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库如何突显自身独特性？

　　2015年4月21日，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中美智库高端论坛”。论坛围绕中国的智库建设与国际合作展开了三场专题讨论，近20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发言。　　论坛的第二场专题研讨的题目是“多元化的中国智库：新型智库如何突显自身独特性”，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主持，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发言并参与讨论。李成先生认为国际、国内、人才三方面的原因正在促使中国智库迅速发展，中国发展智库，至少在短期内，也许独立性不是其主要的追求目标，也许多元性应该是其追求的目标。柯银斌先生认为，中国特色就是多元化，新型就是要创造新型的价值，智库应该明确自己的功能定位，有重点地实现自己的功能。周志兴先生认为智库的多元化不光是形态的多元化，还应该有思想的多元化，应该是很多多元化的集合。　　第二场专题研讨嘉宾发言全文如下：　　王辉耀：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非常高兴主持今天下午这个分论坛。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些年来进入了智库的阶段，进入了智库大发展的阶段，特别是两办发布了中国智库建设的意见以后，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开始。这可能跟中国智库的特色还是有关系的，中国本身的国情，国家很大，决策也非常集中，而且还相对比较高效，从上到下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存在西方国家的机制，比如反对党的机制、议论辩论等等，中国的智库如果很高效，能够充分论证得好那是有好处的，但如果论证得不好，也会带来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危害。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全面发展的情况下，智库就突显了它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决策机制上，过去60多年来是传统的模式，比如八大民主党派的模式、两会建言献策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智库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力量的推动，可能会带来中国更多的变化。所以智库在这个阶段得到相当大程度的强调和提倡，是适合中国这个独特的背景的。所以今天讨论多元化的中国智库，我们荣幸地请到几位嘉宾，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也是智库的资深专家；第二位是柯银斌先生，察哈尔学会秘书长，也是很知名的智库；第三位是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也是一个智库型的传媒机构。三位嘉宾都是非常资深的，对智库也非常了解。　　我们有两轮研讨空间，第一轮我想请嘉宾就中国智库的基本情况发表他们的见解，比如中国的新型智库如何发挥它的独特作用，比如为活跃中国的思想市场和政策市场做出贡献。我们知道，30年前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引进了民营经济、引进了外资，活跃了中国经济的市场，现在我们建立中国智库，包括各类智库、包括民营智库，能不能也搞活中国的思想市场和政策市场？新型智库有哪些新？包括品牌建设和它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特点？首先请李成博士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想法。　　李成：刚才您讲了中国智库的春天即将到来，我想，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春江水暖鸭先知”，尤其是你们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们海外智库也随时关注中国智库的发展。　　我觉得，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期，这个时期跟美国50年代、60年代有点接近，原因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一方面是国际的，一方面是国内的，还有一方面是人才，这三方面正在促使中国智库的迅速发展。这里一个关键词是“多元”，所以我是同意Arthur kroeber先生讲的，中国发展智库，也许独立性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标，至少在短时间中是这样，也许多元性应该是它追求的目标。多元性也是基于国际环境更多的多极化，刚才Martin Indyk也讲到国际社会迅速变化，非常复杂，需要作为大国的中国对国际事务，包括经济的、能源的安全的、气候环境的等等，都有进一步的认识。而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非常多元。这使我想起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经说过的，怎么领导一个国家呢？有247种奶酪的国家，而中国也变得非常非常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有时候想的是一回事，民众是另外一种观点，这种沟通，需要智库起很大的作用。　　还有是一个旋转门，我知道王莉丽写了一本书就是以旋转门作为主题。前段时间多是一些退休的干部到智库去工作，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当中将会有一些更平衡的旋转门，一些年轻的、在智库工作的人也会不断地转到政府去，当然中国也有这种情况，像王沪宁、刘鹤（音），也是很好的例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到了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到了政治局顾问，所以这三种因素促使中国智库在迅速发展，而本身的多元又是中国智库的一个新的方面，所以我想在多元方面讲一下自己对中国智库的看法。　　王辉耀：就像当年我们搞活经济市场多元化带来了中国经济市场的繁荣，我们在思想市场、政策研究市场如果也有多元化的话，一定会带来思想市场、政策市场的繁荣，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智库的作用不可小觑。　　我知道察哈尔学会是研究公共外交方面非常资深的智库，从专业化的角度看，柯银斌先生您如何看待我们刚才谈到的问题？　　柯银斌：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理解，中国特色就是多元化，新型就是要创造新型的价值。作为多元化的中国智库，在活跃思想市场方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功能定位。我们知道，一个智库的功能可能有五项，资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并非所有的智库都要把这五项功能做齐了，有的就可以做一项功能，或者以某一项为重点。中国的智库是多元的，那么每一个具体的智库而言，它实现的功能应该是有重点的。比如党政智库，它资政谏言就是必须的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比如胡老师的高校智库，在理论创新方面肯定是比较擅长的。舆论引导方面，周总做得肯定比谁都好。在社会服务方面哪些智库做得好呢？这有可能是民间智库发挥长项的地方。察哈尔学会是做公共外交的智库，所以再说一句话，所有的智库都要做公共外交。　　王辉耀：谢谢，确实，现在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也成为了大外交的一部分，智库当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座的其他机构也需要发挥更大的公共外交的作用。　　周志兴先生是很知名的传媒界人士，是共识传媒集团总裁，这些年来在打造思想市场，特别是在智库方面提供传播平台方面也有很多贡献，我想听听您的高见。　　周志兴：本来到清华大学想着语出惊人地说几句话，想了半天还是说不出来，我想，因为没有一个智库来帮我写稿子。　　刚才说到智库，王辉耀和其他许多人讲你们共识网就是一个智库，每次听到这个话我都是否认的，我们远远不是一个智库，我们甚至连个媒体都不是，我们只是一个有一点受众的网站而已。为什么请我到这儿来？我想是因为我最近去美国、去布鲁金斯去得比较多，所以李成就请我来了。我这三年每年都会去，都会见到布鲁金斯的领导们，我知道，美国的智库是我们心目中非常出色的一个智库，我想，中国可能在短期内不能像美国一样有这样的智库，但是中国现在在起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有苗不愁长”，有了这样的苗头就不愁长。　　当然像日本的智库，我去日本比较多，日本的智库在资金上是比较充裕的，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是那么听智库的话，不像奥巴马总统或者是克林顿总统，他们对智库是很尊重的。我去年在日本跟东京财团的人交流，我说，听说你们是安倍首相的智库？他们首先否认，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他说，我们是为日本人民服务的。后来我说，安倍去靖国神社，你们智库给他们出了什么主意了？他们说，我们说的话安倍不听。所以我想，每一个智库都不太一样，布鲁金斯在现在、在奥巴马这一届政府里，它的话语权格外强。　　中国现在智库在起步，有很多智库。当然，如果说刚才李扬院长在这儿讲社科院是个智库的话，我们也不否认，刚才讲到多元化，我觉得这个概念不是清楚，多元化有几种多元化，一个是智库形态的多元化，比如有社科院？