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龙网】建“智库强国”须补齐短板
摘要： 建设决策更科学、决断更高效、治理更优良的“智库强国”， 亟需一个拆除壁垒的“铁榔头”。亟待建成一个开放的“舆论场”。期待拥有一项特殊的“豁免权”。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被明确提出，智库建设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智者，善治者也。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智库辅佐。 近年来，中国智库蓬勃发展。《全球智库报告2015》显示，2015年，中国智库在数量和实力上均发展迅猛，依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入选全球智库150强的中国智库由去年的7家增加至9家。另以重庆为例，在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推动民间智库发展中，民间智库的重庆样板——走出了特色。作为全国第一家以智库冠名的社团法人，重庆智库涉足了治理体系建设、经济增速调整、五大功能区立法、长江经济带建设、新常态下经济转型等领域。两会期间，更有不少“智会发声”。尽管如此，相较起步更早、体系更全、更为老道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智库，我们还处在“爬坡阶段”。 无须讳言，民间智库备受关注的同时，也有诸多“短板”待补。一来，智库结构的行政化和民间智库的狭小空间（只占5%比重）形成鲜明反差；第二，法律地位问题（注册为社团很难）也造成了发展淤塞，这些“思想的掮客”难获向高层毛遂自荐的机会。与之对应的是，官方智库基于强势地位很少与民间智库同台竞争，活力和危机感逐渐消解，在越发开放的国际智库比拼中很难掌握主动。 为了建设决策更科学、决断更高效、治理更优良的“智库强国”，就必须补齐各种制度与环境短板。 亟需一个拆除壁垒的“铁榔头”。智库体系发展成熟必须依靠改革创新以及竞合博弈。就改革而言，一方面是要重点要解决民间智库的身份地位问题，消解民间智库在注册、税收及捐助等政策待遇方面的先天不足，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流程、减免相应税负，保障民间智库的起点与机会公平，进而激发民间智库的参与热情。事实上，民间智库对官方智库的改革形成了有力刺激，如直接为中央决策提供服务的国研中心，都早已开始对自己“动刀”。智库蓬勃发展、高度竞争的大时代已然来临。 亟待建成一个开放的“舆论场”。任何时候，决策都离不开信息。所谓信息决定成败。换个辩证的角度，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充分吸收正反两个侧面的信息，不仅是开放自信的表现，更能从海量信息中找到破解难题的钥匙。如今以云计算为代表的“大数据”时代，智慧城市、智慧管理、智慧决策都依此而建立。唯有建立官民互动、内外互通、正反互博的信息交流平台，并疏通意见建议上传渠道，必将有助于形成科学高效的决策咨询机制，使解决复杂问题的思维视角更加多元。例如，各地如何对接重大国家战略，产业如何拓展海外空间等前端课题，充满竞争给养的空间里总能擦出智慧的火光。 期待拥有一项特殊的“豁免权”。毛泽东说，我们党就是要有一批敢于胡思乱想的人。习近平也说过，“我们党需要有一批‘踱方步’的人”，这都是希望有人来深谋远猷，从各种维度考虑党和国家大事，创造思想的无界空间，凝练超凡的智慧。尽管，宪法早已赋予公民批评建议权，但这仍不足以激发民间智慧、优配市场资源。知屋漏者在宇下。对于许多基层实践问题，“高大上”的智囊团未必干得过与“三农”打交道的“泥腿子”。只有尊重人才、广招贤士，以容错纠偏机制对待“草根智慧”，敞开襟怀听取治国策论，才会引来诸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那样的顶级民间智库，多一些治国安邦的“锦囊妙计”。 总之，只有补齐民间智库的“短板”，用活全域智力资源，由“智库大国”迈向“智库强国”、从智慧迈向“治慧”的兴国路径才更加可期。文章选自华龙网，2016年3月18日
2016年4月5日 -
王广发：创新教育要有国际化视野
腾讯教育讯 3月19日，“翼展未来”腾讯网国际教育展——2016年国际学校推介会在北京千禧酒店举行。王府学校校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王广发接受专访称，创新教育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因为涉及到我们的科技、学术、科研以及成果转化，甚至涉及到我们国家在未来大国崛起、强国、强军、强国防、强教育的时代，势必要为我们的未来创新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宽松的体制、机制。 王广发：创新预示着变革，变革预示着与时俱进，教育应当结束传统应试教育的体制，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创新教育机制和体制，这是培养未来国际化人才所必须进行的变革，所以说刚才一开始我提到创新就是变革。 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创新变革，在产业转型的变革、人才培养的变革、制度创新的变革、国家治理的变革等等，最终被人认为应当跳跃在教育的变革。因为教育是未来，人才科技是明天，经济发展是过去。我们必须掌握好过去、明天和未来的各个阶段的重要关系。因此，创新教育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因为涉及到我们的科技、学术、科研以及成果转化，甚至涉及到我们国家在未来大国崛起、强国、强军、强国防、强教育的时代，势必要为我们的未来创新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宽松的体制、机制。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谈一谈创新教育，我们的克强总理提出认真积极开展“双创”活动，对于创业、创新，产业转型势必给人才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们应当高度认识到人才来自何方，应当来自教育，来自我们的常规基础教育，来自娃娃教育，来自幼教，来自学前班，让他们从小就享受到快乐教育。因此，我们单一的在高等教育去实现创新是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创新教育的变革和发展。所以说，刚才也是鄙人的一点建议。 