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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如何避免亚洲“中东化”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菲律宾针对中国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及其结果，提出了一个相当具有现实性的问题，即亚洲是否会“中东化”？这里的问题更在于域外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作用。 中东化就是中东乱局，包括内部秩序和区域秩序两个方面。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强势介入中东事务，二战之后的中东秩序就是美国和西方主导下所确立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便主导了中东秩序。中东国家的内部秩序和区域秩序缺乏自主性，高度依赖外来力量。一旦美国开始衰落，中东的秩序便跟着动摇起来。今天，即使美国对中东怀有良好的政治愿望，其能力已经大不如前。并且，美国在很多时候都是“好心做坏事”，导致只有破坏，没有建设。 美国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开始反恐怖主义战争，希望通过“大中东计划”，在中东推行美国式民主。但现实是，美国根本建立不了最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在最低限度上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中东原有政体的解体，导致了无政府状态，涌向欧洲的难民潮便是中东政权解体的产物。更为严重的是，在原先政权解体之后，宗教激进主义找到了巨大的空间。 穆斯林激进主义不仅发生在中东失败国家，也发生在治理比较好的国家，例如土耳其。土耳其总统不仅容许而且鼓励激进宗教力量。但对美国来说，只要政权是用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便加以容许甚至支持。从长远来看，激进宗教主义的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人会相信，中东可以在可见的未来建立起一套新的治理秩序。 中东乱局说明了，如果秩序（无论是国内秩序还是区域秩序）缺乏自主性，就毫无保障。外在的力量不是牢靠的利益相关者，一旦利益相关程度下降，它便会离开，留下烂摊子。当美国在中东具有巨大利益时，会拼命干预中东事务，但一旦这个地区的“收益”小于其“成本”，美国便要脱身，这个地区的秩序突然失去了依靠，乱局变得不可避免。 为什么说亚洲也面临“中东化”的可能性呢？域外力量（或者外力）的作用主要包括大国政治化和国际化。大国政治化指的是域外两大力量即美国和日本（或者美日联盟）的介入。至今美国和日本最为积极；并且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使得人们相信，这两国一直是这个案子背后的操盘手。 “外力”倒并不是说，美日在本区域没有任何利益，而是说它们不是本区域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美日在本区域的情形和美国在中东的情形类似：这两国深度卷入本区域，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如果这个区域变成了乱局，却不会对这两国产生致命的影响。 南中国海问题两个发展方向 “国际化”指的是菲律宾（主动的或者受美日的支持）单方面地向常设国际仲裁庭起诉中国。仲裁法庭具有高度的商业性，即受雇于菲律宾，服务于菲律宾。中国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这种形式的国际化就产生了无穷的问题。首先是判决会受商业利益的影响。其次，法官本身的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倾向容易影响判决。其三，法官需要有充分的知识来了解情况，而非仅凭借菲律宾所提供的信息。南中国海这样高度复杂的案例，对这些法官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实际上，在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判决中，人们不难看到，人们理想中的法治（rule of law）已经演变成律师主宰（rule of lawyer） 或法官主宰（rule of judge）。从判太平岛是“礁”而非“岛”的案例中，人们也可以看出，这些法官也有可能引入非常激进的思想，为本区域的失序提供“法理”的基础。 判决完全否定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历史权利。中国从一开始就采取“不参与、不接受”的原则。当然，中国的行为并非特殊，其他大国也经常不接受类似的判决。判决很难在实质层面改变南中国海问题的现状。尽管如此，南中国海问题有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 其一，南中国海问题有可能继续朝着冲突的方向发展。美、日等国一直在重复强调中国要接受判决。菲律宾和越南等声索国的表述尽管不那么直接，但也是希望中国接受。其他一些非声索国因为担心和恐惧中国的崛起，也是希望中国接受。同时，越南等其他声索国家的下一步选择很重要，如果它们认为也可以通过仲裁为自己求得利益，就会仿照菲律宾去做。再者，即使这些国家愿意回归到和中国的双边谈判，美、日也会千方百计地纵容和鼓励这些国家找中国的麻烦。如果这样，南中国海问题就会继续恶化下去，直至发生冲突。 其二，南中国海问题也有可能朝着和平与合作的方向发展。现在仲裁案已经过去，各国回归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原点。各方都意识到所谓的法律并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法之后，回归到通过政治和外交的途径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积极的方向，各方需要争取，但不能对此抱有幻想。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演变成高度国际化和大国化的问题，有关大国并不会轻易放弃已经为中国制造出来的“麻烦”（即仲裁庭作出的不利于中国的判决）来对中国施加压力。不仅菲律宾本身要利用判决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即使菲律宾总统有很强的意愿和中国改善关系，实际结果也会很有限，因为美国可以通过很多方法，对菲律宾施加莫大的压力，避免其“走近”中国。 