有大学的、有民间的，一个是智库思想的多元化，有这样想的、有那样想的，有这样说的、有那样说的，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做的，所以多元化并不光是形态的多元化，而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多元化，很多多元化的集合。　　王辉耀：周先生从他切身的经验阐述多元化，讲得很好，确实，我觉得多元化也不光是形式上的多元化，包括思想、观念和探讨议题的多元化，智库多元化的开放对中国未来的科学民主决策会带来巨大的推动，第一轮的话题大家讨论得非常好，而且有一定的共识，下面一轮针对三位嘉宾不同的背景谈一些具体问题。　　我们都知道，布鲁金斯历年排名都是世界第一智库，布鲁金斯的三大法宝是他们智库安身立命的根本。我想问李成先生一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智库如何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来建设性地给政府建言献策同时又不太受政府的影响？第二个问题，现在很多中国智库的资金来源成问题，像美国的智库生态非常好，有基金会、有捐赠的文化，捐赠的法律法规也很健全，但是在中国这方面都处在萌芽状态，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还处在捐大楼、扶贫救灾方面，他们还没有发展到捐智库这种最高境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智库发展缺资金的问题？　　李成：确实，布鲁金斯把独立性看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您讲到我们的座右铭是三个词，王莉丽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了，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但是我们不要把很多东西都神秘化或者太理想化，这是我们追求的理想，而布鲁金斯是信奉这个原则，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智库都是这样，有很多智库和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有的智库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有的智库是为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服务的，这些都是美国智库的多元化。但是布鲁金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在独立性的问题上，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包括在两党选举的时候，我们不能以布鲁金斯的名义站台，也不能够用布鲁金斯的资金来为选举服务，如果你请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也要请共和党的候选人，包括最近布鲁金斯中国中心的介绍，以前是用了刘延东和希拉里的介绍，现在我们准备把希拉里的照片换掉，因为她又开始竞选了，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敏感性。而我们每年也要写一个保证，就是不用布鲁金斯资源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这方面都有很严格的规章制度在进行当中。　　关于第二个问题，怎样发挥影响力，这也并不矛盾，我们当然希望通过我们的资源、通过我们的旋转门起一些作用，但同时我们看布鲁金斯的人员构成中，也许大多数是民主党派，但始终是有共和党的，我们保持了这样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也是为什么中国布鲁金斯中心有影响力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准则，有了这样一个文化，所以有很多人意识到应该赞助这样的智库，维持它的独立性对整个社会有利，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有利，所以它是没有附加条件的捐款，它是相信你，而不是希望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你。正是因为这样，有时候很大的企业要捐助我们，我们是退掉的，包括有一个研究药物的企业要我们研究公共卫生，我们说不能这样做。这是你的政治文化，再加上美国对捐助的税务保证，使布鲁金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否则你很难想象85%的财经来源来自于捐款，能够使布鲁金斯能够发展下去。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在发生变化，加以时日，中国会出现中国的布鲁金斯、中国的卡内基，我相信在未来的10年、20年当中就会出现。但是智库的发展是需要过程的，它不可能一下子成为世界第一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库，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学习他人的长处、学习其他人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我们布鲁金斯学会希望和中国的同仁能有更多的接触，而我们在中国的中心——布鲁金斯清华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王辉耀：谢谢李成，他说得非常好，一方面我们要保持智库的中立性、客观性，另外一方面，在资金方面，布鲁金斯得到的很多是不受限制的捐助，这样对它的研究是很有好处的。包括它的运营机制、它的管理，布鲁金斯对中国的智库建设提供了很多很有益的经验，特别是中国特库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将有很好的参考。　　下面请问柯银斌先生，大家都知道，现在公共外交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记得前年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还讲，希望欧美同学会成为智囊团、人才生力军和公共外交的生力军。察哈尔学会智库作为一个公共外交很有特色的智库，你们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如何进展？包括怎样推动中国民间外交的进程？你们还有很多出版物，所以这方面请您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　　柯银斌：布鲁金斯学会有几个词，察哈尔学会2009年成立的时候也有几个词，叫前瞻性、影响力、合作共进，我们没有把“独立性”列在里面。但是其实我们是最独立的，你们是80%的资金靠捐助，我们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没有政府的一分钱，也没有海外基金会的一分钱。独立性看怎么理解，如果从人才流动角度来讲，布鲁金斯是最不独立的，因为你们没有旋转门，智库专家到政府上班，政府的要员回到布鲁金斯学会任高级研究员，从人才流动角度来讲，你们并不独立，可能资金独立、课题独立。这是我对独立性的理解，我个人认为，独立性应该是独立的研究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才是独立性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们又是独立的。　　察哈尔学会作为中国的一个非官方的智库，我们在中国一直在推动民间外交的方面，这从一点上我们给中国的民间智库提点建议。　　第一，我们要做一点稍稍有前瞻性的事情，2009年7月份当时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公共外交，我们9月份成立，之后就做公共外交。因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把公共外交定位为他们的主要职能，加上我们学会的创始人韩方明主席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所以把创办《公共外交》期刊的任务交给我们学会了，因为外事委员会要做，但是他也没有钱、也没有人，察哈尔学会作为这个杂志的承办单位，从此察哈尔学会在中国公共外交推广上一直在做，做到2012年，十八大报告里写上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我认为还要更加专门化，所以从2013年察哈尔学会做公共外交，已经很少说公共外交这个词了，我们要说城市外交、企业外交、宗教外交、高校外交、女性外交、军事外交，这些更具体的公共外交形态。公共外交也许是水果这概念，我们下面要研究苹果、桔子、梨。我原来是研究企业战略出身的，所以我有一本书叫《立基战略》，小型的智库就必须抓住自己的立基战略，抓住以后还得集中全力、集中所有的资源做下去，不要东一下、西一下，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你看胡老师的国情研究，几十年来一直这么做下去。第三，因为中国的机会确实很多，要专注一个领域确确实实是比较困难的，大家都耐不住寂寞，要跑到别的地方去试一试。如果有新的机会来了，我的建议是要把这个新的机会和你原来的立基结合在一起，所以2014年察哈尔学会把和平学作为一个综合的领域，我们把和平学和公共外交结合在一起，我们做的公共外交就是以人类和平为目的的公共外交，而不仅是局限于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我们要做公共外交的内容也是以中国的和平为内容的一些公共外交。所以，一个民间智库，资源少、规模小的智库，就是要专注、专门、专心。　　王辉耀：谢谢柯银斌先生阐释了你们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和你们的一些经验。你刚才讲你们的智库很独立，但是你们智库的主席也是政协外事委员会的主任，也是来自于政府。　　下面再问一下周先生，刚才布鲁金斯提到影响力，实际上在智库时代如何发挥影响力？您在传媒行业有很深的经验，那么智库如何发出它的声音？在中国这个多元智库的时代到来的时候，如何通过传播或者品牌来打造智库的影响力？