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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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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中国大外交
“一带一路”彰显了和平、尊重、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其国际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国家间安全困境，二是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在国际社会上的软实力。 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强国，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起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一带一路”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中国崛起必须通过的重要“考试”。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式实施，中国形成了包括“两条腿”（“新型大国关系”与“一带一路”）和“一个圈”（周边外交）的大外交。“一带一路”彰显了和平、尊重、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其国际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国家间安全困境，二是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在国际社会上的软实力。“两条腿、一个圈”的中国大外交 中国形成了“两条腿、一个圈”的大外交。其中，“两条腿”包括了与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一个圈”则指的是针对亚洲邻国的周边外交；三者互相交接、相辅相成。 一、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当前中国发展同大国关系的外交。“一带一路”与新型大国关系互为依托。只有构建良好的新型大国关系，才能确保“一带一路”顺利推进；而“一带一路”的实施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个战略“大后方”。 尽管新型大国关系这个理念是针对中美关系提出的，但它同样适用于中国同俄罗斯、印度以及欧洲等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而这些国家也大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大国。从地缘政治上看，能够对中国的发展和“一带一路”构成致命的外在威胁和挑战的也正是这些大国。只有处理好同这些大国的关系，才能确保“一带一路”顺利实施。今天，中国与这些大国交往，要解决的不仅是经贸问题，更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对于中国而言，同美、俄、印、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保持国内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持国际和平的需要。 在中美关系上，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相对衰落，中美之间的博弈有所升温。虽然双方都希望博弈能够导致双赢而非“零和”的结果，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大国之间的博弈很容易受非理性因素影响，其结果不见得就是博弈者所预期的，甚至可能相反。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崛起中的大国经常挑战守成大国，而后者往往对前者产生恐惧和戒备，从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战争和冲突。 中美两国的当务之急是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早在2013年，中国就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目的就在于避免历史上一再上演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争霸而导致战争的悲剧。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提出，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提出，美中两国都有能力管控分歧，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或多或少表明，当前中美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两国国情和世界大势，朝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努力，这也是两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出路所在。 在中俄关系上，“一带一路”经过中亚、东欧的广大地区通往欧洲，而这一带是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的核心。因此，中国必须在与中亚国家合作的同时，注重与俄罗斯的合作。在这方面已经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机制，即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是针对有关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恐怖主义，而不是针对第三方的。它可以为“一带一路”提供助力。目前，俄支持“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这将更加有利于中国与中亚国家拓展合作。 在中印关系上，“一带一路”经过东南亚，到达印度洋和非洲，因而也涉及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近年来，无论在中东还是非洲，印度已在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的快速崛起和“走出去”已经引起印度高度关注。中印之间还存在领土主权纠纷，但如果处理得好，两国就能够克服地缘政治利益纠纷，实现合作。毕竟，中印相处数千年都没有大的冲突，今天两国间的纠纷是西方帝国主义遗留的问题。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如果能考量到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两国就可以找到巨大的合作空间。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它也延伸至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但沿线的60多个国家大都是中小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关系的经验上讲，中国仅有新型大国关系是不足以立足国际政治舞台的；而通过“一带一路”大力拓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可以为中国开辟国际战略的“大后方”。只有这个“大后方”巩固了，才能具备更强的实力和基础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二、“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可以看作中国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包括经贸、金融、基础设施、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要素呈现很强的互补性，如果能够有效结合，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沿线国家多半拥有丰沛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但普遍缺乏资金、人才、技术，且面临基础设施不足、市场规模过小、治理能力不佳等瓶颈。而中国所具备的三大优势可以协助这些国家克服瓶颈，激发经济发展动力。 一是基建优势。今天，中国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堪称世界第一，有能力同时在多国承建水库、电厂、超高压输电网、深水港、机场、工业区、传统铁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移动通信网络等项目。中国也有能力协助整个地区（如东南亚）建设跨国基础设施网络，让各国克服国内市场规模过小的障碍，并能够在地区内发展产业分工，形成跨国产业集群。 二是智力优势。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培养了大量经济发展、公共治理、城市规划等领域的人才，并自行摸索出有效并用“市场”与“政府”的独特经济发展经验。中国可以与沿线国家分享这些经验，提供管理与技术支援，并协助培养人才。 三是金融优势。中国同时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丰沛的国内储蓄，并已建立独立的全球支付系统，中国和许多国家都签订了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日益普及。