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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电视片《海归中国》开播 记录时代潮起潮涌
如今，全球每100个国际留学生中，就有17个中国留学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留学第一大国。 近日，纪录片《海归中国》在东方卫视开播。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组建的《海归中国》项目团队，历时两个多月，足迹遍布4个国家的30个城市，多维度讲述了一批知名海归人物的人生故事，反映了中国日益开放、前行的步伐。 徐小平常常提起自己初到美国打工的日子。这位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向《海归中国》总导演刘晓清展示自己在餐馆洗碗的照片。“他一直很骄傲，挺过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日子。”刘晓清说。这几乎是人们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出国热的缩影。 《海归中国》总策划倪晓明介绍， 改革开放30多年，许多归国留学人员已成为国家建设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田溯宁1987年赴美留学。当他第一次乘飞机进入洛杉矶上空时，看到舷窗下一望无际的灯海，长达一小时延绵不绝。看了一小时，呆了一小时，回想起飞的北京机场一片漆黑，这种强烈对比引起的心理震撼，田溯宁30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 “不过现在中国的灯光比美国漂亮多了，”田溯宁感慨，“我到一些小城市，上下16车道，现在轮到老外震撼了。” 回国后，田溯宁充满激情地讲述什么是互联网。在不懈地努力和坚持下，田溯宁等海归们为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互联网完成了大量基础建设，令互联网得以在中国蓬勃发展。2014年，作为投资人的田溯宁出现在深圳，主持深圳云基地暨中国首个预制模块化数据中心的启动仪式。在田溯宁看来，它代表互联网的未来，也代表自己的梦想。 在《海归中国》中，这样精彩的例子比比皆是。纪录片以海归人物的故事反映了国家时代的命运，同时，“归国潮”也彰显了中国魅力。事实上，海归人物在各个领域有所作为，都离不开中国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大环境。在纪录片里，人们可看到归国人员的多元化选择。他们的创新创业大到尖端科技，小到西点、魔术。 当代海归积极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教育、科技、学术、文化、政治、经济、法律、金融、通讯、社会等众多领域都有他们的身影。“《海归中国》讲述的是一个大时代的大故事。”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说。 对于《海归中国》这部纪录片，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从海归研究的文献来说，这可能是国内第一部大型专题片。 “我最敬佩的就是理想践行者，《海归中国》所记录的正是这样一群人。”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副秘书长金希章认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认为，“反映当下中国人所思所想所做的纪录片还不多，这正是《海归中国》的独特视角，它关注当代中国人，关注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在做些什么。”（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07月30日第12版，记者曹玲娟）
2014年7月30日 -
【人民日报】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中国智库,迎来春天——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7月8日举行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性，可以说，将智库建设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国的智库建设起步较晚，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本期开始，文教周刊和人民网强国论坛共同推出“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系列报道，梳理当前中国智库现状，厘清中国智库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努力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提出有益建议。 --编 者 已经连续几年，“中国智库”都成为当仁不让的热词，为社会普遍关注。 “中国智库，开启繁荣思想市场”“中国智库，提升国家软实力”……类似提法频频见诸媒体报道、进入学术视野。 “中国智库”尽管还在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尽管还处于进一步提升专业性、国际化与影响力的探索期，人们依然不能否认一个事实：中国智库发展正在加速。 7月1日，一场集纳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科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智库实体与智库研究机构主要负责人的座谈会在人民日报社召开，如何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为讨论的焦点。 中国智库，正迎来发展的春天。 智库： 国家头脑与思想营地 如果你觉得“智库”距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如果你还觉得“智库”只是一小部分人做的小众的事情，那么，你就“OUT”了。 过去20多年，诸如“文明冲突论”“金砖国家”“G20”等流行于国际舆论界的政治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由大国智库或通过智库的路径发明，进行全球传播，引领各国思想大讨论，主导国际话语尤其是政治话语的议程设置，推动国际交往的发展进程，最终服务于大国的国际政治战略。 智库的发展以及各个智库之间在思想市场中的博弈，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际进程，渗透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介绍，“智库”（Think tank）一词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是个军事术语，指参谋人员和国防科学家策划军事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保密室。本意“思想坦克”蕴藏着思想的进攻力和干预力的含义。 一般来说，智库具有两方面社会功能：政策研究与咨询、意识形态宣传与倡导。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及政策研究的“智库大军”也主要承担着上述两方面的社会功能。 中国智库： 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被视为中国智库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得到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现代化事业的开展，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政策研究咨询的社会需求不断出现和增长，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政策研究咨询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介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介绍，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民间智库相继成立。随后，经历了大学智库蓬勃兴起、社科院系统明确功能转型、民间智库大量涌现等阶段。总体上，中国智库从“幕后”走向“幕前”，从稚嫩走向成熟。30多年来，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从以党政军智库为主，到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高校智库、民间智库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 据了解，目前我国智库的几路大军中，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教学科研人员逾30万，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达10余万，专职研究人员约3万。 “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及外交与国际战略的各个领域，我国智库都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建言资政作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穆荣平介绍。 特色新型： 致力于专业性、影响力与国际化的提升 历史的时针指向2013年。一场有关如何加速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讨论风生水起。“特色”与“新型”成为新时期我国智库发展的关键词与着力点。 对此，上海社科院前院长、SASS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表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是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球视野来看，这也体现了世界现代化治理体系发展的潮流。因此智库不仅为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专业的决策咨询服务，而且还将新的“理念”和新的“愿景”带入到公共政策，增强国家治理的大智慧。 2013年底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首度发布的《中国智库报告》显示，30多年来，中国基本形成了多种智库类型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各类智库对政策形成的影响力愈加显现，专业知识与决策机制的结合更为紧密，中国特色决策咨询体制和公共政策形成机制已经基本建立。 历史的脉络清晰地印证了这个结论。