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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克英：大数据已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
“在金融领域中，金融业已经成为大数据的最早的使用行业之一，包括投行和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都在使用大数据来找到投资的机会。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在电信行业中，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分家，然后开始了改革和电信业的发展，现在他们自己就面临更多的挑战。虽然中国电信、电子商务和英特网认为是吸引外资的重要领域来促进内资的消费。三网融合如何进一步快速向前发展？我认为他们各自的改革都需要解决好。”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任克英在博鳌论坛“大数据与云计算”上称。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任克英：在金融领域中，金融业已经成为大数据的最早的使用行业之一，包括投行和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都在使用大数据来找到投资的机会，交易员也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包括新闻和社会媒体来获得收益，所以在这一领域中，其实大数据已经广泛的使用，刚才张亚勤已经提到了，第一个是有4V，容量、速度，是由4个V打头的英语单词组成的。大数据的数量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比方传统的信用卡所能够传出的数据，比方说现在智能手机的大幅使用，创造了一些新的数据流，我想企业可以追踪顾客使用手机买了什么东西，同时还可以用机器学习的工具制定自己新的营销战略，根据顾客使用的情况来做出反映。包括电子商务的渠道中，消费者的行为已经发生变化，还会继续发生变化，我们也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下一代的一些技术，比方说音频、视频的文件进一步扩大大数据的类别，而且它传输的速度也比过去快了很多，因为我认为这是大数据的重要特点，而且这个特点在未来会不断的更加重要，而且数据移动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效益，我想它会产生更多大数据的源头。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我认为在现代的世界中，每个数据分析的问题就是垃圾的问题，只有那些精确、可以使用的数据才是对我们有用的，所以我们希望数据能够更加使用方便一些。 云计算增加大数据的相关性，而云计算在经济上也是具有吸引力的项目。而且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便宜的，所以云计算的部署也能够使大数据的利用率增加，使数据分析的能力能够进一步加强。我觉得云计算实际上是为大数据形成了支撑，使它更加具有意义和价值。 实际上我们是在太阳发电方面是有些计划的，因为太阳能行业可能会像90年代的电信业一样快速发展，所以太阳能行业在未来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当然现在太阳能行业还没有解决它的电池问题。当你需要用能源的时候没有太阳和阳光，有阳光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能源，所以这是本行业需要解决的问题。总体来说，我认为太阳能行业是清洁的可替代能源。现在其他的一些可替代能源，风能、水利等等，他们也有自己的局限性。 除了能源技术结构的问题以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在电信行业中，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分家，然后开始了改革和电信业的发展，现在他们自己就面临更多的挑战。虽然中国电信、电子商务和英特网认为是吸引外资的重要领域来促进内资的消费。三网融合如何进一步快速向前发展？我认为他们各自的改革都需要解决好。 文章摘自《财经网》
2014年5月29日 -
徐小平：除了活命，企业发展还需要使命
我想跟大家分享创办公司，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我的题目叫做《企业的使命化生存》。 大家先看第一张图：这是黑马，非洲角马，到对面去寻找丰美的水草，寻找的是乐园，梦想的家园，这是长途跋涉，创业大概也是这么一种感觉吧。 下一个就是一个神马。从黑马到神马，也就是从一个初创型企业，（到）一高成长企业，到一个大型企业。毫无疑问，在座的没有一个创业者没有这个梦。但是如果你一下子很难成为一个神马，起码成为前面的土马。 没有一个企业不想长大，没有一个企业不想走到前面去。但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企业家能够走得更远，走到俞敏洪，走到纳斯达克，又是什么企业一开始增长迅速，市场需求很旺，客户反映很好，做着做着，就会陷入发展瓶颈，因素很多。我想今天讲一个，企业要想做大，要想真正实现梦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企业的使命化生存——找到并弘扬超越公司产品（服务）之上的意义。 新东方教托福，微软做操作系统，仅仅就事论事，就产品说产品，我们的产品比别人好，我们的产品比别人优惠，你做不到（它们的高度），你一定要有一种东西，捕捉时代精神，最终能够让整个一代人，你的消费者感到激动神往，感到一种道不尽说不白，但是有了你，生活、工作、学习更加美好了的那种东西，这就是企业的使命。 小公司更需要使命化生存。没有产品就不谈这个东西，你想做什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但是我们一旦决定投你了，立刻就问，你想做多大，你想怎么把它做大？你怎么和那些虎视眈眈的对手，非洲大草原的雄狮、猎豹，跟他们去拼搏、对峙，这个问题的背后就一个词，你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没有使命，企业就只有活命，有现金流，能够养活人口，挺好，大量的公司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哪些东西导致一个品牌突然从一个角落的地方，不为人关注的地方，照亮全国，突然被人们知道，营销当然是个手段，但是你拼命地砸广告，眼前一亮就过去了，如果你不能在人们心灵里留下某种东西，击中某个东西的话，你的企业依然做不大。而这种东西就是使命。什么是人生的终极幸福，每一个被人接受的产品，每种被人认同的培训服务，背后都有一种人类（物质）需求之上更高的东西。 当你的企业有了使命意识，有了使命宣言，每个员工知道自己做事之上，（还有）更加崇高的东西，你的企业不仅为了生存、现金流，成长今年翻番，明年翻番，而是一种有了使命化的生存。只有使命化生存的公司才能走得远。动物也要吃喝，但是什么东西赋予人和动物的一种区别，企业作为个体生命来说，有没有使命是区别于初级的生存，还是一个更高生存的一个东西。 中国创业者缺乏直诉心灵的力量 我可以告诉大家，去年12月，我看到马佳佳的演讲后，立刻打电话到国内来，我说找到马佳佳，我要跟她见面。今年的第一顿晚饭，我是跟马佳佳一起吃的，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男生，还有很多女生。吃的时候，我当场就睡着了。但是我高度认同马佳佳做品牌、做宣传的能力，这是中国企业家最缺的东西，而往往又不觉得这是自己的一种悲催。马佳佳（我们）已经给她投资了。马佳佳说，只能给你比较少（股份）。她在转型中不知道自己要卖什么，（估值）已经一亿人民币了，她的力量在哪里？在于品牌的力量，在于唤醒市场的激情，期待的力量。那这种力量是我们中国的创业者，我们真的投了无数的企业他们最缺少的东西。 我大前天（3月25号）在黑马营徒步的时候，旁边走来一个人。我说你是谁，他说我是蔺德刚，是（性玩具电商）春水堂的老板，销售是八千万，今年可能是两个亿，但是居然没有人知道。我说那你悲催了，马佳佳地球人都知道，但是你春水堂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你）是天津南开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这么一个高材生做这件事，我认为他的勇气、开拓力量跟马佳佳有一拼，然而你见到他就知道了，他是一个传统的，埋头拉车的创业者。我就跟他说，那好，你的企业应不应该有一个马佳佳，干脆把他并购过来，马佳佳站在一个一亿销售团队之上的话，今年春水堂的销售就不是两个亿了，就是五个亿了，你是不是可以给她30%，实在不行50%，从一个点谈起。关键在于什么呢？一定要和市场营销的力量，企业宣传的力量，企业文化的力量，企业使命的力量结合，我不称之为互联网思维，而是超越产品，直诉心灵的力量。 大姨吗：只是女性经期管理专家，不够！ 大姨吗大家都知道，是真格基金投的，它是做女性健康管理，从经期管理到孕期管理，但是它面临很多竞争对手，有很激烈的竞争。说来好笑，它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是福建的，也是我投资的。我们一般不投竞争的企业，只不过我投的时候，他们是做另一个项目（返利网）。后来它也要做这个，其他的投资人并没有太鼓励他们做，他们就做了。当然这不是我要讲的主题。（大姨吗）他们面对极其剧烈的竞争，董事会谈来谈去，怎么面对竞争对手，怎么产品做得更好，怎么价格更优惠，但是这个是没有出路的。真正的东西是什么呢？在于大姨吗到底为什么？假如你仅仅是准确地预测、管理女性的这种健康问题，挺好。但你跟别人有什么区别呢？（消费者）怎么能够用我的，不用其他的，每一个憧憬着美好人生的用户，都是女性，给她们带来一种：每天打开，不仅是一个工具，就像她们每天照镜子，抹上化妆品的时候，那个青春美好生活开始心中萌动。