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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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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王辉耀：国际化人才是中国车企“走出去”的关键
2015第二届全球华人汽车精英联合年会暨“中国拥抱世界”汽车产业创新论坛于10月28日在上海举行，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汽车企业最大的瓶颈是人才问题，充分利用国际化人才已成为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当务之急。 王辉耀介绍，中国汽车工业“走出去”有很多模式，例如，安营扎寨的模式，海外设立工厂销售的模式，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并购收购的模式，品牌共享的模式，海外战略资源获取的模式，战略股权投资模式，“星火燎原”的模式，借助海外企业上市融资的模式，设立研发中心的模式，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模式。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王辉耀认为，中国汽车企业最大的瓶颈是人才问题。调查显示，44%的受调查企业海外员工比重不到5%。国际人才短缺是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因素，四分之一人认为企业走出去的效益不满意，国际化人才不足，将对中国对外投资，包括扩大国际化人才规模和提高国际化水平造成制约，充分利用国际化人才已成为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当务之急。 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有如下几大问题，国际化战略不清晰，风险防范意识不足，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文化整合能力非常弱，处理东道国复杂政治局面能力有待提高等。 王辉耀说，外国汽车企业运用人才是全球聘请，雷诺总裁是中东人，日本尼桑在横滨的13个高管里面有7个是外国人，中国车企要真正走出去，就要入乡随俗，要聘请真正的国际人才。 其中，企业的董事会国际化，管理团队国际化非常重要。收购人才，放眼国际市场，加强人才招聘，利用留学生海外华侨资源，建立全球定价的薪酬体系，都是中国利用国际化人才的必经之路。文章选自新华网，2015年10月29日
2015年11月2日 -
王辉耀：国际化人才是中国车企“走出去”的关键
2015第二届全球华人汽车精英联合年会暨“中国拥抱世界”汽车产业创新论坛于10月28日在上海举行，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汽车企业最大的瓶颈是人才问题，充分利用国际化人才已成为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当务之急。以下是演讲实录： 大家上午好，非常参加本次会议，这个创意非常好，整合全球华人精英力量，推动中国企业发展，很荣幸在这个会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汽车人才方面我的一些粗浅研究，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今天介绍内容分几块。全球人才竞争的优势，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现状，中国企业国际化人才的瓶颈，汽车企业国际化与人才战略。我们主要研究国际人才比较多，汽车行业是国际人才最充分竞争的一个行业。 谈一下大的国际化趋势，全球化划分为三个浪潮，国际贸易，全球的货物流动，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国际资本流动，发达国家仍然占据非常大的优势。全球人才流动，国际人才竞争非常激烈。我们看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按照联合国的数据，在全球人才流动里面，有2.3亿人是在出生国以外工作，这个里面有将近9000万是人才，未来的趋势非常大，人才流动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国际人口的流动，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不到1.1%，比印度的水平都低，在全球国际人才竞争里面，中国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我们的比例非常低。在中国居住的外籍人口不到100万，非常低。 留学生为主的国际人才群体，跨境的流速加快，全球留学生增长高于高等教育的增长，去年出国40多万，今年会达到50万。人才的流速加快，各个国家都在抢人才，美国每年发上百万张绿卡，对人才的争夺战非常激烈。 美国的移民红利，它获得的移民红利是非常明显的。外国出生的人口获得美国专利的占到它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非常大，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四分之一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都是来自国外的。美国七大癌症研究中心42%的研究人员出生于国外。在教育领域，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占71%。硅谷人才来自世界各地，本土人才30%，70%是国际人才，为什么硅谷具有这么大的创新能力？跟它的国际人才的密集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近些年做中关村的人才发展报告，中关村和硅谷的背景，人才总量上尽管差不多，100多万，但是这个比例的差距很大，在中关村的外国人才比例只有1%，这1%里面70%是海归，还不是大量的国际人才。德国是纯粹的日尔曼民族，把犹太人赶尽杀绝，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移民人口只有1%，今天德国已经高达10%多，在今年难民潮里面他们还大量接收来自中东的难民，80%都是男性，是未来的劳动力，对国际人口持开放态度，特别是国际人才。即使从留学生角度来讲，中国现在也在这个领域非常落后，OECD国家接受国际留学生比例达到8%，中国只有0.5%，很多国家都是8%、10%，香港也是10%，中国只有0.5%，我们在校3000万大学生，读学位的只有10几万人，比例非常低，中国要赶超，成为创新性的国家，要像硅谷一样，大量吸收国际人才，像我们这次论坛，主题是全球华人汽车精英，这个非常好。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现状。我们去年发布了一个报告，中国汽车全球化蓝皮书，按照国家的统计，在去年通过已经成为全球对外直接的投资国，已经超过了来华投资，我们汽车工业可能也要走出去，更需要国际化的人才，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模式我归纳了一下，总结了十个模式，安营扎寨的模式，在海外设立工厂、销售，像海尔这样。还有农村包围城市，像华为这样。还有借船出海，通过并购、品牌收购，联想、吉利这都是很典型的例子。还有品牌共享。海外战略资源获取，矿产资源、石油资源，大型的央企非常多，战略股权投资模式，股权投资，通过参股，购买一定的比例。星火燎原，在江浙一带，小的企业，像温州的模式遍布全世界，还有借鸡生蛋，借助海外企业上市，进行融资。还有设立研发中心，还有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模式。 