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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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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不创业，毋宁死
(王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曾任北京大学英语系讲师，美国"贝尔传讯研究所"软件工程师。王强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常务理事) 7月25日晚，2014北京朝阳海外学人创业大会（OTEC）第二次加速培训在盘古大观新华都商学院北京校区开讲。此次加速培训以“全能CEO为自己代言”为主题，由朝阳海外学人中心联合北京创业巢和新华都商学院共同举办。学人中心负责人肖振祥首先介绍了2014北京朝阳海外学人创业大会和朝阳区的创业环境、人才政策，并诚挚地邀请大家到朝阳区来创业。 新东方和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与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兼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志毅与到场的近百名创业者分享经验、交流心得。两位主讲人生动而富有哲理的演讲令到场观众收获颇丰，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王强先生首先回顾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从北大学士，到留校任教；从为了“见世面”毅然辞职赴美，到改行在美国读当时最火的计算机专业；从被俞敏洪说服放弃80万年薪回国共创新东方，再到现在与徐小平一起创办真格基金，帮助更多年轻人实现创业梦想，在他看来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是不断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的过程。从创业的先行者，再到创业者的圆梦人，他对于创业和创业者所必备的素质，自然有极深的感悟。 王强先生极具感染力的演讲引起了现场阵阵掌声 什么是创业的最佳时机？王强表示，首先你要勇敢跳出目前的生活状态，创业者要像宗教徒一样忠于理想，为它而狂热，等达到“明天你不实现它就难受”的地步，那么就应该开始了。在组建创业团队时，最好要在知识水平、人生经历方面达到互补，这样最终才能形成“互相敬畏与热爱”的理想搭档。在股权分配方面，王强认为创业者，尤其是中国的创业者一定要对股权很慷慨，因为你的项目和公司在上市之前，几乎可以说是一文不值。但在创业刚开始时团队内部一定要制定一个游戏规则，王强举了新东方的例子：“新东方上市后，虽然董事会是一人一票，但俞敏洪有解散董事会的权力。这就是底线，也是给所有人的定心丸。”最后，王强鼓励在座的创业者：“人最重要的就是要try，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功？” 何志毅理事长曾担任过十个组织的领导，现在致力于把创业理念落实到教育中 何志毅理事长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从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的角度给创业者以启发。从“诗”、“禅”、“数字”等新奇的角度出发告诉大家，创业有时需要放下理性、放下逻辑、放下思考，听从内心的直觉。要做一个全能CEO很难，但“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对于人的发展而言，意义非凡。 两位嘉宾演讲结束后与现场的创业者们进行了交流。在回答创业者如何选择创业方向，他现在又关注哪些领域时，他以自己对市场的判断和投资的经历告诉在场的创业者：“好的创业项目都是要把最简单的东西做到极致，从大的领域逐步缩小，聚焦到看似微小的一点上，等你做到极致之后发现它是一种刚需，那么就成功了。我现在更关注的极简的、人性本源的东西，因此我并不是很看好可穿戴设备，因为人是赤裸着来的，从人性上说就不希望越穿越多，但我也相信会有一两个可穿戴设备最终取得成功，那一定是会对人的生活产生极大影响的。” （文章选自北京朝阳海外学人创业大会官网）
2015年5月15日 -
陶景洲：中国或应考虑特赦贪官
理事简介陶景洲，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 习近平自2013年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领导的高调反腐运动，无疑取得了巨大成果。在这场打击面较广的净化公共生活的运动中，估计已有数万官员——既有位高权重的“老虎”，又包括更多低级别的“苍蝇”——受到了警告或惩处。 这种变化可能对奢侈品供应商和高端酒店业造成了沉重打击，它们曾为中国经济车轮更快地转动提供了各种“润滑剂”，并从中获利颇丰。但是，此次反腐运动受到了广大中国百姓的欢迎，他们将腐败视为中国许多问题——从环境破坏到灾难性的城市规划——的根源。如今，商业环境也变得更加干净、更可预测了。 因此，现在提出北京的领导层应不应该在反腐运动中考虑某种形式的特赦这个问题，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合时宜。很少有人会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润滑剂”，但是，对已经通过非法手段涂抹到官员手上的“润肤剂”闭一只眼，是有体面的理由的。那些善于解读中共文件的人士，甚至察觉到了官员圈子对这种想法的一些热情。据报道，中国负责反腐的最高官员王岐山上月表示，现在还没到考虑特赦的时候——此言相当于默认将来有可能采纳这一想法。 中国不会是第一个在井喷式经济增长（推动这种增长的商业行为可能在法律上并非总是无懈可击）之后尝试这样做的国家。1977年，香港颁布了部分特赦令，免去对官员发生在特赦日之前的一般贪腐行为的惩罚（严重犯罪仍要追究）。与此同时，香港创建了一个特别权力机构，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追查新的贪腐案件。 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若没有特赦，检察官很容易陷入调查过往违法行为的泥潭，妨碍他们对当前腐败行为的查处。此外，警察系统和许多其他公共机构中有如此多的雇员都卷入了贪腐，如果没有特赦，一些关键的机构将会出现大出血式的损兵折将。 在中国，腐败已是如此猖獗，以至于绝少有哪位官员敢称自己没有污点。有些官员刚在台上参与了反腐败斗争，讲完话却发现自己也被调查和双规。在有些地方，反腐调查如此有震慑力，以至官员们担心那些基于正当理由做出的决策也会成为目标，尤其是如果后来有第三方被发现从中获益的话。在某些地区，政府几近陷入停滞。 国有企业是此次反腐运动中受打击最严重的部门。国企高管（事实上的国家公务员）一直试图藏匿于雷达侦测范围之外。一些国企高层领导被裁撤，已经阻碍到中国一些最大型企业的决策。私营企业家则突然发现，自己要回答在哪里挖到第一桶金的问题。许多企业家正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到海外。严厉的反腐调查造成的摩擦势必带来经济成本，这类成本与杜绝腐败带来的收益间的利弊，需要得到权衡。 尽管看似不合情理，但对过往腐败的特赦可能是一种“必要之恶”。这样做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的一种担忧，即这场反腐运动只是掩盖政治清洗的一件便利工具。然而，正如香港那样，任何特赦都应配合其他措施，以提高透明度，如官员财产公开，以及媒体获得监督公务员生活方式的更大自由。热衷于将官员送上法庭，并非总是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的最佳方式。
