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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我国高端人才流失原因及对策分析
当前“人才战争”硝烟渐起。许多发达国家通过改革移民政策，加大人才吸引或留置力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全球人才竞争行列。近些年，我国在“千人计划”的引领下，已有近百万留学生回流，其中高层次人才两万多名。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国的人才流失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发展成为第一人力资源大国，到2010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已达1.2亿人。 当前“人才战争”硝烟渐起，许多发达国家通过改革移民政策，加大人才吸引或留置力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全球人才竞争行列。近些年，我国在“千人计划”的引领下，已有近百万留学生回流，其中高层次人才两万多名。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国的人才流失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我国的高端人才为何会流失 首先，从硬件方面说，中国的基础设施环境确实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2012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基础设施总排名在29名。科研设备运行效率低、综合效益也有待提高，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曾说，我国大型科研设备利用率只有25%，而发达国家是170%。许多留学生曾经反映，他们在国外做实验，即使是研究生阶段，也可以使用价格高昂的先进仪器，而回国之后却发现国内的好仪器都在少数人手中，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很多专家花钱买了机器，却不愿意分享，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利用率低。这些也是很多理工科留学人员不愿意回国的重要原因。 近年，中国的科研硬件环境好了很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减小。比如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的年增长率最高超过20%，2011年，中国的研发投入达到861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3%，已经居世界第三位。这种科研投入增加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2011年我国科研产出大幅增长，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17.2万件，居世界第三位。2012年，我国神舟九号飞船升空，中国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成功实现宇宙飞船太空对接的国家。今年神舟十号飞船也圆满升空，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科技大国的实力。 在很多大城市，中国的科研基础设施已经较为完备，比如北京中关村，现在已经有16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区，有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301家，2012年中关村新募集设立的基金达到400亿元，活跃在中关村的境内外知名创投企业有100多家，管理的资金规模超过200多亿美元，而硅谷近年来每年风投募集的资金数额在100亿美元左右。中关村新出现的“车库咖啡”新型创新孵化器，还被美国媒体关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其中就特别提到了“车库咖啡”，说这是中关村的“秘中秘”。这说明我国在创新创业环境的改善和激励上，出现了世界瞩目、世界领先的新方法，事实证明，中关村也确实成为了中国集聚海外人才最多的地方。 其次，软环境是造成中国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科研设备运行效率低的问题其实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方面软环境的问题。 从科研体制上说，我国目前科研管理体制还不太健全，也缺乏人性化。在中国，很多科研人员都把精力放在拉课题上，而不重视课题最后的结果，产生许多无用的、应付的科研成果，导致大量科研经费的浪费。在国外，申请课题很容易，而最后课题结果审核却十分严格。再比如，我国科研人员的薪酬水平仍然较低，在国外，一个教授几乎可以养活一家人，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一国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还有，现在很多科研经费规定只能买大型设备，对科研人员的劳务支出等限制严格，还不太人性化。 从教育上说，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课堂所教与实践脱节，不少教授也疏于教学，很多学生“有学无识”。学术腐败事件还时有发生。