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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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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圆桌论坛 把脉中企全球化
人民网北京7月16日电 （记者 杨牧）近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举行。80位官、产、学界人士参会并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CCG主席龙永图指出，中国与全球化问题，微观层面上是关于人才、企业和资本国际化的问题。 企业国际化既需胸怀大局 也需精耕细作 “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企业‘走出去’是推动全球化的具体行动。”原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在发言中指出。 国务院参事、CCG主任王辉耀认为，在全球化格局中，中国企业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走上去，真正占领海外市场。 2015年3月，中国南、北车合并为“中国中车”，成为国际高端装备市场上的巨头。中车副总裁余卫平在会上自豪地表示，中车“要做世界高铁圆梦人”。 但是豪情壮志背后，这位企业家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高端装备走向世界要过的关口很多”，“从微观来讲，装备企业走出去有五关：一是标准关，二是文化关，三是社会责任关，四是品牌关或信誉关，五是环保关。” 他说，经过多年发展，中车业务已覆盖六大洲。走出去的方式逐渐变化，产品等级从低端向中高端提升，市场也从亚非拉国家拓展到欧美。“目前唯一没进去的是西欧。”余卫平说，下一步，我们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业务。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认为，企业国际化，要走得好、走得快、走得可持续，必须把握大势、胸怀大格局，并从中寻找商机。 他特别强调“一带一路”的引擎作用。“‘一带一路’是在新基础上对外开放的新举措。沿线国家有大约44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3%；有1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量的大约1/4。”崔明谟指出，这是世界上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 他还指出了加强产能合作的重要性。“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产品输出。如今开展产能合作，就是产品和能力的输出。我们不但要把产品卖到国外，还要把产业输出到不同国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制造能力。”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15年至2016年全球直接投资额将平稳增长。崔明谟指出，一些发达经济体为了经济回升采取刺激措施，例如开放一些敏感投资领域。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资本流动不断扩大，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非常迅速。“他们都非常希望中国去投资。” 中国全球化人才匮乏 亟需引进和培养 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人才流动的全球化。王辉耀认为，全球化分三个浪潮：一是货物流动，从15世纪发现美洲大陆起至今；二是资本流动，目前发达国家仍有很大优势；三是人才流动。 “提高对全球治理的参与水平，就要提高参与者的素质，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何亚非指出，“全球化在新常态下的竞争，说到底就是规则竞争、人才竞争。我们需要一大批在各领域精通国际规则、精于国际谈判的人才。” 但是与会嘉宾都指出了中国目前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不足。 真格基金创始人、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徐小平说，如今美国人对中国的发展很好奇，都想与中国开展合作。但是外国人来中国会遇到许多问题，“中国没有工作签证，没有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徐小平忧虑地指出，如果中国不能把全球的人才引进来，那么他们对中国的热情一定会受阻。“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国际人才通道变得空前重要。每一个小企业的创新创业是了不起，但是最重要的还在于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引进。” 王辉耀指出，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在全世界很低，只有0.06%，而目前发达国家的国际人口比例平均为10%，发展中国家为1.6%。留学生也是类似局面，外国留学生在中国读学位的比例现在是0.5%，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都是10%。他举例说，香港科技大学85%的教授来自世界各地，“未来我们的创新需要广纳天下英才”。 法政集团董事长、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王广发则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才的培养要有长远规划。今天的培养必须指向20年后国际产业结构的变化、应用技术的变化。提前做好规划，“这样我们国家在各个发展时期的人才才不会断档。”背景介绍 “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由国内新型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打造。该智库成立于2008年，以“用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为宗旨，致力于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 本次论坛主要议题有：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新路径、全球化创业浪潮、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新阶段等。该智库将整合论坛研讨内容，以建言献策形式提交相关部委，助力国家决策、推动政策进程。文章选自人民网，2015年7月15日