随着人民币即将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占10.92%的权重，人民币将加快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并位列美元（41.73%）、欧元（30.93%）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因此，中国有能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成本的融资平台与信贷机制。 三、周边外交 周边外交是中国大外交战略的核心和前沿，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决定的；而“一带一路”的起点就是中国周边地区。 在世界大国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特殊。同英国相比，英伦三岛孤悬于大西洋，英国是典型的海洋国家；而中国既是陆地大国又是海洋大国。同美国相比，美国周边只有两个国家，即北面的加拿大和南面的墨西哥，地缘环境非常简单，且这两个国家的实力与美国不可相提并论，并都需依赖美国发展；而中国则不同，周边有十几个国家，包括了俄、日、印等强国。所以，中国外交不能机械地模仿英美，必须根据自己所处地缘政治环境，制定务实可行的外交战略。 当今国际安全领域的多数热点问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其中很多是和中国直接相关的，包括朝鲜核问题、东海主权纠纷、台湾问题、南海主权纠纷、缅甸问题、中印边界问题、阿富汗问题等。近年来，旧的问题和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加剧，新的问题也正在出现，随时都可能转化成重大危机。 周边地区是中国国际秩序的基础。中国要塑造有利于己的国际秩序，就必须把战略重点放在周边。未来中国要面对的危机更可能直接来自周边的中小国家。而如果周边发生重大危机或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出现重大危机，就会对中国国际秩序造成直接和严重的冲击，甚至可能导致中国崛起的根基不稳。 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及“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目标，而“一带一路”则是将这些理念付诸行动、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好途径。 此外，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压力仍然来自美国。但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纠纷，且两国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中美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更可能是中国和周边美国盟友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这就意味着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也是密不可分的，必须齐头并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的国际意义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有助于突破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二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双赢，更好地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 一、突破安全困境 “一带一路”通过发展和强化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有助于突破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并为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新的动力。 第一，“一带一路”是中国应对美国战略挤压的必然选择。近年来，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深入推进，中国在亚洲的外交空间受到挤压。但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的外交战略和国家意图。无论从中国的文化精神还是实际能力看，中国都不会和美国“硬碰硬”。而与此同时，美国“重返亚太”迫使其把战略资源从其他地区调动至东亚，这必将导致美国的战略能力在这些地区相对下降。因此，今天在中东、非洲、中亚等地区，美国的影响力和国际声望已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走向美国影响力相对下降的地区。“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种战略选择，其主轴当然是经贸，但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中国面对美国战略挤压而“向西看”的外交政策考量。 第二，“一带一路”可以为突破中日在东亚的安全困境创造条件。近年来，中日关系因东海主权纠纷尤其是钓鱼岛争端而停滞不前，两国地缘战略竞争有所上升。而“一带一路”的实施可以把中日之间的竞争延伸到沿线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去，从而降低中日在东亚竞争的激烈程度。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一定优势。实际上，一国在海外的竞争优势就是其内部优势的延续。当前，日本国内的经济发展优势已基本用尽，很难再如往日那样在国际社会扮演经济发展的“领头雁”角色。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优势决定了中国有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扮演这种领导角色。 第三，“一带一路”能够产生更多的共同利益，从而缓解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客观上讲，无论有没有“一带一路”，南海主权纠纷都是存在的。但有了“一带一路”，就可以把蛋糕做大，在地区国家间催生更多的共同利益以及合作的必要性，从而缓解紧张局势。 第四，“一带一路”有助于突破中国与西方在贸易和投资上的安全困境。当前，西方经济复苏乏力，仅靠美国与欧洲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无力解决失业、产业流失、民族矛盾等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同时，西方国家经常以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等理由将中国的资本和产品拒之门外。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很难得到根本改变。因此，中国要在继续努力和西方打交道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发挥自己的优势，寻找新的贸易和投资空间。换句话说，中国在经济上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西方国家，另一条腿在发展中国家。而“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找到这些新的投资和贸易空间，从而减少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摩擦及其引发的其他问题。 二、承担大国责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全面发掘与沿线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互补互利机会，与这些国家实现双赢，从而承担更多大国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向国际、承担国际责任之路。 一方面，“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对此，国内的深化改革自然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可以充分发挥外部经济要素的作用。这样既可以促进国内改革，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改革的压力。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在成长为经济大国（从低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过程中，无一不充分利用了外部经济要素。它们的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对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中国当然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必须找到一条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今天，中国已经从资本短缺国家变为资本过剩国家，具备了庞大的资本积累（包括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如此庞大的资本大都存在银行，不仅没有增值，而且面临贬值的风险。不可否认，国内仍有很大投资空间，中国也会继续在国内投资；但同时，中国资本在加快“走出去”，对外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中国要做的就是把大量资本积累转化为投资，从而实现保值增值；而沿线发展中国家要做的就是利用中国的资本来加快国内建设、推动经济发展。 此外，眼下中国经济规模空前庞大，在主要工业部门均拥有巨大产能。