而且，少数专家掌握一个领域的话语权，不允许别人挑战权威，这种学术垄断限制了学术自由，不仅压制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也成为中国人才流失国外的重要原因。另外，我国高校存在“只进不出”的用人制度，大部分岗位都被占用，留学生难以进入高校任职。 应该看到，我国人才体制机制上在近年出现了很多创新和亮点，比如“千人计划”，已经成功吸引了3000多名高层次人才回国。但是，我国目前还存在不少人才管理和利用方面的政策障碍，比较典型的是人才流动的壁垒过高。 首先，国内户籍问题限制了人才在国内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自由流动，也限制了很多人才能力的发挥。 第二，我国人才在体制内外流动也受到限制，许多留学人员回国后都存在于体制外，不仅缺乏参政议政的渠道，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没有职称，在申请科研项目上也会遇到阻碍，造成人才社会地位和待遇的差异，也是很多留学人员不愿意回国的原因。在国外，存在“旋转门”机制，人才可以在政府、企业和民间自由流动，人才可以发挥能力的领域很多，可以得到有效的锻炼。在国际间，中国的出入境手续还十分的繁琐，在现行政策下，仅有十几个国家给予我国公民免签证待遇，这与我国一个经济大国的身份地位不太相称。而成为外国公民，去其他国家旅行、商务往来都非常方便。 第三，创业环境方面，公平竞争和融资机制还需要完善。在我国很多创业者上市流程还十分困难，创业板上市后，也发现了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除此之外，我国生态环境堪忧，也成为人才选择定居国外的一大原因。近年来，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背后也存在很多隐忧：例如我国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经济方式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2013年，中国几大城市出现雾霾天气，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鲁等区域，大气污染十分严重。2013年1月，北京仅有5天不是雾霾天。广州、上海和深圳等地先后出现雾霾天气。据媒体报道，很多外国人因此而离开北京回国发展。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生活环境宜居，对中国人很有吸引力。 人才流失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我国的人才流失，首先是带走了我国珍贵的、附加在人才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对我国科技进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据美国全国科学理事会统计，2006年美国大约有35%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来自外国出生者，而这些外国出生者有22%来自中国大陆，4%来自中国台湾，排在第2名的印度只有14%。以最为顶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截至2010年，有11名日本血统的人先后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大部分是日本自己培养的；而中国先后有8名华裔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但全部都是在海外拿到的诺奖。 第二，大量携带资金的人才也纷纷流失海外，带走了大量的资本。仅2009年就有3000人投资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他们投资的总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在人民币应用较广的地区，2009年移民转移出去的资金就高达100亿元人民币。2011年，据各国的移民署和出入境管理局数据显示，我国近一万人通过投资移民移居海外，按照最保守的每人投资额50万美元计算，一年投资移民资金流出50亿美元。最近三年则有150亿美元流失海外。这还不包括购房、子女上学和生活旅行等费用，如果都加起来，可能还有很多，这是十分惊人的。海外投资移民使国内资金大规模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很多企业转型开始进军虚拟经济市场，实体经济的发展大大萎缩。而且实体经济的很多企业由于规模小，资金实力有限，真正可以做到行业或产品创新的很少，同时可以帮助实现创新的、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主又迁往海外，对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将造成损害。不仅是在资金投入上，而且在人才和技术投入上都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影响。 第三，大批人才流失海外，对我国逐渐老龄化的社会将形成一定威胁，不利于我国实现战略转型。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占总人口比例达13.7%。以此来看，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老龄化是一个规模大且发展迅速的过程，比其他国家都快。