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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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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中国已成为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
2016年3月17日，国际移民组织（IOM）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中文版。报告重点展示了全球最新移民趋势、移民与城市多样性、城市移民与经济发展关系等内容，并侧重于关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问题。 报告指出，中国已成为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北京、上海、香港成为居全世界前20位的全球城市，中国有超过2.2亿的国内移民人口。报告同时指出，移民参与和移民融入对建立稳定、开放、生机勃勃的社区不可或缺，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未来。全球最新移民趋势 中国成为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 随着全球范围内新的迁移目的地的出现，移民流动的地域正在发生着改变。除了传统上从发展中国家到北美和欧洲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之外，东亚、南非、巴西和印度等快速发展的新经济中心也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新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也正在成为移民接收国，因此，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人口迁移，即南—南迁移，越来越具有重要性。例如，中国广州等新兴经济体城市成为非洲移民目的地，而中国在接收尼日利亚移民的同时也已成为向中东地区的移民输出国。随着欧洲和北美收紧对非洲移民的入境限制，越来越多国家的移民将中国作为一个更为可行的选择。 中国的外国人口数量不断增长 中国的外国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但有所增加。随着跨国公司落户城市，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员工被派遣到中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籍专业人士，从2000到2013年间，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增长了超过50%。由于中国的城市发展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及投资、创业和就职于跨国公司的机会，因而越来越多移居国外的中国人选择回国发展。中国的城市为吸引海外人才也竞相出台了各种奖励政策。 迁往新加坡、吉隆坡、中国香港、曼谷等亚洲高收入城市的国际移民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外籍专业人士和高级管理人士、国际学生、低技能移民劳工。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有一大批外籍女性家务工作者，她们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据估算在亚洲的人数已超过200万。城市化发展与城市人口增长 北京、上海、香港居于全世界前20位的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核心。全球城市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约占19%的全世界外国出生人口居住在这里。根据2014年排名，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居于全世界前20位的全球城市中。 1990到2014年中国城市新增人口4.5亿 在亚太地区，每天约有12万人移居城市。在1990年到2014年间，亚太地区的城市新增人口约为10亿，其中中国约占一半（4.5亿）。亚太地区的城市人口一直保持着长期增长，在1950～1975年和1975～2000年，其城市人口分别增长一倍。从2000年到2025年，预计将会再增长一倍。 人口增长的城市大多在中低收入国家。在那里，每年有多达6600万的人口迁移到城市地区。城市扩张的模式不尽相同，但近90%的出现在非洲和亚洲地区，在未来35～40年间，中国和印度将在全球城市人口增长中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这一促进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移民。 政策推动半城市化发展 半城市化是指处于城镇边缘的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例如中国深圳。城市边缘地区的人口增长不仅是因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中心迁移，也与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们的迁出有关。因此，半城市化反映出城市人口迁入迁出的双向流动。 在中国，半城市化发展是由政策推动的，政府希望通过分散服务和生产以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需要面对社会和行政管理上的挑战，尤其是在财政方面。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城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有2.6亿人口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仅在2000年至2010年间，就有1.17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以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作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引擎，沿海地区接收了超过一半的移民人口。接收国内移民人口最多且移民人口增速最快的为北京、东莞、广州和上海等城市。在2010年，这些城市共接收了超过5200万人，占国内移民人口总量的35%。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中国已开始推动农村小城镇化发展，以协调经济增长、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政府不仅放宽了对农村小城镇化发展的各种限制和户籍登记制度，还积极鼓励发展乡镇企业。随着城市和乡镇企业为农村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以及社会福利的增加，许多农村地区迅速向城镇转型。当地政府也担纲制定了这一长期的城镇化发展规划。 中国城市化的成功之处在于避免了大规模城市贫困人口和就业问题的出现。然而，一些严峻的挑战也伴随着城市化发展而来，例如财产权问题、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划分和成本分摊等问题。到目前为止，物权法律仍然不够清晰。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缺乏财政和能力以兑现中央政府的承诺，即到2020年为止，为1亿农民工解决城镇户口问题，并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问题。 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4% 目前，中国庞大的流动人口占7.3亿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2000至2010年间城市外来人口增长80%，。但是，这些外来人口难以获得合法的城市居民身份，也不能享有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等。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4%。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占总人口的70%。中国的国内移民在城镇发展和经济竞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中国有超过2.2亿的国内移民人口 国内移民正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全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发展和多样性。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有超过2.2亿的国内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一城市化发展远不止于人口的重新分布，而是包含了不同移民群体的新的流动战略。 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移民循环来往于城市和自己的家乡。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城市里打工挣钱，把家人特别是孩子留在农村或小城镇的家中。这种人口流动模式以及所带来的城市发展已经引起了亚洲城市研究者和从业者的关注，他们预计在未来的15年中，会有大约1.19亿人迁移到亚洲国家的半城市化地区。移民与经济发展 中国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农村人口迁移、侨民投资和国家发展之间可以形成良性的循环。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及时地调控和投资来给予必要的支持也很关键。 城市化促进城市边界的扩张和新城市中心的出现 中国的经验表明，城市化不仅涉及人口向城市地区的净流入，还会促进城市边界的扩张和新城市中心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就地城市化的出现和发展。在就地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聚居区就地转变为城市或城镇，人口也未发生远程迁移。在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之间，70%的城市总人口增长归因于对农村地区的重新分类，昔日的农村被划入城市。仅仅近期，在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期间，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移民数量才超过把农村地区重新分类带来的移民数量，成为城市人口增长的最主要来源。 农村—城市迁移促进农村减贫 移民扮演着联系农村来源地和城市目的地的关键角色，城乡联结对个人、家庭和社区具有多重的影响。中国研究者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喜欢迁移到城市地区。在迁移中形成的城乡联结带来益处，部分弥补了人口迁出给农村社区和留守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联结确实给移民家庭和社区带来积极的影响，需要进行恰当地维系。 国际与国内汇款促进城市发展 中国的经验表明侨汇和国内汇款的多重影响相继促进了城镇和城市的快速发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初期，福建、江苏、浙江、广东等中国东南部省份从侨汇和侨胞投资中获益良多。海外侨胞帮助那里的农村地区克服了投资、基础设施和技术工人短缺等发展障碍。随后，中国内陆赴东南部省份的移民开始汇回大量资金帮助家乡发展建设。2000年初，在贵州省进行的“中国农村家庭调查”发现：82%的男性移民和73%的女性移民在调查年份给家乡汇款，数额达到移民者家庭收入的30%。中国国内移民的汇款合计高达每年1600亿元。这些汇款对经济社会发展、移民家乡城镇化转型和移民家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非洲移民促进中非贸易合作 在中国广州及其他地区，非洲个体商人和移民在改变非洲经济和社会、与中国城市建立交流合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允许国外投资并鼓励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等，使中非双边贸易得到快速增长。