如果往冲突的方向发展，本区域陷入中东陷阱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如何避免？如前文所说，很难要求美、日等域外大国做有助于本区域稳定的事情，而是要依靠本区域的主要角色，即中国、亚细安、其他声索国的努力。 中国的角色最为关键，因为中国是本区域的大国，也最具有能力来保障本区域的秩序。中国最早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没有引出其他国家的积极回应。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远早于中国造岛，中国造岛只是对其它国家行为的反应。现在，中国已经改变了从前被动的角色，可以利用已经造好的岛礁为其他国家提供服务，包括航行安全灯塔建设、避风港、紧急救助、海上搜救等等。中国也可以再次提出“共同开发”方案，和其他国家进行渔业协定谈判、海底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资源保护和共同开发等项目。 中国有能力分化亚细安 对亚细安来说，再也没有比独立的外交政策、保持中立性更为重要的事情了。一旦选边，无论是选择美国还是中国，亚细安的分裂就会变得不可避免。亚细安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比较松散的协会。这种松散性既保证了亚细安的生命力，也表现了亚细安的弱点，即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御强大的外力。尽管中国理解亚细安和美国紧密的战略关系，但不可能容许一个整合而针对中国的亚细安。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有足够的能力来促成亚细安的“分化”。美国所认为的中国会“自我孤立”只是臆想。中国如果像美国那样依靠其经济实力来寻找朋友（例如通过建立类似美国的“战略性贸易集团”），所能寻得的朋友并不会比美国少。再者，中国并没有要求亚细安倾向中国，但亚细安的中立则是中国所希望的。亚细安的区域组织建设如果缺乏自主性，依靠美国来“强化”自身，长远并不符合亚细安的利益。正如中东区域所表明的，缺少自主性而依靠外来力量的秩序永远不会牢靠。亚细安的自主性决定了其可持续性。 其他声索国的独立性立场和外交政策也同样重要。因为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一些国家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幻想，这当然和这些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本身的亲美立场相关。如果从中东的情形来说，可以确定美国绝对不会为了亚细安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而和中国进行一场公开的战争。这是由今天的国际关系格局所决定的。 中美双边关系尽管有矛盾，但仍然在发展和深化。今天的中美关系并非是冷战时代的美苏关系，美苏关系除了核对峙之外并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关系，但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演变成“中美国”的关系，至少在经济上如此。在国际层面，中美有太多的重大事情需要合作，包括核不扩散、气候环境等等。美国的最大利益仍然是不失去中国，一旦失去中国，美国就只剩下半个世界的“霸主”。 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个别声索国要减少甚至放弃对美国的幻想并不难。即使美国真的具有为了亚细安一些国家的利益而战的“利他心”，其能力也是令人怀疑的。美国在中东和其他地区所制造的乱局便是证据。 更为重要的是，美、日和一些亚细安国家所构建的“中国以大欺小”“强权即公理”的话语，实际上是美国和西方而不是中国的逻辑。当中国和越南通过政治和外交谈判，解决陆地边界划分和北部湾海上界限时，越南不仅没有吃亏，而且获得了不少好处。事实会证明，像菲律宾那样诉诸于大国政治化或者“国际法律化“的途径，试图迫使中国屈服，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损害其国家利益。 围绕着仲裁案的游戏刚刚开始，各方都在思考着下一步如何走的问题，相信判决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对本区域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本区域的秩序到底往哪个方向发展？是维持昔日的稳定还是被“中东化”，人们当拭目以待。文章选自《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8日 -
【青年参考】海归创业要在新前沿发力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在论坛上致辞。 2016年7月31日，一年一度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全国总工会职工之家饭店举行。该论坛到今年已是第11个年头，被称为“中国海归的盛会”。 论坛的主办方欧美同学会，是由中国留学海外的归国同学组成的团体，是中国历史最悠久、会员基础最广泛、最具影响力的留学人员民间团体。论坛的协办方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是国内领先的国际化智库,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 论坛在当天早上9点正式开始，近7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戴均良在开场致辞时表示：“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现已成为广大留学人员创新创业问题深度交流、获取信息、建言献策的重要平台，而在今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这一论坛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 参加论坛的嘉宾中有很多家喻户晓的商界大佬和风云人物：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跟徐小平一起驾驶过“新东方三驾马车”的王强，国内投资界先锋、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以及被称为中国最大律师事务所的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王俊峰等。就像论坛嘉宾、万科前高管、现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所言，“欧美同学会确实有号召力，这一届依然大咖云集”。 