至于创新教育怎么去创新，我想光我们国家的教育，用我们自己的创新思维还不够，要走出去、引进来，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理念、先进教育资源、先进教育课程、先进教学方法、先进教考分离、先进测评标准考试标准，与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机制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样就可以结合发达国家的教育去把我们的教育带动一下、促进一下，甚至刺激一下，让他们在教育的变革当中去改变自己、挑战自己、完善自己。首先要从我们的教育体制机制去改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以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思想来改变自己。我们通过人才培养的标准，就可以感觉到创新教育是“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重中之重，只有创新教育才能培养创新人才，只有创新人才才能满足我们国家各个地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对于国家产业转型的创新需求。文章选自腾讯教育，2016年3月19日
2016年4月5日 -
郑永年：对中国经济基本面有信心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访谈动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应从哪些方面寻找发展动力，应如何为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托，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话题。其中，中国政府力推的“供给侧改革”引发了人们的热议。海外学者如何看待供给侧改革？了解相关情况，这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一政策提供更加广阔的视角。为此，《国际先驱导报》专访郑永年教授，请他阐述自己对“供给侧改革”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政府退出市场 《国际先驱导报》：您如何理解“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以及其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意义？ 郑永年：首先来谈谈“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从字面上来说，是来源于西方的“供给学派”。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它成为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具体体现在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政策上。供给学派在理论上极为强调市场的作用，但在实际政策中，它只是对过去政府作用过大的矫正。它在减税、实体经济领域的私有化和减少政府规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包括医疗和教育在内的社会领域并未成功。 以我个人的理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源于中国政府转型的需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政府不仅需要支持企业的成长，也需要培养市场的发育。但在企业成长起来和市场逐渐成熟后，政府本身就要转型，从经济活动的主体转型成为规则制定者。而就政府与经济关系来说，存在如下变化： 第一，经济规模变大，政府的经济治理变得极其困难。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可以根据需要管理经济。在改革初期经济规模较小时，政府也可以用各种方法有效地干预经济。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传统的办法不会有过去那般有效。 第二，项目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过去，政府可以采用项目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像港口、机场、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但现在却很难。一方面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基数已经完全不同。 第三，国有企业“平准经济”功能弱化，国有企业已经更加接近于企业，无论其是营利性质的，或是公共服务性质的。 第四，中国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巨大，但政府很难干预国际经济。对于国际经济的变化，政府只能做出反应，并没有控制能力。 但应当强调的是，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退出市场。以上这些变化恰恰要求中国政府拿出干预经济的新形式，而非退出市场。虽然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产能过剩、杠杆过高、制度供给不足等，都有政府过度干预的背景，但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要取消政府的作用，在很多领域，政府的管理反而需要加强。金融和互联网领域需“去产能” Q：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有哪些空间？ A：从供给角度说，主要可以分为“经济”和“政策”两个领域。在经济领域，有如下这些方面： 首先，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消化库存和产能。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仍然很大，比如“城市品质”就还有诸多欠缺——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建设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城市品质方面。