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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中国成美国高中留学第一大生源国 在美读中学人数近3万
央广网北京12月18日消息（记者张棉棉）12月18日，由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在北京发布。根据蓝皮书研究，中国高中生赴美留学热潮涌动，在赴美留学大军中数量激增，形成一股显著的力量，并使中国留学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高中生已经成为继研究生、本科生之后的第三大出国留学人群。 2011年中国超过韩国成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来源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蓝皮书调研合作机构启德教育集团数据显示，自2007～2014 年，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集中了90%以上的中国高中留学生。其中，加拿大是最受中国高中留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有近三分之一（32%）的中国学生选择在加拿大就读高中。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则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和第四名。从最受欢迎程度来看，在过去 7 年里，最受男生欢迎的高中留学目的国首先是美国（33%），最受女生欢迎的高中留学目的国首先是加拿大（34%）。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2007～2012年间，持F-1签证在美国高中留学的人数增长了10倍，达到6.5万人，来自中国和韩国的小留学生位居前两位。 从2009年起，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直线上升，已在2011年超过韩国成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生源国。根据美国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信息系统（SEVIS）的数据，在美国公立和私立中学中持F-1签证的中国留学生数量10年来增长了60多倍，从2003~2004学年的433人增长到2012~2013学年的26,919人。 中国留学生：抵不住小“常青藤”召唤力 为什么要选择出国读高中？蓝皮书中调查发现原因多种多样。 首先，从教育和考试制度看，国外的学习环境相对自由宽松。一方面，高中生不是凭借高考升学，很多国家的高中生可以凭借高中阶段的成绩申请理想的大学，考核指标相对多元，不仅包括考试成绩，还有平时作业、课堂参与度等；另一方面，很多国家的高中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和发展方向自由选课，教学也更注重培养社会实践能力和社会参与等。这对于很多希望逃避国内高考竞争和应试教育，尤其希望发展自身特长的学生是重要吸引。 其次，很多高中也是世界名校的摇篮。比如美国东北部的十所高中（Choate Rosemary Hall、Deerfield Academy、The Hill School、The Hotchkiss School、The Lawrenceville School、Loomis Chaffee、St.Paul’s School、Philips Exeter Academy、Philips Academy Andover、The Taft School）被中国人誉为“小常青藤”，就是因为十所学校每年为美国著名高等学府输送大量生源，因此受到小留学生的青睐。很多家长希望将孩子提早送出国也是希望未来入读国外名牌大学可以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再次，迅速提高语言能力、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等，也是很多家长提早将孩子送到国外就读高中的原因之一。 蓝皮书中的调查发现，教育质量和职业发展是学生和家长选择留学的最主要因素。另外，国内升学压力大、出国留学的就业和移民便利现实因素等也是高中留学生及其家庭考虑的重要因素。 “三高家庭”为赴美高中留学生提供经济动力 是什么样的中国家庭把孩子送到美国读高中？蓝皮书中的调查数据显示，出国读高中和本科的学生家庭普遍呈现出“三高”的特点，即父母至少有一方拥有高学历、高职位和高收入。在近千名受访家长中有七成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近七成在工作单位中拥有较高的决策权，有六成家庭年收入在 30 万以上。据麦可思针对高中毕业生的调查数据显示，近32%的家长每年为孩子支付的学费在20～30万元，30万以上占23%。 蓝皮书预计未来中国赴美高中留学生将持续增加，基于以下几项因素： 首先，中国的经济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家庭收入逐年增加，有经济能力支付低龄子女赴美留学的费用。国内教育成本特别是隐性成本数量的增加，已经足以填平本土教育支出和留学支出之间的沟壑了，低龄留学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 其次，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展缓慢，许多家长和学生对国内高等教育现状不满，这直接导致出国读本科的人数不断增加，并进一步向基础教育阶段渗透，这导致了出国留学的高中生人数也在增加。 再次，中国家长对海外大学排名情有独钟，都希望孩子能够进入排名靠前的大学学习。与此同时，家长们发现，与在国内就读高中的学生相比，具有海外高中经历的学生更容易进入知名大学招生视线，这就激发了高中生出国留学的热情。 第四，一些主要留学目的国在政策上都做出了调整，使得留学手续更加便利，更多的学生可以顺利地出国。接收学校也可以通过招收更多中国高中留学生来获得更多资金支持。 第五，高中生的基数大于高等教育阶段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数，给出国留学人数的增长提供了支持。 第六，在中美留学签证有效期从一年延长至五年，商务和旅游签证有效期延长到十年的政策利好的推动下，中美两国的交流将越来越多，许多家长因工作或进修等原因被派驻美国，其子女也随迁入学，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下读小学和中学。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发现，美国高中里留学生的大幅增长也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这其中既包括如何保证每位学生可以接受到高质量的教学，还有如何对这些学生的住宿、学习和生活进行合理的监管。中国学生赴美读高中可以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西方文化知识，为升入美国大学未雨绸缪。但是，低龄留学生因为出国年龄较小，尚未成年，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形成，自我管理能力受限，导致出现了种种问题，如无法按时完成学业、缺少自我保护意识、缺少法律意识、缺少对文明的尊重和了解、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等，给留学生和家长都造成了不少的困扰。蓝皮书建议留学生和家长在做出留学决定前，能够进行思考，让深思熟虑代替一时冲动，让理性留学代替盲目留学。
2014年12月19日 -
郑永年：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工程迫切需要改善