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意味着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巨大的老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将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来源和风险所在，而年轻人才的流失，对我国经济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人才流失问题中国需采取什么措施 建议中国可以从软环境建设、人才体制机制完善和建立健全人才移民制度，以大力引进国外人才三个方面遏制人才流失、弥补人才流失带来的危害。 首先，在软环境建设方面，我国仍需加大科研投入，完善科研管理体制。进行高等教育改革，遏制学术腐败和学术垄断，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氛围。建立起流动的聘任制的教师用人制度，建立退出机制，将科研教学岗位让给更多有能力的人才，给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造进入高校的机会。可以多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听取留学回国人员的建议。继续完善创新创业环境，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第二，在人才体制机制完善方面，降低人才流动的壁垒，使人才利用效率最大化。可以从以下几点完善：首先要放宽户籍限制，促进人才在不同地区之间合理自由流动。户籍制度是我国计划经济实行区域条块分割的产物，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予以取消，给予人才流动更多自由，让市场竞争决定人才的区域分布。 其次，要促进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建立起我国的旋转门机制，为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要放宽出入境限制，让人才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形成一个人才有出有进的局面，让更多人才走出去学习锻炼的同时，欢迎他们回国提供服务和发展，这样才能培养更多的国际化人才，让中国成为国际化中心。 另外，建立健全我国的人才移民制度，大力吸引国外人才，包括海外留学生、华人华侨和外籍人才。我国人才流失造成的危害，可以通过吸引海外人才来中国加以弥补。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人才大量流失的历史阶段，但很多国家随后吸引海外人才来弥补。比如加拿大，每4个加拿大人才流向美国，就有1个国外人才加以补充。通过移民制度吸引人才的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美国一年发放100万张绿卡，8万张短期人才签证，成功地留住了人才。我国设立绿卡制度10年来，只发了几千张绿卡，和国际人才的需求极不相称。因此我国吸引海外人才的重点在于建立健全人才移民制度。 1．形成统筹协调的签证制度，简化并完善分类。目前，外国人来中国工作必须办理外国就业证或外国专家证、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以及居留证三个证件。就业证归人社部审批，外国专家证由外国专家局审核；用人单位的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要由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居留证件要在公安部审批。此外，还可能涉及到外交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三证分立，程序繁杂。今后，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由一个政府部门统筹协调签证相关事宜，例如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澳大利亚移民和公民部、日本厚生劳动省、韩国就业和劳工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台湾地区“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同时，对签证类型进行适当完善，使之更有利于高新技术领域人才。 2．出台更为开放的雇佣外籍高层次人才的制度。在技术移民体系中，目前以职位和任职单位为门槛，基本将外国科技人才流入的接纳单位限制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今后应改为以职业为基础门槛，配以国家急缺人才清单或移民职业申请清单，以及雇主联合申请及担保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作用，并以国际通行的积分制来评估申请人的资格。这样才能加大全球人才的流入，并实质推动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和机构的发展。 3．签发“同胞证”或“华裔卡”。目前我国有5000万海外华侨，他们是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真正的力量源泉。我国的人才绿卡制度，并没有照顾我国海外族裔人才、我国海外留学人才、外国来华留学人员这三个特殊群体，这不符合国际惯例，更不符合我国现代国情。向他们签发“同胞证”或“华裔卡”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国家的和平统一以及开创我国外交局势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贯彻十八大“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精神的重要举措。
2014年5月30日 -
王辉耀：遍布世界的中国留学人员