投资过新浪网的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关新，原计划在论坛前一天从上海飞到北京，不料航班在飞行途中遭遇恶劣天气返航。他不愿错过论坛，于是乘坐高铁北上。 虽说这是一场形式较严肃的留学论坛，但参会嘉宾的真言妙语让现场气氛异常活跃，一个高潮接着又一个高潮。被称为“论坛网红”的徐小平说：“每次参加欧美同学会的活动都感到特别亲切，因为我也是欧美同学会的成员之一，是创业学院院长——享受正处级待遇。作为海归，我觉得自己是特殊的，因为我的工作一直跟留学、回国息息相关。过去20年中，前10年我在鼓励人们出国，后10年包括现在，我在鼓励人们回国。”留学人员已成重要的新生力量 论坛由开幕式和几个分论坛组成，讨论围绕海归创新创业展开。上午的两场分论坛中，参与嘉宾提到次数最多的词，就是海归人才。 “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科技创新排在全球前几，他们有一套非常优厚的人才吸引机制。”毛大庆提到了不久前去以色列特拉维夫走访的经历，“以色列有非常好的移民政策，好到什么地步？全球各地的创业者，只要项目被以色列的孵化器或投资人看中，愿意带着项目到他们那里发展，该国就提供优厚的绿卡、落户、购房、子女上学等政策。说到底就是，他们的移民政策飞快地跟上了国家对人才需求的总体战略……国家强调海归的重要性，事实上最终‘抓’的还是人，人是创造价值的唯一不竭动力。” 近几年，中国在鼓励留学生回国发展方面屡屡出台新政策、新办法。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看来，中华留学大潮绵延百年，当前中国留学人员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他们已成为重要的新生力量，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新形势下，国家对留学人员高度关注，对留学报国事业大力支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从1978年到2015年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已达404.21万人，其中有221.86万人选择回国发展。 可以说，近几年，国家将对海归的关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去年5月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再次明确，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并对他们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 王辉耀总结道：“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 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现场座无虚席。“现在最前沿的是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 在远毅投资合伙人高毅看来，海归回国创业，不同年代有不同的优势，早年主要是跨文化交流的优势，而现在，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海归相比本土人才，主要拥有技术创新的优势。 大约从2010年开始，围绕互联网展开的创业项目在国内渐趋热门，但到现在，业内人士关于互联网创业已有了新的看法。中国青年天使会创始会长杨宁表示：“这拨互联网的发展现在已接近尾声，我认为互联网没啥可干的了，现在世界在步入新的时代，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及虚拟现实等。”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力军是留学日本的博士，2005年回国创业后，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及溅射靶材的研发，相关产品打破了美日等跨国公司形成的垄断。对长期深耕制造业的姚力军来说，中国制造业的情形和前几年相比“很让人担心”。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现在在有利的一端，但很有可能要到另一边去了。我们正在丧失竞争力——人口红利不见了，原材料涨价厉害，人们的价值观也因为时代巨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扭曲，未来我们面临的挑战不可小觑。” 不过，在京都资本创始合伙人张醒生看来，“国家现在创新力不够，但我们依然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而且中国的资本在努力兼并吸纳全球顶尖的高科技公司。不久前，美的集团正式宣布收购全球顶尖的智能机器人公司德国卡库，这是非常好的迹象”。 “互联网的高峰已经过去，现在最前沿的是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张醒生表示，“在美国彻底实现新一代智能制造前，中国还有4～5年的窗口期，这是留给我们为数不多的机会，海归在这方面更要发力，我相信中国人有冲劲儿和干劲儿。”大咖说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 “前几十年是中国学生留学海外，现在这一趋势转过来了。除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回国发展，还有不少外国人才来到中国工作。如果说前几十年是中国人才的国际化，现在就是国际人才的中国化。”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王俊峰： “我觉得海归是很了不起的，‘海’是前提，‘归’是目的，如果‘海’了不‘归’就提不到报国的层面，现在有很多海归考公务员进入体制内，我觉得他们可以勇于尝试各种选择。”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刘星： “从创业角度看，如果说过去5年中国主要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那未来5年更多的是科技的创新，跟科技和实体有关的创业项目，在未来热度会超过互联网企业。” 红瑞资本CEO陈剖建： “在过去3年中，我见过很多创业者，其中90%的创业项目我不看好。一方面我在思考自己的学识是否有限，导致很多项目看不懂；另一方面我也在思考，现在的创业者是不是太多了，国内创业是不是已经出现泡沫？” 