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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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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人才分享对中国最重要
新浪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3月22-25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国与全球化的理事长王辉耀出席“新浪财经之夜-正和岛夜话”并发言，他表示，中国人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纳到中国的版图上，能够广纳天下英才为中国所用的时候，中国分享经济的辉煌就要到来。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辉耀：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今天晚上月亮很皎洁，大家在这里海风吹拂，思想盛筵，我听了很长时间，觉得很受启发。 我觉得是这样，刚才艾诚讲到分享，包括独食，我感觉是这样，现在中国在这几方面都做的很好，包括我们全球的货物分享现在已经是最好的了，资本的分享现在中国也做的很大，这些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来到了中国，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有什么可以分享？或者风口在什么地方，我有一些思考。 比如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在人才的分享上还是没有做到最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有13亿人口，但是我们2亿的人口已经60岁以上，人口接近老化。未来人才的分享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我们最近，中国我们推定了一项政策，中国允许外国人到中国人来办绿卡，外国企业在中国，在北京是年薪达到50万、纳税10万就可以申请绿卡，在上海是60万、纳税12万就可以。 在北京，外地留学生可以在中国工作，包括中关村的企业可以向全世界招聘学生。未来可能有全球的人才分享到中国，我们已经分享了货物、分享了资本，但是人才还没有。就像新家坡前政要李光耀讲的，中国跟美国的差距是什么呢？中国人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纳到中国的版图上，能够广纳天下英才为中国所用的时候，中国分享经济的辉煌就要到来。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6年3月23日
2016年3月25日 -
【新浪财经】王辉耀：人才分享对中国最重要
新浪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3月22-25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国与全球化的理事长王辉耀出席“新浪财经之夜-正和岛夜话”并发言，他表示，中国人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纳到中国的版图上，能够广纳天下英才为中国所用的时候，中国分享经济的辉煌就要到来。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辉耀：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今天晚上月亮很皎洁，大家在这里海风吹拂，思想盛筵，我听了很长时间，觉得很受启发。 我觉得是这样，刚才艾诚讲到分享，包括独食，我感觉是这样，现在中国在这几方面都做的很好，包括我们全球的货物分享现在已经是最好的了，资本的分享现在中国也做的很大，这些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来到了中国，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有什么可以分享？或者风口在什么地方，我有一些思考。 比如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在人才的分享上还是没有做到最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有13亿人口，但是我们2亿的人口已经60岁以上，人口接近老化。未来人才的分享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我们最近，中国我们推定了一项政策，中国允许外国人到中国人来办绿卡，外国企业在中国，在北京是年薪达到50万、纳税10万就可以申请绿卡，在上海是60万、纳税12万就可以。 在北京，外地留学生可以在中国工作，包括中关村的企业可以向全世界招聘学生。未来可能有全球的人才分享到中国，我们已经分享了货物、分享了资本，但是人才还没有。就像新家坡前政要李光耀讲的，中国跟美国的差距是什么呢？中国人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纳到中国的版图上，能够广纳天下英才为中国所用的时候，中国分享经济的辉煌就要到来。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6年3月23日
2016年3月25日 -
【中国侨网】麻省理工华裔教授携新书谈创新 冀助中小企业发展
中国侨网北京3月22日电 (记者 郝爽)“技术、政府、管理，这三种力量促进企业规模扩大。我更注意管理知识的运用。”3月22日，《创新的创新》新书交流会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总部举行，该书作者、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黄亚生如是表示。 在《创新的创新》中，黄亚生描绘了一个已经到来的伟大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每个人的潜能前所未有地被激发出来，曾经高不可攀的创新创业门槛不断降低，人人都能参与创新创业。 黄亚生表示，每个人都能书写创新史，创新应该由大众广泛参与，而不是依靠少数头脑偶发的灵感推动。“这是社会创新的精髓所在。” 在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是中国经济和国际商业讲座教授，他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希望通过组织师生以“行动学习”的方式，帮助中小企业改善管理。 对此，黄亚生称，“中国实验室”是社会科学项目，目的是帮助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栋梁。美国科技得以发展，中小企业起了重要作用。” 他认为，中小企业发展存在资金和技术问题，但最大的发展瓶颈是其管理水平。自2008年至今，“中国实验室”已经为中国16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促进改善它们的管理水平。 谈及人类为何需要创新时，黄亚生说，经济发展需要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创新是一切。