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不要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

【年关将至，有关经济下滑的论调依旧不歇。12月18日-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会议重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为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当日，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罗思义发布长文，深入分析供给侧改革。罗思义认为，供给经济学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眼下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需要从供给侧入手，打破西方“凯恩斯主义”的困惑。在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谨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眼下经济陷入困境主要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的不作为，无法将经济潜力释放出来。同时在经济层面要注意过度金融自由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发展中小型企业。提及经济学界热议的供给侧改革，郑永年认为，这种改革不仅指经济层面，还包括制度层面的供给和重新。尽管困难重重，郑永年对中国经济依旧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发展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本文是郑永年教授在2015年中信线上年会的分享，经授权观察者网全文刊发。更多详细内容见郑永年新作《中国模式》、《未来三十年》（中信出版社）。】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根据我自己到中国各地考察的结果，我是觉得下行压力甚至比我们预期中的还大。我们把它称为“新常态”，当然是比较正常的。从一个高达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下行到现在的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常态。那么为什么说中速呢？就是针对中国自己以前高达两位数的增长来说，是中速增长。但是如果跟世界其他国家来比较，无论是欧美的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很高速的。新常态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对这个新常态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所谓的常态，那就是稳定的增长，如果说我们以后十到十五年，能达到一个人均6%到7%的增长，那么我们有望进入一个高收入社会。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困难，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以后，一百三五十个国家里面，大概只有十几个国家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还是中东石油、能源类型的国家。除了这些能源类型的国家之外，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成功避免了这个陷阱。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呢？我举个例子就很清楚了。东亚社会中，日本、亚洲四小龙是高收入社会，而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这些国家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当然，低发展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很多，像柬埔寨、老挝、缅甸，这样一些国家一对比就非常清楚，这些经济体所面临的困难大家也是看得很清楚，不用多说。高收入社会往往是政治比较开明、开放、稳定，政府比较清廉。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就是腐败非常流行，社会不稳定，经常出现暴力。所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必须逃避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他最担心的就是两个陷阱，一个是国内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避免。一个是国际社会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不要和世界大国搞竞赛，尤其是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要在五年之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概念很清楚，明确具体的规定今天我们的人均GDP已经是7800美金，五年之后要实现人均GDP12000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年必须达到6.5%的增长，人均GDP才会达到12000美金。另外一方面就是扶贫，中国现在统计贫困人口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标准，农村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城市还有一千多万的贫困人口，这是我们自己的标准，人均1.5美元/天的收入。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规模更大，因为根据国际标准是2美元/天，如果这样算，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所以从这个社会结构里看，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还是很少的，社会底端群体还是太大。我们提出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我自己的理解，全面小康社会也就是我们执政党的中产阶级社会的概念，因为中产阶级概念可能比较敏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全面小康，或者中等收入社会，意义上是一样的。如果不能改变这个情况，从长远来看，中国可能会像其他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面临社会的不稳定。不要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这个目标确定了，那么怎么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人均GDP从现在的7800美金到12000美金？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现在我们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第一个百年的目标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是到本世纪中叶，把自己提升到一个高收入社会，我觉得那个阶段比较困难一点，比接下来五年还要困难一点。虽然现在经济下行，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很的悲观，也有好的方面。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非常重要。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家如果去其他国家，哪怕是欧美发达国家去旅行的话，会发现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可能是世界上一流的。第二，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这些是世界上少有的，现在大家一般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制造业基地，光是珠江三角洲就是这样一个基地。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化，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很难发现，包括印度，如果今天我们去印度看看的话，大家就会发现他们的基础设施不行，更没有大规模制造业的基础。第三，中国的基础教育实在是做得非常好了，人力资源这方面还是没有问题的。从文化上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中国有传统几千年的商业文化。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这些都是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这还是非常重要的。西方也有这个讨论，为什么早期发展的发达国家都是新教伦理圈，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经济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五个经济体竟然也会成为高收入社会。中国当然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心。尽管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反文化的运动，但是随着中国文明的自觉，文明的复兴，中国越来越像传统儒家文化圈的经济体的国家。当然经济学家是不太重视文化的要素，因为比较软，但我觉得还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长远的影响。从一些微观经济形势来看，也有好的地方。中国已经很快开始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向内部消费经济体的转型，一个明确的事实就是，习近平十八大反腐败以来，政府部门的消费，也就是“三公”消费，现在几乎是非常小。现在不仅政府部门自己消费减少了，政府跟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总体来说，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提高很快，这表明民间的消费增加的很快。第二方面，就业市场还是不错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以前人口基数很大，发展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甚至从各个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就业市场是他们最担心的。温家宝总理那时候提出保8的口号，担心的就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会产生社会不稳定的问题。现在尽管经济下行，但就业市场还是有改善的。第三方面，新兴产业也在兴起，尤其是服务业最近几年兴起得非常快。我们现在感到比较悲观的就是有些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不作为，特别是房地产，因为以前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做了很大贡献，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当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过去了，所以造成了以前的钢铁、水泥等这些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大家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看看，会发现低端制造业发生了很大问题，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很多产业开始从中国往周边其他国家转移，这也是很正常的。当然还有农村这一块，待会儿我们可以讨论农村新的发展动力在哪里，农业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但农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好好考虑的。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潜能是非常大的。什么潜能呢？就是习大大所说的从中国传统的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我们如果能正确理解质量经济一说，中国的经济潜力非常大。中国的消费者要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甚至买大米等农业产品，现在中国实际上是日本、韩国、台湾农业产品的最大外销市场。无论是电饭煲、马桶盖还是农业技术，我们是有的，中国是很容易做出来的，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当然如果要做欧美的那些名牌服装、名牌包包，可能需要很长的历史，但是技术类型的这些产品，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做出来的，只是我们不够重视，这是产业升级的问题。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政府提出来创新，怎么通过创新来触动下一步的改革？一般理解，好像创新只是一个技术的创新。我自己觉得，我们不能把创新狭义理解为技术创新，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最近李克强总理也讲到这一点，我也非常赞同，他把制度创新也包含到创新里面，是创新的一个方面。最近提出的供给侧改革，英文是Supply-side。但是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仅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供给，当然这也很重要，我刚才举的技术供给例子，中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但是提供不了技术，所以通过技术的供给来发展经济。不过我觉得，这个供给更需要制度的供给，要提供新的制度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供给侧改革实际上跟邓小平早年提出来的，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的既得利益的阻碍，这个思路是一样的。中国的改革从邓小平开始，都是通过培养新的利益来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老的利益就是既得利益。