“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为中国企业成熟的产品找到广阔的海外新市场，而且有助于将中国国内富余的产能有秩序地向外移转，转化为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要素，在促进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也可以得到全面提高。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可以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沿线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一带一路”通过将外部经济要素（资本和技术）引入这些国家，同其内部要素（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相结合，从而大大激发它们的经济发展动力，并带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地区国家经济伙伴关系的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今天，西方国家虽然发达，但也面临继续发展的瓶颈，在相当程度上缺乏发展动力，更无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即使那些具备援助能力的国家，也往往对援助和投资附加了民主、人权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前提条件，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反而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则不一样，对外投资和援助比较务实，没有附加条件。中国在过去对外投资和援助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所以，今后中国会更加关注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但不会像西方那样附加前提条件。中国的做法是提供沿线国家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让它们同中国一起发展起来。只有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富裕起来，中国自身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三、形成在国际上的软实力 “一带一路”为中国在国际上建设软实力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平台。它有助于把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与政府两手并用的独特发展经验。这样既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也可以实现中国软实力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上仍面临巨大压力。二战前，多数发展中国家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虽然殖民统治模式促成了宗主国的发展，但被殖民国家的发展则失败了。二战后，这些殖民地纷纷独立，但独立后继续依赖西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国家仍是最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是由于原先的宗主国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新独立国家的发展。显然，这种发展模式也失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但“华盛顿共识”主要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总结，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 而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这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中国的发展成就。不管中国存在多大问题，在三十多年里从一个非常贫困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深感兴趣。其次，中国在很多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如通过发展来减少贫困、通过融入世界来谋求发展、通过发展来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第三，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中国的经验和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其实，中国的经验并非和西方的经验完全相悖。在市场建设等诸多方面，中国吸收了很多西方经验。但中国并非机械地照抄照搬西方经验，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际状况，不断修正西方经验。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今后，中国可以一边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一边通过“一带一路”，根据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提供帮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强国。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要求中国既要“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也要承担起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无论“走出去”还是承担大国责任，都将面临巨大挑战，都需要大外交战略来推动。“一带一路”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中国崛起必须通过的重要“考试”。 （《当代世界》2016年2月刊 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张弛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2016年4月22日 -
王柏年：亚洲价值观的智慧是慈悲，利人利己
理事简介王柏年，柏年基金会主席、CCG常务理事。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上，柏年基金会主席、CCG常务理事王柏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亚洲的价值观是圆，有轮回，而非西方的直线。以下是嘉宾发言实录 我觉得亚洲价值也包容了许多中国理念。亚洲价值是一个圆圈，因为我们相信轮回。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死，所以成立一个基金会把钱捐走，因为我死之后钱对我没用。西方人到90岁还是要努力挣钱，他们的价值观是一条直线。 我们亚洲价值相信慈悲，我觉得最大的智慧是慈悲，利人利己。现在我放下生意，也不追求名誉，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以前在加拿大管工程，800人搞施工，他们都比我高大，谈工作我跟他们是直來直往，一点也不客气！但是下班后还是很谦卑。所以我觉得亚洲人的谦卑、慈悲、关怀，这些都是我们的（价值观）。 我是加籍华人，对国情，对体制都不甚了解，但我在中国找到了五千年文明的根基，这五千年文明根基有禅宗、有佛教。我跟所有的人，欧洲，美国人介绍亚洲价值，沟通没有认何问题！许多国际友人都认可亚洲价值。 （根据嘉宾在CCG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4月22日 -
【China-US Focus】Newest Blueprint Presents 5 Areas of Opportunities for U.S. Businesses
He Weiwen, co-director of the China-US/EU Study Center at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of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CCG)The just concluded NPC Session and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s Report on Government Work have given a clear,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At the backdrop of a persistently weak and uncertain world economy and continuing downside pressure on Chinese own economy, the world second-largest economy will keep an annual growth rate of 6.5% for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2016-2020), only marginally lower than last year’s 6.9%. If realized, China will contribute roughly 0.9 percentage point to world GDP growth each year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running