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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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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好：最想变成“90后”，参与创业创新
2015年6月22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携妻子李巍低调现身成都出席活动。在活动中，刘永好董事长表示，“我希望我再年轻40岁、50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格局下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谈财富：重要的是诚信 新希望集团作为民营企业中的标杆，刘永好董事长如何看待财产问题呢？对此，他表示：“我跟在座的各位一样，我喜欢吃回锅肉，我喜欢吃麻婆豆腐，我喜欢吃麻辣的东西，跟我们所有四川人一样，我觉得我比较好的事是下海比较早，第二是比较坚持，第三能够有比较爱、比较善的心对待人。” 他说道，“经过30多年发展我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客观讲够我吃一辈子，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也够吃了，但是我觉得财富积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诚信，大家对你的认同，大家对你的好感，觉得你值得信赖。” 谈偶像：最敬佩海底捞，雷军是新时代英雄 在活动现场，刘永好董事长被即兴要求回答一份“普鲁斯特问卷”。在被问到他目前最敬佩的是谁，他的答案令人意外。“海底捞，是我们四川的企业，张勇是我的朋友，我很敬重他，尽管一个小小的火锅，但是卖到全球，卖到‘海底捞你学不会’，真是我的好榜样好朋友。” 谈及“最看重朋友的特点是什么？”他提到了好朋友雷军。他说，小米科技仅仅5年时间估值就超过450亿美金，这比新希望干了30多年大得多，可谓是“神话”，“有人说他是中国的‘雷布斯’，就是他的创新、变革、互联网精神，他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和执着的追求，在这方面我要向他学习。” 谈转型：成立草根集团 半年孵化20个企业 虽然刘永好董事长频频感叹雷军的小米很厉害，但他表示，找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找到消费者的痛点，并将其发挥到极致，是当前新希望转型的方向。 在他看来，创新变革就是互联网化。去年，他成立了一个创新的集团和新希望集团并列。“新的集团采用创业合伙制，我们拿出了相当一部分股权来引进一些最优秀的创业合伙人，大家都做老板一块做。这个创新的集团，我们取名叫‘草根集团’。”他还透露，仅仅不到半年时间，创新集团下面已有差不多20个小型创新企业出来了。计划在几年时间内“草根集团”要投100亿，面对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创业、食品、大医疗健康产业等等。 谈创业：想变成90后，参与到创新大潮中去 “当年创业艰辛，现在的年轻人赶上好时代了。”“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希望我再年轻20岁、30岁、40岁、50岁，成为90后也可以，00后也可以。那时我成为新的创业者，在新的格局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就有新的格局、新的目标出现。”他多次提到，自己很“羡慕嫉妒”当前的年轻人。 面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他对年轻人又有怎样的建议？他表示，“假如说我才25岁，我刚刚大学毕业，首先我要看谁估值最牛，最有创新和发展，第二我认认真真到这个公司做事，做一两年，帮助这个公司有所进步的同时我学到一些东西，第三能跟这个公司的人一块进步发展，或者我干脆创业，因为我懂了很多，我自己干。 文章选自新希望集团，2015年6月23日
2015年7月3日 -
【企业观察报】去东南亚投资：值得一试吗?
