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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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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茁壮成长的智库新力量
编者按2015年，中国智库建设迈入新阶段。2016年1月13日，本版刊发了《2015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超链接：新亮点 新态势 新思考 ——2015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对2015年智库发展的总体趋势、特点进行盘点分析。为进一步细化了解各类智库的发展动态，我们特约请相关智库撰写分报告，3月9日，由山东社会科学院撰写的分报告之一《2015年度地方社科院系统智库发展报告》【超链接：新机遇 新发展 新跨越 ——2015年度地方社科院系统智库发展报告】由本刊发布，得到了智库界广泛关注。今日，本版刊发《2015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分报告之二：《茁壮成长的智库新力量——2015年中国社会智库建设回眸与评价》。近期，本刊还将陆续刊发关于党政智库、高校智库发展情况的分报告，敬请期待。 在我国的智库谱系中，社会智库作为经费自筹、人事独立的非官方研究机构，以其独特的社会根植性、市场配置性、机制灵活性优势，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以《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印发为标志，我国社会智库发展的新时代得以开启，自主性及活跃度迅速提升，成长空间日益广阔，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同时也面临来自外部条件约束和自身能力短板的现实挑战。亮点：抬头挺胸士气昂，活力释放谋蜕变2015年是中国社会智库的崛起元年，社会智库开始跨越瓶颈阶段，进入快速成长期。 政策给力，智库提气。2015年，中央顶层设计为我国社会智库繁兴营造了极为重要的外部环境。 ——中央“两办”《意见》的出台为社会智库发展注入“强心剂”。《意见》的第三部分对我国社会智库发展进行了专门论述，这是中央首次以高规格政策文件形式对社会智库发展做出给力的制度安排。“社会智库”概念在《意见》中得到了正式确认，文件还对社会智库的地位、发展的法律保障、参与决策咨询的渠道等重大问题给出回应。江苏、湖南、安徽、山东、广东等省市也先后印发了地方版《实施意见》，对社会智库发展进行了专门安排。一系列制度有力地挺直了社会智库的“腰杆”，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民政部《关于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论证调研为社会智库发展注入“暖心剂”。2015年，民政部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关于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出台，先后赴广东、河南等地进行实地调研。民政部还于2015年4月，委托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上海大学共同开展课题研究，为政策出台做论证。 ——两家社会智库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名单为社会智库发展注入“催化剂”。2015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为社会智库不断进取提供巨大动力。 ——社科联系统加强社会智库管理与服务为社会智库发展注入“营养剂”。中央两办《意见》下发后，全国社科联系统以高度的责任担当，与民政部门一道扛起了引导、培育新型社会智库的大旗。2015年9月24—25日，全国社科联联席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对社会智库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丰硕成果。广东省社科联设立了200万元智库建设专项经费，系列规章制度也已启动修订。湖南省社科联组织了15场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横向交流会，分类指导社科类社会组织提升智库建设水平。山东省举办了“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新型智库建设情况座谈会”，为全省首批10个“新型社会智库建设基地”授牌。 榜单飘红，表现抢眼。2015年不少社会智库以较好名次跻身多类智库排行榜，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在“美国麦甘榜单”中斩获颇丰。在“全球最佳民营智库排名50强”榜单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察哈尔学会、中国（海南）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上榜。在“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排名100强”榜单中，上榜的4家中国智库中有3家为社会智库，分别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 ——在“中国社科院榜单”中位列靠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11月发布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位列“全球智库百强排行榜”第40名，在入围的10家中国智库中位居第四。 ——在“四川社科院榜单”中表现不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列“舆论影响力排名”第7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列“决策影响力排名”第9位、“综合影响力排名”第10位。 ——在“零点研究院榜单”中可圈可点。共有7家社会智库入围“智库综合影响力”排行榜前20名，分别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金融40人论坛。 砥砺前行，价值凸显。2015年，我国社会智库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当好“思想库”“点子库”，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智库价值得到体现。 ——资政建言积极有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通过竞争性遴选，获批首批参加国务院部分政策措施第三方评估单位。在《光明日报》评出的10项“2015年度智库研究重要成果（资政建言类）”中，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分别占一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全年共向中央部委提交《建言献策参考》60余篇，有10多篇被采用。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围绕G20、“一带一路”等领域开展前沿研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17项成果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批示。 ——公共外交扎实有效。2015年，不少社会智库发挥公共外交独特优势，有力服务了国家对外工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功举办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此后又举办了第七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首轮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等。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程出席了G20峰会，被官方指定为2016年G20智库峰会共同牵头智库，还主动配合国家领导人访问，同期开展智库交流活动。察哈尔学会围绕“公共外交与和平学”两大领域，成为“公共外交”知名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先后与世界移民组织、亚洲协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等合作举办多场国际研讨会，发出中国声音。 ——聚焦热点主动有为。社会智库在年度最热门的“一带一路”议题中表现活跃。在“一带一路百人论坛”2015年评出的“一带一路”十大智库中，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盘古智库、察哈尔学会悉数入选，占总数的一半。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与30多个国家的智库开展合作，邀聘了84名沿线国家高级研究员，出版了5部专著，形成研究报告及内参80多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就“一带一路”话题展开多轮研讨、实地调研与民间双轨外交，形成多个有分量的成果。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与国家旅游局共同成立研究中心，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为中国政府设计“一带一路示范城市”。察哈尔学会积极研讨传播“一带一路”政策理念，获邀担任“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盘古智库成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中心，调研丝绸之路主要国家及国内段沿线城市。 巧用资源，厚植实力。2015年，不少智库巧妙地采取靠大联强、借力发展策略，有效地扩大了“朋友圈”，夯实了发展基础。 ——巧用政治资源增强发展力。不少智库成功延揽了有影响的离退休官员到社会智库任职，一些智库积极与党政部门开展课题合作研究，赢得了宝贵的发展资源，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中央50多个部委建立了工作关系，盘古智库的学术委员会拥有为数可观的政界学术委员，一些社会智库的负责人还成为政府参事、顾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使得社会智库已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式“旋转门”的主要承载体。 ——巧用学术资源提升专业力。与大学、科研机构紧密联合已成为社会智库克服专业性不足的重要策略，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合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面向全国招收博士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东北大学联合成立“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依托吉林大学—中改院经济政策定量研究中心加强课题合作。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紧密依托中国人民大学，定期针对教授们的科研成果进行智库成果转化。重庆智库与西南政法大学定期联办“智库重庆论坛”。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与上海大学联合申报课题。 ——巧用媒体资源扩大影响力。几乎所有社会智库都极为重视维护传媒关系，注重机构宣传与自我推介。较为成熟的智库普遍建立了自己的媒体运营团队，充分利用报纸、刊物、网站、微信、论坛甚至网络电视等形式，全方位、实时对智库进行传播，智库品牌运作嵌入智库运行全流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察哈尔学会等还开办了中英文网站及中英文社交媒体，向中外受众及时传递声音。 ——巧用公共平台塑造软实力。开展行业公益也是社会智库形塑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如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免费举办“中国智库领导力交流项目”，为智库界人士搭建了高端互动交流平台。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发布年度性《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对中国智库开展自主排名。胡润研究院每年发布包括胡润百富榜在内的一系列排行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挂牌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人才理论研究基地，发布《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蓝皮书。21世纪教育研究院定期发布《中国教育蓝皮书》。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开展党务干部培训、定期发布“中国金融中心指数”等。不足：内外失和短板显，任重道远需努力虽然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智库建设取得不少突破，但总体仍显发育不足，仍处于智库体系的“二线”，群体性繁荣还有待破题。 “依傍型”智库多，纯社会智库少。一些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智库，虽从机构性质上已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许多智库的经费来源也实现了多元化，但仍具有较为浓厚的官方色彩。今年进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的两家社会智库，部分管理高层亦属“体制内人员”。占社会智库很大比例的社科类社会组织以挂靠官方的附属机构居多，人员、经费都能得到政府部门的眷顾，纯粹意义上且走上正轨的社会智库还需进一步扩充壮大。 “亚形态”智库多，规范型智库少。一些社会智库属非实体运作的平台型智库，还有一些是不具备资政功能的松散型学术社团组织。形成一定规模、能自主开展研究、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智库凤毛麟角，大多为“小微型智库”，有些还是“一人智库”。社会智库的概念也存在滥用现象。一些从事纯商业化运作的咨询机构纷纷贴上“智库”标签；一些地方把党委政府研究室之外的智库都通称为“社会智库”；一些地方则仅把研究社会组织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机构叫作“社会智库”。 “吆喝型”智库多，高水平成果少。一些社会智库存在重平台建设，轻内容建设；重宣传造势，轻成果生产；重社会活动，轻潜心研究；重追赶热门，轻专业深耕的“四重四轻”现象，资政建言的智库主体功能体现不够。一些社会智库的影响力，主要依靠表面热闹、能赚人气但资政贡献不大的论坛活动来扩大，缺少精品力作。 “饥渴型”智库多，从容型智库少。社会智库的生存发展仍存在注册登记难、职称评聘难、课题立项难、成果报送难、信息获取难、决策参与难、税费负担重等“六难一重”困难。如很多智库难以注册为“民非”，职称评聘通道狭窄，“说不上话”“拿不到课题”，信息不灵，税负较重等，结果因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筹不到资而惨淡经营。 “粗放型”智库多，科学化管理少。一些智库缺乏现代化运营经验，资源渠道逼仄、组织模式僵硬、产品结构单一，过度依赖政府拨款；一些智库“机关化”严重，官僚化倾向明显；一些智库则正在滑向商业咨询机构，公益性日益模糊。一些党政部门对社会智库缺乏有效引导手段，导致有的智库出现换届年检不及时等一系列问题。建议：力行大道优治理，综合施策谱新篇社会智库思想理念活、竞争意识强、运营效率高，深具市场基因，体现现代智库发展方向，未来必定前途无量，需要认可与扶持。同时，社会智库自身也要加强内涵建设，回应好时代需求。 拓宽通道：强化政策支持。要尽快出台民政部《关于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赋予社会智库公益法人地位，不强求必须有主管单位；对社会智库的决策知情权、决策参与权、智力资本报偿权给予程序性保障；对社会智库的税收优惠、财政投入、职称评聘、人才流动、荣誉授予等进行详细阐述，为社会智库施展身手配好“尚方宝剑”。 走好王道：拿出过硬成果。要聚精会神做好宏观战略研究。以引领性战略方案提供具有启发性的前瞻概念、思路与框架。要专心致志做好中观跟踪研究。在政策评估、预警与纠偏方面填补党委政府政策观察盲点。要脚踏实地做好微观调查研究。持续为党委政府提供客观真实的事实、数据来源，成为党委政府不可替代的第三方信息源。要精益求精做好问题研究。对当下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及时提出于法周延、于情合理、于事简便、于行有效的解决方案。 把住要道：突出领域特色。顺应智库分层化、分众化、分业化发展趋势，遵循智库市场规律，切实从“全能选手”的误区中走出来，找准功能定位，实行错位发展。要从实际出发，善于在专业化细分领域持续耕耘，作全面研究、系统研究、长期研究，做到“专、精、深”，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品牌，打造非对称核心竞争力。 遵循治道：优化内部管理。搭建现代化组织结构，形成功能完善、运转高效的组织体系；建立自己的核心团队，打造一批高素质智库专才；建立精确的选题策划与问题识别机制，搭建供需直通车平台；实施严密高效的项目研究组织管理，确保成果的高质量；丰富筹资模式，融合市场化、国际化、网络化发展趋势有效集聚资源；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提高透明度，赢得更多的支持信任。 掌握力道：加强必要监管。要尽快制定智库管理办法和评价标准，搭建起党委政府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发展的法治框架。要厘清社会智库的边界，依法依规清除乱贴标签的“冒牌智库”，对不符合智库规范的实行退出。善于以考核评估为抓手，完善联络员制度、访谈制度、汇报制度、培训制度，全面掌握发展情况，及时解决困难和问题，有力推动社会智库不断迈上新台阶。
2016年3月24日 -
查道炯：有必要对非洲的外援模式进行改革
2008年10月26日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暨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于10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搜狐财经为您带来现场网络直播，以下是文字报道： 查道烔：我首先要向各位道歉，因为我没有准备一个报告和PPT内容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实际上我来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下中国近些年对外援助的改革，特别是在过去当中30年改革开放的外援改革。我是政府关于外援制度的咨询专家当中非常少的当中的一位。我今年一月份去过非常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告诉我的东西我是不能够对外公布的，我想很多教授都已经提出了，实际上中国经验是不能够应用到其他国家当中里面去的。 我今天主要讲两个问题，首先我对中国外援的一些了解。第二点我要讲讲中国是和其他行业机构当中，促进非洲经济怎样的合作。 第一，关于对外援助，在中国实际上进行了很多的讨论。外援实际上最多占中国政府预算的1%或者不到。非洲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占了亚洲国家外援的40%，10%进了亚太地区，也有30%进入了南美州一些地区。实际上中国的外援数量并不是很大，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是一个秘密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政府只有一个机构，负责外援工作，过去60年代都是这样，因此有很多的官僚方面的问题，而且政府机构之间在谁决定外援分配方面有很多内部的争斗和讨论。所以在公开的场合是有这样不和谐的声音，在内部的地区有这样的不和谐。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斗争的问题，比如说台湾问题，还有联合国的地位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和其他国家的问题，我们经常有这样的说法，他们都说中国都这样富了，为什么你的外援这么少呢？他们有对中国类似的需求。他们把中国的外援和日本其他的外援相比，说中国的外援太少，所以这样对中国来说构成了更多的麻烦。 第三就是能力的问题，很多中国政府官员在接受外援工作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得到政府的授权才进行外援的工作。实际上外援对中国不管是接受外援和提供外援来讲，作用都不是很大。中国外援进入国，是给了朝鲜和越南。这当然和政治密切相关。去年一月份我看了一个项目，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因为这个铁路建完以后就没有怎么用，所以这就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我不认为还要继续这样一个的任务。 对于非洲来说，我们又重新关注了非洲，而日本1993年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在1995年的时候朱镕基认为向非洲投入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所以对外的外援进行了重新的调整。2002年的时候，中国明确表示，中国必须给非洲大陆提供一些贷款。我们只是给他们钱，像具体的比如说给他们用于教育和其他的方面。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第一我认为目前对非洲的外援并没有有效的促进非洲的可持续性发展。第二点，放手不干预，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要求非洲国家改变自由原则。因为中国开放银行提供了长期的利息贷款，而且要求中国参与这些项目。但这实际上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原因，或者说是外援。