打开大姨吗，你给女性带来什么与它这个工具不一样的东西。在董事会我讲了半个多小时，我提出来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我现在还不能说，免得被我们投资的另一家公司听到了。当然那家公司，我去开董事会，我也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聚美优品：活出自己的色彩 这是一个著名的案例，我简单回顾一下对你们一定有启发。 聚美从游戏公司转变化妆品公司，当时的生存之道是卖真货，有人出假货，无条件退款，30天之内拆封也退货，而且事实上当时退款率并没有增加，证明中国的消费者相当不错。谁不买真品？应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如果你是30天退货，那边说60天，甚至你没有瓶我也退你，你退不起。两个打车那种竞争，我觉得是很低级的，所有烧的是投资人的钱。你怎么人家打开你就觉得我就信你，我就爱你，买了你，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同样一瓶护肤品，我买了你的，跟买了别人的完全不一样，我愿意付更多的价格，你一定要给自己的服务找到一种东西。 在2011年的9月份，当聚美开始每天销售超过一、两百万，每个月开始朝着四、五千万突破一亿速度的时候，我跟王老师有一次深刻的对话，他提出无条件开瓶退货的两个月以后，请陈欧给所有高管做了一次演讲。王老师说一定要从产品，一定要从货物，物质的东西进入精神的、灵魂的、情感的认知。我觉得我们在创造一种崭新的商业文明。 伊丽莎白女王说过：美丽是通往成功的推荐信。这个对陈欧，对聚美的企业文化，我不知道有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让我们看后面聚美做什么了？这个时候就再也不是真品，30天退货，他就变成了我为自己代言。要知道他代言的时候，第一个叫聚美体：蜗居、闪婚，80后的我们，一直在路上，不管路有多么难，一定要坚持走到底，无论压力多大，也要活出自己的色彩。第二个就是陈欧体：我为自己代言，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这几个广告，就完成了从产品到心灵，从为自己的公司代言，到为这一代人的诉求代言。从消费者物质满足的层面，到消费者精神满足的层面。 各位搞教育的朋友，我们天然就是在一个精神追求的领域，天然是一个人生奋斗的领域，天然就是一个和人终身的追求挂钩的产业，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文化可做。聚美11年的销售是5亿多，12年的销售是20多亿，13年的销售是60多亿，今年是朝着100多亿走，很快就要上市了。毫无疑问，它成了今日中国青年创业非常辉煌的代表。 人家一定会有40天开瓶退货，最后变成你没有买也给你退，这个恶性竞争。这里面品牌溢价就出来了。河马哥根本不懂化妆品，聚美品牌之下，人们很难相信他会成功，这是一个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绝大部分也都创业三、四年了。而聚美的迅速崛起，跟这种（情感）有直接关系。当然他的两个影响巨大的广告，聚美体、陈欧体，我是没有参与的，但是我对陈欧的贡献是这样的：当时董事会讨论要不要上电视？最后董事会决定不要上电视，我们踏踏实实做事。结果我回去，睡了一觉，我梦见我和俞敏洪走南闯北到处演讲的事，王强上电视、上电台宣讲的事，新东方不就是说出来的吗？新东方不就是宣传出来的吗？为什么我们投资的企业要人家低调，（第二天）我就跟陈欧说，你就大胆地做，绝没有问题，我来做你的公关总监。 新东方：绝望中寻找希望 下面讲几个伟大的企业，毫无疑问俞敏洪新东方。这个东西要研究一下，真的对你们有特别直接的价值。俞敏洪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当时没人来报名，他就到国家图书馆去演讲，免费。大家都来了，来的人太多，他不得不站在垃圾筒那儿进行演讲，这是伟大的瞬间。如果大家听了他的演讲觉得OK，不错，挺好，免费。他可能收获的是几万、十几万的销售。但是俞敏洪的演讲不一样的是，他的演讲就像今天新东方基本的核心价值观一模一样，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他的模式是什么呢？他讲自己的苦难，讲自己的挫败，俞敏洪最著名的一个演讲，那个标题是我编的：挺立在孤独、绝望、失败的废墟上。为了挺立、为了站起来，来到新东方我告诉你，人生要坚持奋斗，人生要自信、自尊等等这些东西，就形成了新东方所谓的励志（文化），我们讲的就是每一个人追求梦想的权力、信心、能力等等这一套东西，这就是使命。 新东方成功，演变到最后成为了什么？我们对一个人咨询，犹如对一代人的咨询，一样的激情，一样的准备，一样的努力，最后一个一个的人汇成了一代、一代的人，所以新东方是什么呢？人才的国际化，这是我们的产品。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如果大家都不懂外文，都走不出世界，都无法理解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国永远不会崛起。所以在这里，大公司有大公司的使命，现在让你（站在）国家图书馆的垃圾筒那，你讲什么？来报名，我们的课不错，那你顶多做到李阳，李阳那种宣传不可谓不强大，他叫叫卖。 我跟他（李阳）个人是好朋友，（他）唤起了中国人学英语的激情，然后大家都来新东方交钱报名。我希望大家都到李阳那儿去交钱报名。以至于还搞跟李阳亲历十天的培训班，替他累，当然里面有管理的问题，有团队的问题。总而言之，李阳的使命而言，只是敢说，大胆地说，疯狂地说，他没有超越一个人更高的东西。我们事实上也投了口语的东西，我们也有我们的使命宣言，待会儿我会讲。 真格基金：帮助创业者成功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 联想在97、98年出了一本书《联想为什么》，这本书出来奠定了联想的品牌。联想就说要做一流企业，为了民族高科技的发展，联想就有了这么一个高度。大家回头说，千万不要说我是小企业，要知道柳传志辞去联想工作的时候，他是要挣钱，要生存，要动物化生存。但是设想一下，那种惊涛骇浪九死一生的历程，如果老柳心中没有使命感，一种超越于公司之上的，一种引领时代的、神圣的职责的话，联想撑不到今天。 真格基金在做什么？我们提供资金和经验，为一代创业者的崛起而努力。要知道当我们投了好多项目，有些项目我们就明知它绝不能成功，比如说硅谷的创业方舟，我们一看到以后，说这个东西一定做不成，但是我跟王强一人承诺给他十万美元，但是他后来只要了五万美元，就这么一个故事，就足以让中国创业者感到创业可能是浪漫的，可能是有趣的，可能是兴奋的：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一千个创业者聚集在船上，有问题互相解决的时候，还有星巴克，还有麦当劳，还有电影院，失败了之后直接跳下去了，那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事。 我们就被这种东西吸引着、召唤着，我们在做这个事。还有人说，我看那个创业者觉得很棒，当然答应给他钱。但是后来内部讨论种种原因不能给，我自己会给他钱，不能给他答应的200万，也许会给他50万、30万，但是不要股份。之前谈好了20%的股份，但是没有给，后来那个人很生气，给我写信，这件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给他汇100万，我不要他的股份，不要他的合同，等到下一轮是多少钱，我就自然融起来。这家公司（后来）被人看上了，翻了十番。我们真正为了帮助创业者崛起，真正为了践行我们倡导的真格文化，我们愿意倾其所有，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 因为有了这个使命，而我知道许多著名基金，我跟你签了以后，最后不投，这是创投家的重大问题，我要来改变这个文化。真格和其他基金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仅仅为钱，但是这个很艰难。我们要获得最高的回报，但是我们用人格，用人品，用诚信，用对创业者无条件的爱和关怀来获得最高的财富回报。 51TALK：不服输的人生说出来 下面讲讲我们投资了一个企业，51TALK，我们投了以后，宏盛投了，小米后来也投了，在年初的时候，马云一亿美元投了VIPABC。我说你的企业使命是什么？你拼价格拼不过，拼烧钱完了，拼个子，人家请的是姚明代言。黄佳佳（51TALK创始人）我们就帮他找到了，就像我们帮柴可找到大姨吗的使命一样，帮黄佳佳找他的使命。 为什么要学外语，价格肯定是低的，用的是菲律宾发音，很标准的英语，不就是工资低，学了外语工资高一点，或者是国际化时代，会说英语的比不会说英语工资高30%。我说黄佳佳，姚明给了你伟大的机会。你把这个图像换成黄佳佳，就是两个字：不服！我矮我不服，我穷我不服，我要奋斗，我要成功，这个本质核心差不多，但是它就有了你黄佳佳的基因，如果你敢，你自己只有个头发尖，那是黄佳佳，这就找到了这个企业的灵魂和基因。陈欧整出来“我为自己代言”。黄佳佳，你用姚明，你也可以为自己代言，对于中国学习者的震撼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说话？51TALK，因为不服不要说话，高、帅、富是第一个，穷、矮、锉，你的服务对象就是这个对象。 黄佳佳（听了）非常激动，他能不能实现这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看到51TALK，因为不服我要TALK，因为不服我要学英语，因为不服我要奋斗，对不对？这就是看他的执行力了。但是我们给了他一个使命意识，你要根据你企业特定的产品，特定的创业者团队的形象，特定的目标受众，找出你独一无二的使命宣言。 俞敏洪讲他的苦难，王强讲他的辉煌。王强到了美国学计算机，英语变成计算机，又进入了贝尔实验室，（跟）王强一比我都不是人了。我就没东西讲了？苦难的学生经过我的咨询，从俞敏洪变成王强。人生咨询，从苦难绝望中找到希望，人生必将王强，新东方就完成了一个基于我们创业基因的使命、宣言，而这个宣言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宣言。 