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他说，“创新不是0到1的过程，而是对已有元素的组合、再组合、再再组合。” “社会创新是有科技需求、有平台、有组织的创新模式。”黄亚生解释称，平台和组织能够发挥聚焦创新要素的作用。社会创新模式下，政府是创新的需求方，而不是供给方。社会创新需要社会信任作支撑，如果没有社会信任，社会创新不会持久发展。 对于中国目前的“双创”情况，黄亚生认为，在充分就业的大前提下，就业的平均经济回报高于创业，但创业仍有其意义。在不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创业会产生经济效应。 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黄亚生解释称，现在政府提倡“双创”，“双创”本身是价值观念的改变。“创业改变社会价值，强调个人自由。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求实现个人价值。” 黄亚生坦言，政府要鼓励社会创新，应该进一步改善创新环境，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文章选自中国侨网，2016年3月22日
2016年3月24日 -
【人民网】黄亚生：当前中国更需要进行硬件领域的创新
人民网北京3月23日电 3月2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MIT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黄亚生教授新书《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交流会。 黄亚生教授介绍了新书中的主要观点。他指出创新是一切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同时也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传统创新一般更加切题，有组织、有纪律、攻坚定向课题；社会创新相比较而言更容易实现突破进展，两者之间需要进行平衡。社会创新具有开放、分权、自下而上的创新组织范式，通过社会创新平台，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社会“剩余知识”的价值。当前中国更需要进行硬件领域的创新，提升整体制造业发展水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体现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政府需要加强对周期长、成本高的产业创新支持，以弥补一般投资人逐利行为下的产业导向。他特别强调，中国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知识储备，政府更重要的责任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机制建设。 黄亚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并任该院中国经济和国际商业讲座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 黄亚生教授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目的是通过组织师生以“行动学习”的方式，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管理。从2008年到现在，MIT中国实验室已经为中国15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下一步，黄亚生教授计划将“行动学习”模式延伸到麻省理工工程学院，为中国引入开放式创新资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林家彬表示，黄亚生教授提出的社会创新的特点很有启发，他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发挥政府在社会创新中的真正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华商研究中心主任康荣平就黄亚生教授提出的观点提出延伸思考，强调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制定不同措施，要认真思考全球创新时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康登慧）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3月23日
2016年3月24日 -
【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和拉美：多元化合作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于3月19-2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在19日下午召开“2016拉丁美洲经济展望”会上，与会嘉宾就拉丁美洲和中国经济发展、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进行讨论。中国与拉美国家应多元化合作 “中国和拉美国家应该更进一步提升和拓宽合作伙伴关系，拉美国家不仅是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矿产能源等大宗商品，双方之间应该进行更多元化的合作，包括在教育、技术创新等很多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表示，中国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在交通、基建和通讯等领域，中国在拉美国家投资了很多项目。 但是近期，拉美地区增长乏力，很多国家已经连续几年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的经济增速也在放缓。在此背景下，中国和拉美国家应该进行更多元化的合作，包括在教育、技术创新等很多方面。在双方的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多互补性的作用。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拉美地区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所谓“自然资源诅咒”，即过分强调自然资源的作用，而忽视经济多元化发展。他表示，自然资源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寻租模式，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因此，拉美国家最需要去做的是促进经济多元化，其中创新对于经济结构的改变非常重要，更应该去关注的是如何建立促进创新的体制。 “现在双方的经济增速都在放缓，更应该改变合作的质量。一方面，在贸易方面除了‘量’的增长，还要实现‘质’的提高，促进贸易结构多元化；另一方面，要强调创新的力量，加大双方在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以创新促进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司长马里奥认为，过去，拉美和中国一直有很多合作，包括向中国出口自然资源、低附加值的工业产品等，这样的合作方式虽好但还远远不够。 