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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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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者说》：描绘40名当代著名海归传奇人生
▼发布会现场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主办的“《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首发新闻发布会”1月8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发布会由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樊希安致辞，中译出版社副总编辑吴良柱主持，该书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王伯庆，知名律师、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作二位作者代表出席了首发式。 樊希安首先致辞，对本书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这部优秀的原创社科图书，分八个篇章披露了40位当代海归精英鲜为人知的人生故事。全书围绕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选择和人生际遇，细致完整地呈现了他们的留学经历、个人奋斗和家国情怀，展现了他们在大时代下砥砺前行的生命历程。希望书中这40位前辈海归者提供的独特经历和体验，能够给当下中国的年轻人以更多的启迪。 在嘉宾对话环节，苗绿与王伯庆、陶景洲就本书及各自的海归经历进行了讨论。问及二位作者在海归经历中的最大收获时，王伯庆表示，不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使他增加了思考问题的角度，而那个年代留学的艰苦也磨练了自己的品格与意志；陶景洲提到，当年留学条件不比现在，因此留学生十分珍惜自己的机会，自己也坚持融入当地社会、了解当地文化，通过深入交流才能使留学的效用最大化。几位嘉宾进而认为，通过养成教育而非体制教育，留学可以促使人的思维多元化，不仅提高了一个人甚至整个社会的包容性，还能够提供更多人才服务于中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在问及希望读者从书中得到何种启发时，二位作者谈到，一方面，这些真实的阅历业已累积成人生智慧，十分珍贵，另一方面，中外读者都可以通过看到留学生活的多样性，增进彼此间的互相了解与交流。最后，王伯庆和陶景洲寄语青年读者，希望他们在这40位海归作者的榜样力量下，知晓成功不是一蹴而就，避免急功近利。青年人要做有价值的事，坚守自己的底线，同时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坚持到底的决心。▼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接受记者采访▼CCG执行秘书长接受记者采访 《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以丰富的细节与场景，分八个篇章披露了40位当代海归精英鲜为人知的人生故事。全书围绕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选择和人生际遇，细致完整地呈现了他们的留学经历、个人奋斗和家国情怀，展现了他们在大时代下砥砺前行的生命历程。本书脱胎于2014年东方卫视和上视新闻综合频道热播纪录片《海归中国》。该纪录片为纪念邓小平在1978月6月23日宣布恢复派遣留学生36周年，展现当代海归风采而推出，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上海文广集团（SMG）联合策划，从历史沿革、创业浪潮、社会建设、制度设计等方面，展现了“海归”群体的来由和影响，讲述了一批知名“海归”精英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的人生故事。CCG向该片推荐采访了龙永图、林毅夫、章新胜、高西庆、沈南鹏、徐小平、王俊峰、张磊、田溯宁、张亚勤、陶景洲、施一公、饶毅、莫天全等知名海归代表人物，填补了当代精英海归群体历史纪录的空白。该纪录片播出后反响热烈，东方卫视和上视新闻综合频道多次重播，并在多所高校举行巡回演讲，盛况空前，掀起了一股海归热潮。随后举行的主题音乐会唱响了海外游子中国梦。CCG在该纪录片的基础上，对人物进行了补充采访，并加入了诸多不同领域海归精英故事，进而成文。 《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拥有强大的作者阵容，包括知名的政府智囊、学者、媒体人、企业家、律师、公益活动家等海归精英，他们是近三十年来海归这一特殊人才群体的时代缩影。把脉中国经济的林毅夫，参与国开行创办的李山，推进中国学术水平发展和学术交流的施一公、饶毅，力图为中国文化寻找走向世界切入点的洪晃、蒋琼耳，创办搜房网的莫天全，掌舵百度的张亚勤，红杉中国资本的掌门人沈南鹏，创办高瓴资本的张磊，青年人的人生导师徐小平，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法律服务的陶景洲，创办地球村的廖晓义，建立蒲公英图书馆、让爱传递下去的杜可名，以及将“黑暗中对话”引入中国的蔡史印等，都用平实的口吻、细腻的笔触讲述了自己在时代大背景下远赴海外学习，回归开创事业的人生故事，以及他们关注国家族群在全球化背景中前行的深切情怀。 1.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2.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国务院参事） 3.王 巍（中国并购公会会长） 4.李 山（涛石股权投资管理[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5.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原副行长） 6.张 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7.肖 耿（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 8.傅志寰（中国工程院院士，原铁道部部长） 9.刘西拉（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10.施一公（清华大学副校长） 11.俞立中（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12.饶 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前任院长） 13.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终身教授） 14.洪 晃（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EO） 15.胡雪桦（影视导演，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 16.袁 岳（知名独立媒体人，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17.高晓松（知名音乐人、制作人、导演、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18.萧丽河（中国第一位女性舞台灯光设计师） 19.蒋琼耳（新锐艺术品设计师，“Shang Xia”品牌总负责人） 20.于 刚（1号店创始人） 21.王伯庆（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 22.田溯宁（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 23.莫天全（搜房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24.陶 闯（PPTV聚力集团常务副董事长） 25.郭 盛（智联招聘CEO） 26.李 雷（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总裁兼北亚区总裁） 27.张亚勤（百度公司总裁，原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 28.