中非贸易不仅经历了国际贸易蓬勃发展时期，还经受住了石油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移民融入与城市治理 在目的城市，移民参与和移民融入对建立稳定、开放、生机勃勃的社区不可或缺，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未来。城市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为快速增长的多样化人口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政策论坛研究发现在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中，有效地服务供应和城市发展之间联系密切。 拓展渠道促进移民融入的经费分担 移民获得服务的情况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极其紧密。除了发放公民身份，其他移民融入事项——语言学习、教育、公民意识、健康服务和公共安全保障等，都需要地方上从公共财政里出钱。 在中国，在缔造新的发展中心和使生产服务去中心化向城市边缘地区或更小城市扩散方面，城市化是比较成功的，但地方政府在为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服务时仍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和行政管理挑战。据报道，地方政府拥有国家一半的财政收入，却要负担全国80%的支出。 福建省福清市等城市的经济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政府拥有了外国投资项目的审批权，再加上海外福清侨胞的投资和对外国投资采取灵活的政策。福清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工作机会，包括吸引了许多来自国内农村地区的民工。这也有助于缓和乡村人口流向拥挤的大城市的局面。 设立专门机构提升城市居民权利 城市政策制定者们正做出积极的努力来提升社会凝聚力。大多数优秀实践只有在联邦和地方政府给予政治保障，城市对多样性采取友好政策，并配合着促进实施的体制框架，才能够真正地展开。主要案例之一是中国福建省设立了对外开放省级办公室，帮助地方政府更加灵活地对待外国投资者，他们很多人是华侨华人。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6年3月29日
2016年3月30日 -
王辉耀：一切为了创新——解读“十三五”规划纲要第九章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2016年3月，全国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本次“十三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首次加入了“创新驱动”，并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提出“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我国各个时期人才工作布局，均是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判断作出规划。20世纪初期，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急需培养集聚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国“十五”时期的人才工作以人才总量的增加作为主要目标。经过10年发展，我国人才工作按照人才强国战略的增总量、调结构、培养各类人才队伍的方向持续推进。 “十二五”时期，我国出台《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将人才工作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对内，我国GDP增速放缓，转型压力增大，需要发展科技创新，带动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动力的经济结构。对外，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来华直接投资，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我国“十三五”时期的人才战略，必将放眼于全球，不仅以人才培养为主线，更要辅助以人才集聚、人才引进等措施。 在国际人才竞争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国际人才集聚能力依然落后，发达国家人才政策不断开放，国际人才竞争愈加激烈，将进一步影响我国国际人才的集聚和发展。2014年11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直接颁布行政令和移民改革计划，表示将会简化合法移民的步骤，为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外国留学生在毕业时附赠“绿卡”。奥巴马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还宣布，对中国公民开放10年赴美多次往返签证。2014年6月12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新修正案，规定拥有符合高级技术资格的外国人，住满3年就可以申请日本永久居留权，而不是以前需要住满10年的要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宣布在日本设立“国家战略特区”，为外国创业者提供创业时所需的行政和民间所规定的手续的统一办理渠道。2014年8月11日，英国将实行专门针对中国的签证便利化措施--24小时超级优先服务签证，提交申请后可在24小时内得到受理并获得结果，吸引了更多的中国人才赴英国工作或开展商务合作。2014年2月6日，加拿大正式对中国公民单方面开放去加拿大可以申请为期10年的多次往返签证，每次可停留长达6个月；2015年初，又与中国签订互签10年有效签证，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都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信号：各国对于吸引外来人才的热情依然高涨，人才政策的开放度不断提升，而相比之下，我国人才政策开放程度还有更大提升空间。 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 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十三五”期间，我国需要站在全球视野高度，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加快建立创新型人才队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 分析“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可以看出，此次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举措，都围绕“创新”这一目标，以人才作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转型、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与希望。我认为，此次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特点还包括如下几点：一、更强调人才制度创新。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指出，我国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此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才制度改革。以外国人才制度为例，过去的一年，我国人才制度改革力度非常大。重要的改革有如下几个：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9日，公安部扩大了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2015年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 同时，一些新的、极具创新性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国试点。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向外国人才发放工作签证、永久居留证已经成为向移民发放的一种“福利”。像上海在2015年5月出台、北京在2016年1月出台的人才新政20条，有很多制度已经与国际接轨了，很有国际竞争力。目前，在上海年薪60万元以上、北京年薪50万元以上即可被认定为人才，外籍博士毕业在京工作连续4年，就可以获得“绿卡”；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允许在这些地方就业、创业；甚至外国毕业的外籍学生都可以来北京实习。我国也开始通过签证“绿卡”向外国人发放“福利”。 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等中央部门推动下，预计今年和明年，全国各地对外国人才放松出入境和居留的限制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的人才市场中将有越来越多外国面孔。二、主基调更加开放。 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才观，为我国“十三五”期间的人才政策进一步开放奠定了基调。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指出，我国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及“国际人才”，提出“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我曾经在2014--2015年向中央提交在“十三五”时期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的建议，其中包括扩大外国人才永久居留人群范围、降低“绿卡”门槛、吸引和留住外国留学生、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等建议。“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不仅重提“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而且提出培养“有国际视野的党政人才”、“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扩大来华留学规模”、“培养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等”。这些新的观点被中央采纳，说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未来五年内，决心培养国际人才的决心。这些国际化制度的改革，将是“十三五”时期人才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三、重视打破人才跨界流动的壁垒。 鼓励和支持人才流向西部地区和基层岗位一直是我国人才工作的重要方面。“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提高人才“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保证人才上升通道，形成人才跨行业、跨地域流动自由态势。纲要中特别提出促进人才在“不同性质单位”之间流动，暗指人才在体制内外的流动壁垒将会打破。目前，我国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才制度过于封闭，人员薪酬制度、科研管理制度滞后于社会发展，无法满足人才个体和单位集体的需求。“十三五”期间，推进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将是重要的一项工作。四、重视“高精尖”人才的推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支撑力。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要“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实质上是寄创新驱动发展的最大希望于高层次人才。一方面，高层次人才需要在本土加大培养，同时也需要开发外来智力。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流失问题依然严峻。