要是在没有新利益的情况下，要改革既得利益，突破旧利益的阻碍，也是很难。你要改革老的利益，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谁来承担？所以在体制外培养新的体制，培养新的利益，对旧的利益和旧的体制构成压力了，这些旧利益、旧体制就可以去改变自己。同时新的利益也可以消化因为改变老的利益而带来的成本。供给侧改革的提法非常好，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没人干活，潜力没法转化成实际增长具体来说，我们回到经济改革的领域，过去30多年，基本上中国改革的动力在于五个角色，我把它简单称之为一个中央政府加上四条腿，这四条腿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这非常重要，基本构成了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我是学政治学的，大家在讨论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时候，不要太抽象，一定要看谁在做，这非常重要。很多人都不讲这一点，经济学家光是强调经济潜力，这是不够的，怎么样把经济潜力转化成实际的经济增长？要有人来干活，没人干活，潜力还是潜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经济发展的潜力，哪怕是印尼、菲律宾，还有一些非常差的国家，经济发展潜力也是很大的，但是因为不同的制度，或者缺乏有效的制度，缺乏有效的经济角色、经济主体，他们很难把这些潜力转化成实际的经济增长。中国今天出现的情况，也是这样。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的？从中央的角度来说，用重新集权的方式进行了顶层设计，现在已经完成了。十八大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推出来的两个决议，加起来也有500多条改革方案。2015年年五中全会制定的“十三五”规划，我把它理解成行动纲领。但问题是，其他四条腿现在不太作为了，我们今天客观地看一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这两条腿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民营企业除了互联网这一块还可以，其他方面也不是那么有作为。外资方面我们发展还是比较平稳，但是外资要有很大的增长也很困难。我们批评李嘉诚，实际上李嘉诚的心态也是很多外商普遍的心态。这四条腿现在不作为，就产生了很多问题。五大原因导致不作为为什么他们不作为呢？简单说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现在还没有从重新集权转型到重新分权的状态，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分权，十八大以后的集权完全有必要，我自己也做了很多论述。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像习近平所说的好吃的肉都吃完了，要啃骨头了，就要有点权力。顶层设计需要权力，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也需要权力。但是在这样一个集权目标已经基本达成的情况下，要重新分权，要把权力重新分配到那些经济角色、那些改革者手里面，地方政府也好，官僚机构也好，让他们去作为。如果他们没有权力的话，就很难作为，就需要分权。第二个原因，反腐败很重要，但是反腐败过程中，地方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反腐败到了地方，大家就演变成互相举报，很容易造成人人自危，不能专心于做他的事情。第三个原因，今天中国民粹主义的情绪有点高。民粹主义表现在民间社会仇富、仇官的心态，我发现现在政商关系发生了很大的问题，一个企业家需要找一个政府官员，要吃顿饭，谈点事情，非常困难，企业家、政府官员完全是两个群体。这需要我们正确的理解，因为政商关系做不好，就很难发展经济。因为国家经济还是靠企业家这个群体来发展的，如果政府不能处理好和企业家这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随着形势的发展，政府越来越不是经济主体，而是治理的主体。第四个原因，政府方面本身也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前国有企业走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国有企业老总工资那么高。但是现在一下子把他们工资减得那么低，从以前的上千万减到不足一百万，那么就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国企也不能市场化，现在强调任何改革需要法律基础，但是从实践中看，我们任何改革都要突破现行法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法律基础，就很难干。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和地方政府很多官员交流的时候，说我们现在强调主要领导对重大事宜要负终身责任制，但是规定又不太清楚，终身责任制是什么意思？我不能保证我做的事情百分之一百是能成功的，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很担心终身责任制，是不是我退休了以后，出了问题，还要重新把我抓回来，大家很担心，这就导致了大家不作为。经济层面需要纠正的几个错误经济政策层面，也是有一些问题需要纠正，有一些错误的认知。这是我自己的观察。第一，金融自由化很重要，金融自由化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方案，但是我们现在过度金融化。很多省的实体经济下行，但是金融经济在上升。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发展的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如果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反而使得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不起来。因为本来金融自由化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实体经济，但是因为金融这个部门太能赚钱了，大量的钱反而从实体经济转向了金融经济，这个趋势我觉得是不健康的，是不好的。第二，我们有些领导对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困境判断不准。一般认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是因为缺少资本，当然很多中小企业发展确实是缺少资本，但也有很多中小企业发展不是，主要是缺少投资空间，而不是金融。实际上，中国现在是资本过剩的国家，即使在国有银行拿不到钱，但是如果这些民营企业能找到很好的投资空间，他们投资并不是很困难，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通过引入外资来做。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有企业改革还要深化，因为国有企业现在自己不作为，但大量的投资空间还是被国有企业占领着。现在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出来了，分成几种，一个是商业性的，就是竞争性的，一个是公共服务部门，一个是垄断方面。如果是公共服务部门和垄断方面，国有企业还可以继续大作为，要做强做大。我觉得竞争性方面，国有企业应当退出来，把大量的投资空间让给民营企业，这是一个需要改革的方向。但现在很遗憾的是，大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些想法不正确。企业就是企业，国有企业就要赚钱，不赚钱就要倒闭。现在有一些思想不解放的或者比较左的人，往往把国有企业跟国家命运、跟执政党命运绑架起来，这不是好现象。一家、两家、三家国有企业倒了，国家不会倒的，执政党也不会倒的。所以我们觉得把这个东西不要过分的意识形态化。另外一个需要纠正的错误是，大家一直在谈互联网+的问题，我觉得互联网+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领域确实是互联网+，像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他们是互联网企业，要思考的是通过互联网可以加一些什么。但更多企业是什么东西加互联网，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这几年我们强调互联网没有问题，但是好像已经被创造出一个互联网乌托邦经济，我个人不认为互联网真正能成为中国的经济体。包括马云他们在做的东西，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一种销售，本身技术含量并不是很大，只是一种管理的方式。互联网很重要，但不能取代实体经济，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下一步要从中等收入走到全面小康、走到高收入的经济体，更重要的还是要继续发展实体经济，这一点大家不要被误导。下一步应制定“改革促进法”，允许试错下一步怎么走呢？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也是很清楚的。我想提几条。第一条，我们要分权，要把权力分到改革者手里，要大规模分权。第二条，要节制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要少一点，大家要走向法治，反腐败也好，各方面也好，都走向法治。工资水平要走向市场化。第三条，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非常重要。我经常去广东，在广东比较一下深圳、东莞、广州这三个大城市。深圳是全国最能创新的城市，和上海比较也好，和北京比较也好，深圳是最强的。这些城市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大家都是一样的体制，为什么深圳能创新？就是靠地方政府的创新机制，这非常重要。另外，企业跟社会的创新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企业跟社会不能创新的话，光有政府创新，也不行。到深圳去考察一下，地方政府跟企业、社会，三者都是互赢的游戏，大家都充满了创新的动力，大家有机会应该好好去考察一下深圳的做法。我最近也在提倡中国能不能制定一部改革促进法，或者改革推动法。改革缺乏法律基础，又要负终身责任制，那怎么样呢？使得好多人不敢作为了。我们应该制定一部改革促进法，把腐败跟改革过程中的试错分开来。因为改革一定要有试错，不让他试错，那怎么改革？人不是上帝，没有人可以保证我做的事情百分之百能成功。但改革中的试错不是腐败。行政过程要公开透明，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错误，也不是腐败。把好多东西分开来，如果能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500多条改革，我们要改什么，这些改革需要哪些法律、法制条件，我们制定一个改革促进法或者推动法，下一步就可以把中央政府跟下面的四条腿，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重新调动起来。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这样五个角色合力，能把中国经济从现在的7800美元上升到五年以后的12000美元，再经过十来年时间能达到今天台湾、香港的水平。我相信，邓小平以前说的，要在下世纪中叶，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互动环节】您在采访中提到“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好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民主会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政体。”比如，波兰20年改革历程表明，短期内民主政治可能会给经济政策的制定造成很多困难。您认为，中国目前具备民主改革的条件吗？郑永年：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今天我讲经济，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专门就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讲一下。我的书里面强调过，民主是有一定的条件。其实任何社会都可以民主化的，只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理性的民主，还是劣质的民主？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光看到了欧美比较好的民主，但是忘掉了拉丁美洲、亚洲好多国家的那些劣质民主，像菲律宾等的民主能怎么样？我一直主张中国改革三步走，先经济改革，接着是社会改革跟制度建设，然后再政治开放。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这一步，当然也可以像西方那样进行民主投票，这很简单。我一直强调，人均收入一千美金的投票，跟人均收入一万美金的投票，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均一千美金的投票，可能选票是不值钱，一块肥皂、一盒火柴就打发掉了，一万美金的话，这些方面的腐败就少。我自己觉得民主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想一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我为什么那么强调先经济改革，然后再社会改革，然后再政治开放呢？就是为了中国能实现一个比较好的民主、优质的民主，而不是说像其他一些亚非拉国家那样比较劣质的民主。具体说来，东欧的历史其实也是很好的例子。你去看一下东欧民主的文献会发现，东欧刚刚开始民主化的时候，大家感觉到非常开心，但是看现在这几年的文献，现在他们谈论的右派激进主义，美国也好，法国也好，西班牙也好，东欧很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情况，像匈牙利，中国20世纪80年代要学的榜样，现在民主化以后，右派的专制又开始了。以前我们非常熟悉的科尔奈，他的作品也讲了这个问题，可以供大家反思。当然像波兰抱怨西方答应得好好的，能给他们提供很大的经济援助发展，但是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还是把地缘政治看得远远比民主重要。所以民主要发展得好，还是要依靠内部的动力，如果要依靠一个外在的动力来推动民主，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案例。除了二战以后，美国占领日本、西德，这两个民主比较成功之外，还真的找不到能用外力来推动民主比较成功的例子。到最终他不会关注这个国家的内部怎么发展，而关注他自己的地缘政治，肯定是第一位的。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有足够的认识。您刚刚提到我们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我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就是一种依靠投资增长的发展阶段，这是发展的必然过程，超越就是要在投资增长边际效用下降后找到新的增长方式，您觉得是这样吗？