李国强回忆，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做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 2013年4月21日，旨在培养全球最顶尖人才智库计划的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正式启动；6月底，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成功举行；8月，中国首次举办二十国（G20）智库论坛，为G20首脑峰会献计献策；10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成立，脱离过往学院的架构，成为单独建制的智库；12月5日，“南方防务智库”在广州成立，致力于打造“中国兰德”；12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这是全球第一个以“中国发展模式”命名的智库。 进入2014年，中国智库朝科学、专业方向发展的势头更加喜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建院之初成功募集2亿的启动资金之后，再次募集2500余万元。与此同时，该院去行政化、不吃财政经费，全部运用学校及传统高校体制之外的人员，充分运用国际智慧，聘用前国际政要的“新锐”做法，也都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等“老牌”智库开始大胆革新，积极探索专业化、专门化、职业化的新路径，致力于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和网络化。 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为代表的民间智库更是不可小视，提出“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的宏大目标，不仅致力于用思想与智慧影响中国，还致力于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孙玉红介绍。 “但是，现在许多智库还被当作‘养老院’与‘收容院’。”王荣华指出，我国智库的发展仍面临许多问题：其一，国内智库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与国际一流智库尚存有较大差距；其二，智库全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其三，智库创新成果的评价考核机制缺乏激励性，公众利益表达渠道不够通畅；其四，一些智库小、散、弱，研究成果标签化、无实质内容。” “我们的智库解读政策多、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少；前期介入多，后期实践过程介入的少；追求利益的多，追求成效的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 正视问题才能寻找差距、加速前进。现代化治理体系和公共政策逐步优化的大背景，党中央的决策都已经对我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崭新的要求。 寻求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和谐统一，寻求实用性与独立性的齐头并进，寻求影响力与国家化的共同进步，中国智库，进入加速发展的新时代，正迎来发展的春天。（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07月24日第17版，记者赵婀娜）中国智库仍需多维度攻坚——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二） 相较于当今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中国智库的发展仍然严重滞后，远未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决策咨询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下一步建设和发展，仍然需要在多个纬度上破题攻坚。 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殊，中国智库有必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智库也正在日益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国智库建设的希望，也是国家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趋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到国家战略层面以来，中国智库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智库数量越来越多，传统智库的内部改革不断加强，一些智库的经费支撑实现良性运作…… 在日前由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强国论坛联合举办的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专家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对这些积极迹象予以充分肯定，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相较于当今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中国智库的发展仍然严重滞后，远未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决策咨询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下一步建设和发展，仍然需要在多个纬度上破题攻坚。 明确定位 勘定智库的功能和边界 “衡量一个智库的优劣主要看5个方面，分别是它的成果在各国报刊的引用度、各国领导人演讲中的引用度、各个学校学术机构及专家学者的引用度、成果在实践中的转换效果、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说。 据了解，我国目前有各种智库1000余家，但如果以魏建国提到的5个方面进行评估，真正在质量上或水平上能够与世界优秀智库并驾齐驱的中国智库，可谓凤毛麟角。 对此，不少与会专家指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属性定位认识不完整，是导致当前我国智库机制建设不健全的首要原因，也是制约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认为，从属性定位上看，社会对智库与咨询公司、学术机构之间的边界和差异仍然认识不清。他认为，智库为决策者提供咨询，但未必与决策者想要的结果一致。“在中国，类似‘研究院’、‘研究中心’的机构等至少有20万家以上，大多属于由财政拨款、有人事编制、以学术特质运营的学术研究机构，但智库本质上是‘思想工厂’，需要有基于现实议题的思想生产、组装、销售与反馈的复合功能以及相关架构。在这个架构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增加政策研究的活力，显得非常重要。在思想生产机制相对发达的国家，‘为了商业’、‘为了学术’、‘为了政策’，是咨询公司、学术机构、现代智库相对清晰的三类功能，切不可混为一谈。” 此外，智库研究的价值立场也直接影响着智库的影响建设和功能边界。“独立性”是近年来人们在谈论智库时常常会用到的词汇，但对独立性的理解，却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广泛的争议。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过程中，对“独立性”的理解应该更加理性客观，如果将“独立”引申为智库必须批判，甚至反对政府，那就理解错了“智库”本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要防止‘独立性’的误解而出现与政府‘对立化’趋势，也要避免仅为政策出台做注脚的‘迎合化’倾向。”王文说。 创新机制 构建智库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国社会在高速发展中迎来转型期，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为智库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为建设和发展优秀的智库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认为，当前影响决策的话语体系大致有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公众话语和媒体话语四大类。在如此喧嚣的舆论环境中，智库是不是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把握不同话语的特征，进而能够善用它，能够作出客观的判断，是对智库能力的一项考验。 张力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随着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国家管理进入法制化轨道，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需求也逐渐提高，在这样的决策过程中，智库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都直接关系到政府管理和决策能力的高下。 但是，尽管发展的机遇就在眼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解决的，仍是进一步推动自身体制机制建设的科学化。“我国智库真正科学化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形成，特别是官方的或者准官方的智库，行政依赖还比较重，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基础，如资金筹措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平等竞争机制等，都还是缺乏的。” SASS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说。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孙玉红指出，要建立健全我国智库的体制机制，解决智库生存、运转并进而发挥最大功效的基本问题，必须突破当前存在的几个重要障碍：一是智库产品供需渠道和沟通渠道不畅，二是智库发展相关法律政策缺失，三是智库发展所需的财政资助、立法支持和信息扶持机制缺失，四是智库人才的体制壁垒和国家壁垒难以打破，五是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市场环境和机制缺失。 此外，智库作为提供思想产品的机构，如何建立更加科学的考评机制，进而催生真正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是与会专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认为，研究成果在社会实践中转化率低，是当前我国智库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现有的中国智库在理论和实践中已经研究出一些有价值的产品，但是成果的传播和转化途径却很单一，使得这些理论产品或具体建议不能陆续转化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陷入了学术成果尚可、战略政策较少的境地，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因此受限。” 