我认为可以找到有效途径，促进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非洲的复杂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中有一点，非洲问题的最终解决到底是靠什么呢？那就是让非洲的国家进入全球的主流基础当中，一部分是给非洲一些施舍，或者是慈善，应该是让非洲实现国有化，这当然才是核心问题。否则的话非洲就有更多的问题，而且内战将会不断。因此不能是说给非洲一些施舍，让他喘一口气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就这种保持共识的话，我们的核心问题就是避免在解决非洲问题的时候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处理。我去过达尔福尔，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边界的存在，没有边界的概念，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中国欧洲和国际发展研究结构应该考虑采取联合的行动，尤其是处理脆弱国家的问题，这种愿景应该是与共同的立项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能把非洲作为生产力实现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的共同利益就不能实现。我去过很多非洲国家的首都，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财政部和外交部，实际上他们尽管是受到了很多各方面的援助，但是对他们并不是很满意。希望中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能够有这样方面的例子供我们借鉴，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很少，特别是实现非洲这样的一个行业，这样通过一些成功的例子，让非洲真正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产业化的发展。 2006年11月份的时候，在北京我们有一个中非高层论坛，28个非洲国家领导都来到这里开会，其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大的研究项目，就是在五个非洲国家建立工业园区，其中一个是在埃及，很快就要上马了。之外，我可能说得有点太局限了，如果要让我做一个小结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要建立机制性的和其他的办法，使得各地相关方能够让非洲有一些积极的变化，而且让其他的一些非洲国家看到这一点，这样他们也愿意加入其中。这就像世界银行在1989年之后和中国合作一样，这样的话给非洲树立很好的样板。我在这里只是做了一个介绍，如果是大家坚持的话，我可以把我所讲的东西写成一篇论文提交给大会，如果你们坚持的话，谢谢！ 文章选自搜狐财经
2016年3月23日 -
查道炯：东盟可以既与美国结盟又与中国结盟吗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查道炯撰文指出，在安全关系方面，必须留意各国对局势评估的差别和不安全感的来源。有人认为，东盟国家既可以与美国结盟，换取美国的军事保护，借此获得安全感；同时又可以为经济发展与中国结盟。这个理论听似聪明，而且可能极有吸引力，但却是错误的。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有意。 1991年7月，中国与东盟首次正式对话，当时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以磋商伙伴的身份出席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自此之后，中国与东盟之间已经发展出多层关系网络，覆盖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所有范围。 2003年，双方在2003年发表《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标志双方的良好关系达到高峰。而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时，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倡议与东盟携手建立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各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制订蓝图。 中国支持促进东盟和成员国更繁荣、更强大，并加强东盟在区域合作方面的核心地位。而2015年成立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协议又是另一个里程碑。 中国- 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晤早前于北京举行。这是各相关国首次举行此类会晤，也反映中国欣然接纳“东盟式”的安全对话与合作。由于防务安全可说是中国与东盟之间最后一个需要制度化的重要领域，所有11个国家应该借助此次机会，同意定期举行部长级防务磋商。 在安全关系方面，必须留意各国对局势评估的差别和不安全感的来源。有人认为，东盟国家既可以与美国结盟，换取美国的军事保护，借此获得安全感；同时又可以为经济发展与中国结盟。这个理论听似聪明，而且可能极有吸引力，但却是错误的。 首先，这个理论贬低了东盟成员国的相对实力。例如，东盟成功让非区域性国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当中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这就足以证明东盟拥有不容忽视的力量。换句话说，东盟拒绝任何国家为其作担保。 其次，东盟地区的和平对中国追求和睦的外在环境极为有利。双方都从冷战时期地缘战略的分界明白到一点，即建立军事或意识形态阵营根本不能带来安全感。有预测指中国将成为东盟地区的威胁，然而中国曾参与由联合国组织、解决柬埔寨和东帝汶内部冲突的调解行动，这应是反驳此说的有力依据。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项目日益增加，为中国带来显著的好处，包括不用再担心东盟会变成反华联盟。证明自己是个威胁，对中国有何好处？ 最后，东盟地区没有任何资产可以引致中美两国之间发生冲突。有人猜测，国际运输航线（尤其是马六甲海峡）的通行权会是例外。如果中美的竞争激化到需要拦截来回两国港口的商船，为何他们一定得选择马六甲海峡一带呢？此外，在那里进行任何行动可能会导致沿岸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采取自卫行动。最重要的是，该海峡连接了世界各地的经济体。如果把此区当成处理双边分歧的战区，没有国家担当得起后果。总之，中美两国基本上不可能把它变成“阻塞点”。 那么南海呢？领土主权的争议对中国和东盟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和所有成员国代表的确于2002年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也已经同意与成员国磋商“南海行为准则”。然而，各国的最基本共识是同意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而且不能让非相关国对领土主权的核心问题有发言权，以免争端变得更加复杂。 这并不代表海洋问题不能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认可议题。