沈南鹏（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29.张 磊（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30.周立群（中国诚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1.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32.阎 焱（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 33.葛甘牛（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34.王俊峰（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 35.高西庆（中国股市奠基人、原中投总经理） 36.陶景洲（知名律师，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37.杜可名（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主席，蒲公英乡村图书馆项目发起人） 38.徐家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 39.蔡史印（“黑暗中对话”中国区创始人） 40.廖晓义（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 2013年，在欧美同学会一百周年庆典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百年中国留学史，指出“这是一部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而当代海归们以自身特有的方式继续书写着精彩纷呈的新篇章。时代与个人是相遇也是相互成就的关系，每一代人的成功故事都有不一样的时代印记。书中这40位精英海归人物大都崛起于改革开放之后，留学与回国时间集中在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他们乘着改革的春风远行，在海外学习最先进的技术、理念、商业模式，而后，又迎全球化的东风回归故国，用自己的所学在社会变革中成就一番事业。他们是社会的变革性力量，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海归者说》通过这一特殊的群体看待个体的发展历程，反思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评估当今社会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把脉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中国当前面临新的历史转折关口，此书的出版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书主编王辉耀曾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获MBA学位和国际管理博士（PhD）学位，曾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系中国海归派代表性人物，是中国海归研究的权威，也是中国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王辉耀现担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等职务。曾被中国发改委《中国投资》杂志评为中国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被《时尚》杂志评为“中国首届时尚先生”，被《中关村》杂志和新浪网评为“中国最受尊重的十大海归人物”，被搜狐网评为“中国教育60年60人”。 主编苗绿博士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总干事。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2016年1月11日 -
【新产经】招才引智更要防人才流失
在全球人才激烈竞争的新背景下，中国正从过去引进资金转型到未来的招才引智，进一步提升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公安部日前宣布，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将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等7类企业、事业单位任职，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 中国“绿卡”进一步扩围，意味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包容开放，面向全世界招才引智。 然而有数据表明，我国流失海外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这说明中国绿卡扩围能否实现吸引高端人才初衷，关键在于要打造良好的国内环境和机制。 “绿卡”扩围 “绿卡”全称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中国“绿卡”的申请，是依据2004年8月开始实施《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该办法规定，对在中国有关机构任职的外国籍高层次人才，在中国有较高数额直接投资的外国籍投资者、对我国有重大突出贡献或国家特别需要的人员以及夫妻团聚、未成年人投靠父母、老年人投靠亲属等家庭团聚人员，可以授予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而根据公安部日前公布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安部决定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的外国人的工作单位范围。包括7类企业、事业机构任职，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这7类机构都是偏向于高科技研发中心。 据日前公安部副部长黄明介绍，即将实行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政策将进一步扩大签发对象，调整各类永久居留申请的情形，放宽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的条件。 黄明称，9月15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这次改革涉及外国人永久居留的申请条件、资格待遇、受理审批程序、日常服务管理以及相关的工作保障等多个方面，是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制度的一次全面改革和创新。 黄明介绍，即将实行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政策将更加科学合理、开放务实，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签发对象进一步扩大，调整各类永久居留申请的情形，放宽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的条件。 二是资格待遇进一步落实，建立社会融入机制，健全并落实相关待遇。 三是受理审批进一步便利，建立统一的信息发布机制，受理审批流程更加规范和优化。 四是服务管理进一步完善。坚持服务与管理相结合，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的制度。不断提高服务管理水平，所有这些，对促进和服务对外开放，吸引和集聚更多的优秀人才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绿卡”进一步扩围，意味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向全世界吸引创新人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认为，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表现。 