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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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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开发银行行长访问CCG并发表演讲
2015年7月20日，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访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总部并发表演讲。非洲开发银行行长访问CCG见面交流会由CCG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CCG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原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代表CCG致欢迎词。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卡贝鲁卡在演讲中分享了其在担任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十余年的宝贵经验，并对非洲发展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新机遇进行了分析。 中国目前已经是非洲最大的原料进口国与非洲第一大投资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了到2020年将对非洲直接投资1000亿美元的目标。卡贝鲁卡博士在演讲中表示，中国与非洲开展产能合作密切，前景广阔。“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快速增长后，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准大幅提高，部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到了向外转移的时候。二者的关系更像处于制造业重新配置的过程。”卡贝鲁卡说，制造业产能从先发国家逐渐转移至后发国家是历史潮流必然，因而他确信非洲将逐步承接中国富余优质产能。他特别指出，26个非洲国家不久前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为范围更大的非洲大陆自贸区谈判铺平道路，自贸协定有助于本区域内人员、货物的自由流动，无疑为非洲制造的产品打开了更加广阔的消费市场，未来中国的制造业还会在非洲继续发展。 非洲开发银行自1964年成立至今，为促进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实践经验对于推动中国亚投行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卡贝鲁卡认为，非洲开发银行在非洲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样且十分重要的。“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商业市场扩展和投资状况改善方面投入了很多资金，并且我们期望最终能达成降低经营成本、扩大市场规模以及促进个人发展的预期目标。”谈及非洲开发银行的经验，卡贝鲁卡说，非开行目前的不良贷款率低于行业标准的3%，并且在未来这个数值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过去五十年，非开行从未经历借款人违约的状况，除了索马里、苏丹等政治局势较为动荡的地区或是一些被卷入战争的国家。卡贝鲁卡认为，财务安全措施以保障资金安全与充足的资金同等重要。截止目前，非开行从来没有遭遇资金不足的情况。“非开行中发达国家占股40%左右，即使是刚果发生了战争，我们也能维持运转。我们还向国际市场筹资，我们并不只是借钱，而是为了获得发展，以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等各方面有更长足的进步。” 卡贝鲁卡博士十分看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期待双方在未来能够携手合作，共促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他认为，目前，全球尤其是非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非常大，而作为国际开发金融机构的新成员，亚投行的成立将为基础设施融资提供新途径，也为21世纪新型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良好范本。 随后，卡贝鲁卡博士与出席活动的国内外银行、金融和投资领域的精英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并接受媒体采访。与会嘉宾就企业等走出去主体在非洲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机遇，以及如何把握在非洲投资的新机遇等进行了探讨。 参加交流会的CCG咨询委员会理事成员和嘉宾还有非洲开发银行办公室项目主管李新星、非洲开发银行基础设施与能源部主任Alex Rugamba、非洲开发银行复杂融资(Finance Complex)副主席Charles Boamah、非洲开发银行传媒部首席信息官Felix Njokwu、非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Hausing Tse、非洲开发银行总顾问Kalidou Gadio、国龙文产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陆兴东、工商银行专项融资部副总经理刘建昌、工商银行专项融资部地区主管任忠鑫、通用电气油气事业部罗卓辉、中国-东盟环境保护中心刘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伟清、世泽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刘洪川、尼日利亚詹尼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代助理吕昕、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Daniel Garst博士等。 关于卡贝鲁卡 卡贝鲁卡博士在2005年第一次被选举为非行行长，是自1963年非行成立以来的第7任行长。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英国南部的苏塞克斯大学任教并从事经济学研究，曾任卢旺达的财政部部长。在其领导期间，非行飞跃成为非洲最有影响力的多边发展机构。在这期间，非行一直保持AAA的信用评级，资产连翻了三倍。卡贝鲁卡博士于2014年荣获福布斯非洲终身成就奖。此外，他目前还担任世界经济论坛的董事，曾任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区域的主席，被誉为“非洲之声”，“非凡的领袖”。
