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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翰：成功研发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
邓中翰，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成功地研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星光中国芯”，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故被称为“中国芯之父”。同时，中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功，成为了首家在美国成功上市的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IT企业。 邓中翰，1968年生于江苏南京。1987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并如愿进入地球与空间物理系。那时候，中国科技大学的分数线要超过清华，全国的所谓天才、神童、超长生之类的学生大都云集在中国科技大学。1992年，即将结束中国科大五年的学业时，邓中翰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的机会，这为他的理想插上了翅膀。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时，邓中翰不时感受到来自毗邻伯克利的硅谷的魅力。IT等前沿信息技术掀起的硅谷热浪，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决定同时攻读伯克利电子工程学专业的博士。即将获得博士学位时，一次日本之行又让他意识到：“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不仅应当从学术上，更应该从宏观的社会角度去思考自己的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因此他决定：同时攻读经济管理学。 凭着勤奋、坚韧、执着和不甘人后、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1996年年底，从伯克利毕业的时候，邓中翰拿下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的硕士、电子工程学的博士学位，成为伯克利建校130年来取得横跨理、工、商三个学科学位的第一人。至今，邓中翰的毕业论文依然在学校的橱窗里展览，他成为这所大学的骄傲。 毕业后，邓中翰先后在IBM、SUN等大牌IT公司工作。邓中翰加盟IBM，仅仅一年多，就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获得了“IBM发明创造奖”。骨子里的创业精神与伯克利的创业传统，让邓中翰踏上了创业的征程。1997年，邓中翰离开IBM，回到硅谷创办了名为PIXIM的公司，并任董事长。因为走的是技术路线，公司很快就获得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青睐，公司市值快速达到了1.5亿美元。正当邓中翰沿着典型的硅谷生活轨迹顺利前行时，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找到了他，给他带来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即中国半导体工业如何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面对周老提出的问题，从自己看到的、最擅长的，也是亲身经历过的硅谷模式出发，邓中翰提出中国应当尝试一种新模式——硅谷式运作的可能。周老诚挚地邀请邓中翰回国主持中国芯片事业的突破。邓中翰面临艰难抉择的过程，自己在美国的公司正欣欣向荣，此时回国，无疑等于要放弃一座事业的高峰。 1999年10月，邓中翰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观礼仪式。站在观礼台上，邓中翰异常激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为祖国的强大做些什么”，“一定要把祖国的芯片产业推动起来”。几天后，邓中翰作出决定，把事业的舞台从硅谷搬到北京。邓中翰找到了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全家定居美国的杨晓东博士，以及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且移民加拿大的金兆玮。经过多次沟通，邓中翰组建了一支不光拥有爱国的热忱，而且对回国发展有着理性思考的核心团队。在团队中，邓中翰知识结构和能力都很全面，做事情喜欢从全方位考虑，因此由他主持大局；杨晓东对技术充满了激情，负责搞技术；金兆玮具有丰富的市场经验，能够与各种难缠的人打交道，负责市场销售。借助信息产业部“电子产业发展基金”1000万元的风险投资，1999年10月14日，在中关村北土城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半地下仓库里，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了，“星光中国芯工程”随即启动。 在创业之初，邓中翰及其团队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避开英特尔、三星这些芯片巨头，突破“中国无芯”这一世纪难题。经过分析，他们认为，英特尔、AMD、三星这些强大对手的优势主要集中在CPU和存储芯领域，中国芯片业要实现突围必须另辟蹊径。同时，他们也从商业模式方面做了顶层设计，决定吸纳风险投资，走全球化发展道路。在市场战略方面，他们提出了“填补市场空白”而不是填补科技空白的口号，确定了在最短周期内把国际领先的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方针。经过近两年艰苦卓绝的努力，2001年3月11日，中星微“星光一号”研发成功。这是中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级超大规模的数字多媒体芯片，结束了“中国硅谷”中关村无硅的历史。 2001年5月，“星光一号”实现产业化，并成功打入了国际IT市场。经历了创业初期的艰难之后，性能优异、集成度高、能耗低、传输速度快的“星光一号”终于被三星、飞利浦等国际品牌采用，成为第一块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2002年5月，根据国际市场需求，中星微研发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音频、视频同体的数字图像芯片“星光二号”。