事实上，中国和东盟对确保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几乎意见一致，对海域和空域作非军事用途的规矩和准则也几乎没有任何争议。因此，航行自由得到保障。 当航行自由的原则被应用到海上军事用途时，其实仍然具有争议。有些国家以“海上自由”来支持他们声称专属经济区（EEZ）是公海向内延伸的说法。与此相反，许多沿海国视专属经济区为各自领海向外的延伸。他们对于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权出现纷争，而且也随着基线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各国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达成协议：专属经济区既非公海，也非领海，而是自成一类。 中国与某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坚持有权管豁外国军队在其专属经济区和领域所进行的活动，但东亚国家对此没有统一立场。同样地，多年来中美之间的事宜一般都不牵涉军事行动，而是涉及在中国专属经济区范围内的美军测量船或侦察船。军事测量容易出现问题，因为即使情报活动可能只是为了军事目的，但这些数据可能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因此与其权利（资源）和责任（保护海洋环境）有关。 要解决东亚专属经济区内的权限问题，尤其当中涉及军事行动时，必须采取互惠互利的原则。依照国际法将此问题视为国际公共利益，这种做法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须的，但仍不足以维持良好秩序。 各方必须就法律问题达成协议，加强地区海上安全，但这个过程必然旷日持久。无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文有多少种解读，但无论如何，鲜有政府能够改变自己的公开立场。同时，我敢说，在东亚地区内，虽然各国也在海岸巡逻和扩充武器装备方面互争长短，但没有任何一方能承受首先开火的后果。换言之，避免冲突很可能继续成为游戏规则，我们评估亚洲地区海上安全的程度时也不应夸大危机。 因此，要拓展海上安全合作，应从加强非军事用途的安全领域入手。这应该包括长期合作打击抢掠和攻击船只的海盗，并合作起诉违法者。在打击海上跨国罪行方面，东亚国家应以打击非法贩毒的经验为先例：一个国家可行使司法权起诉罪犯（不论其国籍），而不会受到他国阻止。 商船穿梭于各个海域，其航行安全也是另一个可加强区域合作的范围。各国应视之为国际公共利益问题，互相敦促和协助，无论通过的船只挂着哪一国的旗帜，都为其提供安全航行措施。 商务客机大部分都需要飞越海洋上空，这同样是公共利益的问题。我建议东亚地区进一步合作，包括对所有越洋商务客机实行实时追踪机制。马航MH370灾难的初期搜索行动带出了一个教训，就是发生事故后国际间应自动合作进行搜救。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逐步建立，加上中国及其他区外经济体加强在东南亚的投资，可以预料航机载客量将不断增加，加强合作以提升区内的航空安全也事在必行。 渔获是大多数东亚人民的重要食物来源。出于习惯，渔民会随鱼群迁移而改变捕鱼地点。各国在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执法，这毫无疑问是国家主权，必须受到尊重。因此，受影响的国家应该就地区安全达成共识，定下彼此均认同的底线，以人道立场处理涉嫌越界的渔民。 鼓励各国国内相关业界的合作也有助保育海洋天然资源和海洋生态系统。若有本地业界人士参与，国家间合作的条款和承诺会更为有效。事实上，本地业界人士和非政府持份者可以向外交政策机构提出合理又可行的合作建议。 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推行国防合作建议的程序，一般是先提高关注，再提出新的机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制定双边援助机制，以提高处理能力。此外相关国家之间也必须保持友好关系，并推出一系列计划。东亚地区已经走过了漫漫长路，有能力维持总体安全水平。东盟的包容原则在过去起了不小作用，也应继续指引未来的发展，中国与东盟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背后的理据也在于此。本文选自和讯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3月23日 -
查道炯：亚洲价值观最终要落实在提高亚洲人民生活水平上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查道炯在“圆桌论坛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上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主持。 国内这些年提出TPP不符合中国价值观，离中国较远，其中一个核心点，就是TPP里要求集体谈判。回想一下，2009年，国内批判TPP的声音里说这是动摇了我们社会主义执政的根基，怎么可能在工会之外允许工人另立工会。特别是劳工，这岂不是要另立新党，弄得很严肃。经历这么些年我们的认识也在变化，价值观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它是经书里来的，特别是宗教里头。刚才金老师讲的国际政治，人为什么而活，经书里是有的，也不可能由一个宗教来统一所有其他的宗教。有一些矛盾是正常的。 第二，不进入经书也不进入学者的讨论，大家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比如一些中国游客到香港，在国内妈妈让孩子在马路边上方便大家也就最多捂着鼻子，但香港不接受，这就有价值观。泰国的寺庙里不允许随便洗手洗脚，这就是价值观。这存在不同社会里，不管他说什么语言，不管什么政治体制约定俗成的。 第三，作为一种决策的指导，决策的指导里分内政和外交，这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或者为了证明自我文明或执政道路是正确的。我来之前做了一个有意思的跟踪。1994年，新加坡把一个美国青年，14岁打了鞭型，因为这个青年偷了新加坡的公共设施，而且在一个汽车上涂鸦了，给他鞭刑了六下，当时这是新加坡和美国之间的一大争议，因为这个事儿在美国不是个什么事儿。体现下来就是价值观。今年3月7号，有两个德国的青年在新加坡的城铁车里涂鸦了，新加坡把这两个追捕了，这两个德国青年住在澳大利亚，追到马来西亚把他追回来了，一个21岁，一个22岁，还是给他判了监刑和鞭刑，没有引起很大的国际上的争议。当然对新加坡来说，这是它的价值观，一以贯之。我们的意思是有争议，但看看争议是什么，在多大范围内。 第四，不管你的价值观怎么说，怎么做？刚才邱老师说的，中国是不是要扛这个大旗，外交上所谓奋发作为，来个新的模式，亚洲新模式，亚洲价值观，我想他们讲的是这个意思，回答也是一样的，不要举这个旗，尽管不举这个旗，海外也会有它的评论。因为原本他对文明的理解、对交往的理解就是不一样。 对我个人来说，看亚洲价值观基本上是三个结论。 第一，亚洲价值观，要不要在之前把它简化为中国模式、外国模式，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或者在后面有一种洋洋得意，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或者一种复仇。 第二，对内对外都需要解释，但这个解释的时候往往会引起误解，比如说“亲诚惠容”这四个字，周边的国家不是一般的害怕。什么叫“亲诚惠容”？你要跟我亲就亲，你说你有诚意我就非得接受？我们是平等的，凭什么要你来优惠？你容忍我，你容纳我？这回到了朝贡体系，我本人做的调研更多的是在东南亚这些国家。我们讲的另外一点，远亲不如近邻，在博鳌的会上就有同事问我，什么意思？你离我远一点，就有点亚洲成了亚洲人的了，跟我没事儿了。这种解释，可能中国人的用词，是有道理的。但在另一个语境是容易引起误解的。 