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似乎越来越不理解中国。当中国已经活动在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世界对中国的“不理解”必然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说，国家形象工程是一个国家软力量建设的需要。这一点，中国社会是具有相当共识的。 因此，中国出台了诸多大型国家形象工程，花费着大量的人、财、物，希望为国家塑造出一个正面形象，至少是一个世界可以接受的形象。 不过，塑造国家形象不是容易的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些工程不是说没有任何效用，但一些工程经常是适得其反。中国越推动，外界的反弹就越大；中国的投入越大，外界的阻力也越大；中国的努力越大，国家形象就越差。这其中也并不都是中国的问题，各种因素包括文明和文化差异、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世界对一个崛起中国的不确定性甚至恐惧等等，都在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但作为主体，中国也必须对自己的努力深刻反思。 先说最大的国家形象工程“孔子学院”。 这些年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在不长的时间里已经扩展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绩不小。不过，孔子学院从一开始就是各国争议的话题，尤其在西方。在早期，这样那样的争议可以归咎为人们不了解。但那么多年下来，争议越来越大。这不能说仅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或者人们有“偏见”的结果。对这样的文化工程，人们的“偏见”不可避免。但为什么“偏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这是需要反思的。最近海外一些名牌大学中止了和孔子学院的合约。尽管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孔子学院的运作方式是主要原因。 就孔子学院来说，有太多的领域需要反思：要不要遍地开花？学习汉语应当不应当成为其核心？要不要资助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学习汉语？越来越庞大的工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是注重学界精英阶层（例如台湾的蒋经国基金会）是否效果会更好？如果有一个由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来管理，要比官僚来管理会否更有效一些？如果采用政府“收购社会服务”的方式，会否更具市场精神？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能够帮助人们改进已经成为制度的孔子学院，使得其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 媒体走出去是国家形象工程的另一大领域。 这里也出现了诸多不小的问题。为了让海外理解中国，把一些党政理论刊物翻译成英文或者其他文字，不仅可以，而且必须。问题在于，这些刊物，人家看中文就很吃力了，甚至看不懂，翻译成外文之后，除了换了一种文字之外，没有人看得懂，甚至更看不懂了。一些海外机构甚至把此类刊物作为垃圾来处理。这是典型的浪费人、财、物，没有一丁点附加值。如果容许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做，重新改写文章，就可以把声音传达出去。 “走出去”了的媒体问题更大。现在也有不少媒体“走出去”了，但不知道“走出去”的目标是什么，是影响中国读者还是外国读者？至少从现象上看，还是中国读者。新派出去的传媒工作人员，和原来中国媒体的驻外记者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还是写些中文的报道，同样刊登在中国媒体之上，和当地的民众没有一丁点关系。这是人走出去，不是媒体走出去，并且服务对象仍然是中国民众。 为了增加在海外的影响，有关部门也收购了海外当地的一些小媒体。但这些媒体大多同样是华文媒体，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力，收购与不收购没有什么区别。更有甚者，收购这些小媒体之后，很多文章都是中国记者写好了，发到这些小媒体上的。（很多又被中国的媒体当成海外产品转摘回来。）这种做法实在叫人找不到任何理性。 中国的媒体喜欢转载引用外国媒体的产品。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是应当的，引用外国人的看法也是中国开放的一种态度。美国人就自以为是，从来不关心他国对美国的看法。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和美国不一样，这是好事。但这里也有问题。无论是对中国正面的评价还是负面的批评，不难发现中国的大媒体经常引用一些只有中国人才知道的外国媒体。这些媒体在海外毫无影响，主流社会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文化”走出去方面也存在这个现象。 例如，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几乎被中国艺术家包下了。中国送出去一个又一个的演唱家或者演唱（演奏）团。那么频繁，哪来的听众？因此，一次一次地免费送票。当地的一些华侨已经变得不厌其烦了。幸好，这个现象最近已经被有关部门注意到，在纠正或者阻止其延续。 还有一个是“炒股”现象。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应当具有包容性，容许人家的批评，甚至攻击。但有关当局体现不出来这种包容性，结果导致什么样的小事情都要反应。本来一件小小的事情，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但经中国高调的反应，变成了大事情。这是“炒股”现象。本来这只股票没有任何价值，但经过中国用一国之力来炒作，就大大抬高了股价。很多海外的反华“英雄”，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 类似现象极其普遍，体现在国家形象各个工程之中。随着国家的崛起，这方面的投入已经很大，也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这是一块很大的利益，不仅既得利益要追求更大的财政投入，而且也吸引着更多的新利益来加入分享。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领域大多属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性比较敏感的，各种利益都可以高举所谓的“爱国主义”旗帜。爱国有理，出了一些问题又怎么样？“爱国主义”是这个领域人们的保护伞。没有人会质疑批评。但现状在于，投入越大，越是适得其反。人们或许不容去质疑这个领域的“爱国主义”，但结果是在大大损害国家利益，是“害国主义”的表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里仅仅举一些容易观察得到的因素。 首先是缺乏专业主义精神，过度政治化。国家形象工程当然是政治，不讲政治不行。问题在于，怎样讲政治。可以通过专业主义来讲政治，也可以通过政治方法来讲政治。在中国，人们习惯了用政治方法讲政治，也很自然把它延伸到了海外。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形象工程一到海外，要不到处碰壁，要不效果不好。如果专业主义精神不能弘扬，国家形象会越来越不好。其实，如同所有其他领域，提高中国人所说的“文化精神”的是专业主义精神，绝对不是官僚政治。去掉国家形象工程领域的官僚主义便是要务。