2014年底，中科大发起的调查显示，36年来，中科大少年班培养的超过202位教授中，有185人仍然留在海外。据2011年美国能源部研究所一项数据调查，获得科学与工程类博士学位的学生依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中国博士毕业生2011年为85%，高居第一，比日本、韩国的滞留率高出一倍还多。同时，这部分人才是可以被吸引回国和集聚来华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在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蓝皮书研究数据指出，我国目前共有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400多万人。这部分海外人才大部分为高学历人才，本科以上学历的占80%，硕士以上学历的占44%。如何吸引这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是我国人才政策面临的重大课题。 “十三五”规划中列出6项未来五年将要实施的重大人才工程，其中一项是关于高技能人才的“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2011年7月6日，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是中国第一个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但是出台高技能人才的国家层面的重大项目，在五年规划中是首次提到。高技能人才是我国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据麦肯锡的预测，我国技能人才缺口约有2400万。2016年，“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国人民对消费品质量要求提升，要求增加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商品供应。德国、美国率先引领的工业4.0智能工业时代，个性化、定制化产品将成为未来主要的消费品。我国尚未在加工制造水平上赶超欧美，在智能化、个性化和定制化产品时代，更将落后于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弘扬的“工匠精神”，实质也是“十三五”时期培养高技能人才、为产业升级提供支撑的理念。选自《求贤》
2016年3月29日 -
【China Daily】EU’s ’forgotten ones’ easy targets for extremism
Belgian King Philippe delivers a speech from Brussels Royal Palace following bomb attacks in Brussels and Belgium’s National airport of Zaventem , Belgium March 22, 2016. [Photo/Agencies]The terrorist attacks at the airport and a subway station in Brussels on Tuesday came just a few days after the Belgian police captured Salah Abdeslam, the suspected leader of November’s Paris attacks, in a recent raid.It is both astonishing and lamentable that Belgium, a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 known for its generosity toward immigrants and its diverse culture has fallen prey to terror attacks.It seem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 social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It is noteworthy that Islamic extremism, one of the biggest security concerns for the EU, has actually developed from within.Marginalized, cold-shouldered and radicalized, these extremists have European identitie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going on in their neighborhoods, and deep grudges against society.These "forgotten ones" are easy targets for religious extremism, as they lack any sense of belonging. They constitute a major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one, if local governments refrain from making effort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Following the EU’s expansion and integration, the massive inflows and outflows of people within EU borders, have become a headache for many countries’ security authorities, as terrorists have even plotted cross-border assaults under the cover of the "free migration" in Europe.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nd the surveillance of certain individuals often involve sovereignty and state secret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with less intelligence resources, always find it difficult to keep a closer eye on local security affairs and prepare for latent dangers.In fact, "Western liberalism" seems to have resulted in European governments gradually losing their control over security, as they have allowed terrorists to disseminate extremism and recruit terrorists via the Internet.Given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terrorist attacks inside the EU community, the price for freedom may be too high for all economies, many of which are already struggling to fight back in the face of the barbaric attacks. For them,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safeguard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with just their own strengths.However, the prospects of other options, including soliciting support from a unified European security agency and a total retreat back to original borders, are equally dim－the former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sovereignty of countries, while the latter is hardly possible. (By Chu Yin)The author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From China Daily, 2016-3-24
2016年3月29日 -
【China Daily】Look before you leap into overseas M&A
Chinese companies must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buying", said Alex Wittenberg, executive directorof Global Risk Center at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Inc. [Photo provided to China Daily]The M&A season may be upon corporate China, but senior research fellows are cautioning local companies to be more selective and diligent before committing to major deals.Overseas acquisitions should be preceded by careful risk evaluation and a clear plan to integrate new investments with long-term business strategies, they said.Alex Wittenberg, executive director of Global Risk Center at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Inc, a leading insurance broker and risk manager, said at a recent forum on oversea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n March 4, "Companies make mistakes when they set a foreign investment strategy to go do something. At that point of time, they don’t address the risks in that strategy."What they do is they move forward with that strategy and address the risks after. It’s hard to move off their initial statement when they already started making investments and announced it in the media."The forum was jointly held by Marsh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CCG), a Beijing-headquartered think tank. Wittenberg said that "becoming more sophisticated on how you select projects you want to do is going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especially in the Chinese context.Ten years ago, Chinese companies used to say they want to do all the projects because they had a lot of cash and they were growing fast. Now,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t Chinese companies take "a more disciplined approach" by "really evaluating the risks" and "understanding what they are buying"."You have to