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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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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中美元首举行了双边会晤。这说明了中国的重要地位，美国珍视这种双边关系的重要性。”谈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的会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博士一下打开了话匣子。 李成表示，通过双边会晤，两国领导人在有关问题上相互阐明立场，以管控分歧，促进合作，规划两国关系的未来。“合作共赢、相互尊重，寻求合作而不是在分歧面前停滞不前，就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涵。它更多地强化了双方寻求合作的愿望与机制”。 “习近平主席6个月后再次访问华盛顿并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这是一件大事。” 李成说，习主席出席会议，表明美中两国愿意合作而不是对抗，注重在重要国际事务上的合作，比如核安全领域。习主席的这次来访，将促使美中关系朝着积极、健康、具有建设性的方向又迈进一大步。 习主席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展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意愿。“作为世界大国，中国的声音应该被听到，中国的观点应该清晰地得到表达，国际社会将会充分尊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积极的作用”。 “习主席出席核安全峰会无疑将受到热烈欢迎。”李成认为，习主席去年访美时，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问题是两个重要议题。习主席这次到访华盛顿，核安全问题又成为重要议题，紧接着中国将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无论是气候变化、网络安全，还是核安全、全球经济治理，中国都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李成认为，尽管中国比较低调，但中国的重要作用正日益突显。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与义务也在逐渐增加，比如在缩小全球贫富差距、促进南南合作等方面。 关于目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李成认为，两国领导人看到的是大局而不是眼前问题，更多是从长远来看，从美中关系的根本利益来看，从世界格局的变化来看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尽管美中关系中存在一些杂音，但两国在许多领域的合作远远超过了其他选择。从目前进展来看，美中两国在全球性问题上合作良好，虽然也存在一些分歧，“但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将产生溢出效应，促使双方更好地理解对方立场”。 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李成深表乐观。他认为，美中之间有许多合作机制在运行，有许多共同利益，两国的对话非常重要。“美中关系还要看大局，看长远，不能被杂音所左右”。（作者：章念生）文章刊于《人民日报》，2016年3月31日
2016年4月13日 -
【凤凰网】郑永年：中国如何真正崛起
【导语】2016年4月8日，《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在CCG大会议室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就“中国共产党往哪个方向走”以及“亚洲价值观”等国内外关心的问题发表最新看法。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东方出版社总编辑许剑秋以及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邱震海等重要嘉宾出席交流会并讲话。【核心观点】一、我也在思考共产党，但不是把共产党置于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制度下，而是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来回答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它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二、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文明自信心。三、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国对西方的真正威胁不在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也不在于中国的经济力量有多强大，中国如果能够对西方有威胁的话，就是中国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四、从理论上，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的意识形态越近，执政党的合法性就越高。如果执政党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是把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那么执政党的生命力会更强。从技术上说，第一步是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区分开来，努力把国家意识形态塑造起来。五、我们在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旦变成西方就会犯错误，日本犯了错误，台湾也犯了错误。六、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而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归根结底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以下是郑永年讲话全文：美国学者拿中共与苏共比较 所以看不清中国非常高兴有机会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大家交流这两本书，一本讲重塑亚洲价值观，一本讲中国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最近在思考什么问题。这几年，美国和欧洲的朋友来找我讨论中国问题。他们对中国看不清楚，非常迷惑，认为中国的不确定性很大——中国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往哪个方向走。大家在外面是非常担心的，因为看不清楚。我问一位美国朋友，你们在做什么研究。他说正在组织一个强大的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团队，比较中国共产党和苏共。他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也在研究共产党。他说你写了共产党的书以后在思考什么？我说，我也在思考共产党，但不是把共产党置于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制度下，而是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来回答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发展方向在哪里？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几年我们一直在争论，光看改革开放以后30年来解释中国未来，我想这看不清楚什么问题；加上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时代也看不清楚。有人说要从“五四运动”之前的近代历史发展来看——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来看——能否看清楚？我还是觉得看不清楚。我认为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来看，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来看。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智库叫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我非常喜欢。我们一定不能把中国孤立来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从一个文明的角度，怎么样看中国的未来，中国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两百年往哪个方向走？文明的方向基本上能把握住，从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政党，其它组织也好，能够对它们把握的比较正确一点、精确一点。文明的力量很难改变，看西方的文明，印度的文明，文明的变化不是以五年、十年为基础。我一直在反思怎么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实。有人说中国是文明国家，我自己以前也说过多次。我们文明怎么发展。我先讲讲我的思路，再讲讲这本书，谈谈未来做什么的问题。希望大家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中国文明经历四个阶段包容使自己更强大文明的角度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基本价值形成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基本上形成，这个时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由对话而产生。