自1872年容闳率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始，中国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到1978年的百年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不过13万。而从1978 年至2007年，留学人数急剧攀升至120万，几乎为前者的10倍。曾有人戏称：“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中国留学生。” 三年来，中国的留学生群体便开始壮大，足迹遍布世界的每个角落。而这些遍布全球的留学人员，不仅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也是一支促进中国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 要力量。同百年前的留学潮比，这三十年来的留学潮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变的是海外学子们“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 境”的决心。 最初的留学生都是以公派为主。1981年，虽然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已经放开，托福考试也于这一年进入中国，但由于当时并没有“先富起来”的群体，国民平均 收入与西方相比普遍差距悬殊，再加上社会观念的盲区、信息不对称、手续的复杂，能够靠自己出去留学的人是凤毛麟角。随着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就， 加上1985年政策的日渐完善，例如简化手续取消“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等，再如出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中国向外留学的大门才算 完全打开。公费留学生的总数并没有减少，自费留学生的总数则呈爆炸性地增长。目前，百万留学人员中90%是自费留学，中国开始从精英留学大踏步地进入“准 大众化”时代。 不仅如此，留学专业也发生了变化。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多以理工为主，中国出国留学主要也是学理工科专业的学生，而经济管理类和人文学科类等专业早期留学人员 涉及较少。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尤其市场经济催发了创业大潮，人们甚至意识到科技的现代化也需要伴随科技的产业化。因 此，我国留学人员的专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更多的人选择金融、工商管理、法律、会计、医科以及计算机、网络等实用型学科，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也使人 文社科专业的留学生日渐增多。这也反映了现代人越来越意识到，科技的现代化必然伴随着思想和观念的现代化。 现在留学的一个普遍现象便是出国留学的整体年龄越来越“青春”。其实在国内老三届的大学生当中，就有很多都是高龄生，公费留学一般又多是出国读硕士、博 士，因此年龄普遍偏大。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同时，中国从中学教育到高考再到高等教育竞争激烈，教育实力却又不佳，与自身的国际 地位严重不相称，整个体系也屡遭诟病，因此，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开始出现，许多有条件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教育先进的发达国家读本科，甚至是读中学。这也跟我 国政府制定的“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有关。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从攻读博士逐步发展到硕士，甚至是在海外读本 科或中学。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出国留学人员发生了变化，归国的留学人员也发生了变化，反应在数量上便是归国人数的增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留学人员回国人数一直以超过两位数 的速度增长。截至2006年底的统计表明，留学回国人员已经超过27.5万人，仅2006年一年，回国留学人员就达到4.2万人，年增长率为21.3％。 根据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以预测的是，未来10年，中国将迎来留学人员回国的高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回归的留学人员，特别是公费留学生，大部分都集中在政府机构、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国有企业就业。但90世纪以来，大多数的海归人才都在体 制外就业，主要活跃在新经济、高科技和第三产业领域，西方跨国公司的在华高管、新经济领域的创业者大部分都是留学生出身，这些高层次人才是中国新经济发展 发展的主要推手。随着本土企业（包括国有和私营）走出去的需要，海归人才未来还将在本土企业国际化上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海归人数的暴涨，海带也开始成为了新的社会现象，很多人感叹如今的海归贬值了。其实，海归成海带只是海归大潮中的一股潜流，它反应更多的不是海归多少 的问题，而是海归标准的模糊，更折射了出国热中的混乱与盲目，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海归仍然是稀缺。