专家们指出，一些智库发展较早的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对智库研究成果及转化率进行评估的标准和考评体系，而在这方面，我国的标准化制度化建设还相当滞后。与此同时，由于各国体制和发展水平的不同，也决定了中国的智库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不能照搬西方国家。因此，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过程中，建立一套中国智库的评价标准，无疑是为智库提供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 强化专业 在公共决策中发挥更大效能 国际化、专业化、网络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目标，但是，当前国内智库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效能不高的现状，离发展的既定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魏建国认为，当前国内智库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解读政策多，提供思路少；前期介入多，中后期介入少。“我们的智库最一般的做法就是，政府每出一个政策就拿过来解读，但实际上，如果把智库的作用仅仅理解为解读策政就太局促了。国外的智库都是在引导决策者作出决策的制定，而不是解读政策。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智库来说，当它创造的思想产品被政府或者其他服务对象采纳，它的产品才赢得了销路，它的社会功用才得到了实现，它的影响力才能体现和夯实。” 魏建国指出，当前智库发展中遭遇的困境也与中国社会特殊的发展阶段关系密切。“社会高速发展时期，中国政府碰到的问题都是被动的、应急的、短期的，所以需要智库在很短时间内拿出解决问题的应急方案，这在客观上促使智库在考虑长期的战略问题时提供的思想产品偏少偏差。从根本上说，就是粗放型的产品多，解决问题的产品多，而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方案提得很少，给决策者的选择也少。也正是因为这样，造成了智库在决策制定过程前期参与较多，中期和后期介入少，这实际上不利于国家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与会专家还指出，从跨国互动上看，我国智库国际化的进程还远远不够，无法为中国参与更多的全球事务提供足够的思想支撑。 “中国智库尚未形成走向国门的全球组织力，对各国情况的了解相当有限，对一些中等强国的了解与跟踪严重稀缺，中国智库也还缺乏构建全球对话领衔平台的必要实力。相较于当下全球最著名的论坛，如达沃斯论坛、香格里拉论坛、全球财富论坛等，中国智库尚未形成干预全球的话语塑造力，也较少创造出令各国争相讨论的重大战略名词或学术概念。”王文说。 尽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建设和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但与会专家表示，在这些困难和问题面前不必悲观。“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殊，中国智库有必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智库也正在日益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国智库建设的希望，也是国家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趋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说。（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07月31日第17版，记者刘阳）特色、新型 中国智库的必然选择：深聚焦?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三） 如果你关注中国智库的发展，一定不能忽略最近有关中国智库的讨论中最热门的两个关键词，“特色”与“新型”。 那么，何为“特色”、何为“新型”？一年来，中国智库发展步伐明显加快，智库数量越来越多，传统智库的内部改革不断加强，一些智库的经费支撑实现良性运作，这些积极迹象都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许多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解仍不够完整与准确。 在7月1日由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联合人民网强国论坛召开的主题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智库正迎来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机遇，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需厘清中国智库“特在哪里”“新在何处”，只有这样，才能助推中国智库在“特与新”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特色”与“新型”是新要求新定位新方向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我国智库30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和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智库在经历了兴起与发展阶段之后，即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是党中央对我国智库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定位与新方向。 回顾中国智库发展的过往30年，应时而生、旺盛蓬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随着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开展，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政策研究咨询的社会需求不断出现和增长，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政策研究咨询事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我国智库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逐步发展。经过30年发展历程，渐渐形成了由高等学校系统、党校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政机关研究部门和军队院校系统共同构成的“五路大军”。 然而，当前决策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智库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和新形势的要求。“特色”与“新型”发展，成为我国智库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认为，“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爬坡过坎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增长速度换挡期，全面深化改革处于攻坚闯关克难期，社会建设处于深层次矛盾凸显期，对决策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长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大国崛起、强国纵横始终都有智库的角色，我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决策模式也更加依赖智库。” 专家们认为，向“特色”与“新型”迈进，是中国智库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也意味着我国智库即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中国智库“特在哪里” “新在何处” 何为“特色”、何为“新型”，搞清楚个中内涵，才能保证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健康、稳健。 7月1日的座谈会上，专家们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色”在于，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智库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多元主体共存共发展，官方智库居于重要地位，同时鼓励智库间竞争，为党、政府和社会提供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政策解读、决策方案评估等服务。 对此，李国强具体阐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立足于中国国情，其功能定位和体系建设与西方智库相比有其不同，必须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标榜“通常独立于政府或政党”；同时，必须以服务决策为导向，坚持求真务实，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长期性问题研究和当前的热点、难点问题有机结合，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提供管用的政策建议和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针对当前有观点认为，随着智库类型的更加多元，党政机关所属的智库的权威性与影响力下降，与会专家们指出：实际上，官方智库是新形势下党和政府探索执政规律、完善执政方略、提高执政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智力支持和主力，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类智库将对决策起主要咨询、支撑作用，其重要性和地位是其他智库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正是“中国特色”之一。因为此类智库更贴近治国理政的实际，更了解决策过程和思路。包括退休官员参与智库工作，都是应该肯定和鼓励的。当前在我国，民间智库的发育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当然，也需要积极发挥和鼓励民间智库的积极性，以培育客观、理性的智库群体。 