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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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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月度名家午餐会：“欧盟冲击波——英国脱欧引发的经济与金融震荡”
2016年7月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办CCG月度名家午餐会，本次午餐会的主题为“欧盟冲击波--英国脱欧引发的经济与金融震荡”。CCG在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多角度解读英国脱欧影响，获得社会积极反响之后，经过近期的思考和沉淀，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黄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王义桅，博龙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总裁、CCG常务理事花醒鸿等多位国内研究欧洲问题的顶级专家及投资欧洲的企业界重量级嘉宾出席会议，共同探讨英国脱欧引发的系列影响。 2016年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以“脱欧派”51.89%的投票落下帷幕。经过次贷危机、欧债危机、英国脱欧等一系列打击，欧盟在内外夹攻之下，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当天午餐会的致辞中说，英国“脱欧”在全世界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这股欧盟冲击波对于中国和全球化的影响，对于未来中国与英国的合作带来哪些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更好的迎接挑战，深入挖掘机遇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需要研究的，因此，今天我们特别邀请顶级权威专家及企业界的重量级嘉宾出席午餐会，共同研讨这些议题，以更好地为未来中国的国际政策建言献策。 黄平、崔洪建、王义桅、花醒鸿等与会嘉宾围绕英国“脱欧”所带来的教训，投资者对欧盟经济、欧元的信心会否产生动摇，英国“脱欧”是否有逆转的可能，与中国开展贸易、吸引中国投资等方面会有哪些影响等等议题展开了积极的对话与讨论，并与现场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互动。整场午餐会气氛热烈，碰撞出大量有价值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黄平指出，英国“脱欧”不是一个纯偶发性的事件，会产生很多后期效应，给各国就业、经济增长带来冲击，第一受到冲击的是英国经济，第二是欧盟，第三是西方，亚洲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东京和香港股市。他同时表示，即使脱离欧盟，英国和欧洲的关系还是很深的，而且伦敦作为世界最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还不会被动摇。 他同时表示，对于英国“脱欧”，中国目前更多的是研判和冷静观察，中国经济走低走缓是新常态，在这样的新常态下，中国出台了很多战略举措，包括提升与欧盟、英国及中东欧之间的合作关系。中国不只看重英国一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金融上的影响，中国与欧洲是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四大伙伴关系，这个月将举行中欧领导人会议，很多实实在在的协议和项目正在推进，此外，中国与中东欧16国合作机制也已经推进了四年，很多效果正在显现，其中也有与“一带一路”对接的项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表示，英国“脱欧”事件的影响仍在继续发酵，这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我们要反思，精英们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接下来英国政府是否能够坚持之前卡梅伦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他指出，相信未来英国新一届政府会延续更多上一届的内政外交政策，尤其是保持开放的政策，希望接下来英国的精英们是足够理智的，能够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前行。 他进一步指出，对中国来说，英国脱欧最大的教训，是我们一定要尽量主动的缩小精英意识和普通民众意识间的差距，现在中国也有很多宏大的构想与倡议，只有和老百姓每天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这些构想与倡议才有实现的动能，同时不至于出现精英和民众之间意识的脱钩。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王义桅指出，不能简单的说英国“脱欧”就是非理性的，就是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反全球化的，这其中确实有移民情绪化的因素，但确实也有理性设计的一面。他认为，失去了英国的欧盟将越来越内陆化，越来越内向化。此外，“脱欧”事件对中欧关系不利，但对中英关系长远来看是有利的，英国更能够抓住中国，更加积极重视和中国的关系，中英关系或将迎来白金时代。 他同时指出，国家化不一定是全球化，国家化或者说民族主义化，民粹主义化都是存在的，我们要对全球化，对政治的理解更深入更丰富一些，政治并不完全是精英设计，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都是一个过程。未来，也许英国能够力挽狂澜，成为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 博龙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总裁、CCG常务理事花醒鸿指出，英国“脱欧”对英国是不利的，但支持脱欧的人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没有想到真的会“脱欧”，相信英国方面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扭转目前的局面。同时他特别强调，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且真正的全球化应该是多元化的，是能够照顾到各种情绪、各种利益的。 午餐会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 出席本场午餐会的有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崔大伟教授（David Zweig），中国轻工企业投资发展协会秘书长赫然，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邢怿君，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卫峰，国家外文局培训中心原主任王欣，世泽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刘洪川，金石国际董事彭亮，柏年基金会主席王柏年，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见，富国银行行长万茂佳，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对外事务助理副总监丁轶飞，富勤国际集团董事长洪瑛，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浩轩，云营消全球运营中心总裁王君，云营消全球运营中心总裁助理高楚涵，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进会理事长张晓东，成都中通信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韦波，前美国铝业亚太区副总裁兼法律顾问刘爱帆，加中友谊发展促进会会长王家明，外联出国顾问集团北方区公共关系总监瓮媛媛，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主任原松华，中国政要网首席运营官赵素平，亨瑞集团副总裁杨玉婷，CCG特邀研究员刘毅鹏等CCG理事及各界人士。 