海归变海带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但海归变海鸥却是一 个发展趋势。随着国家人才政策从强调“回国服务”演变为“为国服务”，海鸥形态将成为吸引海外人才归来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国家政策的宽松，留学人员回国 服务的方式日益灵活，特别是在两地跑的海鸥群体也开始壮大，我预计人才环流也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3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热血青年，今日已经成长为有担当的有为之士。作为社会新阶层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留学生群体以自己百折不挠的努力，与国人一 起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不断转型，推动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延展，在新的起点和新的高度上担负起了民族振兴的重担，下一个30年，任重道远，将是中国留学人员 带来更大变化的时代。
2014年5月30日 -
张红力：统一快捷支付接口对客户没有影响
工行副行长张红力在3月27日的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工行没有关闭支付宝快捷支付业务的接口，只是把以前分散在多个分行的接口集中于一个，实现一点接入、全国开放。也就是说，无论工行的客户在何地使用支付宝快捷支付，均接到一个接口。这项技术上的调整，完全是通过工行后台实现，不需要客户进行任何操作切换，对客户也没有任何影响。他重申，工行与支付宝的合作意愿没有变化，“我们期待与他们更好合作。” 为何要统一接口？张红力解释，是为了加强对支付机构合作的统一管理，是出于防范风险的需要。目前支付机构与工行很多分行分别合作、开通业务接口的模式，在业务管理水平和风控能力受制于分行水平，业务水平参差不齐，系统建设所需要的软硬件能力有限。这次工行总行统一接口，将组织专门团队，进行维护、管理，有利于更好地管控风险。 与此同时，为了平稳过渡，工行已经在前期做了大量工作，一年来与支付宝进行了充分沟通，并按照协议履行了提前30天进行告知义务。同时工行进行了技术准备，因此自3月23日开始，统一接口过程中，对客户正常的支付没有任何限制和影响，客户从体验上感受不到任何变化。 至于有报道的部分客户的签约、交易受到影响，张红力认为，可能是支付宝把签约、支付交易发送到已经关闭的接口造成，因为签约交易具体发送到哪个接口，是支付宝控制，“我们相信支付宝方面会把客户体验放在第一位。” 文章摘自中国证劵网
2014年5月30日 -
王辉耀：现在是发展民营智库的最佳时机
在西方，智库是一种很重要的组织形式。布鲁金斯智库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每年收到的捐款达到2亿美元。它接受捐款非常讲究，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捐，需要首先排队，然后从中挑选出有理念的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的捐赠意识是近一二十年培养起来的，捐款领域主要集中在硬件上，比如助学和救灾，但对软件的捐助意识还不够。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应该从硬件捐赠走向软件捐赠，需要对他们进行智库启蒙。 新中国建立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年到1979年的第一个30年，主要目标是发展政府体系，1979年到2009年的第二个30年，主要是发展市场体系；而从2009年开始的第三个30年，我们要发展社会管理体系。智库正是社会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质是政府非常强势，其下各个机构、部门和街道，构成了一张巨大的网，使得政府决策非常充分，但缺乏民主机制，这就凸显了智库的重要性。在国外，政府决策是多个政党博弈的结果，但中国在民主协商之后，具体决策时只有一个政党，如何使决策民主化、透明化，需要一个有力的代言人，需要通过智库中转。 在中国，智库由于受到太多官方背景的政治约束，独立性很弱，原因在于，理应由政府采购公共服务，包括智库的服务，但这在中国却是个瓶颈，导致智库无法获得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而在西方，智库是除了政府、国会和法律之外的第四力量。中国要想突破瓶颈，从根本上避免决策失误，就必须大力发展第四力量—智库。??? 作为一个全球化研究中心，南方国际研究院有两三个研究智库的平台，目的就是通过打造智库组织，以更多地影响政府决策。我们为政府提供过很多建议，包括千人计划、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海归如何创业、中国的绿卡、人才签证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提出的中国人才政策。今后我们还会进一步扩大对政府的影响。 智库主要围绕政策展开研究，其建议能影响政府，这是智库的第一个功能。政策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是政策在管理这个国家，而且，中国的法律尚不健全，许多事必须依靠政策。但是，错误的政策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政策出台前需要反复论证和前后比较，再经过很好的概括，才能产生一个好的政策。在政策论证方面，中国现在做得还比较差。 可以说，智库的主要目的就是影响政策，如果不能影响政策，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价值。