秘鲁驻华大使胡安·卡洛斯·卡普纳伊认为，中国构建开放的经济体系与多边国家开展合作，有三点非常重要。一要保持开放度，二要在新技术方面保持创新，三要保持政府透明度。 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上，泛美投资公司总裁詹姆斯·斯克里文认为，中国和拉丁美洲面临很多共同的挑战，双方已经互相分享经验教训。关于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三个因素非常重要。首先是包容性，在教育、卫生等领域，保障社会公平。其次是创新，通过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再次，要促进社会私营部门的发展。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做两件事。首先，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受益于加入WTO后的贸易自由化影响，中国经济出现快速增长。因此，对于当前的TPP等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中国应该开放的态度面对，以继续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其次，转向更高的价值链，推动消费驱动型的城镇化。特别是中国应该思考如何用更多的政策，帮助农民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当中，而不是只是“农民工”。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发展中国家走不出去的宿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王金照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实现的。一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二是要有包容性的社会发展政策。三是努力实现产业升级。 加快产业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 在产业升级方面，王金照认为中国有很多优势，包括拥有规模较大的多层次的市场，吸引跨国公司来投资；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在不断增加；中国政府在提前对重要产业进行战略布局等。要顺利实现产业升级，中国还要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第一，控制成本，包括土地、金融等成本。第二，通过改革和政策安排，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更多高端项目，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第三，构建中国企业为主导的价值链，形成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当前宏观经济下滑并非坏事，对行业来讲，正是借机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机会。”美国铝业亚太区公司事务副总裁黄志湘认为，现在的发展要务是通过科技创新，加快转型升级，帮助企业进入到更多高附加值领域。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新闻网，2016年3月21日
2016年3月24日 -
李曙光：《企业破产法》如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导语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破产制度在我国长期失灵，造成市场难以正常出清，僵尸企业得以苟延残喘，占用信贷等宝贵资源，抬高企业杠杆率，加剧产能过剩，衍生大量信用垃圾，侵害债权人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扭曲市场价格信号，限制了市场优胜劣汰作用的发挥。 有人说，需要再一次的政策性破产，这种看法不能同意。上世纪90年代，解决人员安置问题主要靠的是国有土地资源，解决债务危机主要靠的是银行呆坏账准备金及核销制度，现在，土地资产作为困境企业的隐性资产早已不再，而再搞银行债务简单核销是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倒退。 清理僵尸企业，短期政策应对，应坚持以市场化手段为主、以行政化手段为辅的原则。中长期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修改破产法，成立破产管理局；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预期；推进破产案件的司法受理；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金融机构破产程序。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提到了议事日程。如何依据破产法律制度，处置僵尸企业，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破产法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吊销营业执照后的企业本应进行清算，并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注销登记后方能退出市场，但是仍然有一些企业因为种种因素而未能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2014年，吊销后又注销的企业数量仅占全部企业吊销数量的11.03%。这也是产生“僵尸企业”现象的重要原因。 衡量“僵尸企业”的标准是什么？僵尸企业就是那些丧失偿付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经具备破产原因，达到破产法规定的申请破产的条件，但依靠借贷尚在持续运营的企业。 破产制度在我国长期失灵，造成市场难以正常出清，僵尸企业得以苟延残喘，占用信贷等宝贵资源，抬高企业杠杆率，加剧产能过剩，衍生大量信用垃圾，侵害债权人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扭曲市场价格信号，限制了市场优胜劣汰的“创造性毁灭”作用的正常发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在于提供市场化的制度供给。这些市场化制度中，破产制度最为重要，是治愈当前经济中产能过剩顽疾的一剂治本良方。 但是，目前我国《破产法》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市场经济的《企业破产法》，这部法律自2007年6月1日开始实施。但在新破产法实施过程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全国破产案件受理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连续下降。 从数据分析来看，我国适用破产程序案件的数量不足美国的0.2%，西欧国家的1.16%。同时，我国2014年每千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数量仅为0.11户，显著低于西欧平均70户的数量。此外，美国2013年的个人破产案件占全部破产案件的30%以上。