中国企业最大的瓶颈问题是人才问题，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契合。我们做了一个调查，44%的受调查企业海外员工比重不到5%。国际人才短缺是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因素，四分之一人认为企业走出去的效益不满意，国际化战略可以实施，国际化人才不足，将对我国对外投资，包括扩大国际化人才规模和提高国际化水平都是制约，充分利用国际化人才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当务之急。 我们智库调研了一下，调研了大量企业走出去，我们发现走出去的几大问题。国际化的战略不清晰，谋划不足，风险意识防范需要增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文化整合能力非常弱、处理东道国复杂政治局面能力有待提高等，所有这些人才问题是很重要的方面。中国企业和国际企业比，国际董事会的人才比例也是非常低，中国这方面比较好的是联想，其他都是非常低的。 另外我们也发现，中国企业的高管，平均年龄比较老化，像华为比较好的，海尔和华为。国资委曾经搞过全球招聘，曾经有十年连续招聘，央企，结果我们发现它招聘的人里面大概有100多个人，45%是内部国企来的，还有45%是其他国企。全球招聘一定要名副其实进行真正的环球招聘。 汽车企业国际化的人才战略，根据我们的分析，09年到14年汽车企业海外的并购已经超过了100多亿，包括像吉利、长城、比亚迪这些，这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中国还面临很多问题。外国的汽车企业运用人才都是全球聘请，雷诺总裁是个中东人，这是很值得借鉴的例子。日本的尼桑在横滨的13个高管里面有7个是外国人，中国要真正汽车走出去，我们也要入乡随俗，我们要聘请真正的国际人才。 企业的董事会的国际化，管理团队的国际化非常重要。收购人才，放眼国际市场，加强人才招聘，利用留学生海外华侨资源，建立全球定价的薪酬体系，国际化人才就是全球定价，是一个人力资本，是没法避免的，要国际市场必须国家定价。 很多国际大型的企业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它的董事会来自世界各地，像联想、壳牌都是来自世界各地。还有人才外部的聘用、借用，包括咨询服务，包括全球招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要做的。 国际人才招聘是非常重要的，全球定价的薪酬体系我们也要做上，通过留任增加管理层的外国人比例，通过咨询机构购买服务，利用外部人才，通过国际人才中介猎头寻找人才，包括海归招聘、海外培训，提升员工国际化的水平，建立国际化的企业文化，利用中国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中国政策很好，包括千人计划，以及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比如说中国全球化智库，我们多年发布国际人才研究蓝皮书，还有多国报告，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研究。这方面会是我们研究的重点。CCG是国际上领先的研究智库，我们拥有80余名员工，在各个点已成立了研究院，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
2015年11月2日 -
【北美留学日报】你算过留学投资回报比吗？海归三年后平均赚7000
文/刘潇然（日报记者）想知道现在留学的小伙伴们都去了哪些国家、选了什么专业、学什么最好赚钱吗？10月21日，一本性质权威的书发布了——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跟着日报君一起来818这份报告，就能找到我们想知道的东西啦。1中国也成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地了印象中我们只是最大留学生源国，但《报告》指出，今天的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一大留学目的地，接收留学生人数仅次于英美哦。CCG发现，随着国际留学生数量的增加和选择的多元化，全球留学目的地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的数据来看，2001年与2014年八大留学目的国发生了不小的变动。虽然OECD国家仍为主要的留学目的地，但全球前八大留学目的国正从传统的欧美国家逐渐分散至欧美和亚太地区。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家也逐渐成为受欢迎的目的地。这些现象表明，新兴留学国家和热门留学区域中心越来越受国际留学生的欢迎，特别是本区域内其他国家留学生。2留美学生人数依然居首，去亚太留学的变多了目前最受中国留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仍是北美和英联邦等英语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公布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日本、韩国、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平缓增加，而法国和新西兰留学人数略有减少。从近五年对本科毕业生留学的调研来看，赴美国、加拿大、英国留学的学生占比在2014届有较大的减幅，而赴日本、韩国、德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留学的比例均有较大提升。3小伙伴们不那么爱选商科了渐渐地，传说中一个商科专业班里全是中国人的情况可能不会那么常见了。2014年美、英、加的中国留学生专业分布蓝皮书指出，近年来，学习工商管理的留学生不断下降，占全体本科毕业出国留学的学生比例从2010届的45.1%下降到25.5%，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选择工程科学、工程技术、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数学与科学技术的学生比例在增加。2014届本科毕业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有近半数（48.6%）的学生选择就读STEM类专业。这一趋势也与国际留学生的兴趣变化相吻合。——自然因为好赚钱、前景广阔……4学什么最赚钱在英美两国的毕业生十大高薪专业排行榜中，前十名几乎都是STEM专业。尤其是各种工程学，包括化学工程、能源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工程、航天工程等专业的毕业生，在入行时拿到的年薪远远超过其他专业。5留学生亏本吗？相信很多毕业想回国发展的小伙伴都一直在纠结，反复权衡出国的利弊，不知自己这一选择值不值。这份报告告诉你，前景是光明的！据《中国教育在线》报道，2015年七八月间，CCG联合国内知名大型招聘服务企业对海归群体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主要为80后、90后小海归，他们主要留学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调查中，50%的海归认为留学划算，选择不划算的为20.2%，其余人员大都选择说不清。在被问及预计多久收回留学成本时，7.2%的留学生表示只要1年，22.5%的留学生表示1-3年，35.9%的海归表示3-5年，同时也有10.3%表示需要10年以上。总共65.6%的海归表示五年内可收回成本。以下是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的平均月收入以及就业满意度：（真是的7000……好吧，虽然还是赚得少了点儿，好歹还有国内小本和国内小硕垫底呢……）文章选自北美留学生日报，2015年10月30日
2015年11月2日 -
郑永年：谁才是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