第二时期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文明与佛教之间的冲突不亚于现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击。大家知道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的灭佛事件，表明佛教对我们产生的冲击。那时候的心态跟我们现在的左、右派心态没什么区别。我自己也在反思这个问题，每一个时代，知识分子自己往哪里摆？历史上像今天阶段化的思想状况，都产生过了。佛教时代进入以后，中国刚开始是拒绝，非常怀疑、猜疑，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达顶峰。唐朝是国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说是文明的崛起。中国第三阶段文明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儒学”开始。朱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物，对中国文明贡献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精通儒学。重新把中国文明转化成为一个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真正吸纳到中国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新儒学到了一个顶点。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我们不说以前的传教士这些活动，哪怕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也有150、160年了。如果从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来看中国文明以后怎么走呢？我自己觉得可以看清楚一些。中国文明是一个学习文明，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改进，不是通过拒绝使自己更强大，而是通过包容使自己更强大。宗教文明很难包容，因为宗教文明的基础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质。中国文明是具有包容性的。我们现在讲文明对话，经常不能把握这个特点。最近在博鳌论坛上提倡要进行亚洲文明对话，我觉得要对话得首先掌握你自己文明的本质性问题，否则没办法去深刻对话。当今中国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到朱熹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类似宋朝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么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文明里来。这个是老问题，80年代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观点。这也是近代以来一直所争论的。李泽厚先生那个时代，他看到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他认为这些制度是西方的制度，西方是主体，中学为用。但我自己觉得，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文明自信心。我觉得，如果意识到佛教在中国的演变过程，基本上也能理解西方文明进来以后的历程。我们已经到了新的时代，这是今天的大背景。西方对中国的定位还停留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讲到中西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要梳理亚洲价值观。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首先，“亚洲”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亚洲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我们一直在批判文明中国论。但我觉得，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中方有中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没什么大的忌讳。东方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如何和西方发生关系的？如何和西方展开交流的？我发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有意思的是，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他们以这个区分世界。东方分为近东、中东，我们这里是远东，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理位置的区分分为近东、中东、远东。我觉得这是西方人犯的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它们把中国称为东方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错误基础之上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的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没有区分来看。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任何大的变化。三个德国人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看法真正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维特佛克，是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这三个人非常有名气，西方所有对中国的看法从这三个人身上来看是最系统化的。文艺复兴开始到启蒙运动，他们有谈中国，但是还没有系统化。直到马克思第一个谈亚洲，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专制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说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明，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第一次对东方主义的概念化，当然还包括了印度。马克思从物质层面来分析东方专制主义。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专制主义。第三个人是从两者的综合，他把中国称为水利社会。这三个人是现在西方看中国的理论基础。我们今天用的totalitarianism，或者totalism也好，80年代被翻译成全能主义，都离不开这三个德国人。我觉得，他们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延续了从西方古希腊开始的东方专制主义。我今天讲怎么塑造软力量，但这三个人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要塑造中国的软力量，就必须在讲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讲中国的故事就永远达不到目的。亚里士多德讲他的政治学，是把古希腊各种政治制度比较得非常透，把它概念化、理论化，成为了经典著作。这三位德国人也是这样的。日本假装自己是西方国家时却犯下致命错误东方专制主义一直延续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亚洲国家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亚洲价值观的产生。东方专制主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价值观、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最成功的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开始以为自己学西方非常成功，但是后来犯了致命的错误。日本没有能够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道路。明治维新把握得很好，后来的日本逐步发展成西方做什么，它就学什么。实际上，日本文献有提这个东西。二战从日本的角度看，是日本要带领亚洲国家把西方打败。日本在与俄国的战争中胜利了，是第一个打败欧洲的亚洲国家，但是它最后却走上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道路。日本的方向错了，日本失败之后，没有人提亚洲价值。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当时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找来了，研究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遭到西方的围攻。我现在在看为什么遭到西方的围攻？如果以学术的角度来看西方怎么围攻亚洲价值观的讨论非常有意思。可以预见我们以后做什么，西方会怎么对付。年轻的学者如果做一篇论文会很有意思。中国只有在一件事上会真正威胁到西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一方面遭到不仅是西方国家的围堵，也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例如李光耀先生和韩国总统金大中之间的争论。金大中比较认同西方价值，不承认亚洲价值。我自己觉得亚洲价值是存在的，只是新加坡的力量太小。现在中国崛起了，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觉得，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中国改变不了西方。