“星光二号”解决了一般图像处理芯片只有视频处理功能、必须同声卡配合使用的问题，在数字图像芯片技术上迈进了一步。此后，根据国际上对智能视频处理的需求，中星微研发出专门用于智能视觉处理的视频芯片“星光三号”，并被富士通用于世界第一个手机控制的机器人的智能视觉系统中。2004年，“星光”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夏天，“星光5号”成功植入了索尼新一代笔记本电脑上的摄像头。 在国外投资者眼里，中国没有核心技术、没有知识产权保护，要获得挑剔的美国资本市场认可实属不易。在这种环境下，为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邓中翰和他的团队三周内连续做了98场路演。中星微电子终于在2005年11月15日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证券市场，成为我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设计企业。在敲响纳斯达克闭市之钟后，CNBC电视台对邓中翰做了现场采访。记者采访时直接问邓中翰：“你们公司有自主知识产权吗？”“你们在中国注册的专利能受到保护吗？”记者的提问带着对中国企业的有色眼镜，但这也给了邓中翰正面地回应美国舆论对中星微的质疑的机会，他借此机会向美国宣告：中星微是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芯片设计公司。 十多年来，在邓中翰的带领下，中星微既实现了产品的多元化，也实现了客户层次的多元化。中星微坚持自主创新，已突破多媒体数据驱动并行计算技术等八大核心技术，申请了2000多项国内外技术专利，其中有85%以上是发明专利，形成了完整的数字多媒体SoC芯片技术体系。2006年“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全球累计产销规模突破1亿枚，占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60%以上的市场份额，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IC品牌。 作为“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邓中翰追求的是中星微的发展壮大。在这个过程中他见证了改革开放第三个10年厚积薄发的创新能量，也正带领着团队走在推动祖国自主创新的大路上，为“科技强国”梦想而努力冲刺。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该书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智库支持。
2014年5月30日 -
韩小红：管理无定势的从容派
先驱有可能会成为先烈，但如果面对梦想一直踯躅不前，不敢放手一搏，害怕付出代价，那就不仅仅是一种逃避，更是一种自我放弃。 韩小红显然认同这样的行事逻辑。创业10年，慈铭体检无论从品牌效应还是市场份额，以及商业模式都称得上佼佼者。但这10年创业路却充满艰辛，既在生活中经历过亲人与自己罹患严重疾病及各种失败和挫折，也在工作中经历过连一台核磁共振仪器也要申请多次才能购买的困难。成为慈铭的当家人，韩小红所面对的绝非一般的挑战。 她笑言自己没有任何爱好，也不会做家务，回到家往往累到只想直接躺进浴缸。即便是在患病最严重的时候依然心系工作，也正是有这种她自己认为的“幼稚”和执著，才让这个曾经的医学博士、三甲医院的专业医师，转型为中国医疗机构连锁服务的首创者和开拓者，并在此基础上，投入大量人力、资金，完成企业的软硬件升级，使得原先必须到日韩才能完成的深度体检，在中国国内也能轻松享受。 如今慈铭体检已经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南京、大连等国内主要城市拥有超过70家体检中心，同时也是年体检量及累计体检量最多的专业体检机构之一。其在北京设立的亮马桥国际医院，更具备了国际级的高端体检服务能力。慈铭与仅仅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普通体检机构不同，慈铭更是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的体检服务的供应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高端服务品牌——奥亚，使得消费者有了所谓“治病，去协和；体检，到慈铭”的坚实品牌认知。对于这些成就，韩小红似乎并不刻意提及，她反而直率地表示，如果当时知道企业未来的规模增长如此之快，她也许并不会像当初那样毫无负担地接受。 从种种行为特征可以看出，行事果断的韩小红，有着一流的执行力，是九型人格中的第三类——“实干家”。正如她自己也很喜欢的耐克广告词“just do it”一般，现在就做，为梦想而生。之前参加《赢在中国》大型选秀节目，结束时，柳传志直言韩小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她觉得自己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正是所谓的梦想与勇气，而如果一旦失去这两者，再瑰丽的愿景也只是纸上谈兵。 绝不放弃的“顽强派” 出生于医学世家，曾经远赴德国求学三年，在301医院有着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待遇，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小红如今的路线有点“不务正业”。 “我也以为自己终身会是所谓的专业技术人才，从来没有打过创业的主意，我之前的人生路线是如此的简单和清晰。”韩小红坦言，这种固有的思维在从德国留学之后不久就彻底改变了。在肿瘤科就职的过程中，她看到许多由于延误治疗耽误了病情，最终走向人生终点的病人。在痛苦和同情之外，她敏锐地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总是采取各种严格的医疗手段来堵住疾病迅速蔓延，但实际上没有建立长效的疾病预防机制，来真正爱惜和管理自己的身体。 “我们总是在抨击所谓的过度医疗，有的人因此对体检也非常排斥，我们可以看到就连有些知名人士，也往往直到最后才得知罹患重病，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过度体检其实是非常有益的。”韩小红强调道。 实际上，最初创业时，连她的母亲都很不理解——好好的大医院不干，摔掉金饭碗却做所谓的服务行业？何况体检哪个医院都能做，干嘛还要再创造一个新品牌、新企业呢？对于种种质疑，韩小红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传统大医院的体检，往往要等候很长时间，人力资源有限，设备也往往很普通，特别是对人们的隐私保护不够，这让许多工作忙碌的高端人士甚至有点逃避和厌恶体检。