CCG月度名家午餐会是国内唯一由智库打造的高端交流平台。为了充分发挥CCG国际化智库的优势，为国内优秀企业家和业界精英提供一个常态化的、定期与国内外政要、知名学者、先进同行进行思想碰撞的官产学交流平台和思想高地，CCG从2015年开始连续举办京城高端智库午餐会--CCG月度名家午餐会，力求成为中国最前沿的以探讨“中国与全球化”为主题的智库午餐会。 围绕“中国与全球化”的重大话题，包括国内外重大政策变化、国际发展趋势、全球市场热点、行业最新创新等，CCG会定期邀请政府决策层、业界精英、知名学者或行业领袖等，进行主题演讲、圆桌交流和相互碰撞，探讨中国在国际化过程中的机遇、挑战，为中国和全球化发展出谋划策，同时邀请主流媒体进行深度报道。CCG将在会前对近期热点进行梳理概述，会后将针对午餐会形成的有建设性的思想进行总结，形成建言献策，上报国家有关部委。【活动回顾】CCG举办“中印的竞争与合作”午餐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与亚洲协会会长举办交流午餐会2015年首场CCG月度名家午餐会在京启幕CCG三月名家午餐会：把脉中国与世界新格局【午餐会】国际上如何处理移民申请CCG月度名家午餐会：“欧盟冲击波——英国脱欧引发的经济与金融震荡”
2016年7月8日 -
【侠客岛】几天前这个有意义的新闻被忽略了
这几天其实有个不小的新闻……但在其他爆炸性的新闻，比如台湾误射飞弹、中国在西沙群岛军演、令计划受审等的掩盖下，好像没有太多人关注这个。但岛叔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说一下这件事。几天前，中国加入了一个国际组织——国际移民组织（IOM）。听起来好像跟难民什么的有点儿关系……大家也很关心加入这个组织之后中国会不会接受难民之类的事情。为了弄清楚这件事，岛叔专访了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先生。他的另一个头衔，是国际移民组织的顾问理事会成员，也是该理事会中唯一一个中国人。加入国际移民组织这件事，也是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努力下推动的。以下是我们的对话。1、侠客岛：看资料，中国2001年就加入了这个组织，成为其观察员。但直到15年后的今天才决定成为其正式成员。这么长的时间保持观察员身份而不正式加入，为什么？王辉耀：首先，这其中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一般说来，中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觉得移民的分量也没有那么大。但实际上，近年来，包括欧洲的移民潮、难民潮在哪，移民已经是一个全世界关注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全世界只有1%人口是移民，现在这个比例已经达到3%——这仅仅是说国际移民，也就是跨国移民。如果把国内移民也包括在内，也就是各个国家内部的流动人口，全世界已经有了10亿人。比如深圳，以前就是小渔村，现在2000万人，就是很典型的移民城市。同时，中国也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最初我们重视货物流动，所以加入了WTO。现在是重视资本流动，所以我们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会、人民币特别提款权等。到现在，人口流动则也成为趋势，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入国际移民组织，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标志。其实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加入了这个组织，200多个国家每年还开移民大会，今年这个组织还会被吸纳进联合国，可能要代替以前的难民署。如果中国不加入的话，这套成熟的关于移民的体系、做法、法律法规体系、以及人才培养方法等，都会是脱节的。中国已经走过了没有移民、移民输出国、移民过境国的阶段，现在已经逐渐朝移民目的地国转换。所以，作为一个大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入这个组织是必然的。本身我们也有这个需求。2、侠客岛：大家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国际移民组织的工作内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各个国家内部的移民事务的？王：其实我们也用，比如三峡库区移民、地震灾区移民、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其实在欧洲，二十多个成员国一体化之后，他们的移民，其实类似于我们的省际人口流动，身份证、暂住证、外来人口的语言、文化、就学、就业、法律管理，以及难民的救济、非法移民的管理、遣返等，都有一整套成熟的体系和做法。其实，国内国际移民在很多程度上办法是可以通用的。各国的移民政策，其实很多包括吸引移民、人才政策这些。中国的国内移民有2亿多，我们自己也有比如暂住证、户籍、城市病、文化融入、跨省子女就学等问题没有解决好，可以向国际移民组织借鉴很多经验。举个例子，以前世界银行引入中国的时候，要求项目必须进行国际竞争性招标。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世行项目了，但是这套做法已经变成了国内通用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与国际接轨，对中国来说也有助于解决国内问题。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国际移民组织还搞过海外侨民大会。中国有6000万海外华人华侨，但在这个场合却从来没有发出过声音，所以加入这个组织之后，会弥补中国在国际舞台缺失的问题。3、侠客岛：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直观的印象，比如加入这个组织之后，会不会中国也要接受很多难民之类的？尤其是在欧盟内部因为移民这事儿闹分裂的背景下。王：这是一个误区。国际移民组织首先是一个国际合作和研究的组织，其政策很少带有强制性。我们看看日本，早就是成员国了，但基本没怎么接收过难民。但同样我们要澄清的一个误区是，外来人口也没有想象得那么洪水猛兽。中国现在面临着老龄化的压力，人口红利期已经过了，未来可能会比较需要劳动力。现在其实也有越南、老挝、柬埔寨、菲佣等东南亚的劳动力在国内工作，未来中国也不排除向海外吸纳这样的劳动力。同时，国际的高端人才，未来肯定也是各个国家竞争的领域，中国要出台更多有吸引力的人才政策的话，加入这个组织也是第一步。我看到有学者已经在呼吁中国成立移民局，未来我们可能还要成立国际人才组织，类似于人才的WTO。对我们自己来说，中国也是人口输出大国，每年留学生就有50万人出去，包括资格认证、学历学位认证，比如工程师、医生等，这些资格的互相认可的讨论，在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之后就会更加顺畅，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国际经验确实会对我们有借鉴意义。比如东京，以前几百万人口，现在3000万人，却没有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城中村，怎么做到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农民进城，怎么做到的？这些都可以学习。比如中关村要打造国际性的创新中心，但国际人口只有1%，跟伦敦巴黎这种动辄10%的比例还有很大差距。这些不带政治性、纯技术性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加入IOM之后逐渐完善。文章选自侠客岛，2016年7月5日
2016年7月7日 -
李彦宏：百度有技术放大公益的影响力