共产党宣言告诉世界我们是什么。无论你是北、上、广、深，还是在三、四线城市，只要根据你的产品服务对象，跟他聊天，跟你的团队讲，最后找到属于你的企业独一无二的一种使命，独一无二的企业文化，基于企业之上的一整套的说辞，一整套的文字、一整套的演讲就是所谓的企业文化，企业灵魂。 那你和其他的（企业）有什么区别，找到这个东西，我给你们调整，相信每一个人的企业，每一个人的品牌都会因此而增加一个光亮度，提高一个等级。 陈欧第一个广告，我要活出我的色彩。第二个广告，我要活出我的漂亮。你只闻到我的香水，你没有看到我的汗水。新东方最后语言就是力量，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崛起我们培养国际化人才，一定要基于你自己的产品。我在街头看见一个广告，慈善就是力量，什么都是力量。电灯泡也是力量，电池也是力量，你一定要找到那种独一无二的东西。这是一个挑战，如果不难，那遍地都是新东方，即使一个企业具有了王强、我、俞敏洪，（也不）意味着就更加强大了，强中有更强。所以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素质的提升，企业家综合能力的提高，是决定我们成败的因素之一。 我们觉得有了使命感，最后要弘扬它，到处讲，到处说，你的公司就鹤立鸡群，就与众不同，因为我们有了使命感。而使命这个词是《圣经》里来的。到非洲，到亚洲就去传教，就传这个使命的人，上帝的使命。而我们在商业领域里面，当你把你的企业使命告诉大家的时候，你完成了一个传教、传播，你开化了没有上过课的人，把所谓的野蛮人变成文明人，上过我的课就不一样，新东方是有这个力量的，许多优秀的教育机构是有这个价值的。 原文选自《i黑马》
2014年5月29日 -
王俊峰:多措施加强期货市场投资者保护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在提案《关于完善期货市场监管法律制度、促进期货市场监管转型的建议》中指出，加强期货市场投资者保护，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合作共赢、开放多元、有序互动的监管格局，加快推进期货法立法。 王俊峰表示，经过二十多年的规范发展，我国期货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品种结构日趋完善、运行质量显著提高、市场功能逐步发挥，已成为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风险管理市场。作为一个规则导向型的市场，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是推动期货市场各方主体归位尽责，实现期货市场监管转型，促进期货市场进一步发挥功能，保持健康规范运行的关键。 首先，完善法规制度体系，推进监管转型是促进期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当日无负债、中央对手方等特殊交易机制，需要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和高效的监管机制加以保障。期货参与者较多，法律关系复杂，对市场化、法治化、透明化程度的要求比较高。完善法规制度体系、推进监管转型，有利于明晰期货市场参与主体的定位和权利义务，促进期货市场参与主体归位尽责，促进期货市场功能发挥。 其次，完善法规制度体系、推进监管转型是发挥期货市场功能，满足国民经济多样化风险管理需求的现实需要。期货市场已成为资本市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速金融创新步伐、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服务国民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当前，我国期货市场处在“新兴加转轨”阶段，现有监管模式管制色彩仍较浓厚，监管错位、越位、缺位、不到位情况客观存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为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促进期货市场监管转型，王俊峰建议： 第一，减少前端审批，深化金融期货产品上市审批机制改革。推进监管转型首先要求行政监管机构放松管制，简化行政审批，这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就是要进一步推动期货产品上市审批机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运行体制，提高金融监管行政效能，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提供有力保障。可以考虑在《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框架下，提高期货品种上市审批效率。现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期货交易所上市新的交易品种，应当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为提高审批效率，建议取消征求意见环节，规定期货品种上市审批权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单独行使，并规定明确的审批时限。同时，对于已经经过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同意的同一品种下的不同产品合约，授权期货交易所自行决定上市事宜。 第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监管透明度和公信力，形成放而不乱、活而有序的新机制。一方面，要厘清和处理好日常监管与稽查执法、行政监管与自律管理的关系。在法律层面明确自律监管的地位、依据和适用范围，理清行政监管和自律监管之间的分工，充分发挥期货业协会和期货交易所等自律机构灵活、专业和行政监管机构权威、公正的优势。。 第三，加强期货市场投资者保护，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合作共赢、开放多元、有序互动的监管格局。期货案件专业性比较强，为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应当建全投资者争议纠纷解决机制，即除了行政处罚和纪律处分，还可以通过完善相关立法，探索采取行政和解、调解、仲裁、集团诉讼等多元化争议解决方式。逐步完善期货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建立符合国情的投资者适当性法律制度；建立投资者分类制度，细化经营机构的风险揭示义务和责任；明确期货公司的信息报告和披露义务；建立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者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 第四，加大制度供给力度，加快推进期货法立法。在银行、证券、期货、保险、信托、基金等六大金融行业中，唯独期货行业还没有立法，制约着期货市场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服务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市场发展的短板。当前重点是要以《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为基础，加快制定我国期货市场的基本法。要进一步细化违法行为认定标准，提高处罚标准，丰富执法措施和手段，增强操作性和匹配性，建立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研究投资者补偿制度。更多引入刑事司法力量参与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采取“一年一评估、两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的方法，及时将监管执法经验和趋势反映在立法之中。 文章选自《证卷时报网》
2014年5月29日 -
龙永图：三件事让中美实现积极互动
“第一，尽快完成双边投资协定；第二，避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相互冲突，最好能够实现相互重叠和相互融合；第三，开好今年11月份在北京的APEC会议，实现所有APEC国家，特别是中美两国合作供应的新局面。”4月11日，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分论坛“亚太：中美如何实现积极互动”上提出中美如何实现积极互动时指出可以做这三件事。 首先是要积极把中美的贸易关系搞得更活跃，对此，龙永图提出，要尽快就中美双边的投资条约达成协议。因为中美双方之间的投资已经非常多了，没有一个好的中美方面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框架，中美双方的相互投资就会受到限制。 其次就是要避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相互冲突，龙永图说，中美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乱成一锅粥，只有中美两个大国合作起来才能把这一碗粥清理出来。“现在最重要的两个贸易协定，一个是中国参加的RCEP，另外一个是美国参加的TPP，有很多亚太国家两边都参加了，但中国和美国各在一边。如果中美不很好的进行沟通，两个区域贸易的协定很可能产生冲突。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避免两个区域贸易协定的冲突。如果能够重叠，或者能够合并是最好的。因为很多企业家都知道贸易协定越复杂，对我们的商人来讲越不利，因为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规则。” 最后龙永图提出，我们能不能在今年的北京APEC会议上重申过去达成的在2020年实现整个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目标？如果能够实现，将会对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产生很重大的推动，开启中美两国合作供应的新局面。 文章选自《财经网》