这包括城市绿地、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治理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良好的规划和建设，可以提高城市的品质，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在此方面均有需求。 其次，要重视生产性社会投资，而且应为民营资本提供这方面的空间。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的“社会投资”。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都还不足。以体育设施建设为例，在新加坡，几乎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游泳池和体育馆。大批体育设施培养了新加坡人喜爱锻炼的生活方式，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会减轻政府的医保负担。 第三，要重视农村现代化。即使中国的城市化达到很高水平，也仍会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农村。在一些地方的农村，缺乏集中的卫生、供水、供暖和空调设施。 在农村问题上，还应当考虑解决土地的流转问题。目前对城镇化仍有深刻的误解，很多人想推动农民进城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这可以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导致失败——农民进城并非提供住处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整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不应仅仅是农民，还应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在于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要重视建设内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服装鞋包到马桶盖、电饭煲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一方面是价格的问题，各类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相差实在过大。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这与对实体经济重视不足有关。这些年，中国对互联网谈得太多，对实体经济反而谈的太少，搞虚的东西太多。在技术创新被忽视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导致了外部消费社会的产生。 第六，发掘新的经济空间和技术空间。以医疗和药品行业为例，最近一家温州医疗企业在香港上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是国内首家精神疾病私立专科医院。中国的医药行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有大量的病例供医生参考，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 在经济方面，还要注意“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互联网化”的投机问题。目前有很多资金都涌入了这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恰恰需要“去产能”。 过度金融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不言自明。金融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但现实刚好相反，金融经济是在蚕食实体经济。为了追求金融业的高回报，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业。很多短时间内拔地而起的金融保险业高调炒卖实体企业，它们炒卖企业就如同它们炒卖股票那样。这样下去，今后可能会出现潜在的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互联网业又与金融业相结合，成为投机资本的重要去处。例如一些所谓的P2P企业甚至已经深入农村。一个连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都搞不明白的东西，如何让农民搞得明白？这会演变为一场“强者”加害“弱者”的运动。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行业的虚火导致投机盛行而实干精神急剧衰落，大量的年轻人转入互联网和金融。即使是“富二代”大部分也是在玩互联网和金融，根本没有其父辈开创实体经济体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今后要极为注意的。重视建立正常的市场机制 Q：在经济领域之外，政策方面的供给侧改革空间主要有哪些？ A：是的，供给侧改革也有政策改革的一面。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就是这里所说的“错误的供给”。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弥补供给不足，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比如，中国经济一向是由五个主要角色支撑的：中央政府为首，下面是我常说的“四条腿”——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但目前，企业的活力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以企业家的角度来考量，可以看看供给侧改革应当如何设计： 首先，保障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中国政府多年所努力要实现的目标，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企业家提供稳定而有利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和法治。 其次，重视建立正常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企业家就没有活动空间。