【摘要】今年的百度“公益+”是往年百度“公益一小时”的公益活动升级版。2012年，百度和60万家百度联盟伙伴共同发起了旨在持续传递爱心公益力量的“公益一小时”活动，开创了互联网公益的创新模式。经过5年的发展，百度“公益一小时”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儿童关爱互联网公益平台。 今年的百度“公益+”是往年百度“公益一小时”的公益活动升级版。2012年，百度和60万家百度联盟伙伴共同发起了旨在持续传递爱心公益力量的“公益一小时”活动，开创了互联网公益的创新模式。经过5年的发展，百度“公益一小时”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儿童关爱互联网公益平台。 来自百度的大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年约有20万儿童失踪，超过1.85万名14岁以下儿童死于交通事故，90%的儿童意外事故发生在家中……与此同时，因为缺乏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遭到伤害致残的儿童更是不计其数。 李彦宏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互联网时代，需要借助技术的力量放大公益的影响力，以覆盖更多人。百度有这样的技术，也有这样的责任驱动公益模式不断升级。” 正是基于这样的技术实力与社会责任感，本届联盟峰会上，百度、伊利、芒果V基金三方携手，使用充满科技感的AR技术，围绕“儿童安全”公益方向，聚焦“儿童防拐骗安全”、“儿童乘车安全”、“儿童居家安全”三大最常接触的安全场景，推出了国内首个AR儿童安全教育视频。借助手机百度内嵌的的AR插件，依托百度图片识别、多模交互、3D视觉为核心的移动端AR技术，用视频、动画等深受儿童喜爱的形式将以往枯燥乏味的说教式安全教育进行呈现，在为消费者提供生动有趣交互体验的同时，也起到了引导和教育孩子正确识险、避险的效用。 据介绍，用户通过手机百度APP，对准伊利QQ星包装盒进行正面拍照，并选择“儿童安全AR”，即可进入动画场景。伊利QQ星品牌始终专注儿童健康成长，通过持续的产品创新打造最适合儿童成长所需的产品。这次伊利针对孩子成长所需营养对QQ星儿童成长奶进行了全面升级，孩子可以一边喝牛奶一边学习安全知识，生动有趣的AR视频也让学习安全知识变得简单易接受。此举在潜移默化中，全面普及了儿童安全小常识，提高了大众对儿童安全的科学认知。 今年的百度“公益+”是往年百度“公益一小时”的公益活动升级版。2012年，百度和60万家百度联盟伙伴共同发起了旨在持续传递爱心公益力量的“公益一小时”活动，开创了互联网公益的创新模式。经过5年的发展，百度“公益一小时”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儿童关爱互联网公益平台。 针对三方合力开展公益项目，张剑秋表示，“此次合作是我们公益理念的又一次践行，百度‘公益一小时’活动已经形成了巨大社会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关注儿童成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升级后的‘公益+’活动，希望可以呼吁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儿童安全，提高大众对儿童安全的科学认识。” 穆勇对百度“公益+”活动也充满期待。在他看来，芒果V基金与百度、伊利共同开展公益+项目，是跨界公益的标杆案例。他同时表示，“期待移动互联时代，能有更多寓教于乐的公益教育方式、让孩子们更触手可习。” 中国著名公益专家，《社会与公益》总编辑曹培红认为，从原来单纯的捐赠，到今天推出国内首个AR儿童安全教育视频，百度“公益+”活动是百度在儿童关爱上的又一创新实践，体现了“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未来，希望百度能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种互联网技术，创新应用于公益领域，让互联网赋予公益更强大的能力。 公益想要产生裂变式、可持续影响，持续关注与长效投入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更好的发挥互联网+公益的影响力，未来，百度会持续关注公益，联手伊利与芒果V基金，聚集多方优质资源唤起社会大众关注公益，让公益成为企业连接社会的重要纽带，让爱心得以延续与放大。 文章选自《北京晨报》，2016年6月9日
2016年7月6日 -
与光大控股CEO陈爽对话：中国的黑石 我们的希望
陈爽，光大控股董事会下属执行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光大控股首席执行官、管理决策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光大控股整体营运。亦为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诺亚控股(股份代号：NOAH.N)独立董事及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HK 1848)主席、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 一袭深色西装、一领浅色衬衫；做派洗练却不吝于健谈；专业中更透出恣意汪洋的激情；open又不失sedate。貌似所有的对立，终究归于了和谐。 这就是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光大控股，股票代码：165.HK)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陈爽给外界的第一感觉：典型金融男一名，与逾23年商业银行及投资银行的从业历史殊为相配。 从交通银行（601328）到光大集团，从华东政法大学客座教授到香港金融发展局非官方委员、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名誉主席及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副主席，以及一长串上市公司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监事的闪烁头衔，都在折射某种积淀。或许，也正是这份几何级的叠加，才让陈爽屡有不同见地。 典型之一，如光大控股已明确提出将专注发展“跨境资产管理及投资”业务，并由此成为“中国的黑石”，这当然是陈爽的目标。不过，如此“高大上”的标的，在国内资产管理公司中，不多见。且顺应当下中国资金百舸出海的形势，陈爽更寄望在二级市场投资领域还能更胜一筹。 典型之二，陈爽的手机微信中有个经济学家群，群里企业家身份独他一个。每一至两月，陈就会召集这群研究宏观、中观的友人一起探讨，坐而论道者也总会站在一个宏大角度，给出很多启示。 但饶有趣味、也是陈爽总爱拿来开玩笑的，是少数经济学家极有见地却往往情绪负面，而做投资的人却不能永远沉浸在悲观世界中。“你投下去要亏损，那还做什么投资？”在陈爽看来，经济学家研究而来的周期性规律，对做企业的人来讲十分重要。而抓住周期变化、顺势而为，挣企业应当挣的钱，才是自己该做的事。 顺势而为，陈爽信奉的哲学，也是他与《投资时报》记者对话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海外并购”的曝光率，则位居热词搜索榜第二。毫无保留的一个多小时交流中，陈爽将光大控股所走过的不同寻常的海外并购路径、对投资回报的高低及风险管控以及光大集团重组对其的影响，和盘托出。 至此，一个很久以来颇为神秘的重量级中资机构的成长曲线、版图构架以及正在努力的战略目标，浮出了水面。 不一样的海外并购路 《投资时报》：刚才聊天时，你用了大量时间介绍光大控股的海外并购。最近几年万达、复星、安邦等一批内地企业，也有大量类似举措，光大控股的海外投资路径与他们的差异化在哪里？ 陈爽：我不方便评价他们的行为本身。但无论是国内并购也好，海外并购也好，首先得算清楚账，做这事情能不能挣钱。如果说是战略性并购，通过并购产生整合效益，当然可以；或是现在不挣钱，但未来能挣钱，也可以。 现在国内很多企业走出去并购时，希望学巴菲特，比如学巴菲特并购保险公司，觉得保险公司的资金能供我使用，使得收益率达到一定的水平。但这只是个假设，假设是否真能实现？如果不能像巴菲特这样用保险资金挣来的钱覆盖保险未来的支出，这种商业模式就值得拷问。 光大控股现在做的海外并购，一个目的当然是实现所谓的资产多元化，拿人民币和海外资产做些配置。