2015年7月22日 -
莫天全：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创业”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搜房网公司董事长、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莫天全在“午餐会： 全球化创业浪潮”中发表以下演讲。午餐会由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席主席陈启宗主持。 搜房网从16年前创立至今，现在在全国500个城市相关的业务，包含了新房、二手房、租房、家居四个方面，以及最近比较火的，房地产行业的互联网主要这几个业务，搜房网的转型相对较快。 创业，很难从刚开始就想清楚发展的模式，对于具体方案的实施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只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随时调整。 对于搜房网来说，其发展过程其实几乎是经常性的在创新，也可以说是创业。搜房网作为垂直门户，盈利依靠广告和服务，主要是这方面的模式，更多贴近于传统互联网广告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到了一定的时间会遭遇瓶颈，受到上限的压制，进一步发展的压力促使和推动了其转型。先是向交易方面转型，由于之前有一定的积累，搜房网现在除了传统的大型的互联网信息平台以外，还往交易平台发展，形成自己的交易平台。通过自己的交易平台直接做交易、买卖房子，用新的互联网的方式做互联网的交易。在新房买卖、二手房买卖以及租房交易领域，甚至装修方面，实行全部介入。 而在将交易平台搭建起来以后，搜房网则向构建金融平台方向发展。一年多以前，相关的搜房金融集团成立。同时，金融集团采用了新的做法，将移动和互联网的思维与金融相结合。搜房网此次转型从传统的互联网信息平台变成了3D的平台，此次转型转变跨度较大，但转型速度较快，较好地实现了预期的转型目标。 搜房网的转型始终没有离开原始的方向。虽然具体策略和方向一直在改变，但目标和中心却始终不变，围绕家和房子，始终没有脱离最初的目标。搜房网一直在坚持，在过去的16年一直坚持提供与房子相关的服务。现在虽然从一个平台发展到了三个平台，但始终围绕跟家这个主业和中心。互联网房产交易领域发展潜力巨大。搜房网虽然一直转型，但是没有抛弃最初的目标，而是致力于将发展的各个方面和每一环节都都做深做透。 在创新和创业过程中，要注意转型，随时调整方向，使其能一直沿着计划的目标发展。此外，还要有创新的思维，做“互联网+”，加快企业的发展速度。 （注：以上发言根据CCG主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7月21日 -
美国华人组织百人会在纽约举行创会25周年庆祝活动
美国百人会创会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4月9日晚在纽约曼哈顿哥谭镇大厅举行。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美前国务卿基辛格、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美前商务部长骆家辉、百人会会长关德铨等400多位来自中美两国政界、商界、学界和艺术界的人士与会。 当晚，活动首先回顾了创会二十五年来，百人会致力于推动中美建设性关系和促进美国华人权益的光辉历程，并向贝聿铭、马友友、邓兆祥、唐蹓千、杨雪兰和已故的吴健雄博士等五位创会领袖致敬。随后，基辛格博士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分别作为演讲嘉宾进行了主旨发言，分享了对中美关系的观察与看法。晚会最后还向科特基金会的苏万和老牛基金会的牛根生颁发了“公益慈善卓越成就奖”。 百人会还于10日举行全天会议，包括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以及身为百人会会员的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和美国宇航员焦立中等美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作为嘉宾出席并发言，并就中美关系、中美跨境投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与华人、全球和跨国公益慈善事业等议题展开了探讨。 百人会成立于1990年底，现有成员154人，均为在各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美籍华人领袖人物。百人会为无党派非政治团体，对各项议题秉承“求同存异”原则，同时保持独立立场。自创建以来，百人会汇集其杰出会员的集体力量，致力于推动中美之间互信、培养下一代领导者、和促进美籍华人获全面容纳，并就此在中美两国设立和开展多个项目。其中，百人会每年均举办以“求同存异”为主题的年会，探讨中美两国在经济、环境、政治和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全球影响。与会者包括来自财富500强的领袖、高级政府官员、以及来自艺术和娱乐界的卓越代表。往届的演讲嘉宾均为一时之选，其中有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奥斯卡奖最佳导演李安等。 本次活动的六位共同主席均由百人会会员出任，包括百人会会长关德铨、副会长李渊祈、Megatoys公司首席执行官胡泽群、海航集团首席执行官陈国庆、艾滋病专家何大一和威特集团董事长李学海。文章选自人民网，2015年4月
2015年7月21日 -
【国际商报】人民币国际化还须苦练内功