执政党是否选拔得出和留得住“出类拔萃之辈”，来统治和管理国家和社会，是各国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统治和管理社会无非就是两个要素，一个是制度，一个是人。这两个要素必须互相配合才会有效。从前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这一看法只对了一半。如果没有一套好制度，最有能力的人也难以治理国家。但是，如果说有了一套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也不符合事实。 随便浏览一下世界的治理现状就不难看出，那些被视为制度很健全的制度（包括西方民主），一旦权力落在平庸的政治人物手里，最健全的制度也难以治理国家。因此，尽管在大众民主时代，也就是平民政治时代，如果再谈论政治人物的平庸和卓越，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但实际上，每一个社会都在呼吁出类拔萃之辈的出现。一旦平庸者掌权，无论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其他方式，大家只是有无奈之感。最重要的就是干部 “出类拔萃之辈”的变化和中国各种制度改革分不开。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经历了诸波行政体制改革，而伴随每次行政体制改革的便是吏治制度的改革，即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今天中国的治理问题面临多种挑战，其背后也有多重原因，但不可否认吏治是其中一个要素。今天的“出类拔萃之辈”去了哪里？中国的吏治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从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今天吏治的最大特征就是腐败了。从这次大规模反腐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说，人们对吏治的腐败已经深信不疑。当然，腐败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腐败，它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例如在干部队伍中，不作为的庸人多起来了。一些人尽管占据重要的干部位置，但无所作为或者消极怠工，效率低下。 吏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几个因素尤其突出。最重要的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型。传统上“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农业社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很快向商业社会转型，官僚集团优越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对官僚集团的社会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中国仍然具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对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来说，商业社会意味着他们多了一条选择途径，除了做官，还可以“下海”。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波干部“下海潮”。此后，商界一直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商界吸引“出类拔萃之辈”表明政治领域出现了竞争者。对政治领域来说，如果要吸引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就必须具有竞争力同商界竞争。实际上，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高薪政策不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商界竞争人才。政治不是商界，从政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不过，重视道德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就不重要了。如果没有一份体面的薪水，最高的道德也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会对中国的吏治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其次，在最初的几波吏治改革之后，就没有什么新的进步。最明显的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没有区分开来。在1980年代，人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思想不够解放，认为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野是西方制度，从而被当时的领导人否决。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都需要这个分野，仅仅是因为治理所需。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制度，并且是当时最先进的，后来西方人学中国，并且加以改进。如果不能把两者区分开来，很难通过政务官的途径，把社会上的出类拔萃之辈吸纳到政权中来。公务员工资仍低 官僚体制的工资制度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除了一些经济部门例如国有企业，大部分公务员系统仍然表现为低工资。低工资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干部的基本工资远远低于其实际收入，他们的收入的大部分表现为非工资形式的灰色收入；其二，干部工资可以七八年停滞不变。纵览世界，很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找得到具有这两个特点的干部工资制度。如果工资七八年不变，干部肯定没有活力和干活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部就会想方设法去得到其他灰色收入，甚至寻找腐败途径。 也可以把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理解为吏治改革运动。但吏治改革的前一部分比较容易，即反腐败，后一部分则非常难，即建立新制度。在反腐败过程中，民粹主义开始抬头，过去一些很左的意识形态因素抬头。一个最显然的例子是工资制度。过去因为受华尔街模式影响过深，国有企业老总的工资水平过高，现在很有必要纠正，目标是为了建设新制度，在确保企业运作不受影响的同时，使得老总的工资回归合理水平。但实际上，纠正的目标演变为去满足民粹主义的情绪。 在今天普遍的“仇官”“仇富”的民粹心态下，很多人希望的是官员不吃不喝，就能够为社会提供无偿服务，并且是优质服务。这是乌托邦。当然，民间的这种乌托邦和过于强调干部道德，而忽视物质保障的传统思维，也有很大的关联。如果一种制度不能符合基本人性，甚至与之背道而驰，这个制度很难有效运作，更不用说具有可持续性了。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这个问题，从长远看，政治必然会沦落为二流政治，政府沦落为二流政府。这样一来，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制度建设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几乎在所有国家，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国家制度的建设，都看“关键的少数”，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都是需要人来推动的。