2015年5月14日 -
CCG携手亚协、摩根大通举办“领先一步”研讨会
5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摩根大通在京成功举办 “领先一步”研讨会。就“中国人力资源储备：缩小经济转型期的技能缺口”，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一致认同培养并提高人才技能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讨会上，嘉宾们详细讨论了当前中国面临的就业形势，并探讨了行业领袖、学术界和政府如何发挥各自的角色以缩小人才技能缺口。此外，参与圆桌讨论的嘉宾们还指出随着中国经济从制造主导向消费主导模式的转变，经济发展将对人才技能提出新的要求。 经济快速发展、有待完善的教育体制机制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显著失衡。多项调查表明，由于可用人才短缺，世界各地的企业都面临着岗位空缺的难题。这一问题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显得尤为突出。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而人力资源储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将给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讨论并建议中国如何提高劳动力技能、增加就业机会，以推动经济增长，这些议题也正是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晓初在其主旨演讲中详细阐述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就业市场面临的特殊挑战。 “中国正逐步向价值链的上游转移，因此中国教育机构需要加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适应实际工作岗位的需求。此外，公司自身也必须寻求留住人才的有效办法。教育界、商界和政府联合解决这一问题，将会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有力的保障。”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亚洲协会联席主席、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席陈启宗先生表示。 在中国，人才技能缺口这一问题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行业尤为突出。信息技术行业的蓬勃发展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很多中国科技公司急需大量高技能人才，以维持公司业务的高增长。在信息技术行业，企业需要采取创新策略来应对吸引并保留高技能人才方面的挑战，从而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保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先生在会上提出，应该从强调创业教育着手，创造更多高端或中端服务性工作的方式以缩小与西方的差距；此外，应该引进外国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经验，并将原来是职业高等学院升为大学的恢复成职业高等学院，国家应该回到职业教育的层面去培养更多人才，培养人才应该转变观念，许多高等技工可以获得超过大学毕业生的待遇；而中国的社会保障方面也应予以加强，流动人口应该给予本地居民同等待遇，技能人员才能留下来并成为高效率的劳动力。 CCG 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提出，在新经济的情况下有很多的工作机会被创造了，需要很多新的工作技能，工作技能每天都在被创造出来。政府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政策来鼓励创新，鼓励创业，对于年轻一代来讲面临着巨大的机会 。 CCG副主席、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汪潮涌提出，中国在未来需要四种人才来满足新经济的需求或是经济升级的需求。需要新一代的企业家具有创业精神；需要新一代具有良好技能与培训，效率高超的服务业劳动力人才；需要具有全球化意识与良好外语沟通能力的人才，因为中国的企业家、国有企业、中国的资本、产品都需要不断向海外拓展；此外，还需要专业化的管理型的人才。 “领先一步”系列研讨会旨在集合商界、政界、学界领袖，共同讨论全球性问题以及亚洲地区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该系列活动由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办、摩根大通集团赞助，一年举行两次。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作为国际领先的国际化智库致力于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研究，CCG作为合作伙伴联合举办了此次北京研讨会。下一场“领先一步”的系列研讨会将于今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相关活动链接： CCG携手亚协、摩根大通举办“领先一步”研讨会 亚洲协会“了解中国行”走入CCG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与亚洲协会会长举办交流午餐会 CCG协办亚洲协会“中国经济改革及其全球影响”研讨会 亚洲协会举办“香港对话”研讨会
2015年5月14日 -
【中国科学报】中国须在国际人才竞争时代抢占先机
本文刊于《中国科学报》2015年5月12日第4版 “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人才是全球化竞争的三次浪潮。在前两次浪潮中，我们都做得不错。但在第三个方面，我国目前尚属最大的人才输出国。如果在这次浪潮中不掌握先机，在全球化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亟须变革国际人才战略，并给予适度的政策宽松，以享受国际人才的红利。 王辉耀认为，美国之所以在创新上走在世界前列，是因为其在争取国际人才红利方面做得最好。据统计，美国的专利创造约有1/3来自国外移民，1/3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国外，同时国际移民构成美国1/4的高学历群体。 “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未来，我们也需要国际移民，特别是国际人才。”王辉耀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绿卡在过去十多年间总共发了不到一万张，相比美国一年的100万张，根本不在同一量级。 “从国际移民趋势来看，人才流动非常迅速。中国应在海外设立人才处、移民处，以广泛吸收人才来华。同时，允许海外人才拥有双重国籍，也是吸引国际人才来华的好办法。”王辉耀建议。 他同时表示，目前国家也开始意识到吸引国际人才的必要性。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也提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建设‘一带一路’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都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开放人才战略。”
