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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吴建民：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克服狭隘思维
人民网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覃博雅） 三亚消息：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今天在海南三亚开幕。原中国驻法大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建民表示，中国企业已经逐渐认识到“走出去”是应有之路，但仍面临许多意识上的不足。 吴建民表示，中国企业正处于“走出去”的大潮前夜——除了大企业之外，更多的中小企业也在逐步成为“走出去”的主力军。但他强调，“走出去”需要面临几个问题： 首先，需要更新知识，了解当地的“办事之道”。多数国内做得很成功的企业往往是遵循了中国的办事之道，而这些企业如果在国外碰得“头破血流”乃至失败，归根结底还是以为国内这套方法在国外还“行得通”。 其次，要更新观念，活用中介机构。吴建民指出，包括国际咨询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在内的各色中介机构，在跨国贸易中是十分重要乃至必须的存在，“不是找一找当地的翻译就可以的”。 再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标杆是由跨国公司逐渐演变为全球公司。凡是在国外失败的企业，往往没有与合作方做到“共赢”，或是没有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考虑对当地的环境和社会责任，从而留不住高管和各种人才，得不到当地的认可，从而失败。他借用一位专家的观点指出，真正的全球性质公司，在销售、雇员和资产的比例上，往往是海外部分超过国内。 吴建民总结道，中国企业“走出去”伊始，失败不可避免，关键仍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文章选自人民网，2015年11月20日
2015年11月30日 -
【人民网】乔健：企业全球化应注重文化与领导力建设
人民网北京11月21日电（汪墨）三亚消息：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今天在海南三亚举行。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乔健指出，企业全球化不应仅限于产品出口与资金流通，更应重视企业的文化输出与领导力建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全球五百强，但在美国最近公布的全球知名品牌一百强调查中，中国只有两家企业上榜，联想是其中之一。 联想是最早受惠于全球化的企业之一。2005年联想收购了IBM的PC业务，得益于其优秀的产品与业务模式。但是联想的市场份额很小，之后的四五年间，联想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尤其遇到全球金融危机时其业务受到重大挫折。反思失败原因，乔健指出，联想当时只注重产品与策略，却忽视了文化建设与领导力建设。2008年以后，联想开始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管理不同国家人员，不仅依靠政策、法规和法律，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建设得到当地客户、管理层和员工的认可，大家秉承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去奋斗。十年前联想的营业额是30亿美元，今天是460亿美元，十年来业务翻了15倍。最让联想感到自豪的是领导能力的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乔健刚刚从印度回来。她指出，印度是“一带一路”战略非常重要的参与国，联想在印度PC市场份额占第一名。印度认为联想是非常好的品牌，发展势头也非常快，最关键的是印度联想公司有几百名员工，从高层主席到总经理全都是印度人，但是当他们说出的每一句话翻译成中文时，其想法与北京领导层的观点不谋而合，可见企业文化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文章选自人民网，2015年11月21日
2015年11月30日 -
【人民网】迟福林：“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转型的四个基本趋势
人民网11月22日电 （文小琳）三亚消息：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今天继续在海南三亚举行。在下午召开的“建设中国企业的全球制造品牌和服务品牌”全体大会上，（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了“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转型的四个基本趋势，并针对中国企业品牌建设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 首先，迟福林谈到了“十三五”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趋势。未来五年的趋势可以用“四个基本”来概括： 第一，要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首先，到2020年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有可能从今年的51%或者接近52%，达到55%到58%左右，国家“十三五”纲要有可能把这目标定在55%，但是实际结果会超过55%。其次，研究型、生产型服务业的GDP占比有可能从现在15%提高到30%左右，中国的生产制造业大而不强，核心在于研发所占GDP的比例，就是生产型服务业占GDP比重太低，我们和发达国家要差三倍左右，估计在互联网+推动下，在新一轮科技变革推动下，这个在“十三五”期间有可能倍增。再次，发展服务业会引导制造业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这是五中全会的建议。目前3D打印机代表了服务方向，未来“十三五”会使得机器人引领服务业由生产型项服务型转变。一位上海机器人的专家告诉我可能五年以后机器人就可以走入家庭。 第二，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基本格局。首先，2020年中国规模城镇化率将由现在54.7%提到60%左右。其次最重要的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从去年的36.6%提升到2020年的50%左右，国家规划纲可能将目标定为45%。更重要的是主要户籍制度改革将会加快。再次，我认为关键取决于户籍制度改革，应该由人口的控制转为人口的服务管理，由公安管户籍转为民政服务转户籍。 第三，基本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首先，中国城镇居民用于服务型消费支出现在是40%，估计“十三五”期间每年会提高2%，到2020年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能达到50%左右甚至超过50%，而在广东、北京、上海可能会高达60%以上。