这方面，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学到很多很宝贵的经验。 其次，GDP主义也一直主导着国家形象工程，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形象工程是否成功的标准。对GDP主义者来说，质量不重要，重要的是数量。结果，第一，国家形象工程要多。每一届领导要做，各个部门要做，各级政府也要做。第二，数量扩张也表现在每一个具体的项目上。对孔子学院来说，是学习汉语的人数和各种项目的数目；对海外宣传来说，是文字和篇数的数量（撰写、发表、转摘等）；对文化走出去来说，是演出的数量，等等。 再次，中国机构不协调。国家形象工程几乎已经成为全社会工程，不知道有多少部门和机构在做。在众多的部门和机构中，没有一个有权力的机构来协调。结果，大家都互相竞争、内斗，谁都不去重视质量，而从事谁都可以做的、低层次的、毫无附加值的东西。数字一大堆，就是毫无质量。再者，无论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还是国家形象的“走出去”，都要求具有充分的海外知识。但那些懂得外部事务的部门和机构没有权力，不懂的却权力大得惊人，这就造成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国家形象工程迫切需要一个有权力的协调机构。 从更深层次看，这种现象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仍然没有走出近代以来接二连三被列强打败的“国耻”感。中国从前受其他国家欺负，现在崛起了，这些国家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包括一些领导在内的很多国民不能超越“国耻”感，国家因此不能体现出大国的容量和气度。海外什么样的对华反应，只要不是正面的，都要回应和反击。这就导致了一种局面：越反应和反击，双方的冲突就越严重；冲突越多，国家形象就越不好。美国是大国，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骂美国，但美国从来就不回应。做大国就是要被挨骂的，中国的国民显然还没有这种心态。 中国刚刚崛起，在学做大国，很多不想要的事情的发生，也具有必然性。任何大国在其走向大国过程中，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学做大国需要交很多学费。但是，对中国来说，要尽量少交学费，尤其是要避免交了学费还导向反面效果的情形。 （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4年12月16日）
2014年12月18日 -
汤敏： MOOC圆教育公平之梦
导语：为期四天的 “双师教学项目2013-2014学年总结会暨中小学1+1慕课教育项目培训会”，2004年8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举行。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汤敏先生，针对双师教学项目做出精彩发言。 发言内容整理如下： 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感到非常感动也非常激动。一年前，我们跟人大附中刘校长合作开始了这个横跨五个省市、13个乡村学校的实验。 一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这个实验扩大到18个省市，130多个学校去。 感动的是，这一年来人大附的李颖、刘蓓老师等第一课堂老师的不畏辛苦，整整一年时间，每天都在摄像头下精心备课、讲课。 第二课堂的老师们更辛苦。我们跟人大附的周校长到下面去调研，北师大的评估小组也到了各个学校评估，我们还请了光明日报的宋晓梦记者到了各个学校去做了好多调研，我们都共同见证了第二课堂的老师辛苦的辛勤工作。他们不但要花大力气使班上的同学能跟得上人大附中的课，自己不但正课时间，晚自习时间还要辅导，帮助那些跟不上的学生。 我们强调双师教学中当地老师的作用，这从根本上来说跟在全世界正在兴起的慕课有所不同。慕课基本上是单向的。但是，根据我们贫困地区教育严重落后的特点，在双师教学中，第二课堂的现场老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对第二课堂的十三个试点校的教师们表示敬意，对今年马上要开始新的试验老师们表示欢迎与感谢。相信一年以后我们在这个地方重新会合的时候，你们会有更多的话、更多的感觉、更多的体验和大家共同分享！ 下面， 我谈一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双师教学试验，我想有三点： 首先，这是解决教育公平的一个根本出路。 教育不公平是全国老百姓抱怨最多的一个事情之一。教育不公平其实不仅在中国存在，全世界教育都不公平。为什么即使是在美国，也有学区房，也有好学校、差学校之分。对教育不公平问题，大家现在关注的比较多的是硬件上的不公平，而对教学质量的不公平，教师水平的差距， 这才是教育不公平最核心的部分。我们想一想，40年代的时候， 西南联大要从硬件来说肯定是最落后的，都是在草棚里上学。但依然出了很多院士，出了很多大师。现在的教育不公平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把大量的资源都放在硬件上，把学校盖好了，我们把教室、课桌椅做好了，就能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吗？显然是不行的。因为教师之间是有差别的。教育质量好的老师都跑到城市里去了。传统的方式下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双师教学恰好能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我们把中国最好的人大附中课程直接上到乡村学校中去，我们现在能够上100多个学校，未来就可以发展到一万个学校，100万个学校。我们可以把人大附中这样的课上到乡村学校中去，也可以把北京四中的，把黄冈中学的，把各种水平的课都录下来，把它放在网上去，由乡村学校的老师根据自己学生的情况，来选比较适合的课程。这样乡村学校的学生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学到一流的课程，这时教育才有可能是公平的。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是解决教育质量公平的根本出路。到目前为止，还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办法。 其次，教育改革应该贫困地区优先。 应该说， 在这十几年来， 各个地方也做了很多的教育改革、创新实验。但是一般说来这些教育改革都先在好的学校，都先在城市开始试验，再慢慢试验到县城，最后才到乡村。而我们这个方式是反其道而行之，把最先进的教学理念，最先进的教学方法率先放到最贫困的地区试验。这绝对是一种历史性的创新！大家知道，慕课就是两年前在全世界刚刚开始的。2012年是美国的慕课元年，2013年是中国的慕课元年。 但是全世界都把慕课运用到高大上的学校中，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种好的地学府。而我们却率先把慕课这些最先进的教学方式首先放在最贫困的农村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大突破。教育改革为什么不能从最薄弱、最有需要的地区开始呢？我们实验证明了，这种方式照样可以在农村运行。 这个试验也在强化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说，未来的教育改革，先进的实验，在有可能的情况下， 要贫困地区的学校学生优先。 最后，双师教学是一个跨界合作的典范。 在双师教学的试验中，大家看到了，有人大附中这样好的学校、好老师，有财政部与民政部的民政部的支持，还有友成基金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来参与，还有很多企业像阳光100、深圳的中科智、北京的远洋集团等都来支持这些项目。