我们就是要做更加高端和专业的体检服务。”韩小红表示，10年之前，正是中国经济开始蓬勃发展之际，人们的收入不断增长，许多人慢慢开始更重视健康管理，而最初韩小红并没有急于开拓个人市场，而是将目光对准了所谓的“专业机构”。拥有8000人规模的律师协会是她的第一个大客户，与律协的签单让慈铭很快熬过了所谓最艰难的创业期。有趣的是，当初慈铭高于普通市场报价两倍的价格，差点让这个大单流失，但后来慈铭专业的服务以及便捷的流程，终于打动了客户，韩小红感到自己对商业机遇的把握并没有错。 但就在经营刚刚走上轨道之际，“非典”不期而至，别说是体检中心，就是商场和马路上都人可罗雀。韩小红没有退缩，也没有辞退员工，而是选择了继续坚持。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刚刚有点起色时，一家门店发生了严重火灾，众多设备一夜间化为乌有。如此的不顺利，放在其他人身上也许会直接放弃。而这时，韩小红的留学经验支撑着她走过了这一段艰难时光。韩小红认为，自己在德国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个博士学位，更是一种对于这个行业未来前景的笃定。 与国外相比，中国的预防医学发展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停留在“有病才就医，无病不想管”的境地。韩小红认为，药物的疗效始终是有限的，控制疾病的发展、通过生活方式杜绝病因，才是真正有效的。例如：根据福布斯的报道，美国预防医学工作小组发现，如能进行早期的筛检工作，每年就可减少2万名肺癌致死的病例。 “我们近10年来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了大量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这些疾病最开始都是隐形的，但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和预防，就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治疗起来也让患者十分痛苦，那为何不从最开始坚持定期体检呢？”尽管不愿过多提及，刚刚创业两年左右，她和父亲都同时患上了癌症，只是她属于初期，父亲的病则是真正处于癌症晚期，那种无力回天的感觉令人心痛之余，更让她反思自己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当时她所罹患的癌症十分罕见，至今她周围只有她一人存活。她坦言，那个时候非常平静，躺在病床上还在思考工作。她认为，如果只剩下三年的时间，她也要好好经营公司和培养孩子，因为这两者都关乎社会的未来。她自己也承认，60后的自己一直有着所谓的家国情怀，也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经营理想和信念。 搭建平台的理想派 虽然已经有了超过70家门店，品牌的认知度也很高，在同行中，慈铭却绝对算不上跑得太快的，与很多体检机构发展两三年都能达到的门店规模差不多。 很多人都问过韩小红这个问题，毕竟年增长超过100%的市场业绩、稳定的现金流，以及吸引来的大牌外部投资机构、超一流的专家团队，和遍布中国500强以及世界500强中国公司的优质客户资源，慈铭的发展速度按说不该如此“稳健”。 对于这一点，韩小红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我们从最开始就不是去做一般品牌的模式，我自己是专业医生出身，因此会关注科研和技术的发展，事实上，医疗机构的良性发展并不是拼规模和资金，而是所谓的核心技术能力。”在韩小红看来，从最初建立开始，慈铭的目标用户不仅有个人用户也有企业用户，很多人享受了一次服务后还会接着来慈铭，他们在乎的是服务的专业性，有些人直接向韩小红提出要让她派专家随时服务。 与国外相比，这些高端人士的要求也就是所谓的私人医生服务，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传统医疗体制内资源本身已经是稀缺的，就算是如今众多的国外医疗机构纷纷入驻中国，以及一些医生下海，都很难真正提供系统化和规模化的私人医生服务。 在韩小红看来，建立很多分支机构是一种发展模式，但如果仅仅是在异地简单复制原有模式，未来将很难持续保持竞争优势。而以2013年慈铭针对2000名企业家及高级管理者的健康调研数据显示，体检指标异常的占到98.5%，100%有衰老表现和营养素偏低现象，8-10项体内毒素不同程度超标，33.6%患有各种常见慢性病。 而企业家乃至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群体，一直是慈铭的目标消费人群，他们的健康情况和需求，都决定了仅仅提供一般意义上的高端体检早已不够。在这样的状况下，韩小红集结原有的专家团队再辅以来自国际的专家资源，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健康管理医院——慈铭·奥亚国际医疗会所。 在这家专注于全新健康管理模式的高端会所里，汇聚了国内外最高级别的专家及技术资源。在其独创的“999足金健康管理”体系中，会员可安享以“私人医生”服务领衔的九大会员权益，如深度体检、无限次门诊、24小时咨询、会所调养、就医转诊和上门服务等，并为每位会员提供独具针对性的九大健康管理方案和完备的九大医学中心。 但仅仅是提供更深层级的服务还不能说明韩小红的梦想和决心，除了依托自身的力量之外，奥亚还与国际著名医疗机构以及国内的众多知名三甲医院、涉外医院、金融保险等医疗相关组织达成合作，联手启动中美、中日、中韩等远程医疗，为会员开通了世界顶级医疗资源的绿色通道。这些合作机构专家的层级之高，让一般的民营机构有点望尘莫及，例如：美国前总统布什的私人医生、美国著名的预防医学专家肯尼思·库铂——也是大名鼎鼎的库铂有氧运动中心创始人。 在韩小红眼中，做平台才是最有意义的，这使得慈铭将从全球的视角，寻找最优秀的医疗资源，同时提供最顶级的服务，会员有自己的私人医生和私人医生助理来为其服务，可以随时随地沟通，这样的服务模式完全可以解决中国国内高端医疗资源稀缺的难题。 而在这其中，韩小红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帮助人们抵抗衰老、延续寿命。回想当年在德国读博士的岁月，令她无比震撼的正是，体检的普及和升级使得德国的人均寿命相比原来增加了20年！而奥亚的使命正是从预防的角度，帮助人们摆脱亚健康状态，有效预防疾病从而提升生命的质量。 这也有赖于建立一个全新的平台，她常常开玩笑说，我们有三个团队，一个是自己原有的，一个是三甲医院的，还有就是国际一些知名诊所医院的。有了这三个团队，韩小红相信没有不能攻克的难题。 管理无定势的从容派 创业10年，韩小红自认失败的经历多过成功的经历，特别是在选人这个问题上，她觉得自己与一般老板相比，功力真的是相差太远了。 “我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长处，在创业之初，大量面试还需要我亲自做的时候，犯下了好多错误，也许只看到了长处却不善发现问题。”