郑永年：我们现在说投资、消费、外贸，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增长的所谓三驾马车。但是现在消费重要起来了，并不是说投资不重要，投资还是非常重要，只是说这三个方面，尤其是投资和消费之间要保持一个平衡，中国投资领先于消费，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投资就没有发展，就没有消费，先投资、后消费这是正确的。当投资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中国现在的程度，就要注重消费。因为投资过度了，产能过剩了，也会影响消费的问题。外贸也是一种消费，外贸只是说你生产的东西、投资的东西让外国人消费，不是本国人消费。现在外贸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只能是转向内需。中国投资还是很需要，但要看什么样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很大规模了，已经差不多了，大家不要再往这方面想。技术投资非常重要。我个人觉得，中国下一步的投资，一定要从经济性投资转向社会性投资。社会性投资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还没有社会投资这个概念，西方是有的。什么叫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就是对社会政策的投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些都是社会投资。我们现在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决策界的很多人，还是把社会投资看成是消费，这不是消费。我们现在说消费，消费就要有中产阶级，在西方，消费跟中产阶级基本上是同义词，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中国为什么消费增加不了？就是因为没有中产阶级，为什么没有中产阶级呢？就是因为我们投资不够。我们现在的居民，大部分的钱都要花在小孩的教育上，花在住房上，都是房奴、孩奴。我们也缺少充分的医疗保障，一家人如果一个人生了大病，可能会倾家荡产。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一是做不大，二是没有制度基础，这就是社会投资不够。下一波投资是什么？我们老龄化现在非常快，是可以看得见的，为什么我们不多造一点养老院、医院呢？我们现在改变二胎政策了，为什么不多造一点幼儿园、医院呢？这些方面的投资，实际上也会大量消耗产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产能过剩就讲“一带一路”，当然“一带一路”是当下很需要的。如果我们把很多产能用于社会投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下一阶段，中国不仅要搞社会建设，还要把很多社会投资做起来，这些社会投资就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在这方面还是要继续解放决策者的思想，我们基本上现在把社会政策简单地看成西方那样的福利社会。我觉得社会投资不是福利社会，现在很多领导干部还是把社会投资看成是福利社会。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到西方福利国家那一步，投资是必须的，没有社会投资，经济很难可持续发展。您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模式》的专著，在您看来，中国是否形成了独特的模式？您还写了一本书《未来三十年》，那么，未来3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又是什么？郑永年：中国现在是有两个一百年。其中一个百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我是把这个一百年分成三个阶段。毛泽东的30年，主要是把我们国家整合起来，当然也不是完全整合，台湾还没有“解放”，但基本上是把国家整合起来了。第二个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35年。从现在到2049年，还有34年。所以我把这个一百年分成三个35年，第一个30年主要是国家统一，第二个35年主要是经济的发展，成就很大，以前那么穷的国家，现在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80年代初人均300美金到现在7800美金。第三个阶段，是今后的30多年，就是要搞社会建设、制度建设，尤其是以法治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这是我在《中国模式》这本书里面非常强调的。我有个观点，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一定要在民主化之前。我前面提到，为什么有优质民主跟劣质民主之分呢？优质民主都是在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好了以后，尤其是法治建设好了之后，开始有大众民主的。而劣质民主是在没有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的情况下，直接进入了西方所谓的简单选举，一旦这个民主化开始以后，这些国家基本制度再也建立不起来了，这是我自己观察历史的结果，我相信这个是正确的，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把现在的社会建设、制度建设，称为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如果在没有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的情况下就开始大众民主化，是很难。西方200多年民主的历史，实际上真正的大众民主也只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前面都是少数人的民主，精英的民主。在精英民主阶段，他们实现了经济的发展，成为高收入社会，进入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我们现在在做民主与法治的建设，从历史上看，首先必须有法治，再有民主。很多社会先发展了民主，但是没有能够发展出法治来。但是先有法治的话，就能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地发展出民主。我说的中国模式跟左右派所说的中国模式不一样。我把中国模式看成是中国一个客观的对象，供我自己研究、考察；不是左派所说的，中国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可以取代西方模式；也不是像右派所说的，中国模式根本不配，根本没有模式，中国改革就是要消灭中国模式。我对他们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争论一点不感兴趣。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模式，到底怎么来的，现在到什么程度了，未来会怎么演化，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确实形成了自己的模式。比如说，中国学市场经济、学西方，但是永远不会变成像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中国可以学西方，也可以引入西方式的选举，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永远不会成为西方的政治制度。我自己其实还在写一本比较大的书，我把中国模式称为内部多元主义，而西方基于多党制以上的模式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上一次我在斯坦福大学跟福山他们交流，内部多元主义和外部多元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大家都有各自的优势，怎么样通过互相学习来改进，而不是说谁取代谁。中国是文明型国家，就像美国是文明型国家一样，大家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我相信中国会往这个方向走下去，从客观层面来说，你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好，一定会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避免今天西方所犯的很多错误。西方大众民主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到今天，也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各个党派互相否决，从民主制度走向互相否决制，也是他们西方遇到的问题，西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产生不了有效政府，无论是社会的分化、收入的高度不平等、社会的不正义，还是恐怖主义，都不是西方政府所能对付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现在新一波右派又崛起的原因，我们也要看看西方的一些经验。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是竞争多还是合作多？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会有何影响？郑永年：我自己对中美关系是非常乐观的。因为首先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习近平关心的第二大陷阱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不要陷入中国跟美国的争霸战争。另外，中国跟美国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中国跟美国的冲突只是一种间接的冲突，比如中国跟美国的那些盟友像日本、菲律宾等的冲突。今天中美之间不知道有多少平台在互动。以前有一些教授把它称为中美国，说明互相之间的依赖程度在升高。中国成为消费社会，中国会比较好地改变，慢慢美国就会依附中国多一点。美国在做TPP，是排他性的区域经济集团，中国所做的像“一带一路”，是包容性的、开放性的，欢迎任何国家来做。我觉得中国往这个方向发展，继续执行开放性的区域主义，实行包容性的区域经济，这样的话，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如果大家抛开一些政治表面上的东西，实质性的东西也没有多少冲突，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政治考量，政治玩得比较多一点，其他实质性的冲突内容也没有多少。中国没有说把美国赶出亚洲去，中国也没有自己的门罗主义，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也欢迎美国待在亚洲，只是让美国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从美国方面来说，一方面美国习惯了当世界警察，要做下去。另一方面，它确实是基于同盟需要的考量，如果不做一些事情，美国的国际威信就会下降。美国现在在世界很多领域的威信下降很快，比如中东，现在美国基本上已经没能发挥比较有效的作用了。在非洲，中国的影响力可能比美国更大。而且美国后院本身也没做好。在欧洲，因为俄罗斯普京，还有乌克兰等的做法，美国也没能怎么样。所以美国现在留下的这一块，就是亚太地区了，如果这一块地区没有国家相信它的话，那么美国这个霸权地位就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如果双方真正从各自立场去看，没有很多根本性的利益冲突，更多只是一种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只要是处理得当，就像习近平所说的，中美两个国家，各自不要对对方进行战略性的误判，这个世界的和平格局还是会持续下去的。实际就国家发展而言，中产阶级的力量不可小觑，像日本、德国、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一般都在80%左右，整个社会结构呈橄榄型结构，那么对如何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我们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新加坡，能吸取到什么有益经验呢？郑永年：中产阶级的问题是中国今天社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的第一个全面，怎么说都不过分。西方花了200年的时间，把中产阶级做成现在这样百分之七八十，亚洲社会日本、东亚四小龙，他们用30来年的时间把中产阶级做成百分之七八十，这是他们最成功的地方。以前我也强调过，世界银行把东亚奇迹称为经济奇迹，但我觉得东亚奇迹更是一个社会的奇迹，那就是说日本、亚洲四小龙，通过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中产阶级做大，这也就是东亚现在无论民主化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多么曲折，但是东亚的民主化、政治发展是最稳定的。大家看看西方的历史，或者看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民主化充满了血腥跟暴力，而东亚这几个社会的民主化，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都是和平、稳定的。这一点是跟它的中产阶级有关，无论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是稳定的和平的民主化。我们现在衡量政府有很多指标，实际上我觉得很多指标没有必要。如果我们在今后15年定一个中产阶级的指标，不管怎么做，不用太在意怎么样能把中产阶级做大，不用做到80%，做到70%、65%以上也可以。中国改革开放从1980年算起有36年了，但是我们的中产阶级有多大？大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一样，但是普遍认为我们现在中产阶级只有25%到30%，这就是为什么社会面临不稳定这样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必须改变，因为基本上社会结构决定了政治结构。那社会结构由什么来决定呢？由经济结构来决定，这一点上马克思是对的，要怎么样通过改变经济结构来改变社会结构，通过改变你的社会结构，也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的情况下，来实现政治开放。另外一个反例就西方不稳定。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数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中产阶级从以前70%下降到现在的50%都不到。这就很容易理解奥巴马总统讲中产阶级是美国的北极星，中产阶级很重要。我觉得把中产阶级做大，实际上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要务。社会稳定、法治这些如果没有中产阶级就免谈，如果有了中产阶级，其他事情就好做得多。