2014年5月29日 -
沈南鹏：如何创造红杉资本的中国成功
美国风投进驻中国后创造的投资业绩往往参差不齐，他们通常会聘用本土员工，借助全球名誉通过“加盟品牌”的行式开展独立运作。如硅谷一样，中国是科技投资者的一片沃土。例如，即将赴美上市的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很有可能成为美国股票市场历史上最大一宗IPO。然而，这种投资业绩对远渡重洋进驻中国的美国风投来说可遇而不可求。 今年2014福布斯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位专注中国市场的投资人中就有两位来自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成功不仅要归功于整个团队，也要归功于其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的卓尔不凡。 沈南鹏于2005年在红杉基金合伙人Michael Moritz和Doug Leone的支持下创办了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当时中国互联网公司还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同类公司。事实上，红杉资本不是第一家成立中国“品牌加盟”基金的风投公司，恩颐投资（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于2003年在中国成立，而在红杉中国成立之后，也有许多美国风投陆续进入中国。 经过多年发展，红杉中国逐渐独占鳌头。红杉中国2007年的二期基金（2.5亿美元）为有限合伙人带来了高达33%年化净收益率（扣除相关税金和费用）。红杉中国2010年的三期基金（3.5亿美元）的年化收益率高达37%。(红杉中国2012年的四期基金仍在投资中)。近几年，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背后频现红杉中国的身影，其中最耀眼的是奇虎360（市值高达120亿美元）、唯品会（市值高达80亿美元) 和掌趣科技 (市值高达40亿美元)。 沈南鹏是如何调整了红杉资本的战略战术以赢得中国市场？红杉中国的许多竞争对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TMT领域，而红杉资本也同样，但也采取了更为多元化的战略。 “这里有比硅谷更为广阔的天地”，沈南鹏说。红杉中国投资的某些行业可能是美国的风投公司会尽量避开的。沈南鹏认为关键是要了解中国文化和商业习惯，另外要善于授权给团队。 拥有广阔视野的红杉中国曾投资过LED芯片龙头企业乾照光电、快餐连锁店乡村基等，也是诺亚财富的唯一机构投资者，当时沈南鹏认为它是一家具有革新意义的私人银行。数年后，其一半收入都来自财富管理和储蓄产品。“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今后会如何演变，”沈南鹏说。 更广阔的天地有时也意味着某些项目的退出空间可能会相对狭小。乡村基2010年上市时只募集到8300万美元，而现在其市值近3亿美元。沈南鹏表示一些领域是红杉中国不会触及的，包括房地产、矿业和没有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公司。“消费品投资也往往要拥有TMT视角。行业上我们比红杉美国的视野更开阔，但我们绝不会去投资一家缺乏独创性的公司。” 红杉中国与美国的最大区别可能在于沈南鹏他更重用团队，而红杉美国则更偏向于合伙人驱动的模式。沈南鹏相信应该培养年轻人才，有时候他直接从商学院刚毕业的学生中招分析师，然后让他们跟着自己或者同样入选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的周逵去参加董事会议。这种做法在红杉中国非常常见。沈南鹏拥有一支由50来人组成的专业团队，专注于尽职调查和发现投资项目。 尽职调查至关重要，沈南鹏表示，因为中国市场尚有待于规范，财务完善和战略方法上需要下不少功夫。沈南鹏表示，中国年轻的企业家总是首先把目光放在 “抢占”新业务和销售额上，往往忽视这类问题。“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我们的一位经理很高兴，不是因为他投的项目赚钱了，而是因为我们躲过了一劫。”沈南鹏在加州Sausalito开会时接受了《福布斯》（亚洲版）的采访，在这里他正在与红杉资本美国、印度以及以色列的合伙人进行年度会议。他说：“有一家上市公司被认为可能有财务欺诈行为。一年前我们对他们的尽职调查中就发现了端倪，所以当时我们毅然决定放弃对其进行投资。” 沈南鹏的团队还仍在使用打Cold Call这种逐渐消失的方式找到创业者。红杉中国业务拓展团队主动联系可能适合投资的新公司，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唯品会，唯品会CEO沈亚当时得知红杉在唯品会客服台留了言。“他们在中国非常有名,所以我们把电话拨了回去,”沈亚回忆说。红杉随后在沈南鹏的主导下两次投资了唯品会。 沈南鹏出生于上海。这位数学天才获得了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后进入了投资银行界，最终回到了中国。他于1999年回国联合创办携程旅行网，目前市值高达60亿美元。在创立红杉中国基金前，他长期担任公司总裁及首席财务官职位。 在携程的发展早期，沈南鹏及其他几位联合创始人意识到许多潜在客户喜欢在网上浏览交易，但一到网上支付环节便踌躇不前。为此携程大规模培养了训练有素的客服人员，将网站流量转化为销售量。当沈南鹏在携程IPO之后第18个月离开公司的时候, 携程仍有60%的交易是通过电话变现的。 “我们有意识地强化了客服中心的作用，因为这样我们能为用户能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培训员工，确保他们知道该如何恰当地回答问题。”沈南鹏解释道。“那时候这非常有效，加大了我们与竞争对手的差异。” 在携程早期，沈南鹏带领的携程团队还曾派员工在中国各地的机场休息室派送会员折扣卡。 随着携程的突飞猛进，沈南鹏也看到了酒店业的巨大契机，这是一个以人为核心的行业。2001年，沈南鹏联合创办了如家连锁酒店。该酒店主要针对中国一些注重开销成本的旅客，酒店的发展十分迅速并于2006年上市。目前该集团拥有超过2100家酒店，沈南鹏目前仍担任联席董事长。 红杉成员企业校园行项目是实现面对面交流的有效途径。它每年会在中国十余个城市的顶尖高校巡回举办。每年9月起，红杉团队会与超过30家被投企业与大学生们实现面对面交流，并从中招聘人才。沈南鹏在过去几年中为被投企业挖掘到了“至少四位”首席财务官，而他自己每年要面见的新公司多达150余家（红杉中国的创业和成长基金每年投资约达25到30家公司）。“沈南鹏和其他几位合伙人总是在各地飞来飞去面见公司，”唯品会CEO沈亚告诉我们：“有一次他们来找我谈事情，但他们当天还要再跟其他几家公司创始人见面，于是他们就干脆把另外几位创始人带到我们的办公室。” 沈南鹏的丰富经验所产生的协同效应也备受瞩目。奇虎360的创始人周鸿祎称他在携程初始阶段就认识沈南鹏。当时周鸿祎还在IDG资本投资的一家公司工作。周鸿祎表示：“沈南鹏告诉我，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会投，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做得很成功。我们和红杉中国的项目在2005年下半年就很快完成了，不是因为红杉的名声，而是因为沈南鹏对我们团队的认可。” 虽然与沈南鹏联合创办红杉中国的合伙人张帆已于2009年离职，但沈南鹏让红杉美国始终坚信他可以掌舵好红杉中国。沈南鹏和几位中国合伙人的投资决策拥有完全决定权。周鸿祎认为，这种独立性是衡量一家入驻中国的风投公司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当然与美国的沟通也至关重要，红杉中国合伙人孙谦就曾与红杉美国合伙人Roelof Botha（Paypal前CFO）电话讨论一个被投公司的财务状况，这在红杉资本每周都在发生。红杉中国和美国办公室会定期与印度和以色列办公室讨论TMT和其他行业趋势，而沈南鹏也会将他的员工轮换到硅谷工作两周。 随着京东商城在内的许多红杉中国被投企业越来越多退出机会的临近，红杉中国可以完全实现凭业绩数据说话。“在所有的风投基金中只有红杉中国取到了这样的成就”。同样位列全球最佳创投人纪源资本合伙人李宏玮表示：“很多基金在中国的业绩表现不尽如人意，而红杉中国确实做到了实至名归，我认为这要归功于沈南鹏。” 原载：福布斯（亚洲版）
2014年5月29日 -
中信资本张懿宸：像黑石那样