但更多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并购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比如我们在医疗领域、机械制造领域的海外并购。我们过去在国内机械制造业的几个周期当中，都挣了大钱，投资过中国机械制造业领域的一系列龙头企业。但正是在投资过程中，发现中国的机械制造业水平还太低，所以希望通过海外并购提高行业水平。未来，随着国家提出“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我们相信机械制造业在中国的前景非常光明。 这些与我讲的要“顺势而为”一脉相承。如果你要问我我们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可能就是我们所并购的一些东西未必一定是别人所看好的，而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积累，自己看好。 《投资时报》：目前光大控股旗下有三只海外并购基金，已经投资的项目规模多大？未来三到五年你期望达到怎样的水平？ 陈爽：我们的海外并购基金目前已并购的资产差不多在3亿美元规模。因为并购速度非常快，我们原本想一边做一边募集，结果实际上我们很快就用自有资金并购完成。未来我们会出售一部分份额来募集一些资金，让它的规模达到更高水平。 未来的基础设施基金，我们有较大规模的设想。因为基础设施对资金需求比较旺盛，所以我们今年成立了FOF(基金中的基金)。成立之后，很大一部分是用在基础设施基金里，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成立50亿到1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FOF，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我们会放到海外基础设施并购里。第一期希望能达到50亿元。 逐渐降低上市退出比例 《投资时报》：光大控股对投资回报一般会设定怎样的目标？ 陈爽：IRR(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去年在11%左右，今年上半年净利大概32.2亿港元，我们的净资产大概是404亿港元。投资水平从过去基金的回报率都能分析出来。我们第一只PE基金，也就是特别机会基金，到现在还有两个项目没退出，回报率是15倍；第二只PE基金的回报率大概是10到12倍。现在PE基金已到第三期，进入到退出期，项目情况也非常好。 再比如我们的医疗基金，第一期投资的6个项目有华大基因、贝达药业、积大药业、美中宜和医院、汉喜医院等。华大基因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如果它上市是5倍估值，我们就是25倍收益；贝达药业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靶向的癌症西药，现在也已排队准备上市。医疗基金的第二期已完成的项目有中国中药、Ambrx、Mevion、修正药业等。 还有VC基金。仅中节能一个项目，就把我们三个VC基金全部的投资都收回来了。我们VC基金投了25个项目，已经上新三板的大概有6家。 光大控股的长、中、短期投资配置是不错的，流动性和盈利的问题对我们不是压力。我们大量的长期投资都已具备流动性，16个二级市场项目已上市。未来上市不是我们的主要途径，将来新培育的基金，我们慢慢投、慢慢出就行。整个光大控股平台，由于长、中、短期资金有不同配置，保证了长期投资不用心急火燎地把它处置掉，保证了在还没有出现最好盈利的情况下，不用把它处置掉。 《投资时报》：今年A股市场经历了剧烈波动，IPO再次被关闭。这对光大控股投资的项目退出会有怎样的影响？ 陈爽：一家企业能不能上市，让市场做决定就好。让市场的无形之手来调节，比政府主动用行政权力去调节，可能会更好。 我们过去靠IPO退出的项目，大概占所有投资当中的60%，但未来会减少。为什么？我们对产业把握的能力越来越强以后，就不一定要通过IPO途径来退出，也许在IPO之前，装入别的上市公司当中，或被别人并购等。未来我相信这个比例会从60%调低到40%左右，让非IPO手段退出的项目占到60%。 我们手里已有16个在二级市场上市的项目。我们的投资金额一般比较大，不像红杉等PE那样，采取的策略是广泛撒网，200万美元、300万美元投一个项目，我们不做这样的投资。我们团队很小，没有精力照顾到这么多投资者。说句实在话，国有企业也不允许类似60%甚至70%的失败率。 我们现在还有71项投资没有上市，其中很多企业已经投了很长时间，比如银联商务，我们是第二大股东，投了1亿多美元，它现在还没上市。像这样类型的优质企业，我们肯定希望它能够走上资本市场。当然上市只是一个方面，不上市我们就进行一些整合。 这些企业里，4年以上的投资大概占四分之一。一家企业如果投了4年以上，相对来讲它应该是比较成熟的企业。对我们来讲，作为一个长期投资者，其实我们不是很急，因为我们的投资期一般是4年到5年，但退出机制很可能是“8+2”，也就是10年。只要你在10年里有机会退出，就行。 比如我们第一个特别机会基金投的GDS，就是万国数据，这是一家做灾难备份、数据备份的企业，这家企业我们投了8年。我们觉得没问题。为什么？它发展得很好，经营也正常，在这个领域当中无人替代，那就行了，你就继续经营，我们不急。 “希望做中国的黑石” 《投资时报》：光大控股跨境资产管理业务有众多竞争对手，比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国际投行，和他们相比，你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陈爽：背靠大树好乘凉。光大集团在国内的资源不是高盛等国际投行所能比的。中国广泛的网络和我们在国内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已具备的1.3万亿元资产规模，也都不是高盛所能比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光大集团是我们强大后盾。 第二个优势是我们产品的创设能力。如果说光大控股是从2003年开始做资产管理业务，那么前三分之二时间，是在帮助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最近4年多则一直在做中国客户“走出去”。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跨境投资专家，对于中国市场的了解，我相信一点也不比高盛差。我们懂中国文化，懂中国客户的心态。我们创设的产品，会比他们更有竞争力，更接地气。 还有一点，我们一直说，大家利用自身优势占领自己的领域就好，市场足够大。 《投资时报》：你怎么看金融混业经营？在几大控股集团中，光大集团如何定位？光大集团和光大控股是如何协同发展的？ 陈爽：国家关于混业经营的政策，我觉得非常好。如果说过去国有企业缺乏相应活力，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那么混业经营以后，将给国有企业带来更多的活力。但要真正做到这样，也不容易。因为事实上，民营企业在跟国有企业合作、做混合制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担心。混合所有制是不是真正能够落实，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光大控股实际上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一个是我们的飞机租赁单元，我们收购的是一家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把它的灵活性和我们国有企业应有的优势真正地结合在一起，这才有了今天快速的发展。混合所有制本身的策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实施过程是否能真正到位，是一个很大问题，要克服很多困难。 《投资时报》：目前光大集团内部重组进展到什么地步？将对光大控股带来怎样的影响与机遇？ 陈爽：光大集团本身的重组，应该是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去年12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光大集团完成重组，算是完成了国家政策层面上的重组。此后内部整合一刻不停地在做，包括集团北京和香港事业线的拉直，也包括集团金融和实业业务整合，这都基本做完了。接下来要深入地，是集团如何对各主要子公司的股权重新重组问题，比如像光大控股持有的光大银行（601818）和光大证券（601788）的股份将来怎么办。我们希望集团未来能够整合，逐步通过发债、引进新的战略投资伙伴等，对此予以处理。 光大集团强大的竞争优势在于它的资产管理，而光大控股是一个产品的创设者，不要说从外面引进多少客户，仅把光大集团内部1.3万亿元资产的一部分交由光大控股来管理，就已经是很了不得的数字。我一直说，光大控股是集团重组最大得益者，因为通过我们的产品，成为集团需要管理的资产类的黏合剂，能够帮助集团内部需求方提供产品。 《投资时报》：你到光大控股已经11年，想把光大控股做成什么样的企业？放眼全球，谁又是你的对标？ 陈爽：我们希望做中国的黑石。但黑石的模式，以PE、房地产为主，辅以对冲基金。我们迄今还没有发现国际市场上PE及二级市场投资都做得很好的企业，而我们希望在做好PE业务的同时，顺应中国资金出海趋势，二级市场投资板块也能有较好发展。 当然，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一直把黑石作为研究的一个对标对象，包括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希望这些方面未来能够和国际一流的基金对标。文章选自《投资时报》，2015年11月20日