第三，终究价值观作为一个话题，它会是众多的国际事务里或者治国理政里会有上升会有下降。但现代工资集体协商（我们不叫集体谈判，名词有所变化），更多的是把这个落到实处，让农民工开始集体协商工资，远远比由各级官员当官为民做主去给农民工讨薪要钱要好。所以，价值观的讨论不能停留在外交官的你说我、我说你，落在学者说的层次上，最终要落在行动上。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好，来华工作人员的待遇搞好，到国外经商，把我们老百姓的利益在大家都认可的平台上更好地交流，落到实处。 最后，利益共同体到底是什么，还说不清楚，而且不科学。共同体不是说说而已，欧盟、东盟叫共同体，共同体必须可操作。亚信会议的讲话引起国外那么多的评论，就是因为有些话说过头了，或者很容易引起误解，这不是外国人蓄意的。这不能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奋发有为的方针指导之下创一些新词，自己内部动员。 第二句话，现在的局面没有那么糟糕，也就是说亚洲的安全，坚持一条底线，不要把亚洲、东亚搞成中东和阿拉伯的翻版，相互之间打或在外面找代理人来打，这个底线说清楚是可以接受的。这是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也就是不要在中国家门口生事儿。说白一点，亚洲不可能成为中东、阿拉伯地区。 第三句话，我自己看，“一带一路”的论证下提出这五个相通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你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后面能不能做成事情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总之，有一种担忧。作为学者，我们现在太急于创造新名词，新表述。我觉得建设共同体把这几个相通做好了，而且这几个相通也是外国人能听懂，大家认同的东西。（注：以上发言根据CCG主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23日 -
【21世纪经济报道】世界移民报告：新经济中心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移民
3月17日，国际移民组织（IOM）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简称“报告”），该份报告是国际移民组织世界移民报告系列的第八本报告，主要关注人口迁移如何影响城市发展以及移民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澳新措施规范外来投资 作为投资移民的热门国家之一，澳大利亚3月18日出台了新规定。该国国库部部长斯科特·莫里森发布声明，宣布从今年3月31日起，所有州、领地政府的重要基础设施资产须经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委员会（FIRB）正式审查方可向外国投资者出售。 他在声明中表示，推出新措施的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外国投资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的重要资金来源。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须修改以前的规定，以规范外国投资者收购重要资产的行为，确保外国投资者不违背澳大利亚国家利益。 声明中还指出，3月31日起，其他几项措施也开始正式生效，如外国投资者要上报税收，以确保在澳大利亚按时缴税；加强澳大利亚国税局权力，严格处罚偷税漏税行为；外国投资者购买的农业用地必须在外国投资委员会登记等。亚非中小城市吸引力大 与之相对的是，在世界移民报告中显示，亚洲和非洲飞速发展的中小城市，在未来将会吸收全球绝大多数城市新增人口。“移民目的地呈现全球分散化，新的增长中心位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移民目的地已经呈现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变化，现在南-南移民越来越普遍。”国际移民组织总部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部主任海克尔说。 随着全球范围内新的迁移目的地的出现，移民流动的地域正在发生着改变。除传统上从发展中国家到北美和欧洲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之外，东亚、南非、巴西和印度等快速发展的新经济中心也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移民。发展中国家作为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也正在成为移民接收国。在华外国人口量增多 据了解，虽然中国的外国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但仍有所增加。随着跨国公司落户城市，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员工被派遣到中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籍专业人士，从2000到2013年间，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增长了超过50%。由于中国的城市发展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及投资、创业和就职于跨国公司的机会，越来越多移居国外的中国人选择回国发展。中国城市为吸引海外人才也竞相出台了各种奖励政策。 “我认为外国人口通过投资移民中国的数字是在缓慢增长的，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我能肯定的是，更多的中国人通过投资移民去其他国家，该数据应该增长得相对较快。”国际移民组织驻华联络处主任李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政府可以改变相关政策以便于外国人口通过投资移民到中国。(编辑 赵海建)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3月22日
2016年3月23日 -
【南华早报】China lacks diplomatic talent at global agencies
China needs to expand its pool of diplomatic talent if its growing global clout is to be matched by its presenc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observers say.China’s influence is rising around the world but it still accounts for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of staff at international bodie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Observers say this is partly due to a shortage of Chinese candidates with extensive diplomatic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despit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studying overseas each year.