本文选自观察者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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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中美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回顾2014年中美关系发展，基本呈先抑后扬的态势，上半年不太好，下半年好一些。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特征来看，两国关系出现波动并不奇怪。中国是新兴大国，美国是守成大国，两国关系的基本面实际上是对抗性的，双方的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但是，中美关系遭遇逆风仍然引起了舆论的消极猜测，人们担心中美两国关系将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是两个超大型国家，两国关系对世界稳定与繁荣具有重大的影响，人们对中美关系表示担心是很正常的。那么，人们担心的中美两国到底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怎样才能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本文打算从分析中美两国关系的结构性特征入手对此进行探讨。一、中美两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都是世界上超大型的国家，两国关系非常复杂。从结构性特征来看，中美两国目前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两国的战略利益具有对抗性和冲突性。但是，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相比，中美两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又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中美两国不一定成为好朋友，但中美之间并不必然走向战争，两国关系的未来是开放性的。　　1.中美关系很复杂，不能简单化定义为非敌即友　　从2014年的情况来看，中美关系中上半年不是太好，这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国宣布防空识别区，美国对此坚决反对。在2013年11月23日中国正式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国副总统拜登12月4日访华，与习近平主席进行长时间会谈，防空识别区问题是双方会谈的主要内容。虽然之后美国批评中国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调门有所降低，但继续批评中国设置防空识别区是“挑衅行为”，是“错误方向上的严重一步”，强调“既不承认也不接受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二是奥巴马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再次接见达赖。2月21日，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第三次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向美国提出了严正抗议。三是贸易摩擦继续加剧。在2014年最初两个月，美国对中国发起了两起“双反”调查，对5起涉及中国的贸易摩擦案件作出了复审裁决，贸易摩擦非常密集。四是网络安全吵得很凶，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为由起诉了中国5名军官，中方终止了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的活动。还有就是中国对美国在南海、东海问题上拉偏架不太满意，美国又觉得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咄咄逼人，所以2014年上半年中美关系不好，但是到下半年情况发生改变。　　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2014年度两国关系的转折点。对话前夕，奥巴马发表讲话称，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我们致力于共同的目标，与中国发展扩大务实合作和建设性地管理分歧的“新型”关系。国务卿克里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见时表示，美国欢迎和需要一个强大、繁荣和稳定的中国，无意遏制中国或与中国对抗。对话之后，中国海军第一次组团参加了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当然，中美关系的高潮是2014年下半年。APEC会议之后奥巴马访问中国，两国元首举行赢台会，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新的共识。所以，从2014年的情况来看，中美关系在结构上是有问题的，否则两国关系上半年不会那么差，但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很有韧性，否则下半年也不会弹回来。这是中美关系的总特点，里面有问题，但又有支撑它发展的条件。　　进入2015年，中美关系总体上说比较稳定，还是既竞争又合作的正常大国关系，其中既有矛盾也有合作。一方面，中美两国问的既有矛盾并未消失。1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终裁结果，认定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光伏产品存在补贴和倾销行为。这意味着美国将对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2月5日，美国邀请达赖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并安排其与奥巴马总统的高级顾问贾勒特同桌，坐在奥巴马总统对面的桌上。虽然国家祈祷早餐会属于民间行为，是一年一度的活动，但仍然具有政治意义。对此，中国当然表示不满并反对。不仅如此，奥巴马此次虽然没有专门会见达赖，但在讲话中对其表示特别欢迎，并宣称达赖是“好朋友”，是“以慈悲为怀并鼓励我们为全人类自由和尊严而努力的伟大榜样”。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正在朝积极的方向发展。第一，2014年两国交流互访频繁。2月初，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邀请习近平主席年内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已经接受了邀请，并决定于9月份访美。美国刚上任一个多月的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就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与中国交换看法。3月底，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两年多来第5次访华，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有关问题取得了共识。第二，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再次转向积极。2月初，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其任内第二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尽管仍然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保持警觉，并坚决反对以任何恐吓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但与中国合作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明确指出，美国一定要避免与中国冲突，尽可能多地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可见，中美关系很复杂，既竞争又合作，问题很多，合作面也很多。中美关系不能进行简单化的定义，说两者是敌人或者是朋友。中美关系未来的前途是开放的，它存在多种可能性，不能说必有一战，这肯定不对，或者说必定成为朋友，这也不对。　　2.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一个新兴大国必然挑战既有大国，既有大国也会主动应对新兴大国的挑战，从而导致大国战争不可避免，这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得出的一个历史性结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修昔底德专门研究了古希腊两个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问的战争。他的结论就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后来西方历史就不断重演这一悲剧。根据修昔底德的结论，虽然目前中美关系比较好，但长期来看肯定有非常大的对抗。从结构上讲，中美现在实际上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　　冷战结束后，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世界的霸主，属于守成大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入世”推动下，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属于新兴大国，事实也是如此。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达到美国的39.6%，2014年上升到64.1%，仅4年时间就缩小了25个百分点。中美关系的结构很清楚，即中美已经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基本面上其实是对抗性的，双方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而且这种冲突比西方史学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还要复杂得多。因为，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外，两国还有意识形态冲突。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与美国有根本区别。在美国看来，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特别是在苏联和东欧剧变以后，中国成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将其视为意识形态竞争的主要对手。另外，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问的根本文化差异显现出来。中国是典型的东方文明发源地，美国是西方文明的“聚集城”，两国在文明方面存在冲突。所以，从结构上讲，中美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并且比一般“修昔底德陷阱”更复杂，因为其中有两个额外因素。基于此，中美关系中不时发生摩擦、对抗是很正常的。　　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相比，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超过以往。但是，中美两国合作也非常多，相互依存度非常高。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5906.8亿美元，占美国进出口额的14.9%，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这还不包括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额1200亿美元，如果加起来就有7000多亿美元。在人类贸易史上，双边贸易一年达到7000多亿美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是最高的。不仅如此，中美双向投资存量也超过了1000亿美元。　　同时，中美民间人员交往也特别多，2014年，美国来华旅游入境人数209.32万人，中国赴美游客人数218.8万人。尤其是签证政策修改以后，中国公民旅美商务签证可达到十年，中国对美申请签证人数比例涨到60%以上，美国对中国的兴趣也在增加。此外，中美在经贸、环保、能源、气候、反恐、防扩散、全球金融稳定等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需求，“如果中美之问不进行高层合作，许多世界问题就无望得到解决”；反之，中美两国合作，“儿乎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谈论中美关系时表示，尽管两国企业在市场上是竞争对手，但中美彼此在对方健康的经济中拥有重大利益。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有紧张的一面，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两国关系存在对抗和摩擦，但也有与以往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同的一面，这就是相互依存，中美两国问的经济依赖程度、相互来往程度确属罕见。二、中美两国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反应　　　　在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需要有创新精神来塑造未来。坦率地讲，在创新精神方面，中国走在前面，中国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而美国还是比较传统的思维，它就是回归亚洲。对于美国来说，在世界上现在产生了一个新对手，它就要回到亚洲来围堵这个对手。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很有创意之举，但美国对此的态度是比较犹豫的，截至现在，美国虽没有否定这一概念但也没有爽快地接受这一概念。　　1.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　　从中国崛起的角度来说，2010年是比较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这一年中国的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当然，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1992年就超过了日本，但按市场汇率计算，18年以后才实现超过日本的目标。不仅如此，2010年还有一个数字让美国人震撼更大。就是这一年，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此外，中国的发电量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深知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讲，力量的脊椎就是制造业。