中国现在讲自己的中国模式，这并不容易。很多年以前，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国对西方的真正威胁不在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也不在于中国的经济力量有多强大，中国如果对西方能够有威胁的话，就是中国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我刚才说提到西方怎么回应亚洲价值观。无论是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间的争论，还是近年来对中国模式的争论都很有意思。中国模式从中国角度的来说很有道理，但是我们的中国模式太虚，用官方的话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又没有定义，反正什么解释不通了，就用中国特色来解释。而中国特色本身就是很虚的东西。这不仅使西方人困惑，我们自己也很困惑，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中国不能拒绝西方 更不能把自己变成西方首先，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们的成功确实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他们在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旦变成西方就犯会错误，日本犯了错误，台湾也犯了错误。台湾以前做得很好，是四小龙之一，现在台湾完全照搬西方。中国香港以后如果照搬西方也会很麻烦。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选举上采用西方的方法，很多机制都符合自己特点的体制。日本早期的发展没有照搬西方，照搬西方的肯定会失败。尽管日本可以假装西方国家，但实际上变不了西方。台湾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完全跟西方的多党制之间的关系不一样；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也是不一样。我自己对新加坡比较了解，我是觉得完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做法，西方的东西都是作为工具来用，价值还是自己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让生命力更强、更具合法性回到中国怎么走的问题，这就是我在《意识形态重塑》这本书要讨论的问题。我这本书主要的意思很简单，能不能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区分各有所侧重。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把精英的意识形态或者党的意识形态加以整个社会之上。精英的意识形态很重要，像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如果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还是继续把小部分精英意识形态加以整个社会之上，意识形态合法性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孔孟是社会意识形态，后来到了汉朝大家觉得有用，为老百姓所接受，就正式成为皇权的意识形态。所以从理论上，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的意识形态越近，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就越高。如果执政党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是把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执政党的生命力就更强。美国一样，欧洲也是一样，政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大部分都是把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把精英的意识形态变成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新加坡的体制，党报在党员之间互相传阅，党报是内部刊物，这就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不分开有很大的危机。我到新疆、西藏看，要让少数民族接受精英意识形态还是很困难的。现在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没有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因为没有把国家意识形态塑造起来。中国如果没有国家意识形态，这个社会就会很难治理。如果从技术上说，第一步是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区分开来，努力把国家意识形态塑造起来。第二，国家意识形态怎么做？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这不是现在所说得儒学和国学。现在的国学太迂腐。如果把辫子扎起来，把长衫马褂穿起来，女人裹小脚，也不见得能够回到传统价值观。现在的国学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有些像佛教早期进入中国遭到抵制一样，一些人想用“国学”作为抵制西方的一种工具。中国对西方民主的两个最大贡献以自己为主，把其它的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意识形态不光是说说的，一定要表现在各种体制政策上。一个综合中西方价值的体制是怎样的？这方面新加坡就做得很好。新加坡能够做好，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中国那么大怎么搞民主？世界上最长的两个体制是什么体制，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中国生命力最长的就是中国的文官体制，也就是官僚体制，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公务员体制，西方是学我们的。西方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宗教神权时代没有这个体制，什么都是宗教教廷说了算。一些传教士看到中国有这么好的体制，把中国的体制介绍到西方。中国文明对西方有很大的贡献，一个是文官体制，另一个就是有教无类的思想。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就很难支撑。没有一个相对中立的官僚体制，民主政治就很难运作；同样没有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没有老百姓教育普及的话，民主也同样生存不下去。这是中国对西方民主的两个最大的贡献。还有一个体制是西方的教宗制，罗马教皇制度已经一千多年。李光耀先生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是不是能像罗马教皇这种选举方式呢？如果把教皇的位置交给所有的教主们选举，罗马教皇制度恐怕早就完了，发展不到像今天这样。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走到现在产生很多问题大家可以反思西方民主。西方有两百多年的民主历史，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才开始，西方前面的一百七八十年就是精英民主，精英选举精英，他们选拔好了叫老百姓投票。在精英民主时期，大家都有共识。瑞典是典型的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是瑞典的妇女选举权1971年才开始。二战以前有选举权的人只是男性、有财产的、交给国家有税收的，妇女没有。西方的一人一票的民主走到现在产生了很多问题。道理很简单。一人一票为了什么，就是一人拿一份。李光耀先生说西方的民主就是福利的“拍卖会”。不过，一人拿一份的体制要让它可持续发展，那么就要一人贡献一份。不过，西方的民主充分保证一人拿一份，但没有任何机制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这样的情况下，在以前没有经济全球化还可以持续，因为西方能规制他们国家的资本，资本流动不是那么大，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有钱人多缴几份。现在的危机是这样的，资本全球化让资本总是可以找到适合其发展的地方。法国总统一上来说要多征富人的税，富人就都跑到伦敦去了。中国的企业家、资本照样会跑出去，道理是一样的。在经济意义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经济主权。资本、政治、社会这三者之间严重失衡，西方现在发生的就是这样。我想中国在某些方面也是这样。对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的前途，现在是一个考察的好机会。我认为美国这次选举不像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选举，更像是体制内外的选举。民粹主义世界上到处都是，英国的工党、法国的国民阵线、匈牙利的右派政党、波兰的都在搞，有的是右派的民粹主义，有的是左派的民粹主义，区别只是政府有没有能力控制民粹主义，政府有没有鼓动民粹主义。中国民粹主义也很强大，这次两会之前大家看得到，一下子民粹主义就出来了。当然两会一开始就纠正过来了。西方媒体比中国强大的背后 我们该怎么办中国下一阶段还是需要根据亚洲价值观的开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把这套价值体现在一套制度上。从政治上说也不复杂，把中国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结合起来就行了。经济上也是这样，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了几千年了，但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要把社会保护好。