所谓“新型”，目前学界尚无统一的定论。但从各家的争鸣中，我们能捕捉到共性的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认为，“新型”需满足几个条件，即新型智库需要充分介入到政策制定的前端程序、中期建言、后期完善全过程；不能只满足于内部建言，应起到政府决策层与社会舆论之间矛盾化解与协商沟通渠道的作用；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推动中华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 上海社科院前院长、SASS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认为，“新型”需要满足4个层面的含义：智库研究成果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基础；智库研究应以科学决策为目的，体现知识与政策的结合；智库研究应体现决策咨询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前瞻性；智库研究应成为专家学者深度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 强国须强智，现代大国的崛起需要大智库引航。 我们看到，尽管专家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揭示出共性的内容，当前我国智库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揭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有针对性地破旧立新、转型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需直面挑战 破旧方能立新，直面问题，才能寻找差距，阔步前进。 当前，我国智库发展还面临着多种问题，如机构数量众多但实力不强；研究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研究内容碎片化、针对性不强、“管用”性不够；对外交流不足、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欠缺等等。 而从深层次上分析，这是源于“宏观制度环境不够完善、智库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地位未被明确定位。智库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各为其主、各自作战，导致智库机构小而多，整体实力不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适应智库发展需要、智库投入相对不足，以及长期以来，数量众多的官方智库还存在面向社会服务的公共性不足等问题。”李国强指出。 因此，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需直面挑战。 为此，王荣华建议，“首先，智库要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回答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智库建设要在发挥智库对政府的影响力与保持独立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遵循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实证，讲真话。智库建设既不能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也不能趋炎附势、人云亦云。其次，政府决策过程要支持、指导智库深度参与，也要营造包容平等和坦诚交流的氛围和环境。第三，智库要充分借助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来提升决策研究水平和公众影响力。同时，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高智库成果服务于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则建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认真抓产品建设，智库的产品就是思想，要出真正好的思想。同时，智库成果的实施需要整体的通道战略，尤其在国际交流中，要注意方式方法。此外，要通过完善的资金制度和人才储备，改变当前智库普遍存在的“解读政策多、引导政策制定少；前期介入多、解决问题阶段介入少；追求利益多，真正追求效果的少”等问题。 促进智库功能拓展，促进不同类型智库的协同创新，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必由之路。正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朱旭峰所说，“中国智库有必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当前，中国的智库已呈现出组织背景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个政策思想的舞台上，不同智库不仅是政策观点的竞争者，而且还是取长补短的合作者。它们共同承担着向政府提供专家智力支持的任务。”（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8月7日第17版，作者：赵婀娜）
2014年7月25日 -
首部当下海归题材纪录片《海归中国》研讨会在沪举办
当年，为了梦想闯荡彼岸。如今，为了梦想回归故土。 启蒙，开拓，颠覆陈旧的维度。 改变，创造，激荡希望的版图。 何必感慨来路，无悔踏上归途。 梦是海的源头，爱是海的归宿。 每一个海归的梦都在影响中国。--摘自纪录片《海归中国》总导演刘晓清《梦与爱》 【CCG快讯】7月18日下午，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主办的“海归梦·中国梦”--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研讨会，邀请了京沪两地的专家学者出席，在上海上视大厦成功举办。《海归中国》由上海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策划，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提供独家智库支持。留英海归、知名主持人袁鸣主持了研讨会，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主任宋炯明发表讲话；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蓉现场发言。研讨会首先播放了《海归中国》大型媒体行动VCR，并由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总策划倪晓明介绍项目策划背景。 《海归中国》从历史沿革、创业浪潮、社会建设、制度设计等方面，展现了“海归”群体的来由和影响，讲述了一批知名“海归”精英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的人生故事。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雪松岭公墓，摄制组拍摄了中国历史上“海归”第一人容闳的墓碑。自从1872年容闳将120名留学幼童送往彼岸，中国留学的大门缓缓打开，之后有了詹天佑、孙中山、陈独秀等这些显赫的名字；之后，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专题部首席编导、纪录片《海归中国》总导演刘晓清，介绍了节目摄制播出后的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海归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社会践行者 专程从北京应邀出席《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研讨会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盛赞《海归中国》是一部“当代海归的奋斗史”。王辉耀作为《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总顾问，对7位编导组成的上海文广集团（SMG）电视纪录片创作团队，历时两个月多月，足迹踏遍北京、上海、山东、河南、云南、广东等多地，以及美国、法国、德国等境外城市，合力完成了五集高质量的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深表敬意。并希望“今后立足更高端的国际视野与协力领域，加强与上海文广集团、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的继续合作，共同为中国走向世界，奉献出更有作为的新文化与新作品。《海归中国》创新地关注到了中国跟国际接轨的这拨人现在到底在做什么，这是当下中国纪录片最稀缺的资源”。 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副秘书长金希章、上海市委宣传部阅评组阅评员秦恒骥、上海纽约大学校长、教授、博导俞立中，先后对《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成功拍摄与顺利播出，表示由衷的祝贺，并就弘扬海归精神，发挥海归人士回国报效国家等一系列话题，展开了热情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在会上强调说，《海归中国》是“海派电视很棒的作品”。他认为“当下中国的纪录片，或流行宏大叙事，或以小清新路线获取粉丝，而《海归中国》独辟蹊径，关注时代和民族的前行，关注在当下时代背景中的知识分子和精英群体。《海归中国》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关注当代中国人，特别是有话语权、有导向和引领这么一种作用的中国人，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当下在干什么？”。时统宇认为，该片最好的是第一集《风起》，讲述了其主要人物施一公、饶毅等高级知识分子在归国后遭遇的困难，“千万不要把这些人当作道德楷模，或者是爱国模范，那看低了他们。你看看施一公的作息时间，包括在清华校园的那个镜头挺好的，他在跑步，是在干正经事。纪录片不仅表现了学成归国，报效祖国，也表现了他们这几年院士的评选，引发出中国院士制度，从中反映中国教育制度、科研制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生于1949年的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历经整个新中国的变化与沧桑，而他本人也是在《激荡》这一集中作为制度创新试验者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海归中国》是一部“反映大时代的大故事”，用“如此平实的语调”讲述了海归群体追梦的心路历程，而“能坚持下来的人，就是有梦的人”。“实际上一开始电视台联系我的时候，我是拒绝的。我拒绝的主要原因，是觉得上海纽约大学还是在开创阶段，我希望可以低调一些，不要成为一个社会议论的热点。”俞立中后来还是接受了节目组的拍摄，他想到这真是“一个大时代的故事”。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我一直说是从教育开始的，不是从经济开始的。