由学校、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一起来跨界做教育改革的实验，这也是双师教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人们很奇怪说为什么友成基金会会参与教育？首先友成基金会本身是一个扶贫基金会，我们关注的就是贫困地区的减贫。 教育不是我们直接工作的领域，但是我们可以跨界与人大附中这个中国最好的学校来合作。现在很多的创新都是跨界的来创新，有时候跨界能够有些新思路，出新办法。大家不是听到网上的一个段子嘛：中国移动斗了几十年才知道腾讯是他最大的对手，工商银行竞争了几十年才知道马云是他最危险的敌人。现在这个各行各业都在跨界创新，教育界也不例外。 总而言之，我觉得除了在慕课的教学方式上有创新之外，双师教学是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是在教改中让贫困地区优先的问题，在跨界合作问题上，我们都有创新。 当然，在双师教学中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个班里头好的、中等的学生在双师教学下能学的很好，但是基础很差的学生就不行。在我们的实验班中，有些到了初中一年级连99乘法表都背不下来。这样的学生当然跟不上，类似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我们正在想办法。还有教师培训的问题。对参与双师教学中教师也得培训。贫困地区的老师从来没有没听说过这种办法，需要大量的培训。最后，我们现在目前只做了一门课程就是数学。那么语文行不行？别的学科行不行？这些都得试验，因为只有试验才能说明问题，只有摸着石头过河才能慢慢解决这些问题。 下学期我们还准备再做另外一个实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贫困地区很多的课开不出来，比如说小学的英语课，音、体、美都开不出来。 所以下个学期我们准备在20个学校里面试验没有英语老师的英语课。 我们现在找了一批老师把小学三年级第一册的英语课做成微课程，并且处理好学生互动的问题。在英语课上，有一个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盯住就行了。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英语可行，我们照样可以把音乐、美术、以及其他课都做下去。 我们还准备组织一批退休老教师成立双师教学辅导团，来帮助老师们做好试验。去年广西的几个学校做的比较好，是因为广西有一批退休的老师在下面帮助他们。能不能把这种模式推广，我们在全国组织一批这样的退休老师巡回到各个学校，去帮助下面的老师总结经验。 除了在中小学之外我们在大学也在做试验， 做大学生的创业课。 ，跟北京大学合作，上学期我们把这个创业课上到60多个大学里面，从9月份开始， 这个课就要上到全国近百个大学中。这是一个学期的学分课，主课堂就设在北京大学。 通过互联网把课直接传到其他的学校去，其他的学校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互动。 我们正在跟北京开放大学的胡校长在探索怎么样把创业课进一步的推广。下个学期我们还跟一些企业合作，像龙源公司将会给我们所有的实验学校免费提供几千个各种各样的电子杂志。我们还会跟很多的企业合作，把这些资源能够推送到贫困地区去。这些都在实验、都需要不断的摸索。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的是刘彭芝校长把人大附中的这么好的资源开放给这么多的贫困地区来分享，希望我们一起合作，在中国，能在教育不公平的这个世界难题上创出一条路来。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4年第8-9期
2014年12月9日 -
宗馥莉：我们是最尴尬一代，被70后压着被90后赶着
“你最近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阎志、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宗馥莉、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朱钰峰等著名企业家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孩子；建立了产业园；服务了客户…… 这是11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青年企业家代表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中发生的场景。目前，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共有会员1938名，其中35岁以下占47%，研究生以上学历占31%，本科学历占64%。协会还吸收了港澳台特邀会员36名。 “我们是最尴尬的一代，被70后压着，被90后赶着。”著名的“创二代”宗馥莉语速极快。 在公共活动露面时，2014年福布斯中国商界女性排行榜上排名第八的这位女企业家在公共活动露面时，总是免不了频频被提及与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的父女关系。在场另一位总和上一代一起被提及的80后是朱钰峰，他父亲朱共山是光伏行业的巨擘。 “90后创业没有包袱，所以他们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能力的实现。而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应该说过往的经历是比较正统的，毕业进公司开始历练或者是工作。”朱钰峰说。 承前启后 朱钰峰说：“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讲，（父亲）他应该算一个偶像级的人物。我一般都会叫他董事长。” “我在家叫（宗庆后） 老爸 。” 宗馥莉笑着说。 经过高中、大学八年的海外留学岁月，2004年，宗馥莉以新人身份回到娃哈哈，并没有立刻进入决策层，2010年才担任娃哈哈旗下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据报道，她“非常勤奋，经常是第一个去，最后一个走”。但她表示，现在的她看起来不那么拼了。 “我父亲是亲力亲为做每一件事情，他觉得这样有更多的成就感，但是我觉得一个企业家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附在一个人身上，这个风险就高了，所以我希望打造人与人之间的共赢。”宗馥莉说。 宗庆后曾在2013年全国两会时表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二代大多有留学背景，一大半不会接班，而自己的企业“规模比较大，也比较先进”，所以女儿“可能还看得起”。 宗馥莉坦陈，和她差不多的“创二代”基本都是在国外留学，西方文化崇尚标新立异，也非常有创新性，但是自己还是需要回到国内这个大环境里面。 “在这七八年里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认同别人的东西，也希望学到更多，通过公司的企业文化去传递到每个员工身上，这样的话，社会也会根据我们的一些变化去变化。”宗馥莉一字一句地说，“不要把我们看作是二代，80后本身也有一代企业家要出来，我们扮演的可能更多的是承前启后的角色，我们除了要传承，同样也要发展。” 对低调的年轻高管朱钰峰而言，父亲那一辈人最大的特质就是勤奋，但也有开放和创新。协鑫集团从一片荒地起家，2011年技术改革，扩建了三条当时全球最大产能的1.5万吨生产线。自主研发的太阳能原材料多晶硅和单晶硅在产品技术上步入世界一流水平。这是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 “（我对父亲）不是听从，但是我觉得成功的人一定有成功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就要否定他，或者我是他的小孩他就要否定我。”朱钰峰说。 