也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以服务型消费为主，这在城镇基本会是一个现实，对企业创造品牌提供了大背景。其次，中国未来五年全社会零售消费总额会保持在8%到10%，高于GDP两到三个百分点。再次，我们全社会零售消费总额由去年32万亿，到2020年有可能会增加到48到50万亿。今年第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58.4%，“十三五”期间可能会稳定在60到65%。这意味着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将基本形成消费拉动增长的新格局，而这个关键的背后就是消费结构升级来形成的，所以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品牌要求也很强。最后，将会基本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国是第一贸易大国，但是服务贸易比重比较低，全球去年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大概接近20%，未来全球对外贸易取决于在服务贸易双向开发，我估计到2020年中国这个数字有可能达到或者超过20%。 接着，迟福林指出了在此趋势下中国企业品牌将会面临的机遇和要求，他提出四点具体建议： 第一，加大以研发为重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中国最有条件把互联网+做到实处。因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中国最突出的优势是互联网+，在于研发为重点的生产型服务业方面。尽管中国在工业领域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但是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消费需求。因为有巨大的市场来支撑，企业有条件服务型的课题创新中全球的品牌，企业能在快速增长中不断完善。 第二，塑造能够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企业品牌。现在中国服务型消费支出潜力巨大，老年人潜在消费需求至少一万亿，而市场却不到二千亿，更没有什么品牌。估计中国未来五到十年，健康服务业的市场需求将超过医疗市场的需求。健康产品，健康品牌将成为未来资本市场最大的潜力股。问题在于这个市场空间需要企业来创造。拿房地产来举例，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规模房地产做得很大，可是缺少服务品牌。如果房地产能够从规模房地产向以健康服务为主题的服务型房地产转变，将会大大提升房地产的品质。中国消费结构升级未来的潜力十分巨大，关键自傲与中国的产品需要适合于国人的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 第三，充分利用国内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新的机遇。中国在制造业市场开放度达到85%以上，接近90%，而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不到50%，服务业大部分形成市场垄断。市场垄断导致价格高，这是很大的问题。没有服务业市场的开放，我们很难激发市场活力，很难给社会资本、民营资本创造空间。而在未来几年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会相当快，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全面放开健康服务业市场，中国政府在五中全会建议，凡是社会资本可以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可以直接购买。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会议上提出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来拓宽外来投资渠道，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第四，要以人为核心加快商业模式的变革。企业的品牌是一个成果，但是核心的问题是商业模式的变革。我认为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弱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将科技体制向人倾斜。企业要创办品牌，变革自己的商业模式，关键就在于要把人才发挥到极处，这样企业商业模式在新的课题面前才会有竞争力。所以商业模式的变革对于企业形成品牌是最重要的。文章选自人民网，2015年11月22日
2015年11月30日 -
【人民网】唐修国：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化发展中应有长远眼光
人民网11月20日电 （文小琳）三亚消息：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今天在海南三亚举行。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从企业的角度分享了装备行业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唐修国说，工程机械、工程装备或者说更大的装备行业可能不会成为最盈利的公司，也不会市值最高，但是它是工业的“脊梁”。现在三一海外销售额的价格比在中国高一些，三一的出口规模和海外制造和销售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我们越来越体会到真正的全球化其实是本地化。今年人民币对美元跌了2.6%，但是南非的兰特对美元跌了20%多，巴西的巴币对美元跌了40%多。如果资产资本制造不能本地化的话，做生意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做生意越多可能亏损越大。 所以，如果是在装备制造业方面要做全球化，要有长远的眼光，还要有一种情怀。我们在智利矿难和日本福岛事件中参与救援，在这样大的全球性的救援活动中，应用了美国的钻机，中国的起重机，韩国的装备。我们为其中有我们中国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说明我们的装备制造达到高性能，这体现了中国的制造地位。 中国的发展模式也逐渐被很多国家所认可，这给我们在一带一路去寻找发展机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三一在美国有一个风力发电的投资，诉讼甚至到了美国政府奥巴马总统那里，现在已经达成了全面的和解。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有教训同时也获得了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尊重当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通过应用美国的法律，用美国的中介，用美国最好的律师团队等等。文章选自人民网，2015年11月20日
2015年11月30日 -