它的标志，一个是恢复高考，第二个是大批人员被送到海外去学习。这两件事，都是围绕人才的问题。我一直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能够支撑这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是我们恢复了高考。另外，派出大批人员出国留学，带回的不仅是科学技术，还有好的理念、好的视野和他们的实践精神。这对我们后面一项项的改革工作，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保障作用。” 最后，上海市委宣传部阅评组阅评员秦恒骥认为：我们的纪录片不仅要“文以载道”，更应做到“文能载道”和“文能善道”，从施一公、饶毅的归国故事中可以反映“中国各种制度体系方面的问题”，而反映当下如此敏感的热点问题，“需要勇气”。《海归中国》把握住了当下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 镜头聚焦当代海归精英 作为国内当下首部海归题材纪录片，《海归中国》由《风起》、《潮涌》、《改变》、《选择》、《激荡》五集组成，每集46分钟。分别从历史沿革、创业浪潮、社会建设、制度设计等方面，集中展现当代背景下，海归群体的来由和影响，为观众生动讲述了一批知名海归人物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的人生故事。节目全部高清拍摄，充分运用纪实手法拍摄主体故事，配以访谈、后期特效制作等多种电视表现手段展示。 随着邓小平的“6·23”讲话开启新时期我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时至今日，全球每百个留学生中，就有17个中国留学生，中国已成为全球留学第一大国。纪录片《海归中国》所关注的对象均为海归精英。其中，《风起》关注现代观念的启蒙者，如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他在美国获得了普利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终身教授职位，每年可申请上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学校资助他购买了500平方米的花园别墅，这几乎是所有留学生“美国梦”的极致，但施一公却在一夜之间舍弃了这一切。2007年施一公应清华大学的邀请，关闭了美国的实验室，全职回到清华任教。这一决定不仅让普利斯顿大为震惊，更是轰动了全美科学界。对此，施一公坦言，“海归要为民族复兴不遗余力做贡献，敢于担当民族的重任。” 东方卫视7月14-25日重播《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独家提供智库支持，与上海文广集团合作的《海归中国》，不仅仅是一部纪录片，而是包含访谈片、纪录片在内的，与《东方早报(博客,微博)》校园行及一系列线下活动联合进行的大型媒体行动。《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已于6月23日在东方卫视和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播出。7月14日-7月25日连续两周的周一至周五11:30，《海归中国》经重新剪辑，分10集在东方卫视进行重播。该片形象地展示了我国引进海外优秀人才的做法和成效，昭示“归国潮”彰显的中国魅力，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及普遍好评。 策划背景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百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发展的中国需要更多海外人才，开放的中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英才。”，“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我们热诚欢迎更多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为国服务。”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人才战略发出的召唤。 前溯到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指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邓小平6·23讲话开启了新时期我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翻开了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新篇章。1978年12月26日，中国52名留学生到达美国，这是中国新时期首批留学生。时至今日，全球每百个国际留学生中，就有17个中国留学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留学第一大国。 节目特色 五集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充分调动电视声画并茂的优势，视野广阔，内容扎实，集中展现了大时代背景下，海归的理想和命运，以及他们不断追寻民族振兴中国梦的壮阔情怀。 1、将镜头聚焦时代大潮上的标杆性人物 改革开放30多年，在300万出国留学人员中，已有近150万人归来，成为国家建设各个领域的重要人才。纪录片紧紧围绕“爱国”这一主线，弘扬核心价值观，充分展现海归群体的家国情怀。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大力支持下，导演组争取到众多重量级嘉宾资源，将镜头聚焦第五代海归群体的卓越代表，用大量珍贵的素材记述了许多标杆性海归人物，虽在海外声望卓著，但义无反顾回归故土，为国家发展做出独特贡献。这些精英在《海归中国》的集体亮相，提升了节目的权威性和仪式感。 纪录片所关注的对象包括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的徐小平、中国证券市场起草者高西庆、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等。其中，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在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终身教授职位后，“为了要让清华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适合中国将来发展的人才”，依然选择了全职回国，此举让全美科学界也大为震惊。他表示：“海归要为民族复兴不遗余力做贡献，海归要敢担当，要敢挑大梁”。 2、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大势紧密交融 纪录片以海归人物的故事为主体，以此承载国家时代的命运。比如第一集中，哈佛中国论坛上的留学生高秋秋引出了留学教父徐小平，通过徐小平的海外求学、打工之旅，映射改革开放不久后的中国如何小心翼翼地注目着世界，又如何被冲击着思想观念。第二集中的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1号店创始人于刚，他们的留学和创业经历，与中国不断融入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紧密相连。 纪录片将海归故事有机地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令人信服地歌颂了改革开放的伟业。如果没有中国零售业的开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节奏的变化，陶景洲不可能把贝纳通、麦当劳介绍到中国来。而以新浪、搜狐、当当、百度等为代表的一批海归互联网企业，让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和发展与世界同步，甚至可以与雅虎、亚马逊、谷歌等一较高低。 在经济、社会、政策领域做出影响和改变的海归人物，都脱离不开中国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大环境。纪录片通过人物故事反映时代背景，通过小切口呈现大环境。这样打破传统叙事的操作方式，避免大道理的铺陈叙事，达到了生动且富意味的电视表达效果。 3、将当下观照寓历史纵深之中 纪录片《海归中国》视野广阔，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深刻关切当下。摄制组抵达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福特市雪松岭公墓，用镜头记录了中国海归第一人容闳的中文墓碑，以此掀开留学与海归的深远历史，并关注到严复、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邓小平等关乎中华民族觉醒、新中国诞生的海归留学生。 在纪录片里，人们可看到当代归国人员的多元化选择。他们的创新创业大到尖端科技，小到西点、魔术等等。他们创新创业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然而他们不断突破自我、追求创新、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在国外学习经历中磨练出的开放心态、敬业优势，正是转型发展中的中国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神养分。 五集纪录片《海归中国》以独特的视角、精良的制作，回顾了几代海归影响乃至改变中国的故事，内容真实，令人感慨，发人深省。节目的推出恰逢其时，它站在国家层面，主动而为，用电视语言为人们诠释了什么是“人才强国”，怎样做才能“报效祖国”。 （本文CCG综合《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研讨会资料及新华社、东方早报新闻。）
2014年7月24日 -
中国反腐运动达到新高度