破产法难以实施的六个主要原因 在中国，企业破产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方政府出于维稳和政绩的需要干预企业破产。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需求或为了保持与主要信贷银行的所谓“优良信用”关系，对僵尸企业采取各种帮扶救治措施，“借新还旧”，财政输血，甚或以政府信用帮助它们获得银行贷款。 第二，法院不愿意受理破产案件。破产案件行政协调成本太高，特别是国企破产，出于债务、职工安置、维稳等考虑，涉及地方政府国资、人保、工商、银行、发改委等多部门，作为司法机构的法院很难协调；破产案件的专业性很强，且费时耗力，但办案效果往往显不出来，法院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很不利于办理破产案件的法官；破产案件对债权的清偿难以执行。 第三，专业人员队伍的缺乏。尽管有的法院建立了破产管理人名录并从其中通过摇号方式选取破产管理人，但政府机构主导的清算组却是实践中的主要模式。政府的介入在个案中或许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被大范围的采用却意味着破产法的非市场化运作，造成了破产程序的运转专业性不强，挤压了市场中介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 第四，破产案件的处置没有市场化。实践中，破产法律服务市场没有形成，破产案件的收费很低，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没有积极性。 第五，破产法体系中缺乏个人破产和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我国目前的《企业破产法》只是“半部破产法”，尚缺个人破产制度。金融机构也是市场主体，同样会发生经营风险或债务危机，也需要相应的债务处置机制。如果对金融机构缺乏一个清晰的关闭破产和清算的法律框架，那么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很多做法不仅缺乏根据，更可能造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第六，文化传统与商业习惯因素。中国人“好面子”的文化与商业传统观念认为“破产”是件不吉利的事情，人们会尽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而非破产程序解决债权债务问题。短期政策应对：市场化为主、行政化为辅 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产能过剩来势凶猛，其处置难度不亚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重点问题是要解决淘汰僵尸企业所要涉及的就业与债务问题，核心问题是要防范因结构调整与处置僵尸企业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同时还应在此过程中引导中国经济与国企改革步入稳健发展的市场经济新常态。 有人说，解决此轮困境需要再一次的政策性破产，这种看法不能同意。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国内市场社会体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一轮困境国企危机中，解决人员安置问题主要靠的是国有土地资源，解决债务危机主要靠的是银行呆坏账准备金及核销制度，现在这两项制度红利已经用尽。土地资产作为困境企业的隐性资产早已不再，而今天银行债务的简单核销，是对商业银行20多年市场化改革的倒退。 短期政策应对，还是应坚持以市场化手段为主、以行政化手段为辅的原则，以利于后期改革对接。 一是应严格按照破产法来对僵尸企业实施市场退出。 绝不允许上世纪90年代那种通过让担保债权人让利受损的方式推动企业破产。不能由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干预破产程序或法院随意变更法意，以保证破产程序公正公平，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合法权益以及维护市场交易的信誉信用。对那些政府不得不救助的企业，应在符合破产法制度与程序的基础上进行融资支持、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或债务冲抵。 二是处理好僵尸企业失业人员安置问题。 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这次国家不仅要考虑到失业人口规模与社会稳定问题，还应考虑到如何使僵尸企业处置过程能更公正公平公开进行，保护企业雇员的合法权益，并建构一套社会保障供给、职业培训、创业或再就业体系。国家应考虑安排投入更多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这笔资金主要用于退出过剩行业员工社保安置；同时应强制要求地方政府将原有支持补贴给僵尸企业的资金转移支付补贴给下岗职工。 三是要挖掘一批专家担当专业的管理人。 相关国资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应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汇集一批专家型企业家，更应以开放心态引进民企与战略投资企业家介入僵尸企业的拯救与处置中来。应放手让他们以市场化方式担任管理人，处理僵尸企业事务。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的重整重组，就有CRO（首席重组官）这种角色。我国上世纪90年代的去产能过程中，也涌现了一批这样的企业家与专业人士，应重视发挥这些专业人士的作用。 四是要改变债权人债务人行为方式，使其真正自负其责。 监管机构这次不能简单核销银行的呆坏账，应按照责权利对等与市场化原则处理不良资产。 五是并购重组与破产清算相结合。 应在僵尸企业处置过程中引入庭外重组和预重整制度，将之与破产清算结合在一起以降低交易成本，保存企业资产的价值，实现债权债务关系的更优调整。庭外重组是陷入困境但有复兴可能的企业与其债权人之间以协议的方式，对企业进行债务调整和资产重构，以实现企业复兴和债务清偿的一种法庭外拯救手段。预重整的优势在于低成本和高效率，这在美国已是一成熟制度。中长期建议：做好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一是修改破产法，成立破产管理局。 2006年的破产法已运行九年，与中国现行市场经济的发展已出现不适应的一面。建议借鉴英美等国及香港地区政府管理破产事务的经验，在我国设立破产管理局，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一个政府部门来负责推动破产法的实施与修改，管理破产方面的行政事务。 二是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预期。 目前破产制度在运行中存在大量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政府干预破产市场化运作机制的程度较深。这些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认为当地的大中型企业如果破产会对其政绩造成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政绩考核制度上做出调整，打破以往的政绩预期，引导地方政府从长远出发做出判断，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是推进破产案件的司法受理。 