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take steps to identify and develop a pool of talent, they say.Officials said less than 3 per cent of employees at maj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were Chinese. For example, only about 200 of the roughly 10,000 people employed at the World Bank’s headquarters and country offices are Chinese, according to a finance ministry source who worked for two years at the lender’s Office of the Executive Director for China.The U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says it employs about 3,200 people worldwide, but only about 50 are Chinese, ?according to Niu Dun, China’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at the agency.“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we’ve never been so deeply engaged in so many global issues as we are now, neither have we been so close to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stage,” Niu, a former deputy agriculture minister, said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annual legislative and political advisory body sessions in Beijing. “But no matter how good a policy we have, above all, we need a team to realise our goal ... It’s an urgent issue and also a long-term task.”He said the main problem among Chinese candidates was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ven though someone has some diplomatic experience and speaks a foreign language well, it’s very difficult if he is incapable of discussing professional problems,” Niu said.Observers said this wa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Chinese staff were in entry-level positions at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The finance ministry source said most of the employees from China at the World Bank were consultants and few assumed positions at or above the level of director. “For senior positions in inter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we have seen more Chinese faces in recent years, but that was more a result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he said.There has been a fourfol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overseas in recent years, dramatically expanding the potential pool of future diplomats and experts to work at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About 460,000 Chinese students studied abroad in 2014, compared with 114,700 a decade earlier, according to data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Wang Huiyao, director of the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the Centre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said the lack of qualified Chinese candidates available to work at international agencies was a serious problem.Wang said one of the big barriers for overseas-trained applicants was passing China’s civil service exam.Most Chinese employed at major international bodies are mainland civil servant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ires most of its employees through an annual civil service test and interview.“For overseas returnees, a different knowledge structure makes it hard to pass the test. This should be changed,” Wang said.Wang said the most common way for Chinese people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 to go into government was by first teaching at a university and then impressing the authorities with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We could have a special test for such people and we should rely more on interviews and other ways in selection,” Wang said.Niu said he was now hiring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Italy as part-time workers at the UN to cultivate future staff for his office in Rome. “This way these people can deal with agricultural diplomacy while studying at college and when they graduate, if qualified and willing, they can stay for a job here,” he said.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2016-3-18