“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沿线情况复杂。东南亚国家地理位置与我国相近、拥有超过4000万的华人华侨。并且，很多国家和中华文化有着相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再加上原本就有的东盟组织，东南亚国家作为“一带一路”的中心，很容易成为一个突破点。 近日，以“加强民间交流，共建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东南亚民间高端对话在印度尼西亚举行。 会上，来自中国及印尼、文莱、新加坡、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东帝汶等11个东南亚国家的200余名代表共同发布中国-东南亚民间交流合作倡议书。其中提到，以切实行动支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共建“一带一路”。 东南亚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作为与中国经贸往来最为频繁、发展程度较高、改善基础设施需求巨大的区域合作伙伴，在“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发挥着互联互通的重要作用。 不过，中国企业进入东南亚困惑不少。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一带一路系列研讨会之东南亚投资挑战与机遇”，这是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二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聚焦东南亚，旨在对企业等走出去主体在东南亚区域将遇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探讨。 研讨会上，泛华集团李海波的疑问或许代表了一大部分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的疑惑：“被日本企业垄断的东南亚市场，我们是否还有机会?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风险，尤其是在政治上和金融上?” 印尼马来经济风险低 随着美国QE方向的转变，整个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流也发生了转变。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沈铭辉分析认为，整个东南亚地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并不大，资金流比较安全。相反地，中东欧国家风险较大。 据了解，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利用2008年前后的数据，通过经济指标，如短期外汇风险、长期外汇风险、通货膨胀率、利率、经济风险、能源安全风险、财政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测算出2004年到2014年这10年的经济风险，按照从低到高排列，依次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阿根廷、马来西亚、墨西哥、中国，智利、秘鲁、泰国、爱沙尼亚、巴西、匈牙利、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南非、波兰、保加利亚、印度、土耳其、罗马尼亚、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但是上述风险对东南亚一些国家而言有些是短期的，但更多的是长期风险。如印度受到通货膨胀、利率风险和能源风险比较严重，原因在于印度长期以来国内需求旺盛，但食品、安全、能源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特别是由于投资不足，导致印度长期以来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另外，由于任何一项战略倡议的推行，都应该是多维互动的过程，总体而言，整个东南亚国家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沿线各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比较欢迎，但也有一些国家对此态度不尽相同，如以越南、菲律宾为代表的不积极有顾虑的态度，以马来西亚、老挝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希望共建共商共享的态度，以及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希望在其中有所作为的态度等。 业内人士建议，首先要了解每个国家的不同态度，在走出去时候才能有的放矢，采取不同的策略。 小型能源项目市场大 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是否还有市场，市场还有多大? 以缅甸为例，日本在缅甸已经主导了公路、铁路、电信、银行结算、网信系统等方面的建设，我国企业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空间已十分有限。因此，企业在选择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市场容量。那么，企业又应该如何选择合适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近期发布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共同发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亚太区域能源市场一体化》的主题报告，建议推动建设东北亚、中亚和东南亚三个区域性的能源共同市场，并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东亚、东南亚天然气交易中心。 东南亚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需求方，在能源安全通道、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以及地区能源交易机制等方面，与中国都有共同利益，发掘能源与新能源的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中的一个增量。例如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通过中国--东盟技术交流中心，学习我国先进的新能源技术，在水电等领域已有成功合作案例。核电方面，近日中广核与东盟能源中心签署了关于核电方面的合作协议，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核电和清洁能源领域深入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奠定基础。中广核与东盟能源中心将共同为东盟国家开展核电能力建设活动，推动中广核设立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中心。企业可以紧抓此次机会，从能源与新能源合作方面着力，加快走出去步伐。 但是，由于大型工程的建设不仅涉及到经济，还涉及到国家战略的考量，实施起来比较复杂。另外，据调查，诸如大型水电站项目在东南亚国家已经饱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提到，而中小型工程还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小型火电站、小型水电站、电力工程设备等，这些项目容易受到相关国家的欢迎，且对于企业而言，这些新项目比较小，容易操作，收益快。