2016年7月6日 -
CCG举办“王缉思‘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
2016年4月25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京举办“王缉思‘大国战略探究与思考’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携新书《大国战略--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在CCG北京总部发表演讲，深入剖析当下国际环境的新趋势、中美关系、中国新地缘战略等问题，分享他对全球化环境下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中美关系未来向何处去等问题的见解。 王缉思教授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的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亚太安全，著有《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多元化与统一性并存：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和唐士其共同主编）、《中美战略互疑：应对与解析》（与李侃如合著）、《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等。 《大国战略》汇聚了王缉思教授多年来在国际战略探索方面的成果精华，从中国的国际战略回顾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分析，从统观美国发展强大的历史原因到评说30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从中国新地缘战略的再平衡到当下国际环境的新趋势，从美国的大战略启示到未来的强国外交之路，以宏观视角，通过回顾历史、比较分析，对诸多热点问题做了透彻的论述，对了解和把握国际政治热点提供了深层次的思考路径。作者在为读者厘清历史，拨开迷雾的同时，也融入了自身的治学思考。 CCG秘书长苗绿主持研讨会并对王缉思教授及其研究成果进行介绍。 CCG主任王辉耀致辞。他表示，王缉思教授多年来研究中美关系，在国际问题上提出了很多非常独到的观点。《大国战略》汇集了王教授多年来国际战略领域的研究成果，CCG举办此次交流会，对中国未来的转型、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缉思教授从《大国战略》的内容出发，与参会嘉宾分享了他的研究体会。关于中国的国际战略，王缉思教授认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有三个，即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要研究外部世界对这些核心利益造成什么威胁，必须要有多维的视角，不能只是看国际关系，要把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结合起来看，才能形成完整的大战略。他特别介绍了关于“西进”的想法，认为在“东西”和“南北”间，中国居中。东西方原本是地理概念，变成政治概念以后，说西方国家、东方国家怎么样，不完全是一回事，需要开拓思路。中国地理上属于北方国家，但是又与“南方”发展中国家比较近。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并不想做西方式的发达国家，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中国有发展中国家的特性，但慢慢也会形成某些发达国家的特性。客观事实就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些共性，可以在两者间起到桥梁作用。关于中美关系，王缉思教授强调，他更侧重看两国国内政治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并认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两个领导权、两个秩序的问题。中国关心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国内领导权，而美国更关心的，是它试图主导的世界秩序和中国在世界上对美国的挑战。关于如何看待美国，王缉思教授主要谈了两个观点，一是美国没有衰落，二是美国是通过国内变革赢得冷战的。关于世界政治，王缉思教授认为经济、人口、社会变化、生态环境、世界财富分配等一系列世界发展的总体动向，都影响了世界政治。他认为世界各国的政治最后形成目前的国际关系，外交政策是由国内政治决定的，全球的国际关系是由世界政治决定的。他今后将更着力研究世界政治，研究各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行为之间的关系。理解世界政治，要找出国家之间政治的相同点、不同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与其他社会层面的关系。 王缉思教授还同与会嘉宾和媒体，就中美关系中诸多热点话题进行了交流。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作为移民国家吸引了大量人才，并形成融合、宽容的优势，中国的真正强大需要广泛吸纳全球人才。他表示美国总统大选不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大的影响，真正影响中美关系的是中国。成熟大国需要规划，中国要从政策的层面来考虑怎样引导美国，使其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走。他建议观察中美关系不能偏信，要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媒体渠道进行了解。【详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所长倪峰表示，王缉思教授始终以“行者”姿态，在世界范围内行走、交流、感受，从而形成全球视野下的见解，同时用审慎的态度追求国家利益。他认为，当今世界大国实力的比拼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各方面，如果转化成国家战略，最重要的可能不是一个国家做得比其他国家好，而是在日益加剧的博弈过程中少犯错误。 《环球时报》编委何申权表示，目前中国学者对美国根本性的判断有争议，包括对美国实力的判断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意图等，传递出来的声音非常复杂，美国变得越来越陌生，中美对各自正在发生的事后知后觉，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将来会不会再发生新的变化。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共同主席何伟文认同对美国不能轻易看衰的观点，他表示，美国GDP在2000年时占世界比重最高，后面慢慢下来了，原因是中国上来了，但美元的地位仍很重要，国际规则还由美国主导。