但在影响政策的同时，智库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影响政策不是唱赞歌，也不是迎合政府，而是要根据国际国内情况提出独立科学的政策建议。 智库的第二个功能是储备人才。西方智库为政府提供人才，中国的智库现在还不能起到这个作用，但我们可以观察和学习。智库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教育和影响大众。智库的所有报告都是公开的，会在网上公布，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属性。 与咨询公司相比，智库的咨询服务比较少，因为这不是它的主业。智库主要是做研究，每年出台很多研究报告，然后向社会公开。智库有时也承接一些政府研究课题，但都是与政策相关，这可以视作为一种政策咨询。咨询公司主要为企业做咨询，但智库不会直接为某一个企业服务。企业的研究课题是微观的，比如人力资源管理，智库的研究则针对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它是客观的。 智库的专家构成非常国际化。智库的发起人有的是学术背景，有的是政府背景，还有些是企业家背景。比如布鲁金斯智库的董事会主席是个企业家，其总裁则是从大学出来的政府领导。所以智库的人才是跨界人才，强调团队配合，搞纯粹的学术研究，在智库是行不通的。 某种意义上，智库就像一个很好的中转站，有些人会在智库待上一段时间，然后转到政府部门工作。这种情况在国外很普遍，包括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尤其是美国最多。? 对于智库，政府实质上也是有需求的，但还属于一种内部需求—内部机构总是需要揣摩领导的意图。事实上，中国更应该鼓励的是独立的民营智库的发展。 在中国，由于政府太强势，所以需要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家阶层站出来说话，他们再不站出来，就没人敢说话了。企业家们深入探讨一些公共话题，有利于推动政策的活跃，但中国的企业家很多都不吱声。 目前，很多中国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原来默不出声、闷头发大财，转向对社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迫切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王石、柳传志、冯仑等人。但他们没有系统研究的时间和精力，这就需要支持智库，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资源，去影响政府决策和国家未来的发展。 无论从国家进步的角度看，还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时代都在呼唤民营智库的发展，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而中国智库的未来成败，取决于中国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们对智库的支持。所以，企业家给智库捐款，属于一种慈善公益行为，不是投资。
2014年5月30日 -
王辉耀:引进人才需要制度化和常态化
去年6月份，由欧美同学会主办的“2009海外留学人员座谈会”圆满画上句号。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出席会 议，并与来自海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位高层次留学人才和来自国内的10多位高层次人才展开座谈，展现出政府对人才问题的日益重视。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对这次会议有很深的感受。这是中央组织人事部门和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举办的一次最大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也是中央“千人计 划”的一个延续。自“人才强国”被确立为国家战略以来，中国正日渐加强全球性的人才竞争，“千人计划”正是一个明证。中国面临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发展知识 经济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等重大挑战，人才无疑是最需要重视的“第一资源”。 “千人计划”出台后，网上还有过一些争议，甚至有人提出 把本土人才用好就足够了。我从始至终不认为“千人计划”以及引进顶尖人才的思路应遭到质疑，这绝对是值得肯定的战略性措施。引进优秀的人才不但能提高国家 竞争力，并且完全可以通过措施与本土人才形成“互补”效应，进而提高本土人才的水平，改善国内的人才环境与土壤。 这不是说“外来 的和尚会念经”，而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不可能在“闭关锁国”中崛起或保持为“世界大国”，也不可能在缺乏外部竞争与交流的情况下，全面培养能在 全球各地展开竞争的一流人才。何况，中国教育体系人才培养的实力并未达到世界顶尖，以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为例，中国本土至今没有培养出一名堪称世界级 科学家的获得者，而众所周知，自然科学没有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这与中国的经济总量不相称。 中国需要从投资拉动的经济，过渡到人 才拉动的经济，我们不能永远靠投资“铁公鸡”（铁路、公路、基建等）带动经济。我们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高科技和第三产业等大量需要高层次人才的行业，引 进需要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提升一个学科或产业水平的高端人才，而这方面的人才中国一直很紧缺。