没有“出类拔萃之辈”，哪会有高质量的国家制度建设，正如没有设计师，就很难出现伟大的建筑一样。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华盛顿一代对于美国、明治维新一代精英对于日本、朴正熙一代对于韩国、李光耀一代对于新加坡的意义。 在中国处于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的意义变得如此重要，没有人会去否认。近来，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了“关键的少数”的概念，更针对干部不作为的现状提出了“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在中共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宏大计划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改革计划，把计划变成现实。而改革计划的落实则需要“出类拔萃之辈”的干部。 不过，如果在操作层面不能纠正民粹主义路线和改善意识形态环境，“出类拔萃之辈”的录用和使用不仅会继续是个大问题，而且会继续流失。如果中国要建设一流的社会，就还需要一流的人才。如果平庸主义流行开来，一流社会便是空想。本文选自新华网思客，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2日 -
隆国强：中国应对TPP的根本之策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日本等12个国家经贸部长在美国亚特兰大联合宣布，历时五年多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结束。一时间，在中国引发媒体及坊间舆论热议，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甚至出现了“人人皆说TPP”的景象，“西方阴谋论”、“中国崩溃论”、“无所谓论”等各种观点竞相登场。究竟如何看待TPP？TPP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当怎样应对？10月15日，《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国际经贸和对外开放问题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研究员。 TPP备受关注的原因和美国的主要考量 中国发展观察：我们知道，TPP最早是在2005年由新西兰等四个国家发起的，2008年美国加入谈判。应该说，TPP不是一个新事物，为什么达成协议后会在我们国内引起这么高的关注？ 隆国强：对TPP的关注，并不限于中国人，国际社会都很关心。世界上的自贸安排有数百个，TPP只是最新谈成的一个，人们为什么这么关注它？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它大，参加TPP谈判的成员国有12个，GDP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都在其中，在空间上跨越太平洋。现在世界上的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出现了一个新趋势——超大型自贸区（Mega-FTA），像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由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的“10+6”自由贸易谈判）、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也都是超大型的，但TPP是这些超大型自贸区安排中第一个结束谈判的。 第二个原因可能更为重要，就是TPP被认为代表了未来经贸规则的走向。在TPP协定里，引入了许多无论是多边贸易安排（WTO）还是其他FTA里都不涉及的题目。并且，以美国的地位——就像奥巴马说的，美国要引领新一轮世界经贸规则的制定，TPP不会停留在仅仅限于目前的12个成员国，未来还会扩容，而且一定会主动地向其他自贸区、向多边经贸组织来推广这些规则。这是国际社会之所以关注它的更重要原因。 中国发展观察：美国2008年加入TPP谈判，不久就提出扩大TPP计划，此后更是全面主导了谈判进程。美国为什么对TPP这么重视？ 隆国强：对美国来说，应该是有两个层面的考虑。 第一是在经济贸易层面，通过这样一个FTA安排，在更广泛的领域消除贸易、投资的障碍，在12个经济体当中深化分工，提高效率，促进其经济发展。这是所有FTA都要做的事。 第二个层面是，美国要引领下一轮经贸规则的制定，这对美国可能更加重要。 当今世界的经贸规则，总体来说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二战以来的规则是美国主导的。这些规则总体而言是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的，从中受益比较多的也是发达经济体。当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是从中受益的，包括中国。但是，作为发达经济体，并不满足于在全球化中已经得到的好处。 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会带来结构调整问题。自由化从总体上看是提高效率的，但在一国的内部会有结构调整，那些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会受益，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会受冲击，这就需要进行结构调整。有时候，总体来看对一个国家有益的事情，如果这个国家内部没有一个有效的利益重新分配调节机制，这件事情就做不通。贸易自由化为什么会在很多国家受阻？并非因为这件事整体上对这个国家不利，而是某些特定部门受到冲击之后，国家没有有效的内部调节机制，把劳动力就业转到新的部门，或者给受损害的部门一定补偿。而部门问题又是跟地区问题挂钩的。所以，如果没有内部调节机制，对一个国家整体有益的事也做不了，它就会在贸易投资自由化问题上停滞不前。 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化当中，总体来说是受益的。但正如刚才所说的，全球化、自由化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双刃剑，整体受益并不意味着一点挑战也没有。过去这些年，发达国家面临的很大挑战在于，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开始对外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去了，这就造成其国内传统产业部门的空心化，带来了就业问题，同时还要承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冲击。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之中，成本大幅下降，迫使发达经济体的传统部门或者转走，或者进行改革，提升效率。这两者都是很痛苦的事。所以，虽然发达国家得到全球化的好处很多，但还是觉得不满足，因为他们也付出了成本。而且，公众、媒体关注更多的不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好处，而是坏处。因为受益的群体往往都是“偷着乐”，受害的群体则会喊出来，通过游行、示威表达意见，或者由工会组织、产业联盟出来游说，也会有相应的智库发声，这样一来，似乎满世界听到的都是全球化的害处。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认为现有的经贸规则还不够，还要在更大的领域更进一步修订于己有利的新规则。 我们看到，TPP的新规则很多，涉及以往多边经贸安排所没有涉及的一些方面。