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 “前段时间我在日本参加一个论坛，去的都是日本企业界的大咖，比如东芝株式会社的老总，会场内秩序井然，4小时的活动期间没人围着大咖换名片，社交都在会场外进行，会议会准时开始。我们最近在说老虎吃人、要讲规矩，我觉得这一点对创业也适用。” 宁波江丰电子公司董事长姚力军： “我是留日海归，在日本待过多年，很推崇日本文化中的三点，第一是遵守时间，第二是遵守规则，第三是遵守承诺。对现在普遍浮躁的创业者来说，做到这三点，我相信会有比较好的结局。” 香港地铁中国区CEO易岷： “我建议回国创业的年轻海归做好两件事，第一是尊敬工匠精神，这是我们传统企业最重要的核心，第二要敬畏资本。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创业海归，有一天发微信说融到A轮了，过两天又说买了一辆特斯拉，之后又说租到办公室了，目标是上市，后面就没了……相信这是很多投资人熟悉的状况。我呼吁现在的年轻人，不论怎样都要具备跟工匠精神一样的职业经理人精神，你要学会如何运作资本，学会怎样对资本负责，没有职业经理人的精神是走不远的。” 中国青年天使会创始会长杨宁： “现在我们天天喊创业创新，但创业者和投资人如果不沉下心来做事，就是在浪费很多人的财富和时间。我建议大家一门心思做好一件事，哪怕只是做技术高端的圆珠笔芯，一样有前途。” 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 “作为投资人，经常有人问我，为何投这个，为何投那个，其实原因很简单，我投你，就是因为你做的事情比我牛气，至少我和徐小平是这样。”文章选自《青年参考》，2016年8月3日
2016年8月8日 -
王辉耀： 期待中国分享国际人才红利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G20与中国”国际研讨会暨G20研究系列智库专著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在智库讨论环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的诸多观点得到了现场听众的认同。 身为杭州人，王辉耀为在家乡召开G20峰会感到自豪，并且希望这次G20杭州峰会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新阶段、新发展、新动力的起点。会后，王辉耀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您本人对即将召开的G20杭州峰会有何期待？ 王辉耀：最近我刚来杭州给全省党校系统讲过课，对杭州迎接G20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印象非常深刻。为了G20,杭州做出了很大努力，基础设施、会务设施都达到一流水平。我个人很希望这次G20杭州峰会开启G20的3.0版本。之前，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银行，或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中国都有参与，但还可以发挥更多作用。中国今年成为G20主席国，希望通过本届G20杭州峰会，能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积极参与治理全球经济的决心和努力。 我本人的第二个期待是希望能通过G20峰会更多关注国际人才问题，能否讨论建立一个国际人才合作组织。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很缺人才。我们已经成为了货物流动大国，也正在成为世界人才流动国，但是中国对世界人才的分享才刚刚起步。中国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而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吸纳来，能广纳天下贤士为中国所用，中国经济更进一步腾飞。 记者：您为何如此重视人才流动的课题？这个对于民众的影响有多大？ 王辉耀：人才流动方面,中国企业如果没有很好的一套机制和新的政策、框架来吸引国际人才,会处在一个不利的局面。 当下，全球化已进入第四个浪潮——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意味着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从经济全球化流动中的企业主体来看，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价值链重构，引发新的全球商业版图调整。企业要在这一进程中取得国际竞争优势，关键是人才和创新。 记者：您提出要建立一个“人才的WTO”,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有什么样的作用? 王辉耀：贸易流动领域有WTO来进行全球治理,资本流动领域有IMF,但是现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关于全球高端人才流动的组织。 中国现在希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今年又举办G20峰会,我觉得建立一个人才WTO,就是世界人才组织(World Talent Organization)很有必要。中国本身就是个人才大国,人才流动大国,如果能够发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让中国为全球治理和国际人才流动做出独特的贡献,是很有必要的。文章选自《浙江日报》，2016年8月5日
2016年8月8日 -
【浙江日报】王辉耀： 期待中国分享国际人才红利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G20与中国”国际研讨会暨G20研究系列智库专著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在智库讨论环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的诸多观点得到了现场听众的认同。 身为杭州人，王辉耀为在家乡召开G20峰会感到自豪，并且希望这次G20杭州峰会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新阶段、新发展、新动力的起点。会后，王辉耀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您本人对即将召开的G20杭州峰会有何期待？ 王辉耀：最近我刚来杭州给全省党校系统讲过课，对杭州迎接G20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印象非常深刻。为了G20,杭州做出了很大努力，基础设施、会务设施都达到一流水平。我个人很希望这次G20杭州峰会开启G20的3.0版本。