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并非个性张扬之人。关于他的处世之道，看看他香港办公室所挂的一副对联就知道了。这幅对联乃晚清重臣左宗棠为无锡梅园所题，内容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这亦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座右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眼光，我从来不相信这样的故事，也不是这样的人。”张懿宸谦逊地对《环球企业家》说。 择高而立，向宽而行，张懿宸正是这么做的。2013年5月14日，他赶赴美国西雅图微软总部，参加一年一度的微软全球CEO峰会。这场年度性私密会议吸引了一百五十位全球顶级商界领袖参加。“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渣打银行首席执行官彼得-桑兹(Peter Sands)、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David M.Rubenstein)等均名列其中。 在峰会上，张懿宸遇见了他最期待见面的人，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后者主宰了21世纪头10年里的标志性行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两人首次会面中，张懿宸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黑石业绩的欣赏。在过去28年间，这家公司企业股权投资年回报率超过20%。上市5年间，其业绩年年飘红，如今旗下管理着超过2400亿美元资产。 在张懿宸看来，较之于其他同类型公司诸多业务表现参差不齐，黑石的每块业务均表现优异，例如其房地产基金堪称整个PE界翘楚，并购业务则堪与高盛匹敌?……除此之外，他格外欣赏黑石从不单打独斗，亦不念独食的行事风格。这与中信资本的行事风格如出一辙—通常，它所展开的企业股权收购均以“俱乐部式”交易完成，要么以牵头人的面孔出现，要么以主要参股者身份亮相。 张懿宸期待打造另一个黑石。尽管当下其45亿美元的资金管理规模距离黑石相去甚远，但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令人着迷，若假以时日，中信资本或将有能力成为与之匹敌的金融巨擘—它已悄然构筑起最为完整的产品线及最全的海外业务布局，在国际PE市场上，其投资业绩和行业声望国内罕有匹敌者。 但苦恼犹在。张懿宸的困惑在于如何整合中信资本的各业务单元，并使之服务于公司整体战略。“我很想请教施瓦茨曼如何将一个个完全分散的业务板块融合成一个整体，而又不必把利润都收上来又变成大锅饭。”张懿宸说。 入局 很少有人的经历如张懿宸般传奇。他13岁丧父，做过建筑工人，之后差一点成为歌舞团的小提琴手，18岁以全省高考第三名的成绩被选送出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他一路闯荡华尔街，31岁则被中国财政部聘为高级顾问，主持设计中国国债市场结构，34岁成为美林银行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为中国进行数十亿美元的融资。 2000年，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力邀其加入中信。2002年3月，中信集团成立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集团旗下嘉华金融及嘉佳证券均纳入中信资本，张懿宸受命掌管上述业务。在初创阶段，其主流业务是IPO上市承销、股票经纪及自营交易等投行业务，而被黑石当作业务重心的私募股权基金(PE)业务却鲜有涉及。 这一领域最终在2005年得以涉及。当时，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证券正式获得证监会批准开展国际业务，香港成为其出海布局的首站。张懿宸便顺水推舟，主动提出将大多数传统投行业务转交给中信证券，仅保留了结构性融资、对冲基金等少数投行业务。如此PE直投及房地产基金业务则成为中信资本的业务主轴。即便按照当下的标准评判，张懿宸当时所移交给中信证券的大礼亦相当丰厚，包括规模已扩至400人的庞大团队，多数为投行业务人员，其投行客户数量亦十分可观。中信证券获其受让之后，一跃成为在港中资券商之翘楚。 张懿宸另有打算，彼时，他向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提交战略报告。在报告中，张将中信资本的对标机构设定为另类投资企业黑石，而非高盛、美林等投资银行。“为什么选黑石?它除了投资业务之外，还有投行业务。我强调的就是要做很多的投资。”张说。 2005年因此成为中信资本历史上的分水之年，自此之后，张懿宸开始了全新的创业之旅。如今，中信资本已涵盖国内外PE直投、房地产基金及创投业务，同时包含结构性融资、对冲基金及政府基金合资项目等业务。 如此广阔的战线对久经沙场的张懿宸来说亦堪称考验。作为一名出色的华尔街交易员，他曾长期负责开发按揭债券交易模型，并在格林威治资本市场公司、东京银行及美林证券掌管债券交易达十二年之久。即使如此，张亦罕有华尔街惯常的桀骜与自信。对此，他的解释是“特自信的都是年轻人，干久了你就知道，在交易中出错只是时间问题。你只能指望你之前赚的，要多于出错时输的”。 张懿宸堪称中信—这一由“红色贵族”荣毅仁所缔造的传奇品牌的守护者。较之于“红色资本”的标签，张更喜欢强调国际化的团队及运作。“我是最早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我们的管理也一直非常市场化，和国际公司没什么大的区别。”张表示。 他一直在为中国某些最为重大的交易穿针引线，成功秘诀你或许能从其北京办公室的布局中窥见—四把传统中式木椅一字排开，其寓意为“不谋独占”、“和气生财”。在中信资本的一间大会议室里，一面巨大的壁橱颇引人瞩目，大大小小的隔断中摆放着数十个水晶碑。这些形状各异的水晶碑乃是中信资本成立至今全部PE投资案例以及基金募集的凭证。每块上面均无一例外镌刻着所投公司的名称、Logo、投资金额和投资时间，形状亦与被投资公司的产业息息相关。例如作为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的标志性交易，入股哈药集团的水晶碑便被设计为一个蓝白合组的胶囊。 张懿宸希望这些都能成为不朽的经典。 PE生意的秘诀在于品牌与人的专业程度需做最完美结合。张懿宸仍会参与到每笔交易中—没经他同意任何投资都不能生效。他挖掘人才的手法与收购公司一样娴熟。他领导着超过200名员工，这支擅长交易的经营领导团队中，不少人的背景显赫，行业经验超过10年之久。例如中信资本执行总裁陶礼贤曾就职于摩根士丹利公司纽约并购业务部及惠特尼基金(Whitney & Co.)，负责创投业务的曾之杰曾在华登基金工作，负责房地产投资业务的高级董事总经理程骁远曾在汇丰集团、法国兴业银行任职。张渺则主管中信资本的结构融资业务，亦曾在澳洲联邦银行、法国兴业亚洲有限公司等任职。中信还吸纳了第一代中国基金管理人、原太平洋资本管理公司董事叶静儒……纵观中信资本11年的投资史，它的特性在于对网络及新能源等狂热领域熟视无睹，而坚持捕猎传统企业。在操作方式上，一般的中资PE机构会选择购买少数股权，等企业上市后套现获利，但中信资本更在意对“猎物”的长期控制，而用于下注的资金多为从欧美国际投资者手中募集来的美元。对于单独投资的PE项目，其PE基金坚持进行控股型投资，并参与企业内部治理，待治理完成实现增值后再转手出售，这也是全球buy-out基金的典型手法。其中，消费品行业、优质地方国企及传统制造业中具有技术壁垒的隐形冠军常受青睐，这些名单包括与其他机构联合投资的顺丰、阿里巴巴、新浪等项目，亦包括哈药集团、冠生园、环球租赁、桂发祥等项目。 中信资本负责国际直投业务的执行总裁陶礼贤(Brian J. Doyle)认为这正是欧美成熟市场最为主流的投资策略及操作手法，亦确保其PE投资的稳健安全。尤其在日本及美国的并购市场上，中信资本堪称最具知名度、投资业绩最佳的中资PE机构。但在新兴的中国市场上，中信资本却常被张懿宸诟病为“错失良机”—它错过了红筹股及草根民营企业的投资上市潮。他反思称若过去几年间，不执拗于改造国企，而是更为大胆地投身互联网热潮，抑或对优质民企不坚持控股型投资，业绩或更为可观。 如今，中信资本的投资方向已转向非国企、非银行金融、电信、传媒及物流等服务业领域，亚信联创私有化、分众传媒私有化等案例即是体现。这一转变的根源在于中国PE市场已陡然生变，以往通过短期投资上市、概念暴炒的造富传奇已难重现，而现未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优质企业已是凤毛麟角。但张懿宸并不悲观，他反而认为当下的窘境对于中信这样精耕细作且娴熟于全球化的“PE贵族”意味着更大的机会。 如此转型乃是基于大量调研和准备的结果。张懿宸会耗费大量时间研究细分行业以及待投企业。这得益于张懿宸早年所受的教育及从业经历—他曾经年累月地设计交易模型，为交易人士提供理论分析和交易咨询，告诉他们“该买什么，卖什么”。 较之于个人权威，张懿宸更坚信团队力量。在中信，他秉承的管理理念是充分信任、充分放权、出事兜底。在公司内部，不同业务部门的员工会交叉分享各自的专业知识，此举令整个公司变得更加聪明。除此之外，张还要求下属工作勤勉与脚踏实地。 通常张懿宸会如此观察一家被投公司。首先派驻专业团队，回来开会讨论。这一过程颇为严苛，为了对一家连锁幼儿教育企业进行尽职调查，中信资本的调查人员曾跑遍该公司旗下七十余家幼儿园中的六十余家，如此才提交报告。“更多的时候，我相信下属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态度，最多从宏观趋势上把握一下，或者出面争取，如此而已。”张说。一般他只做宏观市场的行业判断，并直接否定掉特定行业，之后再对值得深挖的行业以及合作方做判断，所依据的并非“眼光”，而是基于事实的数据。在诸多数据中，他最看重利润率与增长速度，所做投资多为控股权投资，此外亦强调合作。“我从来都是主张和气生财，很少和人打起来，或抢项目，能一起做的就一起做。” 通常只有表现极其优异的公司才能获得其青睐。中信仿效黑石组成一个投资决策委员会，每一季度均会详细审议拟投公司业绩、经营状况以及可能的出手时机。能进入这一环节的公司少之又少。2011年，仅有50单项目进入尽职调查环节，只有5家公司被选中;2012年，这一数字攀升至60家，获胜者只有两家。 张懿宸对项目颇为挑剔，此前他曾希望布局物流行业，并已考察过数家业内知名企业，最后却都放弃。他开始了等待。在今年8月，在秘密获悉顺丰快递开始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张懿宸迅速展开战斗，由于时间匆忙，他在顺丰无法提供电子版公司核心资料的前提下就主动拜会顺丰董事长王卫。两人相谈甚欢，但王为其设定了不少苛刻的底线。例如短期内不能上市，不能有具体的上市时间表等，张都一一允诺。 在签署保密协议后，中信资本派六人进驻顺丰，耗费整整一个月时间人工输入完成所有纸质资料审核及数据处理，其最终做出的估值模型毫不逊色于另行聘请的专业咨询公司。 