2015年7月20日 -
王辉耀：留学逆差扩大 应增加”海归”政策受惠面
近日，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在参加人民网举办的首届留学论坛时表示，中国留学生人数增速明显，年度留学回国人数和出国留学人数之间的逆差不可忽视。 据王辉耀介绍，中国留学潮不断扩大。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已达到45.98万人，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351.84万人次。但年度留学回国人数和出国留学人数之间始终存在逆差。如2013年，回国人数与同年出国留学人数存在6.04万人次的逆差，而这一逆差在2014年进一步扩大到9.5万人次。 因此，王辉耀就如何减少回国就业与出国留学之间的逆差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认为，国家应放宽相关政策，进一步减少留学回国人员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工作的限制，取消专业性较强的部门从社会选拔人才的某些行政限制，如要求“科级、处级、职称以及各个级别”的年限等行政规定，增加对人才职业素养、从业经验、专业技能的考察比重;制定并明晰体制内外、国内外人才身份转化后的社保、医疗和退休享有的各种福利待遇等相关规定。建立普惠制留学人员政策，在国外取得本科学历并具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留学回国人员，等同于在国外取得硕士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以此扩大目前留学回国人员政策的受惠面。 文章选自人民网，2015年7月14日
2015年7月17日 -
郑永年：中国进行制度设计要警惕经济民族主义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圆桌论坛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上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主持。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形势很好，但现在却遭遇了困境。过去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跟国际接轨，但现在国际局势发生了改变，需要进行主动的调整，尤其是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在全球化环境下，中国进行制度设计跟建设要警惕经济民族主义。 全球化环境下中国进行制度设计需要实事求是 中国的国际崛起有其潜力，但最终能否把潜力转化为实际的结果，还得取决于国内制度的建设，错误的政策会造成机遇的丧失，没有国内好的制度，中国也很难发挥这种潜能。然而任何一个制度的设计都要根据本国国情来进行，没有充分了解国内情况，所设计的制度是不完善的。以新加坡的金融制度为例，它的制度设计有其独特性，但确实和明细设计相关度很高。 此外，除了制度设计本身，其建设和调整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适度地进行跟进。目前中国需要政治企业家，需要这样的政治企业家来实事求是，将西方先进的经验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实践经历结合起来，打造符合自身又能促进发展的好的制度。 亚洲价值观不具备排他性 如果从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来说，中国几乎已经是利益共同体，周边国家从经贸上来说，大部分国家包括日本都高度依赖于中国，“一带一路”，照理说没有问题。实践上看，中国越推动命运共同体它在外面的阻力越来越大，中国不仅在世界上，在亚洲也越来越孤独，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且中国内部本身也要考虑。 西方的成功，它不仅仅是技术和经济上，背后的软实力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崛起以后，大家都问中国代表什么？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中国做的刚好和这个相反，而太侧重于排他性的特点，假如现在讲中国特色，或者道德意义上讲中国模式，这条道如果走下去中国会越走越窄，不管经济上多么强大，其他国家会对中国越来越害怕。 亚洲价值观实际第一波是在日本，日本是亚洲最成功的国家，但日本西化，是虚的，但日本的成功就是亚洲价值观，但遗憾的是没有强调亚洲价值观强调西方的，所以日本强调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以就走上了这条道路。当然，日本是个失败的案例。 亚洲价值观是开放的概念，没有排他性，并不是说要排斥西方，恰恰相反，日本亚洲价值观的成功就是结合了东方的价值和西方制度的工具，并不是那么排他性的，亚洲价值观它也不见得一定要要求同样的意识形态，同样的政体，亚洲价值观和以前的儒家一样存在于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朝代。现在讲亚洲价值观主要讲东亚，没有把印度或其他的地方放进去，传统的儒家文化圈，这个在学术界大家的定义是不同的。 在开放状态下搞以人为主的创新 近几年中国提倡自主创新，但是现在过分解读，有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了利益从自我创新就变成自己创新了，部分人觉得和外国竞争不过就用行政竞争力量把外国企业排挤出去。自主创新不是自己创新，不是关起门来创新，应该在开放的状态下以人为主的创新，如果我们关起门来自己创新会很麻烦。 人才需要有载体，体制开放才会有人才愿意留下。但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大企业人才就没载体，大学更没有。一个是人才，一个是基础创新，怎么样开放状态是重要的，如果这个趋势不完整的话，封闭起来以后会比较辛苦一点。 知识共同体是建设共同体的关键因素 如果没有知识共同体，无论欧盟、东盟大家都做不起来，现在中国做这方面的东西，我把它叫做“Intellectual nationalism”，因为美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很强，中国的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实际也很强的，中美之间，以前美苏两个知识阵营，尤其近段时间以来，这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国内有些方面过于“义和团主义”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不认为是民族主义，比如大不了就打一仗的想法。