之前，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银行，或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中国都有参与，但还可以发挥更多作用。中国今年成为G20主席国，希望通过本届G20杭州峰会，能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积极参与治理全球经济的决心和努力。 我本人的第二个期待是希望能通过G20峰会更多关注国际人才问题，能否讨论建立一个国际人才合作组织。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很缺人才。我们已经成为了货物流动大国，也正在成为世界人才流动国，但是中国对世界人才的分享才刚刚起步。中国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而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吸纳来，能广纳天下贤士为中国所用，中国经济更进一步腾飞。 记者：您为何如此重视人才流动的课题？这个对于民众的影响有多大？ 王辉耀：人才流动方面,中国企业如果没有很好的一套机制和新的政策、框架来吸引国际人才,会处在一个不利的局面。 当下，全球化已进入第四个浪潮——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意味着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从经济全球化流动中的企业主体来看，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价值链重构，引发新的全球商业版图调整。企业要在这一进程中取得国际竞争优势，关键是人才和创新。 记者：您提出要建立一个“人才的WTO”,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有什么样的作用? 王辉耀：贸易流动领域有WTO来进行全球治理,资本流动领域有IMF,但是现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关于全球高端人才流动的组织。 中国现在希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今年又举办G20峰会,我觉得建立一个人才WTO,就是世界人才组织(World Talent Organization)很有必要。中国本身就是个人才大国,人才流动大国,如果能够发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让中国为全球治理和国际人才流动做出独特的贡献,是很有必要的。文章选自《浙江日报》，2016年8月5日
2016年8月8日 -
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困境下的G20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G20（二十国峰会）杭州峰会即将召开。在目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展现大国崛起和大国应当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机会。不过，要主办一次成功的会议，中国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今天国际经济的总体局势可以用一个字面的变化来说明：曾经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软力量核心的“自由贸易”，已经变成一个肮脏的词汇。 最近一轮的全球化主要是从1980年代的英美国家开始，由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促动，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了世界性的经济发展。中国也在当时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不仅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且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如果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没有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的积极参与，它很难叫做全球化。同时，如同其他很多国家，中国本身也从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迅猛增长，在很多年里实现了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 但是，这一波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在促成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和各国内部带来了诸多非常严峻的问题。在国际层面，国家间各种政策协调远远跟不上全球化的进程，导致了两次危机，即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G20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围绕着这两次重大危机展开的。 就各国内部来说，两个主要的因素即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不公平，绝少数富人越来越富，而中产阶级则越来越小。这种现象在西方被称为“富豪经济”。今天，很多国家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崛起，而金融和互联网的结合更是赋权资本。在人类历史上，人们从来没有感受到过资本像今天那样的巨大能量。 国际治理和各国内部治理的双重危机，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崛起。美国的特朗普主义被视为是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不过，特朗普现象并非美国的特有现象，而是今天世界的普遍现象。在发达的西方，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义勃兴，包括美国的特朗普、英国脱欧、法国国民阵线、右派的德国新选择党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产物。