中信资本最终成为入局者。王卫决定在三家竞标者中挑选两家。令张懿宸备感意外的是王并没有借机哄抬报价。相反，王卫在与竞标者交流的过程中，已或多或少透露对公司的估值预期。即使如此，竞争仍颇为激烈，竞标者均怕落榜，最终不得不调高报价。“国内很多地方招标，你把信封交进去了，过几天对方再把你找去，告诉你怎么样。王卫则要求三家各派一个代表，带着信封，当着他的面拆开，然后给你看各家报的是什么价。全是公开的，他就主张这样。”张懿宸回忆说。 除了业绩基本面，张懿宸尤为欣赏王卫的以下三点。其一在于王在香港生活多年，与国内草根民营企业家不同，他根深蒂固的是认同治理公司必须事无巨细地依靠法制。其二在于“刻意的低调，他觉得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其三是“非常坦诚，实事求是，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 在决策期间，张懿宸曾亲自前往顺风深圳包裹分拣车间实地查看作业情况。他尤为在意管理细节，但令其备感惊讶的是顺丰的“法治”。以张贴在车间的人事处罚单为例，顺丰都会注明哪个人哪天因为什么受过处分，依据公司规章制度是哪条，然后经过什么程序，员工委员会最后判定结果怎么样，每个细节都异常清楚。这次实地考察的结果令其非常满意，交易最终如愿以偿。 在张看来，此次交易还获益于中信的品牌及后台资源。“王卫本人希望有一些带着资源但非常市场化的资本入局。他很在意具体和谁打交道，而中信大概是有资源且最市场化的那一个。”张懿宸回忆说。中信资本被看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团队稳定。“很多投资人说十年前跟你们接触，你们是这帮人，十年后，你们还是，这很好。” 改造 在入局诸多民营企业之后，张懿宸逐渐改变了投资策略。以往他更偏好押注问题重重的国有企业，2005年至今八年间，其近70%的PE项目均投向国有企业。这家红色PE对国企的偏爱不言自明—一家央企旗下PE机构，借助雄厚背景和资源，主导优质国企的整合改造并溢价出让，如此投资逻辑颇为顺理成章。 但在张懿宸现在看来，站在商业决策的角度，以往投资国企的经历纯属巧合。“投资优质的地方国企，关键是要与中信资本的体量相符。更关键的是，这些项目只有中信能做，倒不是我们用行政资源把竞争对手挤掉，而是地方政府根本就不敢把这些企业卖给民营PE，只好我们来做。” 张懿宸亲自参与了2005年之后国企股份制改造热潮，期间大量中型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亟待外部投资者介入，而地方政府因担心遭遇贱卖国有资产的指责，始终对民营资金以PE形式进入国有企业心存芥蒂。“把国企控股权卖给中信资本，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是国资背景，政治上没有风险。”张解释说。 经历八年的摸爬滚打，中信资本已成为PE行业少有的“国企PE专家”，但从2011年起，中信资本显著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直接投资力度。无论是电讯业的亚信联创，还是快递业的顺丰，以及被中信资本重点关注的部分教育企业，均为不折不扣的民营企业。 如此转型乃是大势所趋。因为未来投资地方国企的机会将越来越少。“以前，很多国有企业都还行，但这五年下来，能符合我们投资条件的企业已不多。”另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真正让一个国企转型非常困难。即便以央企的身份推动，也是如此”。 关于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的国企改造，张懿宸感受颇多。在其看来，投资国企的第一要务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必须由内筛选优秀企业家管理公司。这迥异于国外。例如在美国市场进行PE直投，更多地看企业资产本身，因为“有太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一个干得不行，可以找到十个替换”。但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却很难有效衔接国有企业历史沿革及各方联系，只有国企自身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才能处理好内部盘根错节的关系和文化。 除此之外，在如此复杂的治理环境中，如何让PE机构所派驻的人员渐进式地融入被投资企业亦是难题。对此，张懿宸可谓教训深刻。中信资本曾数次向桂发祥派出财务总监，最终使负责国内直投业务的信跃升挫折颇多。“当时没有经验，我们这边派的第一个人，过去就当了财务总监，这个做法很不明智。”信跃升回忆说。此人空降至桂发祥后很快与既有管理团队格格不入。他出身外企，并无非工作日加班的习惯，但桂发祥这样的老国企却有周末加班的文化，财务总监因此频频缺席周末的工作。这名财务总监还希望凭借股东支持，全面上收并改革原有财务制度，此举最终引发了原国企管理团队的集体不满。最后，信跃升不得不撤换此人。“财务总监和董事长发生矛盾，我总不能把董事长换掉吧?”信跃升遗憾地说。 事后，中信资本复盘认为，优质国企尤其是有较长历史的老国企，通常不会信任外人，而借助PE机构的股东权威行事往往会触动其心结。于是，中信资本再向桂发祥派出第二位财务总监和销售高管时，这些人都会先以顾问身份入职。例如从百事挖来负责销售的高管，暂不任命为总监，而先帮桂发祥设计产品，策划活动，干出业绩后再进行任命。如此行事两者的融合自然水到渠成。类似的迂回战术在冠生园亦同样取得成功，甚至在中信资本出让冠生园控股权之后，两位中信背景高管亦被冠生园母公司上海光明所挽留。 这些经历使得中信资本在向被投资企业派出高管时慎之又慎。首先最好挑家乡和被投资企业所在地接近的人选，尽量要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然后中信资本对其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如何与现有管理层建立信任关系，哪些人际关系需要维护等等。“这些东西，外资PE不会做，中资PE往往又做不好。”信跃升解释说。 改造国企另一个法宝是尽量利用中信的央企背景，帮助被投企业进行关系疏通及人员激励。例如一家地方国企曾试图在省会设立研发中心，以求吸引高端的技术人才。但该企业所在的地级市却出于狭隘的地方利益考量，对此横加阻挠。一来二去之间，其研发计划也陷入僵局。而中信资本在控股该地方国企后，便利用央企背景，最终帮助其摆脱当地国资委的干预，成功完成在省会城市的研发布局。此外，中信还发现较之于高薪、期权之类的经济激励，被投国企的管理层通常更看重行政级别。而如何将此纳入到激励机制中，正是中信资本所长。 但在貌似独享的国企猎场，丰厚的猎物却未必唾手可得。2005年6月，中信资本与华平资本各出资1.2亿美元，分别持有哈药集团22.5%的股份。这是迄今为止张懿宸压力最大的项目，亦是中信资本力图建立顶级口碑的首个直投案例，张懿宸很快意识到他严重低估了改造国有企业的难度。尽管时至今日哈药集团业绩已实现数倍增长，中信资本的账面投资收益亦颇佳，但时过八年以后，这笔投资仍未能套现退出。 谈及于此，张懿宸坦承这是对于退出时机的主观判断错误所致。最大的失误是中信对宏观形势出现误判。“在哈药集团盈利最高时，我们觉得不用那么着急的退。因为从2005年到2010年这六年的时间内，哈药的业绩翻了六倍，但是从那之后就开始下滑。” 如此转折令张懿宸始料未及。以哈药主打产品抗生素业务为例，张当时认为这一业务不会增长了。因为就人均抗生素使用量而言，中国在2003年至2004年貌似已达顶峰，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业务至今仍稳定增长。“我们有点冲昏头脑了，觉得后面还有机会。事后想，还是警觉性不够。”张懿宸说。 改造一家巨型国企实属不易。长期以来，哈药集团的营销完全依靠巨额的广告宣传拉动，营销人员仅仅是等着分销商上门拿货，毫无渠道管理意识。张懿宸曾去药店调研，发现哈药集团的药永远摆在货架最不显眼的地方，因为营销人员根本没有渠道概念，也根本没人管。为此，张懿宸重金聘请波士顿咨询公司为哈药设计解决方案。 但当咨询团队向哈药管理层讲解改进思路后，哈药的营销体制仍无起色。这一僵局持续到2011年。伴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抗生素滥用势头被遏制，哈药集团销售急转直下，张懿宸最终借势“逼迫”哈药实现营销转型。即使兵临城下，有关销售体制的转型仍持续了整整两年。究其原因在于利益。原来哈药产品好卖，营销人员均坐等药店上门求购，通过决定卖给谁或不卖给谁，就可从中渔利。 同样头痛的还有现金管理。在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和各子公司资金集中管理之前，哈药集团下属各子公司均各自为战，哈药六厂、哈药三精长期有大量资金闲置在账上，另一些分公司如中药二厂、中药三厂却要为扩大生产而拆借高息贷款，这一局面曾长期无法得到纠正。即使当中信资本派出的财务总监试图扭转时，各部门仍极力阻挠，甚至连哈药管理层也认为此事牵动利益太多而无法推行。无奈之下，一向温和的张懿宸不得不亲自出面，向哈药管理层撂下“不干就翻脸”的狠话。 为了推动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统一各子公司的资金集中管理力度，张懿宸曾严厉要求每天下午结算后将分公司账户上的资金强制划走，而非由分公司自主上缴，待到第二天上班前，再将当天所需资金转回分公司账户。即使如此力推，平台的搭建仍耗费半年之?久。 因为涉及利益众多，有时甚至连张懿宸亲自出马也无济于事。例如中信资本针对哈药集团采购系统及广告系统的整合至今仍未完成—同一时段，同样的广告时长，同一个电视台，不同分厂的采购价格仍很悬殊。 除了整合旧病难医的管理系统，国企的日常管理亦是顽疾。哈药集团地处东北，每年都要采购数万吨的煤炭用于生产和取暖。在此过程中，大量的煤炭被盗运出厂，燃煤购置金额长期高居不下。中信资本曾希望用电子化采购平台打击此类问题。但平台上线后，购煤成本并没有得到降低。疑窦丛生的张懿宸便派人前往购煤现场勘察。调查发现，驶入厂区的运煤车在过磅之后，竟只卸下半车煤就铺好伪装布匆匆离去。偷盗里应外合，手法之高明甚至连摄像头都无济于事。