在以前的多边安排或者FTA当中，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规则大都是“边境规则”，比如消除关税壁垒，减少贸易便利化的障碍，放开投资准入，等等。而现在TPP的规则已经超越了边境，诸如劳动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都是“后边境措施”；今后的TTIP还要管技术标准，更不得了。这些措施都是新的领域，美国要先立规矩，先声夺人。 总之，美国的考虑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进一步扫除进入别国市场的障碍，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这是进攻性的；第二方面是防御性的，就是削弱、消除竞争对手的优势，把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综观TPP协定的30章新规则，主要就是基于这两大考虑。 当然，TPP对美国来说还有一层隐含的涵义，是跟它的国家战略息息相关的，对此美国并不讳言，就是要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与中国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不合作，中美关系会出大问题，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问题，全世界都会遭殃，所以合作非常必要；但两国间的竞争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在政治上，美国提出重返亚洲；在经济上，它要更好地开拓中国市场，利用中国的市场机遇，还要防范来自中国的竞争和挑战，这就是美国的战略考虑。 当前TPP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是在意识层面，我们要从五个方面加紧应对 中国发展观察：那么，TPP对中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当怎样应对？ 隆国强：TPP对区外的影响很复杂。一个自由贸易安排，从经贸层面上看，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作为成员国，可以享受到贸易创造效应；非成员国则会受到贸易转移的伤害。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战略层面的影响。美国在TPP率先推动的这些新的经贸规则，短期内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TPP对中国有短期的影响，也有长期的影响。从短期影响来看，实际层面的影响要小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其一，TPP协定在各国获得批准还需要时间，要走复杂的国内立法程序。其二，它有一个过渡期，不是说一夜之间马上达到高水平，它的影响是逐渐释放的。对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实质性冲击，应该说短期来看不会太大；到TPP真正开始运作的时候，才会慢慢体现出冲击效应出来。但是我觉得，在意识层面，短期内对我们的冲击很大。因为TPP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FTA，它是一个载体，承载着新一轮贸易规则的走向。面对新一轮贸易规则，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和回答。面对TPP，我们的战略应该是什么样？比如，是不是应该加入，还是另搞一套？如果要加入，是以什么样的条件加入？在什么时候加入？这些都是很关键的问题。而且这还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我们只能划定自己的底线，今后还要谈判，谈判的进程也不是单方面能够决定的。 实际上，中国面对TPP，并不是全然没有准备。在TPP谈完以后，我们的一些工作要加速落实。对中国来说，从根本上讲，面对的是一个高水平、高质量，而且叠加了一系列新的经贸规则的自贸安排。因此，我们应对TPP的根本之策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快增强我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算明天TPP请我们加入，我们的很多产业可能都会受到冲击。 很多人在说，你看越南等国家都在TPP里边，他们扛得住，我们就扛不住吗？其实，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扛得住，而在于我们前面所讲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影响在部门之间是不均匀的，不大可能是一个国家所有的部门都遭灾。TPP中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定会有他们从中受益的地方，主要是劳动密集型部门，而他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可能就承受不了，但这些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很少，比如基本没有汽车工业，那就用进口车好了。长期看，这样也许会锁定这些国家的国际分工定位，这是一个风险，但短期看，他们会获得好处，比如他们的一些产品进入美、日市场更加便利，相对中国来说赢得了很多竞争优势。而对于我们，其实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产业部门既有低端的，又有高端的。我们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跟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竞争；而高端产业，要跟美国、日本竞争。我们如果现在加入TPP，所受的影响会很大。而且，中国有一个庞大的高端制造部门，虽然国际竞争力不太强，但规模确实很大，是靠国内大市场来进行竞争的。这些部门在我们参与多边谈判或者进行其他自贸安排时，都是要重点考虑的。所以，不存在什么“越南等国家都扛得住，难道我们扛不住”的问题，关键是同这些国家比，我们要调整的部门是很庞大的，调整难度也就很大。 因此，在加入TPP之前，我们先要做好自己的事，首先是一定要使我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的竞争力迅速增强；同时，劳动密集型部门要看到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考虑如何维持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另外，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要摒弃所有产业都要自己干的想法，这种想法已经不符合现代全球分工的趋势。每个国家都有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产业，但是再大的国家，也别想做“全能冠军”，别想什么都会干，每一个产业都很厉害。有些事情就是通过国际分工更有效率。我们说，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里的潜台词是，中国人所从事的就业是高附加价值的，我们的人均劳动生产效率是比别人高的，这样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富裕国家。富国和穷国的分别就在于，所有就业者单位时间创造的财富是不是比别人多。现在的国际分工已经不是行业分工，而是价值链分工，上升到了全球价值链的高度。高收入国家从事高附加价值的活动，低收入国家从事低附加价值的活动，大家都在同一条生产价值链上，共荣共损，密切相联。我们要有这种新的认识。 加快我们产业竞争力的升级，事实上要做很多工作。