她笑言，管理层面她更是“幼稚得可怕”。虽然在外界看来，她是真正意义上的商界女强人，但只有她自己和朝夕相处的团队才会知道，韩小红的管理“软肋”真的很多。 性情中人，喜怒形于色，心软，感情用事，专业主义而非市场为上，不善于处理内外复杂的人际关系。“有些事情，我愿意交给董事长也就是我先生来处理，我的直率和执著也许会让有些人不那么认同。”韩小红坦言，这些所谓的“软肋”，构成了她真实的管理风格。在慈铭内部一直都有着很强的沟通意识，也没有太多复杂的层级，人们执著于专业而非仅仅是职业角色。韩小红喜欢这种真实，她觉得这与多年的行医经历有关，她往往更加关注患者的权益和要求，也希望整个团队以此为先。 实际上，在“现代管理学之父”杜拉克看来，医院其实很难管理，也更难管得好。韩小红觉得这都是由于传统医院的流程与绩效并不挂钩，没有将自己真正定义为客户为先导的高效率组织，所谓的以人为本变成了过度依赖专家的体制。她觉得在这种机制下，很难为患者提供真正优质的服务。 在慈铭，你绝对不是完成一次体检，负责你的医生和专家，要完成的是你整个身体和生活习惯的有效分析和咨询，提供给你合理的解决方案，这其中有很多细节需要工作其中的人去关注。比如：一位患者自认为是多年的心脏疾病患者，在慈铭专家的仔细分析和坚持后发现，这位患者没有所谓的心脏病，而是由于天生拥有一个心脏左右新房连接的特殊组织，导致一些特殊反应，其实根本不需要治疗。 行业的特殊性风险性和专业性，使韩小红认为，管理很重要，但引导团队认同管理者对于企业经营模式的理解和一些对于未来的前瞻性思考，更加重要。否则将很难仅仅从利益和制度上去约束。 “我希望自己成为他们的优秀表率，通过我自己的力量，来感染更多员工投入这项伟大而特殊的事业。”韩小红说，有了共同理想，管理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而相信人性向善的力量以及真正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正是慈铭能够不断向前的根本。 韩小红心中的杜拉克五问 我是谁？什么是我的优势？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韩小红：我就是我，我的优势是我的直觉，果敢有决断力的行事风格，我很独立而且善良。我的价值观是利他就是利己，人要善于接受挑战。 我在哪里工作？我属于谁？是决策者？参与者还是执行者？ 韩小红：我在医疗行业工作，我属于自己，是决策者也是参与者和执行者。 我应做什么？我如何工作？会有什么贡献？ 韩小红：我拥有自己的使命，我应该做的就是整合一切资源带动所有力量，引领健康产业的发展和未来，从而使得我们国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不断提升，这是我终生要实现的使命。 我在人际关系上承担什么责任？ 韩小红：作为管理者，我主要是关怀和带动其他人，制定远景规划和战略，引导人们向目标进军。 我的后半生的目标和计划是什么？ 韩小红：10年之后，我会选择退下来，回归平静的生活。 文章选自《中外管理》
2014年5月30日 -
张朝阳：中国第一家全中文门户网站的创立者
张朝阳，当代中国互联网的巨头，与王志东、丁磊被合称为“网络三剑客”。很多人也称他为“中国互联网第一人”，因为他创造了中国互联网的多项第一：1996年创建的爱特信公司，是中国首家以风险投资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1998年创建的“搜狐”，是中国第一家全中文的门户网站；他还凭着搜狐率先实现了赢利，在打破行业僵局的同时开创了互联网的黄金时代。他树立的创业致富的新新人类的形象，整整影响了一代中国年轻人。 张朝阳，1964年生于陕西省西安市。198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考取了CUSPEA项目赴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留美的时候，正是美国互联网蓬勃兴起的时代，随处可见的“硅谷”式创业，让他叹为观止。他开始有了互联网创业的想法。 1995年10月，张朝阳加盟ISI，与总裁签了一个协定：做好ISI在中国的业务之外，可以拿出30%的工作时间来做调查，看看是否能再做一个新公司。1996年5月在ISI公司的布拉格会议上，他向总裁摊牌要做自己的公司。当时他想要做一个China Online（中国在线）平台，用网络发布中国经济的信息，为那些对中国发展感兴趣的人服务。 1995年，张朝阳开始以ISI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利用互联网在中国搜集和发布经济信息，服务于华尔街。他在风险投资支持下，创办了爱特信公司。 1997年张朝阳写了一个商业计划，准备推出一个拳头产品。刚开始新产品被命名为指南针，后来想模仿雅虎遂改名为搜乎，再后来把“乎”改成“狐”。就这样，“搜狐”（SOHU）于1998年2月25日横空出世。张朝阳延用了张树新的炒作模式，做了一个几百人的新闻发布会，当天搜狐就家喻户晓了，而这一年瀛海威慢慢销声匿迹了。1998年诞生的搜狐，是中国第一家全中文的门户网站。从此，张朝阳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搜狐上海分公司、广州分公司也相继成立。2000年7月12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挂牌上市。紧接着，张朝阳并购了中国最大的年轻人社区网站Chinaren。他判断短信对于互联网有着巨大的利益，开始把它与互联网紧密结合，作为一个产业来运作。至此，搜狐成为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迅速走上规模化发展的道路。搜狐深刻影响了中国第一代网民，成为主流资讯媒体和沟通互动的平台。 张朝阳的一系列动作让人眼花缭乱，此时的他，俨然已成中国互联网的旗帜。有人说，他的成功，源于他身上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他的沉稳踏实、不急不躁与深厚积淀传承自西安的传统文化；他的敏锐、尖端、时尚，吸收自清华和美国。张朝阳将这两种相矛盾的文化融于一身，运用自如，将自己的理性驾驭得如本能一般，这的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这位引人瞩目的互联网领军人物，当年在传播网络新概念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率先告诉人们，网络是不能收费的，在他的影响下，所有网站都是免费的。其次，他扩大了风险投资概念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在此之前中国虽引进了一些风险投资，但搜狐的方式相对正规，而且很成功，从而将风险投资的概念也印入国人心中。另外，在做网站的方式上，张朝阳从开始就把网站当一个品牌来做，并将“注意力经济”的概念植入了中国网络的发展中。