实际上，中国的很多理念都具有普世性，所以我们要承认这些东西是普世性的。任何一个文明都是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两者的统一。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价值，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社会，他们之间也具有共享价值。下一阶段怎么通过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的结合，塑造成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呢？现在我们提倡的一些价值观，老百姓很难理会，因为一些是在现实中找不到的东西。要把我们社会上已经有的东西找出来，这样老百姓才能信你。大家还是找现在已经有的东西把它们作为核心价值，不要找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没人相信，只能制造一些困惑。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现在搞外宣很困难，这个现象应当不难理解。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现在没有人做。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本文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出版社联合举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会议内容整理。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选自凤凰网，2016年4月12日
2016年4月13日 -
郑永年谈“亚洲价值观”：学习西方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
当今国际舆论认为发展的中国的不确定性很大，中国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往哪个方向走？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京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阐述了他的思考与观点。他认为应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历程中来回答。从一个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未来，一定不能把中国孤立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里面来看，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来看。中国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 开放、包容、改进的学习文明 文明的角度是什么？郑永年认为，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基本价值形成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基本上形成，这个时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一个中国本土产生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由对话而产生。 第二时期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文明与佛教之间的冲突不亚于现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的灭佛事件，表明佛教对我们产生的冲击。佛教时代进入以后，中国刚开始是拒绝，非常怀疑、猜疑，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达顶峰。唐朝是国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说是文明的崛起。 中国第三阶段文明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儒学”，从二程开始，朱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物，对中国文明贡献的影响很大，他精通儒学。重新把中国文明转化成为一个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真正吸纳到中国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新儒学到了一个顶点。 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也有150、160年了。 如果从四个阶段的发展来看中国文明以后怎么走呢？ 郑永年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学习文明，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改进，不是通过拒绝使自己更强大，而是通过包容使自己更强大。宗教文明很难包容，因为宗教文明的基础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质。中国文明是包容性的。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到了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从二程到朱熹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应当类似宋朝时代。 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么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的文明里面。“但我自己觉得，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这个文明自信心。” 郑永年认为，中国下一阶段还是需要根据亚洲价值观的开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把这套价值体现在一套制度上。从政治上说也不复杂，把中国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结合起来就行了。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价值，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社会，他们之间也具有共享价值。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吸纳西方为我所用 亚洲价值观是什么？东方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如何和西方发生关系的？如何和西方展开交流的？西方怎么回应亚洲价值观？ 郑永年认为，梳理亚洲价值观。首先，要清楚“亚洲”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亚洲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东方有东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理位置的区分分为近东、中东、远东。西方人犯了很多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他们完全没有区分开来。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讲国家形象。真正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维特佛克，是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但这三个人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东方专制主义一直延续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东方专制主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价值观，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的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学西方非常成功，但是日本后来犯了致命的错误。日本没有能够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道路。明治维新把握得很好，后来日本西方做什么，它就学什么。日本的方向错了，日本失败之后，没有人提亚洲价值。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当时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找来了，研究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遭到西方的围攻。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一方面遭到不仅是西方国家的围堵，也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我自己觉得亚洲价值是存在的，中国变不了西方。 郑永年认为，首先，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步，它们的成功确实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 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变成西方就犯会错误，日本犯了错误，台湾也犯错误。中国的香港以后如果照搬西方也会很麻烦。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选举上照搬西方，很多机制都是它们符合自己特点的体制。