包括它的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舆论影响力，你这方面可能有很多体会。　　周志兴：我想，中国发展到了现在，这么多事情需要管理，就像李成刚才讲，戴高乐说有247种奶酪的国家怎么个管法？我在想，像中国这样有数不清的食品添加剂的国家，不是更难管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好的智库来给国家出主意。过去我们国家的主意都是在社科院这个层面就出了，其实社科院就是出主意，领导自己都有主意，现在很多智库就是给领导的指示来做诠释，比如领导说要搞四个全面了，然后就写我们怎么样落实这四个全面。真的智库不应该是这样，而是应该真正想出解决这无数种添加剂的办法来，这点上来说，我为我们的智库有这样几个关键点。独立性当然不用说了，但是独立性由什么来构成？首先是资金，李成最头疼的就是资金，如果说资金问题解决不了，李成就要被炒鱿鱼，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可怜他。我觉得资金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企业家现在还没有捐钱给智库这种习惯，就算是有个别的捐了钱的，可能也要有制约，比如你要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应该是不受这些私人捐款的影响。第二，智库要有专业，没有专业肯定不行，就是刚才柯银斌讲的要认准一个方向，布鲁金斯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智库，但是在我们接触的还是中美关系、地缘政治方面接触得多一些。但是我认为，智库应该有自己的专长。第三，配合专长，应该有自己的专业人员，就是要有领军人物，就是今天傅莹讲的，每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在这里。第四，要有前瞻性，我们的智库不能光顾眼前，不能只是领导说什么了我们就来解释什么，而是要看到两年以后、三年以后甚至十年以后，可能要有不同的梯次来研究将来的问题。第五，我们的智库要有品牌，布鲁金斯如果是个品牌的话，我觉得察哈尔也是个品牌，现在公共外交的品牌，当然李成没那么独立，你刚才说自己完全独立我也不承认，但是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第六，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就是要有自己的影响力出来。我们的智库的成果应该分成两种，一种是面向社会大众的，这应该是有影响力的，一种是中国人喜欢的递折子，这可能不是影响力，可能是在领导那儿有影响力，但是总而言之是一个影响力的问题。　　当然现在有很多问题，首先是独立性的问题，因为资金问题解决不了，限制比较多，所以独立性解决不了。第二，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渠道，就是我们的官员真正下来作民间智库的研究人员，我们现在所谓官员下来做的民间智库基本上都是官方的智库，我不知道魏建国部长来了没有，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去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毅宁（音）领着我，推开一个门，这是前财长到我们这儿来了，又推开一个办公室，这是前前财长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没有这一说，当然，根据中国这种官场的习惯，一个部级官员到了我们这样的民间智库可能会不习惯。第四，有些敏感问题还不敢涉及。　　王辉耀：您讲得很好，在智库的影响力方面，包括它的社会影响力、媒体影响力方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智库是通过它的社会影响力来形成社会共识，倒推社会影响力，说到底还是政策影响力，当然建立共识、社会影响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们解剖了三个智库的案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都是非常有启发的。我个人认为，中国智库虽说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也还要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智库首先是非营利组织。现在一窝蜂而上，有的咨询公司也跟智库靠边，也说自己是智库，这样会把合智库的品牌做坏了，还是要跟公共政策有关的非营利组织是最重要的智库，影响社会大众，同时是非营利的，如果它要想营利，那你就是麦肯锡，是咨询公司，不能称之为智库。所以在目前中国这个概念比较混乱的情况下，需要我们作更清楚的澄清。　　第二，智库实际上是需要人才的，特别是中国的智库现在在建设时期，我们特别需要智库人才，特别是缺乏领军人，像胡鞍钢的公管学院，带起了国情研究所，领军人才对智库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赞同智库的建设最后是靠人才来实现，包括中国开放旋转门，允许退下来的官员到各类智库包括到民间智库去兼职，我觉得以后肯定会有这一步，我希望这方面能得到发展。包括我们的智库，龙永图是我们的智库主席，像吴建民大使都是我们的顾问，这也可以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智库的建设。　　第三，智库要形成和社会、和中国企业界互动的文化。现在智库好像和社会、和企业比较脱离，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企业的非限制性捐助来扶持中国智库的成长，如果没有中国企业家起来，或者就像国外的基金会、企业家的捐助，智库也走不了太远，因为说到底智库也是智力密集型很高、费用很高的行业，需要社会的捐助和企业家的支持，而且是不带限定性的支持。中国的智库应该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决策特别需要更多智库参与的情况下，智库也是加强基层民主、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最后我把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在座的听众来提问。　　听众提问1：我来自新华社瞭望智库，我作为智库研究的记者已经干了三年，专盯国内外大小智库的动态，这是我们新华社的一个很新的业务。我有一个问题请问李成老师，人才的重要性，领军人物的重要性。我记得十天之前有一篇文章非常火，题目是“中国知华派专家”，李成先生榜上有名，而且排名靠前。我想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知美派、知日派、知英派这些外交政策的领军人物在国外的发展以及他对中国智库建设的意义？我个人感觉，这可能在未来是中国智库发展比较有意思的新兴趋势，我们是不是要打造这样一些知日派、知华派、知美派的明星？这可能是智库发展中的必然趋势，您取得二者的必然逻辑是怎样的？　　李成：首先我要讲外交学院的这个评比也是尝试的，不一定有完全的科学性，不管怎么样，很高兴我们被选上，在前十位当中有五位都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在美国十大知华派里有五个都是布鲁金斯学会常驻研究员，这本身也反映出布鲁金斯学会的实力。　　但是这个问题在于中国实际上有非常好的一流学者，包括胡鞍钢老师和在座的很多，布鲁金斯学会在过去几年当中也出了《中国思想家》丛书，我们准备有12个思想家，各个领域选一个，包括政治学的俞可平，法学，人口和经济学的胡鞍钢，我最近在编何华宁（音）教授的伦理研究，还会做青年研究、女性研究、宗教研究，希望把中国最好的学者介绍到西方去，因为这是不对称的，你到中国的书店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学者的书翻译成中文，但是你到美国的书店去看，有多少中国学者的著作能够在美国书店的书架上？几乎是零，这是很不对称的，这对美国等国家是种损失。假以时日，中国的思想家会走向全球，但是这需要一个宽松的、开放的学术环境，这很重要，尽管我刚才讲了，追求独立也许不是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重点，但是有一个学习的氛围，有一个开放的氛围，有一个多元的环境，这会帮助中国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而目前这种情况，中国对外交流的方式、中国智库的声誉还处在低潮期，这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智库发展不是搞公关、不是搞宣传，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的对话，我们不能夸大了文化上的不同点，在有些方面中国当然有它的特色，但是如果过度强调特色以后，你就会限制自己，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学者本来应该有世界知名度但是没有实现，有很多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氛围，当然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尤其是中国对思想库建设的重视，不断地会有新一轮的年轻思想家或者是世界性的思想家诞生。　　听众提问2：我是外交学院的博士生刘畅，刚才新华社的这位听众提到的外交学院的报告就是我的老师带领主持的，我作为课题组的其中一员全程参与了整个活动，这个报告的研究是外交学院副院长主持的。我的问题是，我们做这个报告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搞一个排序，科学性可能是有一定问题的，我们是在做一个尝试，但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其实是探讨一个如何让美国的专家更了解中国人怎么想的途径，以及把更多的美国研究中国的人介绍到中国，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当然像李老师、李侃如先生这些大家不用说了，一些新生代的中青年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是怎样的，我们希望引入到中国来。