热 爱 “我觉得这两年我最幸福的事就是昨天我们的股价终于回归到我们的发行价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于腾群的话，引发台下企业家一片会意的笑声，“我们的市场价值得到了回归，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价值再次得到了认同。” 于腾群现在的要务之一就是盯着资本市场。他清楚地记得A股发行价是4.8元，最高到了12元，去年跌到低谷，2元钱左右，所有人见到他都问股价什么时候升上来。 于腾群觉得，这是一家老企业，也是新企业。中铁所属的中铁山桥集团历史可以追溯到1894年成立的山海关机器厂，直到2007年9月12日，以整体重组、独家发起的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2月3日正式A股上市。 70后于腾群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后进入了这家老资格国企的西安铁一局，距1989年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成立不到一年。他专注的就是把本职岗位规定的职责履行好，每完成一件工作，领导说“小伙子不错，继续努力”。 于腾群后来转到总部，接触到青藏铁路的修建工作。在青藏高原的风火山4800米左右的地方，中铁建了一个科学观测站，每天早、中、晚三个时间点固定地去测量温度、风向、风速以及冻土的变化情况。说是观测站，就是一间房子，没有电视，只有两个人守在那儿，父亲去世了，儿子顶上去。也是这么间房子，从1950年代初一直到2000年初，一天没落下，积累了世界范围内都少有的、非常翔实的数据。2001年6月，青藏铁路破土动工，3万人在4000多米海拔上扛着氧气瓶作业。当时面对的三大世界性难题——高原冻土、高原缺氧和环境保护全部被攻克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逐步地成长起来。所以你现在问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觉得就是热爱。”于腾群说。 现在，这家拥有将近300万名员工的中国中铁是全球最大的集团建筑公司之一，在世界五百强当中排名第86位。中国目前在建和已经建成的2/3的铁路、60%的地铁和1/10以上的高速公路，由这家老国企建造。 于腾群每天要和很多境外投资者接触，他就给人家讲这些关于热爱的故事，他觉得这里一定有投资的价值。 创业环境 “请各位企业家为所在地区的创业环境打打分吧？满分100分。”现场有人提问。 阎志觉得，对外省企业来说，武汉可以给100分，因为“武汉的高校特别多，有130多万在校大学生，是中国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在校生最多的城市之一。武汉也是继中关村之后中国第二个自主创新示范区，已经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创业企业，武汉人很厚道，胸怀也很宽广，大江大湖养育了很好的心性”。 宗馥莉指出浙江的软环境其实可以再提升一下，比如高学历人才都是在北上广，这方面需要更多努力。于腾群认为北京的创业环境不错，但也有对一个更公平的市场环境、更法治的创业环境的期许。 “中国发展太快了，民营经济规模还不够大。”北京国能中电节能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白云峰也觉得有不完美的地方。 “我很难定位自己是一代还是二代，在座有很多可能跟我一样，大学毕业以后先在体制内干，然后某一个时间点辞职并创业。”白云峰说。1975年出生的他1999年加入国资企业北京国华电力有限公司，是当时唯一的非电力行业发电公司。 白云峰既当选过年度经济人物，又做过年度时尚先生，他感到今年最幸福的事情是和浙江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把燃煤的污染降到比燃气还低，“这项成果未来有望缓解肆虐的雾霾”。 创业以后，他在博客、微博上的签名都是一句老话：本分守正，天道酬勤。“有的时候就有不追求完美，就会觉得不进则退 的感觉。” 白云峰说。 “任何价值观的形成，都是大家共同创造的结果。一方面，我们要推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任何价值观的形成不是由一部分人来制定，让另一部分人来遵守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应该是我们不同的人群共同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形成创造新的贡献。”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组书记皮钧认为，企业家人群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价值观不是自己“讲”出来的，是在实践中被他人“读”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引导青年企业家把个人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统一起来，并引导他们通过实践，不断和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作者：王梦影，陈璐）
2014年12月9日 -
郑永年: 中国第三个三十年 三手段定成败
尽管有了今后35年的宏大计划，但要实施下去，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改革的各种阻力不会因为集权和一场反腐败运动消失。另一方面，不能犯中共高层所反复强调的“颠覆性错误”。 中国今天讲建国一百周年，即到2049年。到2049年，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毛泽东的30年，邓小平的35年，和从今天开始的35年。前面的65年已经成为历史，到2049年中国会变成怎么样，就取决于今后的35年。今后的35年怎么走？还得看前面的65年是如何走过来的。 毛泽东的30年，在前半段从事建设，通过国家的力量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政权，但是后来进行“继续革命”，转向了政治运动，反而破坏现存制度。尽管毛泽东也在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形式，例如他试图把社会运动制度化，七八年来一次，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政治运动的目标是针对现存制度的，尤其是官僚体制。不过，毛泽东时代也是有贡献的，这不仅在于人们所说的“消极的贡献”，即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认识到社会运动的破坏性，因此转向了从事经济建设，更在于其“积极的贡献”——毛泽东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这并不是他所预想得到的。 邓小平的35年，主题是从事经济建设。但说邓小平没有想进行政治制度建设，也不对。1980年代他曾经提出过非常大胆的政治制度建设计划，例如党政分开、法制、社会主义民主等政治改革举措。不过，苏联解体之后，邓小平敏锐地判断到，苏联解体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政权没有能力从事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 这个判断并没有错。邓小平在经济建设上的功劳巨大。今天的中国俨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历史上的奇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所有重要的经济组织。同时中国各种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下一一到位，包括财政、金融、企业制度等。