be really honest with yourself, knowing what you are good at and what you aren’t. What risks should you really not take on board because your company has no capability or experience? You can’t just hope that risks are not going to happen," he said.All countries have some risk inherent in doing business there, especially when Chinese companies start looking at some of the fragile states."What’s really important is making sure that you have a consistent way of evaluating the host country where you are going to make these investments. That’s something that often gets lost in the analysis," he said.In a particular country, the return may look fantastic but when companies account for the risks doing business there, they actually adjust that downwards for the risks they are taking. For instance, a comparatively lower return in a stable country does not start off looking very attractive but when the companies take the risk into account, it really is."It’s important that you look at an investment and say, ’Is it an opportunity under every version of the future that I can think of, or is it a great opportunity only under one?’ If it’s only an opportunity when a number of things happen perfectly, then you really have to consider it," he said.The underlying reason for making investments, he emphasized, cannot just be that the short-term price looks good. The investment has to fit with the long-term business strategy."As Chinese companies move in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t is not as much sector-specific as it is to understand their own strategy and where they want to be," he said.Huo Jianguo,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agreed.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for Chinese companies launching huge projects and selecting partners overseas, especially in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e said.Passing through more than 60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a population of about 4.4 billion, the initiative aims to improve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cross Asia, Europe and Africa."Companies must do comprehensive business feasibility studies before participating in project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for covering financial losses on their own when risks occur, instead of expect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help them out of trouble," said Huo,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under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He urged large corporations to make greater efforts to have good risk management, for they are capable of mobilizing a huge amount of capital. The consequences would be devastating if something went wrong, he said. （By Jiang Xueqing）From China Daily, 2016-3-28
2016年3月29日 -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层论坛发言精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3月27日，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层论坛2016在沪揭幕。百余位来自党政机关、高校、研究机构等的嘉宾出席会议。论坛得到了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的大力支持。历时一天半的论坛名家云集，创见频出。为与各界读者分享这席思想盛宴，此为论坛精要第一部分：开幕式及主题发言。“ 开幕式 致辞 ”周仲飞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坚持教学、科研、咨询一体化建设，在决策咨询方面着重发挥如下作用。一是发挥教师在决策过程当中的主导作用，根据学院以专题研讨班为主的特点，教师组织研究性教学，开展现场教学和研讨，再将学习研究的成果概括整理形成决策咨询报告。二是发挥学员在决策咨询中的重要作用，学员依托专题班次设立随机立项课题，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开展领导干部思想动态滚动调查，针对中央大政方针、决策部署和社会热点科学设计问卷，深入分析研究、提出对策建议。三是发挥兼职教授在决策咨询过程当中的作用，与教师紧密互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四是先后创办了《领导参考》《研究咨询》，作为决策咨询研究的平台，通过这两份内参，作为直通车，将决策咨询成果上报中央。 李向军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代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致辞）今年1月13日，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在智库版推出了“2015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根据调研与分析，一年来智库自身建设方面出现了很多积极进展和有益探索，新生智库不断涌现，数量大增，专业化、特色化追求比以往更明确，发起方组成、资金来源、人员构成等更加灵活多样。同时，原有智库积极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科研组织形式与管理手段改革与创新，加强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力度，探索更加适合智库特点的薪酬、评价及激励机制，稳步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水平等。在此基础上智库联盟化、智库网络化也渐成风气，很多智库从单兵作战走向协同联动，以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方式大幅提升资政建言水平。光明日报体察时代诉求、顺应学者呼声，不但在智库报道方面走在全国媒体前列，而且在理念上不断深化，逐步确立了智库化传播的办报思路。我们认为，媒体的智库化传播至少有三条路径。 首先，把智库辅助决策、资政启民价值取向作为基本理念贯穿全局工作当中，追求有素材、有分析、有深度的报道，培养有担当、有研判能力的智库型队伍。 其次，做好智库成果的宣传报道，当好智库与政府、智库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桥梁与沟通纽带，帮助智库成果充分转化、释放能量。 再次，发挥渠道优势，团结专家学者，建立自身的智库机构、策划组织资政选题，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光明日报正在沿着这样的路径不断探索，一方面，我们着力加强智库传播功能，2014年12月，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热潮初起之时我们推出光明日报《智库》版，创刊一年多来《智库》版已经推出近70期，刊发一大批智库成果，众多智库专家的研究文章及访谈，并对国内智库举办重要活动进行充分报道。在“一带一路”构想出台、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启动、两会精神解读、“十三五”规划阐释等重要节点，“智库版”组织的报道都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撰写“智库建设典型案例”报道也引起业内和社会的关注和好评。 另一方面，陆续建立有光明特色的智库机构，2015年5月，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正式成立，中心邀请和组织专家团队研究中外智库建设情况，发布中国智库研究成果，开展相关社会活动。 今年一月中心组织撰写《2015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推出后，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肯定，在智库界得到重视。目前更加细化的四份报告正在“智库版”陆续刊登，计划近期出版，为中国智库建设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主题 发言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今天，国际国内形势对智库发展提出了高要求，中国智库的发展面临着历史性的重大机遇。 作为智库工作者怎么能够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交出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 智库的能力建设是根本。人才决定了一家智库能否履行它的职责。一方面要吸纳社会上的高端人才，请他们到智库里来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培养人才。在新的形势下，智库、特别是党政智库，要开门办智库，开门搞研究。对高端人才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党政智库一方面要尽力吸纳高端人才，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同时还要和社会各界、国际国内同行进行深度交流、合作，用好外部人才。 二是要有良好的智库文化。对党政智库来说，首先要坚持正确的立场，每个研究人员应从国家、民族发展的大义出发来从事政策研究。所谓的独立研究，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坚持站在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角度来开展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组织文化是“唯实求真、守正出新”，这是任何一家好的智库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 三是要有一个适合自己的、高效的管理制度。 