠等方面,为人才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持有德才卡的高层次人才每年可免费健康体检、免费进入清晖园等公有性质景点,同时可享受配偶就业服务、区内医院优先挂号服务、社保业务绿色通道等便民服务。此外,持卡人还可优先办理高层次人才入户、子女中小学入学、顺德港口通关便利等服务。他们还能享受包括区内民营旅游景点的门票折扣等优惠服务和多种专项金融服务。王辉耀、何亮亮等将来顺德演讲 当日下午还会举行顺德人才发展高峰论坛,邀请国内众多专家参加。届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博士将作《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加强全球招才引智》主题演讲。香港时事评论员、凤凰卫视言论部副总监何亮亮将作《国际大格局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发展趋势》主题演讲,分析在顺德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该如何培育好企业自己的创新型人才。 此外,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苗绿、智联招聘高级副总裁王戈等专家将就“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人才战略”这一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据介绍,论坛旨在分析人才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汇聚顶尖人力资源研究专家的智慧,为顺德的人才工作带来国际化的视野和最前沿的观点。文章选自《南方都市报》,2016年7月15日
2016年7月18日 -
饶毅在复旦致辞:50年前“与困难共舞”的研究生
专家简介饶毅,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人才50人论坛专家委员会专家。2016年6月24日,复旦大学校友代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饶毅与在座的复旦大学2016届毕业生们分享了同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父亲的故事,鼓励毕业生们要在在逆境中舞出情怀,在顺境中舞出精彩。在毕业季,你们中间无忧无虑者,须知:困难在人生中本是常态;你们中间忧心忡忡者,须知:坚毅在进化中嵌入基因。我期待你们:在逆境中舞出情怀,在顺境中舞出精彩。以下为发言实录首先我要感谢复旦大学的包容:允许我因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并入复旦而成为校友。其实,即使上医,我也没毕业。无论复旦还是上医,称为母校,对我不最合适。更合适的称呼是:父校——我父亲的母校。►饶毅父亲的毕业证书封面及照片页五十四年前,我父亲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与大家一样在此完成了研究生学业。今天我与大家分享我父亲的故事,因为他与在座同学贴近,父亲是在这里开始知道什么是医学科学、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感恩复旦暨上医为我们两代提供了高等专业教育和训练机遇。在毕业季,你们中间无忧无虑者,须知:困难在人生中本是常态;你们中间忧心忡忡者,须知:坚毅在进化中嵌入基因。1968年离开上海的父亲,无法像今天的你们一样怀揣梦想、期待充满阳光的未来,因为浩(qi)荡(pa)的历史带给他的是事业“塌方”:父亲回到江西很快被从南昌送到县医院,而县医院也不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父亲受教育过多而应该去农村劳动。离开人才济济、良医众多、设备优良的上医不到一年,父亲的工作地点变成了偏远农村的卫生室,那里医生只有父亲一人。你们可能不会有“断崖式”转折,至少我希望复旦毕业生都不会。但你们也会有不得不与困难共舞的时候,我期待你们:在逆境中舞出情怀,在顺境中舞出精彩。当年,父亲除了似乎一辈子要生活在农村的前景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之外,还面临其他问题:人们生病没有昼夜,父亲是全天候的医生;农民不可能分科,父亲只能从一位呼吸内科高度训练的专科医生,几乎被磨炼成“全科”医生;出诊远近村落、跋山涉水都靠双脚;一家四口的居住面积不到十平……父亲曾半夜长途步行赶到农民家里为难产的孕妇接生;挽救故意或误服农药的村民;口对口呼吸救助溺水儿童……不可能都靠现代医药,也试过草药。广阔的农村,成为父亲的临床实践基地;缺医少药的农民触发父亲培养当地青年成为赤脚医生。在条件很差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回到南昌不久就努力从事医学研究。八十年代,他从美国引进现代医学研究方法。九十年代他更好地理解了优美的DNA双螺旋和重组DNA技术带来的生物医学革命,将临床医学与分子生物学相结合,探索疾病诊断和治疗,推进分子医学。虽然五十年前不同于现在, 但今天的世界也疯癫,今天的中国并非天堂。在与大家分享了五十年前毕业的研究生如何与困难共舞后,我衷心祝愿你们:人生穷乏处,达观自爱,追求崇高,不在乎得失,只要境界脱俗;人生得意时,忧乐天下,正道直行,不在乎伟大,只要乐在其中。文章选自知识分子微信平台,2016年7月5日
2016年7月18日 -
【人民网】CCG最新英文研究图书发布:对海外了解中国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走向全球:中国的海外投资如何推动企业的转型》(王辉耀博士、苗绿博士著)《全球化视野下的创业学和人才管理:全球海归》(王辉耀博士、刘毅鹏博士著)《当代中国回流移民:海归、企业家和中国经济》(王辉耀博士、鲍越著) 人民网7月14日电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7日在北京总部举行最新英文研究图书发布会,推出三本英文研究图书《中国走向全球:中国的海外投资如何推动企业的转型》、《全球化视野下的创业学和人才管理:全球海归》、《当代中国回流移民:海归、企业家和中国经济》,集中展示了CCG研究团队在企业国际化、人才国际化领域的丰硕成果。 作为作者之一,CCG主任王辉耀博士指出,这三本书是较早向海外介绍中国当代海归、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才和创新、“一带一路”等内容的英文图书,对海外了解中国有重要价值。同时,三本英文研究图书的主要内容由CCG专家完成,说明CCG具有英文原创研究能力,体现了CCG在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另一名作者、CCG秘书长苗绿博士表示,这三本英文研究图书是CCG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核心研究领域的积累和总结,希望能让大家共同参与探讨、沉淀这些有历史意义的话题。 美国华媒Sinomedia集团原总裁王欣表示,以往中国在海外出版的英文书题材落后于海外读者的需要——CCG这三本英文研究图书关注了与中国当下发展密切相关的海归、企业走出去以及人才和创新等问题,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他还建议把英文研究图书中的相关内容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相关领域的实践提供借鉴。 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卫峰表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超过外国来华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如何抱团出海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中国走向全球》一书非常及时,分析了企业加速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其原因,总结了企业走出去的不同路径、模式,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具体实施方式,提炼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各具特色的案例。 CCG的三本英文研究专著获得了众多业内国际学者、知名人士的高度评价和鼎力推荐。