只有拥有强大的制造业才能拥有强大的军事，进而获得领导权、定价权、金融权。历史上，美国在20世纪曾经面临过三个竞争对手：德国、苏联和日本。对于这三个对手，当它们的工业生产总值即制造业总值达到美国70%的时候，美国就全民总动员来对付它们，直到将它们打垮。现在中国悄无声息地超过了它，而且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美国自然就会警觉起来。　　虽然中国舆论界贬低中国GDP世界第二的意义，但外界并不这么看。事实上，中国人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怎么看。对于美国来说，盯对手就是盯它的制造业，一旦达到美国的2/3就将它整趴下。结果看中国没看准，一不小心让中国超过了，而且是关键指标超过了。美国战略家当然不高兴。自登上世界舞台以来，美国第一次面临一个新兴大国的竞争，中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　　一些战略家还专门研究了美国没有盯住中国的原因，认为：一是美国人骄傲了，冷战结束，美国大获全胜，就得出一个结论-历史终结了，人类作为生物还存在，但人类最好的治理方式就是美国的多党民主加自由市场经济，忽略了潜在危险；二是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实施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不让美国发现；三是中国太复杂，所有的数字都对不上，就是给你看了，你也看不懂，但实际结果却很好；四是本·拉登的影响，2001年小布什已经认定中国是主要对手，但“9·11”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改变了这个判断；五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把美国人给误导了。在反思原因的基础上，美国两党战略精英形成了共识，即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潜在可能性取代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其他国家不可能。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是“心腹之患”，其他都是“不足为患”。　　基于历史经验，美国开始对付中国，提出“回归亚洲”，遏制中国崛起。2010年7月在越南河内召开一年一度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没有与中国沟通的情况下就提出“回归亚洲”这一主张，而且第一个动作就是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领土领海纠纷。美国提出“回归亚洲”的方式特别不合适，中国非常震惊。希拉里·克林顿讲完话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立即要求发言，讲了七点，用一个小时来批驳她。在2010年提出“回归亚洲”以后，出于各种考虑，美国将它的名称变了一下，中间曾经用过一个词“转向”（pivoting），再后来又改成“亚洲再平衡” （Rebalancing in Asian)，但实际上是用不同的名称称呼同一个战略。　　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战略后，有些做法在中国看来存在问题：一是突出军事性，有军事指标，宣称要把60%的海空军调到亚洲来；二是突出盟友体系，宣称要提升美国盟友的地位，如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盟友；三是发展新伙伴，如越南、印度等。这些新伙伴从中国的角度看起来也都是有争议性的伙伴。此外，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战略给中国在心理和政治上也造成了一些麻烦，中国在东海、南海面临很多新的争端。中国认为这些争议是受美国的鼓动而出现的，因为这些问题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在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下成功地隔离了领土争议这个“病毒”，已经平静儿十年了，现在美国一“回归亚洲”，问题就又回来了。因此，中国对美国“回归亚洲”不满，而且用警惕的角度去看待。因为它的军事性以及针对中国提升其盟友关系，这个战略的负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2010年后，中美战略互信就出现了一些麻烦，两国关系出现战略信任赤字。中国异军突起，美国做出负面反应，导致双方战略互信出现问题。　　美国“回归亚洲”表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是比较原始、传统和现实主义的，实际上是在将中美两国往“修昔底德陷阱”里推。好在中国的反应总体得当，从而避免了两国问摩擦和对抗的激化。美国开始提出“回归亚洲”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整个指导思想仍然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美国“回归亚洲”没有做出明确反应。对此，香港媒体有一个总结，叫做“闷头发大财”，就是美国在中国家门口舞枪弄棒，满头大汗，而中国人不理会，在家里做冰激凌，做产品卖给他。美国属于脾气比较急躁的商业体，希望出招以后马上就得到回应，但没想到中国没有反应。虽然面对中国的反应美国很困惑，但是结果是好的，中美关系没有受到破坏，中美关系还是和美国提出“回归亚洲”以前一样既竞争又合作。党的十八大以后，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主席上任以后对美国“回归亚洲”做出了反应。但是，他的反应也是美国所没有想到的，这个反应就是由中国来定义、主导中美关系。于是，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给中美关系提出一个积极的新方向，避免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　　2.中国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担忧，特别是美国担心中国挑战其霸主地位，重返亚太对中国进行遏制，中国则积极寻求与美国共同摆脱陷阱。在2010年5月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时，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思路。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倡议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指出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该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接着，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致辞中指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此时差不多已经找到了与美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新范式，但“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中国没有明确阐述。　　事实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面对中美两个超大国家处在某种战略对抗的情况下，中国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性的战略思路，历史上没有先例。因此，这是一个不断充实的概念，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概念。明确和补充它的内容本身很难，而且主要是实践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实践优先，理论置后，要先做起来。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庄园会晤，首次规范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三句话十四个字：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2014年11月赢台会期问，又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进行了充实。显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很有创意，三个方面的含义也非常正确，关键是落实到具体政策上，还存在一些障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这个关系的建构不是中国一家的事，必须是双边的事情，而且需要具体实践来补充。对此，美国的态度是犹豫的、变化的。美国官方有儿个场合正式使用过这个表述：一是2013年3月11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在亚洲协会的讲话中使用了“中美构建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问的新型关系”，但他接着强调构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增进交流和开展实际合作。二是2013年11月20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巴马的心腹苏珊·赖斯在华盛顿乔治城明确使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表示“美国寻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在用了习近平主席这个词后，她马上改用美国的方法来定义，说为做到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必须做到七点。还有一次比较正式使用新型大国关系一词是2014年11月4日，奥巴马来中国之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话，也正式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所以克里也没有拒绝，个别时候使用一下，但多数情况下他不用这个词，或者语焉不详，总想找个别的什么词来应对。　　美国没有否定但也没有很爽快地接受这个概念，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原因大概有以下儿个方面：一是美国习惯或者受过去的习惯使然。美国总是认为白己比其他国家强，总是由美国来定义和主导双边关系，是敌人、是朋友、还是非敌非友，由它来定义。现在中国提出概念，要美国来学习，美国很不习惯。美国素来不喜欢别国来主导白己的外交理念，中国很罕见地先抢了话语权，美国对此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二是在具体内容上美国有点犹豫。美国认为，以前中国定义核心利益，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同意了，此后中国又不断地扩大核心利益，这使得它觉得自己上当了。同理，对于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说法，美国人认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的一个“陷阱”，中国希望利用美国的认同，让美国为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背书。因此，在中国给出非常清晰的定义前，美国担心上当，不愿意给予积极回应。　　实际上，美国人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比较清楚，就是要开展实际合作，而不是强调原则和框架，“新型关系要用行动来界定，而不是用语言来定义”。美国也比较赞成中美不对抗、不冲突的新型关系理念，美国官方也表示“美国决定选择一条和平、繁荣、合作甚至是竞争的道路，但不要冲突”。中美关系总体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特别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表示美国一定要避免与中国冲突，可以说，这实质上是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基本原则做出了一个正面的回应，这也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态度。三、中美两国如何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从结构特征上看，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不仅引起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波动起伏，而且对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繁荣与稳定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中美两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有很大的不同，其中虽然有明显的对抗面和竞争性，但也有极为密切的合作面和依存性，从而为中美两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条件。中美两国必须共同努力，坚持底线，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同时控制利益分歧，拓展合作范围，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阴霆。　　1.中美要坚持底线，不能正而冲突　　与历史上所有国家相比，中美两国都是超大型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在人口、领土面积上看都属于中型国家。中美两国的超大规模，决定了两国之问不能发生战争，否则人类就会濒临毁灭的危险。只有坚持政治底线，避免发生直接的、正面的冲突，才可能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赢得希望。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苏联领土面积大、军事实力强，属于超大型国家，所以当时美苏两国在核竞争和对抗中也达成了一定的默契，这就是两国不能发生直接的正面的军事冲突，从而使人类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对峙中避免了被毁灭的后果。“正如核末日恐惧之于苏美战争，经济末日的幽灵也使中美战争不可想象”，中美两国不仅都是超大规模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远比苏联大，两国之间更加不能发生战争甚至对抗和冲突。