在这方面，企业家面临的困境至少有二：一是市场空间的垄断状态。一些国企或大型民企实现垄断后，只是简单地扩张市场，并非提升已有市场的质量。在缺乏反垄断体系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很难发育。二是行政干预。政府行政权力仍然过大，不仅没有把很多权力下放给企业和市场，而且随意干预市场。 再次，制度化的政商关系。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非人格化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非企业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社会，政商关系既不可避免，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企业面对的必须是作为组织和制度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个政府官员，官员只应是政府的代表。企业所需要的是可以继承下去的制度化了的政商关系，而不是不能继承的人（企业家）与人（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 第四，金融的平等。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金融条件不平等，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尤其是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服务的地方性银行。 第五，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各方面的制度条件。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至为重要，尽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太大，但它们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而充分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政府提供包括税收、投资空间、咨询提供、人才培养、市场关联等方面的服务。 第六，税赋的平等。不同的税种要维持在合理水平，企业不能承担高过其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税赋。对企业要减税，减税才能扩大企业的投资动机，而企业经济活动的扩大才能扩大税基。实际上，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发展是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之一。 最后，合理的社会负担。企业要承担社会负担，但应当是合理的社会负担。今天中国企业的社会负担值得认真评估。一般来看，当前社会负担在企业总体负担中大概占五分之一甚至更多。如果税负过重，就会刺激企业逃税；如果社会负担过重，也会刺激企业作假、逃避社保，甚至在感觉不安全的情况下转移财产，避免日后被政府追责甚至“清算”。发挥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优势 Q：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目前国际上有各种说法，您持何种评估？ A：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挺好的，现在关键是要发挥基本面的优势。 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3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的基础设施水平可算是世界一流的。 第二，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很少能够看到这样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第三，中国有很好的基础教育体系，有相对较好的人力资源基础。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也许因为这些都是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经济学家是不太重视文化的要素，因为比较“软”，但我觉得还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长远的影响。 第四，中国已经开始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向内部消费经济体的转型。在政府部门“三公”消费等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提高很快，这表明民间消费在快速增加。 最后，新兴产业也在兴起，尤其是服务业最近几年兴起得非常快。这也对就业形成了利好，虽然经济减速，但就业还是不错的。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还有很大潜能，现在就是要通过有效地改革，将这些潜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应当有信心。文章刊于《国际先驱导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4月5日 -
饶毅：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饶毅，1962年生于江西，1991年取得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细胞迁移的分子机理、及其在控制肿瘤转移的应用，曾主持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支持的Gordon国际会议。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现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Feinberg临床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主任。在北京大学，我在体制上进行了改革，也推动了文化上的改变。从开始回来，我就认识到回来的意义不是帮我做什么东西，而是我做下来的东西是一个实在的、值得推广的、对这个单位有好处的东西。