王辉耀：中国可抱着积极的态度加入TPP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日前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中的“平行论坛8：TPP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上表示，中国应该抱着积极的态度来看待TPP，加入TPP，内外联动，推动中国的改革。 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个人看法：一对于国际的多边的安排，全世界有很多，我们应该抱着一个更加欢迎的态度，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回想起15年前中国加入WTO，加入WTO的前十年，从关税贸易总协定到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过程，中国当时有很多的争论、很多的担心，甚至是恐惧。当时有一句话“狼来了”，我们加入WTO，我们中国将什么都不存在了，国民经济将受到摧毁性的打击，甚至汽车工业将全军覆没。那个时候有远见、主导中国加入WTO的人，包括龙永图部长，给中国经济做了很大的贡献。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现在15年，中国的经济翻了七八倍，中国的国际贸易翻了七八倍，中国的繁荣、崛起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了过去的15年。加入这些国际组织是跟国际接轨的方式。我们原来没有加入WTO之前，每年要到美国去推最惠国贸易待遇，每年到香港找企业家带团到美国国会游说，美国每年都要给我们做一番批准，或者辩论，包括跟中国人权问题挂钩，很多问题挂钩，非常不方便。后来加入WTO以后，我们的货物畅通无阻了，一下子爆发了井喷式的经济增长活力。原来说中国汽车工业全军覆没，结果加入WTO，我们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所以多边国际贸易的安排我们应该抱着积极的态度，应该积极去参与。二二现在TPP还处于谈判的过程中，我前一段时间在日内瓦开会，碰到WTO前官员，他跟我讲，WTO多哈回合谈判，十多年来没有多大的进展，包括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国企改革。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标准，他说中国没有支持多哈谈判，他说现在中国是WTO最大的受益者，现在中国应该在WTO机制里面发挥领头的作用，因为现在中国在WTO分量很大。结果多哈回合谈的一直难产，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成果。所以TPP以后的其他国家开始另起炉灶了。也给我们一个提示，中国应该积极的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订，积极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TPP这种事情来讲，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批准，我最近刚去了华盛顿，华盛顿大街上还有人游行反对TPP。正像PRESTOWITZ先生所说的那样，美国人认为这是在给其他国家送好处。希拉里竞选的时候还公开说，我个人认为短期内TPP得到通过还非常难。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都在对TPP提出不同的意见。我倒觉得这反而是一个机会，中国现在应该积极的加入TPP，因为美国和日本，包括最主要的TPP国家没有说不让中国加入TPP，不是说他们搞了一个东西把中国排出在外，是中国自己没有申请加入。现在倒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趁着TPP条例还在谈，我们加入到这个游戏规则里面，我们参与游戏规则的制订。当然国内有观点说TPP是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的标准、国有企业，这会带来很高的标准，对我们不利。我个人看并不这样，越南，不管是在市场城市化的程度还是在劳工层面还是国有企业方面都比中国差很多，越南都能加入TPP，为什么中国不可以加入TPP？所以中国应该就像当年加入WTO一样，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加入TPP。 三个人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改革意见，其实TPP里面有一些改革的内容是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都是相同的，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证建设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这些倡导的跟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想要改革的是一致的。所以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内外联动，推动中国的改革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像WTO带动了中国的改革，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推动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样。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敌人或者是一个围追堵截，它就变成围追堵截，如果我们积极的参与它，改革它，可能还会朝好的方面发展。毕竟TPP现在没有中国参与都占了40%的量，如果中国参与进去，可能占到世界50%，更好，超过世界半数的GDP都在这个机构里面。一个新的机构推动中国改革，推动中国贸易更大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于TPP这样的事情讲，克强总理讲乐观其成，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积极的参与更好。美国表示欢迎中国参与，日本安倍晋三也说欢迎中国参与。所以我们可以积极的参与到TPP里面来。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新的历史 新的舞台”这一主题，举行了六场全体大会和十场平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是国内专注中国企业国际化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论坛，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宏观的政策解读、高度的战略思维为广大与会嘉宾带来思想盛宴。论坛所搭建的高端交流平台，对于已经“走出去”和有意开拓国际商业版图的广大中国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论坛自去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好评。未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还将每年举办此论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现实意义的指导。