根本的目的是寻求中美两国之间拒同化异的渠道。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智库合作和智库交流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知识界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根本目的，请问李教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智库合作如何能够在制度性上面有一个创新性的探索，使得中国和美国之间智库层面来带动整个两个国家社会之间、民众之间的互相认识，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中美两国和平稳定发展的支持性、建设性的氛围？　　李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答案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开放和交流。我自己和刘亚伟的中心本身就是开流的受益者。开放和交流在布鲁金斯也很明显，中国外交政策当中有一大批人都是在布鲁金斯曾经作过访问学者，包括王莉丽、王辉耀，都在布鲁金斯待过很长时间，包括很多中国研究外交的学者。但是你会看到，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研究中国的人能够到中国智库待过很长时间，能够成为美国的思想界、外交界有影响的人是很少的，很不对称，我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方面也是很开放的，只有你开放了，包括你到智库来访问，你可以看到智库的很多弊端和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你就会知道并不存在什么阴谋论，像布鲁金斯这种跟政府关系很密切的，更多的是一种善意的批评和良好的愿望。对我来讲，我本身进入智库也是八九年之前，这以前我也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到了智库以后才发现这种想法有多可笑。这种开放可以帮助两国改善关系。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是要加强智库的开放和合作，用战略的角度来讲，能够形成互信，本身智库就会带来很多朋友，而这种朋友带来的影响，它影响民众、影响政治、影响决策，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尤其我们看到未来一代，我们智库里有很多中国学生，他们回去以后会知道华盛顿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希望我们更有机会来提供这样的条件。但是遗憾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赞助来支持交流，美国考虑的更多的是财政来源的安全，中国更多的是其他的考虑，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需要两国维持和加强这样的交流。　　听众提问3：我是来自澎湃新闻的记者。　　这个问题给在座的各位老师，这个环节大家谈到智库要多元化发展，同时也谈到中国的智库迎来了春天，但是也有这样的观点，已经有人谈到中国的智库是不是有大跃进的迹象，希望各位老师谈一谈如何既要发展又避免出现像早年“大炼钢铁”的情况？　　王辉耀：我希望不是把中国所有的咨询公司都定位为智库，其实智库更多的还是跟公共政策有关，而且是非营利的。　　柯银斌：一个是功能定位大家样不一样，在实现同一个功能里，大家的战略也不一样，在战略定位同样的情况下，大家在战略里的领域不一样，在同一个领域里的方法方式也有不一样的，如果这三个层次的不一样加在一起，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功能定位、领域定位、方式定位，三个定位都很清晰，大家都不一样，是个生态系统。　　周志兴：你说的情况一定会出现，就会大跃进式地涌现，但是这句话你不要作为新闻的标题。为什么呢？我们国家历来都是这样，只要是最高领导有提倡，下面就会一窝蜂地上。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怕，就是可以慢慢调整，在实践的过程中，有的可能就被淘汰了，有的就被消化掉了，最后剩下的是好的，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就是浪费了钱、浪费了时间，但是我想，一个好的智库成熟，可能需要这一步，如果现在就采取国家调控的办法，符合什么条件才能办，你这个可以办，那个不可以办，也可能把好的东西扼杀掉了，如果在市场竞争中有好的东西出现，那可能比行政手段要好得多。　　李成：我觉得中国智库的发展目前最忌讳的是雷同，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也同意大浪淘沙必定会把很多东西淘汰掉，这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包括美国等很多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这引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处理好人才的竞争和智库本身的建设？布鲁金斯学会本身有100年的历史，人才可以走动，最终是一个布鲁金斯的品牌创造出来了，所以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小的智库也许会做得很成功，智库不仅是与个人相关，如果想要长久发展，要有个性，这取决于智库本身的建设，这方面，不光是大而全还是小而精，这是不同的模式，我们布鲁金斯走的是大的模式，但是并不是大的模式都可以这样做。而且实际上我知道，社科院也在创建新的智库，有七个新的智库成立了，习近平提倡建设新型智库，他们的调整也非常快，这方面会有很多新的变化，这是好的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应该批评过多，因为这是早期必然出现的现象。　　王辉耀：这场三位专家跟我们分享了非常精彩的观点，我得到的关键词，包括智库的多元化，如何打造中国的思想市场，如何建设中国最好的智库和发掘智库的人才、提升智库的管理，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再次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文章选自清华布鲁斯中心，2015年4月27日

黄亚生：创新为什么不学习以色列？

专家简介黄亚生，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政府要让渡高校创新的知识产权　　　总的来说，政府支持创新当然是好事情。创新需要的必要条件有几方面：首先要给创新者创造无后顾之忧的环境空间；第二，高校创新的知识产权政府要让渡出来，这样才能形成创业，否则容易被束之高阁；第三才是创业机制，比如风险投资，知识产权转移制度等。最核心的一点是，政府出钱，但不能影响学术机构的独立性，不能干涉学术研究。创新，从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上应完全是大学主导。中国更应该强调大学和企业的自主和自由，因为政府已经够强大了。中国的创新模式与MIT有什么不同？MIT的申请书强调“推动科研”而非政府的政策目标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比较多的往往是政府要上一个大项目，要搞一个课题，然后组成一个学术和政府机构联手的班子来攻坚。而欧美只有极少数创新项目是由政府直接推动的，即便资金是政府出，也是通过学术机构去推动。美国没有科技主管部门，虽然美国有国家实验室，但管理和资金的分配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或者说是完全独立的。像MIT这种学校，如果政府的规定被认为是干涉学术自由，它都不会接受政府的资金，创新成果的产权也不是政府的，产权归学校和研究人员。这是第一点不同。　　第二点不同，美国政府要求你做的基础科研，你拿到我这个项目资金的一个重要要求是，信息必须公开，知识和成果全社会分享。甚至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项目，大学通常也要坚持这个基本原则。　　第三点，美国政府出一笔钱，整个研发过程它都不管，到最后谁搞成功了谁得到这笔资金。MIT教授申请研究经费时，申请书里强调的是推动科研水平而不是政府哪个具体的政策目标。是否该学习新加坡模式？为什么不学学以色列？　　　最近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模式又被热议，中国学新加坡有确凿的证据，新加坡这么小一个国家却是接待中国官员最多的国家。新加坡把自己管理得很好，我不否认，但你在世界上能找到第二个新加坡吗？任何一个模式无法复制，本身就不成其为一种模式。　　我老说，新加坡的飞机一起飞，就在跟国际航空公司竞争。新加坡就400万人，一个大公司的规模，李光耀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经理人，他看到了市场信号，把新加坡转化为一个产品。　　同样，你也可以说日本、韩国、台湾早期的成功是市场经济的成功，它们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是海外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不是制定者，它们的政府干扰不了海外市场信息。　　而中国这样大一个国家，发展主要靠国内市场。中国不是价格接受者，而是一个价格制定者。这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本质区别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色列也曾搞过政府出资，由企业和研究机构进行大规模创新创业，它的创新活动是自由的、市场化的，创新能力比新加坡不知道强了多少倍，中国为什么不学学以色列呢？　　由政府从头到尾主导开发的模式，在赶超国家可能存在，但日本、韩国、台湾等赶超型国家或地区有腐败，在政府权力缺乏约束的体制下，政府主导的赶超模式结果往往容易滋生腐败。政府在创新创业方面该做好什么事？“弥补国内空白”没必要，应鼓励世界前沿研究　　　我认为基本不赚钱的事情，都应该政府去做。比如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大学教育政府应该出资，但保证大学独立。　　在科研方面，政府应该做的事情首先是支持科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支持大项目。现在中国很多的科研项目是为了“弥补国内空白”，花了很多钱，我对这种做法是有看法的，因为知识已经存在，基础科学都是全人类共享的，完全没必要自己再搞一遍。应该鼓励中国的科研人员去搞一些世界前沿的研究。　　在创业方面，政府的作用要体现在简政放权和法治方面。　　还要同时讨论政府不该做什么。比如对投资的审批要大规模简化；比如在财政上为创业平台的建立提供补贴，但不要规定方向；再比如科技知识的公开化共享，而不要把数据、知识封锁在政府部门里。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15年4月9日