日本早期的发展没有照搬西方，照搬西方的肯定会失败。尽管日本可以假装西方国家，但实际上变不了西方。台湾的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完全跟西方的多党制间的关系不一样。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也是不一样。新加坡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做法，西方的东西都是作为工具来用，价值还是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未完全塑造 媒体传播需要强大知识体系 一个综合中西方价值的体制是怎样的？中国那么大怎么搞民主？中国能不能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区各有所侧重？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务之急要树立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内容是什么？既要有中国的传统资源，还需要全球化背景下面向未来的传统。复兴国学、传统儒学，都不够。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意识形态本身就需要重造。我们现在的国家意识形态很简单。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两种，一种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一种是共享的价值观。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要跟其他国家有共享的价值观。任何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由这两部分组成。中国以前就是这样，“三教合一”，中国的文明是学习文明，包容其他文明好的东西，今天也是这样，也是要有开放的态度。 世界上最长的两个体制是什么体制，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公务员体制，西方是学我们的。以自己为主，把其它的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意识形态不光是说说的，一定要表现在各种体制政策上。 “在经济意义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经济主权。资本、政治、社会这三者之间严重失衡，西方现在发生的就是这样。”在郑永年看来，现在的危机是这样的，因为资本全球化，资本总是可以找到适合其发展的地方。法国总统一上来说要多征富人的税，富人就都跑到伦敦去了。中国的企业家、资本照样会跑出去，道理也是一样的。 下一阶段怎么通过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的结合，塑造成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呢？我们还是找现在已经有的东西把它们作为核心价值，不要找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没人相信，只能制造一些困惑。 郑永年说，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 怎么塑造软实力？郑永年认为，我们要塑造中国的软力量，就必须在讲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讲中国的故事就永远没有中国的故事。 现在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人民网记者常红根据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4月12日
2016年4月13日 -
【人民网】郑永年谈“亚洲价值观”：学习西方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
当今国际舆论认为发展的中国的不确定性很大，中国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往哪个方向走？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京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阐述了他的思考与观点。他认为应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历程中来回答。从一个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未来，一定不能把中国孤立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里面来看，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来看。中国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 开放、包容、改进的学习文明 文明的角度是什么？郑永年认为，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基本价值形成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基本上形成，这个时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一个中国本土产生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由对话而产生。 第二时期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文明与佛教之间的冲突不亚于现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的灭佛事件，表明佛教对我们产生的冲击。佛教时代进入以后，中国刚开始是拒绝，非常怀疑、猜疑，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达顶峰。唐朝是国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说是文明的崛起。 中国第三阶段文明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儒学”，从二程开始，朱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物，对中国文明贡献的影响很大，他精通儒学。重新把中国文明转化成为一个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真正吸纳到中国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新儒学到了一个顶点。 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也有150、160年了。 如果从四个阶段的发展来看中国文明以后怎么走呢？ 郑永年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学习文明，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改进，不是通过拒绝使自己更强大，而是通过包容使自己更强大。宗教文明很难包容，因为宗教文明的基础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质。中国文明是包容性的。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到了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从二程到朱熹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应当类似宋朝时代。 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么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的文明里面。“但我自己觉得，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这个文明自信心。” 郑永年认为，中国下一阶段还是需要根据亚洲价值观的开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把这套价值体现在一套制度上。从政治上说也不复杂，把中国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结合起来就行了。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价值，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社会，他们之间也具有共享价值。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吸纳西方为我所用 亚洲价值观是什么？东方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如何和西方发生关系的？如何和西方展开交流的？西方怎么回应亚洲价值观？ 郑永年认为，梳理亚洲价值观。首先，要清楚“亚洲”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亚洲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东方有东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理位置的区分分为近东、中东、远东。西方人犯了很多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他们完全没有区分开来。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讲国家形象。