在构筑新兴企业的文化、和管理方法等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经验。 1999年到2001年，中国互联网市场进入高潮，但搜狐却在原地踏步。2001年三四月间，搜狐股票率先跌破一美元，随时可能被纳斯达克摘牌，媒体和社会各界的质疑像子弹一样打过来。面对如此状况，张朝阳稳住阵脚，大搞品牌经营，使搜狐保住了往日的风光。 2008年北京奥运会，搜狐顺利成为其互联网内容服务赞助商，成为中国最前沿的新媒体、通信和移动增值服务公司，中文世界最坚实的互联网品牌。2011年搜狐获得2010—2011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互联网企业奖。搜狐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11年全球“100家增长最快的公司”排名第89位。 近年来，各大门户、垂直网站及电商都在热炒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等时下最热的概念，搜狐似乎总是慢一拍。当新浪微博热起来时，搜狐微博名不见经传；当腾讯微信火了时，搜狐却只能自叹无能为力。张朝阳自嘲说：“微博和微信左右扇了我两个耳光。” 很多人开始质疑搜狐已不能与新浪和腾讯分庭抗礼，张朝阳不以为然，他认为“竞争刚开始”，宣称“用户规模超过新浪”。他押宝移动新闻客户端，野心勃勃要做B2B2C的开放平台。这是一个全新的媒体平台，一个平台就等于一个生态圈，张朝阳希望依托这个生态圈，包括付费订阅的各种商业模式将自动衍生出来。他还搭建了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平台，全面整合利用自身的数据资产。在360与百度的搜索大战激战正酣的时候，他又高调宣布参战，搅动成一场互联网战争的“三国杀”。 “我正在打一场立体战争”，这位互联网江湖的最后一个大佬掷地有声。张朝阳和他的搜狐，注定要在互联网世界风云再起。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该书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智库支持。
2014年5月30日 -
张磊：中国价值投资第一人
张磊，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管理超过百亿美元投资基金，世界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全球理事，曾任纽交所第一任中国首席代表，是当代中国“价值投资”领域教父级人物。 1990年，张磊以状元身份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班。在校期间，他热心学生活动，担任过院系学生会主席及首批学生辅导员，毕业后顺利进入央企“五矿集团”，可谓年少成功。然而张磊不甘平凡，工作第二年就决定到耶鲁读书，追寻人生更高的价值！ 在耶鲁他同时攻读两个硕士学位。身边同学是全球精英，竞争层次也更高，激发了他的无限潜能。凭借超强的奋斗精神和扎实的专业素养，他曾获得耶鲁大学投资办公室的聘书，参与管理著名的耶鲁大学捐赠基金。耶鲁求学，使他不仅有机会对中美高等教育成果兼收并蓄，更为他打开了通往金融王国的大门。 但张磊注定不是一个“安分”的人。1999年耶鲁毕业前，全球互联网高潮迭起的时刻，他做了一个关键决定：延期毕业。带着从新闻集团募集到的100万美元，他毅然回国创立了“SinoBit”（中华创业网），与当时同样打拼在创业路上的马化腾、李彦宏等“泡在一起”，在投资项目和资本之间搭建桥梁…… 时隔两年再回北京，张磊成为纽交所成立200多年来首任驻华首席代表。在把众多中国优秀企业送上纽交所国际资本市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刻，2005年6月1日，张磊又做了一件让投资界跌破眼镜的事情：从纽交所首席代表任上辞职，创立“高瓴资本”！选择这个日子，是他希望高瓴团队永葆童心：好奇、单纯、向上。 “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源自耶鲁校园内的Hillhouse Avenue。Hillhouse字面意思是“山上的房子”，他将其译为“高瓴”，既昭示一种高远追求，又带有浓厚传统文化意蕴：以“高屋建瓴”的视野作出前瞻性布局，同时不拘泥于投资形式，进行跨越多种行业的股权长期投资，涉及公开与私募等广阔市场，为投资者追求长期收益最大化。高瓴的投资理念和业绩得到了全球顶级机构投资人的认可和追捧，受托资金主要来自世界知名的长期资本提供者，包括大学捐赠基金、主权基金、养老金、家族基金和慈善基金等。 高瓴目前已成为亚洲地区资产管理规模最大、业绩最优秀的私募基金之一，旗下同时拥有常青式美元基金、人民币基金和QFII投资平台，管理资产总规模超过100亿美元。《金融时报》一篇报道指出：“高瓴资本自创立以来，年均复合回报率高达52%。”高瓴资本创造的跨经济周期的高速成长，令全球资本市场刮目相看，被称作“高瓴速度”。 早在耶鲁大学投资办公室工作时，张磊发现全世界最聪明的投资人、金融领域所有顶尖人物都来耶鲁基金陈述想法，所有做Hedge Fund、PE、VC的人都到那里去做配置。他抓住机会把世界各大投资流派的风格都观摩学习了一遍，希望掌握所有最顶尖的投资方法。但后来他发现一个问题：每天早晨醒来同时要想很多件事情，会很累。“这基本上是一场投资可以打赢但身体打不赢的战争。” 如何才能找准一个更为专一简单的投资方法呢？在紧紧把握国内外新兴经济的发展脉搏的基础上，张磊在投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高瓴特色的“价值投资”理念。价值投资（Value Investing）由20世纪30年代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本杰明·格雷厄姆创立，在20世纪70到80年代的美国尤为投资界推崇。后来，沃伦·巴菲特将这种方法发扬光大。但张磊在学习中也清醒地认识到，“不能机械地理解价值投资，也不能机械地照搬巴菲特。大道相通，但也必须因时因地而变”。因此，他在大师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形成了自己的投资理念：由于真正具有长期结构性竞争优势的企业并不多，往往需要耐心等待最佳时机；但当合适时机出现，则要坚决采取行动，大规模进入，集中投资、长期持有；其他时间则注重研究和分析，避免“为投资而投资”。高瓴投资一个企业，更多地考虑该企业未来5到10年的发展轨迹，是否能成为细分市场领导者，而不是快进快出，从一、二级市场上套利。高瓴。 为了寻找和参与创造伟大公司，张磊深入研究具有长期结构性竞争优势的业务模式——深挖公司“护城河”，以及公司所处的发展环境、历史阶段。例如，他发现在人口近2.5亿、东南亚第一大、全球第四大的印尼，居民分布在6000多个岛屿上，手机普及率远高于PC。