田国强说，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在于创新，这需要中国从全世界“招揽”人才，而吸引海外人才就要为其提供包括方便的出入境服务等一系列便利。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瑞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企业来华经商，对人才自由流动的这一要素非常看重。尤其是研发创新型企业，非常重视研究型人才的自由流动。中国绿卡政策、签证政策进一步放宽，使外企来华投资经营更便捷。 事实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持续高速增长大国，中国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但中国的绿卡经常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拿到的绿卡”。 据汇丰集团《外派人员调查报告2014》显示，中国仅次于瑞士、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具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的外籍人员占中国人口的比例仅为0.06%，远低于发达国家10.8%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2%，甚至低于印度的0.4%。不管这份数据的简单对比是否有意义，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扎根”中国的外国人才太少，根源之一就是中国是外国人最难拿到“绿卡”的国家。统计数据显示，自2004年我国实行“绿卡”制度至2011年年底，总共只有4700多张“绿卡”发放，年均发放量248张，而彼时在华常住的外籍人口已达60万，而美国一年发放的绿卡数量就达100万张，很多发达国家每年也是几万张，几十万张。 申请的门槛高，有一些硬性要求过于刻板，导致中国绿卡的发放量极少。与西方国家通常不看职位，而看重学历、语言水平和在本国工作经验的绿卡制度不同，中国的绿卡在职称和任职年限等方面的规定相对比较不灵活，导致中国绿卡门槛较高。 居留门槛过高，直接导致了我国的“移民赤字”问题。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蓝皮书，目前中国内地海外移民存量已达934.3万人，而在我国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仅为84.89万人，移民赤字高达到849.4万人。移民赤字问题反映了我国人才流失、资金流失的基本事实；也反映了我国外流的人才和资金并没有得到相应补充。防人才流失更重要 2013年，中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5.35万人，是同期出国留学人数的85.41%，这似乎可以证明，我国人才流失的情况有所好转。但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依然居世界首位，如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而这些人才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来说非常重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人才流失反映出中国科研硬件和软件的不足。在硬件上，一方面是科研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一方面是设备运行低效。例如，在国外，即使在研究生阶段，中国留学生也可以使用价格高昂的先进仪器做实验，而回国之后，他们却发现好仪器都在少数人手中，一年也用不了几次。这是很多理工科留学人员不愿意回国的重要原因。 在软件方面，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方面依旧不健全，很多科研人员都把精力放在拿课题上，而不重视课题最后的结果，产生许多无用的、应付的科研成果，导致大量科研经费的浪费，学术腐败事件也时有发生。 王辉耀还认为，许多留学人员回国后都存在于体制外，不仅缺乏参政议政的渠道，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没有职称，在申请科研项目上也会遇到阻碍，造成人才社会地位和待遇的差异，也是不少留学生不愿归国的原因。 一个连本国留学生都吸引不了的科研环境，自然也无法吸引国外的研究者。2012年12月，《自然-生物技术》杂志曾发表过一份涉及生物学、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材料学四个领域，囊括16个国家1.7万位研究者的迁移情况的调查报告，在调查中，面对“你觉得2020年哪个国家会在你所在的研究领域领导世界”这个问题，生物学与物理学的受访者超过60%将中国列为选项之一。不过，仅有8%的人表示他们打算移居中国——他们更愿意去美国、欧洲、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顺应社会呼吁和期许，扩大“绿卡”申请范围，放宽“绿卡”门槛。毫无疑问，这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表达了我国在吸引国际人才上的诚意和努力，必定有利于吸引国际人才来华创业，让国际人才在中国的发展中发挥出更大作用。从这点上说，我国扩大“绿卡”申请范围，让外国人相对更容易申请到中国“绿卡”，这符合国际惯例和趋势，应当肯定。 然而，应当看到的一点是，我国的工资收入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而且我国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阻挡了很多国际人才来华工作的步伐。换言之，即便我国放宽了“绿卡”门槛，也很难吸引到大量我国需要的国际人才，这只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相反，相比较我国吸引国际人才来说，我国本土人才流失更为严峻。 虽然这两年来，从表面上看，我国人才流失现象有所好转，留学生回国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很多回国的留学生并不能算是人才，他们很快就由“海归”沦为“海待”，顶尖人才的流失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而这类人才恰恰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相当重要。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CCG副主任崔大伟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希望吸引更多的海归，并不仅仅是硬件，比如更多的投资或者新设备。实际上软环境里是非常重要的。软环境就是一种科研文化、机制文化，谁来负责这个机制，它的价值观如何。是否存在一些国际化的眼光，还是一种内在保护主义，他们只是在原有的老原则和关系上去做事情的，还是希望让中国变成一个全球化的科研基地。 崔大伟认为，当前中国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不是钱，不是资金，也不是这些情感上的移动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如何吸引到更多高质量的海外人才，就是我们机构的组织文化，这些文化如何能够改进，如何允许那些海归回来，手中有权利来开展自己的工作。还有把他们能够积极引进来，给他们权利，让他们去掌控这个机构，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文章选自《新产经》，记者：董曙光
2016年1月8日 -