真正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维特佛克，是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但这三个人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东方专制主义一直延续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东方专制主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价值观，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的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学西方非常成功，但是日本后来犯了致命的错误。日本没有能够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道路。明治维新把握得很好，后来日本西方做什么，它就学什么。日本的方向错了，日本失败之后，没有人提亚洲价值。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当时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找来了，研究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遭到西方的围攻。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一方面遭到不仅是西方国家的围堵，也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我自己觉得亚洲价值是存在的，中国变不了西方。 郑永年认为，首先，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步，它们的成功确实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 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变成西方就犯会错误，日本犯了错误，台湾也犯错误。中国的香港以后如果照搬西方也会很麻烦。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选举上照搬西方，很多机制都是它们符合自己特点的体制。日本早期的发展没有照搬西方，照搬西方的肯定会失败。尽管日本可以假装西方国家，但实际上变不了西方。台湾的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完全跟西方的多党制间的关系不一样。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也是不一样。新加坡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做法，西方的东西都是作为工具来用，价值还是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未完全塑造 媒体传播需要强大知识体系 一个综合中西方价值的体制是怎样的？中国那么大怎么搞民主？中国能不能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区各有所侧重？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务之急要树立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内容是什么？既要有中国的传统资源，还需要全球化背景下面向未来的传统。复兴国学、传统儒学，都不够。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意识形态本身就需要重造。我们现在的国家意识形态很简单。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两种，一种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一种是共享的价值观。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要跟其他国家有共享的价值观。任何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由这两部分组成。中国以前就是这样，“三教合一”，中国的文明是学习文明，包容其他文明好的东西，今天也是这样，也是要有开放的态度。 世界上最长的两个体制是什么体制，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公务员体制，西方是学我们的。以自己为主，把其它的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意识形态不光是说说的，一定要表现在各种体制政策上。 “在经济意义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经济主权。资本、政治、社会这三者之间严重失衡，西方现在发生的就是这样。”在郑永年看来，现在的危机是这样的，因为资本全球化，资本总是可以找到适合其发展的地方。法国总统一上来说要多征富人的税，富人就都跑到伦敦去了。中国的企业家、资本照样会跑出去，道理也是一样的。 下一阶段怎么通过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的结合，塑造成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呢？我们还是找现在已经有的东西把它们作为核心价值，不要找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没人相信，只能制造一些困惑。 郑永年说，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 怎么塑造软实力？郑永年认为，我们要塑造中国的软力量，就必须在讲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讲中国的故事就永远没有中国的故事。 现在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人民网记者常红根据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4月12日
2016年4月13日 -
【环球时报】吴建民：南海问题要沉住气、全面看、有信心
中国原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美国想打吗？我看也不想。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美国是愿意干的，但与中国在南海打一场战争，美国没有这个打算。” 在不久前的博鳌论坛上，举行了第三届南海分论坛，主题是《凝聚共识、加深互信、促进合作》。来自亚洲、北美、欧洲、澳洲四大洲的13个国家、100余名代表出席，这是我第一次出席并主持博鳌论坛框架内的南海分论坛。我认真听取了各国代表在会上的发言，会下我与中方和外方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我觉得在南海问题上，我们要沉住气、全面看、有信心。 南海紧张局势被夸大 沉住气就是我们在处理南海问题时要抓住问题的本质，不要盲目地跟着西方媒体跑。 近几年来国际主流媒体对南海问题做了大量的报道，炒得沸沸扬扬。好像南海问题已经到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战争迫在眉睫的地步。有的甚至声称“南海是全球最危险的地区”。然而，在南海分论坛上，各国代表的共识是：这些媒体夸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 的确，南海各声索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各国也采取了一些相互防范的措施，域外国家的介入增加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是，本地区的紧张与中东地区正在进行的热战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有一位域外学者尖锐地指出：美国的媒体歪曲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说中国认为九段线内是中国的领海，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位学者还对美国媒体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但是他的观点没有被报道。 什么是南海问题的本质？南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是在亚洲崛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战后国际关系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亚洲的崛起。亚洲的崛起正在拉动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国际关系几百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但这个变化的过程远未完成。亚洲在崛起的过程中各国关系必定有一个调整和相互适应的过程，领土争端可能会冒出来。邓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就预见了这一点，提出了：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小平同志提出的方针依然是我国政府处理南海问题的指导方针，而且在亚洲，乃至国际上赞成这个方针的人正在多起来。 把南海问题放到全局里看 全面看，首先就要把亚洲放在世界全局中来看。在南海论坛上与会代表一致指出，亚洲是全球经济中最有活力、增长最快的地区。2015年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44%。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面临各种难题的今天，亚洲的增长对全球经济来说变得更为重要。 和平与稳定是亚洲增长的前提。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没有一个国家集团要把挑起南海地区的战争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亚洲的增长大家都需要，挑起战争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全面看的第二层含义：南海问题是声索国之间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它们之间关系的全局。