中美关系未来的基调是紧张还是缓和，不仅关系这两个“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国家未来发展，更会因这两国于世界政治与经济舞台上的无上地位而左右未来整个国际格局的和平与冲突。　　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原则，也是中美两国都认可的和平理念。从2014年中美关系的实践，特别是APEC会议后的首脑峰会，也可以看出两国关系的一些端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有一个前提：中美两国比较特别，与历史上的大国不一样，两国是超大型国家，之问不能发生强烈冲突，这是中美两国问的一个共识，双方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即中美两国绝对不能正面对抗。美国官方文件和讲话也多次宣称要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和对抗。在美印签订亚太与印度洋战略合作愿景后，本·罗兹宣称“没有人打算和中国对抗甚或遏制中国”。奥巴马政府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拒绝中美必然对抗”观念。正是在这种共识下，中美关系保持了稳定发展状态。中美要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就要坚持底线，绝对不能正面冲突。　　2.开展双边、地区以及全球层而合作　　合作共赢既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强，都能够从与对方的经济合作中获得商机和经济利益。中美两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机会。在全球性议题上，如埃博拉公共疾病问题、全球贸易、网络安全、恐怖主义、海盗、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解决贫困、世界经济稳定、国际金融稳定、油价稳定等方面，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和商业领域，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问。没有中美两国的广泛合作，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威胁和危机没有一个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事实上，2014年赢台峰会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27点共识，其中有一个共识就是双方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要合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双方通过脚踏实地的合作，展现出了两国联手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广阔前景。这是两国“新型”合作关系的真正黄金标准，开创了中美合作的新时代，标志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值得肯定的。　　奥巴马总统表示，即使在我们这样复杂的关系中，我们也要确保用合作来确定我们的全部关系务实合作是美国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优先考虑的事项。然而，推进务实合作也是中美双方的事情，不是中国单方面的事情。就当前情况来看，中美两国各自需要做好两件事：分担责任、分享权力。用美国方面的话语来讲，就是美国真正欢迎一个“繁荣成功的中国”，而中国则应本着对外部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实现其发展。合作要结合各自的国情，要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就合作方向而言，中美两国虽然都是有全球影响的国家，但首先都是亚太国家，两国间合作在空间上应该首先从亚太地区起步，即中美合作的起点是亚太地区，在中国所在的地区先开展合作，然后慢慢向其他地区繁衍、扩展。实际上，这也是去年两国元首赢台峰会达成的一项共识。在议题上，双方尽量先在非政治性的全球议题上加强合作，培养互信、积累经验，再从非政治性的全球问题到低端政治的全球问题蔓延拓展。　　3.积极管控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中美两国是明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加之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两国战略利益具有对抗性，两国关系中出现摩擦和分歧是正常的。中美两国可以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存在差异，但当两国在对待差异的时候，不能把它当作整体战略，它只是特殊选择的差异。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不可能不出现矛盾和分歧，“重要的是将分歧摆到桌面上开诚布公地讨论，加强管控并采取措施缩小分歧”，在问题出现后能够通过及时有效的渠道沟通磋商、政策协调，保障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坦率地讲，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最能依赖的路径就是双方通过一系列非常具体的事务性合作而首先建立起一种“功能性伙伴关系”，然后在这些大规模、多层次的接触中共同探索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而机制化沟通将是这种合作的坚实基础。譬如，特别是在敏感的军事领域，中美两军间存在许多不同点和冲突，但是，在处理分歧上，保持沟通路线开放至关重要。　　2014年中美军机对峙事件表明，两军间增进互信、缩小分歧仍需两国尤其是美国做出积极的努力，补齐两国关系中的短板。去年赢台峰会后，中美在军事上达成了两个共识：一是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二是在公海上海空相遇，海空军要有约束的行为规则。这对避免中美两国军事领域的误解、增进两国军事互信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加速，双方都需要更深程度的对话交流，以免相互猜忌和质疑越走越远，以致最终造成战略误判而酿成悲剧。目前，中美之间已经有90多个政府间对话与磋商机制，包括最高级别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和极为敏感的军事防务磋商。这些机制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频率和深度上应进一步大力加强。毕竞从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来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只能从密切的交流沟通中发展而来，而不可能从其他任何途径得来。本文刊于《湖北大学学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曹德旺：上善若水，大成靠德

理事简介曹德旺，福耀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比起一众光鲜高调的明星企业家们，曹德旺的名字显得陌生，这个其貌不扬、形容憨厚的老者，实在看不出有何特殊之处，但他目标明确，专攻汽车玻璃，促进改革，坚持以人为本，稳扎稳打带领福耀走向世界，绝对会让你惊呼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只看脸。在他这里，上善若水，大成靠德，修身养性是和建功立业结合起来的，成功只是他人生哲学和智慧的一个副产品。曹德旺说：“创业需要一种真正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对市场有了解，还能有足够的勇气，敢于承担这个责任和挑战自我。我在创业初期，20多年里面，没有礼拜天，没有礼拜六，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一天工作16个小时，是这样过来的。”从少年时期的磨练到结缘汽车玻璃、明确专业经营，再到福耀全球，一起来看曹德旺的创业故事。少年的顿悟　　　1946年，曹德旺出生于上海。　　1947年，政局不稳，曹德旺的父母携子女回到福建老家——福清高山镇 。　　1960年，因得罪教导主任辍学曹德旺进入福清薛港农场工作，负责数大人挖好的树坑。期间，曹德旺跟着跟着父亲卖过烟丝、做过水果生意，生意做了不到一年，父亲被地工商总局抓了现行，烟丝被收缴，自行车也被牵了去。　　这段算不上成功的经商经历激发了曹德旺外出闯天下的决心，也让他形成了自己的商业判断：父亲虽然聪明，也会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所做的事，政府不认可不支持，根本没有前途可言，我还年轻，不能重走父亲的老路。结缘汽车玻璃　　　1968年，曹德旺结婚了，婚后赚钱养家成了头等大事。结果，赊账收购的白木耳被车站民兵以“投机倒把”为名扣下了。回来开证明的曹德旺又不得不去工地还他欠的十个义务工。到工地的第三天，民工营房失火，板车坏了无处修理，没法开工，大家都闹着要赔偿。曹德旺顿感“天要亡我”，感叹之后平静了下来的曹德旺决定帮大家度过，搭了个简易修车棚，免费修车。这一修就是28天。营长、教导员盘点物资和赔偿金时才找到他。教导员问清来龙去脉，不仅把剩下的赔偿款都给了他，还替他出面从公社开出证明，索回了被火车站强扣的货款。　　1976年，曹德旺开始筹建高山异型玻璃厂。　　1979年，高山异型玻璃厂投产，曹德旺被任命为采购员。　　1983年，曹德旺与其他4人联合承包了工厂。之后，曹德旺对工厂的管理进行了系列改革。当年，高山异型玻璃厂首次实现盈利，赚了22万。　　1984年，高山异型玻璃厂成功改制为合资企业，曹德旺是合资方个人股东中占比最大的股东。　　涉足汽车玻璃，完全是一个偶然。　　1984年6月，曹德旺到南平出差，南平协作办派了部汽车送他去武夷山游玩。游玩间，他顺便给母亲买了根竹根做的拐杖。拿着拐着上车时，司机吴锋提醒道：“老曹，上车时小心一点，车玻璃不要给我碰了。万一破了，你可赔不起。”　　曹德旺很惊异，自己就是做玻璃的，还能赔不起？后来一打听：马自达汽车，换一块前挡玻璃，6000元，若急，8000元。太离谱了。　　当年，汽车若玻璃破了，换起来很麻烦，因为没有国产的，进口的玻璃很贵，且等待的时间通常都要很长。　　为什么没有人做汽车玻璃？没有人做，我来做。我要为中国做一片自己的汽车玻璃，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用得上，用得开心，用得安心。　　在上海耀华玻璃厂的帮助下，高山异型玻璃厂上了汽车玻璃，并花了1万多元开了5天产品鉴定会。很快，高山生产出汽车玻璃的消息传开了。　　至1986年年底，高山玻璃厂产值596万元，获利税101万元。　　1987年5月29日，中外合资福建耀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1987年7月，在福清宏路镇动工兴建。1988年5月，第一期工程投产。　　1989年春节，公司拥有了一百多号员工，曹德旺亲自参加并主持了福耀史上的第一次尾牙宴（年末宴请公司同仁，以犒慰平日辛苦）。尾牙的传统从那时起一直延续下来，成为福耀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　　老子云：“域中有四大（道天地人），人居其一”。曹德旺认为，企业是人做的，人是企业中最关键的要素，企业成功的核心之一就是坚持人本主义文化。专业经营　　　1993年6月，福耀玻璃上市。在股票获准在上交所交易后，曹德旺也被获准移民香港。因为需在港办回乡证等，所以在香港住了两个月，这等于强制休息了两个月，所以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未来。　　当时，福耀涉足房地产、IT、玻璃、贸易、装饰，有很多公司，只差赚不到钱。将来的发展是混业经营还是专业经营？艾尔?赖兹（Al Ries）的《聚焦法规》（FOCUS）启发了曹德旺：企业经营跟聚焦是一样的道理，多元化是经济落后的一种产物，而专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曹德旺已然清醒，决定选择制造汽车玻璃作为主业，并为之奋斗终身。　　1994年，曹德旺在美国参观了福特博物馆，在那里看到美国经济发展的脉络，获得很多启示：100年前的美国在做什么？卡耐基钢铁。PPG玻璃。佳殿玻璃。现在它们仍发展得很好。为什么？他们都是传统工业，是基本建设所必须。在国家产业转型期，传统产业总是排头兵。福耀该做什么，已然明晰。玻璃。从1985年涉足汽车玻璃，到1995年，曹德旺已将科学管理方法运用到企业实践中去，取得卓著的成效。　　1994年7月，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在福清注册成立，以助力福耀在1996年前实现产能翻倍计划。　　1995年，组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9月，福耀集团长春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为在中国建立全国性跨省区生产网络迈出第一步。截至2015年，福耀还在吉林双辽、上海、重庆、北京、广东广州、湖北荆门、河南郑州、内蒙通辽、海南文昌等地建立了现代化的生产基地，从而形成贯穿全国的产销网络体系。如今，福耀在15个省有企业，工厂占地面积超过6平方公里。　　福耀是曹德旺亲手组建的，是从非常小的阶段发展过来的。它，就像曹德旺本人一样，秉持着勤劳、学习、朴实、创新的价值观，一步步长大。福耀全球　　　曹德旺是一个具备国际视野的人。1987年11月，他首次带队出国，去芬兰泰姆格拉斯公司接受培训。这次培训兼考察回来，他脑子里挥之不去“HTPS每40秒钟流出一片边窗玻璃，转而变成几百元钱”的画面。1988年6月，他正式向芬兰方发出报价，以108万美元买下HTPS设备，成为全球的第一个买家。　　1989年5月，福耀开始向香港配件市场出口汽车玻璃。至1993年，福耀玻璃已经在香港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　　1994年，加拿大的TCG公司代理销售福耀玻璃，进价为25~30美元/平方，批发给二级经销店的价格为50~60美元/平方。看着很能赚钱。　　1994年下半年，福耀在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购地，设立福耀安全用汽车玻璃批发中心（GGI），1995年建成仓库，1996年投入使用。可一年下来，GGI亏损。曹德旺飞往美国进行专题调研，聘请了当地的市调专家，发现玻璃从中国运到美国，从码头到仓库，拆卸、分包、装运、卸载，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工费用、运输费用的发生。当体量大、网点才能赚钱，做独立经销商，分摊人工、运费等，显然会亏损。结论是“改分销模式为直销模式”。GGI被关闭。　　2002年8月，加拿大贸易法庭裁定，福耀玻璃在加拿大的销售不构成倾销，福耀赢得了中国入世后第一起反倾销案，载入中国商业史册。　　2006年至2008年，福耀在德国、韩国、日本及美国成立子公司，为这些市场的配套客户提供销售及客户支援服务。　　2011年6月，在时任主席胡锦涛和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支持下，福耀签署在俄罗斯建立汽车玻璃生产项目。2013年9月，生产基地一期建成。　　2014年7月，福耀从PPG收购了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浮法玻璃生产基地。　　截至2015年，福耀在9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德国等均设立了子公司和商务机构。福耀的国际合作历史也达到26年，玻璃装在宾利、宝马、奔驰、奥迪、大众、丰田、本田等全球著名的汽车品牌上，名副其实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　　谈起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曹德旺说，“改革开放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企业必须坚持走出去才能够做大做强。”可真正想“走出去”，第一要树立风险意识，没有弄清风险，千万别动。第二要有责任意识，分清小事和大事，出去赚不赚钱是小事，大事是不能把国家的声誉搞坏。第三要有使命意识，有机会接触外面，要能者尽能、智者尽智，担当起改变国家现状、调结构促转型等责任。　　经验告诉曹德旺，走出去投资，应本着一颗有爱的心——爱对方的国家和人民，本色做事，以特色来定位，凭角色做人，努力地让大多数人喜欢我们。　　走出去，福耀的每一步都很谨慎，前期以小资本去做，通过销售打开市场，打开品牌知名度，再进行设厂，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稳打稳扎。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陈启宗：用乌龟的心态做兔子的事情