并且，最关键的是，这样贡献远大于投入的高端人才，任何 一个国家永远都不会嫌多，因为拥有的越多，就会做得越好。 即使是美国，人才培养实力全球第一，但还是开通了“杰出人才”、“优秀 人才”、“高技能人才”、“投资移民”、“国家利益豁免”类人才等优先的职业移民渠道，每年名额有14万之多。这就是世界大国的人才竞争战略：即使培养了 全世界约三分之一诺贝尔奖得主，但还是要去引进更多的、以至让在美国被雇用的诺奖得主占世界总数约70%的顶尖科学家。当然，这不能称为美国模式或移民国 家模式的人才战略，因为英国、法国现在也都开通了高技术人才移民入籍的渠道，中国几千年前最强盛的唐朝，甚至可以让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进而成为政府 高层官员。 在这次会议上，海外留学人员对“千人计划”的肯定也大多发自内心，因为这些滞留、甚至已经移民归化外国的海外留学人 才，完全能做到建设性地指出中国政策上的弊端，以及哪些原因导致人才不回归。但正如大多数海外留学人员所说，“千人计划”是一个值得高度评价的措施，是中 国展开人才竞争的良好开端，未来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完善、贯彻“千人计划”，配套适宜人才发挥才能的机制、平台、环境，以便最终把好事做好、做长久。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何让好的人才引进“计划”长期化。美国等发达国家之所以建立人才移民等制度，正是要把引进顶尖人才常态 化、制度化，并最终让外国优秀人才归化为本国人才，这是将短期人才引进变成永久性引进的根本途径。同时，海外人才携带家人、财产移民入籍中国，也是解决海 外人才“忠诚度”的重要办法。对中国来说，欢迎那些有才能或有资金的外国人士留下也是务实之举。以投资为例，国家肯定不希望那些外国人来到中国投资，赚了 钱后却把钱都带回国外，而肯定是希望他们把赚到的钱留在中国，或消费，或再投资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对海外人才来说，他们来到中国工作不是只能当“临时 工”，对他们携带技能、资金留下也是非常重要的保障。 把“千人计划”等好的人才引进计划与措施制度化、常态化、长期化，并做好相应的工作和生活配套服务，这是中国未来改进“人才强国”战略，以及人才引进工作需要做的下一步。如能在此有所突破，中国的人才引进工作、在全球的人才竞争，必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4年5月30日 -
汪潮涌：中国企业的产品在非洲南美非常受欢迎
汪潮涌说，中国企业经过改革开放的锤炼，基本上解决了制造业的最基本的问题——品质，中国的产品越来越有价值和竞争力，就像日本的企业、美国的企业三十年以前陈兵中国市场一样，中国企业的产品在非洲、南美非常受欢迎。 12月15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汪潮涌在2013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会五：进军全球的中国企业"上如此表示。 汪潮涌说，中国企业经过改革开放的锤炼，基本上解决了制造业的最基本的问题——品质，中国的产品越来越有价值和竞争力，就像日本的企业、美国的企业三十年以前陈兵中国市场一样，中国企业的产品在非洲、南美非常受欢迎。像华为的产品早就已经打败了美国的朗讯或者欧洲的阿尔卡特。 汪潮涌在发言中介绍了信中利资本集团在海外投资中最为关注的四点：科技、资源、品牌、市场。 汪潮涌说，未来三十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条件是非常有利的，市场的前景、想象空间无限大，中国的企业将会在全球成为新一轮的跨国公司群体。 以下为汪潮涌部分发言实录： 主持人：我想，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需要资金，资金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一个是企业的自有资金，一个是银行间的各种形式的贷款，还有一个就是借助私募基金的力量。除了融资需要以外，不少的中国公司意识到，可以借助有经验的私募基金跟他们一起组成并购联合体来进行海外的收购兼并，并在之后进行成功的整合。 我想请汪潮涌先生在这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您领导的私募基金投资了很多中国的走向海外的公司。你们在选择中国公司，投中国公司一起海外做项目的时候什么样的重要标准？ 汪潮涌：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尤其跟红力差不多20年没有同台了。那个时候我们帮助国际的企业走向全球资本市场，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探讨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走向全球。 中国的企业走向全球有三种形势。早期叫产品走向国外，中期是企业走向国外，现在是资本走向国外。资本走向国外的形式刚才也讲了，除了贷款这种形式以外，现在新一轮创新的模式在大行其道，像复星，像中信产业资本，像弘毅，我们都已经在海外做了很多的成功案例。我们的中文名字叫信中利，我们英文名字来自中国的股权投资集团，我们的想法就是把中国资本汇集在一起，走向海外和我们的中国的这个大型金融机构、银行一起去收购一些国际上的一些企业。 我们在国际上的收购或者说投资是四种考虑，第一是科技，第二是资源，第三是品牌，第四是市场。 在科技方面我可以讲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过去投资的百度就是很好的例子，美国的一些城市的高科技技术和商业模式在中国进行创新，我们是本地化创造了全球性的这种高科技公司；而且在国际化方面进行成功的我们的企业家加PE的成功案例，联想当时上市的时候跟美国这种大型的PE机构合作，那个时候我们的中国PE机构不够强大所以没有机会参与这个过程里面。