2015年5月13日 -
薛澜：为智库健康发展培育良好“生态环境”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近年来，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类智库不断涌现。今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至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中国智库领军人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对智库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冷思考。 近日，薛澜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对智库建设相关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健康发展提出了建议。高校需与专业化智库进行有效配合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各类智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请谈谈你对智库，尤其是高校智库的理解。在智库热背景下，高校智库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有着怎样的意义？存在哪些问题？ 薛澜：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智库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大大拓展了。所以，首先要弄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智库。其实，《意见》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按照这个定义，虽然国内目前有很多组织和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但并不等于这些组织或机构都是智库，也不等于它们今后都应该办成智库。 同样，笼统地把高校作为智库来评估也是不严谨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高校的基本功能与智库不同，主要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当然，目前许多高校内也存在着不少符合条件的智库，但这与整个高校就是智库有着本质的区别。高校的很多研究是认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基础性研究。这些基础性研究的知识贡献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意义重大，其中包括对高校自身的智库和其它智库的研究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校的知识服务功能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所起到的作用或许比高校内的智库所起到的作用更重要。 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复杂公共政策的决策往往可能需要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的有机结合。很多高校的研究机构虽然在基础研究上有明显优势，但应用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的优势也许就不明显了。而很多真正专业的智库在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最有优势的。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只有跟专业化的智库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有效配合才可能更有利于推进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和有效性。 因此，在智库热背景下，建设智库的高校必须明确，智库只是一种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一种手段。智库能够帮助政府制定使得公众利益最大化的各种政策，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高校本身所擅长的基础研究对优化决策也具有重要意义。完善旋转门机制有利于高校发挥人才优势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高校内部的智库建设面临哪些主要问题？ 薛澜：高校的智库发展既有功能定位问题也有运作管理的问题。高校中的智库除了政策研究的功能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公共政策培养人才。高校培养的政策人才毕业后在政府部门或政策研究机构参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或制定工作，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可惜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旋转门机制，所以，高校内的政策研究人才很难直接去政府决策部门参与政策制定。这是中国政策体系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一旦完善这种旋转门机制，高校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人才优势就可以真正地发挥出来了。 目前我国高校中的智库也存在各种运行机制的问题。如高校的教师既要承担教学任务，又要承担其他各种公共服务，同时还要在高校中的智库担任研究任务。如果高校智库需要针对复杂、重大问题做持续不断的研究时，这些教师很难兼顾这三方面的工作。高校中的智库需要有一些专职的研究人员，但目前高校人事制度的安排尚不清晰，需要改革现有体制和机制，确保这些专职研究人员的职称、薪酬、未来发展等问题得到保障。 