他同时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战略互疑非常关键，这是战略性的工作，但不能简单归结为遏制，需要更全面地分析。他认同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建议从经济方面有更多支撑，推动国际问题研究。【详细...】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明昊表示，王缉思教授跳出既有路径思考中国的外交与对外关系，为大家研究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式，他赞同王教授外交政策研究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观点。他指出，中国面临国内政策与国际秩序的两个再平衡，都需要深刻、艰困的转型。目前中国外部环境不利的因素非常多，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的外交基础也在发生变化，需要挖掘新的合作的互补性，调整对外关系。战略不易，追求战略的进程要不断调整，需要更多复杂性思维，考验的是大国的韧性。他最后强调，克制对于大国来讲永远是美德，转型期对于中国、美国等主要力量都是重要的，需要深思、静思。 CCG主任王辉耀总结道，这次研讨会的召开非常及时和必要。中美两国是世界上的主要力量，两国的外交、战略、关系至关重要。在当前这种冲突和矛盾多发的时期，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非常重要。王缉思教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大量的研究、考察、交流得出深刻的结论，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学习。他认为，中国崛起过程中，中美关系至关重要，不能出差错。意识形态不同的情况下，中国能迅速发展，经济占了最大公约数，这是现在支撑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经济是最大的粘合剂，要避免经济上产生两大阵营，从而加大对中国的挑战。中国现在提出来亚投行、“一带一路”，欢迎美国、日本等国加入，如果美国和日本也能积极吸引中国加入TPP或者TTIP，能使这方面保持最大的活力。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CCTV英语频道主持人、制片人杨锐，CCG世界华商研究所所长康荣平，CCG常务理事、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陈新华,CCG常务理事、黄河科技学院副院长杨保成等出席会议并参与讨论。
2016年7月6日 -
郑永年：中国式反腐剑指何处
fiogf49gjkf0d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编者按2016年7月4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滥用职权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令计划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令计划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这就是说，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建设清廉政府必须通过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与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而实现。我在《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一书中就从这三步来讨论清廉政府建设。 一、经济改革 一般地说，在讨论清廉政府的时候，人们大多都会关注政治改革，而忽视了经济改革。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改革甚至比政治改革更为重要。 那么，经济改革如何可以使得政府变得清廉呢？我们可以从如下的具体制度细节来理解。最重要的是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边界。如果没有这个边界，政府可以随意动用经济资源，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其次是预算制度的确立。经济和政治有边界，表明政府的运作必须“取之于民”。政府本身不是生产者，那么其运作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来自社会。那么，社会如何保证政府不会滥用其从社会吸取的资源呢？那就是预算制度。经验地看，所有清廉的国家都具有透明的预算制度。预算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数量化”的管理。 无论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边界还是预算制度，这两方面最重要的制度在中国仍然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经济和政治之间还没有任何边界。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和经济合为一体。改革开放以来，其中一个改革目标就是“政企分开”。不过，现实的情况令人担忧。首先是私有化。私有化或者民营化的确是政治和经济之间设定边界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民营化了并不是说政府和经济之间就有了边界。为什么？边界是否能得到确立还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否存在着保护这个边界的法律体系，及其法律体系是否运作；第二，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国家在保护民营企业方面也有不少努力。例如修改宪法使私有财产合法化，也通过了《物权法》来保护私有财产。但是这种法律上的保护并没有转化成为现实的保护。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是非常悬殊。中国还没有改变政治主导一切的局面，政治力量可以随意越过政治边界，闯入民营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如果不和政治权力合作，那么命运就会非常悲惨。这样，法律的信誉无法确立，民营企业很难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边界，它们不得不求助于法律之外的手段。例如通过和政治权力结盟，收买政治权力，而所有这些也滋生出无穷的腐败现象。 同样重要的是，没有政治和经济的边界连国有企业的产权也难以保护。在中国，国企既导致了国家权力的腐败，也导致了国企内部的腐败。为什么？首先，到今天为止，国企没有完全企业化，因为国企老总仍然保持着行政级别。国企老总们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政治人物。这个行政级别是国企自己要求保留的还是国家要保留这个以图对国企进行控制？国家要控制国企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权力和国企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边界。这样，国企可以借用国家权力来发展自身，而国家权力可以任意闯入国企而获得利益。两者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预算制度方面，中国的问题更为严重。简单地说，中国还根本没有最基本意义上的预算制度。预算最重要的就是数字细节，其他国家预算中都会把每一分钱的用处说得清清楚楚。但中国的预算是没有细节的，所谓的预算就是大概给一个数，也不知道这个“数”的根据在哪里。“预算去了哪里？”的问题更是没有人可以回答。 实际上，即使执政党也已经意识到，没有有效的预算制度，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很难得到遏制，这些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很多人都在呼吁建立预算制度。