而且，由于东南亚地区的购买力较强，政府对生物发电、清洁能源非常重视，企业可以在这方面动脑筋，例如，光伏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泰国是非常受支持的，企业很容易拿到相关项目。这些也为我国企业走出去选择项目时提供了参考。 应对与策略 “一带一路”对于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策红利，机遇远大于挑战，要抓住此次机遇，就要做好风险评估与防范的工作。 就政治风险，业内人士认为，从国家层面来看，虽然南海问题比较复杂，但大局可控。政府要对各国的政治风险做好预警，保护境外资产，谨防突发性事件对双边关系造成剧烈的影响;加强定量分析，从而评估和预测各国的政治风险度和双边关系。 对于企业而言，要对东南亚各国有更多的了解，从而选择性投资，规避风险。首先要解决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用人问题，做好人才准备的同时，也要解决工作签证问题。当地的人一般不适合做的工作，就需要中国工人随着项目走出国门，但是由于东南亚国家对劳务签证审批流程复杂，中国工人只能办理三个月期限的商务签证，要规避其中的陷阱。走出去的企业同时也需要提升本国员工自身素质，尊重当地习俗，保护自然环境，要从每个人做起。否则，很有可能带来大麻烦。 其次，可以充分利用东南亚的家族化体制，做到为我所用。储殷提出一些具体做法，例如，让当地家族垄断项目的下游产业，要有外包和合资的思路等。 同时，还可以借鉴其他现有经验。例如，在东南亚推进“一路”建设可借鉴日本经验。东盟是十国集合体，整体和个体的区别非常大，不可把它当做一个整体，中国往往把它当成一个整体。而日本签了两个协定，一个是把它当成整体与东盟签了经济合作伙伴协议，也就相当于FTA，同时日本和七国又签订了个体的FTA，这是它的聪明之处。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孙玉红认为，其实太阳地下没有新鲜的事情，中国公司走出去可以学习跨国公司来中国做的事情。其中一个可以直接利用的方面是，可以发现外企来中国做公共关系和政府关系都是用当地人，如果反向推的话，在东南亚和当地的安保、政府、NGO的关系，用当地人的话会取得很大的成效，直接化解了“是你还是我”，是外来的人还是本地人的冲突。 虽然我国企业投身“一带一路”面临许多不确定风险，但随着国家的针对性政策扶持，其中的一些问题已经或将逐步得到解决，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抱团不够，尤其是国有企业与民企，往往老死不相往来，个别企业之间甚至出现了恶性竞争。这对我国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建设，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有关部门在现阶段，应该引导、整合走出去的企业，组建商会等企业组织，让海外企业能够抱团取暖，守望相助。文章选自《企业观察报》，记者：武诗
2015年7月3日 -
【澎湃新闻】共建一带一路，中企该如何与华人华侨打交道？
一带一路“得到了广大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海外侨商和华人是“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天然的桥梁，也是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6月2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侨务经济科技工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庄荣文在答记者问时作出上述表示。 早在今年3月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提出 ：“发挥海外侨胞……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海外侨胞有哪些独特优势？在与他们及他们的企业打交道时要注意什么？ 既是桥梁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是一个核心，东南亚地区集中了全世界80%的海外华人，这些华人的企业做的非常好，因为是祖祖辈辈打下的江山，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在日前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成果与专题数据库发布会上讲道。 “对一带一路，华人华侨应该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或链条的作用。因为他们自己有这种融入全球化（的经验），和当地国家有深入的一个（交流）基础。所以我们要利用他们的优势。”许利平今年早些时候告诉澎湃新闻说。 “目前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4000多万，以泰国、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居多，而他们正是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今年2月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著出版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就建议发挥海外侨胞作用助推“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要发挥沿途五六十个国家的积极性，必须要大家的参与，比如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几千万华人华侨要动员起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上述报告发布时告诉澎湃新闻。 印度尼西亚中国商会副会长张敏对澎湃新闻表示，当地华人华侨企业对一带一路非常感兴趣。 “他们蛮积极的，多方了解。他们关心的不是政治层面，他们关心的是经济层面。有多少项目？中国企业会不会来很多？他们有没有一些商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没有机会？是不是会有很多企业来建厂？能不能合作？这些问题他们都问得很多。”张敏告诉澎湃新闻。 张敏表示，华人华侨还很关心政府会给多少贷款，贷款会不会松一点等这方面的话题。 但许利平也提醒说，华人华侨最担心中国企业到当地国，会不会冲击当地产业，会不会对当地移民造成冲击，会不会跟当地企业形成竞争关系。 “所以我们要切记，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更多还是跟当地合作双赢，而不是一种零和游戏。”许利平告诉澎湃新闻。 “实际上现在中国企业在印尼好多都是跟印尼华人一起做，因为印尼政策要求有些产业，必须有当地股份，中国人跟华人合资，就比较有优势，语言也没有障碍，当地各种手续他们可以帮着办，也出一部分资金。”张敏对澎湃新闻说。 但陆上丝绸之路的情况稍有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副主任，2010年~2013年曾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二秘的张宁向澎湃新闻解释说，华人华侨在哈萨克斯坦分为汉族人、哈萨克族人、维吾尔族人等，他们的作用不太一样。 张宁向澎湃新闻表示，在中亚华人华侨有三五万人，企业主和劳工多是汉族人。中国跟中亚的合作，95%都是大型国企，民营企业极少，有也就是小饭店之类的小买卖。少数民族与当地人语言相通，也更受当地人喜欢，但开展经贸不行。 “发挥华人华侨作用，主要是指东南亚那边的海上丝绸之路。”张宁说。 