但是未来，我们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我们和企业家创业者一起形成管理、渠道、平台、资本四位一体的模式会在国际上取得很大的成功。 第二个领域是资源。我想这个以国企为主，刚才的例子说为什么北美最大，主要因为大型的央企在北美加拿大收购资源型的企业能源矿业，我们也有在敦上市的基金，内蒙非洲也有一些资源背景的布局，中国在海外囤积资源。 第三是品牌。品牌这个领域主要是欧美市场，主要是欧洲市场现在在奢侈品、高端品牌方面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非常大，这里面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说一个中国的企业在欧洲的一个高端品牌的家族企业里面占一个少数的股权，拿到中国地区的最大的一个分销权或者合资股东的权力，把中国市场或者把大中国市场做起来，这样最后反向收购欧洲公司都有可能。这一块我们可能其实是越来越明显了，因为中国市场的高端消费越来越多。我们今年做件事情是和意大利的家族投资机构联合控股的，我们看中它的就是百年品牌的沉淀，它的设计和艺术感，和中国的市场和全球还有一些新兴的国家市场，俄罗斯金砖四国的这些市场的增长潜力结合在一起，这个会有很大的市场。 第四是市场。国内这些要投资的企业，我们特别鼓励他们去抢占拉丁美和东南亚的市场，因为中国企业经过改革开放的锤炼，基本上解决了制造业的最基本的问题——品质，中国的产品越来越有价值和竞争力，就像日本的企业、美国的企业三十年以前陈兵中国市场一样，中国企业的产品在非洲、南美非常受欢迎，像华为的产品早就已经打败了美国的朗讯或者欧洲的阿尔卡特。这些中国的企业的未来成长的潜力是在这些新兴市场做大市场，我们作为PE机构投资中国的这些企业，让他们全球抢占市场份额，他们的未来发展空间还有二三十年，但是警告他们必须注重科技含量和研发，不要像中国很多的家电制造商，做了三十年没有解决核心技术问题，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后路可能就像索尼一样最后破产。所以这一块我们既支持他们、鼓励他们抢占潜在的市场，同时又支持他们做技术研发。以上是我们在海外投资中非常关注的四点。 关于市场的选择是这样的，对于欧洲，主要是品牌的布局，对于美国，是看重他们的管理、人才及科技含量，对于非洲、大洋洲国家，我们看中的他们的资源。当然今天柳总讲到智利还有南美的一些国家的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中国企业以后的海外投资的选择必须要根据不同的市场做不同的布局。总而言之，未来三十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条件是非常有利的，市场的前景、想象空间无限大，中国的企业将会在全球成为新一轮的跨国公司群体。 原文选自《财经网》
2014年5月30日 -
王辉耀：海归逐梦助首都扬帆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的发展世界瞩目，话语权逐步提升、国际活动日益增多。但是，北京与许多国际大都市的国际化差距依然存在。 国际化外来人口在很多国际大都市，像纽约、伦敦、巴黎、多伦多、悉尼、首尔，甚至是中国的香港，都超过了10%，有的甚至达到20%-30%。而北京依然面临缺乏国际化的创意和创业人才等问题，国际人口比例不足5%，影响了北京国际化的进程。 北京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不仅是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也是北京发展的切实需要。作为首都和高技术产业中心，北京对我国的各类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强大吸引力。2008年，北京海外学人中心正式成立，成为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和服务的窗口。2009年，北京市“海聚工程”实施，到目前已完成了9批海外高层次人才评审认定工作，“海聚工程”入选总人数已达513人。数据显示，近年来回国的海归有40%首选北京作为就业和创业之地，“海归派”已成为北京社会发展的一支新的生力军。 在科教文卫等领域，高层次海归人员怀揣世界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教书育人、专心科研或者科技创业，推动北京的科教体制改革、成为北京先进科技、新兴产业的领跑者。 在金融领域，海归可以引进全新的融资模式，促进金融体制创新。北京的风险投资，最先就是由海归带回来的。海归在海外投资银行和中国的合作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成为中国大型企业海外上市的主推手。 在外企，海归纷纷担任掌门人，可以改变北京产业生态。北京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已达127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84家，占在京投资世界500强企业的30.2％。海归在跨国公司担任高管，可以快速培养中国本土人才国际化能力，提高北京整体人才国际水平。 展望未来，随着更多海外人才来京，积极参政议政、促进人文和社会文化等交流，海归将成为北京与世界的链接者。海归们把国际技术、资本和全世界的创新灵感、管理经验带了进来；同时，他们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还带来了新理念和新管理模式，提升了企业文化；他们也成为体制外数量庞大的重要知识群体，引领各种思潮，推动社会进步。 当下的北京，已成为海归逐梦之地。未来的首都，将扬帆起航，闪耀在国际都市的舞台上。 新京报特约评论员 王辉耀
2014年5月30日