为什么知识共同体很重要？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问题为什么搞得那么糟？1997年回归的第一天，金庸先生写一了篇文章“河水井水互相不相侵犯”，里面有两个小标题非常有意思，他说“一是到中国宣传民主，二是中国共产党要自动投降”，当时香港想着搞五十年不变，再过五十年、二十年中国自动变化香港，香港和中国自动也不用变了，是这样一个前提。 实际改革开放以后，整个西方和外部世界来看，中国就是这个，大家都会假定共产党肯定会垮掉，中国肯定会变成西方的，美国人这么想的，欧洲人这么想的，现在周边国家都是这么想的。实际中国不会走这样一条道路，你要说清楚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实际上在做是在做相反的道路，我们的知识界在做的是刚好相反的道路，它不是和其他国家大家求同存异，中国这个道理讲的很透，但我们往往在国际关系上，利益层面追求的是共同利益，做得越大越好。 在知识层面我们追求把“异”放得太大，追求“异”而放弃“同”，所以，这个意义上，无论普世还是亚洲价值观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儿，因为中国不能伪装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因为你变不成西方国家。否则世界对我们是虚无的。现在有人说中国是世界的，世界是中国的？我认为，什么叫世界？中国在亚洲都搞不定，你根本不要想出去，欧洲人、非洲人给你做点生意，你就是老大了？不是这样的。中国特殊的地位，就是在亚洲几十个周边国家，在亚洲搞不定的话你根本甭想出去。不要有像义和团思想一样的东西，好像经济大了，我力量强了，中国就是老大了，我想好像没有这样一件事情。 （本文摘自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2015年7月17日 -
【环球时报】精英出国“蒸发”令单位无奈人才流失对国家有损
“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近些年国内很多科研单位、高校、医院对滞留海外的自家“人才”发出类似的喊话声--在党报、省报、都市报上张榜公告，对故意躲着单位的出国人员按辞退或自动离职处理。被“喊”回来联系的滞留人员多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自费或公派去发达国家留学的骨干人才，现实情况是，多数人已定居海外、为人所用，这对中国来说就是人才流失。如今国内单位集中清退出国逾期不归人员，从表面看，是用人单位对不守规矩者早该进行的了断。但《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以公告方式喊话、处理是用人单位的无奈之举，他们了断的是法律规章层面的人事关系，却仍期待和这些在海外的人才保持“血脉联系”。一名要求隐匿身份的高校人事处负责人坦言：“我倒不希望有人看到公告，别伤了感情。这些在外成材的人哪怕回来短期交流和合作，对单位也是有益的。” “科教单位最怕伤了感情” 7月初，一则中国某科研单位在全国性日报刊登的“出国逾期不归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公告颇让人感慨。公告写明，该科研机构赵某等40余人因自费出国留学、探亲及移居国外定居等原因逾期不归，并长期不与单位联系，令单位无法寄送有关人事处理文件，故根据国家与单位相关政策，对这些人按自动离职处理。公告写明：“在公告发布一个月内，上述人员应主动与单位人事部门联系，办理档案转递手续。”这40余人中，有一半的人上世纪90年代出国，有16人的自动离职时间是按2000年或2001年起算，只有5人是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逾期不归。无独有偶，《陕西日报》今年6月也刊登过西北政法大学、西安工程大学的辞退公告。两所高校先后回应媒体询问，确认辞退的均为长期在编不在岗的教职工，其中多数人离岗超过十年，其中包括出国逾期不归的情况。 《环球时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2005年以来，国内至少有数十家科研单位、高校、医院、机关以发公告形式，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进行辞退或按自动离职处理。记者采访中，有相关单位人事处负责人透露，今年上半年的集中清退，和国务院2015年2号文所涉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 这意味着，部分单位在新一轮整理上报编制内人员名单的节点上，要对长年出国不归人员有所决断。一家科研单位人事处处长李灿觉得这事处理起来挺棘手，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保险要调整，我肯定不能给他(不归人员)留编制，那等于虚报‘吃空饷’呀。这些人我们联系不上，怎么算了断人事关系、如何转递档案，都需要有个依据。” 发公告“隔空喊话”，成了这些被出国人员滞留不归问题困扰的单位最常采用的方式。李灿遇到过一名上世纪80年代出国、一直滞留海外的同事，到退休年龄突然回来，向单位要待遇。李灿说：“这种情况我很难处理。其实也不知道有多少法律效力，只希望能在人事关系上有个了断。”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有的单位3年前刊发公告，但至今无一人主动与原单位联系。李灿无奈地表示：“其实我们也知道，99%是不会回来的。他们大多去的是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 人才出国逾期不归的话题每见诸舆论，触发的往往是民间两种情绪：一，没良心没爱国热情的逐利者算什么人才？二，“吃空饷”太可恨。然而现实中，用人单位与出国逾期不归人员的关系要复杂许多。 《环球时报》记者针对科研单位、高校的采访过程中发现，用人单位虽然采取公开辞退或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做法，但内心还是希望被辞退人员终能回来做些贡献，这样的矛盾心理普遍存在。对约定留学期满不归、不打招呼甚至彻底失联的人，用人单位往往在一定时期内持容忍态度--停薪但保留编制、档案和公职。为什么？答案就两个字：惜才。 中西部某高校人事处处长王赟告诉记者，其所在学校编制内教师出国时间最长的已有27年，“走的时候都是高端人才”。前几年，逢年过节，王赟还会和人事处的同事到这些人在国内的亲属家拜访，能联系上本人的还时常发邮件联络感情。“盼着能有人回来，但这么多年过去，没人回来，占着编制又不教学，于法于情于理，确实到了必须清退的时候，否则对在校老师也不公平。” 李灿说：“当年出国的人，现在很多在国外相关科研领域已具有相当的成就，当然，也有混得不好的。从内心讲，我们不希望辞退，更不想发公告，还是希望彼此合作，哪怕是短期回来授课和开展科研合作。” 