也有风险 “华人华侨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跟中国是‘亲戚’，有亲近感，很容易接触，刚开始对当地不熟悉的话，华人华侨是一个桥梁；但是千万不能把桥梁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他们只是桥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告诉澎湃新闻说。 许利平表示，华人是很好的桥梁，但做生意，有很多游戏规则，还是要按商业的游戏规则来做。 “跟他们接触时，还是要按照法律条文来进行，而不是说，哎呀，都是华人，都来自一个地方，都是亲戚，然后就不谈那些东西了。”许利平表示，这样往往会使中方的项目受损。 “实际上华人华侨很多时候是一个中间商，他们是要赚钱的，这就需要评估。作为企业，特别是翻译的人才一定要有。不能认为跟华人华侨都能用汉语沟通，就直接用当地华人华侨来做沟通，这对企业来说就存在一定风险。”许利平告诉澎湃新闻，民营企业与华人华侨合作一定要甄别，最重要是不能想当然，还是要带自己的翻译去，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对方的实际情况。 “比如我知道的，中国有些民营的矿业企业，在某个国家开矿，30多家矿业企业找了同一个华人，都被这个华人骗了。他所持有的矿业准证都是真实的，但是因为中国企业对当地不了解，所以都被他骗了。”许利平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许利平表示类似案例很多，有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家，到当地投资几千万，甚至上亿，最终受骗，承受不了打击而跳楼；也有投资失败，到使馆去求助的，但因为只是遭遇欺诈，使馆经常也表示很难帮忙，只能建议通过当地法律，但这对企业家来说很难。 许利平提醒，即使是当地大规模的华人企业，中国企业跟他们合作，也一定要拟好合同。“大的华人企业在那边根深蒂固，中国企业要想想对方为什么要跟你合作？他能赚钱他为什么不自己做？” 如果想不通他为什么会跟你合作的话，就存在上当受骗的风险。“很多企业就是这样上当的，包括国有企业，包括援助项目。”许利平说。 许利平提到了前两年终止的中国援助菲律宾的北吕宋铁路项目。对于这个耗资5亿美元的项目遭到终止的原因，中国与菲律宾方面各有说辞，对此国内媒体也有公开报道。 据许利平介绍，其中一个原因是，由韩国政府单独援助的铁路南段部分，耗资仅为5000万美元，而南部铁路的地质条件比北部还要差，加上中国援助项目，还要由中菲两方各自负担一半费用，因此遭到菲律宾政府叫停，并把款项退还给中国。 许利平说，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找了当地华人在中间牵线，不断地加价、回扣”，最终给中国造成很大损失。 另外，“一部分华人华侨身份变了，他们已经在当地入籍，所以他们的政治认同不可能是中国，而是他们的入籍国。在大的原则上，他们肯定是站在所在国利益上，不可能是站在中国一边。这点一定要分清楚。”许利平表示。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15年6月30日
2015年7月2日 -
王辉耀：让留学人员成为发展“战略资源库”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到，“留学人员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十六字方针，表明中央对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这一来自祖国的召唤，在海外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百年留学史上的第三次浪潮。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已经连续四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仅2014年度出国留学人员就达到45.98万人，留学回国人员36.48万人。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都有留学经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留学归国学者有21人；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上百家中国企业中，八成是由中国留学人员创办和管理的。留学人员不仅数量逐步壮大，而且在专业技术、创新创业、国际视野、对外交流、群团和公益组织等方面都展现出独特优势。尤其在“一带一路”构想全面推进的过程中，更需要一批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更好地加强中国与世界的沟通。高层次留学人员已逐渐成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外联能力的领跑者和生力军。 习近平主席曾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之际强调，要把做好留学人员工作，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如何吸引留学人员回国，使之真正成为国家的“人才资源库”？ 首先，可以考虑释放更加积极的鼓励对策，保障其来去自由，形成留学人员合理流动的良性循环局面。比如，进一步延长留学人员回国的多次入境签证和外国人居留证件的有效期，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优秀的留学回国创业人员可优先申请永久居留证，办理长期签证等。 其次，可以进一步放开留学回国人员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工作的限制，大多数专业部门岗位应考虑以科学的人才观选拔、使用和评估人才。 再次，应该拓展留学人员参政议政渠道，让他们在政治层面上发挥更大作用，畅通留学人员建言献策渠道。海外生活的留学人员同样对于国家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团结这部分人群，需要发挥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的作用。可以将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掌握的专业人士信息进行整合，与政府部门建立人才信息咨询服务合作机制，提高政府与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沟通联络的效率。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也是一部中国留学生和“海归”的探索史、开创史和报国史。在全球化大潮中，在共筑中国梦、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团结留学人员，充分调动留学人员的积极性，赢得他们的智力支持，让他们成为国家发展的“人才资源库”，对于今天的中国，无疑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本文刊于《人民日报》（2015年7月1日评论版）
2015年7月2日 -
【中国青年报】对不起，大学不能教会你成功