and thus ensure the world more predictable support.6.5% Growth Needed to Hit 2020 GoalChina set a goal in 2012 to double its real GDP and per capita income by 2020 on the basis of 2010. From 2011 to 2015, its GDP grew by an aggregate 46%, leaving 37% to grow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resulting in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6.5%. Failing to achieve 6.5% means missing China’s 2020 goal.By that growth rate, China’s total GDP ( RMB 67.7 trillion) will reach RMB 92.7 trillion (static) by 2020, or $ 14.15 trillion at the current exchange rate, approximately two thirds of the US GDP by then, as compared to 58.2% in 2015. China certainly needs more time to catch up with the US in the size of economy.Chinese has had a net population growth of 6 million annually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If this trend continues, its total population would probably hit 1.4 billion by 2020, leaving a per capita GDP of around $ 10,000, achieving well-being for the nation, but not high-income status.Biggest Threat to Growth: Unsustainability Instead of SlowingThe world has focused too much on the falling growth rates of China, instead of its healthiness and sustainability. The slowdown from double-digit growth rates to a level below 7% is not only inevitable but also necessary. The extraordinary high growth rate in the past decade has resulted in a series of structural issues, eroding economic fundamentals. An outstanding issue is the serious over-capacity in steel, coal mining, cement, plate glass, electro-aluminum, etc. China’s crude steel output surpassed 800 million tons in 2015, 50% of the world total, and has contributed to a worldwide steel glut and depressed market. The total capacity is 350 million tons more. Premier Li Keqiang’s report announced plans to slash 150 million tons of steel capacity, 500 million tons of coal mining capacity in 3 years, displacing 1.8 million employees.The serious over-capacity has not only depressed manufacturing, but also contributed to serious pollution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Many companies with heavy over-capacity and poor performances have become zombie enterprises, creating huge corporate debt and helping to push Chinese debt ratio to a new high.Another major issue is the tremendous amount of unsold stocks in the property market, estimated at 6.9 billion m2, enough for a 24-month supply. The over-built properties have pushed up the property market bubbles and debt levels, includ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bonds, real estate developers and home buyers’ bank loans, only to end up in rising NPL rates of commercial banks.The above two factors are key threats to the Chinese economy, both currently and over the long term. If not addressed drastically,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loose growth drivers, and face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The 13th Five Year Plan has set “de-capacity, de-stocking and de-leverage”, among others, as key goals.This will undoubtedly cut the growth rate by 1-2 percentage points, plus another percentage point by poor export performance. Slower growth is only logical.New Engines for GrowthThe 13th five year plan does not envisage any fresh large-scale fiscal stimulus, no extensive monetary QE. It only requires an active fiscal policy (fiscal deficit at 3% of GDP in 2016, for instance), and a prudent plus monetary policy (slightly easing). Top priority will be given to supply-side reform and structural changes. New engines for growth will be:1. Persistent growth of consumption. The consumption alone contributed 4.6 pct to China’s GDP growth in 2015, and is likely to gain further momentum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causes include expanding and upgrading of merchandise and housing consumption, due to the growing disposal income (by around 7-8% each year) , and an estimated 100 million new urban migrants. Also, service consumption will likely grow even faster, including education, healthcare, travel, entertainment and care for aged people.2. Robust growth of innovation, new emerging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They include aerospace, hybrid-engine automobiles,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 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and industry, alternative energy , environment protection, high-speed rolling stocks, nuclear-power reactors and turbines, new materials, IC, NC machine tools manufacturing, and maritime equipment. Those industries have growing at 8-10% per annum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nd will most likely accelerate in the next five years. For instance, China is already the world largest producer of electric