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也都存在着民粹主义，只是没有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罢了。 今天，民粹主义流行于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不发达社会，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各国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民粹主义，而在于其政治人物有没有去鼓动民粹主义，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控制民粹主义。一些国家有能力控制，一些国家用民主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另一些国家则通过暴力的社会运动表达出来。 民粹主义酿成国际问题 表现在世界经济方面，198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里，各国都大力提倡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也是西方最具有吸引力的软力量；但是现在的西方，谁提自由贸易谁就会受到攻击。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人物开始标榜自己是反自由贸易的，因为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1980年代全球化以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本来就是因为各国内部体制跟不上外部环境变化、内部改革不到位的产物；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外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 从世界历史来看，民粹主义崛起不仅是内部的问题，如果管控不好还会演变成严峻的国际问题。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经历了快速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但内部也同时出现了社会不公等问题，当时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跟当时的民粹主义也是有关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内的民粹主义，又导致了地缘政治的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次世界大战。同样，这次民粹主义的崛起，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制造严峻的国际局势。今天，在内部民粹主义崛起的同时，世界也正在经历着地缘政治的大变迁。各文明、各国家变得越来越自私，国家间的行为缺乏协调，互相抱怨，甚至互相憎恨。无论是中东乱局、欧洲难民潮、朝鲜核危机、南中国海主权之争，无一不体现地缘政治的崛起，充满着不安全。 在这种局势下，作为G20的主办国，中国应当具有怎样的立场和政策呢？在世界性民粹主义高涨的情况下，中国本身的国际经济环境也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外部环境越来越不好。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因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得欧洲国家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再者，中国也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利用朝鲜核武器、东海和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等问题，在中国周边向中国施加着巨大的外部压力。面对巨大的外在压力，中国本身内部的民粹主义也正在变得非常强烈。 因此，中国首先必须逃避世界地缘政治之争的陷阱。今天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最大不确定性的，甚至不是经济本身，而是地缘政治的回归。地缘政治和安全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关切。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利用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有效消除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促成人们的关切从地缘政治转移到商贸合作和发展。南中国海仲裁案之后，中国至少在和亚细安之间的关系上，已经阻止了形势的恶化，扭转了地缘政治之争的局面，开始转向经贸合作。各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国际社会和各国的最大安全保障。世界经济或者各个经济体出现了重大问题，世界会变得更不安全。 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 中国应当明确强调国际经济不应当受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中国应当向国际社会强调，不能让民族主义泛滥。从历史经验来看，民族主义往往是小国的武器，不应是大国提倡的；一旦民族主义在大国盛行起来，小国就非常害怕。当然，小国更不应该搞民族主义。搞民族主义的小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富裕得起来。朝鲜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世界上能够富裕起来的国家，不管是小国还是大国，都是开放的国家。国家越开放，发展的机会就越多，就越容易发展起来。 中国也应当强调自己要通过进一步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来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内部问题要通过内部体制的改革来解决，而不应当把它演变成民粹主义。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要通过更加的对外开放的方式来化解，而不应当演变成民族主义，避免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是战争。 