留学路上的故国情 对我们这代人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在那以前，中国正规的高等教育停止了11年。我是78届，也是第一届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大学的，当时国家很重视科学，从科学教育出发推动国家进入新时代，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我的人生规划跟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都有关系。当时整个社会都在追求高等教育，追求科学。我在大学四年以及在上海读研究生的两年里，在科学上是有相当程度的准备的。我家里很多人都在大学或科研单位工作。所以，我去美国做的也是基础科学，虽然后来到了旧金山加州大学的医学院读研究生，但我对行医并没有兴趣，而是希望在科学方面打下更好的基础，以后做研究。 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绝大多数还是很关心中国的。1985到1991年，我在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但跟国内的导师、同事和一些科学家都有联系。中国科学院最早的《神经原》杂志还是我从美国这边的编辑部邮寄去的。后来，我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之后又开始做助理教授。有一次在多伦多开会碰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此后就跟中国科学院联系询问能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中国大规模的科研人员、自然科学人才流失，中国科学院很缺人。周光召先生很欢迎我们，就让当时负责生命科学的副院长许智宏、我和鲁白三个人在上海办一个联合实验室。 此外，我们后来还办一个国际会议，1998年开始在北京召开，2000年搬到了香港，现在是每两年开一次。1999年，我们跟蒲慕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后来德国科学家乌里?施瓦茨和我又共同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我担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是因为当时科技部和北京市在新加坡一些华人学者的提议下要成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后来遇到一些问题就又重新开始招聘，王晓东和邓兴旺做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后就让我来做学术副所长。所以，我在任何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上都一直跟中国有联系。实验室之外 实验科学要花很多时间读文献、做实验、写文章。在学生和博士后阶段实验都得自己做，但从助理教授开始，有实验室了，自己做实验的时间越来越少，多半是学生做实验。做实验少了，时间会空出一部分，而且我读文献很快，这样空出来的时间又多了一部分。我原来就喜欢看科学史，到美国以后希望搞清楚中国历史遗留的问题，开始看一些中国史，再看一些美国史。所以，我想有时间就写一点科普文章。 我在美国，在维护华人权益方面做过一些事情。在美国做研究的华裔，做学生的要比做教授的多得多，当然，你可以说这是语言的问题，但有时候并非语言的问题。我看过这类事情，一个招聘委员会，主任是个白人，一个中国人的申请过来，他连申请资料都没翻开就以语言不好为由拒绝了申请人。申请人写的材料可以显示他语言不好吗？如果只是一个中国名字就假定他语言不好，岂不是有问题吗？实际上，最后在美国做教授的人语言都相当好，但因为很多东西被白人挑过一遍，所以在学术刊物、学会和其他行政机构获得的荣誉等也会相对少一点。在美国，永远是你有机会就要讲出来，但华人不敢讲。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写东西寄给各个学会、刊物。他们对这个很敏感，收到之后，有些刊物马上就改。 我不仅反对给华人设天花板，还反对过达赖喇嘛到神经科学会演讲。美国神经科学会开年会是很大的学术会议，当时他们请达赖喇嘛来讲。我说这不对，这里面存在欺负人的问题。美国社会是具有相当宗教性质的社会，但美国科学家一般主张科学和宗教分开。虽然宗教很强大，但他们是不会请教皇过来在科学学术会议上演讲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请一个跟中国、亚洲有关的宗教代表人物过来，这里面有歧视。不能说在自己这边，科学家就是自由派，要跟宗教划清，到了别人那边就不管了。我也是从这个角度反对达赖喇嘛到神经科学会演讲，这次反对对我影响很大。美国的科学家同行都认为我这是帮中国政府说话，但事实并非如此。 回国与改革 我是2007年5月回到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院长的，到2012年已经五年。当时学校认为我应该继续做下去，所以让我在院系领导的午餐会上讲一下过去五年的工作。我说不行，第一我得写下来，不能只说一下，要写一个材料，而且在吃饭的时候说太不正规了；第二我想不继续做了，在写的材料的最后一句就是我要辞掉院长的职务。 辞掉院长职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改革建立的体制里，对院长、教授、工作人员、学生都有相应的要求。理论上来说，应该由我的上级，也就是学校来规定院长怎么做。可中国的习惯是这样的，你搞改革，别人不对你这个职位的产生进行明确的规范，这也是很多改革最后改没了的原因之一。既然改革者要对自己的职位进行定义，那我要求自己肯定不做了，学校要通过像招聘我一样的模式，再招聘一个人。人选有了之后，给他的职权也要跟给我的一样，也就是说体制不是为我个人设计的，而是为这个职位设计的。后来，学校全部这样做了，院长产生和院长的职权也就制度化了，这样才算是做完了整个学院的体制改革。如果我这次不辞掉院长之职，那还要等我下次辞职的时候才能实现改革的制度化，这样改革就会被推迟。 在北京大学，我不仅在体制上进行了改革，也推动了文化上的改变。我一直希望招聘比自己好的人，所以我们大力引进了哈佛大学的谢晓亮教授。他是学化学的留学生中第一个做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他把化学、物理的技术用于生物。引进之后，我们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全面支持，他成立的生物动态成像中心挂靠在生科院，有很多东西要我签字。我每次签字就像图章一样，问都不问。既然请人来做事情，就要全力支持。一定要在文化上有所改变，支持那些做得好的人，包括比自己做得好的人，而不能做成武大郎开店，别人不能比自己好，比自己好的人就不要。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译出版社