【中国科学报】《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发布 中国企业将加快“走出去”步伐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日前，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下称《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反映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现状、特点与问题，并从金融体系、国际人才及智库作用等方面提出建议。 自2014年以来，政府加强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大大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迎来新一轮的热潮。中国首次成为对外投资净流出国。 《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规中，模集中在1亿～10亿美元的投资案例数高达407起，其次是10亿～100亿美元的大规模投资，达到121起。 《报告》还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呈现爆炸式增长，同比增加295%，相当于2013年的三倍，占当年总投资案例数的69%。从2014年的数据看，中国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主力，这虽然与国有企业反腐、海外资产审查等导致对外拓展步伐放缓等因素有关，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民营企业整体实力的壮大。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龙永图预测，未来几年，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持续快速增长，这主要基于三点原因，一是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基本条件；二是“一带一路”战略成为“走出去”新载体；三是全球经济和市场需求的推动影响。 CCG主任王辉耀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对于我国加大对外开放程度、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有着重要作用。文章选自《中国科学报》第4版 ，2016年1月7日
2016年1月8日 -
金灿荣：反制朝鲜核爆应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朝鲜核爆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显示国家意志和决心，这次是再一次显示其有核国家的立场。这已经写到朝鲜的宪法和党章里去了，最近朝鲜领导人在视察时宣布拥有氢弹技术，现在又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去做这件事，首先是展示国家意志。 其次，朝鲜可能认为现在大国之间矛盾很重，对核爆而言是个不错的时机。围绕中东问题，美欧关系不太好，而中美、中日、美俄之间都有矛盾，朝鲜认为大国之间难以协调立场的局面对朝鲜有利。 对朝鲜核爆，国际社会肯定会做出某种反应。我个人推测安理会会有某种动作，但是会反应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太清楚，但对南北关系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冲击。去年南北双方多次有缓和的姿态，也有老人见面等安排，但核爆之间，南北关系应会冷一段时间。 中朝关系也会受到某种波及。这几个月以来，中朝关系实际上有和好或者缓解的努力，但现在看起来，中朝之间的第一大矛盾不仅没解决还在升化，对中朝关系来说影响非常消极。 对这件事的解决，眼前能看到的应该就是提交安理会讨论，然后形成新的决议。对朝鲜核爆问题的反应，还是应该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来进行。本文选自环球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月7日 -
王石：没有后悔的人生
他是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的掌门人，创立并领导着公司，但他本人却并非公司的所有者；他也是登山家，是运动员，是极限运动爱好者；他做生意、写书，也做代言、环游世界……从“企业家”到“登山者”，再到“环保主义者”，王石的身边不断转变，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身份的局限。在他看来，人生从来就不是静水深流，多彩的人生协奏曲，才是他最好的写照。从蠢蠢欲动的商业梦，到万科一步走来做大做专，一起来看王石的创业故事。蠢蠢欲动的商业梦 1951年，王石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1968年，王石进入空军汽车三团服役，成为一名运输兵。 1974年，王石复员到郑州铁路局当工人，被推荐到兰州铁道学院攻读排水专业。大学期间，他自修完《政治经济学》，这本书算是他的商业启蒙。 1977年，王石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作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对铁路工作并不太感兴趣，大学时种下的经商种子正悄然萌芽。 1980年，王石进入广东省外经委，负责招商引资，算是迈入“商业圈”。在外经委，王石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商业运作，也积累了大量商业经验，为日后的“单飞”打下良好基础。 1983年，王石32岁，他辞去政府公职到深圳经济特区做中间商倒卖玉米，“单飞”之行正式启程。次年，他的生意几经起落，渐趋稳定，收入也不断增多，有了300多万元资产。 1984年1月24日，王石正在不亦乐乎地倒卖着玉米，经过深圳国贸大厦时看到了很多聚集的人群，原来是邓小平来此视察，俯瞰特区全貌，这一下击中了王石，“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凭借倒卖饲料赚到的300多万元，王石注册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并出任总经理。企业成立之初，王石涉足多个领域，销售日本进口电器、仪器，还搞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等。“我那时是投机高手，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到了。”把蛋糕做大 1988年，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进行股改，改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2月，万科发行中国内地第一份《招股通函》，发行股票2800万股，集资2800万元，这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份按照国际惯例面向社会公众在报纸上刊登的《招股通函》，是万科发展史上的关键一步，为后来万科上市打下基础。 发行股票之后，王石一改创业初期锱铢必较的作风，洒脱地放弃了个人股份。“把蛋糕做大，分一点就不得了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如何才能“把蛋糕做大”？王石盯上从未涉足过的房地产行业。 1987年，深圳市政府划出一块面积为8588平方米的土地进行有偿出让拍卖，使用年限为50年，这是建国以后，土地首次作为商品拍卖。王石敏感地注意到，这将意味着房地产业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事业。然而此时进入房地产市场，已经算不得占据先机。何况，非房地产公司只能靠投标竞价来拿到土地。王石却没有因为重重阻碍而退缩半分，在首次投标中，万科这个“初生牛犊”以高出市场价10倍以上的价格拿到第一块地。当时深圳市规划局局长都不禁感慨：“你们怎么出这么高的价格，简直是瞎胡闹，不过，还是祝贺你们。”万科职工对此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当年万科就像个野孩子，别的孩子有饭吃，万科却得自个找饭吃，甚至是去抢饭吃。 正是这次“猛打猛杀”让王石“杀”进房地产行业。高于25%的利润不做 1992年，随着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开始升温，一度出现房价虚高的泡沫。此时，国内的地产商都陶醉于眼前的“大好时光”，不断圈地圈钱，将业内“低于40%的利润不做”的说法奉为圭臬。此时王石却没有沉迷于当下的泡沫，他破天荒地提出，对万科来讲，“高于25%的利润不做”。 舆论一片哗然，房地产商们也纷纷质疑。王石却坚持自己的观点，“万科不是不想赚钱，而是从长远来看，市场必然向平均利润率回归。” 