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新的历史 新的舞台”这一主题，举行了六场全体大会和十场平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是国内专注中国企业国际化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论坛，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宏观的政策解读、高度的战略思维为广大与会嘉宾带来思想盛宴。论坛所搭建的高端交流平台，对于已经“走出去”和有意开拓国际商业版图的广大中国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论坛自去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好评。未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还将每年举办此论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现实意义的指导。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11月27日 -
龙永图：中国需要对TPP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龙永图日前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中的“平行论坛8：TPP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上表示，从中国根本利益和改革方向来讲，TPP树立了一个好的标杆。 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要对TPP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 关于TPP的问题，首先要对TPP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现在很多人对TPP反感，主要认为中国不参加TPP，认为中国被排斥在外，我认为这完全不符合实际。中国从来不是被谁排挤在TPP之外，我们要先了解一下TPP的背景。WTO最近以来运作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全球自由贸易谈判风起云涌，全世界出现了几百个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TPP无非是其中几百个自由贸易协定当中的一个。不能说凡是中国没有参加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中国被排除在外，凡是美国人主导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就是针对中国，这无从谈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早就搞起来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中国没有必要参加，中国不是北美的一分子。TPP也不是美国搞起来的，是几个很小的国家，新加坡、新西兰这些国家搞起来的，美国是后面参加的。不能说美国处心积虑的搞一个东西来针对中国。所以我们中国现在任何评论不能信口开河，特别是中国一些主流媒体，对于这样重大问题你信口开河，不仅损害了全球自由贸易协定体制的建立，也损害了中国形象。我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两年以前在北京、上海大的会议上都强调了，我们关注TPP并且对TPP完全持开放欢迎的态度，后来我这个意见被中央所接受。去年4月份博鳌亚洲论坛的时候，李克强总理首次对TPP做全面描述。我们对TPP持开放的态度，而且乐观其成，这是中国的官方态度。我也不想扣谁的帽子，至少基本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也不要求所有媒体和官方都是唱一个调子，但是主流媒体应该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开放的，乐观其成。现在我倒是希望美国国会尽快地批。美国现在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是美国讨论任何问题都有不同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方面，对TPP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为什么应该对TPP持开放的态度 第二个方面，我想讲一下为什么TPP我们应该持开放的态度。全球二维体制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碎片化。搞得做企业、做生意的无所适从，有很多协定存在。所以现在很大的问题，第一，要重振WTO的中心作用，全球一个体制、一个规则，那对我们做贸易、做商业的是最好的体制。如果这个做不到，至少形成一个大的比较统一的贸易协定。所以现在我们中国所追求的，就是去年APEC提出的至少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亚洲太平洋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能够建立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对亚太地区来讲，整个的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是非常重要的进展。现在TPP达成协议了，11个国家，在亚太地区另外还有16个国家，东盟十国、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16个国家在谈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这个很快会达成，这是TPP最大的积极作用，就是推动了RCEP尽快达成协议，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推动力量。RCEP如果在TPP的推动下达成了协议，整个亚太地区就形成了TPP和RCEP两个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将来这两个区域贸易协定能够互动，互相包容，最后互相结合，形成一个整体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所以TPP是亚太区迈向统一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关键一步。TPP当中有7个国家和RCEP是重叠的，新西兰、文莱、澳大利亚等，他们同时是TPP的成员，也在参加RCEP的讨论。RCEP谈成以后，和TPP两个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搞成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这是理想的状态，当然这会比较困难。所以TPP积极的方面就是可以促成亚太区域的整体自由贸易协定。 第二，TPP在很多新的领域制订了新的规则或者比较高的标准，能够不断加快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全球对于劳动的问题、对于环保的问题、对于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国有企业市场化的问题都在加快解决。