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呢？这需要我们继续思考。 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和预算制度是清廉政府的宏观制度条件。要保证官员的清廉，还需要其他很多制度的配合。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有两方面的经济制度非常有效，一是在发展早期的高薪养廉制度，二是收入的货币化。 高薪养廉至少在一个社会发展的早期是非常需要的。如果从政者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来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或者说不能有足够的正当收入，那么权力“寻租”和腐败必然流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后发展中国家就有了“高薪养廉”的实践。然而，等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高薪养廉的效用就会逐渐消失。 除了高薪制度，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就是官员个人收入的透明化，而实现透明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官员收入的货币化。官员的消费水平和其收入水平应当是对应的。货币化有利于对官员进行监督。 在中国的经济领域，还要简单讨论一下“原罪追究”问题。今天，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凡是手中握有大量的财富的都感觉到很不安全。因此，一有机会，他们都想把财富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安全的地方。“原罪追究”的声音在中国一直非常响亮。这里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了财富的加速度流出。 那么，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呢？根据西方的经验，一个通用的办法就是通过制定新法律，规定在某一时间段之前的非法收入，免除“原罪追究”，强制或者通过税收等机制鼓励这个群体投身到办学、社会慈善事业等。这样既留住了财富，也有益于社会。然后，在这一时间段之后，对他们的收入通过以上所讨论的种种举措来监管。中国不妨从这些先发展国家学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要不这个恶性循环继续下去，要不对此进行“去道德化”处理，跳出这个恶性循环。两者可能各有利弊，但从长远看，后者的利肯定高过前者。 二、社会改革 在讨论如何建设清廉政府时，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是社会的改革。不过，历史地看，社会建设对清廉政府的建立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简单地说，社会建设可以为清廉政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不仅减少官员腐败的动机，而且也对官员的腐败构成有效的社会压力。 腐败是官员追求私人利益的结果，即经济学上所说的“寻租”。如何减少和控制官员的寻租动机和行为？等到社会进入到中、高等收入阶段之后，“高薪”方法需要调整。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时候官员无需通过“高薪”也能享受体面的生活，而且也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提高，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开始出现，“高薪”的方法会变得比较具有争议性。 根据欧洲的经验，这个时候的社会改革必须到位。社会改革就是要建设基本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这些也就是今天中国在讨论的公共服务。社会制度的建立对减少和遏制官员的腐败动机非常有效。因为有了这些大家都可以得到的服务，官员就无需通过自己的权力来获取。 建设社会制度不仅关乎官员，而且也关乎一般社会成员。清廉政府能否建立，社会整体对腐败的态度很重要。一个社会如果存在着反腐败的文化，那么就会对腐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但如果一个社会普遍接受官员的腐败行为，对腐败冷漠，那么社会压力难以产生。中国社会这方面也面临困难。社会成员一方面抱怨官员的腐败，但对一些人来说，一旦自己获得了权力，也同样会腐败；对他们来说，抱怨官员腐败，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社会改革的另一方面内容即培养社会力量，对清廉政府建设的影响比较容易理解。这里我们从两方面理解。第一，如果社会力量微弱，社会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就需要政府来管理社会。这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范围的扩大。而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大则容易导致腐败，因为政治腐败总是和权力有关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面临困境。长期以来，中国管得太多，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而正因为政府管得太多，社会没有足够的成长空间，高度依赖政府。政府管不好，社会又依赖政府，这样社会和政治之间就产生了紧张关系。如何跳出这个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社会放权，或者还权于民。分权于社会，社会就会得到空间发展，社会就会逐渐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而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就会大大减轻政府的负担和责任。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范围就会缩小。而权力范围的缩小非常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 第二，向社会分权可以培养社会力量，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人民对政治的期望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也在快速增加。这要求政府以加速度改革自身，来满足社会的要求。 三、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 清廉政府的建设更需要通过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实际上，前面所讨论过的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都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才能推行下去。 第一是政治内部的边界问题。政治和经济、社会要有边界，政治内部也要有边界。在中国，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治领域和公务员领域要确立边界。任何国家的管理都需要公务员，主要是专业人才组成，是非政治性的。对公务员的廉政建设，也就是“吏治”，各国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例如前面所讨论的预算、收入的货币化和透明化等。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对公务员系统进行“非政治化”。 从清廉政府建设的角度，这里还有一个社会培养政治人才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大多数政治官员都是从内部也就是执政党体制内培养出来的。