人民币国际化虽已取得不小进展，但要真正实现在贸易项下、资本项下以及储备货币方面的国际化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日前，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于北京举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与会专家指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必将是漫长的，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切忌操之过急。其间，关键是要在法律体系、信用建设、风险防范等诸多方面做足准备。成效显著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光大控股首席执行官陈爽给出了“远超预期”的充分肯定。 央行数据显示，2014年，人民币国际使用继续较快发展，人民币跨境收支占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重上升至23.6%。 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中的使用规模稳步上升。2014年，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金额6.55万亿元，同比增长41.6%。其中，在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金额为5.9万亿元，同比增长42.6%，占中国国际贸易结算金额的比重接近20%。对外直接投资（ODI）人民币结算金额1865.6亿元，同比增长117.9%；外商来华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金额8620.2亿元，同比增长92.4%。 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进一步简化，2014年，沪港通的推出使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更趋便利，意义重大。 在国际合作方面，截至2015年5月末，我国央行已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约3.1万亿元，并在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尽管货币互换并不意味着对方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而是更多承担贸易结算过程中流动性提供者的角色，但国外央行持有人民币数量的增加也为未来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提供了契机。任重道远 尽管成绩喜人，但目前美元和日元仍处相对强势，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专家特别提醒，人民币国际化切忌急于求成，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而在这场持久战中，必须练好内功，做足准备。 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2014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赵庆明看来，在肯定人民币国际化成果的同时，也不能简单地以排名论英雄。 货币国际化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走出国门，行使部分或者全部的货币职能。“如果只能在国内用，走出去不能用，就称不上国际货币。”赵庆明指出，衡量一种货币国际化的硬指标包括其在全球外汇市场的占比和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在国际清算银行每三年针对全球外汇市场的调查中，自1998年开始，美元在全球外汇市场中的比重自有统计以来没有低于85%过，最高的时候接近90%。这也意味着非美元货币的最高占比是10%～15%。在全球外汇储备市场，美元的占比也在60%以上，加上占比逾两成的欧元，给其他货币留下的空间极为有限。 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王俊峰认为，在推动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法制建设尤为重要。他强调，“现代文明是以法制为基础的，在法制思维下才能谈可预期。否则，外界就无从预期其未来的行为。只有建立和完善法制思维，人民币国际化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和未来”。 陈爽认为，作为货币发行国，除了加强法律体系和信用文化建设，还应考量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程度、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程度等因素。这也涉及到货币国际化后，发行国抵御做空等相关风险的能力。从接收国的角度来说，是否愿意持有人民币，更多涉及对发行国经济成长性和经济稳定性的判断和预期，跟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密切相关。 专家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除贸易投资先行外，国内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也须齐头并进。“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如果没有本国银行提供相应的服务是很难实现的。”赵庆明解释道，本国的银行总是更愿意参与到本币的清算系统中，这是一个路径依赖。因此，应该鼓励国内的银行加速提高国际化程度。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坦言，在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中资银行仍聚焦在贸易结算和内保外贷等贸易融资等传统领域，而在人民币债权的海外发行等人民币资本项下的产品创新开发市场，中资银行目前发力较少，汇丰、渣打等外资银行做得更多。文章选自《国际商报》A7版，作者：汤莉
2015年7月21日 -
王辉耀：东西两翼可发起“海丝港口联盟”
无论是粤西的湛江、茂名、阳江；抑或粤东的汕头、潮州，它们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太平洋和非洲等地的最近出海口，历史上始终处在中国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大大小小的节点，绵延千年，长盛不衰。奠定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追古抚今，广东当前正处于加快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新常态发展阶段，在“一带一路”的战略的实施中，深化与海上丝路各国的经贸合作将是突破广东发展瓶颈、攀升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战略选择。 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如何发挥粤东西北的地缘优势？在提升广东在亚太区域的经济中心地位中，粤东西北如何拥抱珠三角和港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与东盟等地区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专访，阐述了他的观点。 