整个中国的改革，一是加强环境战略大趋势，二是大幅度提高劳工工资，解决城市居民待遇问题，解决城乡差距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和TPP谈的国有企业市场化是一致的。保护知识产权问题，现在中国打造创新型的国家，过去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创新的核心问题就是保护知识产权。从中国根本利益出发和中国改革的方向来讲，TPP树立了一个好的标杆，这方面，应该对中国、对整个改革和开放形成了一个新的倒逼机制。这个倒逼机制可能会促进中国的开放和改革，从这个机遇来讲，也是积极的。 总的来讲，从几点来理解TPP，就像当年我们从正面来看WTO，它已经决定了一切。如果对TPP采取对抗的态度，TPP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我们把它政治化，只能使整个问题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中国的对外投资来讲，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对外投资者在很多方面，在环保标准方面、在劳工标准方面、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在对当地的老百姓态度方面一定要按照一定高度的标准来做。最近见到华为的任正飞，他说华为不仅要遵守社会规则，我们在敏感地区做事的时候，我们遵守美国规则，因为美国规则是全球最高的规则，他说只有遵守美国规则才能避免惹麻烦。这是他们的意识，所以不能认为高标准的国际规则就是坏的规则。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如果不能按照规则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的企业今天不倒霉，明天也要倒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很好的深思。这为我们中国经济走出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强的意识、更高的标准，这样我们企业才能无往而不胜，不然今天赚的钱明天全赔进去了，今天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就是要使中国的企业持续的在国外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农产品贸易谈判可以促进整个对外贸易谈判 有一个观点，在中国长期谈判中，大家都认为中国农业是比较薄弱的，其实我们的农业是比较强势的。现在主要是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很高，国外的农产品价格很低，这个时候正好是中国大量进口国外农产品的时候。所以中国在进口农产品方面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这是解决价格倒挂的问题。我们过去在谈判中国入世的时候，对一些主要农产品的进口不要超过中国农产品产量的10%，现在我看20%、30%都没有问题。如果中国稍微增加一个点的粮食或者是油料的进口，那对全球的农产品市场发生重大的影响。此外要解决污染的问题，大量的水被污染、大量的农田被污染，因为我们使用了大量的农药、化肥。我们有一位著名的农业方面的专家讲，中国现在有30%到50%的耕地是不健康的。如果我们采取欧盟和美国的一些做法，对我们的农田进行休耕，每年轮流休耕，休耕时期我们减少农产品的产量，进口国外的农产品，这样会在十年的休耕过程中把农田的健康状态恢复，这对于我们农产品的食品安全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的污染问题。比如说湖泊、江河的水污染、地下水造成的城市饮水的污染，这些问题都是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增加农产品的进口，减少中国实行农耕的休耕，这对于解决中国很多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有利的。这就为全球的农产品贸易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很多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农产品问题，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能够采取主动的态度，对于全球自由贸易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这个事情可能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我一定要坚持这个意见。因为事实上证明，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解决，还抱着过去老的粮食安全的观念，中国粮食谈判永远走不去去。如果农产品贸易一火，中国整个对外贸易全盘就活了，TPP那些对我们就是小菜一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要思想更解放一点。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只要在农产品方面中国做出大的让步，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其他方面对中国也实行相互的让步，整个谈判就好了。民间组织和团体在贸易谈判中的作用 关于中国对外贸易谈判中遇到的问题，过去主要是利益集团，主要是由部门利益代替的，比如说农业方面持保守态度的是农业部和中国的农业大省，因为中国不像美国有很强有力的农业协会这样一些非政府组织。所以利益集团基本上是部门利益和一些地方利益作为代表。现在这些年来，民间对整个贸易谈判和其他问题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我自己感觉，因为现在喜欢上网，在网上发表意见的多半是一些青年人或者是愤青，或者是没有足够专业知识的人，他们的意见有时候是非常极端的、一边倒。从我们贸易谈判代表的角度来讲，这些声音基本上是消极的。因为他们不懂，不专业的声音发出来了以后就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我现在很担心，他们发出的声音无所谓，过几天他们自己就忘了。但是他们的声音大了以后，对政府的谈判代表会形成很大的舆论压制，会牵制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所以我们的谈判代表必须有更强大的心脏来抵御这种不理智、非专业的声音。当然在中国，中央政府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感觉我们现在的新一代领导人还是比较专业，也比较理智，从TPP的态度问题上就可以看出来。所以这一点，他们并没有被一些非理智的声音绑架，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对我们的舆论做工作，使专业的、理智的声音能够占上风。因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些强大的社团组织、民间组织起重大的作用。但是现在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已经很巨大了，不能忽视这个影响力。