尽管所有这些仍然需要改革和改进，但大的制度都已经到位了。 邓小平的改革计划和思路管了中国改革和发展35年。现在要规划的是未来的35年。十八大是一个起点。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 赢得未来的唯一选择 第一是集权式改革。集权式改革扭转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过度分权所造成的“无改革”和“不改革”现象。中国的改革先易后难，在进入“啃骨头”的阶段，需要通过集权，来克服已经变得非常强大的既得利益对改革所造成的阻力。 第二是全方位的反腐败。大面积的腐败是执政党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关乎执政党的生存问题。尽管腐败并不是新鲜事，但近年来的腐败已经给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挑战。同时，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整治，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一大问题。如果没有社会信任，执政党同样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第三是以法治为目标的制度建设。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本身并非是最终的目的。执政党的目标，就是要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进行制度建设。这是今后35年的目标，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即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要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提升并不容易。二战之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高增长阶段后，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除了一些石油国家之外，成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这些东亚经济体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内部的改革所致，也有外部国际环境的因素。东亚的经济奇迹发生在冷战阶段，冷战使得这些经济体不费力气地进入了整个西方市场，同时又赶上了后来的经济全球化。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很不一样。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现象，例如官员腐败、社会分化、极端思想（不管左右）不断出现、各种犯罪率高居不下、环境生态危机不断等。在国际层面，西方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主义，而周边的外交环境也一直呈现出很不确定的状态，一不当心，就会发生重大危机。 在这样的环境下，制度建设成为中国赢得未来的唯一选择。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把它们放在制度建设的背景下来理解才有意义。要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要用制度建设发掘进一步改革的动力机制。制度建设是去年三中全会和近期结束的四中全会的主题。三中全会尽管涵盖面很广，但主题是经济和社会改革。三中全会的关键词是“市场化”，要通过市场化释放制度红利，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四中全会的关键词是“法治”，不仅是狭义上的，即法律意义上的，而是广义上的制度建设，包括社会、行政、政治等方面。三中全会决议包括336项改革，而四中全会决议包括180项改革。尽管两者之间有些重复，但加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改革和制度建设计划。如果能够实现，中国会是一个全新的国家。 细节决定成败 从制度建设来看，两个全会所通过的改革方案，既有对现存制度的改进，也有制度创新。例如三中全会所大力推动的经济市场化，就是对1990年代中期之后企业制度改革的推进。当时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抓大”方面只实现了一半，就是把企业整合起来，造就了一些庞大的国有企业，但市场化仍然没有到位。现在企业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有企业仍然有行政和政治界别。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才能得到解决。又如，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始讲制度细节问题。在所有国家，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制度，而在于有没有制度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尽管有了今后35年的宏大计划，但要实施下去，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改革的各种阻力不会因为集权和一场反腐败运动就消失了。在一个多元利益的社会里，改革往往会演变成利益集团之争。如何使改革挣脱利益集团之争的藩篱？再者，改革也很容易成为意识形态之争。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分化，各种不同利益也在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意识形态，在论证自己利益的合法性的同时，从意识形态层面阻拦对自己不利的改革。如何使改革挣脱意识形态之争呢？这些是没有答案的。 另一方面，这个改革的过程不能犯中共高层所反复强调的“颠覆性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小错误在所难免，但颠覆性错误必须避免。从实际层面看，这种“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既可能来自于高层，也可能来自于社会，或者两者的互动。例如，前面所讨论的意识形态争论。如果把握不好，意识形态之争成为改革的主题，或者意识形态走回头路，就会是一个颠覆性错误。再如，如果社会治理制度和基本社会正义不能实现，也会造成颠覆性错误。 如果既能克服改革的各种阻力，也能避免各种可能的颠覆性错误，今后的30年就能够比较顺利实现执政党所计划的长远目标。正如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所预示的，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文章选自新华网
2014年12月9日 -
哈继铭：中国投资占比已超“大跃进”