因地制宜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南方日报：最近发布的《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下称《方案》）已经出台，涉及重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对外贸易合作水平等九项内容；以及确定湛江、汕头支点城市的战略定位。你怎么看待粤东西北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中的使命？ 王辉耀：“一带一路”是面向世界产业格局的新规划，将我国产品“卖出去”，升级为生产链“搬出去”。概括来说，“一带一路”将以前的内向型开放转变为外向型开放。“一带一路”要充分利用中国参与全球化物流、资本流、人才流动红利，推动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治理创新体系。 粤东、粤西是广东到东南亚、太平洋和非洲等地的最近出海口，历史上始终处在中国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其中，东南亚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重心所在。可以说，从东盟开始推进“一带一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项，而是必然的选择。 从地域上看，粤西的湛江、茂名等地，堪称是我国通往东盟的桥头堡，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站；从经济上看，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当前，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一直是驱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与东盟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且当前中国与东盟正在积极推进自贸区升级版谈判，计划今年底完成。 广东要积极参与沿线国家出口加工区、工业园区、海洋经济尤其是渔业、海上互联互通、海上环保等领域，以及其他项目的合作。湛江、茂名等沿海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其使命不言而喻。 南方日报：在地缘优势上，粤西的湛江、茂名市堪称是东盟的桥头堡。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如何发挥地缘优势并将其价值最大化？ 王辉耀：湛江、茂名的港口群，是我国大西南地区的出海口。在我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单靠广西的力量显然不够，如果把广东与广西、云南、贵州结合起来，将更有利于与东盟合作，有利于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要发挥地缘优势并使其价值最大化，粤东、西的港口群可考虑更主动地去融入珠三角城市群区域腹地辐射大通道，通过打通内外部通道及珠三角的功能辐射和产业转移，把珠三角、港澳、“海上丝绸之路”、东盟等连接在一起，提升广东在亚太区域的经济中心地位，实现地缘优势的价值最大化。 建议发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 南方日报：《方案》的九项重点任务中，促进重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重中之重，广东提出了面向沿线国家，构筑联通内外、便捷高效的海陆空综合运输大通道。其中，包括加强广州、深圳、珠海、湛江、汕头等港口建设，建设世界级港口群。对广东港口群的壮大，您有哪些建言？ 王辉耀：“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人口超过4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2/3。其中，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巩固海上货运通道、加强沿海国家经贸合作、推进降低贸易与人口流动壁垒、推进港口城市建设等重要意义。广东提出的重点任务，与国家的战略是吻合的。 壮大广东沿海的港口群，建议研究沿线港口与城市联盟合作模式。以新加坡等海上丝路沿线国家或者城市的经贸和港口合作需求为出发点，以国际海运航线为纽带，对广东港口城市早前建立的友好城市中的港口城市，以及广东沿海港口航线到达的国家和港口为起步，整合沿线港口资源，发起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 南方日报：我们注意到，朱小丹省长向泛珠十一个兄弟省区倡议，联合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物流枢纽。是否可以理解，包括粤东、粤西港口在内的广东港口群，现在迎来了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历史机遇？ 王辉耀：是的。我们看到，从对内的开发来看，泛珠三角里面的中西部省份，今天正在吸引东部产业转移，建设以东盟、南亚等目标市场的加工贸易基地。譬如，泛珠三角的西江流域流经的地区，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包括农副产品、热带水果、生物资源、医药资源等都非常丰富；云南、四川、湖南、贵州等地的有色金属、能矿资源开采程度低，加工程度低，产品附加值低，因此要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利用先进技术，解决优势资源开发中的“三低”问题。 从对外投资的角度看，中国企业正在加快走出去，加大对东盟国家招商引资力度，拓展对东盟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工程承包业务；对东盟欠发达国家输出资金、技术，开展劳务派遣，参与对方农业和其他种养殖业合作。 随着两个市场开发力度的加大，大力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开辟与东盟、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新格局，粤西港口群的红利就自然显现出来了。 南方日报：也就是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同时能带动泛珠全方位的开放？ 王辉耀：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泛珠来说，全方位的开放，通过开放来促开发，促进资源转换、转型升级，这在不同地区面临的任务是不一样的，沿海地区主要是通过开放来转型，来腾笼换鸟，来优化结构，中西部地区也在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来加速资源转化，促进发展，特别是内陆沿边、沿江地区。 