一所高校的人事处负责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该校发公告辞退海外滞留人员是为排除人事纠纷，走下程序。“科教单位最讲究开放包容，伤了感情，这些人才不回来，或者回来去了其他单位，损失比给他们留编制更大。”记者采访中，“怕伤感情”“影响人才吸引”被科研单位和高校人事处负责人反复提及。 对逾期不归人员要不要追究 王赟所在高校，出国逾期不归人员超过半数滞留美国。“出去这么久，很多人在国外混得不错，拿了绿卡，也不在乎国内的编制。”王赟说，单位本意是希望他们将来能回校授课。王赟所在高校有这样的兼职教授，主业在海外，家人都在国外生活，逢假期回校授课做项目，“大家按合同来，他以后愿意回国退休也有保障，这样关系处理得挺好”。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看来，滞留海外不归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因素，一些老的政策和滞后的机制影响了人才回流。接受采访的多家单位的人事部门负责人也有同感。以李灿所在的科研单位为例，大半出国逾期不归人员是上世纪90年代自费出去的，按相关规定可保留公职一年，但自费留学和公派不一样，没有回国服务的约定。王赟所在高校的出国不归人员，大半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公派出国，仅有少数自费留学或以探亲名义告假。一般来说，公派留学未经批准逾期不归的，一年内停薪留职，一年后是否保留公职，视不同情况由派出单位决定。 多数派出单位的选择是，再等一等。过去几年，李灿和本单位在海外的人员有过接触。“他们出去的时候，也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科研环境，当时国内很多领域的研究是有断层的，出去才能得到专业指导，当时出去的都是精英。”但时间一长，这些精英就拒不接听单位的电话，或者找些理由搪塞。有的是迫于家人的压力留在国外，有的是自己在海外有更好的发展，有的与原单位关系闹僵后更不愿回来。 王辉耀的观察是，在中国政府“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下，过去用人单位一般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的过往行为不做追究，对人才回流持欢迎态度。 国内知名移民法学者刘国福提出，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一概不予追究，并不合适。刘国福说：“不管你成长为多高级的人才，也要尊重法律，尊重国家，尊重单位和同事。有些人长期不与国内联系，把单位保留的公职视同儿戏，在滞留海外期间占用国内资源，这些人如果只要回来就不究过往，是不是对其他人有所不公呢？” 公平比优待更能留住人才 很多单位刊登的公告显示，2010年以后出国逾期不归者明显减少。特别是过去十年的留学制度建设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科研投入增大、基本待遇改善等因素，使公派出国逾期不归的现象大幅减少。按照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中国公派留学生规模从1996年的每年不足2000人增长至2015年的2.5万人，同期回国率从约70%提升到目前的98%以上。 李灿强调其所在科研单位的滞留不归者都是自费留学的人。2010年之后的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无一人滞留海外。李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制度约束之外，国内科研环境的改善、科研经费的提高、与国外收入差距缩小，是根本原因。”李灿所在单位近年吸收了多名“千人计划”归国人才，“早年出去的现在很多有回国发展的想法，或是年龄到了，想落叶归根，发挥余热，国家现在有很多特殊政策，包括给家属待遇，让人才安心发挥所长”。 众所周知，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2013年的一个权威数据显示，中国科学和工程领域人才出国滞留率平均达87%。当前国际人才竞争越发激烈，如何以灵活的政策和机制积极参与竞争，对中国来说越来越迫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国际人才竞争的大环境下，政府应积极针对归国人才的工龄接续、社会保险等作出特殊政策安排。 刘国福认为，现阶段国内给归国、来华人才特殊政策，是现实之举，然而特殊政策带来的是短期结果，并可能形成一定的既得利益群体。他认为，如果一直把引进海外人才的重点放在特殊政策上，总是强调提供特殊优惠待遇，那是舍本逐末。刘国福说，国家要制定有长远目标的人才战略，把特惠推向普惠，“很多人才要的不是你给我多少特殊待遇，而是要公平待遇”。 本文刊于《环球时报》第7版，2015年7月14日
2015年7月16日 -
【瞭望东方周刊】留学报国的传统，如何继续
在美国2002年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大约有92%到2009年仍滞留在美国，在所有国家中比例最高。2014年，这一滞留率指标降至87%，但仍为最高。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渴求人才。”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表示，将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 在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将留学人员作为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 最大留学生来源国，“回家不需要原因” 随着留学人员规模越来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央统战部于2012年4月独立成立留学人员工作处。 中央统战部六局副局长张明介绍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4年底，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已达351.84万，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回国人数也已达到180.96万。 但另一方面，“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也居世界首位”，他说。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人才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中共十八大强调，要“积极引进和用好海外人才”。 