口号喊得震天响，也喊了这么多年，没有实实在在的市场压力不行，面对压力没有行动也不行。现在压力传导得很快，这几年我们的出口从20%多的增长变成了负增长，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外部需求确实不好，二也说明我们原有的产业竞争力受到挑战，必须进行升级。我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是高保护的产业，汽车产业是一个典型。这些产业除了国内市场的竞争，需要开放式地发展，一定要让它们感受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在这些产业较弱的时候，保护是没有问题的，美国、德国在工业化早期都曾保护过一些产业，学术界也有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但一个产业假如保护50年，就不是幼稚产业了，它会养成惰性，都成了“中老年产业”还保护，它就废掉了。所以，对产业的保护不能过度——水平不能过高，时间不能过长，一定要让市场逼着这些企业、产业以及政府的政策去做调整。 当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给了我们机会。这个机会不仅表现在我们可以发展一些新经济部门，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这些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这有可能使我们实现“弯道超车”。比如汽车业，美国有三大汽车企业，很难想象在美国再诞生一家制造汽车的大企业，它怎么切入市场呢？但是由于新技术革命，出现了做新能源汽车的特斯拉，谷歌、微软要做无人驾驶汽车。新技术革命可能打破原来的产业格局，在一些大家觉得不太可能有新进入者的传统市场上，新技术革命带来新的竞争者。对国家来说也是一样。中国的传统汽车产业，在可预见的未来要想赢得国际竞争，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把新能源、无人驾驶等一些新技术与传统汽车产业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大大缩短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这一轮新技术革命有挑战，但我们一定要把它作为重大的战略机遇，用最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利用它，增强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中央力推“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第二，政府管理开放的能力要提高。 这么多年，我们总说全球化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理论上，参与全球化，效率是提高的，但从实际情况看，只有一部分国家在全球化中受益，有一些国家是受益不多的，有一些是受害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国家在开放的进程中，除了竞争力以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管理开放的能力。这个能力表现在，通过开放，能够抓住机遇，同时又能规避和防范风险，也就是趋利避害。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之所以能够趋利避害，从全球化中受益较多，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直有底线思维。在开放问题上，中国没有走极端的激进式开放道路，正像改革一样，我们也是采取渐进式改革。这背后的逻辑反映出我们的文化，即古人说的“中庸之道”、“治大国如烹小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底线思维、风险意识。我们是在如履薄冰地推进开放，从地域上是渐进开放，从部门上也是渐进开放，在开放程度上也是渐进式的。如果政府的管理能力不够，有些开放的事情明明挺好，我们也不敢做。我们说TPP代表了下一轮高水平、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其实就是更大程度上的开放，政府管理风险的能力必须相应提高，如果管不好，就是外部的风险。想一想，发达国家是怎么剪发展中国家“羊毛”的？这里边不是单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管理开放的能力问题。有这个能力，才能防范风险。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那就要有管理风险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战略。 我们在党的文件里已经明确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我们也看到，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可以说是停滞不前。这其中有多边机制的内在结构性问题，譬如WTO成员增加，WTO的议事规则，发达国家对WTO发展回合的谈判主题不感兴趣，以及缺乏有力的大国引导等等，多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前景确实不是那么乐观。多边进程的停滞，并不意味着全球化要停滞，全球化还要深化，采取了另外的方式，不仅仅是原来靠多边推动，还要靠区域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就开始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到现在为止，我们谈成了14个自贸区，还有一些在谈判中。但是，迄今已经谈判完成的这些自贸区，我们的合作伙伴经济规模相对太小，我们跟世界上排在前几位的大经济体，都还没有自贸区安排。如果RCEP谈成，将是一个比较大的自贸区，中国、日本都在其中，有很大的人口规模。除了自贸区以外，我们还有其他方式，像“一带一路”，是一种开放的区域合作。 面对全球自贸区风起云涌的态势，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加快步伐，现在我们已经很积极了，还需要更加积极。 第四，我们要加快推进国内的改革。 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是一个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内不改革，开放走不远；国内改革滞后，开放也走不快。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地研究TPP的新规则。这些新规则，短期来看对我们确实有冲击，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大部分的规则，同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所以，国内的改革特别重要。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只有加快改革，才能应对外部规则对我们的要求，应对开放对我们的影响。 第五，要增强我们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的能力。 国家大、国家富，并不意味着其运用自己国力的能力也相应强。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小国，可以纵横在大国之间，国际影响力远远超过它的综合国力。同样，也有一些国力很强的大国，利用自己的国力、把它变为对国际规则影响力的能力并不强。中国现在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我们影响国际规则的能力并不会自然增强，没有这种必然关系。