南方日报：在你看来，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包括粤西、粤东在内的广东港口群，还需要加强哪些方面的能力建设？ 王辉耀：如果说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的血脉，那么港口就自然成为注入国际新鲜血液的重要血管。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要通道和通往亚洲、欧洲、美洲的必要门户，港口对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意义不言自明。 我认为广东的港口群需要加强软件能力的建设，要重点发展服务功能。比如，海关通关的便利化；国际化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既能跟东南亚陆衔接，又能跟英美衔接等等。 充分发挥粤裔华侨华人作用 南方日报：粤东西北的发展离不开广东自贸试验区有效对接“一带一路”带来的红利，在您看来，广东有效统筹海内、海外两个市场，需要哪些制度创新？ 王辉耀：“一带一路”不仅是基础设施接轨，更多是制度接轨，就像WTO此前的作用，现在要建立新的“一带一路”的游戏规则。广东自贸区的战略定位也在于创新贸易规则、投资规则等等。而广东是中国最熟悉国际游戏规则的省份，能够引领中国在游戏规则方面的建立。当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由经济特区开启的，其中有三个在广东，新的一带一路开放，我相信广东同样能发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因为中国最国际化的企业大部分在广东，华为、中兴、TCL走出去的外向型大企业都在广东，他们可以带领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 具体而言，“一带一路”需要具体化，说得太大反而不好实施。现在需要将概念性的东西进行丰富和厘清，从基础设施先入手，接下来进行国别对接、企业对接。首先应赢得其他国家的响应和对愿景的支持，应听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意见。 南方日报：广东也是华商最多的省份，如何充分发挥华商“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 王辉耀：积极参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建设，确实要充分用好东盟各国粤裔华侨华人的作用。我注意到，最近四川成都和罗兹结成友好城市，同时在白俄罗斯等地又有产业园，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中国各城市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还可以以城市对城市形成交汇点的方式合作，以省和市为中心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不光是基础设施，还包括产能、文化等方面的融合，以点对点的合作方式推动。 南方日报：《方案》突出广东与港澳的合作。重点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合作发展航运、跨境基础设施，也包括依托港澳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等，为经贸发展提供支撑，也包括依托港澳来对接营商规则，使广东的营商环境更加国际化、法治化。对此，您具体有哪些建言呢？ 王辉耀：中国整个“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广东最具对接港澳台的优势。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国际大都市，服务业占香港GDP的86.5%，是香港最重要的比较优势，特别在金融、物流、咨询服务、旅游等行业。香港的优势与泛珠三角经济圈各省区有互补性，它具备引领“泛珠三角”与国际接轨，迈向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粤港的合作，可以进一步推进两地资源的更充分整合，提升合作水平，进而带动整个泛珠三角地区的国际化。 香港要拓宽经济腹地、商品市场、中介服务市场和内地原材料、半成品对香港供应，成为内地走向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物流增值中心。因此，从泛珠三角的国际化看，广州、深圳与香港密切配合和互动、甚至竞争，共同带领整个区域走向世界。 首先实现人才“互联互通” 南方日报：《方案》强调产业投资和经贸交流合作。粤东西北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在您看来，当下需要探索哪些方面的建设？ 王辉耀：我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降低人才流动壁垒可以作为切入点，带动其他国家参与讨论人员流动、互联互通、资金、技术等。配合“一路”的陆上“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海上沿线国家的“软性”互联互通。 南方日报：就是说，海上丝绸之路未来发展，应该从人才的“互联互通”入手？ 王辉耀：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我国企业走出去将实现新一轮的走出去浪潮，急需大量国际化人才，但我们的人才储备依然不足。中国的外国人口只有0.06%，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6%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2%。我国的外国在华留学生比例也仅为0.04%，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比例8%，也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美国很多模式之所以能够转换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留美学生，带回了先进的科技和商业模式。中国也需要培养对中国产能、中国经济等有大量了解，深入研究的留学生。我们需要加大吸引“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留学生大量来中国留学。 南方日报：实现人才的“互联互通”，你有哪些建议呢？ 王辉耀：比如，广东自贸区可以开办国际学校，培养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可发挥广东大学城的作用，在暑假期间举办一带一路夏令营，发挥其在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 此外，要放宽外籍高层次人才永久居留证受理条件，拓展申请渠道，简化办理程序。