文/ 储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 每到临近毕业季的时候，做老师的总是会被学生各种“约谈”，谈出国、谈读研、谈工作、谈当公务员的诀窍。然而，每次谈完之后，我却多少有些惶恐，因为大学老师本就是一个平平淡淡、踏踏实实的职业，若是我能教你成为马云，我为何不自己去做马云？也许厘清教育与成功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主题之一，因为它既让教育承受了太多不应该的压力，也让学生背负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扭曲。 在今天这个大众教育的时代，学位的含金量实际上已经大大降低了。考上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乃至考上博士研究生的结果，常常不过是让学生找到一份普通的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有助于受教育者避免“失败“，而并非让受教育者获得“成功”。大学毕业，基本上能够获得一份温饱自足的工作，从某种意义来讲，现在的高等教育是一份托底的保险，它让受教育者有一个潜在的保障，而非给人人一个美好未来。 今天的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职业教育，它已经丧失了在计划经济时代，让受教育者成为“城市居民”的巨大作用，也并不具备与传统科举制度相同的“从政”意义。务实地讲，它给予受教育者的回馈是非常有限的。它提供的只是一个基础性的能力与智识，由于其一般性、规范性的特点，这种基础性的能力与智识，也并不会让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超额利润”。国外的高等教育其实也同样如此，除了少数名校与专业之外，大多数大学的就业情况，并不比专业性的学院或技校好。 大学已经成为大众教育、通识教育、基础教育，而不再是精英教育，更不是通向成功的教育。它面向的是普通人，培养的也多是普通人。对于国外的大学生而言，这只是一个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自然结果，但是对于中国的大学生而言，这却往往会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因为我们的许多家长和学生，并不是以普通人的心态看待大学教育。他们仍然保持着科举传统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心理惯性，要求大学成为通向成功的阶梯，甚至能够彻底改变命运。坦率而言，这样的要求对于大多数的大学来说，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着大众教育时代的来临，知识已经不那么稀缺了。以前的教育是让人改变命运，今天的教育可能更倾向于让你积极地面对命运。大学已经成为培养普通公民的场所，而不是贵族的摇篮。知识并不一定有助于通向成功，将是这个社会必须接受的事实。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要立足于让普通人的命运不再那么坎坷，让不能获得成功的平凡并不那么失败。让大学不再是千军万马挤向成功的独木桥，而是一条平凡却又平坦的普通人的幸福道路。 任何一个社会，都只有少数人才能成功，以追求成功为目的的教育，其实是把大多数人都变成失败者的教育。中国社会最应该做的，是让高等教育回归平常，让它服务于平凡，服务于人性，而不是让它成为塑造少数成功者与大多数失败者的角斗士学院。作为一名老师，我并不是很在意我的学生能成功，我更希望的是，他能够平静、坦然地面对生活。（本文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本文刊于《中国青年报》第2版，2015年5月29日
2015年7月2日 -
【国际商报】“一带一路”该如何东南飞
无论从经贸往来、风险评估的方面考量，还是从地缘、历史和人文的角度来看，东南亚都具备成为中国抢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机遇突破口的有利条件。日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系列研讨会之东南亚投资挑战与机遇”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纷纷肯定了东南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 优势凸显 众所周知，东南亚人口众多，购买力较强，经济拓展空间大，且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深厚，其数千万的华人华侨也为开展双边合作提供了重要资源。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沈铭辉曾在2008年到2009年间参与了亚洲开发银行组织的一次自由贸易区利用率调研，针对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新加坡841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上述经济体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利用率最高，达28.6%。这也说明了东盟与中国在经贸领域合作的深度。 依据2004年～2014年的数据，沈铭辉从汇率风险、通货膨胀率、利率、经济风险、能源安全风险、财政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指标来测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4个成员国的经济风险，东盟十国的经济风险系数相对较低。在排名前五位的经济体中，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分列第一位、第二位和第四位，占得三席，而中东欧国家受政治因素和资金流的影响，经济风险相对更高，显示出“一带一路”建设在东南亚开展的较强现实意义。“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社科院亚太研究院、亚太安全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洁指出，东南亚是海上交通要道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的集中地，其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不一而足。此外，中国—东盟是中国区域合作中的成功范例，这也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警惕风险 尽管东南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重要的地缘结点，但其中蕴含的诸多风险仍不可小觑。 目前对于海上丝绸之路能否顺利推行的疑虑主要来自于南海问题带来的政治风险。张洁认为，南海问题给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带来的挑战是全局性的，但她亦明确指出，南海问题的大局总体可控，其间，中国需要谨防突发性事件可能对双边关系造成剧烈的影响，进而推高中企的海外投资风险。“中国对于海上防控能力的把握是低于陆上的，这决定了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任晶晶认为，除南海问题之外，东南亚国家政局动荡和相关国家对华关系的变化将会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最现实挑战。东南亚的恐怖主义暂时不会对海丝建设构成威胁，但其潜在的影响不容忽视。 任何一项战略倡议或者政策的推行，都应该是双向多维互动的过程。任晶晶表示，总体来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普遍受到了东南亚国家的欢迎，但因欠缺对21世纪海丝建设的意图、目标、路径等的具体说明，造成了相关国家的困惑，如有舆论担心“一带一路”建设对于环境的破坏。对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厘清各种概念，明确21世纪海丝建设的看点、抓手、着力点和切入点。任晶晶建议，中国与东盟之间应着力推进在亚投行框架下的互联互通融资平台的建立；推进大型项目融资和结算项目的建设；加强青年间的人文交流和沟通。 鉴于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和政府治理能力的现状，为保障“走出去”中企的权益，国家层面要做好沿线各国的政治风险预警和对中企海外资产的保护，企业则要进行详尽的调查，避免盲目投资，规避风险。如东南亚国家多为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当地对就业比较敏感，对劳务签证的管理较严，而中企在海外工程承包项目申报工期时往往依据国内的情况简单类比判断，没有充分考虑项目当地的差异性，致使工期延误现象十分普遍。此外，企业还要关注当地的外汇管制规定，实施动态可控的安全管理，注重人员的安全风险。 专家强调，作为地区发展倡议，“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不是中国自己的事，需要沿线各个国家的共同参与治理，每个国家都有责任在其间共享红利、共担风险。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5年6月30日