中国更可以大力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已经成为也会继续会是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力。西方世界到现在为止，在推动全球化进程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现在西方经济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即使只有5%至6%的经济增长，也会成为强劲的全球化主力。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开放的条件下，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是世界现行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持者和改进者。中国基本上已经通过内部改革和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接轨，并在现行体制内部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过去一直扛着“自由贸易”的大旗，现在没有能力再扛下去了，中国要接过这面大旗。“自由贸易”同样可以成为中国的软力量。 进而，中国也需要理解、包容和接受新的规则。尽管美国试图在制订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并且在一些方面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利益甚至是针对中国的，但中国也是抱着理解和开放的态度。只要是贸易规则，必然具有普遍性。这些普遍规则即使不符合甚至损害中国眼前的利益，长远也是可以符合和增进中国的未来利益的。并且，中国可以把新的规则转型成为改革内部体制的动力，就如中国为了加入WTO而进行的体制改革那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要做加法。中国会在不长的时间内，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并且随着消费社会建设，中国内部市场对于西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更可以在现存国际贸易规则之上，再加新规则或者修改老规则。美国总是强调写规则的重要性，并把和中国的竞争界定为书写规则的竞争。不过，现实地说，写好的规则必须得到执行和遵守。如果美国的经济体量不再重要，就很难执行其所写的规则。对中国来说，经济总量的增大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写新规则的机会，更是造就着中国执行规则的能力。 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经济合作论坛，G20的使命不仅是要沟通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政策协调，防止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演，也肩负推动可持续的国际经济发展，和实现国际发展的公正性的责任。今天的G20在所有这些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这次峰会能够在反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促进世界自由贸易和推进全球化方面取得共识，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极为有利的，就会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会议，并且也会向世界证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过程中的作用。文章选自《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8日 -
【三亚日报】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将在三亚举办
本报讯（特约记者 梁路 记者 陈吉楚）8月3日中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张琦在市委会议室会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和达沃斯论坛前总经理SMADJA等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专家代表，就在三亚举办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等内容进行座谈。 王辉耀说，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在三亚已经举办了两届，第三届论坛也将在三亚举办，论坛的规模和层次将上一个台阶，希望三亚市委、市政府继续支持论坛在三亚召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还将联合达沃斯论坛围绕三亚中心工作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打造三亚智库品牌，提高三亚知名度，希望三亚市委、市政府给予支持。 SMADJA说，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是针对国内外企业家、企业和经济全球化而举办的论坛，对于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具有积极的意义，也能吸引国际企业到三亚，带动投资的可能性。第三届论坛规模力争达到500人以上，国内外政商学界嘉宾将齐聚三亚，论坛也将在举办主论坛的基础上举办一系列论坛，聚焦全球化，也聚焦三亚发展，打造三亚品牌。 张琦表示，三亚将支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达沃斯论坛在三亚联合举办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也支持在三亚建设智库。他说，在举办主论坛的同时还可以举办与三亚中心工作密切相关的论坛，为三亚发展出谋划策，助推三亚国际化精品城市建设；市委宣传部要做好对接工作，确保论坛在三亚顺利举办。 