【据《参考消息》7月19日报道】 很显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使其反腐运动达到新的高度，他最近决定查处最高级别军事将领徐才厚，并开除其党籍。 在这次广为人知的处理徐才厚的行动中，习近平证实了他的反腐行动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最大胆、最认真的反腐行动。徐才厚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被指贪污受贿。 如果说之前对习近平能否恢复民众对共产党的信任有怀疑的话，那么，自他2012年底上台后一步一步地解除了一些高官的职务，这消除了人们的许多疑虑。2013年，战鼓敲得更响，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判刑。今年，反腐行动继续紧锣密鼓。 2013年，有18.2万名各级党政官员被查处。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接受组织调查的副部及副部以上级别的官员就有近40名。 在这场反腐运动中落马官员人数惊人，尽管这有助于说明习近平在领导层内权力巩固，但一些分析人士已表示担忧，他们担心这场反腐行动做得太过，担心它受派系政治所驱动，也担心它妨碍官员做决定并削弱中国经济。这些说法不仅是不对的，而且还具有误导性，会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反腐运动和相关改革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至关重要的积极变化上转移开来。 虽然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广泛而且深入，但并不过度。确实有很多官员被查，但只占很小的比例。中国副部及副部以上级别的官员有近5000人。 即便是中共拿放大镜审查官员的行为，但这并没有妨碍官员们做决定，也没有影响政府机关的运作。相反，官员们的行为有了明显的积极的改变。没有迹象表明官员们因害怕被惩处而停止做决定。毕竟，如果官员无法确保政府机关正常运作和使经济取得增长，最终也会被免职。 最后，官员腐败的减少导致消费下降，这决不会无可挽回地损害中国经济，相反会有利于中国经济。即使房地产经纪、高级酒店、名酒和高档食品生产商的营业额继续下降，中国经济也不会受很大影响。相反，之前被贪官用于公款消费的钱款会归入国库，它们能用于最初本该投资的项目，从而会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就业率得到改善。最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随着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成功使其政治资本增加，从而使得他能够进行更深入的经济改革，这会提高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因而提振中国经济。 中国面临的真正风险是，可能忽视投入必要的政治资本来加强制度改革。一场临时发起的运动短期内会减少腐败现象，但是，系统性的司法和政治改革对于使中国取得重大改变从而走向良好治理至关重要。 （本文选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7月17日文章】，原题目：消除对习近平反腐运动的误解(作者该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研究员麦瑞安。李成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成员)
2014年7月23日 -
消除误解，开启美中关系新“回暖期”
李成： 如果中美关系之间爆发冲突或战争，归根结底是由于误解和误判，而不是由于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差异，或是国际局势的演变。 信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这是我第一次在清华校园公开演讲。我不是清华校友，但是清华对我的职业生涯意义重大。24年前（1990年），在我撰写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期间，曾在清华做了几个月研究，主题是中国技术专家政治精英的崛起，我以清华为案例。12年后，在2002年，清华培养的技术专家在中国政坛占据了领导地位。 8年前的2006年，我跟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访问团来到这里，庆祝布鲁金斯-清华中心的成立。当时带队的是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他自2003年起受聘于清华，主持清华EMBA的“全球领导力”项目。布鲁金斯-清华中心是布鲁金斯学会建立的第一个海外中心，这说明布鲁金斯学会相信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中美关系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双边关系。当时，中国的崛起还只是一个预测，而现在，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 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是两国之间的误解和误判造成的 目前，中美关系不在状态。甚至有人说，中美关系正在恶化，尤其是南海、东海紧张局势升级，以及美国起诉五位中国军官等事件之后。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建立，就是为了促进两国的建设性关系。 我和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们一样，都很珍惜此次与中国国内交流的机会。我要说的中心观点就是，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冲突或战争，归根结底是由于误解和误判，而不是由于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差异，或是国际局势的演变。 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误解，外交政策就会有所偏差。我认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要合作，不要对抗，抛弃零和思维——是真诚的、富有建设性的。美国领导人的想法也一样。拉里·萨默斯出任奥巴马经济顾问的时候曾说，美中两国未来共同繁荣，或者双双失败的情形都是可以想象的；一方繁荣，另一方失败的情形却很难想象。我认为不少美国人会同意他的观点。 造成目前紧张关系的还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革新，两国间的威胁论被放大。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当然这些都是需要改变的方面。最近一项调查表明，87%的美国人民认为在军事上，中国是美国的一大威胁。相应地，绝大多数中国人也认为美国会是中国崛起的头号威胁。第二，两国的政治利益团体多元化。第三，中美关系一方面受到国内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此外，决策上的矛盾和不一致同样加深了两国的误解。比如，中国领导层常常表示，中国的重心始终放在国内事务上，但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南美、亚洲地区的国际事务上参与渐多；中国领导人常说，会延续邓小平的外交政策，韬光养晦，但最近又提出，中国应该奋发作为；中国领导人常说中国并不想把美国赶出亚洲地区，但现在又说亚洲事务应由亚洲国家来决定。而美国领导人恰恰担心亚洲会“去美国化”。 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与中国自己的看法差距越来越大。在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看来，中国愈发强势甚至黩武，这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此相反，中国国内却认为国家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处于守势，而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则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中国民众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外交政策是一大成功，中国在中美俄关系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冷战时期，美俄关系比中美关系、中俄关系都要好；如今，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却比美俄关系好。因此，中国就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中国与欧洲国家有着多重经济纽带。中国在非洲和南美地区的影响力空前强大。中国认为美国力所不及，在全球一些地方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但美国却并不十分担心中俄关系紧密、步调一致。因为在美国，大多数人认为中国迟早会更加重视美国，与美国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许多中国学者和媒体认为，美国不能接受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是据我观察，很多美国人已经认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了。无论他们接不接受，这是事实。不过美国人并不指责中国，他们主要责怪美国政府没有尽到职责。中国人总认为美国遏制中国，但是我在美国很少听过如此论调或阴谋。比如在美国起诉五位中国军官的事件上，我在美国接触的人中从没听过有人说这是正确的决定，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决定糟透了。再比如，中国担心体制西化，政治和平革新，但是在美国，没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全盘采用西方模式或者美国模式。还有，中国认为美国总是指责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但是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和民主提出批评往往是善意的，因为恶意的种族主义者会认为中国不配拥有人权和民主。现在美国的做法，恰恰是出于对中国的尊重。 如何避免误解？更加重视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因素。中国的孔子学院最近受到一些美国教授的批评，我并不是其中的一员，但一定程度上这说明中国没有很好地理解美国社会和美国制度。我们应该鼓励多领域交流。 此外，我还认为中国谈论核心利益很多，但谈论核心价值不够。如果中国想要与外界进行更高层次的交流，这一点是需要改变的。就像美国有美国梦，中国也有中国梦，但我们都要记住，一个国家的美梦，不应该是另一个国家的噩梦。 李侃如：美中应该总结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经验。三十多年来，两国关系也曾面对挑战。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两国领导人应该做好解决问题的准备，稳定局势，建立增进两国关系的基础。 中美两国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处于动荡之中。两国目前遇到的难题或者说威胁是跨国界的，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经济危机、种族和宗教问题、难民问题等。在如此背景下，美中关系十分重要。以上问题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但是只要中美两国能够朝着共同的目标合作，就能更好地控制问题。而如果国家目标不一致，要控制问题就困难多了。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军事强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能源消耗最大。两国如果携手合作，将更有能力让世界更美好。当前，美中两国关系存在问题，但是整体来看，两国在许多领域的联系空前深厚。比如，美中在教育、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对话也颇为频繁。这样就全球议题进行制度化的双边磋商、战略与经济对话等等是有益的。 