理事简介陈启宗，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　　陈启宗是香港地产界的传奇人物，踩得准时机，也用得妙“月满则亏”的哲理，两次“踩点”投资将恒隆地产从低谷带向高峰。在他这里，乌龟和兔子都是不完满的，而是要“用乌龟的心态做兔子的事情”，收放自如也张弛有度。陈启宗说：“做生意要心如止水，安静得像睡着了，但内心是灵敏的。该动的时候，要动若脱兔，重拳出击。”从读书时期“不务正业”到转战内地、熊市英雄，再到保持调整期的清醒，一起来看陈启宗的创业故事。读书“不务正业”　　　1949年，陈启宗生于广东顺德，父亲陈曾熙1960年创立恒隆集团，并于1972年在香港上市。　　陈启宗升入中学之时，身边家境优越、成绩优异的孩子都被送去英文中学读书，父亲却将他送去中文中学读书。陈曾熙作此决定是想让儿子自小便能体认社会的全貌，了解民间的生态结构，以培养他坚韧的个性。　　中学毕业后，陈启宗被送往美国继续深造。在美读书期间，他的作风颇有些“不务正业”，不一门心思读书，而是抽空就去看橄榄球比赛，参加聚会，去教会做义工。　　对于陈启宗的“不务正业”，父亲陈曾熙非常担心。两代人在理念、价值观上的冲突在所难免，权衡之后陈启宗没有回香港接收恒隆。“我父亲是个性很强的人，我也是。我知道回来跟他做生意，一定会有冲突，宁可保持父子关系。我在美国待了十几年，从来没有想过回来，直到他生病去世了，我才回来。”兵行“险招”，转战内地　　　1986年，陈启宗的父亲去世，叔叔陈曾焘接掌恒隆集团，陈启宗也进入集团担任董事。这一年，陈启宗还与弟弟陈乐宗一起创办了晨兴创投公司，投资初创和成长型科技公司。晨兴投资的公司已有多家在NASDAQ上市。“风险投资不会没有风险，十投不可能十赢，但十投八赢，就是胜利。”这是陈启宗的投资哲学。　　1991年，陈曾焘退任，陈启宗接任恒隆集团主席，并将出租型物业调整为恒隆发展策略的重点。　　陈启宗接手之时，恒隆集团还没有从两次投资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在香港地产的黄金二十年里，恒隆地产却接连走错了两步。第一步是20世纪70年代，恒隆行事过于保守，在本应大肆扩张拿地之时故步不前，畏手畏脚。第二步是20世纪80年代，恒隆又过于急躁，迫于上一次过于保守的压力开始大肆冒进，疯狂出手拿地，却不料被1983和1984年的大跌打得元气大伤，集团经营也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陈启宗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没落中的大企业。　　陈启宗接手之后，看准时机，踩准市场发展走向，也是两步就让恒隆起死回生，发展壮大起来。第一步是1992年，跨出香港，进军大陆市场。陈启宗将进军大陆的第一站选在上海。“当时我发现，第一，广州有太多的港商在那里，太热。一块地可以同时卖给三个人，然后慢慢再看谁出的价格高，总之很乱；北京那时太冷，你来就来，不来就算了；上海则是刚好，别人以为我是说天气刚好，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是社会的风气，是政府的态度。”　　1992年，进军国内市场的元年，陈启宗毫不犹豫地拿下徐家汇和虹口区等四块五公顷的土地。之后，恒隆广场和港汇广场也先后建成。　　1993年，陈启宗再下一城，拿下静安区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以东的三公顷土地。　　2004年，恒隆集团在上海的项目已经成为集团最牛气的利润增长点。　　2006年，恒隆集团收入的30%来自上海的项目。　　现在来看，陈启宗是走对了，但当时确实有些冒险。对于已经有些羸弱的恒隆集团，进军之处就大手笔投入，实在有些“心惊肉跳”。陈启宗却很淡然，“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那里根本没有甲等写字楼，一栋也没有。我们去盖四栋甲等写字楼，最小的一栋是六万三千平方米，最大的一栋是九万平方米，胆子很大。但是我们认定一件事，就是中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上海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事后回头看，我们是比较幸运的。”“全世界最快速增长的一个市场就在我们旁边。中国内地市场快速地增长，那是百年一遇。上次人类历史看到这样的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我们要是不能从中得益处，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自己。国家对香港人是礼遇有加，什么CEPA……真是好处都给你。有人问我，你对香港的看法，对香港前景怎么看，我说没有理由不好。”没有熊市，何来英雄　　　陈启宗高明的第二步是避开了席卷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1994年3月以后，我们差不多就没有买过地，升得太高，它会掉下来。”受金融危机影响，香港地产暴跌，许多地产大亨一夜之间负债累累。陈启宗成功地避开这场经济浩劫，不仅从1994年开始没拿地，还在1997年地产业的巅峰时期出售了多项物业，回报颇丰。　　亚洲经济危机让很多人担忧香港经济的未来，陈启宗却信心满满，“外国人以为香港1997年以后经济没有以往那么好，是回归的问题，那是不理解情况的人在乱说话。回归对香港经济是正面的影响，不是负面的影响。当时就有个决定，金融危机是不是永远不能翻身？我们不这么认为，所以1999年、2000年，我就大举地去买地。那几年，根本没有人跟我们竞争。”经济危机的余威尚在，陈启宗就又开启了大手笔拿地模式。他在1998年买下的土地到目前为止还是恒隆单个项目中最赚钱的，如“君临天下”一个项目就为恒隆赚到200亿港元。　　2000~2004年，房地产商争相竞购之时，陈启宗又沉默了。　　2005~2006年，沉寂四年的陈启宗看中了二线城市的商业地产，在济南、沈阳等城市大干了两年，买下许多土地。随后又在市场热起来之后归于沉寂。　　这段沉寂让他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和资本得以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抄底房地产。　　陈启宗说：“没有熊市，何来英雄？英雄就是别人都死掉，你活下来。只有在熊市来临时，才能买到便宜的土地。这样下来，才会成功。做生意要心如止水，安静得像睡着了，但内心是灵敏的。该动的时候，要动若脱兔，重拳出击。”别忘了昨天的眼泪　　　2010年，陈启宗主政的恒隆又迎来一次发展策略转型。这一次，陈启宗表示恒隆将转型内地商业地产。“香港开发商做住宅在内地没有优势，我们要向内地开发商学习。但我们学不了万科，他们一年挣的钱没有几个香港开发商可以挣到。”“我们要做内地开发商学习不了的东西，所以我做商场。”　　此后，恒隆地产在沈阳、济南、无锡等城市相继落成多家恒隆广场。目前，恒隆在内地开拓的恒隆广场项目已有6个。然而，在这些城市开张的恒隆广场并没能续写上海的辉煌。　　2014年，恒隆的年报公布显示，内地商业地产的租金收入依然还是“仰仗”上海。很多人据此认为恒隆商业地产的模式无法在内地二三线城市成功复制。陈启宗却说：“其实好多人不知道或者忘记了，我们上海两个项目头五年六年也是很困难，不过现在过去了，比较繁荣了，大家就看到今天的风光而忘记了昨天的眼泪。”　　2015年9月，恒隆集团中期财报中陈启宗的致股东函在朋友圈广为流传，面对“黄金时代结束”的论调，他认为：“如果说中国经济处于一定的调整期，这个我承认。但要说中国实体经济的黄金时代已结束，这是痴人说梦。中国经济真正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13亿人每天要吃三顿饭，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吃两顿，人要穿衣服、开车子、住房子，怎么会不好呢？经济总是会上上下下，有循环的，人性就是这样，人组成的社会也是这样有循环。”　　陈启宗就是有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醒”，勇敢地在大多数中做着小众，别人闹得火热时耐得住清冷，别人喧嚣过后敢于第一个伸手。轻重缓急就如信手拈来，看似毫不费力，实则修炼良多。也许就如他常说的那句话，“做人不能太聪明，要准备吃一些苦，花一些功夫用乌龟的心态做兔子的事业。”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中国海归50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

为表彰2015年在学术、科技、商业、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留学人员精英，进一步引领留学人员创新创业风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评选“2015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并于12月22日在第17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上发布。2015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人才国际化研究课题组以数据调研、实际走访留学人员和举办研讨会等方式，收集了近200位正在从事创新创业的留学人员案例并进行研究。通过收集和研究2015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的相关资料，经由智库研究和专家评审，综合考虑创新性、影响力、代表性、社会责任等多方面因素，甄选出“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推动者，在所属行业具有创新性与前瞻性，在过去2015年中主导或参与了在全球化时代有影响力、突破性和创新性的事件或事业，是中国留学人员的杰出代表，是创新创业新时代的先锋力量。陈十一，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推荐词】　　生于1956年，Los Alamos 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首批“千人计划”专家。　　2015年1月，陈十一就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从知名海归学者、北大工学院院长转为探索中国高等教育新模式的实践者，他探索利用深圳特区创新和创业活跃优势，把南科大建设成一所工科为主、经管与人文为辅的高水平大学，并与城市产业密切结合，带领南科大进行改革，带来新的发展思维。他提出期望到2024年南科大应比肩清华、北大，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到2049年，要比肩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成为世界最好的大学。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为中国高等教育探索新模式。　　陈十一曾担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机械工程系终身教授，是国际上格子Boltzmann数值方法的创始人之一。格子Boltzmann数值方法是目前国际上流体力学最活跃的研究课题之一，已被广泛应用于包括能源与环境工程、传热传质、燃烧与多相流动、地下渗流与电磁场模拟等各类工程问题中。2015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名单（按姓氏音序排列）白春礼⇥⇥中国科学院院长蔡崇信⇥⇥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执行副主席陈 欧⇥⇥聚美优品创始人兼CEO陈十一⇥⇥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邓兴旺⇥⇥未名兴旺系统作物设计前沿实验室(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浙江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郭 盛⇥⇥智联招聘CEO黄洁夫⇥⇥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黄军就⇥⇥中山大学副教授金立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候任行长郎 朗⇥⇥国际著名钢琴家李稻葵⇥⇥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李东升⇥⇥中国商飞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彦宏⇥⇥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兼CEO刘 科⇥⇥托普索公司副总裁柳　青⇥⇥滴滴公司总裁逯高清⇥⇥英国萨里大学校长陆盈盈⇥⇥浙江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莫天全⇥⇥搜房控股董事长潘建伟⇥⇥中国科学院量子科学实验先导专项首席科学家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秦玥飞⇥⇥衡山县福田铺乡白云村大学生村官饶　毅⇥⇥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沈南鹏⇥⇥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施一公⇥⇥清华大学副校长汤　敏⇥⇥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田溯宁⇥⇥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汪潮涌⇥⇥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王　石⇥⇥万科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王伯庆⇥⇥麦可思公司创始人王俊峰⇥⇥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薛　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严望佳⇥⇥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杨 澜⇥⇥阳光媒体集团创始人杨浩涌⇥⇥赶集网联合创始人兼CEO易　珉⇥⇥香港铁路中国首席执行官张　磊⇥⇥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　涛⇥⇥大众点评网创始人兼CEO张　忠⇥⇥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张红力⇥⇥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剑炜⇥⇥庞巴迪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张亚勤⇥⇥百度公司总裁张懿宸⇥⇥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赵厚麟⇥⇥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周成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朱　敏⇥⇥赛伯乐（中国）投资集团董事长