毋庸讳言，各声索国的分歧是很严重的，各方立场大相径庭。然而，南海问题放在声索国之间关系的全局中来看，这只是局部而不是全局。各声索国之间有共同利益，也有分歧。但毫无疑问，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 就拿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为例，南海问题是在2010年后逐渐突出的。2010年中菲贸易额为277亿美元，2015年上升到430亿美元。尽管两国之间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是什么力量使两国贸易额增长这么快？那就是共同利益。 全面看的第三层含义是：尽管在南海问题上各方的立场迥异，但是大家都赞成和平解决。和平解决争端，这是出席南海论坛各国代表的又一共识。 全面看的第四层含义是，各方的立场不能看成是一成不变的。菲律宾想通过国际法院仲裁的办法来解决与我的争端，仲裁要双方接受才行，如果有一方不接受，仲裁是不起作用的。历史上国际仲裁不起作用的案例屡见不鲜。出席南海分论坛的东盟国家代表对我说：今年菲律宾会进行总统大选，阿基诺三世不能连任，新政府是否采取上一届政府的立场还需要观察。 南海问题一定会妥善解决 有信心是指我们要相信南海问题最终是一定会得到妥善处理的。这是因为：首先，时代主题变了。时代的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演变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既反映了一个时代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又指出了解决矛盾的路径。历史上，战争曾经是威力无比的，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如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了，那就诉诸武力。但进入新世纪后，美国等发动了三场战争：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这三场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且把中东和北非打乱了，使这个地区陷入了长期的、无休止的动荡和冲突之中。 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什么能解决问题？和平与发展能解决问题。中国30多年的大发展，与国际社会合作的大进步不就是有力的例证吗？ 第二，中美都不想打。中国目前面临的发展机遇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保持发展的势头是中国21世纪最大的利益。中国的国防战略是防御性的，不是进攻性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贯的外交政策。邓小平曾经指出：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中国将一心一意搞建设。实事求是地看，尽管我们面临着一些威胁和挑战，但不存在外敌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可能性。不想打，是我们的和平发展战略所决定的。 美国想打吗？我看也不想。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美国是愿意干的，但与中国在南海打一场战争，美国没有这个打算。美国连一个阿富汗都解决不了，怎么可能要打中国？ 第三，共同利益使然。决定国家之间关系走向的是共同利益的多寡。今天，不管是中美之间也好，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关系也好，中国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好，共同利益都在发展。 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和摩擦，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3月31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会晤，双方达成一系列共识就是有力例证。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发展，正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形成利益共同体，这就使两国关系的基础变得越来越牢固。这也是中美两国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尽管处理好南海问题会有曲折、困难和挑战，但这个问题最终是会得到妥善处理的。这是本地区各国之间共同利益的需要，也是亚洲、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需要。
2016年4月12日 -
【人民网】郑永年：中国在复兴亚洲价值观中的角色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 2016年4月8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上，郑永年教授携其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分享了他对于亚洲的崛起和亚洲价值观，以及中国在复兴亚洲价值观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郑永年指出，要思考、解释中国的未来，不能孤立地只看中国本身，要把中国放在世界文明中，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的未来，把握住文明的方向，才能把握中国未来的方向。他强调中国的文明是学习的文明，不同于宗教文明的排他性，中国的世俗文明具有开放、包容、进步的特点,应该以中国文明为主，吸收、整合西方文明，要在新的综合的时代背景下构思亚洲价值观。他剖析了从希腊文明开始的对东方文明的认识与局限，指出在讲中国故事的同时要讲印度、讲日本、讲西方等，要在比较中讲。他认为中国对西方真正的威胁，其实是中国体制、中国模式所代表的价值，但是现在的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等内容还没有科学系统的分析，中国的发展经验是亚洲价值观中的一部分。儒家文化圈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照抄西方经验会导致失败。亚洲价值观的产生要有正确的路径，不能盲目照抄西方，要把握住自身文明。西方文明并非全部都是普世内容，中国文明中也有普世内容，要把核心价值与共享价值融合起来。同时，他建议重建意识形态，将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有不同的侧重，以帮助中国更好的发展。 CCG主任王辉耀表示，中国处于全球化时代下的转型时期，中国文明的复兴极为重要，既要吸收传统思想体系中的精华，也要创建新的思想体系，同时还要兼收并蓄西方文明。相信重塑亚洲价值观的话题会在中国的学界、智库界带来一轮新的思考，让大家产生新的认知。 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邱震海表示，郑永年教授的研究既前卫，探讨中国与世界的文明对接、文明定位，又有操作性、建设性。他指出中国崛起对西方构成经济秩序、安全秩序、政治秩序、心理秩序和文明秩序的挑战，中国需要探索、开拓，通过合适的路径塑造现代文明。 原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表示，现在还没有相对稳定、统一的亚洲价值观，中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促进形成共识，核心价值观需要实际内容支持，文明的重塑也需要有一定经济发展基础。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指出，价值观重塑的问题不能妥善解决，会影响中国的崛起，对内要凝聚共识，对外要讲好故事，关键是内容，希望未来进一步放开，让更多的人参与研究。 《环球时报》编委何申权表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但在发展中仍存在困惑，文明的视角是思考、解决各种困惑的新的抓手，要重新碰撞、兼收并蓄。 柏年基金会主席、CCG常务理事王柏年认为，亚洲的价值观是圆，有轮回，而非西方的直线；亚洲的价值观有慈悲、谦卑、关怀、利人利己；亚洲的价值观包罗禅宗、儒学等丰富内容。 博龙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总裁、CCG常务理事花醒鸿指出，中西方文明之间形成新的碰撞，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独有的话语权，文明的碰撞才只是开始，西方也需要面对挑战。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CCG常务理事陈新华表示，社会价值体系是规范、指导每个个体的行为准则。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成为“成功的失败者”，重塑共同价值观。本文选自人民网，2016年4月8日
2016年4月12日 -