从长远来看，高校智库若想在智库热背景下健康发展，必须明确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校内部的智库要弄清楚自身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明确自身功能定位。一般来讲，由于高校在政府部门之外，了解到的信息有限，其所提供的研究与政府部门的需求之间有较大差距，因此对策性研究并不是高校的长处。而高校在学科基础、国际联系、基础性和应用性政策研究方面则更有优势。 第二，如何保障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政策产生影响？这就需要明确高校内的智库的具体运行模式。这里涉及到人才、经费来源、研究成果的传播途径等。 关于人才，高校，尤其是著名大学，有很多著名学者，这是高校很重要的智力基础。高校是人才流动、思想交汇的场所。说到底思想库或智库，就是需要智力和思想不断碰撞交流，高校在这一点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关于经费，目前我国对政策研究尚未有完善的资助机制，在一些情况下，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专业智库做较为重要的政策研究。而在高校的主业是培养人及做基础研究，所以高校已经承担了做政策研究所需要的很多基本投入（如图书资料，基本办公设施等等），也就是说学校已经把很多固定成本覆盖了。这样，相对于其它智库来说，高校在经费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 关于研究成果的传播模式，实际上许多政策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公开渠道去影响社会各个方面，最终影响决策。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许多政策研究涉及敏感课题和分析，这种情况下与决策部门的直接沟通渠道比公共渠道更有效。所以一个机构内部是否具备这种渠道以实现有效的政策沟通很重要。 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例，学院是清华大学很多重要智库的机构平台，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中国工程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等。这些智库有不少都是与相关的部委，如科技部和发改委等联合成立的。这种合作共建的模式可以保证其研究成果能够比较畅通地向决策者传递。 第三，涉及到治理结构。高校里的智库在组织架构安排上是否具有独立于智库运行之外的机构，例如理事会，来监督智库的运行，评估其绩效，保障其质量，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为智库的战略发展提供咨询建议。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智库都有这样的理事会，但是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保证这样的机制对高校智库的治理发挥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高校内智库的领导者是否真正认为这个机制很重要，愿意推动其发挥作用。完善智库治理结构 建立公开透明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你对官方智库、高校内的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建设有哪些建议？ 薛澜：根据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可以对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加以改革。这些机构隶属于政府部门，相对来说难以独立于这些部门利益进行选题和研究，或者当其研究的观点与所属部门领导的意见相左时容易受到压制。此外，这些事业单位大都由于政府拨款有限，日常运行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于是它们一方面在行政体制之内运行，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承接一些咨询项目等，这种做法实际上削弱了这些机构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能力。对这些机构的改革可以通过分流的方式进行，其中一部分可以纳入政府部门，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研究能力。若干有条件有品牌的政策研究机构可以在运作上与政府脱钩，但政府保持对这类机构在一定的年限内提供部分财政支持，使其逐渐孵化成为相对独立的智库。 其次，可以对有条件的高校内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进行改造，鼓励它们借鉴国内外成功模式（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重新梳理与大学的关系，提高研究机构的自主性，争取社会各方资金捐助，形成依托大学的一流智库。 此外，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民间智库经历了风雨，也经历了成长。这些年的经验也使得一些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民间智库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潜力和希望。可以通过对社会上的智库进行筛选和招标的方式，让这些优秀的民间智库涌现出来，对其给予免税和其它优惠条件的支持，鼓励它们形成特色，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保证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的研究成果尽可能的客观公正？ 薛澜：政府可以通过各种规定对智库进行监督规制。但更加重要的是完善智库的治理结构，建立公开透明的机制，推进智库财务信息公开。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的思想竞争环境。智库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政策研究环境，也很难施展其“十八般武艺”，更无法进一步提高。要保证真正拿出政策建议的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应当让各智库不同的政策方案进行交锋，通过学术交流甚至是辩论的方式让这些方案进行碰撞，在这个过程中大浪淘沙，真正筛选出少数优秀的方案供决策者进行挑选，这样失误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少。恰恰通过这种竞争，智库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品牌，进而提高其研究质量。 当然，不同类型的智库之间既要有竞争，也要有合作。官方智库有更加畅通的研究成果的传递渠道，因此高校与之合作能够有效传递研究成果。而官方智库的一些研究如果涉及基础性研究，可以与高校的专业人才进行合作，形成优势互补。此外，民间智库有其灵活性和独到的视角，与政府和高校智库的智慧凝聚起来，其潜力也是无可限量。 