王松涛是中央统战部六局留学人员工作处的处长，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于2013年带队开展了《关于进一步发挥留学人员作用》的专题调研。调查显示，留学人员回国的主要原因中：43%选择“中国是我家，回家不需要原因”；41%选择“国内发展形势好，个人发展空间大”；9%是为国家留学人员优惠政策吸引，仅4%因国外就业环境严峻。 对于政治参与的态度，54%的留学人员表示“非常关心”，21%表示“参与愿望强烈”。 关于政治参与的方式，37%的受调查者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22%以聘任方式在一段时间内担任党政部门领导职务，22%担任党政部门的顾问，还有8%进入公务员队伍长期专职从事党政工作。 越留学，越爱国 王松涛曾在海外求学，接触了大量留学人员。“几乎每个留学生都会唱《故乡的云》，因为有只身求学他乡的经历，所以他们更懂得如何挚爱祖国。”他告诉本刊记者。 张明则引用了习近平在2013年欧美同学会10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四个历史不会忘记”，来阐述留学人员的报国传统。 100多年前留日中国学生组建同盟会，发动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到陈独秀、李大钊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旅欧勤工俭学和留苏学习的进步青年相继回国，成为人民解放事业赢得胜利的重要力量；新中国建立之初，一大批留学人员回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学潮和归国热。 譬如，邓中翰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星光中国芯，施一公成为首位获得爱明诺夫奖的中国科学家，丁列明研发出抗癌新药“凯美纳”，被誉为“堪比民生领域的‘两弹一星’”。 而2007年，万钢和陈竺分别担任科技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被称为“海归部长”。 张明说，正如习近平所言，一部中国百年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 “一带一路”和“万众创新” 在新的历史时期，留学人员应如何发挥报国传统？ 曾经的“海归部长”陈竺，现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在2015年7月初的中央统战部第二期归国留学人才研修班结业仪式上说：“留学人员具有国际化视野、中国梦情怀、现代化理念、专业化背景，能够在国家战略中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 中央统战部六局局长王永庆则鼓励学员们：“可发挥你们了解熟悉东西方文化、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的优势，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投资建议和预警信息、促进人文交流、积极建言献策。” 河北汤鸿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史阳曾在悉尼大学学习金融，他告诉本刊，将发挥自己的经济和金融知识，为国家宏观金融战略、多层级资本市场设计建言献策。 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邓亚萍是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作为奥运冠军，曾两次代表北京申奥。她的建议是，“政府可培养民间外交大使，用多维度、多层面的渠道来赢得国际话语权。”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她正计划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智库联盟。 韩中汇利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艾曙光曾求学韩国首尔大学，他向本刊表示，将围绕中韩自贸区FTA签订后未来十年的方向，积极引进韩国在高新科技、医疗、影视等领域的优秀资本和人才。 据悉，中央统战部将从高端装备、信息技术、能源化工，金融经济等领域挑选“千人计划”专家等高层次留学人才，组成“一带一路”留学人员服务团，赴沿线省份开展技术咨询、项目合作和社会服务。 “不仅是‘一带一路’，留学人员还将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王永庆表示。 欧美同学会干部张晓娅告诉本刊记者，8月将举办第四届欧美同学会年会暨海归创新创业（贵阳）峰会。据介绍，欧美同学会已于2015年4月成立海归创业学院，并已在天津成立首家分院。 苏州中科慧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夏金华曾留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回国后从事土地污染治理工作。“前辈们报国最成功的例子是‘两弹一星’。在新的时代，我们不仅要支持国家战略，也要考虑民生经济。”他说。 留学人员组织仍需补白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留学生来源国，面对数百万留学人员，如何做统战工作？ 张明告诉本刊记者，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是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是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 这个中国留学海外各国归国同学自愿组成的人民团体，成立于1913年10月。顾维钧、周诒春、詹天佑、蔡元培等知名归国留学人员是创立者和早期会员，现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中央统战部代管。 据统计，欧美同学会目前有32家团体会员单位，省级留学人员组织21家，副省级11家。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于兵是留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海归”，也是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上海市留学人员联合会常务理事。 于兵告诉本刊记者：“上海有十万留学生，目前有40多个留学生分会，小‘海归’们都很积极参加活动。” 但相当多的基层组织开展工作难，举办活动少，有的甚至长年不组织活动，有名无实。 张明说，当前留学人员组织建设发展不均衡，内部建设上还存在组织体系不健全、工作力量相对薄弱、活力不强等问题，工作覆盖上还存在对青年留学人员组织、留学人员自组织关注不足等问题。 他告诉本刊记者，5月份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第十八条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应当建立留学人员组织。留学人员比较集中的其他城市和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可以成立留学人员组织。《条例》的颁布为夯实留学人员组织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法制保障，相信广大留学人员将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文章选自《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融雪