事实证明，王石的选择是正确的，虽然利润率不及同行公司，万科却在大家囤地来增长利润的时候，坚持快速开发，这也让万科躲过了危机，以至于在之后一路稳健，挺过了金融整顿之后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居有万科 1995年，王石已经为万科树立了明确的企业架构，在很多企业都在搞“多元化”的时候，王石果断卖掉万科蒸馏水公司、零售公司、电影公司、广告公司，一门心思将万科打造成一个专业房地产公司。1998年，在金融风暴影响下，为了释放消费能力，朱镕基决定催热房地产，还由此询问了王石对网地产市场走势的看法。 万科开始了攻城略地，步步发展。2000年，万科投资深圳、上海及北京的住宅项目和零售业务，公司实力增强；两年后，万科进入了广州、中山、大连、鞍山的房地产市场，初步形成了“3+X”的区域发展模式；2005年，万科进入了江浙市场，实现了十年前的期望。 2008年，万科实现了31个城市，超过15万户家庭的居住梦想。“放养”万科 在万科高速发展的同时，王石逐渐和管理层拉开距离，开始采取“放养”的方法管理万科。1999年，他辞去总经理职务，转任董事长。 2001年，万科再次对旗下公司进行股份转让，全面完成战略化转型，成为单一业务的房地产集团。此时，王石通过锻炼已达到“健将”的身体水平。 2003年，52岁的王石成功登顶珠峰。紧接着，铺天盖地的质疑砸来，“你登珠峰的做法令人佩服，但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样做对股东负责吗？”王石的回答非常洒脱：“我认为，不能因为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就没有个人生活。我的行为会尽量透明，让广大中小股东在我登山之前了解情况。有的人认为王石登山可能遇难，应该在他登山之前把万科的股票卖掉；另一种判断是，即使万科董事长遇难，公司也会正常运转，否则他不会去登山，这正说明公司运行良好。” 这番自信的言论真的料中了万科一路向好的走势。随着王石不断“攀登”，万科业绩也一路向上。 2010年，万科回款突破千亿。 2014年，万科回款突破2000亿。“+互联网”与绿色建筑 敢对企业“大胆放手”的王石，丝毫没有放松对万科未来走向的把握。作为行业领跑者，他要求万科率先结合互联网进行发展。在他看来，既然身处传统行业，面对互联网的挑战，万科应该考虑怎样利用好互联网，不是“互联网+”，而是“＋互联网”。“传统行业要把这个工具用上，否则就会被淘汰掉。” 2015年，万科推出了“万科云”，这是基于“跨界聚集”和“行业重构”的“不动产+服务”的产品，目的在于打造“+互联网”的线下工作云平台，通过产业聚集和专业产业服务来帮助小微企业的发展，用资源共享的方式来降低创新企业合作的成本。 同时，王石也督促万科要加大在环保产业方面的关注。“万科规模已经这么大了，等到未来政府说你必须搞绿色建筑的时候再动手，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打提前量，冒一些风险。”万科在绿色建筑领域不断探索，2013年，根据国家绿色建筑认证标准，2013年万科绿色建筑的认证面积为596.4万平方米，其中绿色三星住宅为141万平方米，占全国34%。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月7日 -
【国关前沿通讯】2015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十大重要事件
1. 华南国际关系学界的兴起 整个2015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中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华南国际关系学界的兴起，因为这改变了整个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格局与版图，华南未来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第三中心”。2015年6月，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知名学者庞中英担任院长，之后该院进行了首轮扩张，从海内外引进一大批在学术上成就颇高的中青年教师，一跃成为华南地区国际关系学界的“龙头”。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有非常好的研究与办学理念，理论与政策全面发展，而不是局限于仅仅专注于对某一个地区和领域的研究。除了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也是华南地区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力，华南师范大学也有相当数量的优质师资。而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则拥有不少国际化的学者，他们都曾在欧美国家接受博士教育，大多在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过学术论文，与英文学界保持了密切关系，是连接华南地区与国际学界的桥梁。为协调未来的发展，2015年12月，海国图智研究院、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及华侨华人研究院主办了“中国外交转型：机遇和挑战”研讨会，王缉思、庞中英做重要发言。尽管华南地区国际关系学界的发展时间不如北京、上海长，与中央政府的联系相对较弱，但这些学校的包袱比较小、负担比较轻、理念比较先进、人才济济，并且以广东省这个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窗口为依托，因此华南地区国际关系学界未来的发展潜力难以估量。 2.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地区研究深入发展 2015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最高频词汇是什么？非“一带一路”莫属。“一带一路”是一种倡议，也是目前中国最高的国家级顶层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有重要影响，它要求学界转变过去重视理论轻视具体地区问题的研究偏好，尽管这个转变并非易事而且需要很长时间，而且目前缺乏强大的资金支持。有的高校为了响应这个战略，甚至成立了专门的“一带一路”研究院。不过，也有学者撰文批评在“一带一路”研究的过程中的确出现了某些乱象，主要表现为一些机构和学者“一哄而上”，比较急于求成，不愿意做小的具体问题。很多机构都想从中拿到资源，这就使得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一种浮躁气氛。尽管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学者对这个宏大问题的研究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就目前而言中国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几乎很少有扎实的、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地区研究中不少“跟风式”的研究停留于表面层次并且显得比较粗糙。此外，学界中不乏有冷静但比较尖锐的声音，时殷弘就希望中国能够谨慎推进这一战略，照顾其他国家人的看法，以免对中国外交造成负面影响。 3. 中国国际关系三大原创性“大理论”相继出现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很多人一直在提出要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者“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中国问题的不满。当然这个口号一直受到各种质疑和批评，中国学者之间曾经争论国际关系理论应该体现为“普世性”还是“国别性”，以及中国学者是应该绕过西方理论搞自己的理论，还是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超越西方。当然，尽管受到不少质疑，但作为一种学术追求，这是无可厚非的。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曾说，任何一个学界里面那些最伟大的名字肯定是理论家，国际关系学界也是如此。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发展成熟的标志，就是要有自己的学者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并且比西方理论有更强的解释力，不论这些理论是采取何种研究路径。