四是要有与履行职责相适应的财力支持，要按照智库运行的规律建立相关财务制度。 以上四个方面，实际上都是智库体制机制建设的问题。现行的许多制度和智库运行是不匹配的，特别是在党政部门，一定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真正设计一套适合智库运行的体制机制。在国家高端智库试点中，相关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但还有很多改革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破题，特别是需要每一家智库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设计一套真正有效的体制机制。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急于求成，要不断探索。 首先要继续加强宏观政策上的指导，更加有专业性、更有针对性、更加个体化。 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从注册到资金管理，从研究活动到对外交往，都需要作进一步规定。 在资金层面，国家要给予更多扶持，特别是对社会智库。应当设立特别基金或专门项目基金，让社会智库有资格、有途径去申报支持发展的资金。应当给予社会智库和官方、半官方智库平等或者相对平等的发展条件和空间，包括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此外，应该在对外交往方面给社会智库创造更多条件。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智库在国外设立机构或办事处的需求大大提高。高端智库要扩大国际影响力，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和代表处是一条重要途径。要加快建设相关的体制机制，推动落实。 在加强高端智库建设过程中，应注意利用离退休党政干部这一人力资源，发挥其社会余热，让他们参与智库活动、为智库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君如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具有鲜明特色，是三维视角下的智库。 第一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工作目标是为党和政府提供智力支持。 第二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第三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在三维视角下怎么建设好智库？从宏观来说有三个难题需要破解。一是智库和智库载体职能区分的难题，二是智库的结构和功能定位的难题，三是智库的研究方法和人才结构的难题。 智库和智库载体职能区分。重点在于要对智库进行明确定位。智库的载体，比如清华大学的智库，清华大学是智库的载体；中央党校的智库，中央党校是载体，中央党校的智库是智库。智库是研究机构，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不同于学术和理论研究机构，更不同于以培养学生为主要任务的教育机构。智库是咨询机构，又是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非营利性的研究咨询机构。智库要承担成果发布功能，要有自己的声音，但不是党委宣传部门和媒体机构。智库要承担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的责任，但不是公众意见人，更不能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如果从这样几个边界来规范智库，就可以认识到，有智库责任的教学研究机构是智库深层发展的载体，但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的全部责任都归于智库一责。特别是在智库评价和排名中，更要研究这个问题。 智库的结构和功能定位。我国的现代智库，大体上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超官方智库，主要是人大和政协。这些组织里汇聚了一大批社会精英人士，他们的议案提案和建言献策，对党和政府的决策发挥了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 第二个是作为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研究机构，这些智库，即官方智库，可以说是党委政府智囊。 第三个是准官方的智库，他们不是党委和政府的职能部门，是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但是又具有党委和政府背景，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研究课题，相对独立开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成果也有管道提供给党委政府决策参考。 第四类是民办的非官方智库，他们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独立开展研究咨询工作。 这四类智库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重官轻民，应该形成在党的领导下，以高端智库为主体的多类智库共同发挥作用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智库研究方法和人才结构问题。人才问题和研究方法问题是相联系的。智库人才是特有的人才，会做学术研究，不等于会做智库的对策研究；会做理论研究，不等于会做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问题的对策研究。智库人才是专门的特殊人才，这个特殊性是由其特殊研究方法所决定的。当前智库研究的方法中论证性研究多，预测性研究少，要加强预测性研究能力的提升。王国平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原杭州市委书记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明确八个要点。一是服务的理念。有作为才有地位，智库发展不能简单依靠行政管理手段，也不能依靠个人的行政权威，而要靠自身作为来服务社会发展。二是服务的重点。智库应坚持问题导向，提出决策层信得过、用得上、好操作的政策建议；同时，智库应拥有擅长的研究领域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将专业化与职业化相结合，既要高人一筹更要独树一帜。三是服务的对象。一流智库不仅仅服务领导还要能服务社会需求，引领社会思潮。四是服务的特点。智库的服务要有超前性、系统性、专业性、示范性、操作性、时效性六大特征。五是服务的载体。明确研究服务领域、以治理理念探索并形成模块化研究和矩阵式管理模式，加强政策建议的及时性和针对性。六是服务的力量。智库要坚持一流环境吸引一流人才、一流人才创办一流智库，建立科学机制，凝聚最广泛的力量参与到智库的建设和发展中来。七是服务的资金。要探索长期稳定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同时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包括基金会、企业、个人的捐助机制。八是服务的方法。要以主动出击为主，在积极抢占市场的同时做好谋篇布局。王荣华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我把高端智库的功能定位归纳为“5+1”。功能之一：战略政策的储备库。高端智库要承担战略性、前瞻性、可行性的政策研究，并与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若即就是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开展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供决策层参考。若离并不是半心半意或三心二意，而是要求智库必须具有理论性，坚持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研究结果具有客观性。功能之二：社会大众的罗盘和指南。在现代社会，智库就是要坚持用专业知识引导社会舆论、帮助民众理性思考。智库专家通过在媒体上发表见解、发表文章来解读国际、国内问题和公共政策，客观上发挥着引导、影响舆论的作用。我们要把智库办成信库，这件事情是迫在眉睫的。功能之三：庄严、圣洁的学术殿堂。学术研究与智库建设是水与船的关系，是根和叶的关系。坚持学术为依托，以智库研究为社会发展提供新概念、新思想、新观点，水涨才能船高，根深才能叶茂。功能之四：人才培养的蓄水池。人才可以在学界与政界、思想和权力之间通过智库这个平台实现转换。功能之五：国际交流的对话平台。由于智库具有独立的组织、机构身份，而智库学者又往往与政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对政府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旦政府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方便、甚至难以出面的时候，智库可以充当替身，开展协调活动。同时，智库可以开展开放性的研究活动，倾听不同声音，共享人类智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最近我在思考还要加“1”，这个“1”就是优势突出的头脑产业。智库凝聚人类的智慧，是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新见解的思想商店、智慧工厂，应对着快速变化、急遽转型而又充满不确定风险的时代，面对着复杂的难题。在此情况下研究新办法、寻找新方案、提出新规划、建立新规则，需要具有专业优势的决策咨询机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头脑产业。王辉耀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教授智库面临着多重竞争下如何创新的复杂局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智库创新主要体现在注重跨学科研究、注重人际传播、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等方面。中国智库的创新面临着以下问题：首先，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执政党的决策效率非常高，但是我们的影响机制则比较单一，各类智库建言献策渠道比较缺乏，智库尚未形成独立的资政力量；其次，从资金角度来看，发达国家智库的资金来源比较多元，包括基金会、企业捐赠、政府采购等，但是我国智库的资金来源则相对单一，官方智库主要还是依靠财政，社会智库也面临资金缺乏的问题；最后，从人才环境来看，发达国家的智库有着非常成熟的人才旋转门机制，而中国智库一方面人才匮乏，一方面也缺乏人才的流动渠道。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创新，我有以下几点建议：一是智库可以把旋转门旋转起来，让大量有经验的领导人进入智库，同时，智库人员也可以进入体制内担任领导职务，培养有跨界工作经验的智库领军人才。同时，还要从海外积极引进智库人才，加大政府购买智库产品的力度。二是要明确社会智库非盈利研究机构法人地位。鼓励高校开办智库专业，鼓励大学生从事智库公益事业，鼓励国外智库学者到中国智库交流访问，鼓励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智库学习等。三是推动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可考虑建立一个国际智库联盟，或者全球智库联盟。我们曾经建议建立世界人才组织或者人才WTO，智库在这些方面可以发挥很大作用。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学所所长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包括如下几点：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结构应该是一致的。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智库大多是传统智库，即党政机关直接管理的，或者隶属于党政某个系统的智库，而系统以外的智库比例非常之小。第二，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实际上包括三块：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协商民主、选举民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该在这三块都有反映、都有表现。