比如，上海最近出台的“人才新政20条”，对市场化人才申请永久居留证，建立由市场主导、门槛透明简洁的申请渠道，进行了规范，值得广东借鉴。如，取消就业单位类别和职务级别限制，放宽居住时限要求，在沪外籍人员只要已连续工作满4年、每年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累计不少于6个月，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工资性收入和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规定标准（今年定为工资性年收入达到6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12万元人民币以上），经工作单位推荐，可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文章选自《南方日报》2015年7月17日T8版，记者:龙金光
2015年7月21日 -
【南方日报】王辉耀：东西两翼可发起“海丝港口联盟”
无论是粤西的湛江、茂名、阳江；抑或粤东的汕头、潮州，它们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太平洋和非洲等地的最近出海口，历史上始终处在中国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大大小小的节点，绵延千年，长盛不衰。奠定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追古抚今，广东当前正处于加快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新常态发展阶段，在“一带一路”的战略的实施中，深化与海上丝路各国的经贸合作将是突破广东发展瓶颈、攀升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战略选择。 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如何发挥粤东西北的地缘优势？在提升广东在亚太区域的经济中心地位中，粤东西北如何拥抱珠三角和港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与东盟等地区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专访，阐述了他的观点。 因地制宜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南方日报：最近发布的《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下称《方案》）已经出台，涉及重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对外贸易合作水平等九项内容；以及确定湛江、汕头支点城市的战略定位。你怎么看待粤东西北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中的使命？ 王辉耀：“一带一路”是面向世界产业格局的新规划，将我国产品“卖出去”，升级为生产链“搬出去”。概括来说，“一带一路”将以前的内向型开放转变为外向型开放。“一带一路”要充分利用中国参与全球化物流、资本流、人才流动红利，推动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治理创新体系。 粤东、粤西是广东到东南亚、太平洋和非洲等地的最近出海口，历史上始终处在中国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其中，东南亚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重心所在。可以说，从东盟开始推进“一带一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项，而是必然的选择。 从地域上看，粤西的湛江、茂名等地，堪称是我国通往东盟的桥头堡，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站；从经济上看，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当前，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一直是驱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与东盟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且当前中国与东盟正在积极推进自贸区升级版谈判，计划今年底完成。 广东要积极参与沿线国家出口加工区、工业园区、海洋经济尤其是渔业、海上互联互通、海上环保等领域，以及其他项目的合作。湛江、茂名等沿海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其使命不言而喻。 南方日报：在地缘优势上，粤西的湛江、茂名市堪称是东盟的桥头堡。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如何发挥地缘优势并将其价值最大化？ 王辉耀：湛江、茂名的港口群，是我国大西南地区的出海口。在我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单靠广西的力量显然不够，如果把广东与广西、云南、贵州结合起来，将更有利于与东盟合作，有利于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要发挥地缘优势并使其价值最大化，粤东、西的港口群可考虑更主动地去融入珠三角城市群区域腹地辐射大通道，通过打通内外部通道及珠三角的功能辐射和产业转移，把珠三角、港澳、“海上丝绸之路”、东盟等连接在一起，提升广东在亚太区域的经济中心地位，实现地缘优势的价值最大化。 建议发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 南方日报：《方案》的九项重点任务中，促进重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重中之重，广东提出了面向沿线国家，构筑联通内外、便捷高效的海陆空综合运输大通道。其中，包括加强广州、深圳、珠海、湛江、汕头等港口建设，建设世界级港口群。对广东港口群的壮大，您有哪些建言？ 王辉耀：“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人口超过4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2/3。其中，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巩固海上货运通道、加强沿海国家经贸合作、推进降低贸易与人口流动壁垒、推进港口城市建设等重要意义。