【新京报】领事保护中国还可做什么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    随着“走出去”的公民和企业分布越来越广泛，领事保护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领事保护的经费筹措和成本支付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尼泊尔8.1级超强地震后，中国飞机第一个到尼泊尔接回中国游客。26日晚8时20分许，亲历地震的115名乘客安全归国。近5年来，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与各驻外使领馆处理各类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数量年均3.5万-4万起，境外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此次，中国政府在公民撤离中表现出一个国家面对突发事件时对于国民的担当。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迅速增长的出国人数，在领事保护方面，中国还可以做些什么？　　中国目前的领事保护工作整体上主要仍以政府为主，而在发达国家主要采取的是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互相配合、相互补充的多元模式和格局。我们的传统模式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汇聚较大的资源参与海外公民和机构的保护，但随着“走出去”的公民和企业分布越来越广泛，领事保护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领事保护的经费筹措和成本支付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在2014年的利比亚撤侨过程中，有关部门改变了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进行了改进的尝试，积累了新的经验。如何进一步规范政府、企业和公民个人的责权义务关系，探索合理有效的成本转移支付制度，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成本转移支付制度有待探索。　　此外，领事保护工作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在目前的领事保护工作机制中，虽然建立了“五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的协调作用，地方、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感调动仍不够充分，存在“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一些国家在海外领事保护十分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商业性安保机构的作用，而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探索借鉴相关经验，仍然是一个新的课题。　　随着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的不断发展，公共外交和软环境建设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例如，近年来中国企业从“项目和人员走出去”向“资本走出去”的转变加速，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涉足国外高科技领域投资，追求高附加值投资，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表现也日益活跃。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随之上升，有时会因非经济因素被人为污名化和妖魔化，招致排挤和冲击，等等。面对这些新因素、新变化，有必要在领事保护与公共外交的结合方面与时俱进地进行研究，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举措。　　领事保护工作具有典型的窗口特征，领事保护工作信息的对外传播，是塑造良好国家形象、传递民间友好、促进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重要抓手。同时，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友好的民意基础，又是领事保护水平提升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领事保护工作信息对外传播的力度，在实践中强化四个方面的“紧密结合”，为领事保护创新发展提供更为充分的综合保障。　　具体而言，一是将领事保护信息传播与公共外交紧密结合，共同着力于塑造有利的舆论氛围和国家形象，营造有利于领事保护创新的软环境。二是领事工作信息传播与发挥侨务工作的传统优势结合，认真研究与华人华侨相关的重要法律问题，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团体和组织的作用，增强海外“安全网”的厚度和弹性。　　三是建立一支专门从事海外领事保护工作的工作队伍，及时发布、整理相关领事保护信息，加强网上舆情追踪和引导，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掌握网络舆情主导权。四是将领事工作信息传播与公民安全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开阔公民的国际视野，增进其对领事保护工作特质和海外安全形势的了解，增强其安全避险意识，倡导良好的行为规范，使领事保护更好地实现为“走出去”的中国公民实现自己的梦想保驾护航。选自《新京报》2015年4月29日A5专栏版

从尼泊尔事件看领事保护，中国还可以做些什么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尼泊尔8.1级超强地震后，中国飞机第一个到尼泊尔接回中国游客。26日晚8时20分，亲历地震的115名乘客安全归国。一条深夜的朋友圈让国民振奋，各种发出“看到这样霸道的中国，我们就放心了”的感慨。　　如今中国公民有更多的机会去到国外，但可能遇到的海外安全风险也日趋复杂多元，领事保护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复杂化，乃至碎片化，其具体诱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非人为意外因素。随着出国人数的增加，流动范围和密度的扩大，海外中国公民在国外遭遇各种自然灾害、事务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几率和风险上升；此次尼泊尔发生的灾害即属于这一类。　　二是社会政治矛盾。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家影响力的迅速扩大，海外中国公民容易成为恐怖袭击、绑架劫持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软目标，成为一些国家内部不同力量博弈的重要筹码；　　三是经济利益冲突。一些“走出去”的企业对东道国的内部形势和法规政策环境了解不足，对海外本土化经营重视不够，容易造成经济纠纷，因挤占市场和资源份额、影响就业用工关系而被东道国民众诟病。部分企业违规作业，不注重所在国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激化了东道国民众的排斥情绪。　　四是公民和企业自身素质存在的问题。由于在防灾抗险方面接受的教育不足，很多国民缺乏应急避险的能力。许多海外企业和人员对东道国历史传统和风土人情缺乏了解，对当地习俗、礼仪、禁忌等不够尊重，日常生活缺乏自律，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海外留学生，特别低龄留学生的安全意识相对淡薄，加大了出现意外和自身受到各种伤害的可能性。　　近5年来，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与各驻外使领馆处理各类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数量年均约3.5-4万起，境外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此次中国政府在公民撤离中表现出一个国家面对突发事件时对于国民的担当。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迅速增长的出国人数，在领事保护方面，中国还可以做些什么？　　采取多元模式保护公民　　中国目前的领事保护工作整体上主要仍以政府为主，而在发达国家主要采取的是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互相配合、相互补充的多元模式和格局。