中国的改革发展为一流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遇。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政策研究体系和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智库一定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劈风斩浪，承担起促进中国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任。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软实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智库。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近年来，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类智库不断涌现。今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至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中国智库领军人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对智库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冷思考。 近日，薛澜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对智库建设相关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健康发展提出了建议。高校需与专业化智库进行有效配合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各类智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请谈谈你对智库，尤其是高校智库的理解。在智库热背景下，高校智库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有着怎样的意义？存在哪些问题？ 薛澜：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智库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大大拓展了。所以，首先要弄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智库。其实，《意见》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按照这个定义，虽然国内目前有很多组织和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但并不等于这些组织或机构都是智库，也不等于它们今后都应该办成智库。 同样，笼统地把高校作为智库来评估也是不严谨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高校的基本功能与智库不同，主要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当然，目前许多高校内也存在着不少符合条件的智库，但这与整个高校就是智库有着本质的区别。高校的很多研究是认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基础性研究。这些基础性研究的知识贡献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意义重大，其中包括对高校自身的智库和其它智库的研究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校的知识服务功能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所起到的作用或许比高校内的智库所起到的作用更重要。 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复杂公共政策的决策往往可能需要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的有机结合。很多高校的研究机构虽然在基础研究上有明显优势，但应用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的优势也许就不明显了。而很多真正专业的智库在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最有优势的。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只有跟专业化的智库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有效配合才可能更有利于推进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和有效性。 因此，在智库热背景下，建设智库的高校必须明确，智库只是一种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一种手段。智库能够帮助政府制定使得公众利益最大化的各种政策，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高校本身所擅长的基础研究对优化决策也具有重要意义。完善旋转门机制有利于高校发挥人才优势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高校内部的智库建设面临哪些主要问题？ 薛澜：高校的智库发展既有功能定位问题也有运作管理的问题。高校中的智库除了政策研究的功能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公共政策培养人才。高校培养的政策人才毕业后在政府部门或政策研究机构参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或制定工作，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可惜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旋转门机制，所以，高校内的政策研究人才很难直接去政府决策部门参与政策制定。这是中国政策体系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一旦完善这种旋转门机制，高校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人才优势就可以真正地发挥出来了。 目前我国高校中的智库也存在各种运行机制的问题。如高校的教师既要承担教学任务，又要承担其他各种公共服务，同时还要在高校中的智库担任研究任务。如果高校智库需要针对复杂、重大问题做持续不断的研究时，这些教师很难兼顾这三方面的工作。高校中的智库需要有一些专职的研究人员，但目前高校人事制度的安排尚不清晰，需要改革现有体制和机制，确保这些专职研究人员的职称、薪酬、未来发展等问题得到保障。 从长远来看，高校智库若想在智库热背景下健康发展，必须明确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校内部的智库要弄清楚自身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明确自身功能定位。