郑永年：如何应对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近代以来，在构建现存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尤其是美国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也一直拥有国际秩序的定义权。　　美国的这种定义权一直在影响和主导着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什么叫“国际秩序”？什么叫“区域秩序”？“区域秩序”和“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美国说了算，其他国家只能跟着美国走。一旦美国认为其他国家偏离了其所定义的国际或者区域秩序，美国就会以为这些国家是在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如果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就会加以施压或者打压。　　在国际责任方面也是这样。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大国，也在竭力承担自己所定义的国际责任，但美国不以为然。如果其他国家所认同的国际责任和美国所定义的不一致，就会遭致美国的压力。对美国来说，其他国家承担国际责任，就是向美国负责。　　实际上，美国的这种定义权也一直延伸到其他国家的内部秩序。西方是近代“主权国家”概念的发源地，从原理上说，这个概念意味着，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任何国家不得干预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但在实践层面则相反，西方的主权国家有强大的动力，去“同化”其他建立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上的“主权国家”。　　美国要把其所认知的“人权”和“自由”秩序延伸到其他国家，并且美国也非常随意地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出发，去界定其他国家的性质，民主、专制或者其他的。对美国不认同的内部秩序，美国会想方设法去改变甚至推翻它。多年来，美国各种政治势力在其他国家推动各种“颜色革命”，其目标就是要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权。　　美国掌握了定义权，也就是说，不管在这些方面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行为，总能向其人民或者国际社会证明其合法合理性。国际秩序的定义权是美国外交软力量的核心部分。无疑，定义权包含着深刻的道德意涵，这种道德意涵证明着美国的行为，甚至是战争的“正义”性质。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情况不可避免。近代以来，西方塑造国际秩序，其话语权也很自然占据主导地位。基辛格博士著《国际秩序》（World Order）一书，有三点关于国际秩序的观点值得注意。　　第一，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秩序，而是多个秩序共存的，无论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秩序，还是帝国，或者后来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秩序。　　第二，每一个文明都有其自身的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国际秩序观。因此，一个文明崛起而占据主导地位了，其国际秩序观必然影响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　　第三，自近代以来，西方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不过，尽管西方主导世界是一个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秩序是唯一的秩序。各个区域都在出现不同形式的区域秩序，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 非西方世界“自愿”接受界定 ·　　西方国际秩序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非西方世界的“自愿”接受。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界定的国际秩序，主要出于几个因素。　　第一，出于利益因素，即接受西方定义的国际秩序或者处于这个秩序之下能获得很多利益。　　第二，即使不满意这个秩序，但既没有力量挑战这个秩序，也没有力量建设自己所认同的秩序。　　第三，即使有力量挑战，但找不到有效的替代秩序。前苏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没有有效的替代秩序。　　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定义的国际秩序，还有深层次的思想根源。二战之后，很多国家独立了，但只是领土的独立，各方面的精英人物的思想和思维是被西方“殖民”的。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迅速崛起，开始对区域甚至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有评论家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可能简单地把美国主导世界的逻辑置于中国之上。　　但诚如基辛格所言，中国必然要对21世纪的国际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重塑现存国际秩序。不过，在这方面，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是要处理自己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和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而言，有几个方面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第一，中国的崛起是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的崛起。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把自身融入到现存国际体系内，并在这个体系中获得很大的利益。第二，中国在这个体系内部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重塑这个秩序。第三，中国也具有了足够的能力来倡议或者建设新的区域秩序。　　这三方面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中国和外在世界的关系。现在的情况是，尽管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举足轻重，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空间，但现存秩序（作为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意提供。例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的权限，就因为美国国内因素而受到极大的限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从增进自身的利益（可持续的发展），还是从履行更大的国际责任的角度，中国有必要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能力去倡议和构建区域秩序，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银行等。但中国的这些努力，又被美国定义为要取代和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往往导致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　　面临这种局面，中国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被动的回应阶段已经过去，因为经验表明，被动的回应做得最好，也已经远远不够。要在互动回应，中国至少可以做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中国要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并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国无意把激进的变革引入现存国际秩序，而是要在内部和其他国家共享国际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怎么说，现存国际秩序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互动的平台。实际上，中国一直在追求现存国际秩序的改善。· 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 ·　　　　第二，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这个话语要说清楚两方面的事情，即一方面说明中国为什么要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另一方面说明这些新的区域秩序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中国开始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具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具有了这方面的能力，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承担更多的区域责任来谋求区域的共同发展等等。不过，中国必须向外界（美国）表明，这种所构建的新区域秩序，并不是要取代现存国际秩序，而是作为补充。　　实际的情形也如此，中国所建设的AIIB不是要取代世界银行和亚行，而是承担诸多世界银行和亚行不能承担的责任。即使从长远来看，中国所建设的区域秩序具有了国际影响力，中国也无意取代现存国际秩序，而是作为另一个选择。中国是通过开放的方式（也即开放的区域主义）来建设区域秩序的，这个条件本身就使得区域秩序表现为开放性、参与性和国际性。　　如果能够从话语层面，把这些说清楚，中国所面临的压力就会小一些，少一些。不过，话语与其说针对美国，还不如说是针对其他国家。中国现在所面对的美国，尽管处于相对衰落状态，但很难调整其意识形态，要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　　中国尽管没有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美国视为是在挑战美国。这么多年来，尽管中美两国的合作空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两国的政治信任程度仍然很低。这和美国恐惧中国的心理紧密相关。因此，中国如果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管控好美国复杂的心理非常重要。　　第三，在建设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要和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化解美国的阻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不过，如果从正面做受到美国的抵触，便要迂回进行。　　从AIIB的创始和发展来看，中国是可以通过开放的方法，来找到其他更有效的途径。AIIB之初，就遭到美国及其盟友日本的强烈抵制，但在英国加入AIIB之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加入，从而也促成了美日转变态度，至少没有那么反对了，并且包括世界银行和亚行在内的国际机构，也转变而持合作态度。　　就是说，中国可以从英、法、德、加拿大等中等国家入手，来促成美国的转变。今天，这些中等国家有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它们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尽管中美两国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但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国际野心，另一方面因为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菲律宾等），中国和美国利益的冲突是显见的。第二，这些国家已经没有很大的国际野心，要在国际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很多年里，外交事务已经不是这些国家的重要事务。第三，这些国家今天关切最多的还是国内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第四，这些国家尽管有时也讲“人权”之类，但这是虚的一面，实的一面是国际经济活动。第五，这些国家都不会放弃中国的巨大市场，都希望和中国深化经济关系。所有这些特征，使得中国和这些国家可以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　　国际秩序的变迁和国内秩序的变迁道理是一样的，即既得利益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改革，只有到了新的利益形成，对既得利益产生足够压力的时候，旧的秩序才会发生变化。中国可以和这些中等国家发展具有实质性的关系，从而增加美国对中国的信心，继而对其产生压力。在面临足够大压力的时候，美国才会转变。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本文选自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