王辉耀：新常态下企业、企业家如何做慈善公益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一、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概况 毋庸置疑，近20年来，中国的慈善事业始终呈现相对较快的发展态势，且国家扶持、社会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高。比如说，从2004年起，民政部将每年的4月和10月确定为“扶贫济困送温暖月”，进一步调整、扩充社会捐助接受站点与推广建立“慈善超市”，形成制度化的社会捐助活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项目，因其对特定目标群体需求的精确把握，成为大型公募基金会中最负盛名的品牌。紧随其后，其他各大型公募基金会，甚至企业慈善基金会，都在寻求建立自己的品牌慈善项目，催生并发展了一大批知名度高的慈善品牌，如“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等。尤其在近几年，中国慈善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和变化：各种私募慈善基金会成功建立，各种各样的民间慈善组织也快速孵化成长起来；在社会监督意识不断增强、舆论监督压力不断增大的基础上，大型公募基金会的行为也开始转变，资金与物资的运用更趋合理透明；以汶川地震救援为代表的互联网时代的多场全民救灾行动，以及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全国性慈善活动，越来越受国民关注，新兴慈善活动的行为模式渐被认可。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3年社会捐赠总量预计突破1100亿元，这是继2008年和2010年后第三次突破千亿大关，比2012年社会捐赠总额889亿元有将近1/4的大幅度增长。其中，慈善会系统约为370 亿元，民政系统接受的社会捐赠款物合计226.16亿元，慈善会和民政系统的捐赠均比2012 年有大幅度增长。 中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民众财富的增加密不可分，同时也得益于政府在慈善组织注册、慈善税收激励等方面政策和法律的突破。如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公益慈善等类型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登记，为解除慈善组织的双重登记制度困扰奠定了基础。2013年2 月，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第21 条规定：“落实并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 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年度扣除。这一条款提升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额度，使得慈善组织获取免税资格将更加便利。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以国发〔2014〕61 号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意见》提出的“新政”，将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带来积极变化。 但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与国际社会相比差距还十分巨大。英国慈善援助基金2013年发布的《全球捐助指数2013报告》显示，在全球被调查的160个国家和地区总排名中，中国慈善捐助总体比例为16%，排名全球第133位，位列倒数第3位。其中，志愿者捐赠时间比例是4%，与波西尼亚、希腊、突尼斯、也门等国并列倒数第一。背后的原因，与我国慈善捐赠以慈善组织为主有密切关系（美国慈善捐款中，约有80% 来自个人。而我国的捐款80% 来自于慈善组织）。我国慈善组织一直以来的双重登记制度，制约了慈善组织的发展；而免税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基金会充分发展的养分不足（2013年，3496个基金会中，只有4.3%（149个）具有免税资格）；与此同时，监管机制的混乱，进一步影响了慈善发展的生态环境。 自2005年民政部正式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起草《慈善事业促进法》的立法建议以来，经过十年酝酿和各个部门的艰苦努力，慈善立法终于有突破性进展。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成立慈善法草案起草领导小组，当年年底完成《慈善法》草案，并将于2015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不管是对于热切希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机构和人们还是对于法律界人士而言，都是非常振奋人心之事。二、公益慈善的社会化发展：公益3.0 如果说公益慈善也有进化论一说，总体上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过去由机构和企业搭台，老百姓只能“看热闹”的公益，应该是公益1.0时代；随后老百姓通过相关机构参与公益，可以称得上是公益2.0时代；到当下由机构和企业合作搭建互联网平台，利用“互联网+”带动普通老百姓来推动和发展公益进行的时代，则可以称之为公益3.0时代。公益3.0时代由于“互联网+”的嵌入，而让公益有了大众参与、联手创造的新特征。 据不完全统计，随着全民对互联网公益活动的日益关注，近两年网络公益机构的数量持续保持20%的增速。公益组织纷纷通过门户网站公益频道、垂直公益网站、公益社区、论坛公益板块、爱心QQ群、公益微博等途径，在互联网上构建起完善、多元的公益渠道，互联网已成为公益事业的新沃土。以腾讯公司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互联网公益3.0平台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借助活动交互性、触媒影响力以及活动创意优化等方面优势，为企业履行CSR、开展在线公益活动, 提供了适宜的互联网环境，也为用户的实践公益行为的需求，提供了便利、可行的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9月9日，由腾讯公益发起并联合全球数十家知名企业、上百个公益组织、中国最顶尖的创意机构、名人明星以及数亿网友一起，首次提出了一年一度的全民公益活动——“99公益日”，将互联网公益推向了新的高度，同时也标志着“互联网+ 公益3.0”时代的到来。腾讯高级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指出：“‘99公益日’希望通过社交化、互动化的方式，倡导随时随地、便捷无负担的公益氛围，让‘随手公益’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我们希望公益是一件像喝水一样平常，像玩游戏一样充满快乐的事情。”不仅仅是腾讯，阿里巴巴、新浪等互联网公司，也纷纷搭建起网络公益平台，让公众参与的体验日益丰富。腾讯公益、阿里巴巴公益和新浪微公益已成为我国最主流的网络捐赠平台，筹款额占据网络捐赠第三方平台筹款总额的九成以上。三、公益3.0时代下的企业与企业家 与“互联网+”的思维一样，公益3.0强调的也是人人参与，在这种思维下，企业和企业家从事公益慈善事务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并完善利益相关方参与和管理制度。首次明确提出利益相关方管理理论的是1984 年弗里曼出版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方管理的分析与方法》。利益相关方管理理论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在公益3.0时代下，利益相关方参与与管理显得更为重要。识别出公益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并甄别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以此为依据规划公益项目，对其利益作出响应，并增加公益项目的透明性，听取利益相关方对公益项目绩效的反馈，形成公益项目PDCA 管理的良性循环，是人人参与公益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次，公益项目的选择要与企业的核心战略相结合。公益项目的选择和实施既要考虑到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也要综合企业的核心战略，才能达到双方的共同发展和利益最大化。企业的时间有限，可投入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只有与企业的核心战略相结合，企业才能够匹配足够的人力和物力等资源，做到物尽其用，才能在可控的时间范围内把公益项目做好。 再次，企业和企业家要注重创造共享价值。创造共享价值是迈克尔波特近年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在“企业社会责任”思维模式中，社会议题被边缘化，应当用创造共享价值的原则来弥补企业所缺失的整体性引导框架：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应对社会挑战，满足社会需求过程中，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这是一种超越“零和”的模式。这一观点引入到公益项目中也是成立的，公益3.0 时代也是共享经济模式的时代，企业、机构和大众的共同参与让各方的利益都能够做到最大化，因此创造共享价值的原则是企业和企业家操作公益项目可持续性运营的基本原则。 最后，还需要关注公益人才的培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是全面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越来越多的机构在开展公益人才培养，建设公益领域后备军。两三年前，安利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已经在公益人才领域布局。2015年，启动公益人才培养的机构越来越多：4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正式成立；7 月，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银杏计划”独立成为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支持优秀公益人才和组织发展；9月，北大光华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举行开学典礼，北大光华银泰公益管理研究中心正式揭牌；11月，中国首个国际公益学院——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预计未来会有更多机构关注公益人才培养，这对行业发展是重大利好。（本文系作者在“2015-2016 中国CSR 贡献榜高峰论坛暨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2016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