一般来讲，由于高校在政府部门之外，了解到的信息有限，其所提供的研究与政府部门的需求之间有较大差距，因此对策性研究并不是高校的长处。而高校在学科基础、国际联系、基础性和应用性政策研究方面则更有优势。 第二，如何保障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政策产生影响？这就需要明确高校内的智库的具体运行模式。这里涉及到人才、经费来源、研究成果的传播途径等。 关于人才，高校，尤其是著名大学，有很多著名学者，这是高校很重要的智力基础。高校是人才流动、思想交汇的场所。说到底思想库或智库，就是需要智力和思想不断碰撞交流，高校在这一点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关于经费，目前我国对政策研究尚未有完善的资助机制，在一些情况下，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专业智库做较为重要的政策研究。而在高校的主业是培养人及做基础研究，所以高校已经承担了做政策研究所需要的很多基本投入（如图书资料，基本办公设施等等），也就是说学校已经把很多固定成本覆盖了。这样，相对于其它智库来说，高校在经费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 关于研究成果的传播模式，实际上许多政策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公开渠道去影响社会各个方面，最终影响决策。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许多政策研究涉及敏感课题和分析，这种情况下与决策部门的直接沟通渠道比公共渠道更有效。所以一个机构内部是否具备这种渠道以实现有效的政策沟通很重要。 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例，学院是清华大学很多重要智库的机构平台，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中国工程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等。这些智库有不少都是与相关的部委，如科技部和发改委等联合成立的。这种合作共建的模式可以保证其研究成果能够比较畅通地向决策者传递。 第三，涉及到治理结构。高校里的智库在组织架构安排上是否具有独立于智库运行之外的机构，例如理事会，来监督智库的运行，评估其绩效，保障其质量，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为智库的战略发展提供咨询建议。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智库都有这样的理事会，但是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保证这样的机制对高校智库的治理发挥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高校内智库的领导者是否真正认为这个机制很重要，愿意推动其发挥作用。完善智库治理结构 建立公开透明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你对官方智库、高校内的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建设有哪些建议？ 薛澜：根据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可以对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加以改革。这些机构隶属于政府部门，相对来说难以独立于这些部门利益进行选题和研究，或者当其研究的观点与所属部门领导的意见相左时容易受到压制。此外，这些事业单位大都由于政府拨款有限，日常运行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于是它们一方面在行政体制之内运行，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承接一些咨询项目等，这种做法实际上削弱了这些机构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能力。对这些机构的改革可以通过分流的方式进行，其中一部分可以纳入政府部门，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研究能力。若干有条件有品牌的政策研究机构可以在运作上与政府脱钩，但政府保持对这类机构在一定的年限内提供部分财政支持，使其逐渐孵化成为相对独立的智库。 其次，可以对有条件的高校内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进行改造，鼓励它们借鉴国内外成功模式（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重新梳理与大学的关系，提高研究机构的自主性，争取社会各方资金捐助，形成依托大学的一流智库。 此外，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民间智库经历了风雨，也经历了成长。这些年的经验也使得一些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民间智库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潜力和希望。可以通过对社会上的智库进行筛选和招标的方式，让这些优秀的民间智库涌现出来，对其给予免税和其它优惠条件的支持，鼓励它们形成特色，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保证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的研究成果尽可能的客观公正？ 薛澜：政府可以通过各种规定对智库进行监督规制。但更加重要的是完善智库的治理结构，建立公开透明的机制，推进智库财务信息公开。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的思想竞争环境。智库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政策研究环境，也很难施展其“十八般武艺”，更无法进一步提高。要保证真正拿出政策建议的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应当让各智库不同的政策方案进行交锋，通过学术交流甚至是辩论的方式让这些方案进行碰撞，在这个过程中大浪淘沙，真正筛选出少数优秀的方案供决策者进行挑选，这样失误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少。恰恰通过这种竞争，智库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品牌，进而提高其研究质量。 当然，不同类型的智库之间既要有竞争，也要有合作。官方智库有更加畅通的研究成果的传递渠道，因此高校与之合作能够有效传递研究成果。而官方智库的一些研究如果涉及基础性研究，可以与高校的专业人才进行合作，形成优势互补。此外，民间智库有其灵活性和独到的视角，与政府和高校智库的智慧凝聚起来，其潜力也是无可限量。 中国的改革发展为一流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遇。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政策研究体系和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智库一定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劈风斩浪，承担起促进中国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任。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软实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智库。