2016年4月1日 -
【环球网】叙利亚和谈：没有突破的突破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24日宣布，最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24日告一段落，叙政府与反对派高级谈判委员会在12个原则问题上形成共识。 分析人士指出，双方达成的只是不具约束力的意向性共识，未签署任何协议，从具体成果上看难言突破。但经历了多次谈判破裂的叙政府与反对派能够坚持对话，没有中途退场，也没有破坏停火，双方表现出的这种诚意为今后谈判的“续航”提供了保障，这本身无疑就是一种“突破”。 ◆ 提振信心 本轮和谈形成12点共识 本轮和谈形成的12点共识主要内容包括：尊重叙利亚领土完整，拒绝外来干预，叙利亚的未来由叙利亚人自主通过民主方式决定，妇女享有同等权利并在过渡期及未来政府中占有不低于30％的席位，共同打击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并注重解决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帮助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叙利亚难民返回家园以及对冲突殃及的民众进行安抚和赔偿等。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认为，这些共识至少为和平提供了机会，有助于缓和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并为打击恐怖主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为使这次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国际社会付出了更为艰苦的努力。叙政府与反对派也基本遵守了停火协议，为谈判创造了积极、有益的环境。 根据以往经验，国际社会认识到，不可能让谈判双方短时间内在根本问题上弥合分歧，因此特意选择了双方都较为认可的诸如维护叙国家主权、人道主义救助、提高妇女政治地位等谈判内容，希望以此作为“突破口”。 最终，本轮和谈没有重蹈以往和谈启动不久就破裂的覆辙并取得了初步效果。 从本月14日开始的叙利亚和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于24日结束，此后有关各方会对局势进行评估。随后开始的第二阶段和谈预计将至少持续两周，在有关各方继续对局势进行评估后，再开启第三阶段和谈。 第一阶段和谈较为顺利地结束，尽管没能让外界眼前一亮，但至少中规中矩地为下一步谈判做好了铺垫，这无疑增加了国际社会对未来谈判的信心。 ◆ 风险犹存 谈判双方对“政治过渡”理解分歧严重 虽然和谈的结果让原本悲观的国际舆论松了口气，但现在就对未来和谈前景过于乐观则为时尚早。 第一阶段谈判结束后，叙政府代表团表示将仔细研究共识文件，并将在4月9日下一阶段和谈开始后进行公开回应。叙利亚反对派高级谈判委员会表示，这份共识文件是一个有益的导引，但它并非双方达成的协议，在双方签署前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从双方如此谨慎的表态来看，叙政府与反对派在这一回合的博弈中都不愿过早亮出“底牌”，以免自己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陷于被动，因为下阶段的谈判将触及双方的核心诉求。 最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于今年1月29日启动，因各方分歧过大于2月3日暂时中止，且未能按计划于2月25日重启。随后，经多方努力，叙冲突各方同意从2月27日起停火，3月9日和谈重新启动。 按照德米斯图拉的计划，这最新一轮和谈应当是涉及政府重组、修订宪法和实现选举这三个“实质性”问题的叙利亚政治过渡谈判。 德米斯图拉表示，目前谈判双方在对“政治过渡”这一核心问题的理解上存在严重分歧。叙政府认为“政治过渡”是从目前的宪法过渡到新宪法，从目前的政府过渡到有反对派参加的新政府。而在叙反对派看来，“政治过渡”意味着现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 由此可见，在第一阶段谈判就一些相对容易的原则问题形成共识后，下一阶段谈判可能会在核心问题上出现激烈交锋。如果双方各持己见不愿作出任何妥协让步，那么分歧鸿沟就无法弥合，谈判将随时面临破裂的风险。 此外，地区层面的变数也不容忽视。储殷指出，土耳其和沙特这两个中东地区大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仍不明朗，还有一个重要角色以色列也一直保持沉默，因此叙和谈未来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3月26日
2016年4月1日 -
【凤凰卫视】中国透视：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速度同增
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整体趋势已经开始加快，而投资所面临的外部风险也显著提升。而面对这些风险应该如何去应对呢？《中国透视》记者就以上问题采访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威达信集团执行董事及全球风险报告撰写组成员威滕伯格和达信中国区CEO李铭。 选自凤凰卫视，2016年3月29日
2016年4月1日 -
毛大庆：我们不是双创的投机者