经过约15年的努力，2015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三个“大理论”鼎足而立：2015年2月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获得“国际关系研究协会”（ISA）的“最佳著作奖”；4月秦亚青在论文中正式提出“国际政治关系理论”，这是他对自己数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10月阎学通的《世界权力的转移》一书出版，创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引发海内外学界的热烈反响。 4. 中国学者首次获得国际关系研究协会“最佳著作奖” 2015年初，复旦大学唐世平撰写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获得“国际关系研究协会”（ISA）的“最佳著作奖”，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具有标志性的一大事件。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非常之少，中国大陆学者又很少有人能够在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顶级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创新又是不可能绕开西方学者的既有成就的，要在西方成就的基础上进行中西合璧式的突破。唐世平的研究能够让西方人刮目相看并且给以很高的评价，国际关系学界的最大组织ISA会员们用一人一票的方式对他表示了认可。同时，在2015年的ISA年会上，唐世平代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家与米尔斯海默、布赞、阿查亚这些国际顶级学者坐在同一主席台上进行对话，这都是以前罕见的事情。目前，唐世平的研究重心，已经从国际关系学转移到了比较政治学，准备开辟中国比较政治学的“五角场学派”。 5. 中国国际关系民间智库的雨后春笋式发展 2015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公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国际关系学界，智库发展成为这一年来讨论的热门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相继被列入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水平智库名单。而与官方、半官方智库相比，民间智库可能更受到舆论的关注，它们有能力研究社会所真正需要的问题。不过，与官方智库相比，民间智库的资金与资源相对短缺，很难成为优秀博士生的首选就业机构，而且难以得到官方的信任并且对官方的决策缺乏影响渠道。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曾经指出，真正的民间智库不会像官方智库那样异化为政府政策的传声筒或政策合理性的证明者，智库如果不能接地气、缺乏民间性，就会使智库的研究成为纸上谈兵，中国的思想和政策市场要想繁荣，不能只有国有智库的空间，也必须要有民营智库的参与。除此以外，民间智库不仅可以承担为政府提供合理建议的功能，还可以承担向海外介绍中国的功能，这比官方智库更加具有优势。 6. 2015年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几次精彩争论 国际关系学界每年都会对不同的问题进行争论，每一年都有不同的热点。2013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是朝鲜核试验后的中国对朝政策，2014年争论的主题是中国外交的转型与改革，以及对美政策的调整。2015年这个问题继续进行争论，王缉思、陈志敏、苏格、王义桅等人撰写文章，王逸舟的“创造性介入”三部曲撰写完成。2015年5月开始，澎湃新闻相继刊登几篇文章，几位学者对中国的外交话语权进行了激烈争论。张锋认为中国使用的外交话语过于宏大，导致外国人不能理解中国的话语，不利于中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而徐进、苏长和则认为外国人装听不懂中国的话语是有某些利益目的，之后又有很多学者加入这场争论。到了下半年，另一个话题的争论开始兴起，即关于中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有人认为这个“陷阱”存在，有人认为不存在；有人认为中美双方已经进入这个“陷阱”，有人则否认；有人认为我们应该仔细深入理解修昔底德的原意，有人则认为这只是“标签”而实证研究才最重要。最后，关于“话语权”和“修昔底德陷阱”两个话题的争论被合在了一起，即对于美国学者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话语”，中国学者应该怎样应对的问题。有人认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话语陷阱，对中国的学术和政策讨论弊大于利，因此我们应该提出中国概念；有人则认为提出中国的概念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会让西方人听不懂，因此中国学者还是应该用西方逻辑来反驳西方概念，进行正面回击。 7. 国内第一本国际安全英文期刊发行 2015年7月，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杂志英文版出版发行，这是国内第一本国际安全研究的英文期刊，每年发行两期，该刊的出版有助于在国际学术圈里提升中国安全研究的话语权。2012年《国际安全研究》杂志改版之后，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力显著提升。2015年，杂志编辑部举办了两次重要的国际安全主题学术会议。7月“共享安全：世界和平与全球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将近70位专家学者参与了为期两天的发言讨论。10月由塔里木大学、《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以及《国际展望》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国际安全研究论坛暨“复合地缘政治与跨境安全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新疆举行，全国近百位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8. 政治局集体学习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方向发展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就这一问题向政治局委员进行讲解。新华社认为，一方面这是因为国际格局的变化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希望在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中作出积极的贡献。同时，这次学习将推动中国的全球治理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9.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举办“北阁论坛”两次年会 2014年底，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的首届“北阁对话”年会在北京大学举行，陆克文、佐利克、梅农、戴秉国等国际知名学者参加了这次对话。会议为期两天，其中一天为闭门研讨，半天为国外嘉宾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领域青年学者的对话，半天为面向公众和中外媒体的公开论坛。2015年10月主题为“建立亚太安全架构”的第二届“北阁对话”年会召开，国际知名政要、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探讨国际安全形势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 10. 