2015年7月1日 -
【China.Org】Expert advises China to build innovative think tanks
James G. McGann,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an expert on think tanks, spoke at a roundtable meeting in Beijing on June 24, 2015 on how to build more globalized think tanks in China. [China.org.cn]McGann proposed several actions that China needs to take to create global think tanks. First, McGann said that becaus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ink tanks are currently housed within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the government and focus primarily on government clients, China needs to embrace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and build sectorial, university-affiliated, independent think tanks.The professor, who spoke at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in Beijing, said China needs to recruit think tank staff with new skills and new ideas. He noted that think tanks need to harness technology and new tools that shape public policy and influence policymakers, asserting that every think tank should be bilingual and optimally multilingual with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CCG President Dr. Wang Huiyao and other executives also attended the roundtable.McGann said Chinese think tanks have to motivate their staff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and achieve policy innovation. He pointed out that think tanks must focus on rigor, relevance and impact and must not sacrifice rigor for accessibility.The think tank expert stated that the nature of bureaucracy-based think tanks is such that there is no incentive for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renovation. Such think tanks are thus designed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McGann said that think tanks must adopt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that ensure the quality and integrity of their research, allow themselves to adopt and adapt approaches from other sectors, and innovate thei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marketing methods.McGann suggested making good use of infographics, as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data and other information will help Chinese think tanks more effectively compete for the limited time and attention of policymakers.He advised that China create a national network of think tanks that encourages innovation and the exchange of best practices.McGann also said that because China is already the second-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China’s think tanks must become leaders in the global think tank community by creating meaningful partnerships and innovations.However, McGann also expressed concern that many institutions will "put old wine into new bottles."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raised the expectations for think tanks, calling on them to help deepen the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a, but Chinese think tanks may not act or innovate fast enough to answer Xi’s call.James G. McGann,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President Dr. Wang Huiyao and others pose for a group photo at CCG offices in Beijing after a roundtabl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hink tank on June 24, 2015. [China.org.cn]
2015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