所谓国家软实力，其中一个侧面就是运用自己硬实力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把参与全球治理、影响规则制定的能力作为重要的命题来研究，增强这种能力。最近中央政治局专门学习、讨论全球治理问题，这体现出我们作为新兴大国或者说复兴大国，已经认识到了，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浪潮里，最重要的是让规则能够体现自己的利益，同时把自己的利益和全球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现在正处于国际治理和国际规则调整的新阶段，给了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机会，而中国的崛起本身也是导致这个新阶段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崛起，震动了原有的利益格局。我们有自己的利益，我们就要思考怎么把自己的国际观、利益观体现在国际规则上。这里边，从提出倡议，到宣传、推广，再到谈判，变成游戏规则，每一个环节都有很多功夫要提升。提出倡议是中国的一个弱项。总书记为什么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规则的角度，总结我们的发展理念，梳理和确定我们的诉求，这是智库的职能；到国际社会上宣传、推广我们的理念，也是智库的职能。因此，对于提高话语权、设定议题的能力，我们得有充分的研究。而如何推行我们的主张、理念，让别人普遍接受和支持你，变成一种规则，这其中的工作就更加细致。不是说一个国家大、强，就可以逼着别人怎样，也不是说可以拿钱去收买别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成为国际上重要的领袖国家，是要讲道理的，是靠自己的引领让别人跟着你，而不是就某一件具体的事跟别人做交易。所以，从倡议开始，就要体现自己的理念、体现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国际社会、不同国家的利益，寻找更大的公约数。这就需要对很多其他国家做深刻的研究，这里边就能看出什么叫作国家能力，智库是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绝不是说一个国家GDP大了，生产、出口的产品多了，就是一个强国。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军事力量，这些是硬实力，此外还得有软实力，也就是怎样用好自己的力量。 总地来说，应对TPP，对我们最大的触动是给了我们紧迫感。刚刚说的这五个方面，都要进一步提速，加紧去做。 TPP难以对多边进程产生促进作用，但会刺激区域合作加速 中国发展观察：有种观点认为，TPP将为WTO确立新的标准，甚至会在未来取代WTO？ 隆国强：美国肯定会想办法把TPP多边化，但是这个过程会很漫长，TPP真正变成全球的多边规则也会很漫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贸易规则议题的关注点不同。WTO有150多个成员，利益协调、谈判的难度很大。 短期来看，TPP很难对多边谈判有促进。当年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建立的北美自贸区（NAFTA），是对多边谈判起了促进作用的。美国其实在很长时间里是很注重多边的，但由于乌拉圭回合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美国便另起炉灶，搞了一个北美自贸区，这对当时很多欧洲发达国家起了促进作用，撬动了多边谈判进程。从理论上来看，贸易安排的碎片化不是什么好事，但TPP会不会促进多边进程，我觉得还不太好说，因为TPP是一套全新的规则。WTO的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谈的是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题目，发展中国家会怎么看TPP的这些新议题，还有待观察。TPP在推动多边机制方面，可能和先前NAFTA的作用不太一样。NAFTA那时候主要是推动了一些大的贸易体，使它们有了危机感。现在区域一体化已经太普遍了，很多国家都是两条腿走路，对于多边安排持无所谓的态度，这和当年的氛围不一样。但是，TPP可能会刺激区域合作谈判加快发展，这个效果会比较明显。 中国发展观察：TPP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一些自贸区谈判会有什么影响？TPP成员国家在与中国进行自贸谈判时，会不会引入TPP的标准？ 隆国强：TPP对中国下一步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好处在哪里？参与RCEP谈判的国家，有好几个都是TPP成员。例如日本，当时觉得日本开放最难的是农业，但TPP里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农业很发达的国家，他们与日本之间都谈成了，我们在RCEP谈判中涉及农业问题时，遇到来自日本国内的障碍就会少一些。但是不意味着TPP国家会在跟我们的谈判中提出更高的标准，因为RCEP本身的定位和TPP不一样。从谈判进程来看，已经在TPP当中的国家，再参与RCEP谈判时，国内的阻力就会较小；没在TPP当中的经济体也会有紧迫感，因为它们不希望承受贸易转移效应，这会促进RCEP的谈判加速。 中国发展观察：TPP谈判结束之后，是不是意味着TTIP协定也将很快达成？ 隆国强：恐怕不能这么说。TTIP涉及的贸易投资自由化问题比较少，因为美、欧市场都已经非常开放，TTIP更多讨论的是贸易投资便利化问题，涉及到贸易投资的标准、流程等，这就太难了，谁都想以自己的标准为主，想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标准。推进便利化比自由化要难，而且是在两个大的经济体之间，TTIP谈判不是件容易的事。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10期，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2日 -
陈启宗：人总要有点理想，凡事都现实，婚都不要结算了
我上次访问陈启宗是在今年1月，地点也是正义道9号，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所在地。那天他的秘书引我进来时，我吃了一惊，因为陈启宗没有独立办公室，和所有员工一起办公，只是空间略大半个平方米左右。见我诧异，他说我们是非盈利组织，靠募集资金来运作，都是捐助人的钱，不可能拿来给自己搞办公室。但就是这个人，在几个月前和弟弟陈乐宗一起，通过家族基金向哈佛大学捐赠了3.5亿美元。他父亲陈曾熙去世时没有给他们留一分钱，都捐给了基金会，所以今天他也这样对待两个儿子，要他们完全自立。1994年，陈启宗在故宫看到一块废墟，寸草不生，堆满垃圾，是1923年一场大火的遗存。他发愿捐资修复，从立项开始，耗费18年，最后完成建福宫花园和中正殿的复修。秦朔：您对于政府的简政放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怎么看？陈启宗：很好啊。年轻人有上进心，愿意创业，愿意take risk（承担风险），对任何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到年纪大了，老婆小孩都有了，要你承担风险你也承担不起来。年轻时不创业创新，将来就没机会了。年轻人创新创业绝对是好事。当然我也怀疑，能很快出结果吗？不一定。但不能因此就不做，长远看，年轻人多往这方面走绝对是对的。而且社会要改变态度，对于失败者不要太苛求，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有什么大不了的？年轻时不失败难道要年老时才失败啊？年轻人失败没什么大不了的，重新再来嘛，社会也不要对他们另眼相看。如果是另眼相看，就要对他们特别尊敬，因为他们“傻”过一次就不会再“傻”了，第一次难得不“傻”嘛。秦朔：您在上海交大演讲时曾讲过一段话，年轻人不要太聪明，年轻人要用乌龟的心态做兔子的事业，花一些笨功夫。