今年三季度，在经济增速整体下滑的同时，经济结构呈现出积极变化。 第三产业的比重在继续提高，服务业增加值速度快于工业，这是继去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第一次超过工业以来，继续延续这样的趋势。 而且，今年以来投资增速继续高位放缓，出口增速换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前三季度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8.5%，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7个百分点左右，整个经济再平衡的态势比较明显。 但是，从地方政府规划的巨额项目看，从国家发改委一个月内公布的7600亿的基础投资看，从中国储蓄率位居高位看，政府的投资惯性依然持续。 在“三期叠加”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和消费何去何从？财新记者专访了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 财新记者：未来投资和消费的比重将呈现什么变化？ 哈继铭：从目前的经济结构来看，未来需要努力降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意味着消费要起比现在更大的作用。但是，不是不要投资，增长的动力依然需要投资和消费并举，出口在里面也应当起到一定的作用。三驾马车需要一个平衡的关系。 不同阶段，经济结构呈现不同的特征。就过去二三十年来看，投资起的作用过大，而投资所创造的产能，不能被消费和出口所完全消化，就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也出现了投资效率下降的问题。目前来看，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就是目前政府所强调的要“调结构”。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失衡状态，主要表现在投资在GDP中占比过高，现在高到什么程度？根据去年的数据，投资占GDP的比重是47.8%，无论是横向和纵向比分析，都过高。 横向，跟其他国家相比。过去韩国和日本的投资占比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以前最高达到过40%，而中国47.8%的水平要远远超过他们历史最高值。韩国和日本是过去的记录保持着者，现在中国刷新了他们。 纵向，和中国过去比。中国曾经投资在GDP中占比最高的时候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达到了42.8%，而现在已经升到了47.8%。因此目前中国经济有必要进行结构调整以降低投资率的水平。 财新记者：将来中国调结构的轨迹是怎样的？调结构当中，经济增长又会呈现怎样的态势？ 哈继铭：如果中国政府下决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将经济结构调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不可避免地就将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明显下降。 如果这种下降的程度是被认为不可接受的，那政府就可能选择速度慢一点的调结构，经济增速也可以下降的缓慢一些，但是这种缓慢不是没有代价的。它的代价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投资效率依然是比较低下的，而且会产生金融风险，债务不断地上升。 我们做了两种情景假设。第一个假设就是本届政府在任期内，把目前高达47.8%的投资率，到2022年降到40%，那么2014年到2022年八年期间，GDP平均增速将下降至5.3%。 在这种相对比较快的调结构的假定之下，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也比较快，但是中国的债务将会比较稳健，估计社会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在2017年达到顶峰，之后将会逐渐下降。 不过，在这种情景假定下，就实现不了2020年GDP翻番的目标。要实现目标，GDP年增速还需要保持6.7%至6.8%。 那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方法，既能够翻番，又能够调结构呢？这种方法是有，但也是有代价。这个方法就是把调结构的时间拉长。 第二种情景假设，到2027年，才把投资率调到40%的水平，就是留下一部分问题让下届政府去解决。如果这样，未来的七、八年时间，中国经济增速平均将达到6.8%，能够满足GDP翻番的目标。但它的代价就是社会总债务占GDP的比重是逐渐上升的，到2027年与GDP之比将接近300%，而中国现在已经超过200%，债务风险将越来越大。 在投资占比调降的过程中，一定要求投资增长速度要慢于消费，因为出口将来肯定指望不了。否则，投资占GDP的比重还会逐年的上升，可能将来都能飙升到50%。 消费要和过去相比，一定要起更大的作用，并且消费增速一定要快于投资增速，才能够把如此之高的投资率逐渐地降下来。 财新记者：但是目前政府在稳增长中依然在强调基础设施投资。 哈继铭：从缩小区间差异的角度来讲，目前所做的基础设施投资有积极作用，基建投资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样的投资，在一个国家债务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值得做而且风险小，但是中国目前的债务率不断上升，所以不得不考虑它的风险，在财政金融上的可持续性。 把最近几年基础设施投资区域间的分布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做一个对比，90年代末，中国遇到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影响。 可以看到，当时人口越密集的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就越快，带动的企业和就业也就多，从而促进了税收增长，财政也可持续，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近几年的情况是，人口密度越低的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就越快，出现了和90年代正好相反的一个现象，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债务上的风险、偿还能力，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挑战。因为人口稀缺的地方，财政能力往往都是比较薄弱的，如果基建是当地政府做，那么它的这些债务是不是能够偿还，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如果基础设施行业的价格能够放开，能够盈利，它会吸引私人部门介入，但是很多基础设施行业完全是公益性的，而且即使收费，也很难反应真正的成本。 这种投资的回报率是比较低的，在多大程度上能吸引私人部门的介入，就目前来看，我不是特别的乐观。在很多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大部分都是政府提供的，也都是免费的，比如美国的高速公路，很少遇到收费的现象。 财新记者：那支柱产业——房地产投资呢？ 哈继铭：政府对房地产真的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因为房地产占经济的比重太高，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占GDP达到32%，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经济都跟房地产有关。房地产绑架了经济，也绑架了金融。 房地产过快的下降，不仅会拖累经济，也会使得金融风险过快的暴露出来，所以完全可以理解政府不愿看到房地产大幅的下调。 但从长期看，由于人口因素，房地产需求会减弱，因为老龄化到来以后，买房的人逐渐减少，卖房的人数量逐渐增大。如此，剩下的一个房地产推手就是城镇化了，但是城镇化这个概念这几年已经被过度透支了，房地产的存量非常之大，截至2013年底，在建面积就达到了48亿平方米。 而城镇化的速度这些年一年也就是1900万人，假定他们每人买33平米，也就是三口之家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那也需要八年才能消化完目前的在建存量，更何况他们中有部分还买不起城里的房子。上述48亿还不包括已经竣工但尚未售出的房子，也不包括已经售出却还空置的房子。 