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智库的关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明确把握好国家的核心利益，把服务中央决策作为职责使命。第四，智库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智库在二轨对话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充分，应进一步思考和承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主要体现在：敢于直面房价、股市等社会经济实践中“重大疑难杂症”，进行前瞻研究、复审研究、纠错研究，这是智库的主要功能，也是智库和行政部门的主要区别。行政部门是定下来的事去做到，而智库则要善于在定下来的事中发现问题。智库的发展还有助于改变我们的干部体制，一个干部有没有研究能力、有没有战略思维，必须在智库里检验一下，经得起检验才能委以重任。智库的这项功能一旦得以实现，我们的干部队伍将会完成结构转变。以上这些都是智库的“新”之所在。柴俊勇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在决策中善用和用好各类智库，我认为要做到五个善。第一个是要善始善终。从决策前、决策中到决策后都应该用智库，不能想到了就用，不想到就不用，在决策前用，决策后不用，智库要参加决策的全过程。第二个是要知人善任。各类智库的领军人物要有畅通的流动机制。第三个是要从善如流，制定决策要广开言路，不论是官方智库还是社会智库提出的意见都应认真倾听，政策出台以后还要做可行性报告和不可行性报告。第四个是要实现善治。善治是我们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目标和追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战略意义。 第五个是要提出善策。目前，我们的党政干部在决策过程中遇到了“四个难”，一是对形势判断难，二是信息分析难，三是舆论应对难，四是本领提高难，从而出现本领恐慌。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建立智库和决策部门交流合作、沟通联络机制，改变党委政府和智库之间两张皮的现象，切实解决有效的研究成果进入到决策当中的问题，使研究方向和成果切合决策的实际需要，着力弥补能力不足的短板。文章选自光明智库，2016年3月27日
2016年3月29日 -
陈启宗：中国经济复苏步伐蹒跚
理事简介陈启宗，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致恒隆地产股东函 如今，情况已每况愈下，本人怀疑可会有人仍持相反意见。中国的经济会否复苏？本人认为必定会。然而，监于今次衰退的结构性原因及其持久性，复苏步伐将会蹒跚。 业务回顾 过去四分一世纪以来，本人都会每年两次亲自撰写此份致股东函。自15年前开始，本人决定打破以往平铺直叙的汇报方式。事实上，董事长致股东函是一个合适的平台与股东和市场大众沟通，传达管理层对经济、地产业和集团策略的见解，我们应当竭力开诚布公。 近年，为免期末报告过长而中期报告过短，本人加强了后者的内容。这样读者每六个月便可从管理层获知更适时的资讯，本人相信股东欢迎此举。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上一份本人有史以来撰写得最长的中期报告，甫公布后迅即在内地网上疯传。本人不清楚个中原因，于我而言，评论中国经济乃本人的一贯做法。本人的看法当然并非每趟皆准，但无论其为乐观或悲观，至少都是实话实说。此外，本人想指出：本人的函件主要是为股东和潜在股东而写，而非普罗大众。我们从未忽略此点。 值得重提的，是本公司和母公司恒隆集团两份致股东函之分别。两者的长期读者都知道，本人在恒隆地产的致股东函多着墨于讨论整体经济和集团策略；而关于香港和内地地产业的分析，通常见诸另一份致股东函。 6个月前本人照旧如仪。虽然本人在此函的论述备受关注，但在另一份函件的地产业分析却未见如是；而近期本人对香港和内地住宅市场的看法，亦有别于市场大部分人士。由于这些看法对我们的业务至为重要，本人会在此重复当中部分论点。过去6个月来，本人对这些方面的观点并没有改变。 这带出本人撰写此函件时的另一考虑：当经济、地产业或本公司出现特别重大的发展时，本人自当加倍着墨。除此之外，本人尽可能于期末时挑选本公司一个要点作深入回顾，近数年的主题包括：公司管治、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 在这些范畴里，本人一直避免旧调重弹，这亦是本人的一贯做法。然而，新股东或潜在股东可能不为意此等论述。其中一个做法是：请他们参考本人过往的函件，其在网上可供查阅。然而，监于管理层的想法与时俱进，每隔一段时间重温这些议题，乃是可取之道。 现在，让本人将话题转到年度回顾。当本人于2012年7月在致股东函内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已步入漫漫寒冬，少数人认同本人的看法，纵使到了6个月前本人上一份中期致股东函时，情况仍然如是。如今，情况已每况愈下，本人怀疑可会有人仍持相反意见。中国的经济会否复苏？本人认为必定会。然而，监于今次衰退的结构性原因及其持久性，复苏步伐将会蹒跚。 现时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关键在于必须多方面改革其体制。由于改革经已持续三十多年，这会是一个渐进的而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只消看看期间的中国，便无法不惊叹个中的结构性变化。然而，北京非常清楚，进一步改革实有必要，惟掣肘重重。如今种种威胁纵非生死攸关，亦必为当务之急，当可令领导人心专志坚。 就此而言，本人发觉某些西方专家的建议可笑。虽然他们许多都诊断正确，但其药方往往不切实际。当中有些专家认为中国领导人抱残守缺，但他们并不了解北京面对的内部困难。中国的复杂程度着实远非任何人所能想像，亦从未有人曾在偌大的国家面对如斯挑战，我们惟有寄盼中国官员饶具智慧，能因应中国国情制定所需的改革政策。 诚然，短期而言改革能否成功并无保证。但正如邓小平先生三十多年前所言，中国向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若以为有仙丹灵药，那是天真的想法。可行的做法是汲取过去三十年海外和国内的经验，规划出成功机会较高之路。 北京料会继续采用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但这有严重的局限性。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今天的经济基数已远远较大，同一笔投资金额带来的增长率会小得多。政府现在的债务较以往高，要作出大量新投资愈发困难。公私合营模式可能是一条出路。 在部分地区，基建项目纵非过量亦已充裕。然而，尚有其他项目有迫切需要，例如最近许多城市公布的地铁发展项目，而空气水土等改善环境项目，可带来短期及长期裨益。坦白说，政府必须在能力范围内竭尽全力刺激。 最近，香港举行了一个论坛，有约28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参加，在其中一个由本人主持的环节里，所有发言者—姑勿论是否来自中国政府体制—均一致认为，刺激私人消费是提振中国经济的最佳寄望；本人期望有更多这方面的政策举措。有谓政府数月前刺激股市是其中一着，想必冀创造财富效应以刺激消费。惟此乃错误之举，效果适得其反。然而，这不代表没有其他办法。 私人消费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持续城市化是实现这目标的其中一途。就私人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占比而言，中国比美国低很多；但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来看，中国约快三倍，而其工资增长远比美国为快。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之中产阶级规模已颇稳定，但中国的中产阶级正迅速扩大。该等国家的人民基本上已具备一切必需品，但中国则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中国人较喜欢在海外购买某些商品，倘能把部分此等市场带回中国，将可推动国内零售额。中国的服务业亦尤其不发达，特别是在一线和二线城市，我们预期服务业会有急剧增长，而该市场是无限的。 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热爱储蓄。中国可推出一些政策，协助推动部分个人储蓄转为消费。中国人固然不应沾染西方陋习—过度挥霍以致债台高筑，但亦不应处于另一极端，应从中找出合理的中庸之道。坦白说，监于社会目前的种种结构性问题，由不合理的医疗体制、有所欠缺的教育系统、有欠全面的社会保障，以至缺乏个人信贷等，中国人现时出现过度挥霍的可能性不大。 无论如何，随着改革递进，不管其进度多慢，我们亦几可肯定，可支配收入中有更大比重会转往消费。毕竟，在三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下，不少内地市民已累积了可观的财富；这从我们旗下一座位于二线城市的购物商场，其中一名汽车经销商据报去年售出逾二百辆欧洲贵价名车已可见一斑。财富非问题所在；占中国人口五成四的城市居民有能力消费，他们只需要多一点鼓励。 在目前的严峻市况下，人们总把坏消息挂在口边。但平情而论，现时中国社会有许多正面发展，对经济有利好作用。一些是短期的，另一些是长期的，其中一项是：在许多重点二线城市，其房地产市场总体而言都颇为健康，稍后本人会再作阐述。纵使没有政府鼓励，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充满活力，尤其在高科技行业更见壮旺。 近代历史说明，科技可以创造就业而非纯粹取代人手。一个世纪前，美国处于“强盗资本家”岁月，其时监管松散，许多企业百花齐放，得以创造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幸运的是，由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与欧洲迥异，企业家精神得以在美国伸延。 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同样满有活力。其“强盗资本家”年代或随着法规出台而有所制约，但距离完结为时尚远。与前人相比，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更年轻、教育水平更高、更为世故。他们的精明程度及学习能力之高，跟本人在世界各地所见者不遑多让。他们周游列国，学习最好的事物。在羊群心理下，国内的竞争势将激烈，逼使所有参与者提升标准。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情况。 中国的法律环境正缓缓地改善，但由于国家幅员辽阔，仍然有很多业务拓展的机会。一如其他地方，中国有许多初创公司会失败，但有好一些公司非但存活下来，而且将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有些则具有进军国际的雄心，更多的“阿里巴巴”将会涌现；彼等会为中国经济的下一轮增长作出重大贡献。 尚有其他正面因素。中国作为石油净进口国，油价显着下跌对其有百利而无一害。“一带一路”亦应可随着时间带来成果。现时拖累中国经济的一个因素，乃水泥和钢材等多项商品均供过于求及产能过剩，新丝绸之路的基建项目将有助消化这些过剩商品，为中国部署下一轮增长。 该项跨洲越洋的倡议涉及更重要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其一为确保中国获得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长期供应，有关战略亦为中国的庞大制造业打开新市场。 正如本人半年前撰述，新丝路着实是无可避免。此乃全球化的自然延伸。全球化始于约二千年前同一地方—原来的丝绸之路。该处位于中国西部与东欧之间，如今却可能是世界上最受全球化冷落的地区。今天是谁提出这概念已无关重要，反正二千年来，谁参与全球化，谁便繁荣昌盛。因此，无论我们从何着眼，“一带一路”对中国和所有参与者均利大于弊。 当回望历史时，所有地缘经济甚至地缘政治的考量均将无关痛痒。人们或许会记着两方面：所有人类终获纳入地球村，以及不同人种融合所带来的文化互长。最终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给人最难忘的甚有可能是文化方面，这正正是旧丝绸之路的光辉所在。在罗列这些近期的正面发展之际，任何人都绝不应低估现时的经济困境。除美国外，环球经济普遍并不乐观，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如过往殷切。多个竞争对手将货币贬值，令中国出口面对更大挑战。 然而，中国的内部问题更加令人不安。反腐行动固然需要，也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但它亦令政府步履蹒跚。官员为安全计不作出决定，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结果，原已放缓的经济进一步停滞。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样令人不安，稍后我会加以阐述。 