据悉，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是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起并参与主办，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Smadja & Smadja战略咨询公司联合举办的国际化论坛，第一届、第二届论坛分别于2014年、2015年在三亚举办，已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主题下的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高端论坛。 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黄孟复，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原中国驻法大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建民，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曾参加过论坛。 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岳进，市委常委、秘书长鲍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尚林，副市长李柏青参加会见。文章选自《三亚日报》，2016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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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日报】既要经济发展好 还要生活配套全
本报杭州8月4日讯 （记者 章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北京海威时代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日前发布《2016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新生代海归就业呈现多元化态势，海归回国最看重的是所选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民营企业更倾向于为海归员工提供更丰厚的优惠待遇，也日渐成为海归回国就业的优先选择。 据有关统计，从1978年到2015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04.21万人，221.86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2015年我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40.91万人，比上一年增长12.1%。随着我国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留学生群体已经成为新时代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层次留学人员已逐渐成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领跑者和生力军。“海归”更看重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的完善齐全 今年3月至7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北京海威时代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开展调研。调研主要面向回国发展的各类留学归国人员，受访者学历多为硕士，主修专业以商科为主。 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者选择目前工作城市的理由排在第一的是“经济发展快”，超过半数被调查者选择这一项。“基础设施配套齐全”“产业基础好”“公共资源集中”“有较好的人脉关系”依次占35.9%、31.0%、30.7%、27.3%。 比起生活环境是否舒适优美，被调查者更看重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是否完善齐全。此外，选“相关人才政策吸引”有17.6%，说明政府的人才政策起到一定作用。 由于现在一线大城市房价高企，6.8%被调查者选择了“房价等生活成本较低”。 随着“双创”蓬勃兴起，不少海归回国不久就投入了创业大军。报告显示，海归创业的城市不再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逐步扩大到东部沿海二、三线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 海归回国创业主要是看重国内创业环境好和发展潜力大，这与我国倡导创业创新，实行创业创新扶持政策密不可分。此外，方便与家人团聚也成为影响海归回国创业的重要因素。而持有专利技术、相关领域国内市场前景好、其他如居住地等因素对该行为的影响不大。 与此同时，报告也反映出海归的一些“水土不服”，如此次受访者中有超过半数的海归缺乏职业生涯整体规划，不明确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企业招聘时可以通过培训消除他们的陌生感，给予更多的指导。民营企业乐于提供更丰厚的优惠待遇 记者查阅去年的报告发现，当时海归就业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但近两年中部和西部城市，尤其是成都、西安、武汉等地对海归的吸引力有所增强。海归就业的单位类型呈现多样化，但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2016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大部分受访企业在招聘时更倾向于使用海归，仅39.5%的企业在招聘时没有明显区别，这表明海归群体在回国就业过程中仍存在一定优势。国企、外资/合资企业、民企、海归创业民营企业和其他单位如非政府组织对海归的偏好逐渐增加。 调查显示，82.5%的单位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待遇。如20%的单位认为海归员工在本单位的晋升途径更快捷，17.5%的单位中海归员工的工作岗位更核心等。 其中50%的国企表示会让海归员工进入更核心的岗位，外资企业对海归员工的待遇相对分化，相比之下，民营企业、海归创业民营企业乐于为海归员工提供更丰厚的优惠待遇。尽管报告没有对江浙地区做区域分析，但民营企业对海归人员的争取力度，成效还是颇为明显的。文章选自《浙江日报》，2016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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