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在整个2015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2015年11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成立，宗旨是分析中国崛起的原因和规律，进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原创性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推动中国思想和中国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上海部分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宣布建立以“共生”为主题内容的“上海学派”，并出版相关论文集。2015年底中共中央党校成立国际战略研究院。2015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2013和2014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与讲座教授名单，王正毅、刘鸿武教授入选，这成为中国首两位国际关系专业的“长江学者”。2015年10月，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名单，《国际政治科学》成为新的期刊。2015年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杂志在创刊九年之后影响因子已经高达1.3，基本达到国际关系学SSCI杂志中的一流层次，这也是目前中国大陆（香港除外）的唯一一家政治学SSCI杂志。此外，今年国内还有几家英文期刊开始创办。在国际文章发表方面，2015年中国学者也取得了较大成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都有年轻学者在国际著名SSCI杂志上发表文章，其中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庞珣成为首位在国际关系学顶级杂志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上面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与此同时，全国高校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也表现踊跃，自发主办各类学术活动。例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创新工作坊在《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支持下准备筹办全国性的青年学者学术会议，南开大学《新视界》杂志编辑部已经多次自发举办全国研究生论坛，等等。在信息传播方面，2015年手机微信成为国际关系学术信息的最主要传播方式，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信息交通网络，其中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成为关注量最多的微信公众号。文章选自国关前沿通讯，2016年1月3日
2016年1月6日 -
饶毅：中国未来与科学的隐患
专家简介饶毅，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这是误传，误传的原因含有善良的成分。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来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便鼓励自己。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进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基米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是否西方科学在两千多年前达到的程度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可能都未达到？ 我们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后果。最近几百年，人类才有共识——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隐患，今天可能还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显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来作为例子。而中国人很多还称之为“奇技淫巧”。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普遍的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并且科技对于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的模式和内容，至今为止，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当有少数翻译翻译得比较好，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 1949年以前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它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在同时拥有陈景润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景润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不能说一定出现过，以后应该会出现。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他们的研究所的一些房子建立好不久以后，抗战就开始了，所以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我在我们的新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第一个诺奖之路》不仅介绍了屠呦呦的工作，还介绍了1940年代从中药获得抗疟化学分子常山碱的先驱科学家张昌绍，他从西方留学回国后为我国找抗疟药，他和他同代的留学西方回国的科学家从科学研究到人才培养做的工作，为1950年代屠呦呦等大学生做了必要的铺垫。可惜张昌绍1967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一个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好不了很多，总体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做官发财成为高危职业，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在19世纪50年代建立，对中国科学是一个很大的带动，当然与民国政府时代成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曾经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学方面，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当时国家并不是特别支持他的情况下，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认为的是农民出身，他实际上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袁隆平是自己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今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参加的523计划，早期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领导和卫生部的局级领导人作为行政主管，协调了全国比较多的单位。文革期间，以前的留学生很难参与科学研究工作，除了像张昌绍等含冤去世以外，有一些人被打进牛棚，另一些人靠边站。