我们的传统模式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汇聚较大的资源参与海外公民和机构的保护，但随着“走出去”的公民和企业分布越来越广泛，领事保护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领事保护的经费筹措和成本支付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2014年的利比亚撤侨过程中，有关部门改变了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进行了改进的尝试，积累了新的经验。如何进一步规范政府、企业和公民个人的责权义务关系，探索合理有效的成本转移支付制度，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成本转移支付制度有待探索。　　此外，领事保护工作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在目前的领事保护工作机制中，虽然建立了“五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的协调作用，地方、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感调动仍不够充分，存在“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一些国家在海外领事保护十分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商业性安保机构的作用，而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探索借鉴相关经验，仍然是一个新的课题。总的看，要使领事保护工作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从单一主体管理向多元主体治理转变，通过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实现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探索。　　公共外交和软环境建设面临一些新问题　　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友善的外交关系是领事保护，尤其是领事保护应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成熟的公共外交是树立良好国家形象、降低国民海外风险的有效途径。随着“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外交理念不断深化，中国政府对公共外交的投入和重视不断上升，外交部新闻司专门设立“公共外交办公室”，驻外使领馆和国内各类群众团体、非政府组织在海外广泛开展文化传播活动，推出一批扶贫济困项目，国家汉语言文字办公室自2004年以来在全球96多个国家开设了400多家孔子学院和500多家孔子学堂，这些公共外交活动增进了各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感情，为领事保护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环境。　　随着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的不断发展，公共外交和软环境建设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例如，近年来中国企业从“项目和人员走出去”向“资本走出去”的转变加速，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涉足国外高科技领域投资，追求高附加值投资，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表现也日益活跃。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随之上升，有时会因非经济因素被人为污名化和妖魔化，招致排挤和冲击。随着近年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公民前往海外投资置业成为新的热潮。从2011年起，中国人成为美国第二海外房地产买家，中国海外投资移民也随之呈现迅速增长之势 。这些“新移民”高调进入美、英、澳等国社会，对当地社区和侨社均一定影响和冲击。面对这些新因素、新变化，有必要在领事保护与公共外交的结合方面与时俱进地进行研究，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举措。　　扩大对外信息传播，加强综合保障建设　　领事保护工作具有典型的窗口特征，领事保护工作信息的对外传播，是塑造良好国家形象、传递民间友好、促进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重要抓手。同时，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友好的民意基础，又是领事保护水平提升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领事保护工作信息对外传播的力度，在实践中强化四个个方面的“紧密结合”，为领事保护创新发展提供更为充分的综合保障。　　具体而言，一是将领事保护信息传播与公共外交紧密结合，共同着力于塑造有利的舆论氛围和国家形象，营造有利益领事保护创新的软环境。二是领事工作信息传播与发挥侨务工作的传统优势结合，认真研究等华人华侨相关的重要法律问题，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团体和组织的作用，增强海外“安全网”的厚度和弹性。三是建立一支专门从事海外领事保护工作的工作队伍，及时发布、整理相关领事保护信息，加强网上舆情追踪和引导，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掌握网络舆情主导权。四是将领事工作信息传播与公民安全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开阔公民的国际视野，增进其对领事保护工作特质和海外安全形势的了解，增强其安全避险意识，倡导良好的行为规范，使领事保护更好地实现为“走出去”的中国公民实现自己的梦想保驾护航、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的历史使命。

王辉耀：中国快速发展吸引人才回归

导语4月21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汇集世界各国移民与人才流动专家的“2015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在京举行。论坛旨在搭建世界各地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之间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和网络，探讨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国际移民和人才流动方面的现状和对策，进而推动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制度改革。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是国内领先的移民与人才流动研究智库。我们刚刚出版了一个新的年度报告，《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的《中国国际移民的报告（2015）》，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很多专家为我们这个报告做出了贡献。中国成为国际移民目的地国　　报告中提到，中国现在是世界第四大移民来源国，在过去二十多年当中，我们从第7上升到了第4位，排在印度、墨西哥之后。1990年到2013年，中国的移民人口从409万增加到934万，增加了525万。我们看到大概的这样一个情况，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第二大移民来源国，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的第一大移民来源国。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在全球的人口流动中占了很大的份额，而且在继续的增长，去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航线也在不断的增加。　　中国国际移民一个新的显著的特点是：中国的技术移民，特别是学生转化成的移民群体增多，他们是更专业化的技术移民。同样有意思的一点，中国企业家的移民也是增长非常快的，包括美国的EB-5移民，10000名的EB-5签证持有者中有8000名来自中国，环境污染可能会成为这种移民的动因，旅游市场也是很大的一个占比。中国现在企业家的移民占到了整个美国企业家移民的80%，这个数字保持非常高的增长。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同样如此，中国成为海外第二大的房地产购买的移民买家，资本、人才包括全球化等等都成为它的动因。　　中国也成为了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国，84.85万的外国人居住在中国，年增长不是很高，主要来自于韩国、美国、日本、缅甸以及越南。据HSBC银行调查，中国在“最吸引外籍人士居住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排名第三，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中国的工作机会和经济增长态势吸引着海外的移民。来华留学生保持增长态势　　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第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中国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新西兰等国的最大留学生来源国。这个趋势还在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改革开放到2014年，累计出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达到了306万，尤其是近十年，增长迅猛。　　