但美中关系处于大环境之中，地缘政治因素让两国关系受到挑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亚洲的海上争端。两国在海上争端中的动态和言辞，影响了一方对另一方战略和动机的判断。如果一方认为另一方的战略和动机不友好，误解和误判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这一点需要两国尽力改变。海上争端的紧张局势会影响到美中两国在其他国际事务上的合作，比如反核、反恐等问题，事情就更难解决，后果也就更为严重了。 再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十分重要，但政治角力无处不在——美中两国总要看看对方是否真的将节能减排落到实处；世界其他国家又要看看美国和中国——两个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加超过全球排放量40%的国家，是不是都率先在节能减排上作出了贡献。所以，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必须合作。美中关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性质，可以代表美中关系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性质——美中合作十分重要，两国至少要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现在的问题在于，两国该做什么？当前美中关系似乎在走下坡路，这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美中应该总结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经验。三十多年来，两国关系也曾面对挑战。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两国领导人应该做好解决问题的准备，稳定局势，建立增进两国关系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两国政府内应该建立可靠、互信的沟通渠道。两国政府应各有一位专门指派的高层领导，在两国关系上负责沟通联络，明确两国关系的未来图景，让一方对另一方未来可能采取的措施有所准备，加强互信，感受到对方对增进两国关系的诚意，并了解其原因。 我个人希望，两国领导人在2014年11月APEC峰会期间的单独会面之后，能够就建立两国应有的、广泛的建设性关系发表声明，为两国关系制定基于互信的积极框架。这种互信需要建立在广泛对话的基础之上，两国领导人才能更有信心推进美中关系。（眼下的）问题就在于，美中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高层沟通渠道，两国需要再接再厉，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杜大伟：当前美中两国所进行的经济转型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一种有益的经济均衡。加强两国之间的投资将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当前美国正在启动一项50000亿的海外投资计划，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国所占的比例只有1%。 （理解）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需把握）三点。第一点，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现在都在进行重要的经济转型，应该强调的是，双方的转型具有互补性。当前美中两国所进行的经济转型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一种有益的经济均衡。从美国方面看，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前，美国的消费急剧上升，而这些消费大量是由借贷刺激产生的。现在看来，这些由借贷产生的消费都是不可持续的，家庭依靠借贷消费、政府也靠借贷消费，这些都是全球经济危机产生的诱因。所以美国的经济转型，旨在刺激家庭更多储蓄，使政府偿付更多的债务，通过这些使美国经济复苏。中国经济转型基本上是美国经济的一面镜子（刚好相反）。以往中国经济发展依赖出口，近年来中国经济大量依赖投资，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产能过剩，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中国工厂在“铺大饼”。中国家庭的消费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地方政府也在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债务急剧增加，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投资，同时消费严重不足。目前中国的挑战就在于要一方面保持这种投资，同时也要促使家庭消费的增加，正如美国政府之前所做的。 第二点，随着两国经济的转型，美中两国产生的交叉投资，即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就变得相对更重要。随着世界贸易协定的履行，两国之间出口重要性在增强，但这并不代表两国之间的投资额会一直增加。不过，加强两国之间的投资将夯实经济发展基础。为什么投资会增加呢？对中国而言，中国的公司正在逐渐的全球化，他们的实力很强，但现在，中国国内的很多领域都出现了过度投资，所以很多中国公司在国内缺乏机遇，自然要寻求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在过去的一些年份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持续增加，在香港的投资就是一个例子。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首选的投资地点就是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投资了美国的很多行业，一些美国地方政府也在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其中有很多高水平的交易，如工行收购了美国一家银行，虽然所有的这些交易都要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允许之下进行，但投资美国对中国企业仍然有很大的诱惑。然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会发现这一局面没有什么深入的进展。虽然中国的计划经济改革缓解了美国对中国投资的紧张局面，尤其是在一些竞争性的部门，但仍有一些行业部门是禁止外资进入的，特别是在服务性行业，如金融服务业、物流业、电子通讯业、矿业以及一些农业领域等。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多少美国企业对中国有更进一步的投资。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出口国，世界投资总量的20%来自于美国，当前美国正在启动一项50000亿的海外投资计划，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国所占的比例只有1%。所以中国还有很多封闭的行业，应鼓励大量资金从美国投向中国，这既对中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效率有益，同时也有益于美国企业。总体而言，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在逐步增加，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却在下降，这种不平衡的投资关系表明，中国当前还没有充分把握住发展的机遇。 第三点，我要表明的是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中国正在逐步解除对一些行业的投资限制，逐渐地开放一些服务性行业，从中可以看到一些资金正在流向这些行业。美国基本上是很开放的，中国也可能开放更多的行业，当然这也要制度化地去实现。双方通过协商构建双边贸易，这就需要双方加大开放力度，虽然不能很快实现，但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和美国之间会构建一种更深层次合作的制度基础，正如TPP协议那样。总之可以说，美国经济的发展是无法排除中国的，中国当前正在从事的地区经济发展计划也需要美国的参与。 无论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是什么样子，通过双边投资条约，确实可以为双方合作奠定基础。美中两国致力于经济转型的改革，本质上就是美中关系的一个新的回暖期。美中之间的合作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潜力，尤其是通过相互投资，为两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必须强调的是，美中两国的经济转型，通过相互开放投资，会设定新的全球经济秩序。 乔森纳·波克拉: 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引起了一些国家的焦虑。另外，中国也在加强军力，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正在现有制度上进行改变。这些行为中，并没有多少是值得忧虑的。我认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行为，是一种全球趋势。 我想把现在的这些重要事件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讨论。距苏联解体或冷战结束已有约二十五年了。与其它地区相比，东亚地区经历的根本性变化似乎更少些。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朝鲜、韩国、俄罗斯，都在以多样化的方式运用他们以前可能缺少的力量。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各方使用他们的能力，也许会加强而不是破坏和平。 目前，伊拉克以及中东、中欧，都在发生冲突。与这些事件相比，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海上争端至少到现在还没有造成流血冲突和战争。 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其初衷本是在加大对亚太地区重视的同时，保证各方享受到更多的繁荣与安全，保证维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地区秩序。然而，这一初衷现在看来需要重新审视，因为现在亚太地区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互动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并且有些国家也对现有规则感到不满。这些都使亚太地区的长期前景打上了问号。 杰弗里·贝德：现在亚太地区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互动规模是前所未有，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朝鲜等都在以多元化的方式运用他们以前可能缺少的力量。