中国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推荐道,“王辉耀和苗绿精辟地回顾了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展,通过广泛调查和大量数据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提供了严谨和宏观的概括,使《中国走向全球》一书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和董事长曹德旺推荐道,“随着中国通过经济发展模式升级来推动企业全球化,我们必须仔细分析和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供其他有意向海外扩展的中国企业学习和借鉴。王辉耀和苗绿带着这些目标去完成这一企业全球化的全面研究项目,本书对那些有意走向国际化的企业非常有用。” 英国社会科学院主席、英国管理学会主席、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教授Cary Cooper爵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亚洲中心主任Paul W. Beamish,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宏,挪威阿哥德大学《国际新兴市场学报》主编Ilan Alon,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中国跨国关系中心主任崔大伟(David Zweig)教授、“中国走向全球化”协会创始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艾什中心前执行主任张伯赓博士(Julian Chang),原哈佛商学院教授、Kuemmerle研究集团主席Walter Kuemmerle教授,法国图卢斯商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专家AkramAriss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三螺旋(Triple Helix) 研究院主任Henry Etzkowitz教授等专家学者也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7月14日
2016年7月18日 -
黄靖:英国脱欧对中国的挑战与机遇
黄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英国公投脱欧,必将导致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将面临重大的挑战,同时也将获得难得的历史机遇。 首先,英国脱欧,标志着工业化以来由海权国家主导世界格局的终结。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启动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也开创了由海权国家主导大陆政治的局面。在亚洲,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和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几乎将亚洲大陆各国陷于灭顶之灾。 随着日本的战败以及战后民族独立运动成功,亚洲大陆由海权国家主导的局面也随之结束。但英国作为二战的胜利者,凭借其和美国的特殊关系,长期保持着对欧洲大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德国统一、苏东垮台之后,这一地位不断被削弱。随着欧盟的成立,特别是欧元危机之后,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导地位已然确立。 在这个大趋势下,英国脱欧,实际上是宣告了英国近300年来对欧洲大陆政治格局的掌控能力已不复存在。在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大趋势下,英国的脱欧,再一次证实了“没落强国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历史经验。从此以后,世界局势由美、中、俄、印、德、法等陆权国家主导的局面将不可动摇。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脱欧造成的影响将远远超越英国与欧盟关系本身。 其次,英国脱欧使得英国和欧洲都将因自身力量的减弱而加强对美国的依赖,而美国则不得不在英、欧之间尽力保持平衡以确保其盟主地位。其结果,是欧洲整体对美国的支持力度由于英、欧的分裂而大大降低。同时,美国维持其对欧洲的盟主地位的成本却大大提高。如此局面,使得美国为维持其称霸的单极世界的努力更加力不从心。 再次,英国脱欧之后,英国必定凭借其同美国的特殊关系挤压欧洲、尤其是德国。而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各国也必将力图在强化自身的同时,扩大自己的国际战略空间,这就为包括中、俄在内的“非西方”国家提供了“入欧”的机遇。 另一方面, 由于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下已经将其战略重心全面移向亚太,英、欧分裂将迫使美国更加倚重日本,强化美日同盟。为了制衡来自海上的压力,中、俄等陆权大国必然会抓住英国脱欧的机遇,强化对欧亚大陆的开发和联通。这必将导致世界的战略政治板块的重组,全球战略平衡也随之改观。 最后,英国脱欧极大地削弱了欧盟的经济实力,欧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和权重都将下降,这不仅迟缓了欧洲以至世界的经济复苏,更为正在进行中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整合带来了新挑战,从而在经济层面上加剧了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脱欧带来了艰巨的挑战 第一,近年来,中国将英国作为与欧盟交流的着力点,对英国在经济、政治、外交等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随着英国的脱欧,这些投入的收益将极大下降,甚至是得不偿失。如何减轻英国脱欧带来的负担、弥补可能的损失,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 第二,一个与英国分道扬镳的欧盟以及由此导致的欧洲破碎化趋势,打乱了中国对欧战略的既定节奏和布局,尤其将给“一带一路”经济倡议的推行设立新的障碍。同时,一个脆弱的欧盟不仅使中国对欧投资的战略效益降低,而且其对美国的更加依赖也会加大中欧交往的复杂性和难度。 第三,如前文所述,由于欧洲势力的衰减,美国在维持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将更加倚重日本。尽管这很难逆转美中关系主导世界大局这一根本战略格局,但必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压力。脱欧为中国带来了机遇 然而,这些挑战应该是可以克服的。从长期的战略发展来看,英国脱欧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第一,海权国家对世界格局掌控能力的急剧衰退,为作为陆权大国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战略机遇。英、欧的分道扬镳,为中国与欧洲的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杠杆,使得中国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纵横能力,全方位地加强同欧洲的关系。 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东欧的访问,恰逢其时。将地处战略要津的中东欧各国纳入“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中,充分利用中东欧各国工业基础好、人口教育程度高、基础设施较为健全等有利条件,积极寻求合作,促进互利双赢的经济发展。不但为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打开了一扇大门,也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俄罗斯缓解了同欧洲的紧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与中东欧的关系,弥补了英国脱欧造成的损失。 