广东提出的重点任务，与国家的战略是吻合的。 壮大广东沿海的港口群，建议研究沿线港口与城市联盟合作模式。以新加坡等海上丝路沿线国家或者城市的经贸和港口合作需求为出发点，以国际海运航线为纽带，对广东港口城市早前建立的友好城市中的港口城市，以及广东沿海港口航线到达的国家和港口为起步，整合沿线港口资源，发起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 南方日报：我们注意到，朱小丹省长向泛珠十一个兄弟省区倡议，联合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物流枢纽。是否可以理解，包括粤东、粤西港口在内的广东港口群，现在迎来了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历史机遇？ 王辉耀：是的。我们看到，从对内的开发来看，泛珠三角里面的中西部省份，今天正在吸引东部产业转移，建设以东盟、南亚等目标市场的加工贸易基地。譬如，泛珠三角的西江流域流经的地区，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包括农副产品、热带水果、生物资源、医药资源等都非常丰富；云南、四川、湖南、贵州等地的有色金属、能矿资源开采程度低，加工程度低，产品附加值低，因此要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利用先进技术，解决优势资源开发中的“三低”问题。 从对外投资的角度看，中国企业正在加快走出去，加大对东盟国家招商引资力度，拓展对东盟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工程承包业务；对东盟欠发达国家输出资金、技术，开展劳务派遣，参与对方农业和其他种养殖业合作。 随着两个市场开发力度的加大，大力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开辟与东盟、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新格局，粤西港口群的红利就自然显现出来了。 南方日报：也就是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同时能带动泛珠全方位的开放？ 王辉耀：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泛珠来说，全方位的开放，通过开放来促开发，促进资源转换、转型升级，这在不同地区面临的任务是不一样的，沿海地区主要是通过开放来转型，来腾笼换鸟，来优化结构，中西部地区也在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来加速资源转化，促进发展，特别是内陆沿边、沿江地区。 南方日报：在你看来，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包括粤西、粤东在内的广东港口群，还需要加强哪些方面的能力建设？ 王辉耀：如果说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的血脉，那么港口就自然成为注入国际新鲜血液的重要血管。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要通道和通往亚洲、欧洲、美洲的必要门户，港口对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意义不言自明。 我认为广东的港口群需要加强软件能力的建设，要重点发展服务功能。比如，海关通关的便利化；国际化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既能跟东南亚陆衔接，又能跟英美衔接等等。 充分发挥粤裔华侨华人作用 南方日报：粤东西北的发展离不开广东自贸试验区有效对接“一带一路”带来的红利，在您看来，广东有效统筹海内、海外两个市场，需要哪些制度创新？ 王辉耀：“一带一路”不仅是基础设施接轨，更多是制度接轨，就像WTO此前的作用，现在要建立新的“一带一路”的游戏规则。广东自贸区的战略定位也在于创新贸易规则、投资规则等等。而广东是中国最熟悉国际游戏规则的省份，能够引领中国在游戏规则方面的建立。当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由经济特区开启的，其中有三个在广东，新的一带一路开放，我相信广东同样能发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因为中国最国际化的企业大部分在广东，华为、中兴、TCL走出去的外向型大企业都在广东，他们可以带领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 具体而言，“一带一路”需要具体化，说得太大反而不好实施。现在需要将概念性的东西进行丰富和厘清，从基础设施先入手，接下来进行国别对接、企业对接。首先应赢得其他国家的响应和对愿景的支持，应听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意见。 南方日报：广东也是华商最多的省份，如何充分发挥华商“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 王辉耀：积极参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建设，确实要充分用好东盟各国粤裔华侨华人的作用。我注意到，最近四川成都和罗兹结成友好城市，同时在白俄罗斯等地又有产业园，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中国各城市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还可以以城市对城市形成交汇点的方式合作，以省和市为中心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不光是基础设施，还包括产能、文化等方面的融合，以点对点的合作方式推动。 南方日报：《方案》突出广东与港澳的合作。重点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合作发展航运、跨境基础设施，也包括依托港澳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等，为经贸发展提供支撑，也包括依托港澳来对接营商规则，使广东的营商环境更加国际化、法治化。对此，您具体有哪些建言呢？ 王辉耀：中国整个“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广东最具对接港澳台的优势。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国际大都市，服务业占香港GDP的86.5%，是香港最重要的比较优势，特别在金融、物流、咨询服务、旅游等行业。香港的优势与泛珠三角经济圈各省区有互补性，它具备引领“泛珠三角”与国际接轨，迈向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粤港的合作，可以进一步推进两地资源的更充分整合，提升合作水平，进而带动整个泛珠三角地区的国际化。 