cars and will lead the world by far by 2020. They will serve as a strong engine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and beyond.3. Comprehensive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hich still account for 88.2%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4. The fast advancing “internet plus” and 5G telecom technology, covering e-commerce, e-logistics and O2O, is fast changing the nations’ economy. On-line retail spending is estimated to hit $ 1,132.8 billion in 2020, almost tripling the 2014 figure ($ 442.2 billion). The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is estimated to reach 70% by 2020, from 50.3% in 2015.5. A significant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sector will happen during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Healthcare, among others, will be a case in point. With healthcare service open to private and foreign operators, hospitals will expand fast to offer better public goods. With the second-child policy, maternity hospitals and child-care services will also see fast growth. With the population fast aging, there will be an extensive build-up of elder-care centers across the country. As a result, the medical industry will grow simultaneously, with its total output value estimated at 10 trillion yuan by 2020, 247% up on its 2015 level (2.88 trillion).US Business Should Lose No Time for an Early HarvestThere have been abundant critical comments and worries from the US media, academia and business. While China should be open to all their comments, the US business companies should lose no time to find opportunities and strive for an early harvest. They could find good,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in the following areas:1. Increase of export to China. The US enjoys world top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a series of industries and could logically offer more to the Chinese market. They include clean-energy technologies, biotechnology,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eco-friendly, aerospace industry, and so on. The US consumer goods, ranging from food, apparel and shoes up to Apple iPad, iPhone, and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ircraft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 goods, ICT, medical equipment and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goods, will see an ever expanding market in China.2. Increase of investment in R&D and manufacturing in China. Besides increasing exports, they could also step up investment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9 key area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lean-energy,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frastructure, internet plus and 5G telecom,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eco-system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and Healthcare. The US entertainment and theme park companies will also see huge potential of growth in China, as a result of the fast-expanding demand.3. Enhance technology cooperation in agriculture. A top priority for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s under $ 1,000 (farm output value per labor), compared to over $60,000 in the US. Hence, this is a huge and urgent opportunity.4. Increased market access in the tertiary sector.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will envisag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s of SOEs will offer enormous market access for private and foreign players. Pre-establishment national treatment and negative list will be totally enforced across the country. China will offer much more market access in banking, insurance, accounting, legal services, entertainment, architecture design,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The fast increasing of new hospitals, education centers, pre-school education services, and especially elder- care centers will provide abundant opportunities on the horizon.5. Chinese capital market. Direct financing through capital markets lags far behind the business needs in the country. It accounted for only around 4% of total social financing, with indirect financing, mostly by banks, playing a dominant role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high corporate-debt rati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will be another key task during the next five years. With the largest and most sophisticated capital market, the US capital market players have a good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reform.During this process, plenty of issues are set to exist or arise. China in turn, could also obtain further advice from the U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transparency, fair competition on a leveled field, and on developing a sophisticated capital market. All those will help China in its 13th five year plan, and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 in their market expansion.From China-US Focus， Mar. 16, 2016