同时我们看到有来自于203个国家的37.7万国际学生现在在中国进行学习，这个数字还在保持着增长的态势。国内的媒体大量报道了我们的这项研究，包括央视、中国日报，引用了我们有关全球移民、留学的数字。国内快速发展吸引人才回归　　通过中国海归发展报告（这也是我们出版的一个国际人才蓝皮书，也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反响）可以看到，海归的数字在不断的增长，去年达到了35.35万人，同比增长29.53%。2008年以来海归的增长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数字，这要归功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　　CCG做了关于他们为什么回来的研究。研究表明，国内市场和家庭维系是他们回来的主要原因。72%的印度人，包括81%的中国人都说本国的经济发展是吸引他们回来的原因，同时我们看到专业人士海归是基于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国内高新企业快速发展的吸引，这些海归包括一些企业家，他们在中国的高新工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高技能人才在海归中的占比越来越大。　　CCG还出版了《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主要关注了海外的中国人，他们如何成为新一代的人才移动来源。年轻一代的专业人士占到四到五百万的数字，这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国际专业人士的移民数字。他们形成了全球人才库，他们成为了“海鸥”飞来飞去，从国内到国外。一些永久性的原因使他们能够在中国永远留下来，但这个原因还是很少的，中国需要一些这样的吸引人才的项目。海归在回归的时候，也会对环境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应的政策有需求，比如印度就有十年的多次往返签证。所以从人口红利上来说，中国还有非常长的路要去克服我们现在在人才流动上的赤字和负差。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打造全球领先智库

王强：创业，是所大学

一、投资就像谈恋爱，创业者应该关注投资人的调性　　　现在很多创业者没有想法，他们认为金钱就是金钱，一块钱就等于一块钱，其实金钱是有价值观的。有可能拿到一块钱等于拿到十块钱，有可能拿到十块钱等于一块钱。这是什么意思？创业者要筛选投资者是不是你应该要接受的，这就像婚姻，你们两者的调性、价值观、视野是不是能够聚合在一起。　　创业者融资最差的情况是什么？你把自己降到非常低，因为缺钱就对投资人唯命是从。很多基金，由于他们知道创业者刚开始创业时，不知道企业经营怎么回事，不知道市场威力怎么回事，不知道市场调性怎么回事，所以很多基金愿意跟你签对赌协议，描述非常简洁，好像全部站在你的角度。　　我劝告，创业者千万不要跟任何基金，签对赌协议。由于你的经历不够丰富，很多事情没办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签署对赌协议一刹那你已经远离了你创业的初心。　　创业是什么？　　1）是达到终极梦想前不断调整。如果你认为创业就是一劳永逸，不成功便成仁你就完了。创业者首先要充满创造力，包括自我调整的能力，所以拿钱的时候要感受资本的调性。　　2）创业就像谈恋爱。如果投资者凌驾于你高高在上，对你指手划脚，这就是错的。就像你找了一个女朋友，从认识第一天就立志要改变你，最后把你从男性变成了女性。这是爱情的悲剧，也是婚姻的悲剧。同时是创业者融资的一个最大的悲剧。　　为什么投资者要把身段放低？　　坦率地讲，所有的基金包括我们，在创业者面前没有更加聪明，唯一多的是我们看过太多失败的案例，以过去的很多数据支撑、预测未来，但是未来不是完全能够预测出来的。所以，我跟徐小平建立真格基金，要把自己的身段压到创业者的脚下。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作为投资者，不能够在商业模式、在你的梦想面前引领甚至推动你，但是我们能够在你泰山压顶的时候，让你踩着我们，帮你渡过难关。　　什么是有价值的梦想？　　所谓有价值的梦想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如果你这个梦想能够感染你周围和你差不多经历的人，甚至再往远辐射，到和你经历差不多的同龄人，那么就证明你的梦想不仅仅是个人的梦想，它已经有了市场的基本的测试了。几个人都认为靠谱了，那就可以开始做了。　　因此，投资者应该总是审查、调查创业者。但是创业者在第一笔钱的时候也要花点时间，对你所要接受的这个资金的做背景调查。例如，投资者有没有过去成功的案例，他成功案例都是什么调性的案例，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调查后，你就可以基本上放心钱的来源。　　创业和婚姻和恋爱一模一样，甚至比那个更严肃。因为婚姻是零投入，可能过程失败了就分手，然后再继续走。但是创业是领着一批兄弟在摸爬滚打，至少宝贵的青春是消耗的，如果不能赢回青春真正的价值，你的创业实际上是浪费人生。二、要耐得住寂寞、要容得了猛虎　　创业的本质是可执行的梦想。　　创业是一个过程，创业者一定要在现在中国资本的泡沫的热度里面保持极大的冷静，才有可能胜这个泡沫。　　创业意味着，你拿到钱了以后，开始要冷静地把你宏大的梦想，不断地狭窄化到可执行的方案。可执行的梦想是有人、有团队具体的一层一层帮它实施的。　　很多创业者在拿到钱后就忘记了创业的本质，认为有了钱就可以随便把人积聚在我的周围，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作为一个创始人，你大量的时间要花在如何让人和你分享梦想，谁能让你梦想成真，让那些真正有经验、有能力的人聚集在你的周围，和你不仅同床，还要同梦。很多创始人在拿到钱以后，他仍然需要那个和他惺惺相惜的人，不然最终只会在人才的跌荡当中消耗掉了资本，消耗掉了市场的商机，最后消耗掉了整个领域的可能性。　　要招比自己牛逼的人　　如果一个老大，你天天想着只是一个技术细节，我的感觉是走不远。作为一个老大只有两个问题：钱在哪儿，最牛逼的人在哪儿。你天天想这两件事，如果把它聚合在一起你的帝国就打下来了。　　俞敏洪当年作为我们班最落后的同学，他天天想那两个比他牛的人在哪儿，最后他发现一个在加拿大叫徐小平，一个是他的班长叫王强。那个年代，老俞什么融资的想法都没有，他都不给我们薪水。作为资本家来说，他体现了精通人性的一面——节省成本。得到最牛的东西而且不花钱，你就是老大，如果你花钱融入三流的人，那你是老三。　　俞敏洪说，王强你很牛，你回去跟我做新东方吧。那个时候还没有执照。我说薪水怎么样？他说薪水没有，别谈钱，你要相信我，我们就一起做，小平已经答应了。我说小平在干什么？小平在待业。小平回来的决心很快，我也从美国回来了。老俞说，没有什么给你的待遇，而且咱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讨厌的就是金钱，如果我给你钱就是对你人格巨大的侮辱。顿时我就哑口无言，所以在没有任何侮辱的情况下我加入了新东方。后来直到离开新东方我也没有受到多大的侮辱，我期望他给我百万级年薪的侮辱，但是老俞看在老班长的份上没有给我下手。三、极简思维让企业迅速试错　　有效区分噪音与信息，找到杀手锏　　现在是互联网信息爆炸，很多创业者被各种理论、各种方法轰炸地无所事从，甚至24小时内你会得到24种方法论。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知道什么是噪音，什么是信息。真正的信息沉淀下来才是你的知识，知识从你的言行中积淀下来才能成为你的智慧，把智慧每天在公司实践就成了文化。公司有了文化，你驾驭的公司才获得真正的深度，不然只是在这个行业中疲于奔命。你只知道这个钱该怎么扔，你不知道不扔钱怎么赢得你的落脚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便将来融到钱，如果没有非常专注的杀手锏的思维进入某一个领域，你会在很漫长的时间中去摸索。　　像陈欧，从第一笔天使投资到到上市一共四年，他其实一共融了三轮，1500万美金。到他纽交所上市一刹那实际上花了一半。大家以为，卖化妆品需要大量的砸广告导用户量，可实际上陈欧只花费了700万美金，还不到五千万人民币。那么他四年怎么会打下一个垂直领域呢？　　陈欧的思维非常简单。陈欧一开始做游戏，后来做游戏广告植入，发现60、70%的广告都与化妆品有关，正因此使他进入化妆品领域。他的梦想不断狭窄化，不是说他一开始就觉得化妆品能赚钱。他连女朋友都没有，他对化妆品有什么想法？但是他的梦想不断狭窄化，真正发现刚性的需求在那儿，他就一杆子扎进去。　　新东方也一样，新东方相比较于阿里等，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一个公司，可它现在的市值可能还不低于新浪。为什么？新东方其实十年就做一件事，就是把英文做透了。英文不仅做一线英文，把英文切成99段，分段卖。结果发现，新东方形成自我生态和现在雷军构建小米生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十几年前新东方就做了。把英文做成99个层次，实现每个客户的需求。所以简单化的思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已经排除了所有的市场的噪音，真正找到杀手锏。　　中国很多创业公司的老大，上来总要做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一看就头疼。因为当我和他聊了半个小时，都说不清楚是什么，或是一句话没有让我明白究竟提供什么服务，究竟哪里地方提高了我的效率，或者满足了一个还没有看到的需求。这说明你没有战略，没有战略你的战术肯定是无效的。四、关注你真正的用户　　最后和大家分享什么是衡量CEO的指标。在创业阶段，你只追求一个概念，叫做总交易量。　　什么叫总交易量？你不要天天说你现在有多少注册用户了，这没有用，如果注册一下他没有交易还是没用。我只看总交易量，他不仅注册了，而且还跟着你交易。　　如果你突然有一百万的注册用户，还不如拿下一万个真正扎扎实实每天礼拜沉浸在你平台的用户。这一万个人，如果能够保证他们每星期都在你的平台上交易，就可以验证你已经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功能，或者提升了非常大的效率，接下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里。　　