2015年5月13日 -
【新京报】大外交战略下如何吸引留学生
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开放人才政策的突破口，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平稳进入经济“新常态”；甚至可以结交更多外国青年友人、培养未来政治领袖，助力我国构建大国外交的蓝图。 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留学归国、来华留学人数均有大幅增加，留学人才开始呈现双向流动的趋势。留学事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和全球地位的提升，但我国留学规模在“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不平衡。根据OECD的统计，国际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8%以上，澳大利亚、英国等甚至高于10%。在中国读学位的外国学生这一比例却仅为0.4%左右，增长空间巨大。 去年年底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我国首次提出了“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并重”，重视来华留学也是中国大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开放人才政策的突破口，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平稳进入经济“新常态”；甚至可以结交更多外国青年友人、培养未来政治领袖，助力我国构建大国外交的蓝图。 纵观国际，各国纷纷允许优秀外国留学生留在国内就业，是当前世界通用的全球揽才的做法，甚至被称为吸引国际人才“一本万利”的做法。外国留学生比直接引进的外籍人才更熟悉国情，相对本土人才则节省了义务教育阶段培养成本，并能带来教育创汇。因此，许多国家都把招收留学生当作补充人才资源的重要手段，有条件地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在签证和移民上提供便利。目前不光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加大对留学生的挽留，同样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也都在加大力度吸引外国留学生在本国就业。 如何能够更多更好地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 首先，放宽来华留学优秀毕业生的实习工作政策，允许优秀外国留学毕业生留华工作和生活。根据我国现行的留学政策，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在我国就业或创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苗子”。应顺应世界人才国际化流动的趋势，放开外籍优秀留学生在华就业和创业的限制。 具体可参照国际做法，建立“世界优秀青年实习计划”。一是改革在华留学生实习的规定，允许国际留学生在华期间，进行打工或实习，每周工作限制一定时间，持有学生证者，不需要另行申请工作签证。二是放开国际学生在学期间，到中国的实习签证，凡是教育部承认的著名大学学生，可以申请实习签证来华工作半年到一年，毕业后自动终止。 其次，改革教育体制，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中国高等教育应逐步完成中国教育去行政化，完善校长治校制度，使教育部门回归学术、科研本位，逐步将中国打造成世界性的学术科研中心及国际人才中心；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育方式，培育多层次、多领域的创新人才。在国际，大学校长和教师全球招聘是很常见的现象，中国高校的领导者也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获得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领导力量，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 再次，增加国际语言授课课程、培养国际化师资队伍。教学语言国际化和教师队伍国际化是我国人才国际化培养的客观需要。我国不能吸引海外留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为非英语国家，又缺乏全英语教学课程。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多数要先学习语言，加大了他们的学习难度。 最后，实施吸引留学生的专项计划和示范工程。2010年，中国教育部实施了《留学中国计划》。该计划是中国颁布的第一个吸引留学生的计划。计划设定了到2020年，中国吸收50万在华留学生的目标。在此计划框架下，可以仿照日本的Global30计划，挑选国内重点大学，建立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工程，资助目标院校增加吸引留学生的教学和生活硬件设施、引进外籍教师、开设全英语教学课程等。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
2015年5月12日 -
习近平访俄，大外交战略下如何吸引留学生来华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在明斯克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会谈，谈及两国各领域合作时，提及中方将继续支持白方办好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日活动，同时中方还将邀请100名白俄罗斯大学生来华交流。 而在4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雅加达会议中心举行的亚非领导人会议时细数中国推进亚非合作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未来5年内提供10万名培训名额，邀请2000名亚非青年来华访问。 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留学归国、来华留学人数均有大幅增加，留学人才开始呈现双向流动的趋势。