2015年7月16日 -
龙永图：“命运共同体”是双赢战略的升级版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龙永图在论坛上发表以下演讲： 共同体概念是中国全球化的思想基础 中国入世的时候，从国外引进了一个双赢的理念，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的进程看作是一个双赢的战略。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全球化的认识，是对过去双赢战略的升级和深化。过去，说双赢战略是就事论事，是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争取共同的利益打造双赢的接口，而现在的共同体则是要打造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如此看来，共同体概念实际上是过去双赢战略的升级版本，也是中国进一步肯定全球化趋势，参与经济全球化重要的思想基础。这说明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问题上不但没有动摇，而且有了更强大的动力和决心。 蓬勃的区域贸易或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进程 中国与全球化问题从微观层面上看就是人才、企业和资本的国际化问题，是一些较为具体的问题，但当前更应该关注的则是全球化在宏观方面的重大趋势。 表面上，当下全球贸易体制被空前的削弱，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被弱化，与此同时，多种贸易协定、区域贸易等却蓬勃发展，全球化处于倒退的状态。但目前区域贸易集团的迅速发展可能是一个短暂的退一步而进两步的现象，不久将会回到贸易全球化的主流中。 由于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无所作为，各国只好力求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来促使世界贸易组织有所作为。而从长远看，多边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发展也确实可能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做出改变以发挥更大作用。如果区域贸易是开放而包容的协定，则其能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发展。但同时，若单纯只强调区域贸易协定，只着眼于区域合作，则可能会形成一种循环，使全球体制变成一个毫无作为的体制，从而对全球化造成巨大打击。 中国智库应打造世界影响力 世界各国对于全球化也有反对的声音，在一些重大贸易和金融全球会议时也有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出现。在中国，全球化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但仍需扩大其群众基础，这需要智库的努力。 为什么今天中国应当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因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必须发出中国声音，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国方案，用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智库研究要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智库专家必须提高研究能力与政策水平，善于前瞻研判对中国及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趋势性问题，更加理性客观地发出声音。 其次，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智库。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和全球最好的智库、一流的专家建立联系，对有些关系多国乃至全球利益的重大问题，可以与外国智库开展共同研究，联合发布成果。 最后，要用国际社会能够听懂的逻辑和语言发出中国声音，不仅要把问题搞清楚，而且也要把主张表达清楚”，从而避免误解，顺畅沟通，引起世界各国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中国的智库不仅要继续研究微观层面的问题，也要着眼于宏观层面，与世界先进智库一起合作研究，以建立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为大前提，引导全球化健康发展。 此外，中国智库应与相关的世界先进智库和一流专家建立联系，进行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不仅在一些具体的国际化的问题上能有所建树，给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积极的建议，而且能在全球化的宏观战略研究和全球系统问题研究上有所建树，从而使其拥有世界性的影响力。 要营造一个智库成果能够得到充分应用的市场环境。智库产品也像普通产品一样，市场越大，智库发展越快；市场越小，智库的活力也就越来越小。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智库研究成果，适时对优秀成果给予认可与激励，从而形成智库“供求关系”的良性循环，使智库驶上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各级各类智库既要胸怀全局，也需脚踏实地，一方面积极思考具有全球高度的、关系世界发展的趋势性、战略性问题，更要找准自身特色与优势，坚持在专业化领域深耕细作，持续提出务实管用的政策建议。如果我们有几十个智库在不同领域都成为全世界领先的专业智库，那么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就会有很大提高。