香港要拓宽经济腹地、商品市场、中介服务市场和内地原材料、半成品对香港供应，成为内地走向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物流增值中心。因此，从泛珠三角的国际化看，广州、深圳与香港密切配合和互动、甚至竞争，共同带领整个区域走向世界。 首先实现人才“互联互通” 南方日报：《方案》强调产业投资和经贸交流合作。粤东西北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在您看来，当下需要探索哪些方面的建设？ 王辉耀：我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降低人才流动壁垒可以作为切入点，带动其他国家参与讨论人员流动、互联互通、资金、技术等。配合“一路”的陆上“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海上沿线国家的“软性”互联互通。 南方日报：就是说，海上丝绸之路未来发展，应该从人才的“互联互通”入手？ 王辉耀：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我国企业走出去将实现新一轮的走出去浪潮，急需大量国际化人才，但我们的人才储备依然不足。中国的外国人口只有0.06%，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6%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2%。我国的外国在华留学生比例也仅为0.04%，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比例8%，也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美国很多模式之所以能够转换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留美学生，带回了先进的科技和商业模式。中国也需要培养对中国产能、中国经济等有大量了解，深入研究的留学生。我们需要加大吸引“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留学生大量来中国留学。 南方日报：实现人才的“互联互通”，你有哪些建议呢？ 王辉耀：比如，广东自贸区可以开办国际学校，培养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可发挥广东大学城的作用，在暑假期间举办一带一路夏令营，发挥其在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 此外，要放宽外籍高层次人才永久居留证受理条件，拓展申请渠道，简化办理程序。比如，上海最近出台的“人才新政20条”，对市场化人才申请永久居留证，建立由市场主导、门槛透明简洁的申请渠道，进行了规范，值得广东借鉴。如，取消就业单位类别和职务级别限制，放宽居住时限要求，在沪外籍人员只要已连续工作满4年、每年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累计不少于6个月，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工资性收入和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规定标准（今年定为工资性年收入达到6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12万元人民币以上），经工作单位推荐，可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文章选自《南方日报》2015年7月17日T8版，记者:龙金光
2015年7月21日 -
王广发：人才培养要有前瞻性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法政集团董事长、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王广发在“圆桌论坛一：从本土公司到全球公司：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新路径”中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 人才的培养要具有长远性规划，要有前瞻性。 今天培养人才必须看到20年以后的人才的标准和产业的标准。因为时代在发生变化，我作为校长，我给我们孩子们设定培养标准的时候，首先要定位于20年以后的国际产业的变化，以及应用技术、产业结构等的变化。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对人才的不同需求，才能保证相关人才的不断档。 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当产业结构面临转型时，当“引进来”、“走出去”时，首先要关注的是人才结构的调整和相关教育的调整。 社会要发展，人类文明进步是与时俱进的，产业结构调整要随着市场多元需求进行优化，而人才的培养也要跟上。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时间是互相匹配的。人类文明要随产业结构转型进行调整，人才、经济客观发展的客观规律，百年树人，人才发展需要培养20多年才成，我国改革开放30年就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与人才知识结构、应用能力、科研能力、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的，所以教育必须要从娃娃抓起，教育是实现人才标准化、国际化，人才才能够跟上产业结构、转型的，跟随经济发展，人才要从教育抓起，驾驭要从基础抓起，要适应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变化来培养适应人才，要着眼于未来，中国的大国崛起、大国力量、大国地位、大国战略，人才要跟上、教育要跟上，产业转型才能跟上。 “一带一路”62个国家，占全球GDP的29%，但我们的人才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却很有限。回顾中国70年代国际机构人才里所占比重以及中国国际话语权力，智库研究必须先行。一方面需要服务政府，另一方面则必须超越政府。只有超越了政府，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的产业转型服务。中国应该从现有的教育和人才架构，结构的标准化、市场化、国际化，人才全球化等出发，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发展好教育事业。 此外，企业在应人才流失问题时需要尊重人才，并对其负责，依据其个人特点来设计其待遇、发展和未来规划。 （注：以上发言根据CCG主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