假如您面前是一群中国的创业者和年轻人，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忠告或鼓励？陈启宗：像我这样的人，只能给别人这样的忠告。要是我是那么聪明，大概我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要是我是兔子，大概不会叫人做乌龟。大概我是乌龟，那只能叫人做乌龟。但是，在商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我觉得）不要算得那么尽，做很多事情不要那么功利主义，什么都为自己好。当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也懂得这个道理，也有相当的道理，但是，也不能凡事都那么功利。我做好多事都是不计后果的。所谓“不计后果”，不是说我承担无限的风险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有回报，没回报，不是太重要。秦朔：您的状态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直抒胸臆很洒脱，包括您曾经说“18个月就建成的商业地产都是垃圾”，我碰到一个内地很大的商业地产开发商，他说陈启宗是富家子弟，当然可以慢慢来，我们的负债率这么高，不快速周转行吗？陈启宗：当然我也理解，我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些积累，比较容易做下去。但是可以告诉你，年轻时好多事儿，你觉得该做的，没有回报还是要去做。要不然的话，到你年长的时候，你大概不会考虑（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所谓我“成功”了，我才变成这个样子。我从小就这样子。不要太现实，人总要有点理想。有些人说人年纪大了，就越来越现实。可能是会这样，但是能够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在年纪大的时候还有你的梦想，那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历史证明我也是一个很现实的角色，也不能说我不现实。但是我的理想主义也是很丰富的，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凡事都现实，婚都不要结算了。秦朔：对于中国梦，您觉得是什么样的？陈启宗：我认为中国绝对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因素。是有一些老外不懂，“傻”，才把中国看成一个威胁。中国历史上就是个非常和平的国度，盖个长城，笨得要死，根本没用。长城是什么？是防御性的东西，中国人历史上就是不打别人，你不要打我，你打我我就得打你，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中国哪里有打日本？是日本人来打我们，没办法。所以中国绝对应该和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两大和平要素。可惜的是，美国人也笨，所以就把中国人变成威胁，再加上中国旁边的那些“小喽啰”也在“挑拨是非”。要是美国人有智慧的话，绝对要跟中国交朋友，中国也绝对要跟美国交朋友，两者同时，才能够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好多事情没中国是解决不了的，当然没美国也解决不了，所以两者能够做朋友，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希望能像丘吉尔说的，“你可以指望美国人做出正确的事来，不过得在他们尝试过一切可能之后。”希望他们把傻事做过后，能够回归正途，能跟中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10月20日访问陈启宗时，我们还聊到美国的大学教育。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的他很自豪地说，南加州大学最近几年已经出了好几位美国大学的校长，比如西北大学校长Morton Schapiro，康奈尔大学第一位女性校长Garrett，东北大学校长Joseph E. Aoun,都曾在南加州大学做过管理岗位。“人都有长短，最重要的是要用人所长。”他说。陈启宗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我最近则和管院的陆雄文院长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致力于总结中国案例。在陈启宗看来，中国教育教人做人，西方教育教人做事，有很大不同。中国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人品、为人处世为出发点，这是中国教育之源。而西方着重教人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学问，中国教育则缺乏这些内容。他认为，中国人要学习西方的这种长处，学会好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融会贯通中西之长。他还说，管理学院的学生不是只要学好财务、会计、营销、战略就行的，也要有广泛的文史哲知识，让自己的世界观不那么狭小。赚钱重要，心胸宽广更重要，想成大事就要做个心胸宽广的人。如果一个人只有专业学习，不懂得思考问题，将来做生意和别人交往也会吃亏。离开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前，我参观了正在这里展出的《别有洞天：蝙蝠之旅》展览因“蝠”与“福”谐音，从明朝起蝙蝠在中国一直是个广受欢迎的图像，譬如五只蝙蝠就暗示五福临门，长寿、富贵、康宁、美德和尽享天年。而在西方，蝙蝠的形象主要与“吸血鬼”相联系。同样的东西，不同文化里却有不同的含义。有些方面，要求同，有些方面，只能存异。求同也可存异，存异仍可求同。这时候，沟通就显得特别重要。商人也是可以做文明交往的开门人的，就像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那些文明交往共存的路，都是商人最先走出来的。陈启宗曾这样说。文章选自秦朔朋友圈，2015年10月28日
2015年10月30日 -
CCG获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
10月28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授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本次人社部共在全国范围内授予CCG与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安邦保险等科研单位和企业博士后工作站资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举行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授牌仪式。 我国的博士后培养机制最早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向邓小平建议后开始实施的，先后培养出50余名院士。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设立是人社部和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在具有一定规模，并具有专门的科技研究开发机构，以及拥有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具有创新理论、创新技术的博士后科研项目的企事业单位设立的工作站。CCG获此殊荣和资质，印证了CCG打造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的努力，在研究领域的优势及专业度。CCG也欢迎优秀人才加盟，共同推动国际化智库的发展！
2015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