2016年4月22日 -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安保还未跟上
近期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行的“‘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员工安全与海外安保风险研讨会”上，多位海外安保领域的专业人士阐述了他们的看法。 【国际先驱导报4月20日报道】 为更加有力地保障中国企业利益、保护中国员工安全，中国安保企业应当补齐哪些方面的“短板”，成为安保行业及相关业界人士的关注点。 海外中企面临六种风险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诸多安全挑战，一些企业还因此蒙受重大损失。由此，中国企业对海外安保行业的需求也迅速扩大。在“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之际，为更加有力地保障中国企业利益、保护中国员工安全，中国安保企业应当加强哪些方面的工作，应当补齐哪些方面的“短板”，成为安保行业及相关业界人士的关注点。在近期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行的“‘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员工安全与海外安保风险研讨会”上，多位海外安保领域的专业人士阐述了他们的看法。本报撷选其中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 周晓飞（海外安全事务研究专家） 通过我们在海外的工作实践，中国企业和中国员工在海外主要面临六种风险： 1，地缘政治，比如这个国家内乱了，政治不稳定等等。 2，恐怖袭击，对于商务人士和长期在海外工作的人士会面临的。 3，绑架事件，在一些国家常有发生。 4，战争风险。比如有些国家因为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导致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的冲突。比如还有伊拉克，我有幸在伊拉克工作了13个月的时间，对这个体会更深一些。 5，治安犯罪。可能在每个国家都会遇到过。比如诈骗、抢劫事件都比较频繁。在国内，抢劫事件不会轻易伤人命，但在海外并非如此。比如我曾经去过的南苏丹，当地人抢劫时什么话没有，拿枪就打，把人打倒后再抢钱跑掉，你根本没有应对的机会。我们现在搞培训时会教如何应对抢劫，但在南苏丹不存在这种可能，你只能做好预防。 6、扫雷等军火控制。一个地方经历战争之后，往往会埋很多地雷，或有不少流失军火，这也是一种隐患。目前对我们所服务的石油项目，在海外需要大面积作业，需要对这个区域先扫雷清雷，在全部排除隐患后才能安全作业。 不管哪个国家都可以包括在这六种风险之内。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风险与每个人都有关系，那就是海外的健康风险。我感受最深的一个例子是我们驻扎的营地里，就有人得过各种疾病，比如疟疾等等。 在海外安保中，物防方面需要重视。根据海外国家所处风险等级不同，营地建设标准不一样。比如在高风险国家，营地首先需要划定周界，周界外最好有一个铁丝网一揽，里面是壕沟，后面是土墙，再一道铁丝网，三米之后再有一个铁丝网，这个叫做巡逻道，铁丝网之后还有我们的水泥墙，这是外围建筑。除此之外还会有像减速带、车库滚网、起落杆、道钉等。对于门窗等也会有一些标准，怎么设置，多远、多高、多厚都有一些标准。营地还可能会配备避弹房和应急掩体。 某个央企曾在非洲遇袭出现人员伤亡。事后我们讲案例的时候，对现场的照片进行查看，就发现营地人、物、技防三个方面只满足“人防”，“物防”方面只有一道铁丝围网，别人拿个大钳子就进去了。他们的防范是不够的，所以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 海外安保的“三要”与“三不要”刘新平（中国海外安全与防卫研究中心副主任 ）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做几个方面的呼吁。中心意思概括起来是“三要”“三不要”。 “一不要”。是希望我们不要以国内“保安”的观念和传统的做法来做海外“安保”。因为“安保”是体系化的服务，“保安”则是我这个体系化服务中的一个环节。“体系化”主要体现于几个方面： 一是多层情报预警。主要是告诉大家危险在哪儿，有可能什么时间发生。比如某央企在非洲某国的项目遇袭，从听到枪声响起到10个人被绑架只有30分钟时间。这个项目的所在地距离“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的大本营很近。该央企很可能没有做过风险评估和情报预警，平常的情报信息掌握的比较少。 二是预防手段。仍以前一事件为例，如果能够有一个移动式安全屋，就能够解决问题。安全屋不仅可以防枪弹，还可以防迫击炮弹和火箭弹，只要几分钟时间，营地所有人就可以进入安全屋，在安全屋呼叫并等待救援部队。 三是现场安全预警。在上述袭击事件中，事发时正值晚上交接班时间。虽然该企业雇佣了20名当地军人，但因交接班等原因，在遇袭时只有一、两人进行了还击，营地本身的防范有问题。 从专业角度来说，需要人防、物防、技防以及联防。中企走出去后，也会做一些当地的活动，为当地修路打井，让当地人产生对你的好感，遇到问题会给你通风报警。任何一个防范手段也是分层次的。比如“人防”不仅要考虑到营地设多少警卫人员，也要依托当地警察和当地军队来提供保护。 “二不要”。不要将国内恶性竞争的手法拿到国外。 海外安全市场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海外安全市场每年100多亿美元，海外中资机构3万多家，但“走出去”的安保企业满打满算才有20家。但现在大家看到这块蛋糕，不是想着如何做好，如何解决中资企业的海外安全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往里挤。做过的、没做过的，会做的、不会做的，都往市场里挤。这样就产生了恶性竞争，恶意往下压价。还有的企业则是通过关系拿项目，然后再分给专业机构。 “三不要”。不要简单地认为“有枪”就能够解决中国人在海外的安全问题。 好多中资机构问到我们做海外项目的时候，就说你们这个企业能在海外解决枪支问题吗？但是，解决枪支就能够解决海外安全问题吗？不是那么简单的。有的时候不仅仅靠“枪杆子”，更重要的是靠多种手段的防范，是一种体系化的防范，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我再说说“三要”： “一要”。走出去的安保行业要有行业标准。我们现在有些公司已经提出来能不能搞一个行业联盟。 “二要”。在海外的中资机构要有专业的安保人员管理安全，要有专门的资金，要有专门的人员。 “三要”。政府要有专门的机构监管海外安全有关政策的落实。现在商务部、外交部和国家的职能部门在评估、培训等方面都有规定，比如规定出国人员都要参加海外安全培训，现在有几家落实了，但是还有企业落实不了。政府一定要有专门机构督促落实相关政策，否则现在的行业乱象无法解决。 海外安保要找到自己的模式黎江（中安保公司国际部总监 ） 通常大家聊得比较多的是“一带一路”企业和人员“走出去”的问题。其实国内的安保服务行业同样面临“走出去”的问题。因为大家有一个共识，我们的安保行业包括咨询服务与西方先进水平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们如何“走出去”，如何达到真正在海外发挥作用的水平，是摆在行业面前的问题。 提到西方经验，大家可以看到西方造就的一些知名安保公司和咨询公司，它们的发展历程、不同国别间的法律体系，都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谈“借鉴西方先进经验”时，也要看到西方经验特别是安保方面的一些经验，是我们无法借鉴的。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模式。 我们的安保行业“走出去”还属于摸索和懵懂的状态，包括企业的恶性竞争、海外安保公司定位不准等。现在很多机构和企业一窝蜂地做“海外安保”，其实只是在做几个单子，一年做几个客户之类。这样的模式是非常粗浅的。 主流海外安保公司提供的业务模块应当有三个方面： 一是出国人员培训。目前这是提升企业和人员安全素质和安全水平的最有效方式。培训主要是分成安全事故“未发生”和“发生”两个层面。关于“未发生”时，通常是培训一些旅程常识、当地国家常识和生活常识，培训如何避免风险的发生。关于“发生”时，培训内容往往是逃生。在此方面，一些安保公司动不动对企业员工搞武术训练、“夺刀”训练等，但我们不搞这些东西。企业人员在紧急状况下能够逃生就不错了，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教他夺刀和格斗就是空谈。在海外真正风险出现的情况下，更多需要逃生和避险技巧，逃命更重要。 二是安全情报，主要是指风险评估包括风险预警。真正服务于企业的安全情报未必要何种高度和深度，更多是真正在当地的具体情况，要“接地气”。如果要获得这些信息，往往无法通过传统获取信息的方式，而需要在当地拓展实实在在的情报来源。 三是驻地安防，驻地企业走出国门，有了具体的基地和人员，这个时候就需要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一线安保公司在海外真正打交道的就是驻地安防，就是人防、物防和技防。这也特别考验安保公司的专业性，因为项目企业自身无论是在人防、物防和技防等方面，在我们看来都是不专业的，所以更需要安保公司的专业支撑。文章选自《国际先驱导报》，2016年4月20日
2016年4月22日 -
【FT中文网】邱震海：重塑文明秩序与执政党转型