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需要仔细知道的人，可以看我们写的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是参与青蒿素工作不同的、有争议的人共同公认的、比较客观的有关青蒿素历史的书。 《辛酸和荣耀》这本书，我们不仅会介绍屠呦呦和六七十年代的工作，我们也会把张昌绍先生的工作加进去，所以至少是两代科学的传承，从一位放弃和平的国外生活，回到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他做了重要的科学工作，到他1967年去世；屠呦呦这辈科学家，重新寻找抗疟药，到成功找到，到屠呦呦获得诺奖。所以从自杀的科学家，到得诺奖的科学家，这个历程非常令人感怀。抗疟的523并非1970年代唯一的大项目。比如说参与过屠呦呦课题组工作，在屠呦呦以前注意到青蒿的余亚刚，他很快被调走是因为要他参加支气管炎研究，其目的是为毛泽东同志的疾患找到治疗办法。70年代受文革影响很严重，很多人不从事科研工作，很多人上班看报纸，大量才华被浪费。 毛泽东主席去世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他首先非常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我认为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恐怕从2003年算起。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也可以说是这十几年。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有100多年可以算上去，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的只有十几年。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五十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是非常危险的道路，以前做官的失去生命、富人被剥夺财产，就是做1950、1960年代的官员也很容易被批斗，高危职业朝不保夕。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很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地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现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科学文化、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有些人比较幼稚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这个增是有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条件的上升曲线和人才的下降曲线将决定我们中国科学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断上升，而可能出现平台，而平台的高度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高度。如果用简单的、容易记的、有点肤浅的诺贝尔奖的数字来说：遥远的人口小国瑞士是只有700多万人口，已经获得过20多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邻国日本从1949年获得第一次诺贝尔奖至今也已获20多次诺贝尔奖，可以预计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也是日本获得诺奖100周年，我们几乎不可能在诺奖的数字达到日本的数字，当然是不是2049年中国总体科学超过日本，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确定的肯定或者否定，我们仍需拭目以待；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如果你要用诺贝尔奖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如果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有数据支持，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到2099年也不太可能在诺贝尔奖上再超过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的哈佛、耶鲁在全世界无足轻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科研。美国在研究突出是霍普金斯大学，它在19世纪成立以后，学习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教学、有研究。霍普金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如遗传学的摩尔根是霍普金斯毕业生；卡耐基和梅隆支持大学，今天的卡耐基-梅隆是计算机很好的学校；美国的洛克菲勒出生中下阶层出身，他在每三个月只有25美元收入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不是在有钱以后才捐、是在穷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他的捐款是很有特色的，效果非常好，他捐款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上成就非凡，他捐款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是一个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的学校，这个学校今天只有70多个教授，一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10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它历史上出现过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工作，1944年提出的DNA是遗传物质，洛克菲勒还捐资成立了北平协和医学院，在美国还捐资成立黑人的女子学院，都很有远见，在很不同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基本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地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而二战之后，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50年代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包括对生物医学投入的急速增加，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其中还跟生物医学对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有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都还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机构。 中国科学发展是比较晚。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可能主要是为我们培养人，为我们培养能够引进消化先进技术的作用大于原创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应该是需要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我们能单纯通过金融或其他分配为主的模式走到前列，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一定是更重要、可能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文章选自爱思想网，2015年12月30日
2016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