很多游戏公司都这样，一旦有了一款爆款游戏，所有人都进入开发此类游戏。随着这个游戏的周期一消失，这些人完全就走了。创业者不是要追求爆款，而是要追求炸药。在基点多了以后，有一个火苗一点，他就形成了熊熊大火，甚至蘑菇云般的爆炸。这个时候的总交易量上升，如果找到了这个营收模式的话，才能够形成蘑菇云。否则仍然是过眼云烟，用户只是在你这个平台上走一圈而已。　　现在中国创业者有一个要消除的恶习，他们只看投资者，投资者需要什么，创业者就给他做什么。结果创业者忘了，投资者将来的回报，他们创业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他们真正的用户，这个用户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创业者，真正的人群是将来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价值的人群。　　文章选自UCloud云计算，2015年4月10日理事简介王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联合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一、投资就像谈恋爱，创业者应该关注投资人的调性　　　现在很多创业者没有想法，他们认为金钱就是金钱，一块钱就等于一块钱，其实金钱是有价值观的。有可能拿到一块钱等于拿到十块钱，有可能拿到十块钱等于一块钱。这是什么意思？创业者要筛选投资者是不是你应该要接受的，这就像婚姻，你们两者的调性、价值观、视野是不是能够聚合在一起。　　创业者融资最差的情况是什么？你把自己降到非常低，因为缺钱就对投资人唯命是从。很多基金，由于他们知道创业者刚开始创业时，不知道企业经营怎么回事，不知道市场威力怎么回事，不知道市场调性怎么回事，所以很多基金愿意跟你签对赌协议，描述非常简洁，好像全部站在你的角度。　　我劝告，创业者千万不要跟任何基金，签对赌协议。由于你的经历不够丰富，很多事情没办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签署对赌协议一刹那你已经远离了你创业的初心。　　创业是什么？　　1）是达到终极梦想前不断调整。如果你认为创业就是一劳永逸，不成功便成仁你就完了。创业者首先要充满创造力，包括自我调整的能力，所以拿钱的时候要感受资本的调性。　　2）创业就像谈恋爱。如果投资者凌驾于你高高在上，对你指手划脚，这就是错的。就像你找了一个女朋友，从认识第一天就立志要改变你，最后把你从男性变成了女性。这是爱情的悲剧，也是婚姻的悲剧。同时是创业者融资的一个最大的悲剧。　　为什么投资者要把身段放低？　　坦率地讲，所有的基金包括我们，在创业者面前没有更加聪明，唯一多的是我们看过太多失败的案例，以过去的很多数据支撑、预测未来，但是未来不是完全能够预测出来的。所以，我跟徐小平建立真格基金，要把自己的身段压到创业者的脚下。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作为投资者，不能够在商业模式、在你的梦想面前引领甚至推动你，但是我们能够在你泰山压顶的时候，让你踩着我们，帮你渡过难关。　　什么是有价值的梦想？　　所谓有价值的梦想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如果你这个梦想能够感染你周围和你差不多经历的人，甚至再往远辐射，到和你经历差不多的同龄人，那么就证明你的梦想不仅仅是个人的梦想，它已经有了市场的基本的测试了。几个人都认为靠谱了，那就可以开始做了。　　因此，投资者应该总是审查、调查创业者。但是创业者在第一笔钱的时候也要花点时间，对你所要接受的这个资金的做背景调查。例如，投资者有没有过去成功的案例，他成功案例都是什么调性的案例，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调查后，你就可以基本上放心钱的来源。　　创业和婚姻和恋爱一模一样，甚至比那个更严肃。因为婚姻是零投入，可能过程失败了就分手，然后再继续走。但是创业是领着一批兄弟在摸爬滚打，至少宝贵的青春是消耗的，如果不能赢回青春真正的价值，你的创业实际上是浪费人生。二、要耐得住寂寞、要容得了猛虎　　创业的本质是可执行的梦想。　　创业是一个过程，创业者一定要在现在中国资本的泡沫的热度里面保持极大的冷静，才有可能胜这个泡沫。　　创业意味着，你拿到钱了以后，开始要冷静地把你宏大的梦想，不断地狭窄化到可执行的方案。可执行的梦想是有人、有团队具体的一层一层帮它实施的。　　很多创业者在拿到钱后就忘记了创业的本质，认为有了钱就可以随便把人积聚在我的周围，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作为一个创始人，你大量的时间要花在如何让人和你分享梦想，谁能让你梦想成真，让那些真正有经验、有能力的人聚集在你的周围，和你不仅同床，还要同梦。很多创始人在拿到钱以后，他仍然需要那个和他惺惺相惜的人，不然最终只会在人才的跌荡当中消耗掉了资本，消耗掉了市场的商机，最后消耗掉了整个领域的可能性。　　要招比自己牛逼的人　　如果一个老大，你天天想着只是一个技术细节，我的感觉是走不远。作为一个老大只有两个问题：钱在哪儿，最牛逼的人在哪儿。你天天想这两件事，如果把它聚合在一起你的帝国就打下来了。　　俞敏洪当年作为我们班最落后的同学，他天天想那两个比他牛的人在哪儿，最后他发现一个在加拿大叫徐小平，一个是他的班长叫王强。那个年代，老俞什么融资的想法都没有，他都不给我们薪水。作为资本家来说，他体现了精通人性的一面——节省成本。得到最牛的东西而且不花钱，你就是老大，如果你花钱融入三流的人，那你是老三。　　俞敏洪说，王强你很牛，你回去跟我做新东方吧。那个时候还没有执照。我说薪水怎么样？他说薪水没有，别谈钱，你要相信我，我们就一起做，小平已经答应了。我说小平在干什么？小平在待业。小平回来的决心很快，我也从美国回来了。老俞说，没有什么给你的待遇，而且咱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讨厌的就是金钱，如果我给你钱就是对你人格巨大的侮辱。顿时我就哑口无言，所以在没有任何侮辱的情况下我加入了新东方。后来直到离开新东方我也没有受到多大的侮辱，我期望他给我百万级年薪的侮辱，但是老俞看在老班长的份上没有给我下手。三、极简思维让企业迅速试错　　有效区分噪音与信息，找到杀手锏　　现在是互联网信息爆炸，很多创业者被各种理论、各种方法轰炸地无所事从，甚至24小时内你会得到24种方法论。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知道什么是噪音，什么是信息。真正的信息沉淀下来才是你的知识，知识从你的言行中积淀下来才能成为你的智慧，把智慧每天在公司实践就成了文化。公司有了文化，你驾驭的公司才获得真正的深度，不然只是在这个行业中疲于奔命。你只知道这个钱该怎么扔，你不知道不扔钱怎么赢得你的落脚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便将来融到钱，如果没有非常专注的杀手锏的思维进入某一个领域，你会在很漫长的时间中去摸索。　　像陈欧，从第一笔天使投资到到上市一共四年，他其实一共融了三轮，1500万美金。到他纽交所上市一刹那实际上花了一半。大家以为，卖化妆品需要大量的砸广告导用户量，可实际上陈欧只花费了700万美金，还不到五千万人民币。那么他四年怎么会打下一个垂直领域呢？　　陈欧的思维非常简单。陈欧一开始做游戏，后来做游戏广告植入，发现60、70%的广告都与化妆品有关，正因此使他进入化妆品领域。他的梦想不断狭窄化，不是说他一开始就觉得化妆品能赚钱。他连女朋友都没有，他对化妆品有什么想法？但是他的梦想不断狭窄化，真正发现刚性的需求在那儿，他就一杆子扎进去。　　新东方也一样，新东方相比较于阿里等，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一个公司，可它现在的市值可能还不低于新浪。为什么？新东方其实十年就做一件事，就是把英文做透了。英文不仅做一线英文，把英文切成99段，分段卖。结果发现，新东方形成自我生态和现在雷军构建小米生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十几年前新东方就做了。把英文做成99个层次，实现每个客户的需求。所以简单化的思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已经排除了所有的市场的噪音，真正找到杀手锏。　　中国很多创业公司的老大，上来总要做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一看就头疼。因为当我和他聊了半个小时，都说不清楚是什么，或是一句话没有让我明白究竟提供什么服务，究竟哪里地方提高了我的效率，或者满足了一个还没有看到的需求。这说明你没有战略，没有战略你的战术肯定是无效的。四、关注你真正的用户　　最后和大家分享什么是衡量CEO的指标。在创业阶段，你只追求一个概念，叫做总交易量。　　什么叫总交易量？你不要天天说你现在有多少注册用户了，这没有用，如果注册一下他没有交易还是没用。我只看总交易量，他不仅注册了，而且还跟着你交易。　　如果你突然有一百万的注册用户，还不如拿下一万个真正扎扎实实每天礼拜沉浸在你平台的用户。这一万个人，如果能够保证他们每星期都在你的平台上交易，就可以验证你已经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功能，或者提升了非常大的效率，接下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里。　　很多游戏公司都这样，一旦有了一款爆款游戏，所有人都进入开发此类游戏。随着这个游戏的周期一消失，这些人完全就走了。创业者不是要追求爆款，而是要追求炸药。在基点多了以后，有一个火苗一点，他就形成了熊熊大火，甚至蘑菇云般的爆炸。这个时候的总交易量上升，如果找到了这个营收模式的话，才能够形成蘑菇云。否则仍然是过眼云烟，用户只是在你这个平台上走一圈而已。　　现在中国创业者有一个要消除的恶习，他们只看投资者，投资者需要什么，创业者就给他做什么。结果创业者忘了，投资者将来的回报，他们创业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他们真正的用户，这个用户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创业者，真正的人群是将来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价值的人群。　　文章选自UCloud云计算，2015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