怎么样对中国社会的公众利益进行一个好的引导、专业的理智的引导，对我们来讲，我们要经常举行智库、论坛，使理智、专业的声音能够成为民间舆论的主流，而且影响政府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新的历史 新的舞台”这一主题，举行了六场全体大会和十场平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是国内专注中国企业国际化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论坛，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宏观的政策解读、高度的战略思维为广大与会嘉宾带来思想盛宴。论坛所搭建的高端交流平台，对于已经“走出去”和有意开拓国际商业版图的广大中国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论坛自去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好评。未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还将每年举办此论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现实意义的指导。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11月27日 -
李成：大陆中产崛起对中国乃至世界意义重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9月22日至28日访美期间发表的一系列公开讲话、演说，在海内外影响非凡。 有媒体在盘点成果时发现，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集中力量提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梦”等话题多次在习近平的演讲中出现。 而习近平做出的“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接近3亿人，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还将翻番”的表述，也再度引发世界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的关注和兴趣。 在影响中国发展的多股力量中，我们有理由认为，从长远来看，没有一股力量会比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急速增长更有意义的了。大陆中产阶级或已达 3 亿 迄今为止，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大陆仍然是存在争议的，以至于很长一段时期，官方、学者和媒体普遍使用“中间层” 、“中等收入群体” 等词汇替代。而中产阶级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也尚没有形成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 实际上， 这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困扰各国研究者的难题。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中产阶级都难以用一个单一的标准界定。这一方面是由于中产阶级自身一直在不断地变化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十年前的定义自然不适用于今天；另一方面，每个国家发展水平不同，也导致具体标准的不尽相同。 总体来讲，被各国引用较多的衡量标准是世界银行曾作出的一项测算，即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每日可供消费的资金在10美元至100美元之间的群体。 在中国大陆，被较多人认可的中产阶级定义来自前社科院学者陆学艺、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等学者经调查研究形成的标准，即中产阶级需要以收入、职业、消费以及自我认定等多方面标准综合界定。 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没有工作和月收入的人，因为出身中产阶级家庭，或通过炒股、继承等隐性收入达到中产阶级的标准；一些人从收入标准来看已达到中产阶级水平，但是并不用来消费，而是储蓄起来。他们属不属于中产阶级尚存争议，而这也是为什么中产阶级不应该单凭某一方面的标准来判断，而是需要一个综合性的界定的原因。 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参与中美企业家投资座谈会时曾表示：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接近3亿人，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还将翻番——这一数字与陆学艺在2010年的研究几乎一致。 据陆学艺测算，2010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口占比23%，即约2.47亿人。随着经济发展，这一群体将以每年就业人口1%的速度扩大，加上股票、房地产等因素的影响，2015年，这一群体比重预计将达到3亿人。 不过，在公众的印象里，中产阶级的标准更多时候是由商业界而不是学术界界定的，因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更多的是广告宣传、公关活动以及媒体报道。 2000年以来，包括大型外资企业、合资银行、咨询公司等越来越多的商业机构开始承认大陆中产阶级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这一群体的崛起将会带来巨大商机。正在由分裂转向趋同的中产价值观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已主要包含有三类人，一是经济领域的精英；二是政治领域的官员、公务员；三是文化群体，包括教师、艺术家等。这三个群体社会地位、情感各不相同，有些立场、诉求甚至是相悖的，甚至社会上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中产阶级也不认可自己的身份。以至于一些学者和研究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尚没有如西方国家中产，形成较为统一的群体形象及价值观。 实际上，在中国中产阶级群体中，是存在一些共同的价值观的，也就是说，他们的部分核心利益是相同的。 首先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中产阶级来说，私有财产既包括个人财富，也包括私有企业，还包括私有财产。 其次是对教育的认可，从恢复高考到高校扩招，大陆中产几十年来的迅速壮大，离不开教育普及的作用，而保障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也是当前中产阶级的重要需求。 另外，对腐败的深恶痛绝，要求破除行业垄断等，也是绝大部分中产的一致诉求。 虽然到目前为止“中产阶级” 一词在中国还具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可以看到，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整体意识的改变，中产阶级统一的价值观也在逐步形成中，而中产阶级这一身份标签，也在逐渐被接受的过程中。 