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毛大庆喜欢用大词——“生态”“赋能”“使命”，这些都是他在谈论自己目前所做的事业时，频繁提及的字眼。这位曾在6年内使得北京万科的销售额实现了从43亿元到200亿元跨越的万科集团前高级副总裁，如今的身份是创业者。 2015年4月，毛大庆推出了自己的创业项目——“优客工场”。 优客工场是一个联合办公空间，如果用更时兴的词语来定位，也可以被称为“众创空间”。 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企业和个人可以来优客工场租赁工位和办公室作为办公场所，实现联合办公。在成立不到一年后，今年3月14日，优客工场得到了约2亿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估值近40亿元人民币，被称为准独角兽公司。联合办公是否供过于求 从很多维度来看，毛大庆所做的优客工场都站在了风口上。 去年开年，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确定了支持发展众创空间的政策措施，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今年开年，“分享经济”一词和“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的新提法出现在了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3月24日，在一场宣布与国内另一家新锐联合办公空间——无界空间进行股权合作的媒体沟通会上，毛大庆说，优客工场和无界空间这样的项目，要做的就是“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的体验性场所。 但是，乘着双创的风，未必意味就能飞得高飞得远。近期，一些创业孵化器的陨落仿佛印证了这一点。主打联合办公的众创空间是否也会遭遇供过于求的尴尬？ 毛大庆似乎无此担忧。“联合办公空间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是相互投机的关系。”毛大庆说。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毛大庆常常对外将优客工场解释为“创业加速器”。现在，他跳出了创业和创业者的限定，提出了一个更为高远的目标——“我们要让联合办公成为中国职场的‘新惯例’”。 在毛大庆的看来，联合办公要成为成功的职场新惯例，需要包含5个要素：要有沉浸式的办公场景，打动人的空间设计，无边界、无障碍的沟通环境，伙伴式的合作关系以及丰富的生态资源和合作机会。 毛大庆认为，在未来，适应和需要联合办公这种新型职场惯例的客户，并不限定于创业者，而是适用于所有职场上的企业与人群，这样的客户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只是在现阶段，我们大量的服务对象是年轻的公司。有许多创业者，他们是最先接受联合办公这种新理念、新惯例的人群。”毛大庆解释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好地碰撞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应该说，双创帮助了中国联合办公行业的迅速成长。同时，我们又反过来服务了双创。”毛大庆继续用了一个大叙述——“这二者之间达成了非常好的历史默契。” “但是这并不是投机关系。没有双创，联合办公行业依然会蓬勃发展；有了双创，我们会更好地发展。”毛大庆强调。办公桌背后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毛大庆坚信一点，以联合办公为代表的众创空间行业，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行业。作为行业中的先行者之一，毛大庆觉得自己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一个布道者的角色。 培育市场是毛大庆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不仅要培育客户的职场习惯，还要培育行业的发展轨道。 3月24日，在宣布与无界空间的战略股权合作后，这两家平台宣布发起“万向空间联盟”，这是一个众创空间的行业协会。毛大庆将优客工场与无界空间的合作，定位为“呼吁中国众创空间行业向着更健康、更良性的生态去发展”而迈出的一步。 毛大庆说：“我们要一改在中国传统行业里，那种有你没我，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在众创空间这个行业里，肯定是有你有我的，这是分享经济的重要特征。” 毛大庆拿此次与无界空间的合作举例说，“在这次的合作中，我们双方都被‘赋能’了。”毛大庆认为，众创空间行业中必须树立合作共赢的观念，才可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 布局生态是毛大庆着力做的另一件事情。用毛大庆的话说，他要做的绝不仅仅是出租桌子和工位的房东，而是要去实现“桌子背后无法估量的价值”。 在北京优客工场“阳光·100”旗舰店里，已经可以找到一丝“生态”的感觉了。许多场内服务都是由入驻企业提供的——一间早餐外送公司将中央厨房设在了这里，在场内开起了早餐窗口，方便了入驻企业的员工，自身也能盈利；一家开发远程会议系统的企业，将自己的产品放在了公共区域供其他入驻企业使用，方便他人的同时，也推广了自身的产品，还能方便地获得用户反馈；一间医疗众创平台入驻后，在场内开起了小诊所和保健按摩工作站…… 但毛大庆要的绝不仅是这种浅层次的共生。最近，优客工场与医疗众创平台优和维尔达成战略合作，这是优客工场在健康医疗产业探索的首次试水。毛大庆说，除了医疗产业，未来优客工场将进一步在不同产业进行布局。 对于行业布局后的下一步，他琢磨更多的是如何能“进一步实现入驻企业和入驻业态之间的结网式发展，实现生态叠加的效应”。简单来说，就是要想方设法让这些不同行业的入驻企业，碰撞和连接在一起后，产生出能迸发巨大能量的“化学反应”。“60后”携手“90后” 除了双创的热潮，在毛大庆看来，当今中国的另一个时代风口在于——“60后”和“90后”，这两代人都活跃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毛大庆说。3月24日，媒体沟通会这一天，1969年出生的毛大庆，开玩笑说自己基本上是“70后”，他穿着年轻人喜欢的时尚单品“小白鞋”，气质颇为年轻。而坐在他右手边的合作伙伴、无界空间的创始人万柳朔，则是一位正宗的90后海归。 “60后和90后这两拨人现在可以在同一个战壕里携手作战，这样的机会，中国还有10年。”毛大庆的叙事角度依然宏大。 他提到，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论述，“发展的不竭力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9亿多劳动力、1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是我们最大的资源和优势。” “柳传志曾说，‘6090现象’是中国这轮改革中非常耀眼的标志。我很认同这一点。”毛大庆说。 “未来的事业一定是他们的。” 毛大庆看着自己身边与自己年龄相差20岁的合作伙伴说，“我们是中间过渡的一代人。在这个过渡期去帮助他们，我觉得我们是富于时代使命的。”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29日
2016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