高瓴于是携手腾讯，联合印尼本地最大媒体集团PT Global Mediacom组建了一家合资公司，在印尼市场上成功推广了微信，仅用一年时间就超越了Facebook和Twitter，重新定义了印尼的社交媒体，并以此为桥头堡，迅速向泰国、越南等地拓展娱乐、新媒体和广告、消费品等业务。·斯文森先生，受“耶鲁模式”影响至深——后来他领译了大卫·斯文森的《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由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作序，已经成为机构投资者的必读经典。由此，张磊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投资哲学，其精髓则可概括为“守正出奇”。 “守正出奇”语出老子《道德经》：“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孙子兵法》中同样指出，“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张磊的“守正出奇”即“走正道、出奇兵”。他要求每位员工坚持道德与职业操守，对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应该有一条非常明确的内心分界线，对于每一个投资项目，都要求能够通过“头版测试”与“良心测试”。但另一方面，在“走正道”的前提下，又要“出奇兵”。在行业选择、价值发现、资源匹配等方面，高瓴的投资方式通常是灵活多变的。2012年，在众多中国海外投资遭遇本地化障碍的时候，高瓴却把微信成功带到印尼，击败Fackbook等国际大鳄，成为中国投资“守正出奇”、引领高科技服务走向世界的一个成功案例。雄辩。” 张磊关注教育事业，投入很多时间推广基于实践的通识教育，被誉为中国第一位“投资界的教育家、教育界的投资家”。他在耶鲁大学担任校委会委员、是被两任校长聘为耶鲁大学亚洲发展委员会主席的第一位华人，他充分利用自己在耶鲁捐赠基金的经验和人脉，第一个向中国引进了“大学捐赠基金”的概念。另外，他还在中学母校设立奖学金，长期资助百年职校的打工子弟学习职业技能，同时还担任东南亚联合世界学院基金会（UWCSEA）的创始理事…… 他很早就认识到投资竞争的根本是人才竞争，持续培养青年英才是最大的价值投资。他整合自己两所母校——人大和耶鲁的优势资源，捐建了人大高礼研究院，邀请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先生、百度李彦宏、厚朴资本方风雷、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泰康人寿陈东升等社会名流，为英才学子“传道授业解惑”；他每年资助20名人大优秀学子赴耶鲁暑期学校，截至2013年已经直接捐助奖励了近300名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的杰出学生。 放眼未来，张磊和他的企业界领袖朋友们又在筹划“国际智库”，整合国内外著名大学、智库和企业的力量，通过研究东西方文化比较、企业管理和社会民生等领域的重大课题，真正激活顶端人才培养的“旋转门”机制。张磊导演的精彩崭新的时代大剧，正在悄然揭幕……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该书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智库支持。
2014年5月30日 -
熊晓鸽：将西方技术风险投资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熊晓鸽，全球最负盛名的风险投资机构——国际数据集团（IDG）全球副总裁、亚洲区总裁，是将西方技术风险投资实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在20多年的风险投资生涯中，熊晓鸽促成了70多家企业顺利上市，在中国创造了将近400位千万甚至亿万富翁，成为许多中国商业王者背后的巨人，其中不乏张朝阳、马化腾、李彦宏等中国网络天之骄子。 熊晓鸽，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市。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湘潭钢铁厂的一级钳工熊晓鸽也成为其中的幸运儿。1977年，勤奋好学的熊晓鸽考入了离家50公里远的湖南大学。从小喜欢摆弄收音机、晶体管等各种电器的熊晓鸽本来报考的是工业自控专业，“后来，学校挑选一批有一定语言基础、中文能力强的学生，成立英语专业。我就这样被老师选中”。这看似随机的专业转化，让熊晓鸽发生了从工到文的转变。1978年8月，熊晓鸽一篇题为《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友谊》的文章被登上了《湖南日报》的第1版，激发了熊晓鸽的记者梦。然而记者梦并非一帆风顺，1981年，熊晓鸽开始自学新闻理论、新闻史等专业课程。考研究生时，相关专业课都拿了80多分，却在政治科目上失手，第一次考研失败。1984年，他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被录取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语采编专业研究生。研究生期间，熊晓鸽在《中国日报》上发表了数十篇英文文章，记者梦的实现指日可待。 熊晓鸽的才学受到了班上几位美国老师的欣赏，其中一位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特别欣赏熊晓鸽，告诉熊晓鸽应该到美国走走看看。经过一番思索，熊晓鸽决定去美国留学。这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恩师在美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为熊晓鸽写了一封推荐信，连同熊晓鸽在《中国日报》发表的数篇优秀英语文章寄到美国。不久，熊晓鸽收到了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翘楚——波士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986年8月，熊晓鸽成功到波士顿大学注册。但是，波士顿大学只给了熊晓鸽一年的奖学金，这意味着他必须在一年的时间里，确切地说是8个月的时间内，通过4个学期的课程。熊晓鸽面临的不仅仅有繁重的学习任务，还有来自生活的压力。只身飞往波士顿时，熊晓鸽身上只有38美元，那是他全部的生活费，他并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命运之神很关照他，到美国第一天，熊晓鸽就找到了两份兼职工作。 1987年5月，熊晓鸽和两年前入学的同学一起参加毕业典礼，以优秀成绩拿到了波士顿大众传播学专业硕士学位和毕业证书。硕士毕业后，熊晓鸽得到波士顿大学的充分肯定，获得一年的奖学金，继续在波士顿大学攻读有关经济、国际关系方面的博士学位。