让本人先提出我对中国经济去向的结论，然后再解释原因。我的最合理猜测是：经济于未来数年可勉强应付过去。北京领导人应有方法防止经济急挫，但其可刺激经济的政策选择则愈来愈有限，亦不容易找到快速的解决方法。 中国自1978年起展开改革长征。最危险的时期是1993年前，当时须要推翻旧有的意识形态，倘此举失败，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制定的整个改革便会付诸流水。此险象曾在1989年的乱子后出现，但邓先生一手力挽狂澜。 自1990年代初起，中国经济出现多次起跌。领导人没有任何路线图可以依循，法律都已过时或根本付之阙如；世界其他地方习以为常的法律和法规，在中国前所未见。那是真正艰苦的岁月，但我认为它仍不及1980年代之岌岌可危，当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须彻底改变。 踏入新千禧年，中国展开长期崛起的势头。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并未损及中国，而2008年至2009年的环球经济衰退亦没有对中国构成严重影响。前者乃因中国当时的经济仍未与邻国紧密结合，而后者则因中国采取果断措施。然而，一些以海外人士为主的专家确曾指出，中国除存在结构性缺陷外，政府于2008年时为对抗金融危机而采取的行动亦埋下了经济问题的种子。惟当时这些问题被视为可以控制，而北京亦似乎有能力克服大多数甚至所有困难。 其后所见，有欠完善的政策所累积的副作用于数年前开始浮现。中国今天面对的，乃是2000年代沸腾岁月里过度的挥霍及2008年投下药石所酿成的直接恶果。这些乃多年酿成的问题，需要多年时间方能改正。 以往北京予人的印象是半点都不会做错，如今人们认为她甚么都做不对。毫无疑问，西方媒体过去有意无意间夸大了中国的崛起。他们今天的悲观报道也许较接近真相，但其着眼点可能有误。举例说，数月前上海股市及其后人民币汇率波动所浮现的窘态令中国成为国际笑话。这些事件尽管令人尴尬，但不至于酿成大害，亦没有造成长期恶果。中国就像一个被推上国际舞台的农家少女，犯错是无可避免的，但中国监管机构自会从中汲取教训，所以这并非本人的主要关注点。反而，本人所担心的是另一些事情。 概念上，主要有两种方法管理任何社会体制诸如经济。简而言之，乃放任或操控。当今世界自由市场的主流做法属前者：让千百万人组成的市场选择所想，政府只负责透过法律和法规来维持秩序，并辅以社会标准作为规范。另一方式则是由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在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贯连的变奏。 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自由市场更有利于释放人类的生产力并创造财富。然而，倘其走向极端，无可避免会酿成纷乱。当财富不均时，政府须要采取措施以维持社会秩序；自由主义的方式必须有所制约。而由于近乎所有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均以惨败告终，倘有理想的方式，其定必处于大大靠近自由市场那端的某一个中间点。 经过数十年的实验，中国在吃尽苦头后发现上述道理；一九七八年开始的经济开放及改革便是明证。现在的关键是：她应该走多远多快。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明白，中国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方能脱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东亚国家的崛起，充分证明了在发展经济的头数十年间，某种方式的政府领导近乎不可或缺，无一例外。这是日本及四小龙（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实况；其中，当时香港殖民政府的介入程度最轻。北京一直依循这条道路，并取得超乎想像的成果。 但大部分人均同意，随着经济发展，政府须要减少参与。北京深明此点，并已朝着这方向迈进。然而，这带来两项独特的挑战。 首先，中国人逾四千年来一直活在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由中央行使相当大的控制权。这在中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并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没有其他文明体系，能在单一管治原则下享有如此悠久的持续统治，并且如此成功。这固然有其长处，例如在效率和社会和谐方面，但亦有颇多弱点。欠缺司法及法制基础是其一，其次是中央政府所犯的错误容易愈酿愈大，并且不容易改正。 另一项挑战是：中国乃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国家。她的人口近14亿，当中约6.5亿为农民，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民人口之一；城市和农村的贫富差距巨大。一个地方所需的改革，在另一地方可能无用武之地；事实上，后者可能需要一个全然相反的政策！ 这些因素令改革之路复杂无比。而且，中国现正急速融入环球经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中国对进口能源的日益依赖。 今天的中国再非以往的中央操控经济体，她正朝着像新加坡的政府引导经济体迈进。事实上，与小岛国新加坡相比，中国国企在总体经济中的占比大概更小。然而，无可否认，在所有影响经济的重大决策上，北京仍扮演关键角色。这亦是本人对中国的主要关注所在—政府的措施无意间酿成的恶果。随着体制变得加倍复杂，风险亦加倍上升。 监于中国大概不可能（亦不见得应该）迅速发展成为如西方国家般的体制，她必须找到适合自身情况的融合模式。在她找到相对可行的最佳模式前，无可避免会出现周期性的失误。我们只能盼望这不会经常发生，而当发生时其影响不会太严重。坦白说，中国的经济能发展至今天的水平，而当中没有更大的灾难，是颇令人惊讶的。 然而，监于体制的复杂性日益倍增，在操作方面前路会变得更具挑战性。 目前，人们有时会问：现时中国经济的放缓是体制性还是周期性？前者意味着结构性的问题，需要长时间来解决，因此即使复苏，亦会十分缓慢。后者指的是正常的市场波动，在可预计的时间内经济便会好转。 尽管本人相信中国经济会再次腾升，但目前仍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因此本人担心中国经济的复苏步伐蹒跚。正如本人早于2012年7月时所撰述，与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时经济急挫后急速复苏的情况不同，现时的放缓程度看来并非如斯严重，但却需要更长时间才可复原。管理层正就最坏的情况作出准备。 现在让本人转谈房地产本业。我会从内地住宅市场入手。虽然我们在内地兴建住宅物业不多，而且所兴建的均为毗邻我们购物商场的高端单位，但这个经济范畴确实影响我们的整体业务。本人在6个月前致恒隆集团股东函内已论及此点，现概述如下。 本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想法，跟我认识的行内人的普遍想法相反。本人认为，该市场现时颇为健康。说得夸张一点，这是中国数代以来最健康的楼市，尤以最主要的二线城市为然。主流观点（特别是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楼市会硬着陆，本人从来都不敢苟同。 且看以下分析：过去二十多年来，楼价飙升一直是问题所在。而当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时，无可避免地弄垮市场，直到下一个周期来临为止。我们很少看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况：价格不大上大落，交投量及土地销情均适度畅旺。今天的情况，在大部分二线城市，基本上是如此。大部分发展商负债仍高，但从历史角度来看情况并非特别严重。许多发展商在债券市场集资，以换取稳定和长期的资金。 一线城市仍然炽热，但正如本人过往所述，这些市场乃最为抢手，资金来自四面八方。诚然，三、四线城市存在着严重的供过于求，可能需要四至五年的时间方能纾解。然而，以金额计算，迄今中国楼市的最大销量来自二线城市，而其整体供求情况远远较为平衡。以本人所知，部分发展商预期二零一六年的前景颇佳。观乎这些事实，本人看不到硬着陆会发生。 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零售物业。我们一直认为，中国部分城市有太多购物商场，优质购物商场则普遍太少；后者为我们提供巨大机遇。 一家主要的欧洲银行最近发表详尽报告，表示中国的零售面积是短缺而非过剩；其城市的人均零售面积仅为美国的七成。以同等质量的购物商场比较，中国的购物商场客流量远较欧美为高，但人均消费则低得多。这意味着，中国有很大空间容纳更多优质购物商场及人均消费增长。本人虽不认为该报告的结论完全正确，然而，这份研究值得我们思量。 我们迄今的经验证明，挑战主要并非来自所谓的竞争对手，而是来自甚为疲弱的市场；这与上述报告的结论不谋而合。 从业绩来看，在内地方面，我们两座上海物业表现良好，主要原因是管理有方。它们有如两大支柱，抵销了集团在其他城市的业务放缓或倒退所带来的影响。尽管如此，上海的恒隆广场现已开始进行全面的资产优化计划，预期港汇恒隆广场今年稍后亦会展开。我们会竭尽全力把相关的不利影响减至最小，但亦不能完全予以消除。事实上，市道放缓肯定是进行优化计划的良机，但这会令收入更难增长。 还有其他令人担忧的现象。除上海以外，我们正面临租金下调的压力，甚至港汇恒隆广场亦如是。此外，除沈阳的皇城恒隆广场外，我们其他内地零售物业于2015年度下半年的租金收入均较上半年为少。再者，除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外，我们的租户于下半年的生意额亦低于上半年。传统上，由于暑假及国庆日等长假期，下半年的业务表现会胜过上半年。今趟的数字强而有力地证明零售市道仍然疲弱。 按项目落成时序作分析，在我们的二线城市购物商场中，沈阳的皇城恒隆广场的表现令人满意。济南的恒隆广场表现不俗；倘非经营环境极为困难，此项落成四年多的物业应已接近企稳。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和无锡的恒隆广场则面对强大挑战；这两个较新加入的购物商场，跟沈阳的皇城恒隆广场甚至济南的恒隆广场不同，须要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面对开业初期问题。 我们仍在观察天津的恒隆广场的表现。它可能逃不过新物业症候群所须受的折腾，但愿受影响程度不像上述两个购物商场般严重。 大连的恒隆广场于12月中试业。各项迹象显示，该物业迄今的表现可以接受，但现时下结论着实言之尚早。挑战不单来自疲弱的市场，还有来自政府有为或无为的举措。待其于五月正式开业时，我们会有较佳头绪。 两项上海综合物业的办公楼项目基本上全部租出。恒隆广场两幢办公楼的表现再次较港汇恒隆广场的办公楼逊色；我们须牺牲一些租金，以保持彼等全部租出。 无锡的恒隆广场办公楼的承租面积逾七成，实际租用面积约为六成。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办公楼的承租面积仅为四成四，迁入之租户为四成。这些数字低于预期，主要原因当然与经济放缓有关；事实上，某些租户迁入不久便在自愿或非自愿情况下中止租约。换句话说，在少数情况下，我们须要求租户迁出。该两个项目的租金收入保持稳定。 一如所料，该等办公楼的租户素质非如我们上海办公楼那么高。然而，由于这些项目都是该些城市里地点和设计最好，并且施工最佳的高层办公楼，我们应可吸引到当地的最佳租户。我们在租金方面并不苛求，皆因我们认为租户的素质与短期的单位租金同样重要。 纵使香港的零售环境进一步恶化，但我们的物业仍有良好表现，租金收入和同比零售额均告上升；最近的物业优化计划令我们在艰困市道下仍能取得成果。办公楼的成绩同样令人欣喜。所有物业基本上保持全部租出，唯一例外的是住宅及服务式寓所，其表现与去年相若。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售出的已落成住宅单位远较一年前为少，因此收入下降88%；整体租金收入升幅为7%，绝对无法抵销售楼收入的跌幅。此外，监于重估收益甚少，股东应占纯利下降56%，股东应占基本纯利及每股基本盈利亦按同一百分比下跌。 本人应略谈货币走势，此乃适切之举。过去数年，我们持有大量人民币；而在2015年下半年内，人民币下跌约5%。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不作任何货币投机。我们过去购买人民币，是因为我们在内地有许多发展中项目，需要以人民币付费，施工费便是一例。这个可以理解为风险对冲。由于我们的业绩报告以港币结算，汇兑收益及亏损会在储备账中反映。 其次，随着中国寻求增加其货币兑换性，人民币的变动范围将随波动性增加而扩大，我们会谨慎行事，尽量把有关的风险减至最小。 第三，董事局及管理层认为，虽然人民币近期跌幅颇大，但我们对其长远前景并不看淡。我们并不认为其会进一步显着下跌，相对而言，中国经济仍远较大部分主要国家强劲。如无不可预见之情况发生，这应对人民币带来支持。 前 景 一位甚有智慧的投资者曾经表示，所有人都不应浪费熊市，但大部分人都把它白白浪费掉。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单要成功抵御熊市来袭，还要事先做好准备，否则只能眼巴巴看着机会溜走。惟有紧守岗位的人才能赢得权利，把握这些契机。