房地产的存量过大，未来的下调不可避免。目前政府所出台的扶持房地产的政策，也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财新记者：就投资而言，您认为未来应该投在哪些方面？ 哈继铭：中国的很多领域还是值得投的。在人力资本、医疗、教育等这些方面还是有必要加以投资的，以提高人的创新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高科技领域，如何研发自主品牌产品，增强整个经济的创新能力，也是需要投资的，研发方面的投资，中国在这方面是很稀缺的。当然这要伴随知识产权的保护，不然大家没有动力去投资；另外也要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不能让很好的、有创新能力的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充分实现价值，就不利于鼓励创新，既使有创新，最后全跑到海外上市去了。 另外，还有一些新的领域值得投资，我笼统地把他们称为“为中国制造领域”，以前以中国制造为特征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都很多，但是互联网、电信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这些投资显然还是不足，电商、网游等完全可以放开让私人部门去投资。 旅游休闲行业、体育产业、文化娱乐产业、养老行业等这些行业有很大发展空间。 但是这些产业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总体来看，一方面，旧的产业占比太大，短期内又很难有新的产业全数弥补，另一方面，新产业投资过快的话，它也会带来短期内债务的大幅上扬。所以未来总投资增速将会在整体上趋于下滑。 财新记者：对于消费的成长，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哈继铭：消费的增长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收入因素，一个是财富因素。收入是流量概念，现在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也就是工资每年在上涨，这本身对消费就有正面推动作用。 除了劳动收入，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比如说储蓄收入，是被人为压低的，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存款利率过低，其实就是等于中国的老百姓在补贴企业，中国的存款者在补贴借款人，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状态，现在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如果没有这种补贴，既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也有利于推动消费。 收入效应，就是要通过要素价格的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来实现。另外政府也可以起比较大的作用，因为很多老百姓不敢消费，有后顾之忧，这方面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手段支持消费。 例如，当前中国医疗教育公共消费占GDP的比重5%至6%，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很多国家这个比重都在10%以上。 就财富效应而言，很多年都让地方政府享受了这种财富效应，主要就是土地，尤其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卖地的大部分收入都进了地方政府财政，如此只能推高投资，而不能推高消费。 试想如果土地转让的收入大部分都归农民所有，那将推高消费而不是投资。如果政府能在土地流转和所有权方面有所改革，使得农民拿大头，地方政府拿小头，这样才会有一个财富效应的转移。 财富效应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财富需要从政府、国企向私营部门、家庭转移，才有可能在短期内对消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推动。 （本文选自财新网 记者：李雨谦）
2014年12月9日 -
王辉耀：发挥海归在企业走出去当中的作用
[新浪财经讯]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办的“首届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于11月21-23日在三亚市召开。11月23日下午，“前瞻：迎接2015 中国企业应做好哪些准备”分论坛举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在论坛上表示，要利用好海归帮助中国企业更加顺利走出去。 以下是王辉耀讲话实录： 主持人：我们今天一直在说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问题，包括大家在谈论世界经济还是面临相对弱势，有人说这是中国企业非常好的走出去的机会，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企业在对外进行并购，您认为目前这个情况下，我们企业在对外并购的时候，就在当下最需要注意的问题？ 王辉耀：现在到了比较关键的时候，就是中国企业在过去30年，我们一直是欢迎外资，我们是招商引资。今年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中国企业要开始走向国际投资，将超过外国来华投资。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走出去过程中，可能有三个方面，首先我们要在人才上加大走出去的配备的力度，我们现在走出去需要更多地运用当地的人才，最近我听说有些企业去了美国，就用美国的海归，在中国留过学，回到美国以后，对美国很熟悉，这些人对中国的影响就非常好，能够帮助中国的企业。另外我们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要避免一些可能的政治的风险，比如我们选择国家投资的时候，要注意像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乌克兰，去这类国家，要有清醒的分析和更好的投资决策。第三方面需要注意我们可能更好利用投资结构进行转型。 我们这次论坛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上，很多的来自国内的国有企业，有民营企业，有外资企业，非常丰富，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会多元化，如果说以前我们过去30年更多是国家企业走出去，国有企业走出去，未来30年肯定有更多的民营企业走出去，他们走出去会带来新的结构，而且我们不仅有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的老百姓也在走出去，过去一年有一亿多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旅游，还有企业走出去，今年投资会达到一千多个亿，中国旅游在海外采购也会达到一千多个亿，这个对中国经济带来正的增长和交流。我们在选择行业的时候还要多元化，不能光是集中在大宗的资源方面，更多的要有更效率的企业走出去，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更好地发展。（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4年11月22日）
2014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