哈药集团管理层曾为此报警，但警方赶到现场时，所有嫌疑人早已胜利逃走，警方也表示此案无法找到确凿证据。 “有人通风报信。就算漏出去十分之一，你算算金额有多大。”在遭遇此类情形时，张懿宸痛感与体制抗争的无力，纵然中信资本背景强大，但面对国企的日常管理琐事时也是有心无力。他最为痛恨和痛惜的是无处不在的商业腐败。“大到采购燃煤的，小到处理煤灰的，他都能拿手里权力寻租。哈药集团一年的煤灰现在还能卖130多万，我们之前都不知道，还被忽悠要花钱请人来挖煤灰。可你抓着现行了，都处理不?了。” 如此纵然遭遇不少挫折, 但所换得的经验却相当宝贵, 张懿宸最终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国企改造方法, 令整个PE的布局将更具生命力。中信资本最终对哈药三精、六厂的营销资源进行了整合，实施产销分离，营销协同平台、防窜货系统及移动数据管理系统亦最终上线。除此之外，张懿宸在哈药集团还大刀阔斧地执行事业部制，针对拳头产品，成立产品战略委员会，并推广落实从采购、生产、成本控制到销售策划全过程参与的产品经理负责制。 新地 在其他领域，张懿宸亦希望觅得先机，房地产基金即是其一。中信资本是中资PE机构中较早开展房地产基金业务的公司，其业绩表现可圈可点。第一、第二支房地产基金已全部结束，投资收益率分别高达30.6%和21.7%。第三支基金也已成功退出四个项目，出资人本金已经全部返还，投资收益率为19.9%。 中信资本房地产业务高级董事总经理程骁远，与陶礼贤、信跃升一样均为中信资本的创业元老。他早在1999年就加入了中信资本的前身嘉华金融。在2005年之前，他曾为SOHO中国等房地产企业提供过融资服务，并以此为中信房地产基金业务积累原始资本。2005年，上海卢湾区囊括公寓、酒店、写字楼综合体的永银大厦急售，中信资本择机购入，并募集首支总额为8600万美元的房地产基金。该项目在2007年推出后一售而空，中信资本在房地产领域藉此打出口碑。 “那个项目的资产确实非常好，如果当时我们运营能力和现在一样，内部收益率会超过30%。”程骁远回忆说。2006年，对房地产市场走势颇具信心的中信资本与万科地产合作，发行了总额为1.5亿美元的“中信资本—万科中国房地产开发基金”，凭借中信资本在海外市场的口碑及强劲的募资能力，大量机构投资者纷纷试水内地楼市，通用电气房地产部门更为此投出其在中国房地产领域的首笔投资1500万美元。 程骁远则开始要求其独具特色，即“对项目有足够控制力，不仅仅只做财务投资人，更要具备较强的项目持续跟进、运营管理的能力”。“房地产基金最大的风险都在于对项目的跟进管理。”程骁远感慨说。他曾数次担当“救火队员”，深知房地产合同即使写得再细致繁琐，施工方和投资方的执行理解也会有差异，任何疏漏均可能延误项目的整体进程。 程骁远开出的药方是组建专业的项目团队以掌握主动权。在项目交接前，项目组对机电安装、管网设置乃至楼宇工程设计等可能出现的施工问题和运营问题进行预警。此外，大量来自一线拥有土木工程、建筑学、建筑管理等专业背景的业内人士，为每个项目配备专门的项目开发团队，从设计、招商、建造到运营进行全程控制，一旦出现问题即可善后。 长沙悦方 ID Mall已成为中信房地产基金的代表作之一。鲜为人知的是它从一栋空壳大楼蜕变为现代化商业综合体只用了九个月时间。如此速度已和专业地产企业不分伯仲。2007年，出于对国内地产调控长期化的担心，中信资本第三支房地产发展基金在投资住宅项目的同时，也大量投资商业物业。而正在募集的第四支基金其投资重心已完全偏向商业物业。 中信资本在募资能力上也取得重大突破，除卡塔尔主权基金之外，包括欧洲最大退休基金及北美最大退休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也相继成为中信房地产基金的投资者。 张懿宸亦开始推动整体业务板块的融合。从第三支基金起，中信已开始对国内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股权层面的投资，并在其需要结构性融资时为其提供专业建议。当业务团队推进乏力或是项目遭遇挫折的紧急时刻，张懿宸便会出面解决。“公司注册在香港。房地产调控开始后，我们的房地产基金在内地一些地方买楼时身份属于外资，受到很多限制。后来是靠张总出面，花了很大力气去帮忙，最终才顺利解决了问题。”程骁远说。 2011年，创投业务开始成为中信资本涉足的新领域，掌管该业务的是曾在华登国际工作8年之久，担任董事总经理一职的曾之杰。2009年下半年，曾开始一手组建中信资本的创投业务团队。“我们采取的是混合型投资策略。”曾之杰对《环球企业家》说。按照目前的团队和资金规模，其创投基金将重点投资体量相对有限、行业领先的高成长性中小企业以及技术领先的早期高科技企业，资金配比分别是8:2或7:3。在该基金现有的投资中，在国内汽车内饰市场占据最大份额的常熟汽配正是高成长性企业的代表，曾之杰近期还将投资一家做路由器芯片的半导体企业。目前这一市场80%都被美国企业控制，他希望所投企业能够打破这种垄断。 与张懿宸一样，曾之杰也是海归。他曾就读于日本长崎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商学院，并先后在中信泰富、日本三菱商事及美国华登国际工作。在其努力之下，中信资本创投基金虽在部分企业仅持有少数股权，但却往往能博取董事会席位或拥有话语权。“你真的帮到了人家，才能掌控住你的投资。”曾之杰说。为此，他会在深夜不时接到被投企业负责人的电话，有时与工作相关，有时则事关生活。“如果创始人是夫妻档，把你当朋友，两人吵架了也把电话打到你这里，你还得劝。”曾说。 虽然发展势头不错，但曾之杰和程骁远亦面临着不小的烦恼。对于创投基金而言，所投项目如何退出令曾之杰颇为头疼。首创投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完成的私人股本投资交易中，共有逾7500宗投资没有退出。私人股本集团投资的股权价值可能大幅增长，但它们很难卖出这些资产。 “在欧美市场上，微软、思科之类的行业巨头每年都会并购七十到八十家公司，这就能消化很多创投投资的企业。但国内没有这样的机制，”曾说。一旦所投项目不能被并购就只能选择上市，但因为会计监管以及中概股丑闻，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之路并不顺畅。雪上加霜的是国内IPO也被叫停，中信所投的数家企业只能在证监会排队等候。由于无法预知国内IPO重启时机，曾之杰已考虑在2013年年末以股权转让的形式退出部分所投项目。在其看来，中信创投资金强调投资效率，继续漫长等待并非上上之选。 相比之下，程骁远所面临的问题虽不那么迫切，但同样棘手。在中信资本房地产基金的业务布局中，悦方ID Mall已被选中作为中信的零售物业品牌。其品牌培育需经历漫长的过程，在万达、凯德等强敌环饲之下，中信商业地产如何实现突围并非易事。 海外 除了上述业务之外，张懿宸还将目光投向海外PE业务。早在2004年，他即将中信海外PE业务的投资目标锁定为跟随跨国制造业巨头进入中国市场的上游配件供应商—一般，这类目标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应为20%至50%。 在其后几年，中信资本针对中国制造业细分市场中的短板，有目的筛选海外可供收购的企业。“所投企业的产品几乎都是国内企业还无法大规模生产制造的，并且是单个细分行业中的龙头企业。现实就是如此—一旦国内同业已开始大规模推出同类产品，所投企业必然被成本竞争拖垮。”张懿宸说。 针对此类企业，中信资本有的放矢提升其业绩—借助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及其他招商优惠政策削减成本。近年来，张懿宸已觉察到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在投资策略上，他由“减成本”转而更强调“拓市场、增收入”。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国内设厂降低成本，二是开拓中国市场以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赢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国外技术与国内市场进行对接。 以生产工业机械润滑装置的林肯工业为例，其主要客户囊括全球最顶尖的工业机械制造厂商。在被中信资本并购前，林肯工业在美国克利夫兰及德国杜塞尔多夫各有一间工厂。中信资本入主后立即关闭其在德国的工厂，转而在江苏常州开设新厂。除此之外，张懿宸看到国内的基建热潮，他意识到大批工程机械厂商将纷纷扩大在华生产规模，于是抓住这一契机，帮助林肯工业迅速扩展中国市场，中信资本最终将其转让给欧洲SKF公司的价格是初始价格的9倍多。 循此路径，2012年，一家美国大型洗煤设备生产厂商艾尔竞(EEG)被中信资本控股。而在专业洗煤领域，全球范围内仅有EEG和另一家德国企业具备大型洗煤设备的设计制造能力。这一细分市场在中国商机无限—中国政府为控制煤炭使用过程中产生过多有害气体，曾出台规定要求对特定指标超标的工业用煤进行洗煤处理。依此规定，国内六成的煤炭必须经过洗煤处理后才能使用，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煤炭企业洗煤的比例却仅有30%。 张懿宸由此看好EEG在中国的市场前景。但挑战在于竞争者已在中国捷足先登，建立制造工厂并取得相当的市场主导权。于是，中信资本便利用央企的资源优势，促成EEG与中煤设备集团在张家口设立合资企业，最终在渠道及客户资源上实现赶超。 除了技术领先的企业，张懿宸还看重另一类投资机会，即收购那些在中国遇到麻烦的优质外企。“这类企业技术产品都不错，但在中国出现困境。原因在于要么与合资伙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要么与当地政府出现纠纷。此时外资PE不可能过来解决，所以此类公司的股权报价也很低。对我们而言，这却是绝佳的机会。”张懿宸说。 对于此类机会，张通常会大快朵颐。中信资本控股美国华瑞集团(RAE System)即是如此。RAE是美国著名的安保装置生产商，其主要产品是一种信用卡大小的芯片探测仪。该探测仪不仅能探测瓦斯在内的有毒气体，亦能对核辐射预警。 数年前，国内矿难频发，RAE觅见商机，曾通过合资企业入华，将产品销往国内矿业企业。但在市场开发过程中，RAE的在华合资企业却出现商业贿赂的不法行为。