之后，熊晓鸽又收到了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塔夫茨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办）的奖学金，于是他转学到弗莱彻学院，攻读国际经济与商理博士学位。 1988年暑假，熊晓鸽的一位导师告诉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想在中国出一本电子杂志，正在找一个有新闻背景又懂电子的人。因为熊晓鸽早年在电厂当过电工，于是他前去应聘，很快就被录取为助理编辑。这家公司做的是美国有名的老牌出版公司卡纳斯出版集团旗下新创刊的《电子导报》中文版。熊晓鸽对国内很了解，很快就把《电子导报》中文版办得有声有色。《电子导报》的英文版是一本管理类的杂志，主要针对电子行业、IT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采访企业家的过程中，熊晓鸽结识了硅谷一些很大的创业投资机构，对于风险投资有了初步了解。 将熊晓鸽这个“门外汉”带入风险投资领域的人是IDG董事长麦戈文。1988年，荣毅仁到美国访问，被安排到弗莱彻学院做演讲。熊晓鸽所在的杂志社赞助了招待会和晚宴，并请来了很多广告客户，包括麦戈文先生，熊晓鸽恰好做了荣毅仁和麦戈文之间的翻译。就这样，熊晓鸽与麦戈文就相识了。 1989年6月，《电子导报》中文版退出中国市场，英文版继续在香港出版，熊晓鸽做副主编。1991年4月，卡纳斯决定派熊晓鸽去香港亚洲公司做副总裁，负责香港和台湾市场开拓，进而重返大陆市场。由于意见不一致，熊晓鸽选择了另谋出路。 同年11月，在麦戈文的赏识下，熊晓鸽加盟了IDG公司。由于自己的出色表现，熊晓鸽最终获得了IDG亚太区总裁之职，从事包括媒体出版、市场调研和风险投资等方面的工作。在硅谷时，熊晓鸽采访过众多的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者，对风投的运作模式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离开卡纳斯的当年，也就是时隔6年后，他第一次回国。祖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自身的职业积淀，让熊晓鸽嗅到了在美国成功的风投模式在中国成功复制的可能性。于是，在熊晓鸽的推动下，IDG开始进军中国市场。1992年起，熊晓鸽开始了在国内长达20年的投资之旅。 万事开头难。1992年，在中国没人知道风险投资。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风险投资，熊晓鸽决定在深圳举办一个风险投资论坛，然而报名者寥寥。正好那时计算机很火爆，熊晓鸽将论坛改名为IT投资论坛，结果一下子来了很多人。 论坛结束后，熊晓鸽接到电子工业部的电话，邀请他为电子工业部司局以上领导做一次风险投资的介绍。时任电子部部长胡启立也出席了讲座，后来部领导对风险投资模式给予很高的肯定。来自主管部门的支持让熊晓鸽的事业驶入了快车道，这种支持对IDG在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而熊晓鸽不仅熟悉国内的游戏规则，又有国际视野，新闻记者出身的他，深谙如何处理各种关系，特别是如何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对IDG的发展大有裨益。 1993年6月，熊晓鸽带领IDG投资2000万美元和上海市科委一起创立了在中国的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太平洋技术风险投资（中国）基金”，熊晓鸽也因此成为最早将西方技术风险投资实践引入中国的企业家之一。在上海落地以后，熊晓鸽一直专注于自己熟悉的IT行业的创业投资。熊晓鸽评价一个风投项目有自己的指标，第一，项目未来的市场空间；第二，项目的技术是否领先；第三，项目的推广是否有一个很好的管理团队。凭借着记者嗅觉，熊晓鸽对新事物十分敏感，能够发掘新的机会，再加上自己敢为人先的性格，这些都使他在创业投资领域如鱼得水。 在熊晓鸽、阎炎、周全等一批先驱的推动下，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蓬勃发展，IDG、软银中国、凯雷投资、红衫资本、摩根士丹利等著名风险投资公司纷纷落户中国，推动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在作为中国风险投资界“教父”级的人物和这个领域的拓荒者，熊晓鸽经历过孤独的等待，见证了风投伴随着互联网起落、再出发并一路高歌猛进的征程。他和与他一起创造财富神话的人，一起向世界讲述着中国的故事。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该书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智库支持。
2014年5月30日 -
王伯庆：大学管理 技术正在颠覆你
大学，这个一向固步自封的象牙塔，正在被一场技术革命的风暴悄悄接近。阿里巴巴用支付宝点燃了中国的金融革命，腾讯用微信遮住了运营寡头的灿烂阳光，纸媒会普遍倒闭，顶尖的咨询公司倒闭……这个时代所有行业面临洗牌的日子来到了。我们查看最近一年的大学新闻，有多少大学生开发的校园App问世?我们可以调查一下，拥有三千万青年人的中国大学，孩子们多久没买一本纸质杂志?多久没看一张报纸?多少学生上课在玩手机?还有几个孩子没有民工版智能手机?手机是学生的另一个大脑，你想教育他，得先通过它。 我们想一下，图书信息的数据云，记录和挖掘每个学生的阅读内容和行为细节，可以为每个学生推送精准化信息服务;老师一到教室打开手机上的App，就可以查看课堂考勤，就可以布置、指导和评价作业，老师和学生通过视频互动远程答疑，评课系统可以提供每堂课的即时反馈;教和学的细节被记录到数据云，按预设模式挖掘每个人的学习特点，挖掘教学盲区，针对性地提供教学和辅导;校园消费、社团组织、宿舍时间、锻炼活动，都可以被24 小时记录，相关人任何一刻按授权查询关注点，收到精准推送信息。 这不是神话或科幻大片，这是一场毫不留情的技术革命，它正在悄悄地颠覆传统的大学管理。这场革命叫作移动云革命，它是三位一体的技术方式： 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s)定位、数据云和移动端设备。 学生和教师个人地理信息(GIS)的记录与收集。教师和学生的校园内行为与所在位置信息的结合，这个福尔摩斯可以告诉你：教师什么时候到的课堂?学生是否到课堂?是否到体育场地?待在宿舍多久了。学生在校园集中居住，校园场地按功能划分，通过传感器收集个人活动的空间信息，这个系统常用的是物联网定位。但是，民用定位技术发展很快，美国公司已经实现了民用GPS 定位精度五米内，只要定位精度达到一米，物联网定位在高校管理中就过时了。 学校各类人群的行为和地理活动数据每时每刻形成数据云，即时挖掘数据，随时精准推送个人与管理所需信息。 没有智能手机的互联网，使用者必须在电脑终端上网。但是，高校人员是移动的，需要移动终端来收集和呈现信息，此时智能手机出现了。