不难发现，近年来，一些媒体、官方、半官方机构，也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直接使用“中产阶级”，而不再像以往，隐晦地以“中等收入群体”、“中间阶层”等词汇代替。一些原本回避中产标签的人，也开始慢慢接受这个身份，甚至引以为傲。说明中产阶级的形象和地位都在逐渐上升。中产崛起对实现“中国梦”至关重要 最近，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所做的演讲《中国梦是人民的梦》被媒体纷纷关注并转载。习近平在演讲中表示，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在稍早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习近平还表示，目前中国 “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中国在“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 习近平在外交场合的公开表述，充分体现了中共领导层对中产阶级崛起的支持和重视。 当前，中国正在面临经济转型，转型成功的一个最关键性因素就是消费，只有消费才能促进内需，而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在拉动内需方面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近年来，海内外商家一直在致力营造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这一概念。可以理解，刺激起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内需这一前景，会让商界怦然心动。 确实，站在全球角度来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将可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而对于中国国内民众来说，中产阶级的崛起，对实现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也至关重要。因为说到底，“中国梦”的实质就是要促成中产阶级的发展，让更多贫穷人口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中来，实现共同富裕。 在今天，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多国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两极分化会令富人和贫困阶层的矛盾日益激烈，最终成为难以把控的社会隐患。而中产阶级的发展与一国贫富差距变化密切相关。 很多国家的经验显示，中产阶级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令富人和贫困阶层的矛盾得以缓和。不过，也有一些国家出现了令人担心的相反情况，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中产阶级开始萎缩。然而，各个国家国情不同，中国最终将呈现哪一种结果，将非常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另外，西方国家也普遍存在着一个顾虑，那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否会成为全球资源的挑战，是否将以环境污染作为代价。有学者甚至担忧，世界已经无法承受一个在能源需求和消费等方面始终追赶美国的中国中产阶级了。 上述种种矛盾的心态意味着，在全球学者眼中，中国中产阶级崛起的意义早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不仅关乎政治、民生，甚至可以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中产阶级一方面在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紧跟跨国文化潮流，改变着中国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方式。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都必然会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产崛起带来的挑战亦不容轻视 近年来，不断有研究报告和媒体调查显示，大陆中产阶级是生活压力最大、最为焦虑的群体，这说明，中国社会在短时间内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制度缺失和社会问题，中国大陆急剧变化的紧迫感令追求稳定、安全的中产阶级倍感压力。 一些压力最终转化为了群体诉求。这也是为什么在大陆很多地方，群体聚会、抗议以及其他呼吁行为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 在国外，社会保障、 环境污染、 公共安全等一直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议题。而在中国，也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产加入了表达诉求的队伍中。这些诉求的主题包括对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不满；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对环境污染、公共安全、法治建设的关切等。 但是， 如果有人担忧，中产阶级的崛起将会对既有的社会制度和政府管理形成挑战，进而成为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在大多数时候，中产阶级扮演着社会发展中一个稳定的力量。很多西方发达社会能够保持政治稳定性，中产阶级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富裕、稳定是中产阶级的主要诉求，面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一群体普遍希望渐进的变革，而不是暴力的革命。同时，中产阶级呼吁的法治与民主化建设，也都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 而对中共政府来说，未来想要继续扩大中产阶级群体的规模，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金字塔形社会变为真正的橄榄球形社会，避免重走部分拉美国家的老路。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内经济、 国际局势等一系列变化，美国也曾出现贫富差距增大、中产阶级锐减的趋势。为了遏制社会两极分化，美国对多项公共政策做出方向上的调整，例如在国内重视发展新兴经济、新兴产业；在全球，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正是这些举措，最终令美国服务业、金融业等诸多行业得到升级改造，亦令美国经济重新崛起。本文刊于《凤凰周刊》，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