邱震海，凤凰卫视评论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京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上，凤凰卫视评论员、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邱震海提出了中国崛起对现有世界秩序所造成的五大挑战，而我们在文明秩序上的差异正是东方价值观所能贡献给世界的。 一、以正确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径重塑文明秩序 中国学者要研究我们的文明、意识形态等问题，要有一个正确的思路，我称之为“顶天立地”。“顶天”就意味着要思考前卫、尖端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文明跟世界的对接、中国文明的定位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50到100年以后中国人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总有一些前端的学者摆脱意识形态、各种茫然，站在最尖端的领域中做一些梳理，这些研究也许在100年以后会像马克思·韦伯当年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揭示了许多宗教跟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立地”则代表研究的内容有操作性，例如如何整合和分离国家意识形态和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目前中国转型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情况下，首先让大家心理上接受，同时技术上也可以操作，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接地气，既要有高度，又要站在建设性立场上。中华文明的问题最快会在几十年以后突显。 中国崛起可能会对五个现有的世界秩序形成挑战。一个是世界经济秩序，我们以前做市场，现在经济体崛起已经开始。第二是安全秩序，我们的领土、能源。第三是政治秩序，到底是西方主导还是东方主导，过去500年西方主导，慢慢变成东方主导还是中西共治，这一点正在经历转型。第四是心理秩序，第五是文明秩序，这一点东西方差异比较大。 这五个方面，前面的经济秩序、安全秩序是很实在的话题，后面的政治秩序、心理秩序、文明秩序则比较无形，如何去把握和建设这些方面是比较难下定论的。 部分学者已经开始文明秩序的研究，国内官方体制也在加强宣传，像核心价值观，希望塑造一些东西，包括提出中国自信、中国梦、中国模式，试图从中国成功的东西里面总结出我们文化基因的作用，写出中国故事。但是现在为时尚早，我们的文明秩序还没有架构，架构不是说来就来，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此外，还有很多盲点混在一起，有被现有体制利用的因素在里面。抛开这些，我们需要尖端学者思考这些问题。文明的重构，一是自然形成，另外也需要一些尖端学者在最前沿做一些开拓性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把普世价值观称为西方价值观，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过去500年是西方的世纪，所以西方用来覆盖或者验证经济文明工业化并取得成功的那些体制，就跟普世价值观划等号了。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普世价值观将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西方，一部分来自东方。只是现在来自东方的部分还未发展成熟，实力、能力和见解还没达到一定高度，即使官方出于积极目的，也会因为能力不足或者体制转型不到位产生曲解。实际上，中国模式、中国故事很好，由于说的不到位，没有说服力，老百姓不爱听，就会觉得没有吸引力，外国人则觉得根本不可能实现，需要一些学者真正在前沿做这些事。中华文明在崛起，我们的体制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推动了经济腾飞，但是现在遇到了很多障碍，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正如外科医生在去除病变的同时又不影响别的身体机能的工作，我们要找到一个专业的办法转型，让体制内的能够听得进去，西方也能接受，同时又不引起国内的震荡，还要有正面的正能量使民族慢慢向前。 如果按照这个技术路径往下走，就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现在有观点认为国学根本不是儒学，我个人赞同这个说法。国学里面也有不少糟粕，西方有一句话说倒脏水把孩子也倒掉，现在我们是捡孩子把脏水也捡回来。过去我们确实丢掉了很多传统的文化，结果现在一些媒体知识分子，像国学大师宣讲似的，把封建国学里面的一些儒学糟粕也讲出来了。例如对皇权的尊崇，对个人权利的漠然，这都是不符合当今价值观的。所以国家意识形态整塑是一个非常尖端的问题，无论是讲文明，还是讲政治体制，只要提到国家意识形态，那讲的肯定是现代文明和现代法治，是要符合现代价值观的。重建普世价值观不能只看西方价值观。目前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只是因为500年前这一套体系在西方是成功的，但是照搬到东方土地上肯定会水土不服。未来东方价值观所能贡献给世界的，是我们的核心，是国家意识形态。 二、执政党转型是当务之急 我认为现在的执政党转型是当务之急，在过去几年舆论环境比较宽松的时候，我也常提到执政党转型。中国共产党所有的问题都是转型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市场经济是四位一体的，即由市场、政府、社会、法制共同组成市场经济，这中间就有执政党与市场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执政党与法制的关系。涉及到执政党，社会关系就复杂了，即便是我们的产权结构已经证明当前社会依然是由国家力量主导，尤其是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大家都呼唤国家介入。 执政党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暂且不说意识形态，其远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其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时期依靠的对象是无产阶级，使用暴力手段而不是民主的方式来推翻旧体制、建立一套新体制。我认为这三个要素是建政之前的执政党三要素，但实际上建政之后依然沿用了这三个要素。1949年到1979年，前30年用的还是这些，因为那个时候公有制是主体，老百姓是无产阶级，暴力的体现方式不是武装暴力了，可能是思想暴力，包括对媒体思想的管理、控制等。 1979年以后，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后，当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好，就需要改变了。市场经济的手段是让人们致富，目标是让老百姓拥有私有财产。2006年《物权法》的诞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明确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宪法》里没有写老百姓通过市场经济、通过勤劳获得的私有财产必须得到法律保障，而且《宪法》决定体制依然是公有制为主导，但是观察一下社会的产权架构就会发现，公有制占的比例在减少，虽然作用还是很大。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一些特定行业中，比如说航空母舰一定要国企来造。虽然国企依然是共和国的长子，但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是民营经济在推，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企业家拥有财产，让企业家的合法财产得到保护，让老百姓拥有物业。至少未来土地改革让农民拥有土地，这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其实只是党章和《宪法》里面没有写而已，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并且保护私有制，而公有制主要在国家重要的战略国防部分处于主导地位。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是无产阶级少之又少，这个阶级正在消亡。所以我们的统治手段不能再是使用暴力了，一定要讲游戏规则，一定要讲妥协、讲博弈，但这个博弈是不是西方模式另当别论。所以我觉得执政党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在于愿意不愿意转？怎样转？所有的冲突都来自于这个问题本身，都是来自执政党，包括核心价值观和文明的问题。 最后我再用欧洲的经验补充一下政党转型的问题。如果没有当年修正主义的话，可能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不会存在，今天的欧洲也不会变成人性化的欧洲。1959年，也就是二战结束14年之后，当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开会，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因为它当时已经参加选举，如果继续坚持原来的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采取阶级斗争、武装暴力、公有制等，反对的就是法制、个人自由，就会遇到很多内在的冲突，到了现实政治这个层面上，选民用选票把他们选下去。所以他们通过《哥德斯堡纲领》，勇敢放弃一些不合时宜、不与时俱进的价值观，拥抱一些新的价值观，跟现代社会基础结合，但是也继续保留原来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当然这是西方的做法，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一个左派政党的核心价值观可能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实现共产主义，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因为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永远需要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共和党实现不了，就选择民主党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这个形式在今天的中国很难实现，我觉得这是值得内部学者思考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当时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有它的价值，只不过历史没有给它足够的时间去证明。过去十几年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利用时间，有很多社会矛盾依然客观存在。未来国家意识形态与政党意识形态相分离，会不会也像核心价值观一样，写是写出来了，但是最终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我们要注意避免的。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6年4月15日