例如，新形势下全球体制和区域经济合作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今天，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益处非常明显，但也带来了诸如关税水平不一致等现实问题。如何扬长避短，使其为企业营造更加便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这就急需智库贡献智慧，提出方案。（注：以上发言根据CCG主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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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迈向全球命运共同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命运共同体”的格局正在形成。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的领军作用，加快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如何顺利实施“一带一路”构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新进程？如何主动应对全球创业浪潮？7月12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来自政、企、学界的“智囊”们会聚一堂、出谋划策。 中国如何把握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浪潮 “与世界各国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双赢战略的升级版，是中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思想基础。”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如此定义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意义。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针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提出了自己的“药方”：“要改革、补充、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尝试新的国际合作模式，重视发展议题、贫困问题。中国本身还需要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以中国思想为基础的公共产品。” 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强调了智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在今天的国际局势下有很多的挑战，但也面临很多的机遇。如何充分把握机遇、化解挑战，就需要智库进行研究，作出贡献。”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否能够把潜力转化成为实际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制度的建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从制度层面提出建议，他强调，“任何一种制度的设计都要根据本国国情来进行，如果忽略了国内实情，制度设计不会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宏观把握了经济全球化的三大浪潮：“一是货物流动，中国做得最好；二是资本流动，发达国家占了很大优势；三是全球人才流动，这是非常需要重视的一大浪潮。” 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企业必须坚持走出去才能够做大做强。走出去，必须明确目的，是为了从外面的市场获得收益。那么我们就应该了解当地的文化，找到正确的发展策略。”已经有着26年“走出去”经验的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心得。 “我们要做世界高铁的圆梦人。”中国中车副总裁余卫平自信满满，而自信，来自于对国际市场的准确认知和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企业走出去，一定要过‘五关’：标准关、文化关、社会责任关、品牌关或信誉关、环保关。”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提出了系统观点：“中国企业国际化必须把握大势，在大势和大格局中寻找自己的商机。首先，要认清国内的形势。其次，认真研判和了解国际形势，再次，要充分认识‘一带一路’战略引擎的作用。最后，加强产能合作，营造共赢局面。” 价值观：创新发展与命运共同体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对创新背后的价值观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创新的动力应该是崇高的，应当是出于人类对于大自然和整个世界的不懈探索，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不断思考。中国在创新之路上，需要更多的人才，建立更好的发展机制。” 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则强调：“创新的前提一定是诚实、诚信。同时，我们的教育也不能太模式化，应当鼓励每个孩子的个性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表示：“当下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并不是完全在于追求一个共同价值，而是在追求共同利益，所以叫作利益共同体更为准确。中国提出了一些共同愿景以促进经济合作。” “中国要站到一个更高的高度，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审视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中的盲点和难点。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应该有这种文化包容性和高度。”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说。 本文刊于《光明日报》2015年7月15日，记者：杨谧，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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