而按照美国商业法规，此类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身为美国上市公司的RAE在公司自查中发现上述不端行为后，立即向美国证监会(SEC)进行汇报，并随即接受停牌调查。 如此折腾使得RAE业务基本暂停。面对拂袖而去的公众投资者，该公司不得不选择私有化退市以求摆脱困境。由于该公司涉及在中国的违法行为，外资PE对其私有化邀约毫无兴趣。得知此消息后，中信资本立即对该公司进行基本调查，并联手一家美国PE机构收购RAE股权。 “我们和美方PE机构约定，由我们去解决国内的问题，以确保SEC不会再控告这家公司。”张懿宸回忆说。中信在随后帮助其与中国各地矿务局进行谈判，以确保RAE产品销售不受影响，随后再将RAE中国合资公司股权转让，从而切断RAE与中国腐败行为的联系。如此一来，SEC便不会再对RAE提出指控。这一方案颇为完美，RAE的股东们则非常配合，中信资本对RAE的收购亦最终信手拈来，并在业绩回升后将其转售给霍尼韦尔。短短18个月内，中信资本就获利3倍。 除美国之外，中信资本在日本的表现亦可圈可点。2004年至今，中信资本在日本累计投资了8个项目，投资获益多在3倍以上。张懿宸认为高回报率得益于母公司中信集团与日本商界深厚的历史渊源。中信集团曾是最早进军日本市场的中国企业，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扮演着半官方角色，中信集团创始人荣毅仁在日本政商界均拥有广泛的人脉。“荣老访问日本时都直接住在野村证券董事长家中。常振明董事长也精通日文，对日本的情况非常了解。这些都对日本业务的开展及人员招募帮助很大。”张懿宸说。 日本成功的另一因素在于本土化团队。目前中信资本的海外PE业务均由陶礼贤负责，日本团队则有十名成员，其中九人均为日本本土金融人才，剩余一位中国人亦在日本留学多年。本地化的人员配置能帮助其敏锐发掘细分市场中的隐形冠军。“我们的团队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精英，但在特定区域，我们仅会聘用最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陶礼贤说。在其领导下，中信资本国际首期基金已完全退出，并实现5.7倍投资回报，51.4%的IRR收益率。 不过，这一切并不能令张懿宸感到满意，他仍希望更上一层楼。张懿宸向本刊坦言若有机会，他希望向斯瓦茨曼请教如下问题。第一，黑石从最初单一业务线做PE，向其他领域拓展是业务规划的结果，还是人员推动的结果?从产品扩张上，黑石的整体策略是什么。第二，作为一个业务极其多元化的公司，黑石如何通过管理机制的运作将完全独立分散的业务单元有机地融合为一个公司。第三，如何在核心领导人更替，甚至是故去的情况下平稳过渡。“我更希望让大家看到我们投了什么，而不是赚了多少钱。我不太习惯就这点成绩，我希望把它做大，像黑石那样。”张懿宸对《环球企业家》说。 文章摘自《环球企业家》
2014年5月29日 -
何伟： 何氏眼保健体系创始人
何伟出身医学世家，1984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当一名眼科医生，1986年回母校读研。1987年，受国家教育部派遣，他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派的第一位攻读眼科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到著名的日本国立九州大学（也是郭沫若先生的母校，并与郭沫若先生一同被九州大学评为全球十大名人毕业生）深造，师从国际眼科专家猪俣孟教授。 领军人物： 技术 专利 人才 崇尚以科技、教育报国的何伟，心中有个“大梦”：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造福于人民。一方面，随着何氏眼科的发展，他不停地追求科技创新；另一方面，他成立何氏医学院，致力于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 谈其崇尚的专业技术，他如数家珍。何氏的眼科视网膜干细胞走在了国家的先列；成体干细胞项目是国家“九七三”项目，也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项目；被称为视力盗贼的青光眼，国家目前没有很好的疗法与药物，何氏眼科目前已经完成了临床，进入国家的新药创制项目；何氏眼科的干眼项目，独立技术明年3月份将得到欧盟的认证。一些欧美国家的专家已经前来商谈…… 如今，何氏眼科的专利数目高达24个，何伟个人成为辽宁省科技人才的领军人物当之无愧。 精神力量： 归国 创业 目标 “一个归国学子能把自己的知识和创造奉献给他的祖国和人民，这是无比光荣和自豪的。”与何伟教授聊天，会感觉到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因为他的人生经历足以书写一段创业成功的传奇。 “我是一个幸运的创业者。说到幸运，我走到哪里都能得到周边朋友的鼎力支持。我想告诫年轻人：如果工作是满足精神的需要，那工作的意义就变得神圣了。如果工作是有神圣力量的，那么全世界都会帮助你，你的成就会远远地超过你的想象。” 何伟出身医学世家，1984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当一名眼科医生，1986年回母校读研。1987年，受国家教育部派遣，他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派的第一位攻读眼科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到著名的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深造。 在日本留学的八年时间里，何伟凭借不懈的努力和坚强的毅力，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取得日本行医执照，并拥有了私家住宅、汽车和不菲的收入以及高端的社会地位。 1995年底，具有强大民族归属感和爱国精神的他，在一次归国公益巡诊的亲身经历中，彻底唤起了他回国创业、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他放弃了国外富足而安逸的生活，在沈阳迈出了艰苦创业、报效祖国、打造国内眼保健体系和办设高等教育的里程碑式的第一步。 何伟回忆，当时的创业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快乐的。“当时只有6名员工和一间150平米的办公场所。就在那里，我们这个6人团队开展了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激光和玻璃体切割三大临床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同时发明了多项专利。”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何氏眼科初步形成了集医疗、教育培训、科研、产业、国际交流、社会公益于一体、具有中国特色的眼保健体系---何氏眼保健体系。何伟计划通过提供集中、大量、低成本、高覆盖、高质量、可持续的全方位的眼保健服务，实现人人享有看得见权利的国际防盲目标。 提起何伟的精神支撑，也可以说是他的“中国梦”，他说：“我们何氏眼科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科技、公益性的医疗机构，目的是为百姓提供方便可及、可支付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眼保健服务。” 获奖心得： 感恩 坚持 惠民 何伟谈到了正在实现的科技创新，谈到了支撑他的精神力量，谈到了正在不断接近的心中梦想。 “我深信冥冥之中的力量！”崇尚技术理性的何伟教授却相信传统的因果关系。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1996年10月6日何氏眼科医院成立，第一个客人是一只飞来的小鸟。何伟发现这个撞得头破血流的“小生命”眼部受伤，动了恻隐之心，为它做了何氏眼科第一个眼部手术。“它带着顽疾主动飞进来，痊愈后自由离去，像是上天派来的精灵，从此何氏医院的技术美名扬，鼓舞我坚定了医者的信念：救治受苦受难的病人是医生的天职。” “救鸟发迹”的故事让何伟觉得做人首先要学会感恩，回报社会民众的越多，取得的成就越大。 自2002年起，辽宁何氏医学院附属何氏眼科医院就一直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无白内障县复明工程”。何伟无偿投入50多万元，参与了辽宁省西部贫困地区—“朝阳县无白内障县复明工程”，为300名白内障患者实行免费手术，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无白内障县”。同时参与了沈阳市“无白内障障碍市”的光明行动，共完成了2578例白内障复明手术。2005年，何伟被评为辽宁省和沈阳市白内障无障碍光明行动先进工作者。 迄今为止，何氏眼科已免费检查眼疾患者40余万人，为1.5万人实施减免费的手术，共减免检查费和手术费3000余万元，何伟就个人为社会捐赠钱物270余万元，其中为爱之光基金会捐赠200万元。 在成绩和赞誉面前，何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要建立中国第一个“卓越眼科中心”，大幅度降低全省范围内可避免盲的发生；建立起一个能够为广大眼病患者特别是盲人患者提供方便可及、可支付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眼保健服务体系；创建中国眼科资源中心，即实现医疗、教育、产业、科研、公益为一体的光明城计划，为那些饱受病痛甚至黑暗折磨的同胞做点实事，实现国际防盲目标，人人享有看得见的权利。 “个人的成就只是对我们向善的报恩，荣誉的取得只是我们追逐目标过程中的意外收获。”何伟院长这样总结此次获得“辽宁省第二批领军人才”，平静的语调中流露出他的人生观与事业观。 文章选自《人民网》
2014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