第二,如前文所述,英国脱欧加大了美国维持霸权的成本和代价,使得美国在维持一极世界的过程当中更加力不从心,从而加强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权重,也为今后继续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 第三,出于其自身利益,以德法为首的欧盟各国必将努力减低其对美国的依赖,积极扩大其对外交往的空间和内容,从而为发展中欧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 第四,英国脱欧使得欧洲对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压力急剧下滑,普京可以更加坚决地推动其“东进”亚太的战略。尽管欧洲的衰弱降低了俄罗斯对中国的倚重,使普京更加注重维持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从这个意义上看,普京11月的对日访问值得关注),但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和美日同盟趋于强化的事实,使得俄罗斯将更多的力量和资源投入远东和亚太,积极发展壮大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近日来普京访华,同习近平签署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大单”,便是明证。 最后,即便是美日同盟的强化,也须从辩证实践来看待。由于美日同盟结构性的不平等,美国倚重日本的另一方面,必然是加强对日本的控制。这对积极推进“正常化”的日本右翼势力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毕竟,一个由右翼势力主导的“正常化”日本,要远比一个处处受制于美国的日本对和平的威胁更大。 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格局多元、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大潮。英国脱欧逆流而动,但绝不会阻碍这两个潮流的发展。中国是这两个潮流的受益者,也是积极推动者。尽管英国脱欧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体而言,却为中俄推动“一带一路”、打造欧亚大经济圈创造了更加利好的战略环境。同时,英国脱欧使美国维持一极世界的成本加大,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格局的多元、多极化发展。 只要能够审时度势,中国定能够克服英国脱欧带来的挑战,同时抓住历史机遇,根据世界格局的新变化积极布局,为持续和平发展奠定更加牢固的基础。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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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BADA】China Creates Bureau to Unite New Social Classe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a staunch advocate of recognizing people from new social classes. (Photo : Getty Images)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reated a bureau to cater to new social classes, such as those working in new media, according to a Global Times report.Experts agree that the move was undertaken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these burgeoning social classes.Based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UFWD), working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CPC), the new bureau will "unite managerial and technical staff from private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people who work in intermediar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freelancers and those working in new media organizations.""Setting up a bureau for [these people]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places a high value on new social classes and recognizes their value. This will motivate them to contribute their energy and will enhance national unity," Wang Huiyao, think tank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director, told the publication.New social classes are regarded by Fu Siming, a professor at the CPC Party School, as "builders of the socialist cau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Fu emphasiz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only unite them, but also rely on them to pool their strengths for the country’s overall development."In May last year, Chinese President and CPC Central Committee General-Secretary Xi Jinping remarked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improve the united front work among people from new media groups, Chinese who study abroad and intellectuals working for new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s.State-run Xinhua has also previously quoted Xi saying that uniting these non-CPC intellectuals is a fundamental strategy in realizing the party’s aim to unite the country.Meanwhile, Wang also suggested that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should recruit more talent hailing from the new social strata and get valuable pieces of advice from them.Nonetheless, UFWD stressed that as the new social classes are scattered, highly mobilized and active in thinking, they may pose problems at workplaces.UFWD vowed to study these people first to have a grip on how they think and act. The department will immediately formulate a plan based on its findings.From YIBADA, 20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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