但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各方使用他们的能力也许会加强而不是破坏和平。 目前美中关系与以前不同的是，中国有了区域性的兵力投送能力，并且也正在这样做。中国现在有了全球性的利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行动者，以及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大国。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已经缩小了。中国领导人宣称其战略是和平发展，或称和平崛起，其中暗含的意思是中国在当前的国际体制中是有其利益的。而在以前，世界体制基本是由美国创立、维持，并被美国所利用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还会坚持和平崛起么？中国还在全球机制和规则中占领导地位么？美国的军事地位是否受到了挑战？ 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引起了一些国家的焦虑。在东海，中国将日本的行动解读为改变现状，并且采取了部署战舰等一系列措施。另外，中国也在加强军力，并准备在西太平洋用军事力量来解决纠纷。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正在现有制度之上进行改变：首先是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有关的谈判，这一点体现出中国试图改变美国所建立的跨太平洋体系；其次是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宣布将为其贡献上千亿资金；三是亚信峰会以及上合组织；四是中国官员对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批评；五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在以上这些行为中，并没有多少是值得忧虑的。我并不是要批评这些行为，反而认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是一种全球趋势。首先，我并不认为北京的这些行为是对美国的根本威胁，既不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也不是对国际体系的威胁。其次，中国用强制力去解决纠纷，是与地区和全球趋势不符的。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成了中国遏制行为的受害者，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再次，美国会确保亚太地区现有的体制运转良好，以便适应和容纳中国的发展。第四，中国做的事并不全对美国构成问题。比如，改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这也是世界的需要，而并非与某个特定国家的利益相关，世界贸易中的阻碍也应该被取消。此外，在伊核、朝核、俄乌关系等问题上，中美两国都不可能单独解决，必须共同应对。 总而言之，美国不应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中国也不应加大与美国的对抗。如果能达到这一要求，对两国都有好处。 文章选自人民论坛网
2014年7月23日 -
美中应学会在争议中共处
近几日，我与几位同事在北京参加了一系列会议，与会人士包括中国学界、企业界人士和高级政府官员。近月来美中两国双边关系的急剧转变是大家谈论的主题，两国在海洋与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分歧重重，关系日益紧张。 在去年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之后，“新型大国关系”已成为讨论双边关系的热点，也为未来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有效合作提供了框架。但是目前仍不清楚这种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两国其他的双边关系又有何不同。 与会人士对目前美中之间紧张局势的缘由意见相左，而两国民众意见上的鸿沟也令人担心。尽管两国人员交往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但调查显示，如今有高达87%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威胁。而在许多中国人眼中，美国意图遏制中国，且中国在如今的争端中处于守势。 实际上，中国无需将诸如美国有关部门指控五名解放军官兵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行为当成反华的某种阴谋——就个人观察，我在美所接触的人中无一例外地对此举持有异议和批评。 美国决策人士与学者都认为，遏制中国是愚蠢并且毫无意义的，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没有实现的可能。美国正积极与中国进行教育交流，共同培养未来一代，这也绝不是一个希望遏制中国的国家所愿意做的。很多中国人推测，美国还未准备好接受一个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的中国，而事实却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将中国看作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也在担心西化、政治体制改变与和平演变问题，但是西方人士并不认为中国应该完全效仿美国或者西方模式。这类误读与误解都增加了相互猜疑甚至导致军事冲突的风险。依我所见，美中双方如未来发生冲突，将主要是由于误解、误判，而非所谓的利益或意识形态冲突，也不是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在此次北京之行中，我们也清楚地发现，双方都太过急于将彼此的任何行动当作对方大战略的一部分。 当然，目前的紧张局势也有其他原因。其一是越来越多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言论，这些言论由于电信技术革命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而对美中关系带来了更多负面的影响；其二，双方政治运作都更为多元化，两国国内利益团体的作用也日渐增长，进而影响决策的制定，这是美中两国共同存在的问题。决策层内部本身难免的矛盾与不一致观点也往往引发并加深双方的误解。其三，国内政治与经济因素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对美中双边关系也有着直接影响。 我们在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中心举办的论坛中探讨了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意义。一位同事将美中关系放在全球背景下探讨，认为美国和中国不应该期待一个没有冲突的双边关系；相反，我们应该意识到冲突背景下也有合作的可能。例如在南海，美国和中国对个别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双方在区域稳定及安全中有着共同利益，并且正携手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的劳伦斯·萨默斯曾精辟地指出，“人们可以想象美中两国共同美好发展的前景，也可以想象美国和中国未来由于面临共同的挑战而都不景气。但很难想象一方发展良好而另一方发展落后的情况发生。”这是对美中关系的巧妙诠释。 在与中国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高级官员的会面中，学者们发现大多数人对美中关系持积极态度，大家的对话也强化了两国经济关系依旧牢固的观察。然而，在安全与经济等多个领域的问题上，大家也一致认为双方应该在今秋北京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之前有更多的良性互动。 我们该如何化解两国间的误解呢？首先，需要更多地关注两国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因素，不能将对方领导人的发言断章取义，而应该有更宽阔的思维；再次，我们也需扩大各类社会团体的对话范围。推进更多正能量与共同利益领域的发展。此外，中国似乎过多地谈论核心利益，却忽略了对核心价值观的阐述和探讨。 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梦不应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噩梦。一位美国人士曾说过，如果美国梦仅仅针对美国本身，它将永远是一个不会成真的梦，对于中国梦来说，也是一样。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第25期
2014年7月23日 -
CCG应邀出席四川省人才工作专题研讨会并做专题讲座
《四川日报》2014年07月11日（记者 周前进）报道：7月10日，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范锐平主持召开全省人才工作专题研讨会，强调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把人才强省战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建立一支规模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实施治蜀兴川战略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会上作专题讲座，介绍国际人才竞争与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新趋势，对四川人才工作提出建议。 范锐平强调，人才工作要从四川发展实际出发，围绕发展战略需要培养和储备人才，针对现实需要发掘和引进紧缺专业人才，立足竞争需要培养高素质人才。要在对未来、对现实、对潜在竞争对手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今后五年、十年四川重点引才目录，有针对性地引进人才。要建立反映人才价值的评价体系，树立靠业绩、靠贡献评价人才的正确导向，增强吸引人才的竞争力；创造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平台，创新模式精准吸引人才；形成人才流入的激励机制，建立与名企、名校、名院战略合作联盟，为长期的人才培养做准备；凝聚尚贤爱才的社会文化，大兴识才、爱才、用才之风，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范锐平要求，要充分发挥党管人才的总揽作用，促进人才均衡发展。要形成务实管用的人才工作体系，登高望远编制人才发展战略规划。要遵循人才流动规律，打破各种障碍、破除各种约束，让人才流动起来，促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推动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型。文章选自《四川日报》（2014年07月11日）
2014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