除了要阻遏地方政府在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的干预外，应在法院体制与内部考核机制上进行改革，以改变法院在破产案件中权威式微的状况，还应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破产案件审理队伍。可以借鉴美国的专门破产法院与破产法官制度，使破产法院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利益，独立而专业地受理审理涉及跨地跨界商业贸易与债权债务关系的破产案件。 四是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金融机构破产程序。 个人破产，是指作为债务人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时，由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并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或者进行债务调整，对其债务进行豁免以及确定当事人在破产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则。为适应消费时代的来临，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合法权益，为更好发挥破产法的市场信用功能，全国人大应加快制定个人破产法。 我国自2001年起开始从法律角度思考解决金融机构退出问题。目前，国务院已制定《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存款保险条例》。在此基础上，若还有少量机构在风险处置完毕后需要退出市场，就可直接适用《企业破产法》相关清算程序，另行立法的必要性已不大。下一步，应进一步加强存款保险的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职能，进一步完善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和保险保障基金的职能，与央行、监管机构一道形成风险处置合力，明确《企业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的适用程序，尽快完善各类金融机构的有序清算程序。文章选自财经网，2016年3月22日
2016年3月24日 -
【中国科学报】如何营造人才“冒”出来的好生态
长期以来，我国人才引进一直存在种种局限，人才制度缺乏国际竞争力。各地政府、相关部门也在积极完善人才制度。日前上海开始用市场化机制吸引人才，公安部宣布相关研究机构可以推荐申请绿卡……可以说，与以前相比，中国的人才制度正在不断地完善。不得不改革的理由 目前，国际上有3500万大学生，来中国读学位的大学生才十几万。“中国现在国际人才比例、来华留学生比例全世界最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未来国际人才可能是人才工作的一个突破口。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沈荣华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目前我国国际化人才数量严重不足。发达国家的国际人才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10%，但中国的国际化人才占常住人口比例只有0.06%，187个城市中上海是走在前面的，但其比例也只是0.73%，“上海金融人才有35万，但国际化人才大概为2%”。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振也认为，上海要打造全球科创中心，人才制度的改革必不可少。“我们原来的人才观是工业化时代的，人才的规划还是工业化时代的东西。但今天已经进入信息化、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要有新的生态观，政府也要主动对外开放，要拥有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人才生态观。”王振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张冠梓坦言，我国人才制度的优势主要是初步具有顶层设计，以及实行党管人才的优势。但是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主要是制度中的开放性、灵活性、市场性和包容性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改善。需突破三大短板 那么，人才制度需要进行哪些创新呢？对此，沈荣华指出，人才工作创新发展需突破“三块短板”，即体制短板、机制短板和环境短板。 他介绍，党管人才工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党管人才的格局已经形成，但问题和局限也很明显：首先是组织部门与人社部门的定位不清；其次是组织部门与各个业务部门职能分工不清；此外组织部门的人才工作部门与组织部门其他部门之间关系不清。 “三个不清”要求必须深化人才体制改革，补好体制短板，健全党管人才工作格局。沈荣华建议，组织部门应强化战略性管理，人社部门要加强综合管理；要将各个部门人才建设列入相关职能部门的“三定”方案等。 他还表示，我国人才机制改革30年来有很大进展，但实质突破不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分配两大制度基本上还是走“计划”，不是走“市场”，以致束缚了人才的创新创业热情。 “营造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是当前我国加快建设人才强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人才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环境的竞争，也可以称之为人才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竞争。”沈荣华说，“根据上海经验，要特别关注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集群发展的高科技先锋企业、开放的大学和科研院所、集聚的创业资本和风险投资家、专业服务的孵化器、多元融合的创新创业文化等6个生态因素。”人才价值需要重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表示，从人才观念来讲，跟需要匹配的就是最好的人才，应该解决人才价值的确定问题，特别是合理确定复杂劳动、知识型价值的体现方式。目前，一方面要打破不合理的制度框架，如人才流动限制、科研机构的国际合作交流限制等；同时也要建立一些合理的制度框架，如灵活的用人机制、人才管理规范等。 “人才工作的前提必须是尊重，好政策要结合中国实际落地。人才问题必须打通，包括产学研之间、体制内外、理论和实践之间要打通。” 张冠梓表示。 沈荣华建议，我国应实施国际人才四大战略。一是改革战略，从政策推动走向制度创新，通过制度改革来谋求对人才的解放；二是开放战略，从封闭式走向开放式，率先实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三是环境战略，从硬环境走向软环境，实现人格素质整个高移；四是文化战略，从单一文化走向多元文化，创造中西方文化融合的、良好的国际人才氛围。文章刊于《中国科学报》，2016年3月23日
2016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