留学事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和全球地位的提升，但我国留学规模在“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不平衡。根据OECD的统计，国际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8%以上，澳大利亚、英国等甚至高于10%。中国读学位的学生这一比例却仅为0.4%左右，增长空间巨大。 去年年底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我国首次提出了“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并重”，重视来华留学也是中国大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开放人才政策的突破口，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平稳进入经济“新常态”；甚至可以结交更多外国青年友人、培养未来政治领袖，助力我国构建大国外交的蓝图。此次国家领导人在访问中重点提及邀请大学生来华，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 纵观国际，各国纷纷允许优秀外国留学生留在国内就业，是当前世界通用的全球揽才的做法，甚至被称为吸引国际人才“一本万利”的做法。外国留学生比直接引进的外籍人才更熟悉国情，相对本土人才则节省了义务教育阶段培养成本，并能带来教育创汇。因此，许多国家都把招收留学生当作补充人才资源的重要手段，有条件地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在签证和移民上提供便利。目前不光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加大对留学生的挽留，同样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也都在加大力度吸引外国留学生在本国就业。 如何能够更多更好的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我国还需要加强几个方面的工作：放宽来华留学优秀毕业生的实习工作政策，允许优秀外国留学毕业生留华工作和生活 根据我国现行的留学政策，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在我国就业或创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苗子”。建议顺应世界人才国际化流动的趋势，放开外籍优秀留学生在华就业和创业的限制。我国也可以设置留学生实习签证、工作签证，允许短缺人才、或居留达到一定年限、就业创业成绩出色的外国人才留在中国。制度上对留学生和外国人就业加以区别。建议仿照国际做法，建立“世界优秀青年实习计划”。一是改革在华留学生实习的规定，允许国际留学生在华期间，进行打工或实习，每周工作限制一定时间，持有学生证者，不需要另行申请工作签证。二是放开国际学生在学期间，到中国的实习签证，凡是教育部承认的著名大学学生，可以申请实习签证来华工作半年到一年，毕业后自动终止。改革教育体制，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 目前中国高校尚未建立教授治校的现代化管理体制，虽然几乎每个学校都设有学术委员会，但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往往仅限于纯技术性的学术评议和审核，并不都参与学校管理，没有相应的决策权。相当于行政体系管理学校的管理体制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高等教育应逐步完成中国教育去行政化，完善校长治校制度，使教育部门回归学术、科研本位，逐步将中国打造成世界性的学术科研中心及国际人才中心；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育方式，培育多层次、多领域的创新人才。在国际，大学校长和教师全球招聘是很常见的现象，中国高校的领导者也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获得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领导力量，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增加国际语言授课课程、培养国际化师资队伍 教学语言国际化和教师队伍国际化是我国人才国际化培养的客观需要。我国不能吸引海外留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为非英语国家，又缺乏全英语教学课程。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多数要先学习语言，加大了他们的学习难度。2010年我国普通高校中兼任教师中外籍教师人数11287人，占比不到1%。而香港大学外籍教师占了教师总数的40%～50%，教师中99%的人有国外学习经历。除了全球招聘，我国也可以考虑实施“教师国际化培养计划”，通过教师外语培训、中长期国际学术交流、国外进修、建立海外培训基地等措施，培养拥有熟练使用外语、读写外语文献等技能的教师队伍，并带动全国效仿实施。鼓励中外合作办学，提高教育国际化程度 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经济领域引入外资竞争，倒逼本土企业，激发了本土企业的活力，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带来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发展，最终成就了今天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在教育领域，为了尽快提升国际化教育水平，避免因为教育水平差距而流失人才，中国也应尽快引入外资或国际办学模式，将中国高校推向世界，与世界教育机构展开竞争。建议开放部分教育市场，鼓励本土教育机构与国外名校开展合作办学，通过国际学分互认等方式开设交换学生计划等方式，引入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入我国紧缺专业和先进的管理模式、教学理念等。调整学费，交由市场定价 针对来华留学生的高等教育服务产品的性质决定了来华留学生的学费不可能跟本国公民一样根据成本补偿政策来确定，而应该交由市场决定。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目前，我国在确定自费来华留学学生的学费时仍沿用教育部在1998年下发的“关于调整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的通知”，远低于国际标准，这使得中国高校在招收来华留学生以及教育国际化改革方面动力不足。建议调整来华留学生的定价政策，交由市场决定。实施吸引留学生的专项计划和示范工程 2010年，中国教育部实施了《留学中国计划》。该计划是中国颁布的第一个吸引留学生的计划。计划设定了到2020年，中国吸收50万在华留学生的目标。在此计划框架下，可以仿照日本的Global30计划，挑选国内重点大学，建立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工程，资助目标院校增加吸引留学生的教学和生活硬件设施、引进外籍教师、开设全英语教学课程等。
2015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