2016年3月23日 -
郑永年：中国智库的九大问题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导语智库需要有影响力，但是有影响力不是第一要务，而应该是说真话，不管听众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在3月19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直言当前中国智库存在着知识道德化、金钱化、娱乐化等九大问题。 在这节题为“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智库”的讨论中，郑永年详细分析了中国智库存在的九种现象： 一是知识道德化。做政策不强调可行性，而是单纯强调道德制高点。 二是知识权力化，有权力就有知识； 三是知识金钱化； 四是知识名誉化，“研究成果都希望领导批示一下”。 五是知识神秘化，出现巫术崇拜。“在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出现解释不通的现象，就会说是阴谋。知识领域没有阴谋，只有阳谋”； 六是世俗主义宗教化，“很多主义都是需要加以分析的，但现实是无条件崇拜”； 七是社会讨论意识形态化。“比如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很多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所有东西都绑在一起讨论”； 八是知识娱乐化，过度依赖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确实是好的工具，但是导致人们越来越不能深入、理性地思考； 九是知识虚假化。 郑永年认为，智库需要有影响力，但是有影响力不是第一要务，而应该是说真话，不管听众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附录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最新两本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对中国学界的现状及发展也做了深入的探讨。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然需要大量的智库，而且现在好像有几千家的机构自称为智库。但我是比较悲观的，我们搞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这个智库，还是因为我们想做个新型智库，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 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比较独立客观。我以前写过文章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见得一定跟政府有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 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要搞好智库，独立观察与客观是最重要的。具体来讲，比如机制的设计、政治环境、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和文化问题等。美国的智库跟欧洲不一样，欧洲各个国家之间也不一样，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客观性都是普适性的标准。怎样做到客观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目前也正积极探索。 中国目前的智库虽多，但很多都是有库无智。2013年在北京开了个全国智库大会，大家就谈怎么对政府产生影响力。我认为智库不能老想着怎么产生影响力，只要我们能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自然就会有影响。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接近现实，即使政府不认同，最后还是会有影响。因此影响力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智库应当追求的东西。 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们首先要问价值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就是没有理性的东西，是乌托邦。智库的任务则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这个价值，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智库可以告诉执政者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至于选择哪条路径，则由政治人物来决定，我们也无法干涉。 具体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励民间智库，让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点也没问题。其次，要给它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大家进行理性的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性争论的空间就没有理性的共识。 不过我的担忧还是在知识界自身，我觉得中国知识界不成气候。政府并不会限制你怎么想，只要你能客观地反映问题。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缺少独立、客观研究问题的传统。 郑永年在2015年12月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谈到：“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 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 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 of 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 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 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 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 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文章选自财新网、共识网
2016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