现时许多西方人都知道，中文的“危机”同时意味着“危险”和“机会”。今天的中国经济无疑处于危机。 过去二十多年来，本公司藉着多次危机茁壮成长。其中主要的危机包括：中国在1989年几近崩溃的改革，及后于1991年重返正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的科网泡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环球经济衰退。因此，粗略计算，现时的经济放缓是约25年来第五趟严重危机。就恒隆而言，当中的共通点是：每一趟我们都能化险为夷，并在市场困境中掌握机遇。 1991年，当中国处于动荡之际，我们开始研究其经济。此举引领我们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并制定了一项至今依然奏效的策略—在经济蓬勃的内地城市，建造、持有和管理世界级商业物业。香港方面，我们把握当时市道放缓的机会，购入多幢投资物业，包括我们现时的总部渣打银行大厦。踏入1994年，我们开始在香港购置土地发展住宅项目，但一年后当我们认定市场行将见顶及无以为继时，我们便偃旗息鼓。我们把财政整理至最佳状况，然后静心等候。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该趟熊市有多凶猛。在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席卷东亚多国，我们其后趁危机深邃、竞争对手销声匿迹之际在香港购置土地。从1999年4月开始的21个月内，我们购入多幅土地以兴建君临天下和浪澄湾等各个项目。该等项目为我们带来超过港币260亿元的税前利润。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高科技股初始公司所掀起的强风从美国吹到香港。许多竞争对手都投身其中，置买地于不顾。我们也曾小试牛刀，但随即决定当时的最佳机会乃是专注本业及挹己之才。 然后，在2008年的环球经济衰退发生前，我们在2005年至2006年间，趁内地二线城市的优质土地无人问津之际，悄悄购入多幅同类土地。由于理财得宜，我们避开了随后的困境，进一步在市场平滞时购置土地。熊市着实眷顾我们。 如今市道再度疲弱。如本人以往撰述，今次与2008年不同，其时大市暴挫后急速反弹，今趟则是U形市况，会带来更大苦楚。但一如以往的经济衰退，我们今次亦已作好准备。过去十年，我们基本上并无负债，今天的净债务微不足道。 我们为熊市所作的准备并不限于财务方面。趁市道裹足不前，我们先后在香港和上海进行多项资产优化计划，这正好说明了为何在香港市道乏善可陈之际，我们仍能保持租金增长。某些人士质疑为何恒隆能在香港逆水行舟，我们并没有，我们只不过在跌市前早作准备而已。另有些市场人士预期我们的内地租金收入会像竞争对手般录得下降，我不以为然，最低限度这在本年度并没有出现。 有关如何抓紧熊市带来的机遇，本人过往已曾撰述，在此略作总结。 倘若资金充裕，如我们般财力雄厚，在艰困的市道下，最适宜为物业提升质素，这正是我们现正为两项上海物业所做的。此举会令生意轻微受损，但在淡市受损比在旺市时减少生意来得化算。大部分业主在市道低迷时停止斥资尤其是资本开支，我们则反其道而行；这让我们为下一个增长周期作好准备。 当时机合适时，我们可以低价增购土地。但监于经济不景气料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我们并不着急。一如以往，我们将继续监察各个城市的状况。 我们会完成团队建设工作。当市道疲惫时，实力较弱的竞争者有可能裁员。我们尝试吸纳市场提供的最佳人才，重点主要放在租赁团队和商场营运团队。我们亦会继续构建一个合适的企业文化。 在董事局领导下，同事们经多年努力，现正完成一个关于企业风险管理的计划。 这是一个我们不时重新审视的范畴。 历来当本公司的股价偏软时，母公司恒隆集团便会购买我们的股份。本人期望，在条件合适下，同一举措会继续出现。我们亦会向行政人员发行股份期权，这些人士的数量近年锐增。我们应保持团队士气，市况低迷时更该如此。 趁市道放缓之际，我们亦会致力加强另一重要领域。本人过往只曾略提此点。具体地说，除了我们的B2B（企业对企业）模式外，我们还会为业务运作加入B2C（企业对消费者）元素。这计划于董事局最近举行的风险和策略工作坊上得到落实。 大部分业主以往认为彼等基本上只须与品牌和店主打交道。毕竟，莅临我们购物商场的顾客并非向恒隆购物，他们直接与香奈儿（Chanel）、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苹果（Apple）或商场内的餐厅进行交易。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和管理最佳的环境（包括设施和氛围），令顾客持续光临我们的购物商场。我们主要是面向租户，与顾客的接触不多。 然而，实情是，当一位女顾客想购买爱马仕（Hermès）或普拉达（Prada）的产品时，她不会吩咐司机送她到这些商店，相反上海的恒隆广场或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才是其目的地。我们一直致力为旗下购物商场吸引合适的顾客群，但这项工作需要深化和扩大。深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把自己视为一家市场营销及以客为先的公司，而非仅仅是一家物业租赁公司；我们必须改变思维。扩大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与购物者有更多的直接互动。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可与购物者直接及切实打交道的门径大幅增加。我们亦须与租户更密切地携手合作，尤其是那些主要租户，以达至双赢。 此乃为何本人两年前撰述有关集团推行的EST计划—体验（Experience）、服务（Service）和科技（Technology）。我们运用各类先进科技（包括最简单至最复杂的科技在内），而提供过去未能支援的服务，目的是提升和丰富购物者的经验，巩固长期忠诚的顾客群。短期而言，某些崭新服务可望直接增加租户的销售额。我们透过此举，不仅可吸引购物者前来旗下购物商场，亦可维系租户与我们的紧密关系。 我们已拥有行内数一数二的硬件，并希望可拥有最具效益的软件。诚然，地产业首要关键的成功因素是硬件，亦即本人称为“地产业基因”—地点、规模、设计和施工。倘付之阙如，要长远取胜近乎不可能。我们已拥有这些硬件，卓越的软件将进一步巩固我们在所选市场的领导地位。 很多人关注电子商务对实体店的影响。本人于两年前已曾就此详加评论。简而言之，前者肯定不会取缔后者，而少数像我们拥有良好“基因”的购物商场将继续兴旺。大部分人鲜有察觉，实体店正悄悄改变。购物者在一家购物商场的整体体验，也许在五年内便会与今天截然不同。我们希望为这场革命作好准备。当市道炽热时，我们未必有余力专注于这些变化。但现正值寒冬，是时候制定措施确保我们拥有长期的竞争优势。 监于此等变化，尤其是科技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更年轻的思维。我们现已拥有一些三十余岁的优秀管理人员，彼等应能带领是项转型，并终有一日带领本公司。毕竟，婴儿潮一代现已处于退休年龄或临近退休，主要的消费力正移向与我们年轻同事岁数相近的后起之秀。因此，从各方面看来，培养年轻人才是我们持续成功的关键。我们奉此为圭臬，并正采取措施为未来做好准备。 六个月前，本人答应汇报我们所获的多个奖项。诚然，倘要一一枚举，数目实在太多。粗略计算，我们单在2015年已赢得超过20个由知名的国际及地方机构颁发的奖项。在此本人把它们大致归纳为三大类：可持续发展、公司管治和设计，部分奖项可归入多于一个类别。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以卓越的企业社会责任而知着。“持续发展”是一个广义词语，涵盖多个范畴，而我们在各个范畴都备受嘉许。环保意识是我们表现突出的范畴之一。举例说，我们所有已落成的内地购物商场均获美国绿色建筑协会颁发“能源及环境设计先锋奖（LEED）”的金奖认证。全球商业项目获此认证不多，但对我们而言此乃最低要求。 我们亦在人力资源发展方面屡夺殊荣。例子包括：最佳雇主、最佳员工培训和发展计划、卓越员工投入、最佳知识管理等。市场推广亦是我们获得赞誉的范畴。 在公司管治方面，我们被视为位居最佳之列，本函件的长期读者对此当非常了解。那些对香港上市公司尤其地产公司有点认识的人士都会认同，我们绝对鹤立鸡群，在透明度和问责方面均秉持最高标准，各项大奖和殊荣均为明证。在投资者关系方面，我们亦被公认为表现卓越，甚至年报亦获多项大奖。 在设计方面，曾莅临我们内地购物商场的人士，对我们获奖应不感意外。我们每个项目均夺得国际著名机构颁发的殊荣；每个购物商场都是一件令城市景观熠熠生辉的艺术品。在这个充满次级建筑设计的国土里，我们以提升市民对优质建筑的欣赏能力为己任。无庸赘言，我们总能成功地平衡美学与功能。 正如我们一贯宗旨，在所有事情上，我们都“只选好的只做对的”！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6年3月25日
2016年3月28日 -
【羊城晚报】约半数国际移民居住在10个高度城市化国家
由国际移民组织（IOM）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日前在广州举行发布会。根据报告，全世界约有一半的国际移民居住在10个高度城市化、高收入的国家。全球有10亿移民，其中2.3亿为国际移民 《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简称报告）是国际移民组织世界移民报告系列的第八本报告。 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与外交部、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广州市发改委、广州市外办等部门代表，以及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部、国际劳工组织中蒙局、欧盟驻华代表团、米兰市政府市长办公室等国际机构高级代表出席研讨会并发言。 根据报告数据，全球70亿人口中，有接近10亿人口为移民，其中2.32亿国际移民和7.4亿国内移民。这7亿国内移民中，有3亿是中国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半数国际移民居住在澳、加等10国 约占一半的国际移民居住在10个高度城市化、高收入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英国），此外还包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除了传统上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到北美和欧洲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之外，东亚、南非、巴西和印度等快速发展的新经济中心也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移民。发展中国家作为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也正在成为移民接收国。全球每周约有300万人移居到城市 报告指出，2014年，全球超过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目前城市人口为39亿，这一数量在未来几十年会持续增长，到2050年将达到约64亿。据统计，全球每周约有300万人口移居到城市。 报告指出，如今，超大城市的数量已从1990年的10个增长到28个，人口规模为4.53亿，占世界城市人口总数的12%。2014年，全世界几乎一半的城市人口居住在人口规模低于50万的城市。尽管这一比重将随着时间流逝而降低，但到2030年，仍会有45%的全球城市人口居住在这些小城镇里。中国的外国人口相对较少但有增加 报告指出，中国的外国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但有所增加。随着跨国公司落户城市，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员工被派遣到中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籍专业人士，从2000到2013年间，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增长了超过50%。 由于中国的城市发展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及投资、创业和就职于跨国公司的机会，因而越来越多移居国外的中国人选择回国发展。中国的城市为吸引海外人才也竞相出台了各种奖励政策。 “在1990年到2014年间，亚太地区的城市新增人口约为10亿，其中中国约占一半，达4.5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表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籍专业人士，从2000年到2013年间，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增长超过了50%。 报告显示，接受国内移民最多且移民人口增速最快的为北京、东莞、广州和上海等城市。文章刊于《羊城晚报》，2016年3月22日
2016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