因特网发展了40 年，万维网应用发展了24 年，CPU 持续45 年的提速和数据云处理技术大踏步前进……这一切都在等待一个神器出现，它能整合所有的IT 技术，为人类第一次提供24 小时个人贴身信息服务。 智能手机是这个神器的新名字，App 是这个神器的外套。手机信息查询最美妙的是，你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做有用或好玩的事情。离爷爷最远的人是孙子，他就在爷爷身边玩手机! 今天大学管理的移动互联革命，不是发达国家的领先领域，他们也是被革命者;不是IT 人员的专利，开发App神器的在校生，基本不是学IT 的，因为这里技术没有门槛，要的是天才和激情。如果您质疑这个世界变化，去问教皇，梵蒂冈都请麦肯锡公司教传道了。 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管理技术革命已经开始了，移动+互联+ 数据云是个大风暴，碰上中国高校管理改革刚拉开序幕，形成中国高校管理的完美风暴。在工业界，这个革命已无人质疑，因为它正在扫荡所有产业，所有的企业都是被革命者，许多企业将不是革命的幸存者。大学过去无视技术而依然傲世不是拒绝的理由，你是跟同类大学和在线教育死掐，这次风暴大学是在劫难逃，逃避者无人生还。 文章选自新浪博客《伯客观察》
2014年5月30日 -
汪潮涌：资本市场前进的步子可以再大一些
2014中国绿公司年会近日在南宁举行，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在会议期间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为更好推动中国经济升级、转型和创新，资本市场的前进步子可以再大一些。 政策效果突出 并购市场活跃令人振奋 近一年多来，最高决策层、监管层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着力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并取得一些成效。汪潮涌在评价改革时特别强调，“监管层在推动企业并购重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效果突出，令人振奋”。 2013年至今，中国并购市场交易案例数量大幅增长。清科研究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并购市场共完成交易1094起，同比增长30.7%；共涉及交易金额417.40亿美元，同比大涨141.6%。 “并购市场为上市公司升级转型、变换主业、业绩做大做强等提供了支持，这非常重要”。汪潮涌表达了肯定。此外，他还强调，对于PE和VC公司来讲，并购也是一个很好的退出通道。 随着市场对于并购重组的需求日益旺盛，监管层也对企业重组予以了更多重视。今年3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出台七个方面“硬措施”，加快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取消下放部分审批事项，推行并联式审批。 “最近，监管层在并购市场的审批环节方面进一步放权、减少审批，这是非常好、非常正面的。”汪潮涌说。 IPO闸门关死不合理 应细水长流 并购市场的活跃，是与A股史上最长IPO空窗期紧密相连的。汪潮涌认为之前IPO暂停太长的做法有欠妥当，“改革可以边做边改，不要把闸门关死，把水断流，变成一团死水，下游全部干旱；IPO应该细水长流，边放边改”。 “今年1月新股发行开闸后，依然存在许多问题，这更说明了边放边改的必要性，因为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汪潮涌表示，业界很多人都持有相同看法，这也是近年改革中不足的一面。 4月18日晚，28家拟上市公司发布IPO预披露文件，接下来的一周内，预披露公司总数达到122家。对此，汪潮涌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好信号”。 截至4月25日，沪深两市排队上市企业共计629家。有专家认为，倘若新股发审节奏过快，可能会令二级市场严重承压。对此，汪潮涌认为或许管理层过虑了。他从资金面角度进行了分析，“这600多家企业的总募资量在五、六千亿元左右，资金量级并不大。它与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加起来的年销售资金量相当，与银行业一个月的新增贷款总量差距不大”。 其实，当前整个资本市场的规模有限。公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我国沪深市场的股票市价总值（A、B股）为23.6万亿元，而目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则超过了150万亿元。汪潮涌表示，即便股市、债市加在一起，其规模占我国金融总资产的比例仍然很小，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比重较低。如果中小企业、创新企业、高科技企业拿不到资金，或融资成本越来越高，那对整个实体经济是很大的伤害，同时也是PE、VC行业的拦路虎。因此，必须要加大力度改革，发挥资本市场应有的作用。 “股市的募资功能很重要。现阶段，为更好推动中国经济升级、转型和创新，资本市场步子可以大一些，胆子大一些”，汪潮涌说。 债市信用体系需经历阵痛才能建立 与股市改革的踌躇满志相比，今年债市的违约风波也引发了热切关注。对于信用违约会不会给市场带来负面影响的担忧，汪潮涌表示，中国债券市场的信用体系、风险溢价和定价机制，必须要经历阵痛才能建立。 今年3月，“11超日债”成为我国第一例违约的公司债，结束了债券刚性兑付的历史。随后“11天威债”、“11南钢债”和“13中森债”等相继濒临违约“悬崖”，这场违约风暴显然尚未终结。 “刚性兑付的打破是件好事。否则，拿着收益率百分之十几的信托产品，不用承担任何违约风险，在全世界来讲都是不对的”，汪潮涌说道。过去刚性兑付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不断强化了投资者“高收益、零风险”的产品预期，其实这很危险。 在美国，公司债券有细致的分级，从3个“A”投资级，一直到非投资级，所谓的垃圾债，中间的每一个信用评级都对应着不同的发行利率成本，也对应着不同的破产风险。 “中国必须要经历违约的阵痛来建立债市信用体系，否则，我们的固定收益市场永远都是扭曲的，”汪潮涌同时还强调，投资者也应该接受一些教训，不能一味追求高回报，却忽略了风险。 汪潮涌认为，“股民对于股票损失的承受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对固定收益产品也有承受能力，所以有时候政府过虑了。”他强调，应该把破产风险、违约风险变成一种市场化的行为，不要政府去兜底。 文章摘自《新华网》
2014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