官员都是从低层一级一级地往上提。这里有两个主要缺陷：第一是培养干部的封闭性。因为在系统内部培养，干部很容易和社会脱节，这些官员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的合法性也就是认可度就经常会成为问题。第二是官僚心态。中国政治官员和公务员不分，两者都是同一个系统培养，因此中国往往缺少政治家。 如何改善？从公务员系统培养一个干部仍然会继续，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此外，执政党可以考虑社会培养干部。社会培养干部有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社会培养干部对执政党来说成本很低。现在执政党培养干部什么都自己培养，成本非常高。第二，社会培养干部可以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从社会打拼上来，是竞争出来的，社会的认同度就高。第三，社会培养干部比较清廉。这些人本来就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社会和经济背景比较好，他们出任公职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文章摘自郑永年《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7月6日 -
【Global Times】New social classes get bureau
fiogf49gjkf0dNew groups highly mobile, scattered and active thinkers China announced Monday it has established a new bureau to unite new social classes, including people working in new media, a move experts say is to further recognize value of new social classes.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UFWD)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CPC) said on its official website Monday that it has established a new bureau to unite managerial and technical staff from private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people who work in intermediar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freelancers and those working in new media organizations. The department said it aims to unite people with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hrough political guidance to encourage them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Fu Siming, a professor at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ld the Global Times that "the new social classes are builders of the socialist cau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not only unite them, but also rely on them to pool their strengths for the country’s overall development."In May 2015, President and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Xi Jinping stressed the necessity of improving the united front work among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representatives from new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intellectuals in new economic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Uniting non-CPC intellectuals has been a basic and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work in the party’s efforts to unite the nation, Xinhua quoted Xi as saying.Wang Huiyao, the director-general of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told the Global Times that "setting up a bureau for them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places a high value on new social classes and recognizes their value. This will motivate them to contribute their energy and will enhance national unity." He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recruit more talent from the new social classes into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encourage them to provide valuable advice. However, UFWD pointed out that the new social classes are highly mobile and scattered, and active in thinking. These pose problems at work. According to the UFWD, they will study these people first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m, then formulate a working strategy based on it. The UFWD added it will cultivate a team to better unite the new social classes. Fu suggested that it’s better to set up CPC branches in private companies, intermediaries and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CPC members in those branches should serve as role models and promote their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he said.China said foreign companies with more than three members should start a CPC branch. (By Xie Wenting)From Global Times，2016-7-5
2016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