2016年4月21日 -
李文：用“混序”思想来创业和管理
理事简介李文，企业项目化管理创立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编 语】 微博上的李文像是“愤青”，总是操心天下大事。然而，在谈到企业管理时，就能深深感受到他的“术业有专攻”。多年来，他的丰富实践、潜心思考和冷静观察，使其对如今变幻莫测的商业世界中的企业管理有着独到的洞察和深刻的见解。◎ “‘混序’管理是科层制管理和项目化管理的共存 “混序”是李文管理思想的核心，概念来源于一位美国银行家，李文将其追根溯源，丰富发展。顾名思义，混序就是“混”和“序”并存，“混”是“混沌”，“序”是“秩序”，混序管理是一个组织体系里面同时存在混沌和秩序两个方面，也可以简单地理解成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管理与扁平灵活的项目化管理的结合。 混序管理的产生，与传统管理方法的诸多弊端有关。传统的管理方法为金字塔型结构，其严格的流程、规定、内部的官僚制、领导的地盘意识和小团体的观念，很挫伤员工积极性。项目制管理则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与活力，具体做法是把员工从各个岗位、部门抽调出来，成立团队，以项目为单位，大家相互协同和配合。“层级式的或金字塔式的组织采取严格的命令控制，要求令行禁止，下级完全地服从上级，而项目化的小团队要求平等、合作、共享，自发管理，团队没有中心，不是看谁官大就听谁的，而是根据大家的意见来共同决定。” 与传统管理方法相比，“混序”管理最根本的是改变了分配机制。“这种机制下，其实团队成员每次创新都相当于一次创业，已经从本质上改变了内部项目成员的地位，这种机制好过任何传统的激励、考核。”因为员工的身份和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项目团队机制里最关键的是把员工的身份改变了，员工不再是打工仔，而是合伙人，是内部的创业家或创客，最关键的是员工变成了一个合伙人，能够参与项目成果的分配，这种激励是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 “创业也分为‘混’和‘序’两个阶段 “混序”思想同样适合于创业企业的发展阶段，创业企业从0 到1、从1 到Ｎ的阶段也是从“混”到“序”的过程，用“混”来创生，用“序”来发展。“‘混’解决的是从0 到1 的问题，在一个混沌的模式进行多元化的混合和碰撞里，不要用权力去控制或干涉，让创意自由地产生，主要特点是开放、透明、平等和共享。‘序’解决的是从1 到N 的问题，使创造出来的产品快速地成长及规模化运营，需要强有力的有秩序的组织和机制来使其落地，通过标准化的生产不断去复制，不断去扩大产量。” 这就需要创业者根据不同的阶段来调整自身的管理思想，不断去改变自己，调整公司的企业文化。“‘混’的阶段一定要放开心态，放下姿态，给创业伙伴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各抒己见，广泛地吸纳大家的意见，直接采取很简便的、很灵活的小团队的方式，不要那么多的层级，不要设那么多的部门”，通过放任自流产生创意和想法后，“就迅速进入序的阶段，这时候要用纪律、制度、流程规范大家的行为。有些创业者后期疏于管理，没有标准，没有制度化，没有进行规范化管理，弄得最后越来越乱。”◎“混序其实是根据员工的不同来选择管理方式 在“混序”的管理机制下，创业者需要根据员工的不同特点，因人而异地安排工作。“有些人适合序的形式，他们不爱冒险，只喜欢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专业工作，不太爱交际，喜欢由上级拿主意自己去做，不喜欢自己作决策。这类人比较适合在传统组织里、在固定的岗位工作。”项目制管理具有创新性强、挑战性高的特点，需要员工有很强的自信心、很高的情商和爱冒险、抗打压的性格。“项目制管理下员工要能够承压，善于应对变化，不能太脆弱，要经得起打压，抗摔打，最关键的是要有很高的自我管理能力和高度的成就欲望，一个没有那么高的成就欲望的人，很可能遇到困难就退缩。”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混”的阶段或者是项目制管理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但去的是权力的中心化，而不是影响力的中心化，“虽然去除了权力领袖，谁也不是谁的上级，但必须存在一个精神领袖，需要一个权威和领导者”。他的领导力来源不是上级授权，而是自身的能力、魅力和人品。“未来的创新创业可能不需要传统的领导、老板或者高级的官员，但是一定需要这样的精神领袖和灵魂人物，他是团队凝聚的核心，是团队在遇到困难还能不退缩的精神支柱，这一点是必须要强调的。”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4月21日 -
【金羊网】拿中国绿卡门槛有多高？10年仅7000多名外国人拿到
2016年4月18日下午，北京首钢队当家球星马布里在个人微博上公布，自己已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绿卡”。很多网友送上祝贺：“恭喜你获得了这张颇不易拿的绿卡。” 的确，中国绿卡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认为是世界上较难拿的绿卡之一。要达到怎样的标准才能拿到？4类外籍人士可申请 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3年后，于2004年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首次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实施永久居留证制度，中国绿卡宣告诞生。作为世界绿卡家族的“00后”，中国绿卡的发放数量非常少。根据去年3月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蓝皮书的数据，我国绿卡制度自2004年8月实施以来，截至2013年为7356名外国人办理了永久居留手续。2013年，公安部批准1402人获得绿卡，为有史以来最多。 哪些外国人才有资格拿中国绿卡呢？羊城晚报记者梳理发现，中国绿卡大体分为任职类、投资类、特殊贡献类和亲属投靠类。所谓任职类，是指在对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单位任职的外国籍高层次人才；投资类是指在中国有较高数额直接投资的外国籍投资者个人；特殊贡献类是指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或国家特别需要的人员；亲属投靠类则是夫妻团聚、未成年人投靠父母、老年人投靠亲属等家庭团聚人员。此次马布里拿到绿卡，就属于特殊贡献类。 数据显示，亲属投靠类和特殊贡献类占比接近8成，是两个最大的类型。就地域分布而言，北上广占据持有中国绿卡的外籍人士的半壁江山。 近年来，中央多个部门联合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移民计划（“千人计划”）。公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5月，共有1306名通过“千人计划”等政策引进的外籍人才及其家属，以及各部委和省级人民政府推荐的高层次人才，获得中国绿卡。申请门槛逐渐降低 最近几年，中国逐渐降低了外国人申请中国绿卡的门槛，2012年，拿到中国绿卡的外国人达到1202名，2013年达到1402人。而2013年全年，美国发放给外籍人士的绿卡达到99万张。 申请中国绿卡的门槛有多高呢？以任职类为例，申请条件要求申请者是副厂长以上职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在中国住满三年。根据规定，在技术人员绿卡方面，申请者则需要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以上职务，并已连续任职满4年且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中国式学术评价机制和职称评定，难倒了不少国际人才。即便是顶尖国际人才，要通过他们闻所未闻的“高级职称”，亦非易事。 除了满足实质条件外，外国人想要申请中国绿卡，还需满足程序要求。从本地公安局受理开始，还要通过省级公安厅（局）、公安部的审批，层层盖章，前后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这也让不少外国人望而却步。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曾表示：“当时制定《办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外籍高层次人才。而鉴于中国是人口大国，而且当时来华发展的外籍人才远不如现在这样多，因此政策刚刚实施，制定得比较保守。”时间过去了十多年，中国对外籍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外国人对中国绿卡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 2014年，中央组织部就已经表示，有关部门正积极研究修改“绿卡”审批管理办法，降低“绿卡”门槛，设置更加灵活务实的申请条件，加大吸引海外人才的力度。文章选自金羊网，记者：赵鹏
2016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